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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sujie_alex 於 2012-6-9 21:47 編輯
「九一一」事件與珍珠港事件一樣都是沒有預警的突然襲擊。兩個事件凸現出情報工作的重要性。珍珠港事件前,美國沒有一個統一的情報收集系統。羅斯福總統曾抱怨送到他辦公桌上的情報漫無頭緒,不知所云。珍珠港事件的一個直接後果便是成立「戰略服務處(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或簡稱OSS)」,負責整合美國的情報收集工作。1947年7月,OSS變成了CIA(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即大名鼎鼎的「中央情報局」。
中央情報局贊助了大量政論性刊物和文化刊物。這些刊物包括著名的《撞擊》,《評論》,《新領袖》,《黨人評論》,《肯友評論》,《哈德遜評論》,《塞萬尼評論》,《詩歌》,《思想史雜誌》,《轉型》,《審查》,《代達羅斯》。直接注入經費是一種資助方式,另外中央情報局還讓「文化自由大會」免費為各國知識精英訂閱這些刊物,間接資助它們。
既然叫「情報局」,其基本職能就應該是收集、整理、分析、評估各方情報。但中央情報局在這方面的表現似乎差強人意。遠的不說,它事先對洛克比空難、1993年的紐約世貿大廈爆炸案、美國駐肯亞和坦尚尼亞大使館爆炸案、美軍艦在亞丁港的爆炸案就毫不知情。這次「九一一」事件更被一些美國人稱之為「情報工作的重大失誤」。為什麼中央情報局會表現得如此糟糕呢?英國刊物《國務新人》(New Statesman)的年輕女編輯桑德絲(Frances Stonor Saunders)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解釋:也許它在忙些別的事。
那麼中央情報局到底在忙些什麼呢?眾所周知,它曾經多次幫助推翻民選政府、扶持軍人政權:希臘的新法西斯(1949年)、伊朗的極右王朝(1953年)、瓜地馬拉的殺人政府(1954年)、黎巴嫩的長槍黨(1959年)、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軍人政權(1965年)、智利的皮諾切特軍人政權(1971年)、南非的種族隔離政權(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報局將曼德拉交給南非警察當局拘禁)……身後都有中央情報局的影子。就連現在讓美國人恨得牙痒痒的本•拉登也是中央情報局一手拉扯大的。如果要將中央情報局在這方面的「戰績」一一列舉,清單會很長。它的確夠忙的。
除此之外,中央情報局還在忙另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桑德絲對此也許比誰都清楚,因為她經過數年研究剛剛出版了一本長達五百頁的新書《文化冷戰:中央情報局與文學藝術》(以下簡稱《文化冷戰》)。任何人看完此書大概都會得出一個結論:中央情報局實際上就是美國的隱性「宣傳部」。對此結論,冷戰設計者之一喬治•坎南(George Kennan)並不諱言,不過他情願用個好聽一點的詞「文化部」。他說:「美國沒有個文化部,中央情報局有責任來填補這個空缺。」美國表面上反對搞宣傳,實際上搞起宣傳來比誰都更重視、更在行、更不擇手段。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1950年7月10日的指示對「宣傳」做出了如下定義:「有組織地運用新聞、辯解和呼籲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種教義,以影響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為。」對外,宣傳是心理戰的一部分,而心理戰的定義是「一 個國家有計劃地運用宣傳和其他非戰鬥活動傳播思想和信息,以影響其他國家人民的觀點、態度、情緒和行為,使之有利於本國目標的實現」。簡而言之,宣傳和心理戰的目的是為了爭奪人的心與腦,其重要性「與空軍一樣不可或缺」。
美國搞宣傳的最大特點是「看不見」。精通此道的心理戰專家克羅斯曼(Richard Crossman)說得很清楚,「上乘的宣傳看起來要好像從未進行過一樣」。最好的宣傳應該能「讓被宣傳的對象沿著你所希望的方向行進,而他們卻認為是自己在選擇方向」。只要能做到這一點,喬治•坎南認為「必要的謊言(necessary lie)」和欺騙都是允許的。
《文化冷戰》講的是在1947至1967年間的故事,其場景設在美國和歐洲,主角是一個叫做「文化自由大會(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組織。「文化自由大會」成立於1950年,在其鼎盛時期,它在35個國家設有分支機構(包括「文化自由美國委員會」),雇有幾十位全職工作人員,擁有自己的新聞社,出版20多種顯赫刊物,經常舉辦藝術展覽,組織高規格的國際會議,並為音樂家、藝術家頒獎。表面看來,「文化自由大會」是一個爭取文化自由的組織;實際上它不過是個沒有什麼自由的傀儡;其幕後操縱者正是中央情報局。通過梳理美國政府的解密文件、私人檔案材料和對當事人的採訪記錄,桑德絲以縝密的方式證明了這一點。
不過,此書真正引人入勝的地方並不在於證明中央情報局的幕後角色,而在於它揭示了美式宣傳機器特有的運作方式。
中央情報局宣傳的目的有二:一方面是反共,一方面是樹立美國的正面形象。前一個目的比較好理解,畢竟當時是冷戰時期。為什麼樹立美國正面形象也那麼重要呢?原來,當時在歐洲人心目中,美國只是一個經濟上的暴發戶,完全沒有文化底蘊。另外,美國對黑人的種族歧視也在歐洲引起普遍反感。為了維護自己的霸權地位,光有錢、有堅船利炮是不夠的,還得樹立文明、正義的形象。在世界範圍內宣揚美國價值觀和美國生活方式因此變成美國對外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外國培養出一批以美國是非為是非的知識精英,再通過他們去影響本國的公共輿論和政策制定。
眾所周知,長期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宣傳重點是放在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身上的。一般人可能會認為,中央情報局在世界其他地方一定也會把工作重點放在右翼人士身上。其實不然,中央情報局很會審時度勢。在戰後歐洲,它真正下功夫的對象是有幻滅感、挫折感的非共左翼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一度加入共產主義運動的人,如法國作家馬爾羅(André Malraux),法國社會理論家阿隆(Raymond Aron),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庫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義大利作家斯隆(Ignazio Silone),英國詩人、批評家史班德(Stephen Spender),美國哲學家胡克(Sidney Hook),美國作家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美國政論家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等。中央情報局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由於在「二戰」期間與納粹合流,歐洲的右派們在戰後聲名狼藉,與他們合作搞宣傳效果只會適得其反。與共產主義抗衡,最有效的辦法莫過於讓那些從共產主義陣營脫隊出來的知名人士現身說法。用與中央情報局過從密切的歷史學家小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的話來說,這些人是「抵禦極權主義的最佳屏障」。在國外,中央情報局主要依靠當地的知識精英,這樣做有利於掩蓋美國的黑手,製造出一切源於本地的假象。
中央情報局的宣傳手法十分靈活。這裡僅舉幾個例子。《動物農莊》是反共電影的代表作,而這部片子實際上是由中央情報局導演和資助的。1950年,喬治•奧威爾死後不久,中央情報局就派人到英國與其遺孀商談將《動物農莊》改編為電影的問題。獲得電影權后,中央情報局找到願意為它當幌子的製片人,並通過間接方式把錢打入製片人的賬戶,於是才有了這部在當時最具規模的動畫片(共動用80位卡通畫家,設置750個場景,繪製30萬幅彩圖)。中央情報局不僅出錢,也直接干預劇本改編。據美國心理戰爭署(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1952年1月23日的備忘錄說,原作的結尾傳達不出明確反共的信息。為了激起觀眾強烈的反共情緒,電影對結局做了重大改編,代表腐敗資本主義的農場主不見了,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代表共產主義的「豬」。
同樣的事發生在對奧威爾另一部小說《一九八四)的改編上。原著本來表達的是對一切專制政府的厭惡,既包括左翼專制,也包括右翼專制。但這並不是中央情報局所需要的。中央情報局要的僅是對共產主義的醜化。儘管奧威爾曾明確表示不允許對《一九八四》做任何改動,由美國政府出資製作的電影《一九八四》還是對原著動了不少手腳,尤其是結尾部分,完全違背了作者的原意。電影《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於1956年同時上市,為了擴大影響,中央情報局的外圍組織安排在主要報刊上發表評論和社論,並分發了大量電影票的折扣券。
中央情報局最具創意的宣傳運作恐怕是對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的推銷。也許有人會問,完全沒有實際意義的抽象藝術怎麼可以用來做反共武器呢?我們千萬不可小瞧中央情報局的想像力。正是因為抽象藝術沒有實際意義,它恰好可以用來對抗共產主義。一位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事後解釋道:「這是一種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毫無關係的藝術形式……莫斯科當時對任何背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都大加鞭笞,因此我們認為他們反對的東西一定值得我們的大力支持。」當然,由中央情報局出面推銷抽象藝術不太合適,但願意為中央情報局效力的博物館很多。美國的博物館和藝術收藏館大多是私人性質的,其中收藏當代藝術和先鋒藝術最負盛名的當屬設在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the Museum Of Modern Art)」,它因此變成了中央情報局的首選。中央情報局選用「現代藝術博物館」還有一個不能公開說明的理由:該館負責人中有不少與中央情報局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由於準備周全,「抽象表現主義展」十分轟動,並在藝術界形成了一個強勁的新流派。事後,有些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不無得意地說,「中央情報局是50年代美國最好的藝術評論家」;「我們是抽象表現主義運動的真正締造者」。
由於經費充足,中央情報局搞起宣傳來幾乎無孔不入。用它自己的話來說,「所有的知識領域,我們都有興趣,從人類學到藝術創作,從社會學到科學方法論,無一例外」。為了滲透這些領域,中央情報局很善於借用在這些領域通行的一些運作方式,包括舉辦講座和研討會,創辦學術刊物,開設圖書館,資助學者互訪,捐助講座教授位置等。
大運作全力以赴,小把戲也是中央情報局的擅長。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種族隔離政策依然十分嚴重,遭到了社會主義陣營和西方進步力量的強烈批評。為了洗刷美國的劣跡,中央情報局特意安排了一些黑人藝術家赴歐洲巡迴表演。更令人叫絕的是,它買通好萊塢的一些導演,在電影中將黑人的居住和生活條件刻意拔高,試圖給觀眾造成美國黑人很幸福的假象。
在中央情報局資助的刊物上,並不是完全輿論一律。對美國不關痛癢的小罵、小調侃時不時會出現一些,這樣才能顯現出其「超然」的立場。但把關人絕對不允許違背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曝光。例如麥克唐納1958年為中央情報局資助的《撞擊》(Encounter)雜誌寫了一篇題為《美國,美國》的文章,其中批評了美國的庸俗的大眾文化、粗鄙的物質享受主義。這樣的文章顯然與美國宣揚的所謂「美國價值觀」相抵觸。儘管麥克唐納與中央情報局的外圍組織過從密切,他的文章還是遭到了封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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