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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自由之靈 於 2012-5-7 23:28 編輯
七 達爾文理論與中國
達爾文對演化事實和演化機制的發現,導致了西方對人與自然認識上的空前變革,為生物學提供了統一的概念基礎。他的思想同樣對中國的社會與科學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裡我們把「社會」寫在了「科學」之前,是希望反映達爾文對中國影響在時間上的先後順序——雖然兩方面的影響都是巨大的;同時這暗示了達爾文學說在中國的境遇不同於西方的一個重要原因,它與中國的近代史直接相連。這是一個較大的課題,不可能在這樣一篇論述整個演化科學發展歷史的文章中詳細論及。但是通過一個極簡要的介紹,已足以顯示達爾文對中國社會和科學的巨大影響。
1. 社會影響
中國,一個曾經以「天朝」自居、目空一切的古老帝國,在經歷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系列外強侵略和凌辱之後,不得不痛苦地面對現實,承受任人宰割的命運。從《南京條約》到《北京條約》,從香港到台灣,滿清政府一邊賠款一邊割地,龐大的帝國在風雨中飄搖,積弱積貧的中華民族不堪重負。一些有識之士不甘神州沉淪,開始把眼光投向西方。他們把西方富強的原因歸結為擁有先進的生產技術,於是在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指導思想,在全國掀起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自強運動」。
然而,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洋務派苦心經營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宣告了自強運動的破產。這次慘敗直接刺激了一個人,一個曾去英國學習「堅船利炮」之術,而回國后不再走技術救國道路的人——嚴復。他在英國顯然看到,在西方的「堅船利炮」之上還有著更重要的思想理念、經濟制度、科學系統等超越簡單技術層面的力量。他開始在書房裡奮筆疾書,翻譯西洋學術名著,希望藉此開啟民智,尋求救亡圖存的道路。而以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演化論與倫理學》(Evolution and Ethics)為底本的《天演論》正是他翻譯的第一本書。赫胥黎是達爾文學說的積極支持者,自稱「達爾文的鬥犬」。《演化論與倫理學》是一本宣傳達爾文學說的通俗小冊子,嚴復有意選譯了其中論述演化的部分,並結合達爾文演化論和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又借用中國典籍中的若干觀念和詞語,可以說是半翻譯半評述地完成了一本符合在中國傳播需要的書。嚴復希望通過這本書回答困擾著中國人的兩個重要問題:中國為什麼一再挨打?中國是不是就要亡種亡國?
嚴復告訴中國人,演化是普遍規律,不僅適於自然界,也適於人類。他試圖告訴中國人,雖然國運岌岌可危,我們仍然能夠「與天爭勝」,在自強奮鬥中改變自己的命運。嚴復十分欣賞赫胥黎以「與天爭勝」的觀點來匡正補救斯賓塞「任天為治」的「末流」之失。《天演論》在向中國人敲響振聾發聵警鐘的同時,支持了方興未艾的變法自強運動。這樣的思想迎合了中國當時特殊的政治與社會需要,引起了讀者的巨大反響。在《天演論》出版后,不論是改良派的康有為、梁啟超,還是革命派的孫中山、鄒容,都讀過或提到過這本書,並把達爾文學說運用於自己的政治理論中。就這樣,原本是一種科學理論的演化論,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化身為中國人救亡圖存的指導思想和政治口號[Pusey 1983]。它給中國的影響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廣,以至於直到今天,嚴復所創用的「物競」、「天擇」等術語仍然家喻戶曉,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接受達爾文演化概念最普遍的國家之一,儘管許多人一直「誤讀」達爾文的演化理論為「進化」理論。[張偉、劉暘 2009]
2. 科學影響
達爾文的演化論不僅影響著中國的社會思潮,特別是中國人對國家與民族命運的看法,也同樣影響了中國近代科學特別是生物學的發展。首先,從五四時期開始,演化論已經越來越被作為一種科學理論而非政治思想來傳播。20世紀初,留德工學博士馬君武首先將《物種起源》引入中國。1902年到1903年間,馬君武先後將《物種起源》中最重要的第三章「生存競爭」和第四章「自然選擇」擇譯為中文,並以《達爾文物競篇》、《達爾文天擇篇》單行出版。1920年,馬君武譯《達爾文物種原始》由中華書局出版,16年間再版了12次。除了馬君武之外,周建人、葉篤庄和方宗熙,以及謝蘊貞、伍獻文和陳世驤等人也分別翻譯了《物種起源》。與此同時,越來越多宣揚達爾文演化論的譯著和文章開始在中國傳播。
中國近代的生物學研究是在達爾文演化思想的框架下產生和發展的。上個世紀初,以秉志為首的一群中國留學生聚集在康乃爾大學的所在地旖色佳(Ithaca),決定成立中國科學社,在國內發展科學事業。結果之一是20年代末在北平成立了靜生生物調查所,專門從事生物學的研究,秉志和胡先驌分別帶領了動物學和植物學的研究。這些中國近代生物學的創始人在30年代進行了第一個壯舉。他們在全國範圍系統地採集動植物樣本,收集到15萬份植物標本[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志編纂委員會 2008]和近12萬份動物標本[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所史編撰委員會 2008],並對之進行分類,為中國的動植物物種分佈作了奠基性的工作,從而開始了中國科學家關於演化系統和演化過程特徵的研究。例如,1940年,秦仁昌以5條演化路線描述了蕨類植物32個科的起源關係[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志編纂委員會 2008]。另一方面,楊鍾健於20世紀初領導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開創了中國古生物學領域的研究,後來這一機構發展成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他和裴文中等人領導的周口店古人類化石的研究,就已經是在達爾文演化理論框架下對人類演化所開展的明確研究。這些接受了達爾文理論的中國生物學先驅者們為現代中國生物學研究開創了一個廣闊和牢固的基礎。[李傳夔 2009]
八 結語
通過以上評述的有關歷史和紀念活動,我們看到,達爾文及其巨著問世以來,對科學事業和人類思想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響。他從根本上對生命在時間過程中的演替,以及人類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演變過程的理性探索奠定了概念和事實基礎。他的演化理論是生命科學紛繁研究領域統一的基礎,為生物學家們理解生命現象提供了一類最有價值的思想方法。但是,達爾文本人不是無所不知的聖人,他在演化的遺傳基礎方面的缺陷由孟德爾的工作填補,並為後繼的大綜合演化學派、中性演化學派以及演化發育研究提供了基礎,使演化生物學發展為一個前途廣闊的研究領域。他的思想對中國社會在20世紀初的歷史有著巨大的影響,並且從一開始就為包括動植物學和古生物學在內的生物科學在中國的開創和發展奠定了概念框架。一句話,達爾文改變了我們這個世界。
致謝 作者真誠感謝以下學者卓有見地的意見:中國科學院北京植物所洪德元和葛頌,美國密西根大學仇寅龍,中國科學院北京動物所張德興,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顧紅雅,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張彌曼和周忠和。我們也非常感謝葛頌、張德興、周忠和、仇寅龍慷慨贈送生物學史籍和文獻,它們對我們了解中國當代演化科學的研究歷史與現狀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李傳夔 2009.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簡史》(待出版).
張偉、劉暘 2009. 進化論在中國備受推崇的背後. 《中國青年報》. 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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