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創造了中共黨史上最快「躍升」記錄？

　　

　　1931年10月，年僅24歲、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博古，由於堅決擁護和執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一躍而成為臨時中央政治局的負責人。

　　博古，原名秦邦憲，字則民，1907年生於江蘇無錫一個書香世家。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11月，黨組織派博古到蘇聯學習。

　　這年12月，博古從海參崴登上了去莫斯科的列車。火車穿越一望無際的西伯利亞，到處是白茫茫的草原和樹林，到處是嚴寒和冰雪，但博古的心裡卻是熱血沸騰，一想起克里姆林宮上空的紅星，他就想大喊大叫上幾句。最後憑著頑強的毅力，博古戰勝了嚴寒、飢餓和孤獨，終於來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在中山大學，他取俄文名「博古諾夫」，這便是化名「博古」的由來。

　　當時，中山大學的教授多數是托洛茨基派，第一任校長卡爾·拉狄克就是托洛茨基派的擁護者。博古一行人到校后，正值拉狄克講中國革命運動史的課。博古頭一次從拉狄克的嘴裡聽到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野心和晚清政府的無能，認為拉狄克是位了不起的校長。

　　但不久，拉狄克因捲入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權力鬥爭旋渦，丟掉了校長職務。原來的副校長、時年26歲的米夫接替了拉狄克。上任伊始，米夫就在學校里建立了中國問題研究所，把托洛茨基派的教授一律免職，十分器重和信任他的中國弟子王明。

　　博古在蘇聯學習工作了4年，大大提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增強了為共產主義理想獻身的堅強信念和為中國革命事業奮鬥的信心與勇氣。但由於他不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回國后，特別是在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期間，把學到的一套蘇聯革命的經驗和理論，生搬硬套地推廣到中國革命中去，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損失。1945年，博古回顧在蘇聯學習的情況時說：

　　「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也就是在這個時期種上根。」

　　在中山大學學習期間，博古的一大「收穫」就是結識了比他高一班的王明等人，並以王明為核心，形成一個由博古、凱豐（何克全）、何子述、洛甫（張聞天）等28個中國學生組成的小宗派，號稱「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通過王明，博古還結識了米夫。

　　博古是一位天生的宣傳鼓動家，聲音響亮，配上大幅度的手勢，演講極富煽動力。而他的熱情奔放也很快贏得了米夫的喜愛。

　　1930年5月，博古回國。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是向忠發，但實際負責人是李立三。出於對中國革命現狀的估計過高，李立三於這一年6月11日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7月9日，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舉行政治討論會。博古第一個站出來批評李立三，接著何子述、王稼祥等一一發言，矛頭直指李立三的「左」傾路線。最後，王明做了長篇發言，聲稱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和布朗基主義的混合錯誤」。

　　原來，從蘇聯回國不久的王明野心勃勃，早就想取代李立三，便事先與博古等人商量好，藉機發難。

　　然而，大權畢竟還是掌握在李立三的手中。

　　幾天後，向忠發出面找王明、博古等人談話，宣布對他們紀律處分，這反倒使博古跟王明貼得更近了。

　　幾個月後，米夫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來到上海，王明立即得勢。不久，中共中央迫於米夫的壓力，取消了對王明、博古等人的處分。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一步登天，當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曾與他「共患難」的博古自然受到重用，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總書記。隨後，王明在遠赴莫斯科前，把博古推上了中共中央總負責的寶座。

　　王明讓博古負總責，而不讓他擔任總書記，可謂用心良苦。其一，博古既是王明在中山大學的同學，又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骨幹分子。其二，博古時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總書記，資歷淺，鬥爭經驗少，對共產國際和王明又忠心耿耿，這非常有利於王明遙控指揮。其三，王明一旦從蘇聯回國，仍可以名正言順地坐上總書記這把交椅。

　　於是，博古在中共黨史上創下了兩項迄今未曾打破的「紀錄」：第一，他被指定為中共中央總負責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這樣的「躍升」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第二，他當時不過24歲，是中共歷史上最年輕的領袖，人稱「中共中央的小夥子」。

　　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里，是這樣介紹博古的：

　　博古是我遇見過最有風度、有趣的中共領導人之一，也是政治局最年輕的成員。他個子較高，身材瘦長。確實，他總處在極度興奮之中，動作急促而不協調，常常愛神經質的哈哈大笑，他的牙齒前突，眼睛外鼓，特別是透過深度近視眼鏡，眼球好像向外突出。阿奇博爾德·克拉克爾爵士稱他是「怪人」。他喜歡打網球，打撲克，他總是理著很短的寸頭，好似一把硬刷子在頭頂，他頭腦反應很快，也許比周恩來還要敏銳

　　果然，王明的眼光不錯，博古作為「總負責」，確實非常忠實地執行他的路線。博古有個外號叫「黑面木偶」。這是由於他動作幅度大，顯得有點僵硬而得名。此時，他也確實有點「木偶」的味道一舉一動都受著身在莫斯科的王明的遙控。

　　王明的指示傳入蘇區主要是通過派「欽差大臣」及連接「上海瑞金」之間的紅色電台。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加緊「圍剿」，並對處於白區的中共黨組織進行瘋狂地搜捕，設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面臨日益危險的困境。

　　1932年11月，國民黨中統局上海行動區正式成立，特派員史濟美（化名「馬紹武」）坐鎮上海，以偵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機關為行動目標。中統局上海行動區逐日向南京遞送《每日情報》，報告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的一舉一動。

　　為此，中共臨時中央規定了嚴格的聯絡暗號。白天，只有陽台上放著一盆作為暗號的紅色的花，夜晚那間亮著燈光的房間的窗帘拉開一角泄出亮光，這才表明是安全的，可以進入聯繫。

　　在王明去了蘇聯后，周恩來、張國燾、項英、任弼時等人也相繼奉命去了蘇區，留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成了空架子，經常在那裡值班的只有博古和洛甫兩人。

　　1933年初，臨時中共中央在上海越來越難以立足，遂決定遷入中央蘇區。臨行前，博古在上海另行組織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作為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由康生負責領導白區的工作。隨後，博古與陳雲一起，在秘密交通站的護送下，通過國民黨的嚴密封鎖，歷經艱難曲折，進入了中央蘇區。

　　1月初，當博古一行來到福建上杭時，正遇上在這裡開展游擊戰爭的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當博古得知中央蘇區對中央精神沒有及時傳達時，已心生不快。又聽到羅明強調蘇區的革命戰爭要與實際情況結合起來時，更為惱火：這不是同中央唱對台戲嗎？初次見面，就埋下了日後反「羅明路線」的伏筆，也使博古對毛澤東心生不滿。

　　1月19日，博古抵達中央蘇區首府瑞金。至此，臨時中央全部由上海遷到蘇區。

　　中共臨時中央遷入瑞金后，原有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最初，兩者並存了一段時間，有時下達的文件聯名署「中共中央局、中共蘇區中央局」。到了1933年6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字樣消失了。這樣，周恩來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的職務，也就隨之消失。博古成為中央蘇區的最高首長。

　　隨著博古的到來，距瑞金城西五公里的沙洲壩，一時熱鬧起來。博古看中那裡下肖村的一幢楊姓私宅，作為中共臨時中央的機關所在地。這幢房子建於1897年，佔地1100多平方米，土木結構，紅漆描金，古畫裝飾。

太長了，沒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