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鹿諾貝爾》之思

文/廖萱兒
數日前，到朋友家中喝茶閑聊，話題總少不了東海、南海、民運之類的，起初，還認為流亡海外的民運精英是民族精神的脊樑，比如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朋友不以為然。於是就把不久前出差，從南方帶回的一本彭海秋先生的著書借我翻閱。
當夜，我仔細翻閱，讀罷彭先生的書，我不禁大失所望。滾滾紅塵、金錢慾望、名韁利鎖，魔咒般地套住了他們的靈魂。他們的世界亦如煙花巷陌、市井茶樓，他們的生活比我們更為喧囂，原以為他們是一群精神貴族，其實他們的精神在異域已經荒漠化，靠豢養已經無法開花結果。
《逐鹿諾貝爾和平獎秘辛》這部書，以近乎白描的紀實手法，寫出了魏京生、任畹町、王希哲、徐文立、方勵之、劉青、王丹……這些從1979年「民主牆」開始投身民運事業的民運明星，從七九「民主牆」到八六、八九「學潮」再到「諾貝爾和平獎」之爭的始末。其中，還穿插了王希哲、徐文立、魏京生矛盾糾葛的由來，劉青挪用民運捐款案，魏京生的風流韻事，任畹町抓特務……揭開了一座異彩紛呈的民運舞台，揭示了一段不為外人所知的真實的民運歷史。其視角之寬，展現民運人物之多，情節之細微獨到，堪稱前所未有。應當承認，中國民主運動，在中國經歷了世界上所有國家都不能與之比擬的時期之後，才產生了民運人士這個特殊的人物群體，其特點非常突出。書中由民運人士自己，反思民運長期分裂的原由，探討民運究竟向何處發展的問題。
彭海秋先生披肝瀝膽，長期從事民運工作，幾度風雨幾度春秋，親眼目睹了同仁們的各種心路歷程，天命之年略作反思，也可以說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月換星移，念滄海之一粟，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隨將半生感悟寫成一書。這與其說是一部民運的鬥爭史，不如說是民運的反思史。
從書中，我們可以看到魏京生是個什麼人，伊少年並無安邦定國之大志，也無改變民性之想法，更無推動民主化進程的意念。早年在文革造反期間，從一老教授家中獲得一部《水滸傳》，他從這部書中讀出這樣一個道理，造反然後招安，不失是人生飛黃騰達的一個終南捷徑。於是造反，入監，受西方敵對勢力媒體關注，獲得了名聲，然後再造反。文革后，造反落伍了，1979年的民主牆，給他帶來了靈感，這碗飯好端，金錢名利，並抱得美人歸。那些涉世不深，跟隨他的女性，都成了獵艷的目標。如果不是任畹町從中作梗，魏京生還真的有戲能拿下諾貝爾和平獎。難怪，魏京生對劉曉波獲獎也憤憤不平。
香港《信報》刊登《魏京生今後應以什麼為職業》的文章說：「我仔細閱讀過魏京生的民主論文和獄中書信，以及他歷來尤其是出國后對媒介發表的言論，發現他不是一個理論性、雄辯性的人，他的組織才能和策劃才能已經不適合走民運這條路……」文章建議：「我倒覺得魏京生可以走文學創作或新聞報道的道路。魏京生曾坦言他走上民運的道路，更多地是由於看到民間的疾苦而非由於理論上的推導所致……他若能在文學創作方面進修一段時間，然後以憂國憂民的筆端寫出他一生的經歷，以及他對中國社會體驗，結集出版，似乎最能發揮他自己的潛能……」當然，此後魏京生還在寫，寫他的經歷、寫他的看法，但最終，也沒有看到有分量的東西。那樣的時代、那樣的經歷培養不出來哈維爾，也培養不出來昆德拉，甚至也沒有培養出又一個李銳。再後來人們了解魏京生，就是聽說有一個「魏京生基金會」。招財進寶成了他人生的最終歸宿。
任畹町後來被譽為「中國最有骨氣的人權老人」、「中國民運第一謀略家」，對於中國國內發生的所有大事他都有骨氣地站出來發表自己的觀點。他贊同法輪功修鍊者的「三退」（退黨退團退隊）；聲援達賴先生；聲援境內維權運動；申斥中國政府對四川地震救災不力；聲援抵制北京奧運……2008年4月，他認為「奧運應該承擔更多的人權義務」，發出了「全球決戰抵制北京奧運迎接中國民主變革的聲明」，呼籲「促使國際民主陣營的體育界、政界、企界、財界、中國民主派與中華民國、香港通力合作，響應中國人『不要奧運要人權』的時代強音。全面抵制奧運，不參與、不合作、不捧場，運動員們拒絕參賽，政治家們謝絕開幕，大公司們不出錢，藝術家們不策劃，觀眾們閉上眼睛……可牽一髮而動全身。」……英雄遲暮美人老矣。「人權老人」是一種尊榮，也是一種無奈。時光，磨去的東西太多太多……當任畹町再次用他擅長的讓人看膩了的排比句，呼籲人們最廣泛地抵制北京奧運的時候，人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叱吒風雲、滿腹韜略的英雄，而是一個嘮叨瑣碎的老人了……
日暮途窮，任畹町由79民主牆和89學潮的民運明星，在和魏京生的較量中，風雲變幻，歲月無情，奔波一生，權利名利，都如長江滾滾東逝水，一個念頭在人耳邊炸響，喪鐘為誰而鳴？
彭海秋先生在書中多次提到的劉曉波，獲獎后又如何呢？挪威科技大學教授阿努爾夫•科爾斯塔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嚴厲批評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把今年的和平獎授予劉曉波，說「這是大錯特錯」，「諾委會這麼做居心不良」，其目的是想在中國推行西方價值觀和政治制度。
科爾斯塔說：「把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是大錯特錯。人民期望諾貝爾和平獎促進內部和平，特別是減少國與國之間的武裝衝突。劉曉波，就我所知，從來沒有在減少衝突方面做出過什麼貢獻，也沒有參加過與和平有關的活動。我看不出這位和平獎得主符合諾貝爾遺囑中最重要的標準。因此，這是一個錯誤。」
諾委會把和平獎授予劉曉波時所稱的理由是「他在中國進行爭取人權特別是言論自由的鬥爭」，以及「西方議會民主制度是世界和平的前提」。對此，科爾斯塔說：「這也是一個錯誤。如果我們看看全世界，美國和英國等具有悠久議會制民主的國家，過去50年來一直屬於最具進攻性的軍事強權之列，佔領別國或在別國（如伊拉克和阿富汗）發動戰爭。」
關於諾委會為何作出這個決定，科爾斯塔說：「我認為，諾委會對中國所知甚少。諾委會也想獨立於外部壓力，表現出勇敢的一面。即使與實際相違，甚至與目的相悖，諾委會也要在全球推行西方價值。」
他說，諾委會選擇劉曉波的主要理由是，他被認為支持西方在人權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價值理念。「在西方，許多人認為這個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必須輸送到所有其他國家去。要麼直接通過武力和戰爭（如伊拉克和阿富汗），要麼通過支持那些被認為代表這些價值和理念的人。我認為，諾委會想要中國成為一個更像西方世界的國家。諾貝爾獎就被用於此目的」。
關於諾委會自稱它獨立於挪威政府和議會的說法，科爾斯塔認為，諾委會形式上是獨立的，但是在議會中有席位的所有挪威政黨以及挪威首相和外交大臣都對諾委會的決定表示支持。諾委會主席亞格蘭也是一位前首相和議長。因此，諾委會與挪威官方政治體系存在聯繫是確定無疑的。
他說，諾委會給中國貼上「不民主國家」的標籤是不公平的。多黨制不是使人民對政策制定和國家未來發揮影響力的唯一途徑。每個國家都可以基於自己的文化和發展程度，選擇自己的政治和民主解決方案。
科爾斯塔認為，西方許多人不想看到中國這樣一個強國且在許多方面非常成功的國家擁有不同於西方的政治制度。他們想輸出自己的制度和思維方式，「這將是一種攻擊中國價值、文化和政治制度的過程，因此也是對在自己國家堅守中國文化價值的中國人的攻擊」。
  科爾斯塔最後說：「和平獎近年來從來沒有授予代表和平以及為裁軍而鬥爭的人們。我認為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沒有侵略性的國家，它努力通過對話解決國際問題。因此，我認為把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中國的異見人士是不公平的。」
《逐鹿諾貝爾和平獎秘辛》一書，用細膩詳實的筆法，真實準確的第一手資料，生動再現了一個鮮為人知的世界。一個爾虞我詐、爭名奪利、山頭林立、爭風吃醋、賣身投靠、落井下石、乞食於人的世界。這是一個令人不堪回首的世界。從魏京生任畹町到徐文立王軍濤王稀哲劉青等人，亂鬨哄你方唱罷我蹬場，民運舞台已經成了一個詭譎怪異的江湖。

每個讀者心中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諾貝爾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