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路迷的海外民運——讀《我的民運路》有感

       前些日子，一位香港友人來敝舍做客，由於這位友人平日喜歡研討一些文學作品，在和他閑聊近期閱讀書籍時，他向我極力推薦了前民陣主席齊墨先生的《我的民運路——行到水盡處坐看雲起時》，並保證我讀後定有所感、有所思、有所悟。中國有句古話，「眼見為實，耳聽為虛」，我決定一讀。

    此書一經翻開，便強烈吸引我的眼球，歷經數夜未眠，將此書細細品讀，掩書閉目，中國海外民運的內爭外斗史如同一部大型宮廷巨作，一個個民運精英撰寫了歷史，也是扮演這場國際舞台鬧劇的主角。與其說《我的民運路》一書是中國海外民運的內鬥史、衰落史，倒不如說是齊墨先生用歷史事實說話、深刻揭露民運人士醜陋卑劣嘴臉、深度剖析海外民運衰落之因、對中國海外民運痛心疾首的「實話錄」、「紀錄片」。

    齊墨先生喜歡用事實說話，這點我個人很欣賞。記得書中有這樣一段：「劉剛被海外民運人士稱為『秦城鐵血漢』，說他在秦城監獄里遭受過殘酷的毒打。各國的人權組織有一段時間都把劉剛作為營救的第一目標，大家為了營救他，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我們在德國也出版過劉剛的專集。可是，當我們看到劉剛的時候，沒有發現他有什麼傷痕和病狀」。道聽途說來的「秦城鐵血漢」在事實面前變得如此虛偽醜陋不堪！書中類似之例比比皆是，我們感嘆事實的力量能讓「偽」人褪「偽」，讓我們看的更清、更真的同時，我們也欽佩齊墨先生敢於「除其金玉，顯其敗絮」的勇氣和膽識。書中大量的細節描寫，使每一例事實都有據可尋，其真實性、可靠性毋庸置疑。

    齊墨先生撰寫本書保持中立立場，尊重客觀事實，堅持公正態度，讓我感覺書中對每次事件、每位人物的敘述描寫，既沒主觀褒獎，也沒刻意貶低，堅持講出事實，讓每個關心、關注民運的人們看到真相。中國有個成語叫做「身臨其境」，齊墨先生在海外民運中摸爬滾打了14年之久，並一度擔任要職，他瞭解掌握的民運內幕可謂詳盡，如不是親身經歷，又有誰能虛構出如此詳實有據的「歷史」來？書中詳盡的描寫了海外民運組織、民運分子其實就是是一群窮困潦倒的「革命者」，一沒有本事，二沒有資金，要想存活，只有「乞討」或「賣身」或「吃人血饅頭」，視金錢為再生父母，惟命是從，民運一直干著這骯髒的勾當，為了繼續依靠並獲得國際反華反共勢力的支持，不惜背負千古罵名，竟與「藏獨」、「疆獨」分裂勢力同流合污，同聲共氣。中國又有個成語叫做「旁觀者清」，經歷了海外民運活動的衰落，齊墨先生以一個「旁觀者」的心態，對他迷茫的一生進行了總結，曾是我們為首是瞻的大人物，如今卻背負著永世罵名，心甘情願的做著一條走狗、一顆棋子，任人使喚、任人擺佈，置多年的民運大業於不顧便罷，卻不斷污損民運人的聲譽，讓世人嗤笑，使民運不戰而敗、不擊自潰，是民運一大恥辱。

    齊墨先生思路開闊，此書對民運百態描述可謂面面俱到，大到可以載入史冊的重大事件，小到可做飯後談資的桃色事件，大到當年叱詫風雲的民運領袖，小到當時跑腿打雜的小丑跟班，對大大小小人、事、物的描寫，使每名有良知的讀者都會感覺到「這些所謂民運人士內心的黑暗，性格偏激，甚至殘暴」， 歷次民運宣言都「是一個騙子蹩腳的辯護」，「民運敗落到了這種地步，真是不堪提及。這些人搞得烏煙瘴氣，將民運徹底敗壞了」。

    縱觀整書，一個個高舉假民主大旗的所謂領袖貪慾十足，如同狼崽搶食般，彼此大放厥詞，你一言我一語，撕咬不休，唇槍舌劍，搞得整個民運烽火四起，烏煙瘴氣。一個個假「民主」優秀代表，不斷上演著一幕幕國際鬧劇，不斷提升著自己的國際知名度，以便把自己賣個更好的價錢，殊不知，惹來一身臭名昭著，不斷貶值，他們所「投靠」的主人早晚會一腳踹開這一條條失去利用價值的狗。這場由海外民運精心策劃、編排、導演成一場笑世鬧劇，如此極具政治性、商業性、藝術性的「傳世佳作」恐怕只有那些自作孽不可活者能為之吧！

民運滑落到這種情況，民運領袖、民運大佬們應負有主要責任

王炳章，被『中國民聯』撤銷常委的職務

群眾有什麼錯的，都是民運領袖的私心在作怪。

當前的海外民運，缺少像王炳章那樣具有理想主義和獻身精神的領袖人物。

如今民運組織山頭林立，一盤散沙。

民運，簡直不是東西！

海外民運從過去曾經的「輝煌」到如今的失落又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因為無論你站在什麼角度和立場，中國進入上個世紀80年代后經濟上的崛起、國力的增強、國際地位的上升是一條明顯的上升曲線。

海外民運人士，自八九年以來一直從主觀願望和意識形態出發，拒絕承認、分析中國社會發展的宏觀大勢，一次又一次地按照自己的一廂情願，或從局部及微觀現象，尋找中共即將滅亡、中國即將崩潰的證據，並因此來制定自己的方針政策。顯而易見，這是在戰略上犯了判斷性失誤的錯誤。歷史的發展有時候的確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海外泛民主派人士（包括民運人士和部分掌握了部分海外媒體話語權的政治精英及知識分子）的言行長期脫離了海外大多數華人能夠接受的程度，一些極端的說法和作為更極大地引起了海外華人的反感，從而將大多數海外華人推到「海外泛民主派」的對立面，以致人們在海外一說起民運、民主，就馬上聯想那些人的負面形象，那就是片面性、形而上學、上綱上線、極端化、逢中必反、非敵即友、唯我獨「民（主）」，因此逐漸失去了在海外華人中的影響力和號召力。

海外民運在批評批判中共時，不分批判對象的歷史和現狀以及各階段的變化，不分政治還是其他領域，一律加以「妖魔化」，打棍子，帶帽子，「看你的過去就知道你的現在，看你的現在就知道你的將來」。一句話，中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壞事，任何中共的政策都「包含著禍心」和「邪惡」，都是為維護其統治階級的利益，都是滅亡前的掙扎；任何中國的發展和進步都被說成是偽造、宣傳，連辦奧運這樣的事情都要從意識形態出發說成是當局「動用民脂民膏，為自己塗脂抹粉」；甚至將海外的大多數華文媒體，只要不登其文章，不附和其觀點，都說成已被中共「金錢」收買，成為中共的「同路人」，等等。如此極端，幾乎打倒了除了他們之外的所有人，當然會造成脫離大多數華人理性能夠認可的底線，不但無法推動海外華人對民主的認同和追求，反而適得其反，使大多數華人站在他們的對立面，長此以往，「民運」在海外勢必逐漸失去其道義的制高點和號召力。

海外民運在批判中國某些社會現象時，混淆人性的醜惡和執政黨的責任，將社會上出現的由於人性的醜惡而導致的，在任何社會、任何地方、任何企業和個人都有可能發生的事情，不問青紅皂白地全部歸咎於中共，萬變不離其宗，公式化地加以批判。就像賣假酒和假奶粉、不合格校車導致兒童喪生等例子，我並不排除這些事件背後現象可能直接、間接地扯上貪官的影子，也不否認中國沒有新聞監督是產生並加劇這種醜惡現象的原因之一，但人性的貪婪和醜惡畢竟是事件發生的最根本的禍首，否則就不能理解為什麼在民主國家的印度和實現了「民主化」的俄國最近都發生了類似事件，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也不能解釋為什麼在這些重大事件發生后，執政者往往都會採取了有針對性的措施在全國範圍予以防範。

凡涉及中美矛盾、分歧，一律從意識形態出發，說是中國錯，美國對，美國永遠是正義和真理的化身，中國一定是出於邪惡的目的。殊不知每個國家的對外政策都是以考慮地緣政治及保護和增強國家利益為出發點，是實力的對比和較量，在絕大多數的時候是不受意識形態的影響。我一直在和朋友宣揚我們政治學的「普世」觀點，即美國國內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人類史上可操作的、已被證明了的「最不壞」的政治制度（雖然還存在很多問題，如選舉人制度、兩黨惡鬥等）；但是美國的對外政策則有太多的本國國家利益的考量，包括美國特殊利益集團遊說的因素，在歷史和現實上都留下太多可批評的記錄。若想了解這些，看看美國歷代總統的回憶錄便可一目了然。如美國中東政策對不同國家的區別對待、美國對伊朗和朝鮮核發展的不同態度、美國對京都協議的否決、美國在不同時期對華政策的變化，等等，都說明其對外政策是以自己國家的利益為出發點的，甚至在某些問題上敢於違反大多數國家的願望。但就是這一點最基本的政治學常識，我們那些泛民主派朋友也不願意接受，繼續我行我素，自我滿足在「政治正確」欣喜之中，不加分析、區別地支持美國，否認中國也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否認中國的某些國家利益是代表中國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當然加劇了海外華人對他們的不滿。

每當提到中國的有關問題時便說：中共不能代表中國。抽象地看，一個政黨當然不可以代表國家，一個國家和該國家政體的形式方式是有區別的。但是，在中國這樣的黨政合一的國家中，有很多與百姓生活和民族大義直接相關的事務只能通過一個有「國家」概念的形式表現出來。若像民運或泛民主派人士那樣處處講意識形態，將兩者完全割裂開來，便一定會陷入這樣一個困惑：你每當說起中國時非要先分清楚是指文化的、歷史的、地理的、外交的、政治的、經濟的、政黨的中國。落實到一個個具體問題上，南海是屬於中國還是中共？中國政府派出釣魚島執法船是代表中國還是代表中共？奧運會是中國辦的還是中共辦的？領事館是中共開的還是中國開的？中國國際地位上升是否也要區分中國和中共？這些，你能分得清楚嗎？太多的問題，按照他們的邏輯是無法回答的。偏偏這些泛民主人士不願意改變思考這些問題的片面邏輯，在表達其反共立場時將所有和中國有關的人與事一網打盡，因此越來越在海外華人中陷於孤立。

將海外華人特別是海外華人社團和中國血緣上天然的親近性一律說成「親共、媚共」。我不否認有部分華人社團領袖出於私心或膽怯，平時一切唯領館官員意志是圖，不敢站在公正立場上對中國及中共存在的問題說一句不是。但我認為，大多數華人社團的日常活動還是以本地華人聯誼為主旨，大多數普通海外華人的愛國，是因為他們身在異鄉，所以關心他們原來居住國那裡發生的一切。他們所說的中國就是活生生的、每天在新聞中看到，和從家人中聽到的在中國發生的一件件事情。對他們的絕大多數而言，「中國」兩字是沒有太多意識形態的。雖然他們有些人今天對中國存在的問題表現麻木，也有的人報著狹隘的民族主義心理，聽不得人家對中國的任何批評，但是他們至少不應該成為海外泛民主派攻擊仇視的對象。而且，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中國真的出現民主政治的良性發展，海外華人的絕大多數、甚至是富人階層，都會成為民主中國的擁護者。

某些海外知識分子混淆政黨人士立場和民間人士特別是知識分子立場之間的區別，加劇了海外華人的政治分裂。從政治學的角度看，政黨人士是受自己政黨的政綱所驅動，為實現自己特定的政治目標而奮鬥的人士，為達到政黨所追求的目的可以使用各種手段（在合法前提下）。從這一角度看，海外民運的政黨人士在其政策方面「逢共必反」在理論上和理念上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當然他們要不要講究策略另作別論。就像美國的反對黨，對執政黨的任何決策都不會輕易表示認可贊同，甚至是毫不留情地批評，千方百計地反對（對外政策除外）。美國去年在提高國債問題上的兩黨不必要的對立造成全美、全球金融市場大波動便是典型的一例。但是海外很多「有良心的知識分子」在評論中國問題上，卻自覺或不自覺地採取了和海外民運人士完全一致的立場，混淆了自己的身份。照理說，他們應該保持自己對中國問題觀察評論的獨立性和理性態度，在一人一事的評論上表現出更多的實事求是、就事論事，以此去贏得大眾的認可和支持，在海外形成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正面力量。即使自己的長期的政治理念和追求與某一個政黨理念的相同，至少也要在策略上注意自己評論及言行的客觀性，避免標籤化、臉譜化、簡單化傾向。

民運組織在海外生存靠的是「捐款」，而主要的「捐款」者背後，真正的「金主」多是台灣或西方國家的特種機關或反華勢力。丁楚在《大夢誰先覺》中寫道，王炳章曾無意中跟他提起，「一個組織」對中共在美國的活動很感興趣，願意有報酬地收集留學生中中共黨員的名單和他們活動的情報。後來丁楚才知道，這是一個台灣的組織。按照給「民聯」內的民運人士每人500到1000美元的生活補助標準撥款。而「民聯」的盟員人數曾是「最高機密」，王炳章一直對外含糊地號稱有數千人，但丁楚後來發現，這完全是個虛假數字。王炳章曾對丁楚說：「我們有時候搞的活動，會把一些留學生裹進來。只要他們參加了，就等於斷了退路，共產黨要迫害他們，他們只能跟我們干。」

你懂得

海外民運 一群垃圾

只會炒作，不幹實事，成不了氣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