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場六四會如何開始？結局又會如何？

這是鄙人很擔心的問題，目前擔心這問題的估計也不了鄙人一個，但是呢，能真說明白的估計也很少，鄙人現在有空，就努力試著分析下吧。

先來歷史背景分析。第一點：基本上中國的歷次運動，都是思想分裂造成的，從百家爭鳴開春秋，到朱熹出東林黨現而明亡，再到新學興清滅，莫不如此，這個背後的原因很複雜，但有一條是基本的——中國從來也沒有形成一個比較文明討論思想的習慣和傳統，而且這普遍並深刻的植根於幾乎每個普通人的思維習慣里（這種普遍性的思維模型缺陷，有人會怪到孔子頭上，其實不是他，這個問題是根源於自中國周滅商后，中國就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宗教教權和皇權合一的國家，從商朝帝辛的宗教改革，到周文王演易，其實就已經一造成了教權和皇權的分裂，二造成了教權的分裂，而儒家的興起，佛教的東傳，更加讓教權和皇權合一變得不可能，在古代，思想基本就是宗教信仰的別名，而宗教信仰間基本是不可能有文明的討論習慣的。），所以，在中國的任何大小思想分裂，在普遍性的思維模型缺陷下，最後都必須以暴力來作為解決問題的唯一手段。實事求是的看，中國自1979以來，主流的思想其實和名義上占統治權的思想就一直是分裂的！這個就是下一次64必然會出現的根本原因（人民網關於「三個自信」的調查結果很能說明問題。）；第二點：新民主主義運動的兩面大旗——民主和科學，有很明顯的內在缺陷和外部缺陷。先說內在缺陷，首先，民主不是天然的，而只是一種社會結構體系的投影，西方式的民主，在東亞基本上都必須經過再改造，才能成功，這基本由於東方基本的社會體系結構和西方有長期和顯著的區別。對於這，孫中山給出的是軍政，訓政，憲政的解決方案。毛澤東給出的是徹底的公有制的解決方案。鄧小平給出的是循序漸進，由易到難，由經濟到政治的解決方案。但是，這三個方案最後都會失敗（有人或許說台灣是孫中山方案的成功，鄙人對此持保留態度，在鄙人看來，台灣是日本模式成功的。），這些失敗的原因其實都很簡單——削足適履，持強妄為（小平的方案當前其實已經遇到很大的瓶頸了：配套問題，處處難辦。），本來正確的做法是根據東方基本的社會體系結構，建立一套超越西方民主的民主，可這是要根源於人的解放和社會的解放的，是要根源於東方文明的核心道德的，做這工作的人目前卻基本沒有！估計也沒幾個能有如此水平的人（估計如果按照日本與東亞小國模式，我看國人的自尊心是接受不了的。）！其次，科學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人類自由度的產品和成果，科學是天然排斥任何的體系和信仰的——甚至民主，甚至科學！而新文化運動提的科學，很明顯的包括了體系科學和信仰科學等社會科學，這「偽科學」又反過來誤導了新民主主義運動中的民主，以後演變為計劃主義，甚至在目前扭曲演變成了「宇宙真理」，就是這原因。基於上面兩點，再來看第三點，這才是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內在缺陷的致命傷——在東方，這兩味猛葯，和二為一，並在各種缺陷下，不斷的將其消極作用放大，消極面還互為依託，互相支持，可普通的民眾包括相當多高級知識分子和國家高層根本就看不清這裡面的問題，反倒是把其作為真理，作為信仰，誤人誤己。單就1989的64而言，本來該最為冷靜，最為有承擔的民族脊樑，也還在民主和科學這兩面紅旗下紛紛落水，就連現在，在國內國際雙重背景下，村裡的高人們也還是糨糊一團——這不得不讓人感嘆袁世凱啊。至於下一場64，到時估計就真沒人可以抵擋了。簡要再說說外部的缺陷——可以給你學的，你都必須交學費，而且你學到的，還都是過時的，你如果學費交夠了（估計老師不會怕臘肉多），真的學得要明白了，那時老師開恩指點下，你才會發現——民主和科學，原來就只是一種習慣，大家一直都被忽悠著呢！如上論述，基本可以這麼說了——如果我們歷來真正的可以藐視全球的東西，沒人珍視了（目前就這狀況），那麼就連學習的基礎也就根本不存在了（但還要假裝學習），那麼從歷史背景和環境看，54，內戰，文革，64，在這種思想混亂下都是必然的，是可以找到歷史根源的，連下一場64也是這樣！



中華文明的優點是什麼？道家還是儒家還是佛家？鄙人嚴肅的在此說，這些都不是。下面幾句話，才是中華文明的核心精華：中華文明雖然沒有文明討論各種思想的習慣，但也沒有果斷而暴力消滅各種思想的習慣，就信息的攝入而言，比較起來是最開放的；中華文明雖然在信息加工模型上，存在天然的思維缺陷，但是絕對不是二元化的加工模型，而是多元化的開放模型；中華文明雖然在其他的東西上很不計較，但是在信息的真假上，這個態度的認真和端正，是到了錙銖必較程度的，指鹿為馬是要付出慘痛代價的;中華文明天然的排斥任何的虛無主義（這包括了所有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排斥任何的決定論。

再從現實的內外環境來分析，先看內部環境。

就內部環境而言，第一點：中國目前名義上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的「政教合一」的國家，這本來就是極其不穩定的國家狀態，特別是對於中國，這個是中國無數次歷史驗證了的——比如太平天國等，再者，馬克思主義本來也就是虛無主義的一個子系統，也是決定論的一個子系統，這和中華的核心文明有嚴重衝突，所以在國家政治系統層級看，這系統內部長期都是自相矛盾和離心離德的，是內耗不斷且效率低下的，是不符合「真中國特色」的，再說嚴重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被閹割為毛澤東思想，只提共產而不提共有，強調集體和計劃，本質上就必然是國家社會主義——當然，在改革到目前的階段以前，在中國未完成大工業化階段以前，對歷史負責任的知識精英是不會點破這問題的，可是一旦如同目前，國家已經完成了大工業化，新的動力自然排斥國家社會主義的時刻，政治理論體系就必會被批判得體無完膚，一個基於「政教合一」的政治體系，如果基本的信仰被否定掉，那麼這政治體系很快就不可能延續；第二點：中國目前的經濟運行模型已經不可持續，中國目前的經濟模型其實特別簡單——第一是高貨幣發行量（先強制掠奪），第二是通過基於恐懼的高儲蓄，住房，教育，衛生，養老等系統強制固化民間貨幣，第三通過政府來完成對貨幣的強制分配，利用改革的時間差來完成貨幣的流轉，靈活動態的強制固化官方貨幣。這三者配合使用，就是所謂的中國經濟模型——也叫中國模式。這種經濟模型最大的弱點是其天然的耗散係數相當大，從已有的歷史看，一般很難維持超過二十年（這也就是在中國民間自2000年左右就普遍感覺經濟是明顯滯脹的原因），但是中國由於開放的國策和以前處於國際投機資本的特殊活躍期，勉強延續到了目前；第三點：中國目前的軍事體系管理其實是無法管理的情況，我們如果分析下中國的軍事體系，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中國的軍事體系其實是單線制體系，更要命的是，這個單線制體系還殘留有很強的藩鎮制痕迹——不但有兵權，還有財權（煙白酒鹽等專賣制度和專賣制度的下放——各地煙酒公司的地方化），這也就是薄熙來居然敢起兵變想法的原因，就是八大員一起露面表態也搞不定北方集團私自向東北運10萬發穿甲彈的原因。所以客觀嚴肅的從內部看，新的運動是必然的，是急迫的，要麼就64，要麼就文革，而選擇64，還算是比較明智些的——這就是新的64有內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很快會出現的原因，也是習近平拿憲法說事的內核。

就外部環境而言，原因很多，不詳細說了，最主要的有三點是：第一，目前很多力量想轉嫁危機；第二是朝鮮擁核絕對不可接受；最關鍵的第三點是與其讓中國不可控的崩潰，不如給其一個崩潰的路線圖，這不但可以限制其崩潰的破壞力，而且還可以獲得新的利益。

從上面的分析，基本上可以看出下一次64的次序和面目了：周邊的戰爭，戰爭的失敗，軍閥的抗命和要求改革，社會力量的投入，台灣接管。



說實在的，出現這樣的情況，鄙人真的很痛心——被傷害最大的，永遠是兒童和老人等無辜的弱勢群體！台灣的制度也不是穩定文明先進的制度，而且和大陸的制度磨合會很漫長，且特別痛苦，台灣任何可以預期的領導人水平，基本都很難駕馭大陸這樣複雜的各力量群體。



可以預見，通過下一次64，在上一次64運動中沾滿無辜者血的軍閥和門閥，都會優雅的轉身，成為再造共和的功臣，成為民族的英雄，成為民主的元勛！

（鄙人先用此文先將他們釘在恥辱柱上了來，嘿嘿！）

「可以預見，通過下一次64，在上一次64運動中沾滿無辜者血的軍閥和門閥，都會優雅的轉身，成為再造共和的功臣，成為民族的英雄，成為民主的元勛！」

下次六四是《另類領袖》的佔領運動，和土耳其抗議已經成為的一場無政府主義者的《維基革命》一樣。無政府主義者用《維基百科》佔領了全球的思想體系，用《維基解密》瓦解了政客們的權威，正在用《特比幣》建立自己的經濟體系和《佔領運動》建立自己的政治體系。



《商業周刊》封面文章：佔領華爾街的另類領袖

導讀：商業周刊》於2011年10月26日正式出刊，本期封面文章是《佔領華爾街的另類領袖》。文章介紹了一位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最初策劃者，他曾是耶魯大學最優秀的人類學學者，就在將要獲得終身教職的時候，被學校解聘；他將一場無助的小型集會轉變成為舉世矚目的大型示威活動，但卻決絕承認是活動的領袖；他質疑亞當-斯密的經典經濟學理論，並主流的經濟學觀點相左，但他的觀點正在被人們接受，他就是著名的人類學家戴維-伯爾格。

　　戴維-格爾伯今年有三個目標：宣傳他的新書，學會開車，引導一場世界範圍內的革命。第一個目標進展的很好，第二個存在一些挑戰，而第三個能否完成要視情況而定。

　　伯爾格是一位50歲的人類學家，有人說他是他那一代人中最聰明的。作為一個美國人他卻在倫敦大學金斯密斯學院教書。他還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和激進活動的組織者，他是過去十年很多左翼抗議活動的發起人：魁北克城和熱亞那的抗議，在費城和紐約針對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抗議，還有2002年紐約世界經濟論壇時的抗議活動和今年早期倫敦反對學費上漲的示威遊行。今年夏天，伯爾格成為一個小的激進團體的主要成員，他們正在秘密策劃佔領下曼哈頓的祖可蒂公園，現在已經發展成了轟動世界的佔領華爾街運動。

　　稱伯爾格是抗議活動的領導人是錯誤的，因為他們堅持無等級的理念，而領導人一詞和這個理念格格不入，稱伯爾格是抗議活動的發言人也不對，因為目前他們一直沒有提出具體的訴求。甚至在祖可蒂公園，知道他名字的人也不多。但伯爾格確是這個活動中最善於表達的人，在這個重要的歷史時刻，他可以將人們希望和抱怨表達的更有條理。10月25日，他在《衛報》發表的評論這樣說道：我們正見證著新一代美國人開始變得更加自信，並開始挑戰強權。這一代人迫切希望結束完成學業后沒有工作沒有希望的現狀，他們無法在承擔巨大的無法償還的債務，人們希望和那些偷走他們未來的金融大鱷當面對質的要求並不奇怪。

　　除了活躍在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中，伯爾格還是一個出色的人類學家。他的新書名為《債務：第一個五千年》在佔領華爾街運動爆發前兩個月出版。在一個虛構世界里，這本書的視角橫快了人類的全部歷史階段，從西非的猿人到和古蘇美爾，到中世紀的愛爾蘭，再到當代的美國。他試圖探討人類一直以來對債務所抱有的矛盾的態度：既是一份責任又是一種罪惡，是經濟發展的引擎又是壓迫的工具。在書中，他試圖回答為什麼在人類的歷史中，這麼多人即認為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可同時又覺得那些靠發放貸款謀生的人是罪惡的。

　　伯爾格的主張一直被人們忽略，因為他和主流的經濟學存在分歧。但是這次運動為他提供了絕佳的機會，他的著作正在成為這場運動的一個理論框架。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抗議者早期的憤怒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金錢對政治的影響，二是債務問題：抵押貸款，信用卡債務，學生貸款，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處理大金融企業債務和普通借款人債務問題上的巨大差異。

　　8月2日，當伯爾格和他的朋友來紐約，他們發現這次活動只是一次普通的集會，抗議者簡短會晤后，將舉著事先準備好的標語去華爾街走一趟，比如要求擴大就業，停止壓迫和戰爭之類的。在無政府主義者的行話里，這是一場垂直運動(自上而下組織的)而不是伯爾格和他的朋友所希望的水平運動，他們為此非常生氣。

　　伯爾格和Kohso召集了其他對這次集會不滿的人來到公園的南段，開始商討9月17日的佔領活動。儘管集會的組織者試圖讓他們返回集會的隊伍，但是經過一番拉鋸戰後，更多的人加入了伯爾格的陣營。Kohso回憶說，那些召集這次集會的人也加入了我們，直到深夜，大家還聚在一起商討下一步的對策。

　　儘管還有很多準備工作要做，但是伯爾格他們已經取得了重大的勝利。抗議將演變成水平運動，並且決定不選取領導人，或者是指定的政策聯絡人。在祖可蒂公園的抗議活動的核心仍然和日常的集會和各種各樣的小組會議。

　　接下來的一個半月里，伯爾格忙的連軸轉。每周都有大的集會，第一次是在炮台公園城的愛爾蘭飢荒紀念碑附近舉行的，以後都是在紐約東村的湯普金斯廣場公園舉行，這些集會很多都是伯爾格促成的。剩下的時間他主用於參加工作小組會議(8月14日他在推特上留言說，快要累死了，這下我的駕校課程又要泡湯了)。他還組織了法律和醫療培訓以及非暴力抵抗的課程。他們一直在討論應該提出什麼樣的訴求，或者是不是要有訴求，但是這個問題在幾個月後還沒有解決。

　　9月10日，他們決定了佔領的目標：第一大通曼哈頓廣場，他們還選了幾個備選地點。所以當警察用柵欄把曼哈頓廣場團團圍住的時候，集會者早有準備。9月17日，比預定開始的3點提前了大約一個小時，人們得到消息，改去祖可蒂公園，隨後2000多人浩浩蕩蕩的來到了那裡。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因為祖可蒂公園是一個私人公園，紐約市政府沒有權利把示威者從那裡驅散。伯爾格組織了當晚的集會，並且決定在公園露營，而不是立刻前往華爾街遊行。三天後，當伯爾格飛回奧斯汀的時候，佔領活動的影響還沒有超出紐約市。

　　伯爾格16歲起就成為了一名無政府主義者。他在紐約長大，從小就住在一個工會資助的合租公寓里，那裡充斥著激進的政治思想。11歲開始，他就沉迷於瑪雅象形文字(現在只有部分被破譯)，他把自己翻譯的瑪雅文郵給了這一領域的一位著名學者，那個人對他印象非常深刻，並且幫助伯爾格獲得了安多佛飛利浦中學的獎學金。

　　多年後，伯爾格從芝加哥大學畢業了，他的研究領域使得他有更多的機會和不同的無政府主義團體接觸。他的論文研究的是一個馬達加斯加的鄉村社區Betafo，那裡的人是由貴族和他們奴隸的後代組成的。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削減了對馬達加斯加的援助經費(這也是伯爾格抗議的一種微調政策)，中央政府拋棄了這個社區，讓他們自生自滅。後來當地人創造了一個公平的社會，那裡不管達成什麼決定都必須由當地10000人經協商達成一致后才能執行。如果必要，刑事審判可以由民眾來執行，但是如果處決被告，還要得到他父母的許可。

　　直到1999年發生在西雅圖爆發了反抗世界貿易組織的大規模示威后，伯爾格才徹底的變成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當時他還是耶魯大學的一個副教授，正在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學術研究上的時候，他突然意識到，自己一直渴望參加的運動正在出現。伯爾格說，如果你真的決定做什麼事情，那麼很快就會有進展。第一次行動，你完全就是個外行，什麼都不知道，可是第二次，你就知道了一切，當第三次的時候，如果你想，那麼你就可能成為一個領導人。只要願意花費時間和精力，每個人都能做到。

　　對伯爾格而言那是一段幸福的日子。在紐黑文他是一名學者，而在紐約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並在那裡花費了更多的時間。他聯合激進分子、藝術家以及自稱為「直接行動網路」的人一同創建了一個新的團體，並且定期舉行集會和遊行。

　　2005年底，在伯爾格即將獲得終身教職的時候，耶魯大學解除了和他的合約。伯爾格向法院提起了訴訟，他的案子在耶魯和整個人類學界都引起了轟動。他堅持認為他的政治主張是被辭退的重要原因。有人認為這件事說明，現代的大學就是某種伯爾格一直反對的等級森嚴的組織。

　　Blom Hansen現在是斯坦福大學的人類學教授，他曾經和伯爾格在耶魯大學一同共事並是非常好的朋友，據他的回憶，伯爾格非常尊敬學校里的長者，但是他並不是那種圓滑的人。他在人類學領域裡很有成就，但是如果把生命的大部分時間花費在學術領域，這種單調的生活他一定不會喜歡。

　　每一個參與發起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人，從伯爾格到雜誌《Adbusters》的編輯，再到反對削減預算的紐約人，都對這場運動的成功表示吃驚。美國的左翼運動世界，摻雜著激進份子與和平主義者，民權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理想主義者與現實主義者，他們經常因為爭吵和相互的誤解而處於分裂的狀態。佔領華爾街運動最顯著的一點是，它的出現要歸因於這種趨勢，而不是避開這種趨勢。在伯爾格看來，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成功不是因為他的策劃者的能力，而是要歸功於運氣、時機還有美國普遍存在的憤怒和夢想破滅的情緒：缺少就業、政治進程陷入停頓，個人和國家一樣負債纍纍。

　　伯爾格看待債務問題並不是僅僅認為有太多債是壞事。在他的書里，他探討的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債務扭曲了人們互相幫助的天性。就像亞當-斯密所說，經濟學教科書通常認為錢和市場的出現是因為人們以物易物、物物交換的天性。亞當-斯密指出，在沒有貨幣之前，人們會利用七隻雞交換一頭羊，或者用一袋穀物交換一雙涼鞋。然後一些有遠見的商人意識到，用一個共同的交易媒介給這些物品定價，交易起來將更容易，比如使用白銀和貝殼。但是人類學家已經爭論了幾十年，關於教科書里講的這個故事好像並沒有發生過。伯爾格的書中引用了人類學家Caroline Humphrey的一段話這樣寫到：沒有一任何個關於純粹的、簡單的物物交易經濟的例子曾經被描述過，更不用說由此產生貨幣了。

　　人們在沒有貨幣的社會並不以物易物，除非是和完全陌生的人或者是敵人進行交易。他們通常是互相贈送物品，有時候是以進貢的方式，有時候為了以後得到回報送出一些東西，或者有時乾脆就是禮物。因此錢不是商人創造出來簡化物物交易的，他是諸如古埃及的國家或者是古蘇美爾的廟宇創造出來的，為了更有效的徵收稅款或者可以更容易的衡量所擁有的財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引入了價格的概念以及一個客觀的市場，並且摧毀了以前存在的所有互相幫助的網路。

　　這就是古代歷史，為什麼要說這些？伯爾格表示，因為錢將責任和義務的社會屬性轉變成了債務這種赤裸裸的金錢關係。現在我們認為還債是至關重要的，而這種意識正摧毀著我們彼此照顧的衝動。債務不是神聖的，人際關係才是。如果理解了債務產生的社會根源，當情況發生變化的時候，我們將更加願意重新思考債務，是否還有抵押貸款、信用卡債務、學生貸款或者整個國家的負債。持續不斷的金融危機對我們的啟示就是，如果認為產生這些債務的體制非常重要的話，那麼我們應該免除這些債務。國家並不真正屬於人民，至少理論上是這樣。我們給了銀行製造貨幣的權利，然後銀行再把錢借給我們。是我們共同創造了這一切，我們也可以讓它變得不同。

　　伯爾格的書受到了人類學界的好評，並正在引起世界的廣泛關注。只有個別主流的經濟學家認同他的觀點，喬治梅森大學的泰勒-考文是其中的一個，他認為伯爾格觸及到了人們的內心深處，他認為伯爾格的觀點是對的，而亞當-斯密是錯的。

　　在書的最後部分，伯爾格給出了一條政策建議：就像聖經中所提到的「大赦」，免除所有國際的和消費者的債務。大赦在當代社會已經絕跡，但是在古巴比倫、亞述帝國以及古埃及都非常普遍。如果不這樣，統治者會發現當收成不佳，很多農民負債纍纍的時候，將會出現騷亂和暴動，第一次書面文件上記載的是一個閃族的國王頒布的債務削減法令。伯爾格認為，這樣是有意的，不僅僅是因為可以免除很多人的痛苦，也是因為這樣可以提醒我們金錢不是萬能的，欠債還錢並不是道德的實質，這些都是人為安排出來的。如果民主真的有意義的話，那麼應該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安排。(鹿城/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