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中國人權理事會」十大丑聞

所謂紐約「中國人權理事會」是個什麼樣的組織？他們在海外又幹了些什麼？看了這篇「十大丑聞」就一目了然。為了使讀者更能看清其組織內部成員的真實面目和醜陋靈魂，本刊基本保留了原文的面貌，包括一些謊言和謬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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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巨騙狂盜
    每年以救濟所謂「國內受政治迫害人士及其家屬」為名而募集的三、四百萬美元經費，實際被劃歸「人道援助基金」項目的卻不到十萬美元，而所謂「六四」死難者家屬僅獲一萬餘美元。王丹指出，「很多在國內的十分需要幫助的朋友都表示都沒有收到過『中國人權』的捐款」。林牧聲明：自1999年以來，西安、杭州、重慶、大同等地請求「中國人權」援助的人士均未得到分文。有人說，「『中國人權』的基金被稱為『劉青的錢』，那些需要錢的人根本拿不到『中國人權』的錢。」
   （二） 蛻變有因
    《中國人權2003年財務簡報》透露，「收入四百一十六萬美元，開支七十四萬美元，資產七百六十九萬美元，負債三十四萬美元」。從財務簡報上看，可供查詢的開支僅七十四萬美元，簡直不可思議，其餘至少在三百四十二萬美元以上的那部分開支則被刻意隱瞞，很可能被用於與「中國人權」組織身份不符的用途。2003年美國民主基金會資助「中國人權」的金額為三十五萬美元，只佔全部收入的一小部分，另外的三百八十一萬美元來歷可疑，與台灣情報機關難脫干係。2001年以後，「中國人權」每年的經費總收入突然比以往多了兩、三倍，但與此同時，內部分歧卻日益加劇。自接受了具有特定政治傾向和要求的經費后，「中國人權」組織的性質發生蛻變，「人道援助」項目也形同虛設，被用來培植劉青的個人政治資本。
   （三） 利益集團
    每年近三百萬美元的經費預算，用於薪水和辦公室的費用高逾百分之六十，其餘又以「合作專案」、「工作合同」等形式，與其它組織的成員進行「利益分配」，從而形成利益集團。劉青的年薪高達八萬美元，而他卻聲稱是聽從了所謂「你若不給自己加薪，會影響下屬的薪資收入」的建議。執行主任譚競嫦女士聲稱，他們的工資「在非政府組織中算是最低的」，而且，劉青當主席十三年也不算長，因為在她認識的「非政府組織負責人」中，就有人做了二十多年還在任。這位在「中國人權」屢次內部衝突中總是袒護劉青的譚競嫦與劉青有著利益關係，據韓佃礬透露，譚的兒子在一家與「中國人權」有合約關係的公司上班。譚競嫦玩弄程序上的陰謀，封殺了眾多理事罷免劉青的提案，導致「中國人權」組織分裂，十二位辭職的理事被迫向社會撕開「中國人權」黑幕。


（四） 台灣插手
    「中國人權」組織建立初期，曾經聚集了一批願為人權事業無私奉獻的義工，他們多為知名學者。據蕭強回憶，「中國人權」在１９９１年底時才籌到三萬美元。但自１９９２年傅新元將主席一職讓位於賣身投靠台灣情報機關的劉青之後，台灣在美國的政治諜報網逐步控制了「中國人權」組織。台方以「熱心人士」或「捐款人」的身份，幫助「中國人權」從台灣及西方國家的某些機構籌集到大量資金，給人微言輕的劉青撐腰，為他取得獨斷專行的權力。公辦室花費大量租金和行政費用，是為了幫台灣「對外打交道」，強調「專款專用」。劉青等人對於從大陸出來的知名民運人物，凡被認為「不能合作」的，都予「封殺」；聽話順從的，則幫其獲得「安家費」、「津貼」、「獎學金」或「研究項目」，推薦發言和出書，被安排會見外國政要或訪台，在國際間「為台灣發聲」。



（五） 黑箱作業
     「中國人權」的組織章程規定，理事會擁有一切權力，每三年換選主席。然而，劉青未經選舉卻佔據主席職位長達十三年，仍抗拒罷免，還要再設兩年的「過渡期」，並指定誰來繼位。在內部運作上，理事會的決定權和監督權被完全篡奪，主席對執委會隱瞞公務，而執委會又向理事會作隱瞞，還要不時追究「泄密」者的責任，儼然像一個間諜組織和保密機關。掌權者蠻橫霸道，任人唯親，清除異己。為了給貪污瀆職和監守自盜打開方便之門，劉青一人即管錢又管賬，旁人不得過問。方勵之、劉賓雁、蘇曉康、於浩成、郭羅基、林牧、王丹、張偉國、叢蘇、鄭心元、王渝、黃默、蕭強、童屹、林培瑞等理事和榮譽理事不滿被架空和利用，相繼辭職而去。他們指出，「中國人權」已經「從一個理想主義者創建的公益組織，變成一個搞黑箱操作、無視章程法規的利益集團」。
   （六） 弄虛作假
    童屹女士在查賬過程中發現，「人道援助基金」的中文和英文賬目不符，竟相差八萬美元。劉青後來雖補交了自己編的「收款人名單」來應付，但仍然少了四萬美元。王渝女士指出，劉青擅自利用「中國人權」的免稅賬戶，替某些人轉賬逃稅，使「中國人權」陷入嚴重的稅法問題。2004年「中國人權」的990稅表顯示薪資開銷總額為二十七萬五千五百四十美元，其中劉青為三萬五千美元（實際年薪八萬美元，少了四萬五千美元）未如實申報。2000年以後，「中國人權」租用辦公室的開銷從以前的三萬美元左右漲了兩倍，達到每年九萬多美元，但是，在列支管理費的報表中，租用辦公室的開銷卻仍然維持在每年三萬美元左右。做假賬的人被告知，遭他們侵吞的錢大多來自一些不願公開身份的機構（包括「白手套」），這些機構寧可丟了錢，也不願因牽涉訴訟而暴露其背景。
   （七） 「人血饅頭」
    通過結交美國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如黎安友、林培瑞等）及情報、智庫等機構，來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和兩岸政策，是「中國人權」組織長期的著力點。它的另一項使命，則是配合美國國會抨擊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中國人權」手裡拿著一份中國政治犯的名單，並在適當的時候把「人權個案」擺在美、中兩國的外交紛爭之間，作為雙方討價還價時的籌碼。北京當局對異議人士捉捉放放，換取美國的政策讓步，少不了「中國人權」等境外機構合奏一些雜音。為了不斷打出「人權牌」，「中國人權」需要不斷有人坐牢，然後進行輿論炒作。這種奇特的行業通常被稱為吃「人血饅頭」。
   （八） 人浮於事
    設在香港的一間狹小房間里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十年來發表了三千三百多篇新聞稿，但該機構只有一人工作，獨立進行調查、寫稿、發稿。相比之下，設在紐約帝國大廈的「中國人權」顯得格外臃腫而龐大，它僱用了十幾名工作人員，十年來只發布了八百條新聞。在美國居住了十三年卻連簡單的英語都不會講的劉青，心安理得地領取高薪和津貼，過著奢華糜爛的生活。他把大部分時間都花費在吃喝玩樂、遛狗、逛賭場，以及勾心鬥角搞內鬥，或為某人捧場，或誹謗某人。為此，盧四清笑問劉青：「可不可以不要那每年八萬美元的薪水為你們組織做十年義工？」
   （九） 「買辦民運」
    高寒認為，「買辦民運」的要害是對本土抗爭和突發事件麻木不仁，只對給錢的後台老闆言聽計從。「中國人權」和《北京之春》就是「買辦民運」。薛偉和錢達透露，《北京之春》每年為台灣情報機關提供二百五十件情報，獲取總計兩億元新台幣的秘密經費。《北京之春》為完成定額任務，與「中國人權」互通有無至關重要。岳武在《是誰逼得方勵之等人啞口無言十三年》一文中指出了「買辦民運」的後台：「誰？台灣！有錢！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秀才看見錢，大眼瞪小眼！台爺叫怎麼辦咱就怎麼辦，台爺不讓監督咱就看不見。」
   （十） 相互敵對
    莫莉花致函「中國人權」，指出劉青「拉幫結夥，自立山頭，相互敵對」的問題，林培瑞深有同感，說：「一個領袖把團體變成他個人的派系，敵視其它團體的領袖，結果使得為了共同理想參加團體的其他人全部離開。直到現在我才了解到，『中國人權』內部也產生了同樣的問題。」為了壟斷「資源管道」，「中國人權」不擇手段傷害民運，在向後台報告誰「可合作」、誰「不可合作」時也往往挾帶私心。許多民運團體在向美國、台灣某些機構申請經費資助的過程中，都曾受到過劉青等人的攻擊，甚至被誣為「中共特務」。劉青向那些機構強調：「那些項目『中國人權』已經在做了，他們沒有必要做重複的事，而且他們不可能做好。」由於得不到在海外投身民運事業的經費資源，許多有影響的民運人物心寒之餘離開了是非圈，另謀生路。民運出了「王倫」，山寨就剩幾個嘍羅。

沒聽說過這個組織嘛。估計也是一群烏合之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