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當前「戰略」問題思考的提綱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201/290252.html
宋新濱　　2012年1月31日　　　

　 　【內容提要】：本文旨在反對目前有些人妄想的讓中國取代美國（因此現在就要暫時忍耐）成為新的依靠貨幣霸權掠奪其他國家的「大國」。這種想法，第一，根本不可能實現；第二，客觀上是幫助了現在的美國，因此是極其有害的！　　

中國只有自身回歸科學社會主義，才能戰勝美國等國際壟斷資本的進攻。中國也只有通過自身的繼續革命推動世界革命才能保住勝利的果實，擺脫「水泊梁山」的困境。　　

　 　

《世界軍事》2012年第3期刊登了喬良將軍的《戰略破局需要智慧和耐心》一文。喬將軍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關於我國當前形勢的判斷、未來前景以及相應的鬥爭手段問題——這的確是一個戰略問題。雖然刊物說明「少將喬良的一家之言不是『標準答案』」，但接著說「可以幫助我們用不同的視角重新審視美國、中國，以及中國周邊的風起雲湧」。由此可見，喬將軍的觀點代表了一些人的看法。　　

本文無意與喬將軍爭論，只是想就這個問題表達一下自己的看法。說實話，這是當前一個核心的問題，所以必須要講；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不是幾句話能夠講透徹的，但這又是一個「不太難」的題目，其實相關的答案早就有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場合、以不同的方式按照自己的立場都闡述過、並正在闡述著。本文就綜合參考了韓德強、張宏良、王偉（《艦載武器》「大國之略」系列文章的作者）等學者的意見。　　

一、當前我國的政治力量格局　　

改革開放以後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10多年來，我國日益陷入美國主導的以美元霸權作為媒介的「全球化」之中。客觀的結果就是中國成為美國的廉價商品供應者，而且所得的外匯儲備再以美國國債等形式流回美國——簡言之，中國實際上已經成為美國的經濟殖民地！與這個過程相適應，政治上、外交上能否徹底獨立自主也讓正直的人倍感憂心！遠的不說，最近發生的美國杜邦公司顧問李家洋擔任農業部副部長一事就是一次考驗——沒有真正的獨立自主，喬將軍所講的發揮外匯儲備的「戰略作用」等能落到實處嗎？　　

30多年來，中國人民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和犧牲，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上述事實卻是我們考慮當今一切問題的基礎。從這個基礎出發，對國內和國際形勢都不難作出判斷。　　

從國內來看，因為中國日益陷入殖民地經濟之中，所以生態環境惡化、貪污腐敗、貧富兩極分化等問題越來越嚴重。尤其是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實際上已經宣布了這種發展模式的死刑。按照王偉的看法， 2003年前後國內日益增加的「維穩」壓力就是這種「發展」模式走到了盡頭的標誌。從理論上講，必須「轉方式、調結構」。但30多年來尤其是1992年以來的「發展」中已經形成了一個從現在這種畸形經濟「發展」模式中受益的社會群體——他們與中國人民的利益相違背卻和美國等國際壟斷資本的利益高度一致。「轉方式、調結構」無異於革這些人的命。雖然在口頭上他們也高喊「轉方式、調結構」但實際上卻努力維護目前這種「發展」模式。　　

從階級分析的角度來看，那就是隨著中國日益淪為美國的經濟殖民地，中國的走資派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暫時的分化——一部分走資派（即上述目前這種畸形「發展」模式的受益者）已經被綁上了美國的戰車，成為徹頭徹尾的漢奸、賣國賊，這是走資派本性的必然結果；另一部分走資派要麼因為與前者的矛盾為維護自身的利益而表現出一定的民族主義情緒、要麼在日益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下在人民群眾的推動下開始左轉。從本質上講，一切走資派最終在客觀上都會成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第五縱隊」。但在某一個具體的時間點，還是要作具體分析。除了走資派中少部分人會在內外壓力和人民群眾的推動下左轉以外，還必須看到有一部分走資派的利益至少目前是與美國以及中國國內漢奸的利益是有矛盾的。　　

筆者有一個不太成熟的認識，那就是當今中國實際上不存在也不可能「民族資產階級」——1978年以後新生的資產階級實際上都是依附於權力或者國際壟斷資本的。即使有「民營企業家」實際上也是通過千絲萬縷的關係依附於權力或者外資，表現為它們的一翼。即使官僚資本，不論中間過程怎樣，最終的結果也只能是成為國際壟斷資本的附庸，而絕不會發展成為「民族資本」——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只能成為美國的附庸。而美國為了一勞永逸的解決中國，必然會分裂中國。因而「民族資產階級」在實際政治力量格局中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這個問題下文還會論述。　　

這樣一來，當前在我國就有這麼幾種政治力量與前途：一是漢奸、賣國賊，他們不僅要搞「中美國」，而且必然要按照他們美國主子的號令，把中國徹底分裂、搞垮。在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之下，美國更加迫切的推動這一過程，所以這種鬥爭已經實實在在的發生了；二是上述走資派中與美國為代表的國際壟斷資本（及其在中國的漢奸）暫時有利益衝突的那部分走資派，他們毫無疑問具有官僚壟斷資本的屬性。但因為與美國等國際壟斷資本暫時性的矛盾，又使得他們表現出一定的「民族性」。他們的理想無疑是讓中國取代美國，像今天的美國一樣成為一個靠金融壟斷資本統治世界（因而也可以緩和國內階級矛盾）的「超級大國」。這恰恰是有些人宣傳的「大國崛起」的內在邏輯——這正是本文要揭露和批判的；持這種觀點的人在對待美國等帝國主義的立場上必然堅持「韜光養晦」的政策——通過暫時「裝孫子」「爭取時間」。現實已經狠狠地教訓了這些人，可他們還是執迷不悟。（因為中國的敵人是以美帝國主義為代表的國際壟斷資本，所以在南海等問題上是要從全局出發，審慎決策。但決不能綏靖、妥協。）三是堅持毛主席革命思想的黨員、群眾，也包括原來因為種種原因被「裹挾」在走資派陣營中，但現在已經開始覺悟的人。這些人要推動科學社會主義的復興，並在這個過程中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復興。　　

當前鬥爭的焦點在與一切愛國的人們和漢奸、賣國賊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堅持毛主席革命思想的力量是中流砥柱，無論是思想還是（潛在的）群眾基礎，顯然都是這種政治力量佔優勢。但必須團結第二種政治力量，只有這樣才能形成合力，保證鬥爭的勝利。這是當前的一個大局，我們都要從這個大局出發，顧全這個大局。　　

但是，必須看到，第二種政治力量實際上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他們只是從走資派陣營中暫時分化出來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股力量要麼沿著走資派的道路徹底走下去，成為漢奸、賣國賊。要麼在革命洪流的推動下左轉——哪怕是假裝左轉——總之，不管目前這股力量有多麼強大，也只是暫時的，最終要分化。　　

所以，目前的政治鬥爭表現為三股力量、三種前途的鬥爭，但這只是暫時的、而且只是表面現象。從長遠來看，最終只有科學社會主義的復興（必然伴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華民族被滅亡、中國成為四分五裂的、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的殖民地這兩種前途；從目前鬥爭的本質上講，也是無產階級的領導的人民大眾與走資派的鬥爭，愛過與賣國的鬥爭是這一鬥爭尖銳化的焦點。　　

因此，既要服從當前鬥爭的主要任務——反漢奸、賣國賊，又要警惕第二股力量。如果不講究重點、不講策略，不去爭取、團結第二股力量（哪怕是暫時的）那就難以打倒當前對人民和國家威脅最大的漢奸、賣國賊。如果只看到漢奸、賣國賊而忽略了第二股力量以及他們主張的「大國理想」，革命的黨和群眾就可能被這股力量所利用。結果當然不會是中國取代美國，而只能是延誤了科學社會主義復興的「最佳時機」，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中國仍避免不了成為國際壟斷資本的犧牲品，最多是延緩一點時間而已。這點延緩的時間與其說是給中國人民延緩的倒不如說是給國際壟斷資本延緩的。　　

更為重要的是，要想爭取、團結第二股力量共同反對漢奸、賣國賊也必須旗幟鮮明的與走資派鬥爭。正如毛主席教導的一樣：以鬥爭（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求團結，團結存；以妥協求團結，團結亡！　　

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然與科學社會主義的復興聯繫在一起，走資本主義只有亡國滅種一途　　

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主要源於兩點：從國際來看，中國已經失去了發展成為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更不用說帝國主義國家了）的可能——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絕不允許；從國內來看，中國搞資本主義的主要推動力量不是什麼「民族資產階級」而是黨內的走資派。因此，無論他們的主觀願望怎樣、中間過程多麼曲折、最終的客觀結果只能是投降國際壟斷資本、當漢奸。對於國際原因大家已經比較熟悉了，殘酷的現實也在不斷地教育著人們，對此本文不再多講。這裡簡單闡述一下后一點。　　

1978年以後，隨著修正主義勢力的抬頭，走資派逐漸掌握了相當的權力和其他資源。尤其是在1992年以後，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復辟日益明顯。在這個過程中必然產生出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但是中國這個新生的資產階級卻「先天不足」——它不是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是在社會主義已經建立以後，在國際資產階級的援助下，在國內舊資產階級的「呼喚」下，以黨內走資派的形式出現。從宏觀和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個新生的資產階級是黨內投降派在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庇護下通過權力人為地扶植起來的。從它一產生開始就與權力、與國際壟斷資本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　　

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的國家搞資本主義必然不得人心，所以這個走資派以及由他們蛻化或扶持起來的新生資產階級必然向外投靠國際壟斷資本，而在國內則依靠權力掠奪勞動人民的果實完成「原始積累」。而他們權力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所謂的「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因為他們背離了人民，發展經濟只能靠「招商引資」——歸根結底是靠國際壟斷資本的庇護。所以，走資派不論中間過程怎樣複雜，只有一個宿命——向帝國主義投降，當漢奸。　　

雖然在歷史的某個節點上——例如現在——走資派的一部分與美國等國際壟斷資本及其在中國的代理人發生了矛盾，這種矛盾有時還會達到非常激烈的程度。但從根本上講，這種矛盾是暫時和表面的。因此，革命的黨和群眾必須抓住歷史機遇，充分利用這種矛盾，壯大自己的力量。但也必須提高警惕，防止被這兩股力量所利用。因為漢奸必然不得人心，所以在爭取一切力量反漢奸的同時，更要警惕不被暫時沒有當漢奸的走資派利用。這種可能更為隱蔽，因而更為兇險。　　

雖然在我們看來中國取代美國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我們不是要取代美國，而是要徹底消滅這種無恥的剝削和掠奪——但在那些現在與美國、漢奸有矛盾的走資派看來，這種可能卻最符合他們的利益，也最能欺騙群眾。階級立場決定認識論，從他們自私的唯心主義立場出發，做出了讓中國成為美國這樣的「大國」迷夢，並不惜一切代價欺騙群眾，從而維護自身的利益。　　

不管他們主觀願望如何（故意欺騙也好，真城的願望也罷），這種觀念的客觀後果卻是非常嚴重的——它麻痹了人民的鬥志，誤導了鬥爭的方向，從而削弱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在客觀上只能起到幫助美國的作用。　　

在空前的經濟危機之下，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所講的三個矛盾都將日趨激化。現在雖然美歐（以德國為代表的「老歐洲」）之間有著很深的矛盾——主要表現為美元與歐元的矛盾；以「佔領華爾街」為標誌的帝國主義國內矛盾也開始醞釀、發酵；但最有可能爆發的卻是帝國主義與第三世界也就是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間的矛盾。這就突出的表現為美國與中國的矛盾。當前，我們之所以把鬥爭的重點放在反漢奸、賣國賊上也是這個原因——從美國的角度來講，通過中國國內的漢奸、賣國賊來瓦解中國顯然是「上策」。　　

但是，只反對漢奸、賣國賊是不夠的。因為漢奸、賣國賊就是由走資派發展而來的，而且是走資派的必然歷史歸宿。所以既要爭取一切力量反對漢奸、賣國賊，又要反對走資派。表面上看來這似乎是矛盾的。但實際上反漢奸的鬥爭本身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與修正主義鬥爭的激化。只有堅持反對走資派才能真正反對漢奸，才能使反漢奸的鬥爭有力量，而不會成為被暫時沒有成為漢奸的走資派所利用。　　

既要聯合一切力量反漢奸又要反走資派的關鍵就在於在聯合鬥爭中逐漸掌握政治領導權！——主要是發揮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威力，對政治形勢作出及時、科學的判斷，並提出恰當的可以完成的任務以及具體口號等。做到了這些就發揮了政治上的領導作用，群眾就會逐漸團結在無產階級革命派周圍。要牽著那些暫時還不願當漢奸的走資派的鼻子走，而決不能讓他們牽著革命的黨和群眾的鼻子走！我們始終堅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會在鬥爭實踐中在黨和群眾的幫助下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　　

今日之情形，就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中國與金融壟斷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美國的決戰。誠然，共產主義的最終勝利、資本主義的最終滅亡還需要相當的時間，但具有決定性的轉折點就要來到了。只要中國戰鬥的無產階級掌握了國家的命運、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實現了回歸，不管過程怎樣複雜，決戰的結果是毋庸置疑的——必然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勝利！所以，問題的關鍵就是中國戰鬥的無產階級如何戰勝走資派、如何實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回歸。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然與科學社會主義的復興聯繫在一起，或者說是一個事物的兩個側面。那種妄想取代美國霸權，把中國搞成美國那樣剝削、掠奪其他國家的想法是沒有任何根據的狂想，客觀上只能幫助美國滅亡中國！由此我們應該認識到那種總想著學習美國「經驗」做「大國」、想把人民幣打造成另一種美元的想法，要麼是糊塗，要麼是別有用心的險惡伎倆！　　

美國對伊朗等國家的制裁、侵略絕不是什麼「文明的衝突」，就如同中美之間的矛盾絕不是什麼「基督教文化」與「儒家文化」的衝突一樣，而是國際階級鬥爭的具體表現。帝國主義為了掠奪第三世界國家的利益，在第三世界人民革命風暴的壓力之下，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直接佔領的形式——所謂的「幣緣霸權」取代「地緣霸權」。但是，一旦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刻，「幣緣」是無法取代「地緣」的！實際上，實實在在的地緣霸權是「虛擬的」「幣緣霸權」的基礎。　　

伊朗等穆斯林民族客觀上正在為中華民族爭取著寶貴的時間！我們一方面要儘快向科學社會主義回歸，為戰勝美國等國際壟斷資本的進攻整頓好國內隊伍；另一方面必須旗幟鮮明、有力地支持伊朗等第三世界國家。　　

三、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戰略與策略　　

毛主席的「三個世界」理論實際上為我們指明了反對帝國主義（當前是以美帝國主義為代表）的戰略與策略。　　

在國際上，既要堅持國與國的和平共處原則，又要堅決地貫徹國際主義精神。通過中國自身的不斷的革命推動世界革命，從而走出「水泊梁山」的困境——這是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能否發展壯大的外部條件。　　

中華民族的復興、中華民族的命運必然是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而與中國和世界無產階級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中華民族只能以共產主義運動的形式實現復興。舍此就只能淪為帝國主義的附庸，不僅是死路一條，而且是「死無葬身之地」——亡國滅種！　　

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根本戰略和策略不是與它進行軍備競賽，更不是「當好老二」的問題（這種念頭是「中美國」的變種，是漢奸言論），也不僅僅是在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與之「和平競賽」的問題。打破美元霸權，抓住了問題的要害，但決不是用人民幣的「霸權」去取代美元霸權——那隻能是狂妄的空想。　　

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根本戰略和策略只能是世界版的「農村包圍城市」——以第三世界的革命斬斷美國等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掠奪第三世界人民血汗的黑手和「血管」，從而最終迫使西方發達國家國內發生革命。空前的經濟危機之下英國人的革命舉動、尤其是美國人民的「佔領華爾街」、「佔領波士頓」等已經證明了這種可能的現實性。但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大規模、具有實質影響的革命必須是在第三世界國家革命浪潮洶湧澎湃之後，壟斷資本徹底失去收買、腐化本國無產階級群眾的能力之後。現在這些事件只是向我們提示這種前途的寶貴信號。　　

中國不輸出革命，但必須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類似於中國武裝革命時期井岡山、延安那樣的地位。這不僅是中國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義務，更是中國無產階級保住自身勝利成果、中華民族實現復興的內在的要求——國際主義精神與中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族利益從根本上講是統一的（就如同中國死硬的走資派的利益必然與國際壟斷資本的利益一致一個道理）。擺脫「水泊梁山」的困境，革命到底而不是投降招安只有這一條道路——以中國自身的不斷革命，推動世界革命。　　

當中國成為世界革命的「延安」時，中國就不僅在民主、人權等國際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中變被動為主動，而且在國際政治格局中也將變被動為主動。　　

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根源於其本國的階級矛盾。任何革命都不可能是輸入的，任何國家也不可能輸出革命。但中國發揚國際主義的精神，堅定地支持世界上一切革命和正義的鬥爭，就能夠推動這些國家內部的革命鬥爭向著好的方向發展。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教訓時強調無產階級在革命勝利之後必須在戰略上採取進攻態勢。這不僅是在國內階級鬥爭而且是在國際階級鬥爭中也必須堅持的原則。蘇聯前期得益於此，中後期敗於此。對此我國也有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　　

中國要發揮世界革命中心的作用，就必須自身繼續革命——中國不用也不可能輸出革命，只要自身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從而不斷鞏固壯大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就能推動世界革命，推動世界無產階級力量的壯大。　　

如此，再過幾個十年左右，不僅中國的面貌而且國際階級力量格局也必將發生根本性的變革！無產階級在全球勝利的曙光必將展現在人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