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習近平即將面臨的經濟困局

2012年 11月 13日

2002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上任時，中國經濟蓄勢待發，增長動力十足。2012年，胡錦濤的繼任者面對的將是經濟失去動力的風險，而維持經濟增長所需的大規模改革也尚未起步。

過去五年，中國的增長率下降了一半，從2007年同比經濟增速超過14%的峰值下降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7.4%。這是國外經濟危機和國內不作為共同導致的結果。結束經濟下降的趨勢是習近平面臨的最緊急的任務。習近平本周將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並將於明年春季成為國家主席。

在胡錦濤的前任江澤民的領導下，中國實施了影響深遠的經濟改革，並最終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

在改革中，數千家臃腫的國有企業關門，為私營企業帶來了發展空間，住房市場開放，開啟了房地產市場長達10年的繁榮。

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中國經濟學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說，上世紀90年代的改革是機構改革，可以說這些改革為過去10年的經濟增長打下了基礎。在此之後主要是小修小補和社會支出的增長。

長達10年、每年增幅接近10%的經濟增長使中國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數百萬人脫離了貧困，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成為了全世界企業的目標消費群體。

但是，經濟的快速增長可能削弱了胡錦濤推行必要改革的抱負。反對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在他執政的最後幾年對金融危機做出反應的緊迫性，也是阻礙他實施改革的絆腳石。

從2002年到2007年，中國出口的年均增速接近30%，創造了數千萬個就業崗位，但是在胡錦濤卸任之際，由於工資水平的日益增長，人民幣的走強，以及可供開發的新市場有限，出口驅動的增長模式正在受到打擊。

位於中國出口中心廣東省東莞市的協合線材有限公司生產電器和汽車零部件，該公司經理周熠說，2008年，他雇傭了150名工人，現在他只雇了90名工人。他說，我1998年創辦工廠，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我們的銷售每年能增長25%到30%。他說，目前的銷售狀況還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他目前沒有拓展業務的計劃。

中國的房地產領域也走過了一條類似的軌跡。

胡錦濤就任時，中國的房地產需求十分強勁。很大一部分城市人口住在破爛的住房或工廠宿舍里。隨著收入的增長，越來越多的人湧入城市，房地產投資激增。地方政府向開發商出售了大片土地。


現在，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已經走到了盡頭，城市的天際線上到處是未完工的建築，瑞信(Credit Suisse)地產業分析師杜勁松說，過去的投資導致房地產供應過剩。2012年前10個月的新建住宅施工面積下降了12.7%。

國有部門的改革已經停滯，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出現了倒退。胡錦濤執政時期，民營企業無法進入電力、石化和銀行等戰略性產業參與競爭。在此期間，政府還推出了一個旨在打造全國龍頭企業的產業計劃，導致國內經濟扭曲，並日益將中國拖入與貿易夥伴的衝突之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盧峰說，儘管經過了30年改革，但民營企業在很多領域依然沒有平等的市場准入權利。

與此同時，中國的勞動力規模已經達到最大化並將開始萎縮。據聯合國估計，從2000年到2015年，中國增加了1.03億勞動年齡人口。激增的勞動力壓低了工資標準，大大提升了中國的出口競爭力。但從2015年到203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6,900萬，在工資和出口競爭力方面也面臨相反的效應。這令人進一步質疑中國獨生子女政策是否合理。

胡錦濤上任時，中國對機器和基礎設施的渴求意味著對工廠、道路和橋樑的投資通常都能得到回報。但隨著此類需求趨於飽和，這種投資的盈利能力也開始衰退，打擊了企業借款和銀行放貸的意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經濟學家估計，中國經濟的產能利用率已經從21世紀初的接近90%下降到2011年的60%左右。

這造成的結果是：中國潛在增長率的下降。花旗集團(Citigroup)國際經濟學家希茨(Nathan Sheets)估計，中國潛在增長率已經從2008年的大約10%降至2012年的7%至7.5%。

胡錦濤執政期間，中國在經濟改革領域也並非完全沒有作為。取消農業稅有助提高中國6.5億農村居民的收入。擴大公共服務的範圍（包括擴大教育覆蓋面）則釋放了更多可供家庭用於消費的資金。

52歲的陝西農民吳耀金（音）在自家的小塊農田上種植水稻和其它農作物。他說，五年前取消了農業稅，四年前農民開始享受醫保，可以報銷80%的醫藥費，從去年開始還有了養老保險。這些政策為我們減輕了很大的負擔。

四大國有銀行已經公開上市，這會進一步激勵它們按照市場原則進行經營。但這股勢頭在2009年和2010年出現了倒退。當時中央政府要求銀行為地方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提供數萬億元的資金。但有跡象表明金融業改革正重回正軌，放開原先受到嚴密管制的利率就是一個例證。


自2005年開始升值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累計上升了31%，這是導致經濟增長的動力從出口轉移並降低中國貿易流動不平衡的另一個因素。

為了實現中國經濟的再平衡，讓中國經濟更多地依賴家庭消費，中國的人口結構變化實際上將起到作用，因為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將推動工資上漲。

2002年，當年47歲的四川人周良文（音）月收入只有人民幣500元。如今他在深圳的一家傢具廠打工，月收入超過人民幣3,000元。

現在中國家庭收入增速已經高於整體經濟增速，不斷增長的家庭收入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實現再平衡的重要推動因素。2011年，家庭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佔比從2010年的34.9%上升至35.4%，雖然和歷史以及國際標準相比這一份額仍然很低，但這一方向無疑是正確的。

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過去10年裡中國領導人滿足於對經濟增長率進行微觀調控，迴避深層次的結構改革。美國財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曾說，這種方法不再管用了。

蓋特納上個月在日本說，中國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更加複雜的經濟體，中國領導人不能只是坐在那裡按照以往的方式管理經濟，指望能實現經濟活動的大規模擴張，而不會扭曲經濟以及帶來種種長期問題。

巴克萊資本(Barclays Capital)中國經濟學家黃益平說，他理解為什麼中國領導人到目前為止一直在刻意避免更為激進的改革。他說，從本質上講決策者都是一個樣。改革總是意味著風險。如果無需改革就能實現高速增長，那為什麼還要冒這個險呢？

Tom Orlik / Bob Davis

給常讀《華爾街日報》的朋友們說一句：這個作者Tom Orlik就是個SB，平時寫的文章全都是東拼西湊各種經濟數據，沒有什麼個人思想，比《華爾街日報》的平均水平差了一大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