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原因：斯大林不喜歡-2

此後，類似的消息不斷傳到國內。1953年12月25日中國駐蘇使館向中宣部報送了兩個材料，介紹了蘇聯報刊和宣傳中批判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情況，中宣部編印的《宣教動態》1954年第3、4期刊載了這些材料。1954年3月27日，大使張聞天又向中共中央辦公廳報送了一份題為《蘇聯宣傳中對斯大林提法的改變》的材料。4月28日毛澤東批示劉少奇：這些都是「重要文件」，作為內部文件印發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在京有關人員。〔21〕鑒於蘇共當時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地位和影響，其反對個人崇拜的做法在中共中央引起的反響是可以想見的。這年12月中宣部發出的那個關於如何解釋毛澤東思想的通知，不能說與這些背景沒有直接關係。

蘇共二十大以後，特別是在1956年7月《人民日報》公布了蘇共中央《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以後，反對個人崇拜問題更加成為了一個敏感的政治話題了。新華社編輯的內部參考，大量登載了中國社會各界的種種議論。人們不僅為赫魯曉夫揭露出來的斯大林的錯誤感到震驚和不解，而且已經有人提出了這樣的疑問：中國黨內有沒有個人崇拜？天津市幹部提出，「今後歌頌領袖時應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詞句，應考慮改變一下」。〔22〕廣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說，「蘇共能夠這樣暴露缺點，才是發揮民主精神。」「我們過去有時說『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是不夠恰當的，帶有封建色彩，也是個人崇拜，忘記了黨的集體領導的力量！」〔23〕長春市幹部中也有些人認為，中共也有個人崇拜的現象，如開會時只給毛主席致敬電，不給黨中央致敬電，電影里只提毛澤東軍事思想，不提黨的軍事思想，農業發展綱要中只說毛主席的指示，不提中央的指示等。更有的人提議：「我們國家對黨的領袖也應注意」，「不應強調喊毛主席萬歲」。〔24〕一時間，世界各國共產黨都在減少對自己領導人的宣傳，以避個人崇拜之嫌。東歐各黨緊跟蘇聯自不待言，連法共和意共都贊成批判個人崇拜的現象。〔25〕越南勞動黨中央機關報《人民報》則在7月10日發表社論，歡迎蘇共中央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26〕甚至朝鮮也逐漸減少了個人崇拜式的宣傳，最先改變的是取消了「金日成萬歲」這個口號。〔27〕在這樣的氛圍下，毛澤東本人和中共高層領導人自然都不便再重新提出「毛澤東思想」。由此可見，在中共八大和有關文件中不提毛澤東思想，乃為客觀形勢所迫，而非主觀願望。

如此看來，八大沒有提毛澤東思想，絲毫不能說明毛澤東本人和中共黨內對「毛澤東思想」的內涵和表述有任何懷疑，所謂毛澤東地位下降的推測更是捕風捉影的無稽之談。從毛澤東歷次談到這個問題時的說法也可以看出，他所強調的只是不宜在公開場合使用「毛澤東思想」這種提法，而並非認為這種提法本身有何不妥。中共在建國后，從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戰爭直到三大改造提前完成，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勝利，這使毛澤東在黨內外的威望和影響空前提升。人們更加折服於他的雄才大略，沒有人會懷疑其領導的正確，更不用說會有誰對毛的地位提出挑戰。

從八大對個人崇拜問題的處理方式可以看出，這個關乎共產黨發展大計的重要問題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蘇共二十大以後，反對個人崇拜已經成為各國共產黨通行的口號，中共當然不會公開提出異議。然而，八大對這個問題的處理相當微妙。與半年前蘇共二十大的情況不同，反對個人崇拜並沒有成為八大的主要話題，眾多大會發言對此都沒有涉及，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報告也只是從肯定蘇共二十大的角度提到了個人崇拜問題。儘管在制度層面做出了一些加強集體領導的規定，但中共並不認為在中國存在著個人崇拜現象。鄧小平在報告中談到這個問題時是這樣說的：

馬克思主義在承認歷史是人民群眾所創造的時候，從來沒有否認傑出的個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於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於個人的神化。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我們黨從來認為，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在自己的活動中，都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這一點，現在已經寫在我們的黨章草案的總綱里去了。因為這樣，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當人民革命在全國勝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決定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業的名字，這對於制止歌功頌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當然，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繫，使黨的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貫徹地執行。〔28〕

鄧小平報告的基本口徑是：反對個人崇拜是正確的，是必須堅持的原則；但中共很早就注意了這個問題，而且正是毛澤東自己反對對個人的歌功頌德；領袖是需要熱愛的，這不是個人崇拜。這樣，既接過了反對個人崇拜的口號，又維護了毛澤東的威信，並間接地回答了人們對中國是否也存在個人崇拜現象的質疑。

當然，八大關於中共黨內不存在個人崇拜現象的解釋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事實上，個人崇拜現象從延安整風時就已經開始了。延安整風樹立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授予了毛澤東獨斷專行的權力，神化了毛澤東的作用。在中共七大會上，不只是劉少奇，包括張聞天、任弼時、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在內，對毛澤東都是一片頌揚、崇拜的言詞。延安整風后，「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迅速傳遍延安，《東方紅》也是這時傳播開來的。〔29〕

不過，關鍵的問題還是毛本人的態度。從毛澤東在蘇共二十大后的一系列談話中可以看出，他對於蘇共批判個人崇拜的心情是雙重的——既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赫魯曉夫揭開了斯大林問題的蓋子，解除了套在中共頭上的緊箍咒，正如他後來對蘇聯大使尤金講的：「應當承認，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國共產黨的形勢，其中也包括我們黨在內。批評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就像是為我們黨揭去了一個經常壓抑我們和妨礙我們正確理解許多問題的蓋子。是誰為我們揭去了這個蓋子？是誰使我們大家更容易正確地理解個人崇拜的問題？是赫魯曉夫同志，為此我們十分感謝他。」〔30〕擔心的是在一般意義上反對和取消個人崇拜的做法將導致中共黨內乃至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出現「蛇無頭不行」的混亂局面，所以他才認為赫魯曉夫「捅了簍子」，並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突然冒出一句：「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31〕後來又說，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沒有指出本質的問題」，「只說反對個人崇拜，不能解決問題」，應該反對的是主張沙文主義、個人專制和個人獨裁的個人崇拜。〔32〕八大對個人崇拜問題的提法，正是反映了毛澤東的這種複雜心態。

看來，毛澤東反對的是對斯大林的崇拜，而不是對中共領袖的崇拜，歡迎的是蘇聯黨批判個人崇拜，而不是中國黨也批判個人崇拜。說到底，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還是需要對領袖的個人崇拜的。正是在這樣的認識論的基礎上，八大關於發揚黨內民主和加強集體領導的制度規定便大大打了折扣。

蘇共二十大以後，各國共產黨，特別是執政的共產黨必須回答一個問題：斯大林的錯誤為什麼會發生和發展？潛在的問題更在於，各國黨會不會重犯斯大林錯誤？事實上，自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開始，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就力圖對此做出回答。中共八大還試圖從制度上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為了實行集體領導，發展黨內民主，八大除提倡重大問題和選舉都必須經過會議或集體討論，充分保障黨員民主權利外，還在制度上進行了改革，主要是實行黨的全國和省、縣代表大會的常任制。全國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五年，省一級的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三年，縣一級的代表大會每屆任期二年。這三級代表大會一律每年開會一次。相應地取消原有的黨的各級代表會議制度。目的是保證黨的各級代表大會能夠定期召集並充分發揮作用。鄧小平承認，從中共七大以後，11年不開黨代表大會，無論如何是不正常的，不符合黨章規定的。〔33〕「這是我們黨的民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的缺點」。雖然這些年份里召集了大量的幹部會議，在很大的程度上起到了黨的代表會議以至代表大會的作用，但是，「無論如何，召集這些會議在法律上究竟不能代替召集代表大會，不能彌補不經常召集代表大會的缺憾」。常任制的改革正是為了避免這種「缺憾」。鄧小平對這項改革寄予很高期望，認為這是「一項根本的改革」，「必然可以使黨內民主得到重大的發展」。〔34〕

然而，在中共的概念中，民主從來都是相對的，而且只是一種手段。因此，八大所說的民主，指的是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在這裡，民主與集中始終是一對矛盾，長期來看，其內在邏輯總是趨向於集中制。只有當「過分的」集中制嚴重地損害了黨組織的活力時，黨內民主問題才會被提出來，而發展黨內民主最終還是為了更好的集中。鄧小平說：「一切發展黨內民主的措施都不是為了削弱黨的必需的集中，而是為了給它以強大的生氣勃勃的基礎」。〔35〕劉少奇說得更明白：擴大黨內民主生活決不是減弱而恰恰是加強了「黨的集中制」。〔36〕難怪八大結束以後，除1958年召開過一次八大二次會議外，常任制就再沒有真正實行過，而中共九大直到13年後才召開，其拖延的時間甚至超過了八大。

中共八大確有許多非凡之舉，就改造共產黨自身而言，在許多方面的主張和動議，甚至超過了蘇共二十大，比如對社會主義主要矛盾的分析、對經濟發展方針的調整、對經濟體制改進的設想、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等等。所以，這次會議能夠鼓舞人心，激發全黨的熱情和幹勁，使國人看到了中國未來發展的希望和美好前景。但是，由於歷史的局限和革命的包袱，中共領導人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中國自己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究竟如何走，沒有、也不可能對師承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革。這一代革命家，都是經過千錘百鍊、大浪淘沙的中國社會精英，他們並非沒有改造中國的雄心和能力，關鍵的問題是他們的思想觀念還停留在革命年代，沒有隨著時代的前進而轉變。他們遇到了新問題，但最終只能用老辦法去解決。1956年對於蘇聯、中國和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都是其發展道路上的一個十字路口。中共八大確實抓住了歷史主題，卻沒有從根本上認識這個歷史主題，因此一旦出現風吹草動，就很可能會走到自己所熟悉的老路上去。不幸的是，八大剛剛開過一個月，暴風雨就來了——在東歐爆發了令人震驚的波匈事件，緊接著是一場席捲中國大地的反右派運動。就本文提出的問題而言，結論也是很清楚的：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絕對沒有抵制和反對個人崇拜的主旨。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最明確地表達出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赫魯曉夫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種壓力，中國黨內多數人是不同意的，還有一些人屈服這個壓力，要學打倒個人崇拜，這是個別人，大多數人不贊成。這也是獨創精神。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是崇拜真理，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人對於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對不正確的部分也贊成，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37〕

惟其如此，才使個人崇拜現象在中國逐步升溫，直至「文化大革命」造就了堪稱世界之最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