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驚論：高句麗歷史問題是擱置外交成功案例

中國的包容式改進及其對亞洲紛爭處理的啟示，即「七個原則」。經濟增長加法原則，積極建立及參與20國集團，中國東盟自貿區，亞太經合組織等；積極讓利原則，從長遠角度考慮，讓弱小一方先得利，多得利；不損害他人利益原則，中國不對外轉嫁危機，通過內部消化和制度創新來解決自身問題；創立條件原則；公平比例和均衡原則，保證弱勢國家最大得利，分享收益；在遵守規則中，改進規則，完善規則；不相互否定原則，不以自身成就否定他國道路，不以外部道路否定本國發展。總之，中國式包容改進原則中蘊含著濃厚的東方文化，其他亞洲國家和國際社會應尋求與之的共識。

迪龐科·班納吉（Dipankar Banerjee，印度和平與衝突研究所主任）：領土邊界劃定有必要性，美國著名詩人弗羅斯特提出的柵欄概念，即好籬笆造就好鄰居。亞洲發展應以包括中印五大和平共處原則在內的各國合作里程碑為基礎。意識到國家間關係的重要性，努力維持戰略性合作，在經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面擴大互信。實施獨立外交政策，促進共同繁榮。我們應當用有效的亞洲方式，解決亞洲問題。通過對話維護彼此核心利益。在寬容和諧的核心文化範圍內，尋求共識。

里亞茲·穆罕默德·汗（Riaz Monhammad Khan，巴基斯坦前外交秘書、前駐華大使）：印巴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 應當以政治方式解決；以對話洽談解決衝突，促使關係正常化。要關注具體問題的特殊性。在區域經貿，軍事撤出等方面持續溝通，去除潛在威脅。尊重本地區人民自主權，打破傳統思維方式。

中日關係應增進韌性

胡令遠（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價值利益範式下，戰後日本對華關係有三種類型：一是規避與超越型，即1972年體制，具有一定的政治外交後遺症代價；二是固守與挑戰型，即向美國一邊倒，採取所謂的價值觀外交，用台灣問題和歷史觀挑戰中日關係政治基礎；三是鏈接與統合型，即作為「內海」的太平洋，形成「等邊三角形」的中日美關係。

高原明生（日本東京大學教授）:首先我們應該看到國際環境在發生變化，一是 2008年美國開始實行「重返亞太」政策。二是中國國家內部開始辯論：還要不要繼續韜光養晦？以及中國模式是什麼？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我們究竟如何應對釣魚島危機呢？我認為，歷史經驗應該維繫，中國應該承認日本過去40年的實際控制，日本應該停止登島活動。同時，要增強中日關係韌性，增加兩國人民對彼此國家的認知，日本應增強對中國人民的公共外交。中日美三國長遠地共存，增強信任。

胡德坤（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院長）：21世紀世界發展趨勢是走向合作與發展，中日關係的根本改善是個漫長過程。近期政策應以「和」為上，擱置爭議，維持「政冷經熱」，不影響兩國的戰略性發展。長期政策應是「合」為貴，求同存異。保留爭議，共謀雙贏，促進我國的發展。

過去劃界經驗的啟示

邢廣程（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我們可以從中俄哈吉塔成功解決邊界問題獲得一些啟示。隨著蘇聯解體而來的地緣政治變化，給中俄邊界談判帶來不確定因素，談判程序變複雜，中國迴旋餘地變狹小。通過「4+1」邊界談判模式，中國及時在變化中與中亞新鄰居發展關係。例如：1996年在上海達成的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信任的協定和1997年在莫斯科達成的關於在邊境地區進行裁軍的協定等。在此基礎上促成「上海五國」機制，逐步解決了邊界問題。在處理邊界問題上，國家關係的良好狀態，創造新型談判模式，體現互諒互讓原則和雙贏理念，以及控制雙方極端民族主義情緒都是極為重要的。

杜進森（越南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所所長）：從越中北部灣劃界協定來看，劃界是有必要的：該地區無明確國界時，經常發生爭端。劃界能為兩國國內的發展創造和平外交關係。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兩國有必要明確專屬經濟區界線。因此北部灣的劃界內容包括劃定兩國領海邊界，劃定專屬經濟區和北部灣漁業合作協定。這是越中關係和劃界里程碑，為其他事件提供經驗。

石源華（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主任）：中韓處理高句麗歷史問題，可以說是「擱置外交」的成功案例。擱置爭議，是因為歷史分歧，不可能在短期內達到一致，應允許雙方保持自己觀點。同時，高層及時溝通非常重要，以避免發生誤判和問題激化。還需有足夠耐心，留待將來心平氣和妥善解決爭端。隨著東亞可能的一體化進程，問題嚴重性可能自行消減。

東亞如何應對海上挑戰

金永明（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我想談談聯合國海洋法解決南海問題爭議的局限性。國際法院無法解決領土爭端。中國已經提交聲明，海洋劃界，領土歸屬，軍事活動等不接受國際法院管轄。我建議中國發布《南海白皮書》，增強海洋區域普查措施，加大行政管理。中國與東盟在海洋環保，科研，救助等方面可進行合作。在增強互信基礎上，應制定約束性文件，實施廣義共同開發制度。

蘇俊燮（韓國國會圖書館研究員）：東北亞地區在歷史上從未形成區域協作機制。目前也未形成統一的命名機制。比如，韓國與日本有關「日本海」的名稱問題。這說明，東北亞還未達到「近代國際關係」的程度。我認為，東亞合作機制應從具體簡單問題，從容易解決的，從小的問題開始，比如，改變思維方式，解決東北亞地區海域命名問題。

金萊爾（Lyle J.Goldstein，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中國海洋研究所副教授）：中美在西太平洋海洋衝突的控制涉及競爭和合作兩方面。關於中美競爭，應借鑒英美、日美、蘇美三個歷史案例 。而在中美軍事合作的主要方面，雙方應在危機管理、建立互信、海上搜救、海上反恐、災后重建、環境保護、地區海洋安全和海洋通道安全方面加大合作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