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起美國醫療訴訟說起

   
    某醫院有一個病例，一位36歲的百老匯歌劇院的作曲家因胸口疼到急診室求醫，心電圖和胸片正常，過了一段時間，病人的癥狀減輕了，醫生讓他回家。第二天，病人突然在家中逝世，屍解的結果是病人患有主動脈夾層動脈瘤，死於主動脈破裂所造成的大出血。翌日報紙頭版頭條刊登這段新聞，醫生簡直成了殺人兇手，被千夫所指。後來病人的父母把醫生和醫院告上法庭，我不清楚這個審判過程。不過主動脈夾層瘤的診斷是靠增強CT，每個胸痛的病人都得接受這些診斷技術來避免誤診的話，美國人根本無法承受得起這個標準下的醫療費用。最後陪審團的裁決是，由於這種病例太罕見，病人的癥狀和體征不明顯，誤診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醫生不必為病人的去世負責任。


　　在美國，裁定有罪或無罪是陪審團的事，而具體量刑是法官的事。陪審團權利巨大，大到能決定一個人的生死。而充當陪審團的都是普通民眾，他們沒有法律背景，一般也不具備官司所涉及的專業知識，他們是法庭隨機挑選，然後由律師來取捨。他們五花八門，膚色各異，文化知識更是差別巨大。美國最強大的職業莫過於律師行業了，這群勢力巨大的人為什麼肯接受一群「外行人」來做「法官之上的法官」呢？就是理解贊同這個制度的人，也從來不認它是一個完美的制度，只是找不到一個比它更好的制度罷了。因為所有的「法治」都有「人治」的困惑——立案，審理，判決都是由「人」來完成的。如果這些人太固定，就容易被人操控。而隨機產生了陪審團就大大減少了被操控的機會。一個知識有欠缺的人比一個腐敗的人更可靠。這些人固然缺乏法律專業知識，但陪審團制度設計立論認為：如果一切都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話，一般常人的智力就足以判斷是非。


　　相信中國的很多醫生朋友擔憂——這些陪審團絕大部分不是醫生，他們在判決中是否會同情患者呢？正如同很多中國的患者認為醫療鑒定由醫學專家做出，難免「官官相護」而對醫生產生的不信任一樣。我也就這一問題問過我的美國同行，他反問我陪審團偏袒患者對於他們自己、對於美國民眾有什麼好處嗎？一個不公正的判決傷害的肯定是大多數人的利益。就如上述案件，如果法庭判醫生敗訴，那醫生以後肯定會給胸痛的患者行增強CT檢查，這無疑會大大加重普通民眾的負擔。在法庭上，醫患雙方自然是你來我往，唇槍舌劍，但這並不是什麼敵我矛盾，在更多的時候，醫患雙方是需要合作的，甚至可以說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如果一個判決而讓醫生生活在法律訴訟的恐懼之中，這對患者來說不是好事。誰會去做這種傻事？理性社會不會，但在醫患矛盾尖銳，人們喪失理智的時候，那種損人不利己的判決是有可能的，不為別的，只為報復！如果情況到了這一步，那就不是法律問題，而是社會問題。在美國的法庭上，沒有同情弱者一說，公平公正是對弱者最大的保護。

　　美國人很崇尚 「程序正義」。如果在判決還沒有做出之前，雙方就對可能的判決有了疑問，那這樣的判決就失去了公平、公正和威嚴，審判是來解決問題的，而這樣的審判只是在製造問題。比如中國的醫療事故鑒定，目前的狀況就比較尷尬，如果鑒定結果對患方有利，那患方肯定接受而醫院又無話可說——你的同行都說你錯了，你還有何話可講。如果結論對患方不利，則患方不接受鑒定結果而醫院又無可奈何——你們是同行相護，有暗箱操作。一個先天不足的制度，註定了在執行的時候充滿了坎坷，醫患雙方都有理由認為自己是這一制度的受害者。

　　為了避免這種尷尬，為了讓審判結果更具威嚴，在判決之前必須讓控辯雙方就審判程序達成共識，無論結果如何雙方都必須接受。其實無論中國還是美國，專家證詞都是判決的重要依據。所不同的是，美國的專家證詞是在法庭上公開做出的，是要接受對方的嚴格質詢。而中國的醫療事故鑒定則是醫療專家在密室進行，這就難免讓人產生各種猜測。

　　一句話，玩遊戲要守規則，要輸得起。另一句話，要想讓別人守規則，規則得公平、公正。

　　摘自《美國醫生是怎樣煉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