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事何止三難

譯 事 多 難 -------  比較文化雜論                                      

        19世紀末，嚴復譯著《天演論》出版，西學東漸一里程碑。嚴氏稱譯事三難：信，達，雅（難，即困難，並非災難，與興邦無關）。

        此說有人認同，尊為原則，但也有不以為然者，尤其說是：原文俗，譯文不能雅，不然失「信」，於是爭論不休。就這本Evolution and Ethics被翻成《天演論》，雅則雅，但顯然違反「信」的標準，故後來者譯作《進化論與倫理學》。本人聽過講理論的，也見到一、二本理論書籍，發覺此輩從未有像樣譯作；反之，一些譯家倒是沒有什麼理論。歌德說過，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

        列寧曾說：未掌握外語的人，總是在內心先譯成母語再來理解。華人在北美，似乎這是日常功課。其實在國內，而且掌握外語的，也有問題。60年代東北一家出版社一部獲獎書中，竟有多處錯誤，甚至將 Commonwealth（英聯邦）譯成「共同富裕」。

        有人將兩種語言的詞語對等起來，則大謬不然。其實彼此關係往往錯綜，越是常用詞，越是糾葛。可作目測估計：越長的詞，含義越單一，譬如deoxyribonucleic acid 中文為：脫氧合糖核酸。絕對沒問題，你大膽往前走；但短詞如：can、will、should等，法文如à、y,僅一個字母，就越要當心。   

        兩個或多個詞構成片語如上例，不可望文生義，以防失手。有一宗公案當年文化圈內盡人皆知，趙教授反對魯迅的直譯，不料自己將 milky way（銀河）譯成牛奶路。魯迅以詩作答：

        可憐織女星，化為馬郎婦。烏鵲疑不來，迢迢牛奶路。 （末句化自古詩：迢迢牽牛星）

        名可名，非常名。洋文典出希臘神話，中國人因喜歡白花花銀子而取名。

           電影 Waterloo Bridge 直譯「滑鐵盧橋」， 可能被誤解為科教片。蓋西方無人不知拿破崙，不明白滑鐵盧含義。但華人未必，故譯「魂斷藍橋」，一看就知道有戲。另一部與橋有關的電影 The Bridge of Madison County 作「廊橋遺夢」，中文也意味深長。

        當然似有點雅過頭，現代理論是：翻譯須將原文承載之信息，原原本本，不多不少，傳遞至另一種語言。簡直是佛祖「不生不滅，不垢不凈，不增不減」境界，難矣。尤其中文歷來講究雅，古訓：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三難以「雅」煞尾，傳統使然。即使菜單也比洋人的雅得多，蝦仁炒竹筍：金鉤玉蘭；兩條小魚清蒸，添個雞蛋：二龍戲珠。也許古人深知飲食不過原始本能，要遮蓋、文雅點。孰料而今物慾橫流，文藝演出反說是「視覺盛宴、文化大餐」。這等狗屁中文，北京到地方，電視到報刊、大陸到海外，居然一個腔調。

        言歸正題。由上例可見，言外之意涉及文化背景。曾見一種「白象牌」電池（似為廣州產），英文直譯成 White Elephant。洋人恐怕看不懂，這兩個英文詞不單單「白色大象」就完了，尚含有大而無當、無甚用處之意，譬如功能差但未丟棄的舊冰箱，這與手中小巧而有用的電池似乎風馬牛。兩種語言的詞語關係不僅錯綜，而且複雜。

        又如那年頭搞革命文藝，「半夜雞叫」譯成 The Cock crows at Midnight;「紅燈記」，Red Lantern。Cock 一詞有不雅含義，當作rooster，超市有雄雞牌大米，外文就用這。「紅燈」除了交通信號，含有禁止意思，紅燈區即禁區，香港就委婉稱風化區，洋人警察局的設置稱「風化科」（morality）。江青並無能耐寫，喜歡改別人的（那八個戲統統是別人舊作），好表現而毫不尊重人。當初劇本與電影，以及改編為滬劇，均名為「革命自有後來人」。老外未必愛革命愛紅色，譯者可從原名考慮，繞開紅燈。

        另外，黃色也必須躲著點。國人講究黃道吉日、黃袍加身、黃花閨女 ..... 洋人對黃色工會、黃色小說敬而遠之。黃，通常作golden，金獎、金髮、金鑰匙、金色大廳等。

        直譯與意譯，爭論不休，我看可以將「雅」理解為語言層次之後，文化層次的考慮與標準。譬如good question (法文也有bonne question 之說)，That's a good question, 聽到的翻譯都是「這是個好問題」。不算錯，但洋文意思是，你問得打中要害，難以回答。《水滸》里拳打鎮關西，被打的無力招架而喊：打得好！所以應該譯作：問得好。同理，「哦，我的孩子」沒錯，但不如「兒啊」來得傳神，更象中文。

        魯迅信奉直譯，有譯著《死靈魂》為證。大文豪對原作的理解，駕馭文字的能力，均無須置疑，但實在拗口難讀，令人不敢恭維。有書在，可參考。

        而譯巴爾扎克小說著名的傅雷，也有譯作如《高老頭》、《歐也妮-格朗台》。隨便翻閱幾頁，便知傅先生功力之深。傅雷從未講理論，唯一觀點是：翻譯當如臨畫，所求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如伯樂相馬，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乎外。理想的譯作應該是，假如原作者懂中文，用中文來寫，筆下的作品應該如何。

          與老前輩傅雷失之交臂，先生在文革中自盡，懷壁其罪。也是我福薄緣淺，悠悠蒼天！

這說的是文學翻譯。全中國任何時候英語行業有那麼幾位這種高水平、學貫中西的文學翻譯「大拿級人物」，也就夠了。

但問題是絕大多數翻譯面臨的都不是文學翻譯問題，而是科技、金融、貿易。。。。。等各行各業的翻譯，應該講究的一是準確、清晰，二是表達符合譯語習慣、符合聽眾（視其專業和行業、教育水準等）的習慣，三是言簡意賅，語句通順，有一定文采。能（基本）做到這3條，就已經是好翻譯了！

剩下的「翻譯理論」全是胡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