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與日寇的和平談判

955年潘漢年被捕，官方公布的罪狀是：「瞞著黨私自會見汪精衛，違反黨紀，造成不良影響。」以後不少報刊大做潘汪會談的文章。其實這些說法都是扯淡，是掩蓋歪曲了事實真相。汪精衛是日寇的傀儡，並無實權，他的一切行動都要得到「太上皇」——汪偽政府最高顧問影佐幀昭少將的同意，潘與汪會談是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的。實際情況與官方公報大不相同———
    抗戰開始后，毛澤東深感與日軍作戰只會吃虧消耗實力，難以實現推翻國民政府而統治天下的夢想，就決定借鑒三國時代蜀國吳國聯合反魏的計謀，制定了「聯日反蔣」的《三國志》謀略。1941年他緻密電給新4軍政委饒漱石：「望派人代表我與日汪商談『聯日反蔣』，並立即停止部隊與日軍的戰爭行動。」（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的回憶錄）饒把這個任務交給情報部長潘漢年，潘隨即赴上海「岩井公館」找他的搭檔袁殊，再會見日本特務頭子岩井，然後他們3人再去見日寇派駐中國的最高特務機關「梅機關」首腦影佐幀昭少將。岩井和影佐早就與潘漢年有「交換情報」的親密關係，互相熟悉，現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報員而是「毛澤東特使」，就優禮有加（給他特別通行證，讓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館」領取大量活動費，在最高檔的滙中飯店開了房間給他居住），在舉辦歡迎盛宴後會談3天，達成了重要默契，寫了會談紀要，主要內容是：日軍與中共部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互相和平共處；中共負責保護鐵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壞；中共可到日佔區採購戰略物資；對中共開放長江封鎖線，中共人員物資可順利在長江兩岸通行等。這些默契使雙方獲得極大好處：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隊威脅，得以抽調大量兵力通過鐵路進攻僻處西南的國軍和東南亞盟國軍隊；中共則不再擔心日寇掃蕩，開始在日佔區後方攻佔所有國民黨抗日根據地，使中共大大擴張了地盤和軍力，為後來推翻國民黨政府奠定了基礎。
    潘漢年代表毛澤東與日寇的和平談判，袁殊既是翻譯，又是潘的助手，所以袁殊也是中共代表之一，袁是這次談判的參與者和見證人，這是不該被歷史忽略掉的。
    談判結束后，潘經影佐批准，並由影佐指派偽江蘇省長兼汪偽政府警政部長的特工頭目李士群陪同潘赴南京會見汪精衛（影佐為防潘與汪密謀反日活動，才派李士群同去以進行監視），其實潘漢年此行不過是把他與日寇商定的事向汪通報一下，並代表毛澤東向毛的恩師汪精衛作禮節性的拜訪而已（早年汪任國民黨宣傳部長時曾提拔毛任副部長），這次會見並無實質性內容。潘的這些活動，全都受命於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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