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們當年這樣識別共產黨

2013-07-01 09:35:08   來源：環球視野 作者：吳殿卿　

看過關於淮海戰役的影視片的人，都會記得這樣一個細節：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在南京召開作戰會議，研究解救深陷重圍的黃維兵團的方案。會議結束后，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二兵團司令杜聿明私下向蔣介石、參謀總長顧祝同提出：鑒於國防部作戰廳廳長郭汝瑰參與了方案討論，他將不執行會上議定的作戰方案。關於部隊行動部署，他將單獨彙報。並明確要求，他彙報部隊作戰方案時不同意郭汝瑰參加。

包括杜聿明、郭汝瑰兩人晚年各自的回憶錄在內的大量史料證明，這一細節於史有據，是真實的。杜聿明回憶說，那時，他一直懷疑郭汝瑰是「共軍的間諜」，是「地下共產黨」。直到1981年杜聿明病逝前，郭汝瑰前去探望，他還抓住郭的手說：「我最後再問一次，你當時是不是共產黨？」幾十年過去，杜聿明仍然對自己的判斷堅信不移。至於何以產生這樣的看法，杜聿明說，主要來自他到郭家的一次探訪。就在郭汝瑰任職國防部不久，杜聿明到這位黃埔系同僚家探訪時發現，官高位顯的中將廳長郭汝瑰，家裡陳設意想不到的簡單，客廳里的沙發竟然打著好幾個補丁。他震驚了：我在黨（國民黨）內已算夠清廉的了，郭汝瑰的家競比我家還寒酸。聯想到郭汝瑰日常生活上的種種表現，杜聿明斷定：郭汝瑰是共產黨！

當年國民黨政要中以這種觀念識別共產黨的不唯杜聿明，兼任過國民政府多個要職的陳立夫也是一個。1934年夏，北平女子文理學院院長任上的范文瀾，因參加左聯、教聯等社會團體的活動被國民黨憲兵逮捕，關進了南京的監獄（后經蔡元培等人營救獲釋）。一向欣賞其才學、與之交厚的國立北平大學校長徐誦明，設法緩解，多方營救。為了證明範文瀾是專心治學的「老實人」，徐誦明向陳立夫曆數了其生活中的諸多表現：生活儉樸，平時連人力車都不坐，常常步行到學校上班：為了彌補學校購書經費之不足，把自己薪金的一部分捐給學院圖書館……未等徐誦明講完，陳立夫即以不容置辯地口氣說：「這不正好說明他范文瀾是共黨分子嗎？不是共產黨，哪有這樣的傻子？」不能不佩服杜聿明、陳立夫他們的眼光。郭汝瑰、范文瀾的確均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早在大革命時期他們即已入黨了。後來，在複雜的環境下雖然都曾一度與黨組織失去聯繫，但這並沒有動搖他們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多少年裡他們依然自覺以共產黨員的操守要求自己，用自己獨有的方式默默為黨工作（郭汝瑰於1949年底率領所轄國民黨第72軍起義，公開回到人民的懷抱）。同時，也說明一個問題：官高位顯卻安於清貧，是共產黨人獨有的政治操守，是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政黨、社會團體成員的鮮明標誌。

當年，黨和軍隊的早期領導人方誌敏的一段經歷，更清楚的說明了這一點。

1935年1月，共產黨北上抗日先遣軍司令方誌敏在國民黨重兵圍堵下於皖南被俘。當兩個士兵獲知自己抓到的是曾任過蘇維埃省政府主席、省委書記的共產黨大官時，欣喜若狂，以為發大財的機會到了！沒有想到，他們搜遍方誌敏全身－－從上身到下身，從襖領捏到襪底，連一個銅版也沒有搜到。方誌敏望著滿臉失望、狐疑的國民黨兵說：「不要瞎忙了。我不比你們國民黨當官的，個個都有錢，我今天確實一個銅版也沒有。我們革命不是為發財啦！」此後不久，方誌敏在獄中就此事寫下了《清貧》一文。文中說：「我從事革命鬥爭已經十餘年了，在這長期的奮鬥中，我一向是過著樸素的生活，從沒有奢侈過。經手的款項，總在數百萬，但為革命而籌集的金錢，是一點一滴地用之於革命事業。這在國方偉人們看來頗似奇迹，或認為誇張，而矜持不苟、捨己為人，卻是每個共產黨員具備的美德。」「清貧、潔白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

郭汝瑰、范文瀾、方誌敏，他們所處的環境條件完全不同，但卻都有著「每個共產黨員具備的美德」；矜持不苟、捨己為人，甘於清貧。按照杜聿明們的邏輯，這些人委實有點「傻」。然而這「傻」，卻正是共產黨性質宗旨的具體體現，是其凝聚力、戰鬥力之所在。正是因為有了千千萬萬這樣的「傻人」，共產黨才受到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戴，從而不斷發展壯大，戰勝國內外敵人、克服重重困難，贏得革命和建設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所以，我們說，潔白、清貧的生活不是庸常意義上的物質生活上的貧困，而是不為物慾所累的一種人生信仰，是一個崇高的精神境界，是共產黨員執政為民的基本底線。時代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提高了，我們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出門步行，不坐車」、「沙發打補丁」，但矜持不苟、捨己為人．甘於清貧的精神，卻值得永遠保持、發揚（若干黨員正是從背離這一精神出發，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由此出發，我們的黨才能「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黨組織才能生生不息、永葆青春，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