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未來實現轉型的三種可能路徑：改革、革命或者外戰

2012/11/3  消息來源：多維  

　　改革、革命與外戰，在當下中國發生的概率大致是均等的。誰先被觸發，取決於一些偶然性因素。榮劍先生贊同「歷史上的重大變革，一定是由非理性的、沒有歷史觀和大局觀的人推動而成」，某種意義上也是在認同事情發生的偶然性。對於一個長期處於嚴防死守狀態下的封閉的系統，大事件的發生通常都缺乏預見性。某一起群體性事件處理不好，革命就可能先冒頭；某一次地緣政治關係處理不當，外戰便會不期而至。

　　「我們就是不改，你們怎麼辦？」，榮劍先生在幾篇文章中多次轉述過這個說法。如果這的確是執政黨或某一派執政者的立場，那麼將其表述成「我們就是不改，你們能怎樣？」，可能更符合持論者的真實語態和真正心態。榮先生強調說這是一個「大」問題（《「中國還將跌倒在哪裡？」》）。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榮先生舉了許多原先對革命有過深刻反思和質疑的「反革命」知識分子，如今也開始不再反對革命甚至是期待革命了，如朱學勤等，來證明人們對這個大問題的焦慮。其實，從字裡行間里能讀得出來，榮先生自己也是焦慮者之一，甚或是悲觀者之一。

　　無獨有偶，筆者一直關注的諸多以前的「反革命」人士，都開始出現了某種變化。比如陳行之先生，這位一直沉浸於現實思考和深度思考的可以配享諾獎的作家，不僅一步步表現出對政治前景的悲觀，甚至對既得利益集團的頑固忍不住在文中常爆粗口。再比如李悔之先生，這位以反左而聞名的博客作家，以前一直致力於和平求民主的啟蒙與呼籲，最近一年多來，通過走基層，接觸了大量的底層抗暴人士，對現實的殘酷性有了深切的體會，觀點和態度隨之一變，這從他對待左派人士的態度上即可看出——由反對到同情再到理解。由反對革命轉變為同情甚至是期待革命，在底層和中層，在勞力階層和勞智階層中，究竟各佔多大比例，我無從查考，但從近兩年來網路上的民意變化，以及較有影響的一批博客作者的觀點變化上，大致能夠看出變化的軌跡，斜率頗陡，趨勢堪憂。這種轉變也投射到處理重慶事件的民意反應上。如果說在三月份有七成民意基礎的話，那麼半年多過後，今天可能已經降至六成，在思考能力更弱一些的底層民眾那裡，恐怕還不到五成。因為人們在支持遏制極左思潮的同時，並沒有看到限制官家特權的任何實質性舉措，而後者才是民眾感受最深的針扎點。人們不免會產生「如果讓他們繼續另立中央將會怎樣怎樣」的遐想。

　　原因何在？「我們就是不改，你們能怎樣？」，就是最好的詮釋。形勢逼人，不得不變。本文的主旨不是要論證「官逼民反」，儘管這一幕在晚清已經上演過——皇族權貴們的頑固與拖延的確是辛亥革命爆發的主要原因；而是想分析官家這麼做的道理。關於「改好還是不改好」，榮劍先生已經有過分析，提出了五個約束條件（參見《改革和革命：中國何以選擇》，此處不贅），直擊要害，環環相扣。倘若把自己想象成權貴集團中的一員，然後再來看這五個約束條件，你能夠輕易做出自己的選擇——還是不改好。你甚至會說：絕不能改！

　　五個現實性約束條件，決定了不能改。筆者依據另外兩個約束條件，也得出了不會改的結論，姑且稱之為文化約束條件，即政治的惰性與歷史的慣性。

　　中國式的政治惰性起源於黃老治術，本意是政治清明（所謂黃帝之治）和清凈簡樸（所謂老子之術）。在亂世初定時期，它表現為無為而治、與民休息，是有進步意義的。但在盛世，統治者通常將其演繹成這樣一種治國之術——現體制只要還能維持，就不要輕易去改變它。進而發展到權力失控、貪腐橫行，無為變成胡為，接近於西方政治學描述的這樣一種狀態：「我稱之為政治惰性的東西，對社會既不貢獻勞苦，又不貢獻財富；它只知獲取，卻不付任何代價；……它喪失了保持並提高生活幸福所必需的那種進取的活力，卻把全部精力耗費在頗為強烈的輿論欲上。」（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

　　以不變應萬變，被守成之君奉為圭臬。如果再加上蘇東教訓深刻、三代核心同堂、利益圈子擴大、底層民眾虎視眈眈，則任何一點有可能打破平衡的小的改革都會變得異常危險。膽敢推行改革的人將首先被利益同盟軍拿下，屢見不鮮。晚清政改，之所以遲緩、被動，沒有人再想當光緒，更沒有人再敢當譚嗣同，是一個重要原因。讓不敢冒險的平庸者當頭兒，幾乎是利益集團的一致選擇。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持續當政21年（1964-1985），正是盛世時期蘇聯的權貴們權衡利弊、精心選擇的結果。年輕的戈爾巴喬夫，是在蘇聯人厭煩了國葬之後偶然被選擇的。1982、1984和1985年，這個龐大的紅色帝國為三位總書記連續舉辦了三場國葬。

　　形成政治惰性，需要三個條件。或者說，維持政治惰性，需要三大本錢。

　　其一是經濟要有一定的發展。「好人領袖」勃列日涅夫當政的18年，是整個蘇聯歷史中最輝煌的時代，經濟發展，國力強盛，生活水平大大改善，諸多揚國威、振民心的大工程大項目相繼成功。基於這樣的和諧條件，勃氏合乎邏輯地選擇維穩主義，「拒絕改革，禁止改革，不斷複製和拷貝短板幹部，產生了大量勃列日涅夫式幹部，整個隊伍能力不足和本領恐慌問題日益突出。」（李永忠、董瑛《從民心指數高揚到政權垮台》）國內近幾年對勃列日涅夫的研究，儘管有借蘇諷中的意味，但基本結論還是立足於史實的。從勃列日涅夫到安德羅波夫再到契爾年科，因特權腐敗而導致的民心瓦解的社會現狀，長達20多年，蘇共高層心知肚明，但沒有一個人願意去改，都熱衷於玩擊鼓傳「雷」的遊戲。因為現狀畢竟還能維持，更何況人們對赫魯曉夫當年的下場記憶猶新。

　　其二是民眾的忍耐力，即奴性，中國人與俄羅斯民族一樣，在世界上都具有代表性。

　　其三是槍杆子在手。執政黨掌握到的暴力資源超過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它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強大的統治機器」，榮劍先生據此認為「中國現有制度及其執政集團未必會重蹈清廷的覆轍」。

　　歷史的慣性，即歷史的相似性和延續性。再不堪的體制，在中國都有可能存續較長的歲月。這一點被歷史反覆證明過。這一令人喪氣的中國特色，背後的機理是文化傳統。基於對中國歷史文化特殊性的認識，筆者認同「中國特色」的廣泛存在。但我的認同，不是「特色派」那種認為中國可以例外於世界、中國人可以例外於人類的所謂認同；而是認為同樣的事物在中國可能會因「特色」而經歷更多的反覆，如民主轉型、信仰重建等。因此，對於中國未來的民主轉型，我的基本認識是：結果樂觀，過程悲觀。

　　筆者認同「周期性震蕩是中國制度的典型特徵」，而「周期性震蕩」，就是在反覆展現歷史的相似性。晚清政改一步三回頭，最終夭折於辛亥革命的炮聲之中，這樣的歷史，誰也不敢說不會再重演。國人在漫長的專制統治中進化出兩種特性——從眾性和夜行性。一個人就忍，一群人就哄；白天袖手旁觀，夜晚揮拳相助。中國式的革命，與中國式過馬路的形成機制相同——人多了就可以干。維穩始終有兩大關鍵節點：人多的地方，天黑的時候。國人的這兩種特性很容易醞釀革命的氣氛。一個有著兩千多年漫長專制史的東方古國，民主轉型一波三折，一波N折，是可以預料的。

　　全面考察「5+2」約束條件，如果不存在大的邏輯缺陷，幾乎等同於判定政改在中國是一部永遠不會啟動的機器。那麼這是否就說明僅剩下革命一途了呢？我的答案，或者說我朋友的答案，有別於榮劍先生。

　　這位朋友注重實證研究。他從最辛苦油水最少的鄉政府和派出所近十年來的膨脹速度與利益格局的演化中得出結論：現體制改不了了。對於每一級政權通常由多少個家族控制，他得出一個大致的數據：鄉鎮5-7個，縣15-19個，地市30-39個，省50-65個，國家300-390個。但近年來，他很少再談論具體問題。他說，無論你研究哪個領域的具體問題，最後都會集中指向同一個根源——體制。而每到此處，研究工作便戛然而止，久而久之也就失去了繼續研究的興趣。

　　對於中國未來的轉型途徑，他認為，除了改革和革命，還存在第三條路——外戰。他舉的實例是70多年前的德國和日本。被法西斯主義主導下的德國，以及被軍國主義控制下的日本，當時都沒有啟動政改的條件。兩個國家的轉型是在自己所發動的大戰結束之後完成的，分別付出了經濟倒退20年的巨大代價。

　　改革、革命與外戰，在當下中國發生的概率大致是均等的。誰先被觸發，取決於一些偶然性因素。榮劍先生贊同「歷史上的重大變革，一定是由非理性的、沒有歷史觀和大局觀的人推動而成」，某種意義上也是在認同事情發生的偶然性。對於一個長期處於嚴防死守狀態下的封閉的系統，大事件的發生通常都缺乏預見性。某一起群體性事件處理不好，革命就可能先冒頭；某一次地緣政治關係處理不當，外戰便會不期而至。朋友認為，儘管外戰的性質、規模、肇源與二戰不同，但一旦發生，都足以改變中國。他反覆強調，不可忽視第三條路的存在與逼近。 [ 俺想說幾句 ] [ 查看網友評論( 4 ) ]  

希望不斷的 變革；
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外戰

馬克思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理論，還有著生命力。

fred_yu_job 發表於 2012-11-3 10:20
馬克思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理論，還有著生命力。

在哪裡？

Hanxin 發表於 2012-11-3 07:19
在哪裡？

馬克思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的理論：生產力的變化，必然導致生產關係的變化。

中國現在是生產力確實提高了，但是生產關係沒能跟著變化；必然造成衝突和矛盾。

從網上披露的十八大期間北京出租車在某些路段連車窗都禁止打開的情況來判斷，在中國爆發」革命「的可能性還是蠻大的。

國家永在！人民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