高曉松、羅永浩、郭敬明：揭秘文人跨界必備的七種武器(圖)

　　作者：楊櫻 張雲亭


高曉松、羅永浩、郭敬明，他們做的事看起來毫無關聯，如果硬要扯點關係，最多是文人從商，都在做跨界的事情。他們都認真。三個人認真起來各有各的不同——我們從中總結了七種認真的方式——三個人，七種武器。

　

　

　　高曉松、羅永浩和郭敬明

　　2013年4月26日凌晨，郭敬明導演的電影《小時代》預告片在新浪微博發布，二十四小時內點擊播放次數3789.7萬次，轉發12萬次，評論3萬條。這段只有二分十六秒的視頻看起來像把郭敬明的同名小說無縫轉化為視頻。監製柴智屏對郭敬明的評價是：很成熟。而高曉松的《曉說》自2012年三月在優酷播出起，首期流量就破百萬，第一季累積播放次數超過1.2億次。高曉松的新浪微博粉絲從300萬漲到現在的1300萬。他去武漢大學為電影取景，學生看到后脫口而出的不是「曉松」還是《曉說》。

　　關於羅永浩的熱議已經暫時過去了，他的「鎚子」手機是否真能一鳴驚人尚未可知，但你從3月27日那場發布會的入場指示標識就可以看出來，這是一個打算顛覆一點什麼的手機市場進入者。還有一些隱秘的聯繫。比如他們身邊的所有人都感覺這三個人對工作的投入，用的都是那個說法，「跟打了雞血一樣」。羅永浩每天睡六個小時，一周工作六天；而郭敬明更少，睡三四個小時，拍電影的同時管四本雜誌的出版和一個經紀公司。

　　至於高曉松，還是拿武漢大學那事來說吧，同去的製片人杜揚只負責踩點，他卻一口氣為書做了場簽售，給學生串場做了評委，還取了景。

　　就跟我們感覺所有熱愛工作的人一樣，這些人「有那麼愛嗎？哪兒來的這份勁兒？」

　　羅永浩在說他為什麼對研究圖示這件事那麼有興趣時說了一句話：「我除了吃飯都在琢磨這個事情，喜歡它不需要什麼動力。」

　　真是一個挺好的說法。事情自然而然就發生了，沖著自我要求也得這麼做。他們熱愛工作，各有各的愛法——這麼說吧，高曉松向來不願意承認自己對什麼東西特別上心，他說他做《曉說》是因為「我本來就是個讀書人，只不過去賣藝了而已」。

　　高曉松可能是三個人裡面最閑淡的一個。並不是沒有事做的那種閑，而是承受相對較小的壓力。郭敬明說起自己做的每一件事的時候，還是要為人們對他的不信任耿耿於懷。一個寫小說的而已；為什麼就能成為出版界說銳，還讓一群年輕作家這麼紅這麼有錢？

　　他們都認真。三個人認真起來各有各的不同——我們從中總結了七種認真的方式——三個人，七種武器。這是我們在這裡談起他們最重要的原因。

　　

　　七種武器之一：學習

　　你得不一樣。

　　郭敬明在聽到歐寧的評價時，飛快地說了一堆話：「如果你在世界上買到的1000本雜誌全是《天南》，你難不難受，別人不會覺得你拯救了世界，別人會覺得你毀了這個雜誌界，你承認這個事情嗎？承認，你就不能不承認別的類型的存在，別人只是類型跟你不一樣。你很擅長提供精神修養，我也有我擅長的東西。」

　　歐寧是《天南》雜誌的主編，他惹到郭敬明的話是：「他的書主要是抒發青春期苦惱的作品以及玄幻類作品，滿足了二三線讀者的想象空間，以及在上學高考的壓力下的逃逸空間，在社會意義上沒太多貢獻……這是為年輕人提供一種精神麻醉，販賣的是一種精神安慰。」這些評價並不奇怪。它一直與郭敬明聯繫在一起。顯然他還沒修鍊到對此釋懷的地步。

　　「你可以站在50歲的高度去思辯這個社會，但16歲的小孩就是不理你，你安慰不了這樣一群人」。以青春題材起家的郭敬明不僅在年齡上更接近，而且他也更願意去發現這個市場的需求。

　　那種「我曾經也是這樣過來的」感覺他還留著，雖然從他現在做的事情來看，他與那些迷惘之類的東西已經很不搭界了。看到「我中二病犯了」這樣不明所以的話，他就去查到底是什麼意思，「日本的舶來詞。說的那是那些中學二年級、又叛逆又不懂事的小孩，自以為很牛，其實很傻。中學二年級會犯的病，叫『中二病』。」

　　「大人、大公司領導看網路上那些小孩說的東西，反應一般都是，『誒，你這是什麼呀』。但我想去多了解他們。」

　　如果不做出版人和作家，郭敬明說他當個製片人也不錯。這是他在拍《小時代1》時新冒出來的想法。他總是會想知道可能從來沒在腦海里跳出來過的東西，拍電影就跟特效公司討論如果違反常規拍攝方法，特效可以彌補什麼；或者跟攝像討論色溫，「其實我不需要知道這麼細的，但我覺得它們很有意思」。

　　我們可以把這種想法歸因於好奇心，這通常是一個人保持活力的最好方式。好奇心讓郭敬明可以一直自信於「提供不一樣的樣本給公眾做選擇」。

　　對於前英語培訓老師羅永浩來說，越界到手機的原因恐怕不僅僅是狂妄，而同樣是因為好奇心。他的好奇心表現得很樸素，「為什麼他們做得這麼差」。

　　「這個行業的從業人員大部分是跟風做的，過去是做家電的，你是做電冰箱的，我是做電飯鍋的，後來擴展到各個領域，但是沒有想清楚為什麼做。突然有200家企業都來做，你必須要不一樣。」

　　「這個行業里除了蘋果和三星，其他企業都在苟延殘喘，兩家公司佔了整個利潤的99%，剩下一大批在搶剩下的餅乾渣，這種狀態里，你怎麼好意思嘲笑別人，如果我是行業里的人，我應該是每天活在羞憤中。」他覺得他應該有「參賽資格」—「有時候我在網上有點情緒激動，是你都沒拿他們當對手，他們還認為你沒有參賽資格，特別崩潰。」

　　高曉松認為他會是一個好翻譯，當然這是在他表達了他對各種工作的喜歡之後。「我最喜歡乾的事兒是翻譯書。我說的是現在最喜歡的。曾經最喜歡的是彈琴。曾經自己沒有感覺的時候，我喜歡拍戲，站在那指揮一幫人。我其實已經摸到天花板了。我自己的天花板。我知道我再怎麼著也就這樣了。電影還沒摸到，但我能知道我最好的狀態能拍成什麼樣。」

　　就像英語培訓老師做起了網站，然後因為喜歡喬布斯又打算做上手機。好奇心總是會讓這樣一些人去嘗試不一樣的東西。

　　高曉松這樣解釋自己的翻譯理想：「我自己不具備大師的能力，我技術很好。我翻譯的時候特別遊刃有餘。大師已經在那了，光輝已經照耀著了，我只需要寫出來。我想接下來干點兒翻譯。我甚至有時看電影字幕都在想應該讓我來翻譯。我肯定翻得特有意思。我也翻譯音樂劇。最好是我來翻，因為我又懂音樂，又懂文字，又懂戲劇。這些是我現在特別想乾的。」

　　你得不一樣。所以我們看到，好奇心驅使著郭敬明琢磨「中二病」的來歷，也讓羅永浩研究他完全不懂的圖標，高曉松則想著從賺錢和名聲當中跳出來，跟著大師，把大師的光輝引進來。

　　羅永浩自學UI（UserInterface，用戶界面）設計比很多人以為的要早—大約在十年以前—這一點他跟很多人說過了。在「鎚子」籌備期的各種兵荒馬亂里，對UI的自信和背後用戶需求的了解可能是羅永浩最有底氣的東西。

　　總體而言，羅永浩的自學很沉默。他曾經迷戀過所有美化Windows系統的軟體，有時可以一天6個小時都在把各種系統圖標和主題改來改去，用不少傻瓜軟體去修改自己不喜歡的設計。他還在一個叫做Dribble的交互設計網站里每天至少瀏覽1至2個小時，同時關注70至80個設計師，在有了iPad之後，羅永浩把它放在家裡抽水馬桶邊上，上廁所的當口看到什麼喜歡的設計就放入收藏夾。有時候，他會在主頁上跟關注的設計師交流某一個具體的技術問題。

　　「我除了吃飯都在琢磨這個事情，喜歡它不需要什麼動力。」羅永浩說。他在發布會上提出不應該盲目崇拜蘋果的圓角矩形設計，很多人都覺得這是一個亮點。再早些時候，大家覺得羅永浩對UI的理解僅體現在老羅英語的海報上。

　　高曉松的學習—如果是說羅永浩這樣打基礎類型的學習的話—發生在20歲以前。杜揚說他底子好，自己連看帶消化需要一天半的劇本，高曉松兩三個小時就能全部解決，還把關係理順了。「我以前問過他，為什麼你看東西這麼快？他說我以前紮實啊，20歲以前看的東西特別多，就形成了一種閱讀習慣，很快地就能抓到重點，而且能系統化。」

　　有時候需要學習的東西未必會以知識的形式出現。比如高曉松當評委除了選新人，還有個目的是了解流行音樂。他不聽、也不知道去哪裡聽流行歌曲，但如果一首歌在比賽的時候被反覆演唱，這歌和它原來的表演者就被他記下來了。他就是這樣認識了曲婉婷。

　　郭敬明每天平均有2個小時的閱讀，不過很碎片，乘車去下一個地方、坐飛機或者等待通告的時候他幾乎都在看東西。為了增加閱讀時間，他的睡眠時間平均是三四個小時。

　　他說到「一萬小時理論」，但又很快補充了自己的說法：「學得快就是牛。如果每個人都有用不完的時間，這個社會拉不開差距，因為所有的差距都可以用時間去彌補。但如果有人5個小時就能超過你100個小時得到的東西，那就是人家的天賦。你不要抱怨，認真去弄，這世界上總有人天賦比你高。」

　　

　　七種武器之一：知識管理

　　杜揚認識高曉松是2005年為他宣傳電影《我心飛翔》的時候。在鳳凰拍戲現場，她看著高曉松拍片、創作，覺得這個人「才華橫溢，簡直聰明到令人髮指」。比如陳道明在一句台詞上卡住了，高曉松十分鐘就能拿出一首合轍押韻的詩把節奏順下來。

　　高曉松看得多，想得多，寫得了詩，也侃得成故事。據說高曉松能把各種事講得神采飛揚、活靈活現，所有和他一桌吃過飯的人都對此記憶深刻。《我心飛翔》票房失敗，但幕後故事一樣被拿出來說。有些故事翻來覆去說，別人一樣愛聽，好朋友宋柯把這個歸為高曉松的渲染力。

　　這些故事成了杜揚回憶高曉松的線索，那時候他在思考什麼是觀眾喜歡的電影。「他每次給我講的故事都能看出他一點點在變，從文藝到市場，他開始去想大眾需求的是什麼東西。我們也抨擊他，有時候講了四五個，我們說你根本不商業，大眾誰會看你那些飛揚的東西啊？」杜揚是萬達影視傳媒的副總經理，也是後來被稱為高曉松向市場轉型之作《大武生》的製片人。

　　杜揚說高曉松研究商業電影的動力來自於被觀眾理解的渴望，「曉松一直以來都非常聽得進別人的意見。」

　　2006年，高曉松搬去洛杉磯，自己寫故事，同時結交大大小小美國製片人和導演，後者不約而同指出高曉松作為一個導演的優缺點：「優點僅僅是知道攝像機該擺在哪兒，缺點是電影想說的東西太多、太急，還耍小聰明」。

　　於是他看很多書。從和好萊塢電影人的各種聊天里判斷自己該看什麼，再從一堆里著名編劇和教授寫的書里梳理出來哪些東西能為自己所用，哪些能為中國電影所用，而哪些只能留在美國社會裡。後來他把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的特點總結出來講給杜揚聽，杜揚笑說「以前都是我給他講，現在只能聽著了」。高曉松從好萊塢製片、發行到「電影應該幾分鐘劃一個橋段」這種商業片特徵，都有一套自己的說法。接受採訪的時候，高曉松嘲笑自己最初是「藝術金剛范兒」，是好萊塢給自己 「洗了腦」，現在回北京，「又給洗回來一點」。如果要一句話概括，就是高曉松講故事的主語從以前的「我覺得」變成了現在的「觀眾會意識到」。

　　「永遠把觀眾放在前面。永遠不能說我覺得，whocares你覺得什麼。」高曉松說，「在那兒裝藝術金剛，人家就說，您（去）紐約行嗎，別在這兒耍范兒。我呢，不太喜歡紐？約。」

　　但知和行有時往往是兩回事。2009年，美國回來的高曉松跟杜揚說，「哥們兒通了，這次行了」。然後他拍了《大武生》。它的主體是一個從蒙難到復仇的傳統人物，背景是京劇文化。2011年電影發行，正逢高曉松醉駕入獄，上映10天，票房4200萬元，屬於「慘淡」級別。很多觀眾不覺得這是一個好故事。

　　高曉松說他自己看得到天花板在哪裡，「大家都拿攝影機，我看了別人電影后，我知道，你就是把那個劇本那些演員都給了我我也拍不成那麼好。我能看見，但還沒摸到。」

　　

　　七種武器之一：細節

　　3月27日在國家會議中心的「鎚子」手機ROM發布會是羅永浩對自己歷次演講最不滿意的一場。這場原本計劃一個小時四十五分鐘的演講持續了三個多小時，羅永浩在演講中有時候會嘆氣。這通常是他故意留給觀眾笑和鼓掌的間隙。但這次是因為他喘不上氣，他連續三十個小時沒有休息了。

　　羅永浩每年舉辦一次「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創業故事」演講，他有一個「收藏夾」，每當他意識到某件事情或者某句話能作為演講的材料，他都會把它放進這個收藏夾里，「時刻準備著」。

　　但這次不一樣，他得為產品質量疲於奔命。郭敬明給自己拍電影套用了一個木桶理論：短板決定整體質量，尤其有時候這短板還不是你自己。這理論同樣適用於羅永浩。因為當時的估計錯誤，他的團隊技術開發能力太弱了。

　　發布會前一周，他學喬布斯把自己和兩個助手關在老羅英語培訓學校一間空教室里，一邊修改PPT一邊綵排。但他總被報告產品問題的工程師打斷，臨時出現了 Bug，有些還在27日前修復不了。綵排時間最後比預期少了一半，PPT則一直修改到臨開場前一分鐘。羅永浩覺得他沒有控制住現場。「鎚子」已經跳票過一次了─原定發布會時間是2012年？12?月。

　　羅永浩說他自己很「事兒」，招聘工程師的時候，他也發簡訊問人家：「你用PC還是用蘋果？」

　　他管理工程師沒有什麼經驗可用，他和團隊一起，每人研究十幾個不同品牌的手機，拿一張單子列出優缺點，基準線是iPhone。打磨產品的時間配額各有不同，但他允許一些別人根本不會做的功能存在。「它被用到的幾率萬分之一都不到，但做了這個你就會顯得跟別人不一樣。我的標準就是對用戶來說不是負擔，但真的用到了，他會發瘋一樣告訴別人。」羅永浩說。這種用戶角度出發的開發思維讓他站到了大多數手機開發者的對立面，哪怕在羅永浩說像iPhone這樣賞心悅目的產品，在心靈上也能打動所有人。

　　他相信細節構成好的產品，而好的產品可以殺出去。有人責備他在一些沒用的地方浪費太多時間，他的回應是：「中國這個社會就是太不正常了，你稍微正常一點就顯得很不正常。」

　　「鎚子」發布會的效果很戲劇化，它在媒體報道階段陡轉直下，當晚微博惡評率將近100%，但大眾評價在視頻上線之後又猛然上升。羅永浩評估這件事為什麼會發生時說：「相對別的企業，我們做的都不是功能設計，媒體用的是那種圖文列表的方式，那些很細膩的東西通過別人的轉述不如你自己講出來來得好。」他說，明年考慮不再請媒體進行文字直播。

　　

　　七種武器之一：把握需求

　　高曉松總給人一種漫不經心的感覺。

　　你看他說北京地名的那一期《曉說》，從沒文化的莽夫說到太監，再從太監的另一種說法「中官」說到中關村的保福寺，所有這些東西看起來都是信手拈來、興之所至，感覺就像是酒桌上的聊天。

　　按優酷員工的說法，什麼東西是不是值得拿到節目里說，往往是吃飯聊天之後才能確定，「這是一個碰撞和啟發的過程。」換言之，高曉松很容易在這樣的一個場合把握住大家想聽什麼—受眾需求可不是興之所至的。

　　「我要不是在江湖，做了那麼多年江湖兒女，我也不可能把那些下水說的很有意思很好玩兒。因為你在江湖上混，就有天然的直覺，什麼東西是別人愛聽的，什麼東西別人不愛聽。」《曉說》最早的三個選題是：科舉、青樓和鏢局。

　　他否定過一個和清華有關的選題，即便當時正值清華校慶，他又是清華人。高曉松覺得這選題離大眾有點遠。他顯然知道聽《曉說》的這些人到底需要什麼東西。

　　「在他的節目里提到的一個個知識點可以讓你用在各個地方，而且不需要你像以前一樣看好多書才能提煉一兩個點。」這種「罐頭笑聲」式的知識點，或者說談資，擁有廣大的受眾，所以高曉松為這個節目定了基調：看《曉說》，能泡妞；看《曉說》，有談資；看《曉說》，可以裝文青。

　　郭敬明對「需求」的理解是反過來琢磨的。他曾經做過一本叫《島》的雜誌。「我那時候就想做一本去掉遺憾的雜誌，有的雜誌版式非常好，有的文章非常好，我想做一個全部都有的。《島》和《最小說》的區別，就是《島》是一個人的風格，而最小說商業化了。」《最小說》不用非常好的紙，但價格降下一半，同時引入更多元化風格的作者，變成一個全開放式的平台。

　　從《最小說》開始，郭敬明生髮出他的那個龐大的事業。《最漫畫》、《文藝風賞》和《文藝風象》的雛形都是《最小說》里的對應板塊。「我們接到各種各樣讀者的反饋，有的可能就因為漫畫買《最小說》，有的會批評你們的文字太不嚴肅，想要看更高級的東西，有的可能就非常喜歡我們在那裡談生活化的話題。我們會投放調查表，有大量跟蹤。然後決定開拓更多消費群體。」

　　郭敬明知道年輕人都會有青春期的迷惘，他們需要一種安慰，後來他的書安慰了跟他相似境遇的一群人，讓他們感覺到「並不只有我自己」。郭敬明之後做的，就是不斷地琢磨這個需求的邊界，他時不時就會在微博或者網路里了解讀者的評價。漫不經心的高曉松也會認真地去看優酷經常提供的報表，《曉說》男性觀眾太多，就想辦法平衡一下，或者找些文藝一點的話題—雖然效果也不怎麼樣。

　　僅僅是捕捉需求信息可能只是做對了一半，小米手機的論壇滿足這個功能，但在羅永浩看來，這價值不大—「從用戶角度出發」和「聽用戶的」是兩回事。他說自己還有精英意識。「我們跟語音公司合作，說一個人對著手機說『打電話給老王』是個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工程師會跟你說『啊，怎麼會？』，我說你這麼想，要麼因為你是工程師，智商高情商低，要麼你們就是一個語音公司，上班就做這個，當然不覺得傻。」

　　自然的用戶交互、青春期里的迷惘、希望自己妙語如珠吸引姑娘的男生們—這些需求一直都放在那裡，認真琢磨它們才能發現好產品。就好像高曉松會跟優酷員工說：「你們能在百度上搜到的東西都必然不是我要講的東西。」

　　

　　七種武器之一：時間

　　拍《小時代》把郭敬明推到一種以前從來沒有的工作狀態中。自開拍那天起，所有事情就像一個巨大的齒輪開始一刻不停地拉動鏈條，「一路往前沖，你不會在意最後會怎樣，你只會想明天要怎樣」。他的話題和工作重心全變成電影。

　　郭敬明的時間，按照他和他身邊人的說法，原來是以小時為單位的，電影開拍之後，單位改成半小時。「之前他每次來北京我們至少能吃頓飯，但這部電影之後，也就是在化妝間說一會兒話。」最世旗下雜誌《文藝風賞》主編笛安說。他們搭檔5年。

　　劇組覺得郭敬明很厲害，不是因為忙得過來，而是好像總是能解決問題。主演之一郭采潔高燒40℃，被攔在台灣不能拍片，原本預設的夜晚戲份丟失了，郭敬明就調來更多的高強度照明燈來縮小鏡頭誤差。電影拍到一半有人喊「導演，沙發不能用！」他就讓人把自家沙發拖出來頂上。

　　「我遇見問題，想的不是『怎麼會這樣』，而是怎麼才能最快止損。片場那種水深火熱的情況不允許你導演去發飆，那隻會激化事情到不可收場。事後你找出問題所在，不要再讓它發生，但是當下你沒有時間。」郭敬明說這些話時候的口氣好像他已經當導演多年。

　　郭敬明做選擇時考慮的最大的因素是時間成本。「機會成本其實並不少，但我只有那麼多時間，必須衡量投入產出比。比如一個小時你能賺1000萬，那100萬一小時的就沒必要投入很多精力，你賺60萬就可以了。」

　　

　　七種武器之一：聰明

　　在所有的武器里，只有聰明看起來像一個結果。旁人評價高曉松這些人的時候，都要說到「聰明」，說的都是他們「知道自己想要什麼」。這些說法聽上去理所當然，但郭敬明有個說法可以證明它不對：最初我做成了什麼，我都感覺到幸運；後來成功的次數多了，這種自信就能支持我去做更多事。

　　還有兩個說法很有意思。

　　一個是杜揚說高曉松。「曉松最大的特點是陽光，燦爛到能照遍他周圍所有的人。每次見到他，都伴隨著『哎喲太棒了，形勢一片大好！』我認為這決定了他的成功，而不是他的聰明。你永遠打不倒他。就算打架，他也能從較量里看到優點。」

　　另一個是郭敬明說高曉松。「曉松不介意，看得穿，知道有些損失可以換來更多的東西。他非常知道觀眾要什麼，也知道自己有什麼，還知道自己沒有什麼。所以他就活得快？樂。」

　　快樂的高曉松是三個人中不肯承認自己很「認真」的那一個。只是，你可不要當真—人們有的時候會說，這孩子聰明，可惜就是懶一點。但你也不妨聽聽這個說法：如果一個人聰明，他一定很認真很勤奮，因為聰明差不多就是「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