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寡頭的「民主」

被寡頭的「民主」

2012-07-04 05:33:35  多.維.博.客  夢洛

    記得空博等幾位博主一直都是「民主制」的忠實擁護者，本人對「民主」處在一種不倡導不反對的態度，大致原因是覺得人性本身與民主有個對沖點。恰巧前日一位復旦的朋友推薦給了我一篇楊校長在今年的畢業典禮上提到的文章，讀後覺得裡面提到的民主V.S不過寡頭政治因素的原因，正是我要找的那個對沖點。而且文中很多問題與中國社會也有相通的地方，加上此文評論忠懇、犀利皆具，這裡也特意拿來與大家共享一下。

    克里斯托弗·哈維斯：精英為什麼失敗？

    1990 年，11歲的時候作為6年級學生，我在曼哈頓上東區的由原來的軍械庫改造過的學校排隊進入考場，緊張不安地參加即將改變人生的考試。我希望考入亨特學院附屬中學，這是一所大眾熱捧的學校，面向紐約五個區招收從七年級到12年級的學生。每年，全市3000到4000名學生的成績達到標準化考試的前五分之一有資格在六年級時參加亨特中學的入學考試，最後，只錄取185名。(大約45個學生(都來自曼哈頓)在一年級時就進入亨特小學上學，他們自動獲得升入中學的機會。)

    我是考上這所學校的幸運兒之一，那裡的經歷改變了我。就是在亨特中學，我吸收了思想開放和自信的世界主義，這是當今美國統治精英的指導思想。讓這所學校充滿活力的是對學生才華和能量的集體榮譽感和普遍的優越感。在1982年，亨特一個校友在紐約雜誌的一篇文章中描寫了這所學校，題目是「快樂的精英」。該文認為「對學生的過度自我陶醉的忠誠」其「最獨特的品質」。這種忠誠源自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亨特體現的賢能政治理想同樣體現在美國的任何一個機構。與招生時採用的各種主觀措施—如推薦信、個人簡歷、作文、父母遺傳和面試—的名牌大學不同，亨特的錄取完全根據「客觀」標準：1個小時的考試。過線就錄取，不過就被刷下。沒有依據家庭背景的照顧政策，沒有托關係走後門。即便紐約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的女兒參加了考試而沒有及格，她也進不去。這樣的美國機構恐怕已經沒有幾個了。

    因為該校是公立學校而且是免費的，吸引了全市所有的孩子，許多是第一代美國人，來自韓國、俄羅斯、巴基斯坦等野心勃勃的移民子女。一半學生至少有一個家長是在美國之外出生的。因為這些原因，在自己的想象中，亨特就是這樣一個地方，任何一個發奮進取、才華出眾的人都可以從默默無名的工人階級邊緣地帶打入美國精英的核心地區。紐約城市大學亨特學院的院長也是亨特附屬中學校長的詹妮弗·拉伯(Jennifer Raab)說「我出生於一個沒有人上過大學的家庭，我們生活在紐約市的華盛頓州高地，我們沒有錢。它具有驚人的賦權能力。」當她調查學生情況時，「它讓我對美國夢充滿信心。這個夢確實變成了現實。這些孩子得到無與倫比的教育，重要的不是他們來自哪裡而是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但是，母校的問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賢能政治的機制崩潰了。1995年，當我在亨特讀書時，學生中有12%的黑人和6%的拉丁美洲裔孩子。並非巧合的是，亨特入學考試還沒有考前輔導班之類東西。但是，現在完全不同了。所謂的培訓學校如昆斯精英學院(Elite Academy in Queens)為放學后和周末補習班收取數千美元，讓六年級學生背誦單詞和學習高等數學。與此同時，在曼哈頓更富裕的街區，父母每個小時90美元聘請家庭教師一對一輔導孩子學習。

    到了2009年，《紐約時報》說，亨特的人口比例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黑人只有3%，拉丁美洲裔孩子只有1%。隨著越來越先進和越來越昂貴的考前輔導產業的興起，亨特選拔學生的手段與紐約的社會和經濟等級體系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了。成績金字塔反映了財富和文化資本的金字塔。

    這是如何產生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我認為最好的答案是社會學家羅伯特·米歇爾斯(Robert Michels)提出的理論，他在上個世紀初遭遇了類似的問題。米歇爾斯出生於富裕的德國家庭，逐漸接受了當時在歐洲盛行的激進社會主義政治。最初，他加入社會民主黨，但最終他逐漸發現該黨過於官僚化無法實現其宣揚的目標。米歇爾斯宣稱「我們的工人組織已經變成了目的本身，一個為了自身完美的機器，而不是為了實現本來要完成的任務。」

    米歇爾斯後來轉向工團主義，迴避議會選舉，更傾向於勞工群眾的團結，全面的罷工和反抗德國皇帝的獨裁。但是即使在德國左派更好戰的派別中，米歇爾斯也遭遇了他在社會民主黨內感到厭惡的官僚化癥狀。在他的經典著作《政黨》中，他納悶，為什麼在意識形態上堅持民主和參與的左派政黨在功能上與右派清醒的精英主義者和貴族政黨一丘之貉，沒有差別呢。

    米歇爾斯的無情結論是，任何政黨無論其信仰系統如何，都無法在實踐中帶來民主。寡頭統治是必然結果。對於任何一個以民主基礎作為鞏固其存在的合法性的機構來說，它必須有一個組織代表其任務。普通成員沒有時間、精力、資金、意願來參與維持機構運轉所需要的眾多的，常常瑣碎的決策。米歇爾斯令人信服地指出，實際上，效率要求這些任務被委託給少數有權力的人代表全體成員做出決策。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官僚群體就變成了長期的全職的領導幹部。米歇爾斯說，「沒有人希望如此，」但確實出現了「把領袖和民眾區別開來的巨大鴻溝」。現在領袖控制了用來操縱民眾輿論的工具，扭曲了組織的民主過程。「因此，最初不過是集體決議的執行者的領袖很快從群眾中解放出來變成了不受群眾控制的獨立實體。」

    所有這些都源自組織本身的不變本質。米歇爾斯的結論是他說的「寡頭統治鐵律」：「正是組織使當選者獲得了對於選民、被委託者對於委託者、代表對於被代表者的統治地位。組織處處意味著寡頭統治。」

    米歇爾斯辨認出來的動力學與我們珍視的賢能政治體系有關。為了讓它達到理想的標準，賢能政治必須遵循兩個原則。第一個是差異原則，即認為人們的能力存在重大差別，我們應該接受天賦上的等級差別，我們的挑戰就是讓最刻苦的最有才華的人去做最困難、最重要、報酬最豐厚的工作。

    第二個原則是流動性原則。隨著時間的推移，必須存在某種持續的競爭性選拔過程，確保獎優罰劣。也就是說，職責的委託不能一勞永逸固定下來，無論是行業壟斷還是子承父業。人們必須能夠根據其表現得到提升或降職。如果拳擊手失掉了攻擊能力，他就應該下場去坐冷板凳;交易員失掉了金錢，他的獎金就應該被扣除。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上，我們希望窮人家的才俊應該有機會爬上權力和地位的高位，而富家子弟的平庸者不應該被委以做出生死決策的重任。換句話說，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必須有一個類似於水泵的機制，不斷地確保聰明能幹和勤奮好學的人上，而平庸者下。

    但是，這個理想雖然非常有吸引力，卻違背了我的賢能政治鐵律的現實。賢能政治鐵律表明，賢能政治選拔體系產生的不平等最終將大到顛覆流動性機制的地步。不平等的後果讓平等的機會成為不可能。差別原則最終把流動性原則吞沒。那些爬上高位的人會想方設法掀翻梯子，或者選擇性地降低標準讓他們的親戚朋友爬上來。換句話說，「支持賢能政治的人肯定支持寡頭政治。」

    比如，想想亨特畢業生遭遇的下一種「賢能政治」。美國大學是現代賢能政治的核心機構，但是，正如丹尼爾·格爾登(Daniel Golden)在他具有顛覆性的書《錄取的價格》中所說，在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s美國高考)和中學成績的賢能選拔設計之外，納入了給予特權優惠和補貼的傾斜體制：

    名牌大學的至少三分之一，文科學院的至少一半學生在錄取時都得到優惠照顧。雖然少數民族一般要佔學生數的10-15%，但在其他優惠群體中白佔主導地位：運動員學生(10-25%的學生)、校友子弟(10-25%的學生)、發展基地(2-5%的學生);名人和政客子女(1-2%的學生)、教工子女(1-3%的學生)。

    這還不包括富家子弟在家庭教師、考試補習班、接觸昂貴的私立中學和招生顧問的便利和優勢等。用格爾登的話說，所有這些針對特權階層的孩子的優惠簡直就是「針對白人有錢人的平權行動」。這根本不是普遍讚揚的理想的賢能政治而是「精英掌握永久世襲的藝術」的古老做法而已。

    純粹的起作用的賢能政治將產生這樣一個社會，雖然不平等擴大，但不平等是伴隨著社會流動性的增加而出現的。隨著教育體制和企業界越來越善於發現內在的優勢，你將看到貧寒子弟中的佼佼者脫穎而出爬上社會上層，而最優秀的最聰明的人的平庸後裔再退回到本該去的社會金字塔底層。

    但是賢能政治鐵律做出了不同的預測：圍繞賢能政治理想組成的社會往往產生不平等，卻沒有伴隨的流動性。事實上，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的不平等越來越多，流動性越來越少，因為爬上高位的人想方設法創造條件維持和捍衛自己的特權，並盡一切能力把特權傳給子孫後代（當今中國高層的利益群體與此同出一轍。）。結果，就出現了人們描述的197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經濟轉軌的現場描述。

    卡特時代之後的美國政治經濟的典型特徵就是不平等的迅速和持續的擴大，這是人們研究得最多也得到最多承認的。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稱之為「大分化」，做了很多開拓性的工作研究這種現象的經濟學家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寫到「上層1%的收入份額在過去幾十年戲劇性上漲，達到了自大蕭條以來前所未有的高點。」

    過去30年美國不平等的加劇的最獨特方面之一就是上層的財富收入的急劇集中。越往收入分位的上面走，財富就越多：最上層的10%的人收入已經很好了，但他們不如1%的人的收入高，而1%的人的收入增長趕不上0.1%的人的收入增長。所有這些富豪的收入增長都趕不上0.01%的人的增長。除去通貨膨脹因素，最上面的0.1%的人的平均年收入從1974年的100萬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710萬美元。對0.01%的人來說，情況就更好了，其平均年收入從不足400萬美元增加到3500萬美元，幾乎增長了9倍。

    不僅僅是有錢人變得更加有錢了，雖然這當然是確定無疑的。而且是越來越小的超級富豪群體攫取經濟成果的份額越來越大。美國現在的不平等狀況是所有工業化國家中最嚴重的。與它比肩的國家是阿根廷和其他拉美國家，這些國家常常作為缺乏龐大的中產階級，阻礙發展和善治的典型例子。

    所以，收入不平等一直在加劇。那麼，流動性如何呢?雖然這很難衡量，但是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在收入不平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劇的同時，社會流動性在一直下降。奧巴馬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阿蘭·克魯格(Alan Krueger)在2012年的演講中創造了一個詞，「蓋茨比曲線」(The Gatsby Curve，源自美國作家菲茨傑拉德的著名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譯註)用來指過去三十年的變化圖表「不平等按年度不斷上升，而經濟流動性按代際不斷下降。」

    涉及幾代人的社會流動性長期趨勢的最全面預測的嘗試體現在「1940年到2000年美國代際經濟流動性」一文，這是由芝加哥聯防儲蓄銀行的經濟學家丹尼爾·阿隆森(Daniel Aaronson)和巴莎爾·馬蘇德(Bhashkar Mazumder)撰寫的一篇複雜的論文。在經過了一系列作為統計學煙火製造術的處理之後，他們得出結論說「流動性從1950年到1980年是上升的，但從1980年以後迅速下降。最近的流動性下滑只能部分地被教育所解釋。」

    * * *

    波士頓聯邦儲蓄銀行的一對經濟學家分析了家庭收入數據來衡量30年的流動性而不是代際流動性。他們發現，在1970年代，36%的家庭處在相同的收入百分位上，在1980年代，這個數字是37%，在1990年代，它是40%。換句話說，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家庭在他們的一生中維持自己的階級地位不變。

    這實際上是賢能政治鐵律對社會秩序發揮作用的證據。我們或許詢問當一個社會已經完全被賢能政治鐵律腐化以後會變成什麼樣子。那將是這樣一個社會，不平等差距非常高而且不斷增加，但精英的流動性非常低。在這樣的社會，作為支柱的機構中充斥著一群受過良好教育的，野心勃勃的成功者，他們不僅享受巨額的經濟回報，而且有難以匹敵的權力和地位，但是這些統治者竭盡全力擺脫制裁、競爭和問責，這群人多少都認為他們既然已經獲得如此地位，既然已經處於金字塔的頂端，其親友和子孫後代當然也要呆在這裡不動。

    這樣的統治階級將擁有任何機構內部無休止的激烈殘忍的勾心鬥角，它將產生賢能精英，但如果瀆職或屈服於腐敗誘惑不會受到任何制裁。該制度將本能性地保護精英集團中的最糟糕成員，出現業績和獎勵之間的巨大鴻溝，從而導致腐敗橫行，違反規則，自我交易，位於權力頂端的人則追求為超級明星提供承諾的天價獎勵。同樣的，救助行動結合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最糟糕之處，這樣的秩序把賢能政治和官僚體系的最糟糕地方融合在一起。

    換句話說，它將看起來更像21世紀最初幾年的美國精英。

    在我們的精英沉溺於牢牢抓住地位的做法中，沒有一個比對聰明的痴迷更明顯的了。智力是賢能政治的核心價值觀，它可以追溯到標準化考試的最初幾年，現代的SAT就是從早期的智商IQ測試演化而來。稱一個精英成員「聰明」就是對他的最高讚賞。

    智力是對佔據強力職位者的重要和必要的條件。但這不是賢能政治文化推崇的那種對聰明的稱讚。它更惡劣：是對聰明的崇拜，其中智力是主要美德，與此同行的還有一種信念，即聰明是可分等級的，智力等級差別就像財富等級差別一樣，從來沒有達到穩定水平。在像美國這樣分層明顯的國家，這是一個非常誘人的結論。既然同樣的精英群體中有人賺50萬美元，有人賺500萬美元，有人賺50億美元，那麼在認知能力上應該也存在同樣級別的跨越。

    在《清算：華爾街的人種志》中，人類學家凱倫·胡(Karen Ho)顯示，對聰明的痴迷如何產生了「賢能政治的反饋環」，銀行家越來越大的影響力變成了他們實際上是「最聰明的人」的證據。按照胡採訪過的摩根斯坦利銀行的分析家的話，那些被該公司錄取的人「往往會被告知他們將與『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一起工作。這些人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雷曼兄弟公司的合併和接收的副總裁羅伯特·霍普金斯(Robert Hopkins)向她談及華爾街的大佬們「我們在談論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我們是。他們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

    正如人們可能懷疑的，考慮到上層的不平等的不規則本質，在華爾街大公司工作的人上頭盤旋的是全世界的對沖基金高手，他們自認為比華爾街普通工作人員更聰明。一個名叫埃利(Eli)的對沖基金分析員在一次晚餐中開玩笑地告訴我「華爾街的多數人，雖然他們有耀眼的學歷，基本上都是人格發展障礙者，百分之百有問題。」在埃利及其同事看來，對沖基金才是真正的交易，是內環的核心。埃利告訴我「在我的一生中，身邊都是非常嚴肅對待智力的人，我上的名牌學校，在聰明人的圈子裡工作，之前我從來沒有在這樣的場合工作，這裡以擁有最聰明的人而自豪，這千真萬確。」當然，這種信心還體現在外在的行為中，這種自信也體現在金融領域整體享有的權威上(在某些圈子裡至今仍然如此)。埃利笑著說「到了一天結束之時，美國按華爾街的指令做事。不管是因為華爾街的信息最多還是因為華爾街在智力上的自我交易，或者因為它根本就沒有主見，狗屁不通，反正這就是美國文化。」

（未完待續）

（續上）

    這就是最惡劣的聰明崇拜：聽聽華爾街說什麼，他們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

    雖然聰明是能幹的精英的必要素質，但這遠遠不夠：智慧、判斷、同情心、道德感召力等都很重要，雖然這些品質都沒有被充分重視。實際上，沒有這些品質的極端聰明可能具有極大的破壞性。但是同情心並沒有聰明這麼招人喜歡。聰明讓人暈眩讓人著迷。更重要的是，它有威懾力。當一群擁有權勢的人聚會做出集體決策時，必然出現衝突和爭論，通常情況下最後選擇的決策是被認為是「最聰明的人」雄辯地提出的決策。

    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破壞性的智力佔上風。在布希政府的最具破壞性和災難性的許多決策背後是這樣一個人：戴維·阿丁頓(David Addington)，他是副總統切尼的顧問和辦公室主任。他被稱為「切尼的切尼」和「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最有權勢的人。」布希白宮的前律師告訴《紐約客》的簡·梅爾(Jane Mayer)，這屆政府為「反恐戰爭」確立的法律框架，從無限期拘押到虐待到拋棄1949年日內瓦公約，到拒絕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全都是「阿丁頓的手筆」。

    眾多報道中對阿丁頓的典型描述就是他出類拔萃的智力和鋒芒畢露的意識形態焦點。艾丁頓的高中歷史老師告訴梅爾「這孩子特別聰明，非常聰明。他看不起任何說出天真話語的人或不聰明的人。他的嘲諷幾乎很容易被覺察到。」《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對阿丁頓的特寫注意到「他獲取複雜信息的能力具有傳奇色彩。」他的同事提到他都說「他是非常聰明的人，聰明程度令人驚嘆。」

    在這些描述中出現的是這樣一個人物，他有驚人的記憶力，非同尋常的邏輯推理能力，淵博的知識，拒絕妥協的強悍作風，這些都推動政府政策朝著流氓方向前進。因為他非常熟悉法律，他能提出法律論證，採取如果有任何其他人來做的話都可能被認為是瘋狂的行為。他會編輯簡報，使它們總是能最大限度地解釋總統的權力，他的敏銳洞察力和透徹分析能力讓他勢不可擋地壓倒任何敢於提出反對意見的人。五角大樓律師理查德·希福林(Richard Schiffrin)向梅爾這樣描述阿丁頓在9-11之後的會議上的姿勢：「他會坐下，聆聽，然後說，『不，那不對。』他不承認其他律師的智慧，他總是對的。他根本不聽。他知道答案是什麼。」

    這是聰明崇拜的黑暗情感根源的表達：賢能政治鼓勵與眾不同的慾望和支配慾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追求與眾不同的時候，聰明崇拜通過微妙地訓練人們服從被認為「應該嚴肅對待」的人而破壞了獨立思考。

    但是，不規則的不平等不僅僅產生我們在後來的伊拉克戰爭中出現的那些判斷錯誤，而且創造出一種產生隱蔽性腐敗的激勵機制。這種腐敗不是鍍金時代常見的交換條件(quid pro quo)，政客拿著一書包的錢以換取選票的案例畢竟很稀罕。更常見的腐敗是哈佛法學教授勞倫斯·萊辛(Lawrence Lessig)所說的「機構性腐敗」，機構養成一種「不適當的依賴性」，這是「與期待的依賴性發生衝突的」依賴性。

    這種腐敗隨處可見。想象一下接受醫藥公司禮物和酬金的醫生。該醫生令人信服地堅持說這並不影響他做出醫學決策，專業決策應該是獨立的，受到他的專業訓練、本能和所獲得的最佳數據的指導。他這樣說的時候，或許沒有撒謊，並非不真誠：他絕對相信情況本來應該如此。但是我們從一系列的研究中發現接受醫藥公司的禮物與醫生願意開出該公司的藥品處方之間存在強烈的相關關係。

    這個基本的動力學影響了美國最重要的機構。為房地產泡沫及其崩潰提供方便的關鍵因素就是評級機構的習慣，甚至把從事極端危險的槓桿貸款的垃圾證券公司列為A級。評級機構的機構性目標(及其市場目標)是通過使用其對證券公司的信譽度做出判斷的專業知識為投資者增加價值。最初，這些機構是從投資者本人那裡賺錢，他們支付費用以換取評級信息。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大的機構轉變了經營模式，其中發行證券的銀行和金融機構為評級機構付錢以便得到信用評級。顯然，這些新客戶渴望儘可能高的信用評級，常常給評級機構施加壓力，以確保他們渴望獲得和需要的A級。所以，評級機構就形成了對客戶的不適當依賴。這種依賴性使得其偏離了為投資者服務的機構目標。他們腐敗墮落，結果就是A級證券的千萬億美元在房地產泡沫破裂之後變成廢紙一張。

    如果談到經濟的話，我們在兩個群體上看到了這種動力學的類似的破壞性影響：被委託保護公共利益的聯邦管理者和精英經濟學家。在一篇有關金融危機的文章中，羅布·約翰遜(Rob Johnson)和托馬斯·弗格森(Thomas Ferguson)追蹤了金融領域工作人員和負責監管這些領域的聯邦機構工作人員的工資趨勢。他們發現了兩者之間令人印象深刻的分歧。作者注意到：在某些地方，在金融領域收入起飛的時候，被監管者的一生所得遠遠超過了監管者渴望獲得的那種收入。不斷加大的經濟不平等差距轉變成管理結構的陷入困境的機構性弱 點。並不令人吃驚的是，正如美國監管機構的一位前任成員向我們表達的觀點：監管機構變成了幾乎不加掩蓋的就業機構，因為工作人員越來越多地把自己變成為他們本來要監管的公司迫切希望招聘的人。

    查爾斯·弗格森在電影《監守自盜》(Inside Job)中描述了金融公司給予監管人員顧問費和外快收入的陰險狡詐的方式。這造成了美國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的體制性衝突。弗格森的電影暴露了該領域鼎鼎大名的人物如前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主席馬丁·菲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美聯儲理事弗雷德里克·米什金(Frederic Mishkin)等都擁有利潤豐厚的副業，在他們的學術研究中為企業利益服務。米什金僅僅寫了一篇支持該國經濟模式的文章就從冰島商會拿走了124000 美元，就發生在該國經濟陷入崩潰前的幾年。

    我們面臨的是角色模糊性產生的混淆：我們的監管者是在試圖約束那些他們本來要管理的對象的過分行徑還是扮演未來利潤豐厚的工作的角色呢?發表文章稱讚取消金融管制的經濟學家給了我們對事實和趨勢的誠實的評價還是從銀行獲取巨額顧問費呢?

    在有關全球統治精英的書《淺薄的精英》中，賈尼恩·韋德爾(Janine Wedel)回顧了她在柏林牆倒塌后參觀東歐的經歷，她在那裡遇見的精英—那些在新資本主義社會政府大樓工作的人都有一摞企業名片，代表了他們的不同角色：一個是作為議會議員的工作，一個是經營的新辦企業(從政府合同中賺錢)，還有一個是所在委員會的非政府組織名片。韋德爾寫到，這些「最具靈活性和創造性的適應新環境的人，嘗試使用新操作方式長袖善舞的人，在道德上最引起爭議的人往往得到豐厚的回報，影響力大得很，呼風喚雨，所向無敵。」

    這種描述簡直就是現在遭遇的困境的神奇回聲。我們永遠不清楚我們的專家學者、各級官員、大學教授的口袋中還有什麼別的名片。總而言之，我們不敢肯定精英階層到底是在為誰工作!

    我們有理由懷疑他們並非在為我們工作。

    本文選自《精英的黃昏：賢能政治之後的美國》蘭登書屋皇冠出版社(Crown Publishers)2012年，克里斯托弗·哈維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