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最糟糕的結婚理由 你到底為了什麼而結婚？

時間：11-29   來源：新浪博客


這是一個讓人感興趣，繼而會認真思考，最後卻如走進迷宮、找不到出口的話題：「我們為什麼最終要選擇走進婚姻?」這個問題的本質，也許與哲學終極問題「我是誰」一樣，難有說服大眾的標準答案。

我們採訪了近一百位或即將走進婚姻，或正在圍城度日，或已告別愛情墳墓的人。面對這個看似平常的問題，沉浸在戀愛甜蜜中的情侶多數脫口而出答案，有的人在一小會兒的思考後才慎重開口，甚至有人在經過極其慎重的考慮后，抱歉地告訴我們：「真是對不起，我也不知道當初自己為什麼要結婚了。」說這話的人，結婚十四年，離異四年，正在考慮是否有再結一次婚的必要。

而能說出口的結婚理由，總結出來，不外乎年齡的壓力、生活的慣性、責任感使然、家庭的要求等等。

年齡大了，長輩們都在催促自己結婚了;

結婚生子，都要走這一步，正好身邊人還不錯，就結了;

周圍的同齡人都結婚了，自己還是單身，和他們格格不入了;

談戀愛都談了五年了，再不結婚怕真的沒激情了;

對象的條件很不錯，不結婚怕對方跑了，以後後悔;

父母身體不好，希望看到自己成家，算是讓他們放心;

只談戀愛不結婚，有種不負責任的感覺;

……

幾乎所有理由，都圍繞「他人」、「他物」等外界壓力，而發自內心的情感需求，排名反倒極其靠後。只是不管是哪種答案，所有被訪者都同意這樣的觀點：兩個人戀愛了，不出意外，最終的結果就應當是用法律手段將彼此捆綁在一起，締結新的家庭。

但在走向終點的路途中，有多少人會問自己以下兩個問題：「你是否了解結婚與戀愛的區別?」「你最希望從婚姻中得到什麼?」

若明白婚姻的痛苦遠遠大於愛情的甜蜜，卻仍然執意要走下去，那后一個問題便顯得尤其重要——結婚的理由，便是你對婚姻抱有什麼樣的期望，希翼婚姻能帶給自己什麼樣的好處。

通讀中國現代婚姻百年史，身不由己的結婚理由比比皆是，憑一腔激情衝進圍城的也非少數。我們不以感情為評判結婚理由好壞的標準，不管是為情為理想，還是為錢為權利，明白自己為什麼結婚，才能找准自己在婚姻中的地位，知道該朝哪個方向努力，好好經營。

民國篇 (1911年~1949年)

1911年，以一夫一妻製為重要標準的中國現代婚姻開篇之年，亦是中國婚姻最矛盾的時代。傳統思想和自由思想間尖銳的衝突，讓家族和個人在婚姻一事上爭權不斷。

為家族利益結婚

關鍵詞：不為家族利益，就只為愛情

1926年，15歲的林家小姐林嫻靜初入十里洋場社交圈，

甫一露面便小有名氣。這也是向外界放出的一個信號：林家千金開始考慮婚姻事宜了。

林家是江蘇省的書香世家，林父到上海后，一路平步青雲，四十歲不到便任上海市長秘書要職。但生活在新思潮集聚的上海，並不意味著林家改變了封建家長製作風，至少在兒女婚姻大事上，林家依然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女兒的婚姻，並不需要她自己的意見，林嫻靜五六歲時，長輩便在門當戶對的世交家庭中尋找聯姻人選，此後十年，父母在滿足家族利益和需求的前提下，盡量為她定下一樁「應該會幸福」的婚姻。

林嫻靜從小就被教育「家族利益高於一切」，15歲的少女有對愛情的幻想和憧憬，但也明白錦衣玉食的生活是以個人自由為代價。17歲那年，林父為她選擇了前清二品大員的長子張孝儒為夫——改朝換代后，張家依然在軍隊有不小的話語權。

儘管政府在1911年後頒布了《中華民國法親屬篇》，明確了結婚必須要得到男女雙方當事人的同意，但不管是在農村地區還是城市裡，忽略子女意見、父母全權包辦仍然是婚姻主流模式，一些城市知識分子階層家庭為顯示民主和進步，會在條件允許下徵求子女意見，但總體趨勢沒有根本改變——作為婚姻當事人，子女有為家庭利益而結婚的義務。

然而，西方思想不斷衝擊著壁壘森嚴、令人窒息的封建婚姻制度，青年男女用一種極端的姿態挑釁傳統，尤其留過洋的少爺小姐們，一朝聞道，作風大膽令今人也瞠目結舌。

1917年6月8日，北京《晨鐘報》上刊一則社會新聞：「魯省某報廣告欄內登一奇怪之廣告，令人觀之殊堪發笑——北京高等女學畢業生十七歲招親廣告：凡有年齡相當、身家清潔、欲娶妻妾者，請至趵突泉內寶文齋書畫店面議可也，每日自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過時不候云云。」

自由婚姻趨勢初顯，雖然整體數量並不多，但在那個新舊交替的年代，產生的各種「新式婚姻」影響深遠。青年男女因家庭阻撓，於是相約出逃，一度掀起「私奔潮」;又有許多新式女子因為自由戀愛，不計名分而甘願與有婦之夫同居，成為「新式妾」。

譚曉慧初識張治平是在一次婦女解放運動動員大會上，風度翩翩的張治平作為嘉賓到場演講，一番妙語連珠的精彩演繹，立時俘獲了譚曉慧的一顆芳心。受「自由戀愛」思想影響的她，絲毫不在乎張治平比她大15歲，也絲毫不在意張治平不能給她一個名分。大方果敢出手告白的她與張治平的私人約會很快確定下來。

辛亥革命后的廣東曾流傳著這樣的歌謠：「革命世界，新式派頭。女子解放，自由選婿。」結婚的理由，除了新派男女對愛情、婚姻自由的追求外，精神上的共鳴亦是重要選項。

民國結婚理由

上世紀四十年代，社會學家郎克經調查后，將當時的婚姻依據締結理由，分為三大類五小類。

為家族利益：即包辦婚姻，父母完全無視子女意願決定子女婚姻。

兼顧家族和個人利益：父母和子女通過協商決定婚姻。1.父母主導式婚姻，父母決定，但徵求子女的意見，地主和富裕商人為了維護既有

財產通常會選擇此種策略性婚姻;2.子女主導式婚姻，本人決定，但徵求父母意見，多見於城市洋派知識分子家庭。

為愛情或理想：1.自由式婚姻，本人決定，不徵求父母意見;2.志同道合型，在具有共同理想和目標並為此奮鬥的同志當中選擇自己中意的結婚對象。

建國初篇 (1949年~1966年)

沒有了家庭的干涉介入，但還有來自社會、國家等的干預。婚姻在建國初較之過去更民主和自由，但依然不是純粹的個人私事。

為革命結婚

關鍵詞 革命友誼 組織說了算

青海大草原農場副站長楊東亮的終身大事，被組織寫進了日程安排。

1959年初，楊東亮因為工作勤奮踏實被提拔為青海大草原農場的作業站副站長，他雖然也為尋找自己的另一半花了不少心思，都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如願。

那時的未婚女青年們最渴望嫁給兩種理想對象。

一類是戰場上的英雄。從《小二黑結婚》中「打鬼子最勇敢」的二黑哥，到朝鮮戰場上那些最可愛的人，嫁給軍人等於嫁給光榮。另一類是職場上的模範。「上一次勞模會上我愛上了人一個，他的名字叫趙振華。都選他作模範，人人都把他誇。從那天看見他我心裡就放不下，因此我偷偷地就愛上他。」劉巧兒在大柳樹下的這段告白，道出了那個年代不少姑娘的心聲。

而勞模楊東亮正是這樣一個被憧憬的對象。此外，在結婚還叫「解決個人問題」時，經組織介紹結識「革命伴侶」，亦是

一種榮耀：只有思想進步、表現突出的先進分子才能享受這種待遇，一般人只能通過親友找對象。

經過幾番篩選，農場工會負責人安排了他與李燕見面。後者也是農場職工，貧下中農的女兒，剪羊毛好手，經常被領導點名表揚。楊東亮對李燕也早有耳聞，但因為不屬於一個工作站而沒能見面。

在對財富、職業沒有高要求的年代里，政治成分的「門當戶對」就尤為重要，結婚的目的也因此顯得非常簡單：除了感情，更重要的是國家和建設的需要。

建國初期的婚姻曾引起社會學家的爭議。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翼認為，此時「無產階級愛情觀和婚姻觀」符合民主自由標準，當時絕大多數青年男女的婚姻，都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決定的，婚姻包辦成為舊時代的代名詞而轉化為歷史。與之相反的是，家庭社會學家林明鮮認為，此時的婚姻雖然走出了家庭利益至上的捆綁挾持，但結婚的權利並沒有徹底交還給個人，至少在「為愛情結婚」的理由之前，還有國家這個大前提，不管是戀愛還是結婚，都要經歷組織考察、審查、批複等程序。

「從1953年起，為了穩定家庭和社會秩序，公權介入婚姻中，婚姻成為和國家利益相關聯的公事。」

但在那時，為革命結婚才是常態，愛人，首先應該是革命同志，從革命友誼升華為愛情是那個時代的主線。在和李燕確認戀愛關係后，楊東亮從未如此堅定地認為：婚姻目標就是為了實現革命理想，他們理應作為祖國的一個小小齒輪，發揮自己小家庭的餘熱。

建國初期的結婚理由

有同樣的目標，為祖國和革命建設。這是最普遍的結婚理由，也是郎克五種結婚類型中的「志同道合型」。

響應國家號召，因同情，嫁給「最需要的人」。1958年11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登一組名為《勞動和愛情》的報道，宣傳和倡導「奉獻的愛情與婚姻」。報道中提到：「1954年，一位為了祖國而失去光明的軍人從前線歸來了，他的已定婚約的戀人因他失明而委婉地拒絕了結婚，雖然最後在鄉政府的說服下結了婚，但夫妻關係處得不好，到底還是離婚了。離婚後，這位退伍傷殘軍人面臨困境時，一位女性出於同情與他結了婚。」

對方是一個負責任的人。這在當時是最常見的結婚理由。雖然年輕人在婚姻大事上不再受父母強制，但「終身只能有一次婚姻」的價值規範依然存在，對此，人們對婚姻大事思考尤其慎重，富有責任感的對象極受歡迎。

對方熱愛工作，是勞模。國家大力宣傳「比起個人利益更應優先考慮革命利益」這樣的價值觀，在愛情、家庭之上是工作及社會。因此勞模尤其受歡迎——在那個年代，勞模等同於今日的富豪。

為了房子。中國人對「妝尤其敏感。後計划經濟時代為福利分房而假結婚假離婚最能體現這點。但建國初為分房而結婚的理由，只是結婚的催化劑：所有的戀愛都必須以結婚為前提，如果能分房，就可以早一點結婚。

當下篇 (1992年~至今)

在思想最開放、物質最豐富、個性最自由的當下，結婚反而成了最頭痛的事。前三個年代，都不曾出現過「是否一定要結婚」的選擇題，戀愛到婚姻，只有一條路可走。但當有了更多選擇，戀愛不一定就得走向婚姻時，「為什麼結婚」顯得那麼糾結。任何理由都可以成為說服自己走進圍城的借口，對婚姻的輕視，似乎讓歷史在這裡後退了一步。

為結婚而結婚

關鍵詞 物質慾望 生存壓力

採訪中，接觸得最多的人群是生於1975年以後的青年人。按照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劃分法，這個年齡群體，是貨真價實的青年。

第一個採訪對象是「滬飄」汪小玲。為了愛情，或者是為了想要的大城市的生活，她辭去老家公務員的工作，這個決定在後來讓她後悔不已。

選擇嫁過去，汪小玲考慮了很多，比如對方能給孩子辦上海戶口，對方是聯通上海公司的中層，發展潛力巨大，對方答應把岳父母接來同住，對方同意她結婚就當全職太太等。一樁婚事可以帶來如此大的收益，誰也不願意放過。

後來的事誰也沒料准。孩子有了上海戶口，但對口的小學很差，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去年她把孩子的戶籍遷回合肥;全職太太的生活在孩子上幼兒園后就中止了，在上海，離婚的全職太太不少，她怕自己步上後塵;給私人老闆打工后，她開始想念當初鐵飯碗的安逸。

當初的結婚目的，除了父母和自己同來了上海，沒有一個實現。在仔細思考後，汪小玲在話題問卷上寫下最真實的答案：「覺得自己該結婚了，於是找個條件不錯又看得順眼的，就結了。」

這也是「北漂」女孩譚貞的答案。27歲之前，她不想結婚，覺得自己一個人挺好，但扛不住周圍人的熱情，上至爹媽，下至朋友，和她聊天時三句不離「我給你介紹一人吧」。她沒有勇氣當不孝女，也不想成為朋友圈的邊緣人群，於是同意去相親，最後與同樣是北漂的先生結婚。

還有為了房子結婚的。故事主角是譚貞的朋友，畢業於北影卻在娛樂圈混不下去，最後嫁給了北京土著胖子，因為對方在北京有四套房子。還有更多的結婚理由，如：「對方買了房子，還寫了我的名字，幹嘛不結婚?」

「說是結婚了，他家裡人就安排我們一塊出去留學。」

「在一起八年了，抗戰都結束了，周圍人都覺得我們該

結婚了，也沒有不結婚的理由埃」

「青梅竹馬，再也找不到比對方更有默契的人。」

「一起創業，有感情了。」

「因為懷孕了，她想把孩子生下來。」

「我相信父母的眼光。」

「他讓我有安全感。」

「求婚太浪漫了，於是就答應了。」

結婚的成本低，離婚的成本更低，自由的年代里，婚姻的主角們選擇去嘗試各種各樣的可能性。而且婚姻還能作為一項可盈利的投資，獲得豐碩回報。於是在紙媒和網路里，我們看到各種各樣匪夷所思的結婚理由。但看似各異的答案，其實可以歸為兩類：因為被感動，或者不可抗拒的外界壓力。

更多人選擇了後者，在浮躁的社會裡，愛情是奇迹，有它是錦上添花，無它，也有其他可以填補婚姻空白的東西。

比如那個最實在其實也最浪漫的結婚理由：「結婚，可以分擔一半的生活成本，父母老了，可以多一個人照顧，失業了也有個人當你的後盾，哪怕是暫時的，在壓抑得喘不過去的生活里，回家后，有一盞燈為你亮著，心裡覺得踏實。」

與過去的大半個世紀相比，「為什麼結婚」，在當下顯得如此人性化和豐富多彩。有結婚與不結婚兩個選項，卻依然選擇了後者，說明你對婚姻抱有最大程度的期望和善意。

而弄明白了自己為什麼結婚，才知道婚姻這艘船該如何駕馭，可以航行多遠，最終停泊在何處。

當下那些最糟糕的結婚理由

1為了夢幻婚禮。須知婚禮只是一天的事，結婚才是一輩子的事。

2 耐不住寂寞。人類是群居動物，當然會恐懼孤單，尤其是當你到了一定年齡，很容易就會抱著「最後一根救命稻草」的心選擇伴侶。

3 不忍拒絕對方的求婚。這大概是「沒有準備好就結婚」的最普遍動因。但一秒鐘的誠實比一輩子的謊言容易。

4身邊的朋友都結婚了。當別人都已經踏入婚姻的殿堂，你無數次當過伴娘或伴郎，「和朋友保持一致就好了」的想法就在你大腦中發酵。但最晚結婚，也總比最早離婚好。

5前任訂婚了。放不下前任又死要面子的人，就會用「我比你更先結婚」作為報復手段。只是幼稚的手段如何證明自己活得比對方好?

6 性。貞操不等於歸屬權，強烈的生理需求更不是結婚的好借口。只有性沒有愛的婚姻，你敢保證是幸福?

7 奉子成婚。也許會因為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壓力最終而成婚，但在沒有做好結婚準備前，孩子是離婚的催化劑。

8 錢。為錢而結婚，已經是個老生常談的現象了。能用錢解決的都不是難事，但愛情恰恰不屬於其中之一。

10父母的要求。家長在讓子女覺得愧疚這件事上，真的是信手拈來。哪怕是隨隨便便的一句「你什麼時候結婚?」都會成為千斤重擔壓在心頭。是時候自食其力了。

結婚的理由從來都沒單純過，它也許是戀愛水到渠成的結果，但各方面因素已經被進行了綜合考量，這一思考模式有悠久的歷史淵源。

退一步進兩步的現代婚姻

婚姻制度的確立，是人類文明的重要一筆。

它本是為確保人類的繁衍交配權而定，以儀式的方式在眾人前公布一對男女對彼此的擁有權，滿足生存與安全感的需要。性，權利，財富，子嗣，一開始就在婚姻中佔據主要地位。

選擇什麼樣的婚姻，從來不是單純的事。文學作品中歌頌的「因愛而締結」，單方面放大了婚姻對情感的需求，卻沒有告訴青年人：到底是什麼，讓你們愛上對方，進而產生要和對方廝守終身的決定。

最初級的結婚理由，是「異性相吸」，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味覺五感綜合作用，產生身體上的吸引。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感覺系統，用感覺去尋找「對象」，了解對方喜歡的「覺」在哪裡，達成交流意願，這就是戀愛。

所以因愛而結婚，其實是身體最誠實的反應。

但人是社會的動物，婚姻不可能僅僅是兩個人的社會關係變化。社會和心理學家列維·斯特萊斯曾說：從一開始，男女之間婚姻的締結就是部族之間女人的交換，這就是「門當戶對」的雛形。為什麼結婚?除了異性相吸，更因為家庭、氏族有地位對等交換意願的需要。

直到20世紀前，婚姻都帶有濃厚的交換性質。因為門當戶對利益的需要，婚姻只在同階層中締結。社會和歷史學家古德在著作《愛情在理論上的重要性》中指出：允許青年以個人意志自由戀愛、結婚，會對既定的社會分層制度產生潛在威脅。他的理論得到同仁馬克·赫特爾的贊同，認為與擇偶選擇聯繫密切的財產繼承權、家庭控制權以及血統延續性等因素，會迫使家長干預或乾脆決定子女的婚配。

家長制包辦婚姻在中國婚姻史上延續了三千多年，在社會變革中，婚姻還繼續受到國家、社會等價值觀的影響，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選擇和誰結婚的權利，才開始回到婚姻當事人手中，物質和生存的需要基本滿足后，人們越發強調感情因素在婚姻中佔據的比例。

但感情同樣是一個多因素的複雜合成體。「我和她有共同語言」，「她的性格吸引了我」，「他很照顧我」，「他很聰明，我很崇拜他」等結婚理由背後，是理智在篩選了教育程度、智力因素、經濟收入等條件后，為感情留下的結果。

即便是可以自由選擇婚姻對象了，人們還是傾向於選擇與自己的年齡、居住地、教育、種族、宗教、社會階級以及價值觀、角色認同相近或類似的對象，即「同類匹配」。它其實是階層婚姻的另一種表現，結婚理由依然逃不出「因為你和我在同一階層，我們的感情建立更容易，利益交換更均等」的範疇。

縱觀這十餘年來中國婚姻問題，我們發現，中國人在終身大事的選擇上陷入矛盾。一方面，青年人想最大程度地實現個性解放，將結婚架到純粹的精神需求層面上，談理想和自我價值的實現;一方面，他們又逃不出現實生活的束縛，不得不優先考慮物質利益等世俗的東西。

為了後者犧牲前者，在一些婚戀研究者看來是歷史的後退，但若把現代婚姻放到歷史中評判，是退一步進兩步的進步。也許現代婚姻暴露出了很多問題，但總體方向並沒發生改變：人們在考慮自己要不要結婚時，考慮得比過去更全面。他們受歷史烙印的影響，會強調財富、社會地位的因素，但同時也更注重「三同」的平衡——同德(雙方都具備正面的道德品質，如善良、有責任感等)，同志(有相似的目標、理想追求、興趣愛好)，同值(價值觀取向一致)。

他們希望身體和精神得到同步滿足，希望將這種滿足用法律方式進行鞏固。這便是最好的結婚理由。

中共十八大及一中全會後，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其常委全部確定，未來五年中共領導集體也已形成。接下來的工作，便是將離退休之外的眾多委員調整安排到中央及地方各個具體崗位。中國大陸中央樞要部門及地方的主要領導人選進入密集調整期。

自11月20日至22日，重慶、上海、浙江、福建、四川五地離職或就職的地方一把手在中央組織部代表的蒞臨指導下，第一時間召開地方會議，發表離職或就職講話。通過離職者、就職者與中共中央代表的講話，能夠窺探出中國大陸的權力運行模式與官場形態。中央掌控地方，地方向中央負責;中央與地方官員一家親，而人民群眾則位於中國政治變動之外。

離職者：擁護中央 繼任者是個好同志

截至11月22日，中國大陸4個直轄市以及四川省委書記人選已經敲定。3日內，重慶、上海、浙江、福建、四川分別召開領導幹部大會或省委擴大會議，5地將要離職的省委或市委書記分別發表離職講話。這些書記的講話內容形式大同小異。

5位書記均表示堅決擁護中央的決定。趙洪祝在四川說，「這是黨中央的信任，是黨的十八大代表和中央委員、中央紀委委員的信任，也是浙江人民的信任，是黨和人民的重託。」俞正聲在上海說，「對於中央的決定，我表示堅決擁護。」劉奇葆在四川說，「我堅決擁護、完全服從中央的決定。中央調我到新的崗位任職，這是黨和人民對我的信任，也是對四川幹部的信任。」

接著，他們便開始介紹自己在地方任職期間的的主要事迹和成就。除在職時間較短的前重慶市委書記張德江外，各位離職書記均發表了較長時間的講話。其中，孫春蘭、趙洪祝、劉奇葆更是飽含深情。孫春蘭說，「福建是我的又一個家鄉。離別之際，更心存感念，依依不捨。」趙洪祝表示，「今後無論走到哪裡，我都不會忘記與同志們朝夕相處、並肩戰鬥的日子，更不會忘記同大家結下的深厚情誼。」劉奇葆也說，「我的情感已經完全融入這片讓人難以忘懷的熱土。」他們的發言中多次提到「群眾」、「同志」等辭彙。

重慶、上海和四川的幹部大會主題並不只是原領導離職，還有一項內容是新領導履新。在這些會議上，即將離職的書記們毫不吝嗇自己的溢美之辭。張德江表示，「我完全擁護中央關於孫政才同志兼任重慶市委書記的決定」，俞正聲在表示擁護中央后，便直接說道，「韓正同志政治上堅定，黨性觀念和大局意識強，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態度堅決，思想上、行動上自覺同黨中央保持高風亮節一致;領導經驗豐富，熟悉黨務和經濟工作，有改革創新意識，組織領導和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強;事業心、現任感強，作風務實，為人正派，處事穩健，關心群眾生活，對自己要求嚴格。」劉奇葆也對繼任者王東明表示「完全擁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