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社會恐懼症」

很多事實表明，在中國重新認識社會、重新建設社會的道路上，2011年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年份。

這一年，「社會管理創新」成為政府戰略重點，中央層面動作頻頻，一些地方還通過放開社會組織登記等手段為社會「鬆綁」。

這一年，公民力量繼續生長，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積極理性地參與意見表達和權益維護。年末廣東烏坎事件的順利解決，更顯示社會與政府的協商對話、利益博弈漸成機制。

概言之，居廟堂之高者和處江湖之遠者，都不再患有「社會恐懼症」，都在學會正視社會，並自覺組成參與社會建設的多方力量。

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師曾志說，「政府放開手，民間的社會自治，恰恰是保證中國長治久安的道路。」



2011年8月，時任廣州市市長萬慶良「面對面」接待信訪群眾。社會矛盾和衝突不斷增加，政府治理方式面臨轉變。（何奔/CFP）

「治安」變「管理」，究竟變了什麼？

過去的一年中，「社會管理創新」無疑是中國熱門時政語彙中的一匹「黑馬」。

2011年2月19日，胡錦濤總書記發表講話，要「著重研究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思路和舉措」。

胡錦濤是在以「社會管理及其創新」為主題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上講這番話的，中央政治局全體委員參加了開班儀式。這一研討班，自1999年以來基本每年舉辦一次，近年來主題包括：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等——都是執政黨近期的重大戰略。

7月至10月間，「社會管理創新」又因兩件大事備受關註：一是中央印發《關於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意見》，二是「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更名為「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後者引發眾多解讀，「從單一強力控制到社會綜合協調」的維穩思維之變，是論者的普遍共識。

實際上，變化從官方文件的措辭轉變就可以窺見：1991年3月綜治委成立后，「嚴打」一直是核心詞；1997年「十五大」報告提出「打防結合，預防為主」；2007年的《關於進一步加強流動人口服務和管理工作的意見》則明確提出了「服務」的概念。

從「嚴打」到「預防」，再到「服務」，直至「管理創新」，這條線索亦顯示出中共對治理方式的探索之路。

另一個觀察視角是綜治委的領導配置。更名后，主任依然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擔任，但副主任序列發生了很大變化：最高法、最高檢的一把手退出了，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和副秘書長也退出了，增加了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國務委員馬凱和全國政協副主席錢運錄等領導。

在地方，綜治委主任的任用模式也隨之轉向——越來越多的省由黨委專職副書記取代政法委書記兼任綜治委主任，多個省份的宣傳部長也躋身綜治委副主任行列。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這種變化意味著綜治委能調配的資源將更加廣泛，社會管理的內容也將更「寬」，不僅包括治安，還包括公共服務、危機應對、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精神衛生等。

被「逼」出來的革新

在中國，以「社會」為中心的革新十分罕見——從某種程度上說，它是被「逼」出來的。

「近一段時間中國對社會管理問題的著力強調，源於特殊的背景：社會問題、社會矛盾以及社會衝突不斷增加，並由此形成了對社會生活的衝擊。」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說。

在他看來，中國社會面臨的最大威脅不是「亂」，而是「爛」。其區別在於：「亂」相當於被他人打傷，「爛」則是自身的組織、細胞出了嚴重的毛病。

孫認為，這種潰敗已經蔓延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他以2011年觸痛國人的「小悅悅事件」為例分析說：「我不相信18個人經過小悅悅的時候都視而不見。如果他們內心有過掙扎，但最後因為怕惹來麻煩而沒有伸手，那更多不是個人道德問題，而是社會的問題。需要改變的是這個社會，只有好的土壤才能生長出好的植物。」

現實情況是：糟糕的土壤不僅孕育了冷漠的路人，更孕育了廣泛的矛盾和衝突，給政府帶來巨大的維穩壓力。日本《外交學者》雜誌評論說，中共因此提出了「社會管理創新」的概念。

對於社會建設，廣東省委書記汪洋2011年7月與網民在線交流時也曾有一番解釋：「我們這些年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或多或少地對社會建設重視不夠，使社會建設在許多方面落後於經濟建設的發展水平，有許多欠賬。」

「新媒體的迅猛發展之下，政府不與社會對話是不行的，不提出社會管理創新是不行的。」師曾志說。但革新之後的「好社會」究竟是什麼樣子？中國人對此並無經驗。

學者金觀濤曾系統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他發現，「社會」一詞是1900年左右「進口」的外來語，但引進時，背後的意思卻存在微妙差異：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私人領域穩定而堅固，國家權力受到監督，公共領域不會壓倒私人領域；但在當下中國，家國意識浸潤的紳士知識分子們並不了解「社會」與保護私人領域間的關係，在構建公共領域的過程中，私人領域不斷萎縮，「社會」最後只能代表「公」，成為國家的代名詞。

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令社會的成長成為可能，一些人從「體制內」走到了「體制外」，一些人從「單位人」變成了「社會人」，但「社會」依然有貶義。學者崔衛平曾指出：在人們的慣用語中，「社會」往往意味著次一等的存在，意味著危險、不可信任，如「社會閑雜人員」、「社會盲流」、「社會渣滓」等。

社會控制，還是社會自治？

從視社會為「原罪」，到告別「社會恐懼症」，無疑是巨大的飛躍。不過，在各地紛紛開展社會管理創新的熱潮背後，卻暗藏著一個重要問題：「社會管理創新」這個「筐」，到底該裝些什麼內容？

廣東選擇了學習香港。以省會廣州為例，在該市「學習借鑒香港先進經驗」的文件中明確提出了香港「小政府、大社會」的運作模式，還提出要逐步完善社區自治功能，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推進政府購買服務。

而廣東決定自2012年7月起基本取消社團雙重登記的做法，更引發關注。實際上，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也有類似做法，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副局長李勇公開表示，最終目標是實現所有社會組織直接登記。

此外，《人民日報》原評論員馬立誠認為，廣東烏坎事件的順利解決體現了社會管理創新。「對待全世界媒體關注的焦點事件，能夠採取疏解方針，實事求是，以人為本，為今後解決群體性事件做了有益探索。」

杭州也有自己的經驗。在那裡，政府並未將政府職能外包，而是吸納民間組織與政府組成「社會複合主體」。中央編譯局學者周紅雲認為：在社會複合主體中，政府並沒有完全退出，而且作為一個重要分子發揮應有作用，而政府與行業協會、商會甚至商戶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這些都是對重新界定政府與社會關係的探索。不過，也有不一樣的聲音出現。孫立平認為，對「社會管理」的不同解讀值得關注，要防止偏離社會自治，走向社會控制。「在面臨諸多壓力和挑戰的情況下，很容易對社會管理形成誤解，將其片面理解為一種消極的、防範性的手段，加強權力對社會的全面控制。」

他提出，「社會管理不能片面理解為單向的政府對社會的管理，積極的社會管理只有通過政府與社會的合作和共治才能實現。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自組織能力，以應對可能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使社會生活有序進行，降低社會轉型的風險。」

在政府和社會的關係問題上，許多學者主張走「小政府、大社會」之路，但也有人不全然認同，如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就提出「大政府、大社會」的格局，他認為，由政府主導，由社會組織和社會成員協同配合的方式「具有一定的本土特色，也符合中國的實際國情」。

但很少有人會否認，社會的逐漸強大是正在發生的事實，而強大后的社會將使政府與社會間不平衡的關係得到修正。「我們所說的和諧社會應該是權力、市場與社會之間的和諧。」孫立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