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克里姆林宮公主」

　　
　　
　　1953年3月2日，斯大林周圍的人終於決定讓他惟一的女兒、斯維特蘭娜•斯大林娜前往孔策沃看一眼即將死去的領袖。她上一次見到父親，是3個半月以前。
　　
　　她在社會科學院的法語課上被帶走。在父親的軟榻前，站著布爾加寧、馬林科夫和哭泣的赫魯曉夫，房間里滿是忙碌的醫生和護士。凌晨3點，一名警衛員發現了倒在地板上的斯大林。他中風了，右半身不能動，也說不出話來。
　　
　　斯維特蘭娜握著父親的手。他的眼睛還能動，她希望他能認出自己。她後來寫道：「我注視著這張端莊、安詳、同時悲傷的面孔……，它正撕扯我痛苦的心。我感覺自己是一個完全沒出息的女兒，從來不曾是個好女兒，是個生活在家裡的陌生人，從來沒有給這個孤獨的靈魂、這個年邁的被世人拒絕的病人以任何幫助。而這個人，卻是我的父親，是盡他所能愛我的父親，無論好壞我都必須心懷感激的父親……」
　　
　　14年後，她跟誰也沒打招呼就直接走進了美國駐新德里的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在瑞士短暫停留後，她飛到美國，舉世嘩然。
　　
　　又過了44年，她因結腸癌於11月22日在威斯康星州去世。一星期後，她的死訊才被公布。
　　
　　斯大林式的父愛
　　
　　必須承認，斯大林對女兒的愛大大超過對兩個兒子的總和。但這愛，是斯大林式的。
　　
　　在她小時候，父女間經常玩通信遊戲，派專人遞送。信中，父親稱女兒為「小麻雀」、「小女主人」，自稱「管家的可憐書記」、「第一號秘書」。看這兩封——
　　
　　「1934年10月21日致約•維•斯大林同志，第一號秘書。
　　
　　命令，第4號。我命令你帶我去(看電影)吧。簽名：女主人小斯維特蘭娜。」
　　
　　「第一號秘書籤名：我服從。約•斯。」
　　
　　電影是美國電影，在當時的蘇聯，普通人這樣做，是「資產階級的腐蝕」。
　　
　　斯大林帶她出入節日慶典和各種招待會，把她引薦給來訪的丘吉爾，也允許攝影師們拍攝他抱著女兒、吻她的樣子。宣傳部門深諳此道：這是彰顯領袖尚有人性的時刻，尤其是幾百萬人因此人死於非命。
　　
　　那時候的斯維特蘭娜•斯大林娜是「克里姆林宮公主」，全蘇聯有成千上萬的嬰兒取名「斯維特蘭娜」。
　　
　　當她長成少女，斯大林不允許她穿裙子，就連短袖毛衣也不行，因為他不喜歡別人看到女兒的膝蓋和胳膊。
　　
　　當她16歲時迷上年近40的已婚猶太作家兼導演阿列克謝•卡普勒，斯大林在忙著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同時，接到了由貝利亞的秘密警察收集來的「情報」：兩人正在熱戀中，足跡遍布莫斯科的展覽館和大劇院(30年後，斯維特蘭娜還記得他們一起看過的劇目：考涅楚克的《前線》、比利時舞台劇《藍鳥》和柴可夫斯基的歌劇《黑桃皇后》)；男的給了女的許多唱片和書籍，其中不乏禁書，如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和《有錢人和沒錢人》；有時，他們在黑暗中擁抱、接吻(30年後，斯維特蘭娜回憶說：「當時的蘇聯，還沒有婚前性行為的概念。」)……
　　
　　在斯維特蘭娜眼裡，阿列克謝是「最聰明、最漂亮、最溫柔和最有欣賞力和熱情的人，他渾身散發著知識的光芒和魅力」。在斯大林眼裡，這個男人肥肥胖胖，長相難看，不會說俄語，寫的作品也不那麼好，惟一的本領是嘴皮子好使，擅長勾引女青年。
　　
　　這種矛盾在斯大林頭一次扇向女兒的兩記耳光中爆發——在斯拉夫民族，這是男人對女人常用的方式，斯大林的父親就這樣打過他的母親。而赫魯曉夫的回憶錄曾記載，在一次新年晚會上，斯大林扯著女兒的頭髮強迫她跳舞——他吼道：「你也不照照鏡子，像你這樣的誰要？！他周圍娘兒們有的是，你這個傻瓜！」當著女兒的面，斯大林把阿列克謝寫給她的情書、照片、阿列克謝的小說文稿和一個新劇本撕掉了。
　　
　　後來，阿列克謝自願去斯大林格勒當戰地記者，在《真理報》上發表了《斯大林格勒少尉的來信》，向遠在莫斯科的戀人報道戰事，順便抒發一點小感情。對斯大林而言，這是挑釁。
　　
　　斯大林派人把這個文藝中年男投進監獄，前後兩次，總計10年。
　　
　　斯維特蘭娜的初戀就這樣結束了。
　　
　　我並不想做斯大林的女兒
　　
　　1945年春，斯維特蘭娜宣布，她準備跟猶太人格里戈里•莫羅佐夫結婚。莫羅佐夫長得英俊漂亮，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科研所的副所長，本人當時是國際關係學院法律系的學生。斯大林說：「是的，春天來了，見你的鬼，你願意怎樣就怎樣吧！」
　　
　　這段婚姻維繫到1947年。「我想讀完大學，但丈夫卻想讓我給他生10個孩子。他甚至從未考慮採取避孕措施！我做了4次墮胎，還有一次早產經歷。我因此疾病纏身，後來便和他離婚了。」2007年夏，斯維特蘭娜在接受俄羅斯電視台採訪時說。
　　
　　這段婚姻留給她一個兒子約瑟夫。約瑟夫後來成為一名治療心臟病的專家，住在莫斯科，2008年63歲時去世。
　　
　　兩年後，斯維特蘭娜第二次結婚。這一次，她順從了父親的安排，嫁給尤里•日丹諾夫，當時蘇共中央書記安德烈•日丹諾夫的兒子。
　　
　　「因為是父親的選擇，我們便很快結婚了，婚前甚至沒有約會過。當時父親年事已高，我不能總是違背他的旨意。」
　　
　　這段不情願的婚姻帶給她一個女兒卡佳。「在葉卡捷琳娜出生后不久，我便與他離婚了。父親對此極其不滿，不過在此之前他已經明白，我總是做那些他不喜歡的事。」
　　
　　1952年12月的莫斯科，人們開始風傳斯大林得了重病。斯維特蘭娜想知道父親的健康狀況，可電話被秘密警察切斷了。她最後來到他的身邊，這是她是一個27歲的婦人，結過兩次婚，有一兒一女，被父親傷害過，也傷害過他。她知道他被動脈硬化打垮了，現場忙碌的人幫不了他，甚至都不再需要組建一個搶救委員會。
　　
　　「曾經27年，我是父親在精神上走向毀滅的見證人，我親眼目睹了人們逐漸離他而去。慢慢地，他變成了一尊陰沉的塑像。」在那本著名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斯維特蘭娜寫道。
　　
　　斯大林曾經送給妻子一隻銀手鐲，斯維特蘭娜6歲半時，母親吞槍自殺，這隻手鐲就一直戴在她手上。斯大林一咽氣，這隻手鐲就作為領袖遺物被沒收了。
　　
　　2008年初冬，當俄羅斯《真理報》記者將這隻被當局保管了半個世紀的銀手鐲戴在斯維特蘭娜(此時她已更名拉娜·彼得斯)青筋暴突的手腕上、叫她「斯大林娜」時，這個脾氣執拗、從不掉眼淚的女人聲音輕柔地說：「是的，我是斯大林娜。」停頓片刻，她眨眨眼睛：「可是，我並不想做斯大林的女兒。」
　　
　　2010年，在接受《威斯康星州日報》採訪時，被問及父親是否愛她，她說，「他愛我，因為我有一頭紅髮和雀斑，跟我母親一樣。」很久以前，她說：「我非常為母親沒有嫁給一個木匠而遺憾。」
　　
　　變節的代價
　　
　　斯大林死後的頭幾年，斯維特蘭娜的日子還算好過。她仍享有父親生前給予的舒適安逸的生活。1957年，她向當局提出改姓母親的姓氏「阿利盧耶娃」，得到了赫魯曉夫的批准。她同時要求政府收回對自己的一切特惠待遇，她想過自己的生活。
　　
　　然而，除了從父母身上繼承的暴烈、叛逆、強勢和絕情，她的身世和環境沒能教給她謀生的技能，終其一生，她都缺錢。哪怕「出賣父親」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曾給她帶來250萬美元的版稅，臨終時，她仍是一個窮人。
　　
　　從19歲到47歲，她有過4次婚姻，每次大約3年到期。其中后兩任丈夫是她「真正愛過的」，可惜一個短命，一個受控於前丈母娘。長期養尊處優的「公主」生活不僅令她任性，也給了她頭腦簡單和輕率——在婚姻上，在對親人、故國的「離棄」上，在許多需要抉擇的時刻斑斑可見。
　　
　　沒人知道，1967年3月6日，她走向美國大使館前後完整的心理活動。她後來在《僅僅一年》中也只提到部分原因是認為當局虐待了她的印度籍丈夫布里傑什•辛格。此外，「當時有一些人去了美國，我想效仿他們」(赫魯曉夫下台後，他的兒子也去了美國)，「大使館離我住的地方很近」。在把丈夫的骨灰撒到紅海里之後，在原計劃回蘇聯的前一天，她跟誰也沒打招呼就直接走進了美國駐新德里大使館，要求政治避難。一開始，使館工作人員還以為是個玩笑。
　　
　　冷戰時期的超級大國之間需要這類興奮劑。蘇聯克格勃的暗殺計劃擱淺，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出動。在後者的幫助下，斯維特蘭娜經義大利轉道瑞士，住了6星期後抵達紐約，接著發表一系列講話。譬如，斯大林是「一個冷漠而多疑的人」、「一個道德和精神上的怪物」，以及她懷疑在成長過程中灌輸給她的共產主義，並譴責蘇聯的政策。
　　
　　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柯西金回敬她是一個「道德上不可靠的人」，一個「有病的人」。
　　
　　約瑟夫和卡佳留在蘇聯，因她的離去而難過，而倍受壓力。在她1984年底回國時，卡佳，那位住在堪察加半島的地球物理學家甚至拒絕跟她見面——她不能原諒母親的冷酷，一如母親不能原諒外祖父的冷酷。
　　
　　面對「無情拋棄自己孩子」的指責，斯維特蘭娜辯解說：「我兒子當時已婚，女兒也已經17歲，上大學了。他們不是襁褓中的嬰兒。他們已經成人。在美國，這麼大的孩子已開始獨立生活，母親在他們的生活中已不再扮演關鍵角色。」
　　
　　然而，41歲開始的流亡生涯並沒有帶給她安寧和幸福。她從一個共產主義大國來到一個資本主義大國，由「公主」變成「叛逃者」。美國社會的新規則新秩序讓她嘗盡炎涼、孤獨、抑鬱、失望和貧困，她需要為生存掙扎。在許多次面對西方記者的採訪中，她都提到自己的孤獨，以及對一雙兒女的思念。
　　
　　第4次離婚後，斯維特蘭娜獲得了女兒奧爾嘉的監護權。她入了美國籍，並註冊成為共和黨人。為了讓女兒能上英國的寄宿制學校，她們一度移居倫敦。那期間，她開始說父親的好話。1983年的《時代》報道說，她宣布撤回當年對父親的譴責，並承認「如果他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他會槍斃我的」。
　　
　　當她帶著女兒回到蘇聯，她開始攻擊美國，自稱「中情局的寵兒」；而之後重返美國，她又說自己的言論因為翻譯問題被誤解了。這類出爾反爾，一方面透露當事人的性情，另一方面也可投射周遭的環境——總有一些利害，讓一個人頻頻改口。
　　
　　1984年，她對德國歷史學家馬爾塔•薩德道出一些「成長的思考」和「變節的代價」——
　　
　　「我今天要對所有潛在的變節者說，不要忘記在河的另一岸是相同的人類，他們也包括了一些不完美的、沉悶的、無能的、背叛的、痴獃的人，一如你們所離棄的那些人。我17年前所不懂的，就是兩個超級大國在好的和壞的方面竟是這樣相像。
　　
　　「我住在莫斯科時，有40年是在克格勃的監視下度過的。來到美國后，監視含蓄了一些，我被放到律師手裡，簽一些不知是什麼內容的法律文件。我的生活再度癱瘓，我不能完全自由地去做或講自己所想的事。沒有一個變節者是完全自由的。」
　　
　　晚年無邊無盡的孤獨
　　
　　她一生中美好的時刻不多。6歲以前母親身上的香水氛圍算是吧！還有她面容憔悴頭髮凌亂地在醫院過道上初遇同樣穿著病號服的布拉耶什，她後來的印度愛人。那一瞬，一首詩歌浮現：「今天我敞開了心扉，和平闖進來，並且擁抱我。」
　　
　　到晚年，像她的父親一樣，可陪伴的除了孤獨，還是孤獨，無邊無盡。她孤身一人住在英國西海岸的一家養老院里，每月70英鎊的膳宿費由政府支付，此外每周可領65英鎊10便士的養老金。
　　
　　她在70歲時進了修道院，想成為一名修女：「因為在修道院的院牆裡，我找到了一生都在尋找的平靜和失去的希望。」
　　
　　2007年夏天，俄羅斯電視台紀錄片製片人帕爾辛娜在美國威斯康星州南部的一家養老院找到了她。
　　
　　「您很幸運，我同意開口了。我一般不接受採訪，記者們總喜歡添油加醋，亂貼標籤，我不喜歡。我之所以同意和您聊，是因為您叫我斯維特蘭娜，另外，您很年輕。」
　　
　　她聲明只講英語：「我擁有美國公民護照已經30年了。我不想講俄語。我一直憎恨俄羅斯，蘇聯時期的俄羅斯。無論怎樣，我永遠都不會回到俄羅斯。我已經不是俄羅斯人。」
　　
　　但談話間，她常常從一種語言跳到另一種語言。同樣跳躍的是她的情緒，她時而生氣，時而暴怒，時而笑，時而哭，還常語出驚人。製片人後來說，與這位老人交談需要足夠的忍耐力。
　　
　　晚年的斯維特蘭娜喜歡縫紉和閱讀。她說自己得承擔債務和失敗的投資，她的房裡沒有電視機。
　　
　　「無論我去哪裡，瑞士、印度還是澳大利亞，或者某些小島，我從來都是父親這個名字的政治囚徒。
　　
　　「我這一生太沉重了，沉重得不堪傾訴，不堪活下去。」
　　
　　她活了85歲，死於結腸癌。臨終沒有子女在身邊。一星期後，她的死訊才被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