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作自述：父親1949年因一句話被解放軍班長打

　　會作自述：父親1949年因一句話被解放軍班長打

　　1949年5月下旬，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上海，露宿在街頭，這是一樁載入史冊的佳話。科學家竺可楨在當月26日的日記里記載：「解放軍在路邊站崗，秩序極佳，絕不見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門前亦有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門之站崗者倦則卧地，亦絕不擾人，紀律之佳，誠難得也。」美國合眾社的報道說：「中共軍隊軍紀優良，行止有節，禮貌周到。雖然有許多大廈是大開著，可以用來做軍營，而中共軍隊仍睡在人行道上。」

　　此前，毛澤東就作了精心布置，他指示：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僅要軍事進城，還要政治進城。陳毅將「入城守則」草案報送中央，毛澤東在來電上連批了四個「很好！」當時制定的方案是：為了不影響市場供應和金融秩序，解放軍入城后，一律不允許在市區買東西，部隊吃的飯菜，也是在幾十公里以外的郊區做好，再送到市區。部隊在市區內一律不進民房，全部露宿在馬路街頭，謝絕一切物資慰勞。當時正是江南梅雨季節，蒙蒙雨中，戰士們和衣抱槍，整夜睡卧在車水馬龍的馬路兩側。這一場面感動了廣大市民。上海是有國際影響的大都市。陳毅說，「我們取得了軍政全勝。」

　　解放上海，軍紀如此嚴明，因為此前解放南京時出過問題，有戰士把總統府的大紅地毯剪來當床墊，所以在入城前進行了認真的教育：總統府的地毯雖然珍貴，畢竟是繳獲的公物，不是私人財產。

　　百萬雄師過大江以後，如何解決給養，能否堅持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善待沿途百姓，實際上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不久前從網上還看見有人拿出六十年前的借條，找民政部門尋求補償未果。這件事的真實性我無從核實，但程光撰寫的《歷史的回顧》，卻記錄了一段他爺爺邱時昕1949年的真實經歷。

　　邱時昕是江西興國縣高興圩上密村貧苦農民，土地革命時他當過村裡的土地委員。兩個兒子參加了紅軍。如果不是因為二兒子邱會作留下了回憶錄，歷史可能存不下有關他的片言隻語。

　　邱會作這樣講述父親當時的遭遇：「我從四野下發的戰報看，東路大軍已經打到贛南，我家也應當有音信了。但是我聽到家中的消息卻很不愉快。南下經過我老家興國縣的是解放軍四十八軍，軍直屬隊一個連的一個班住在我家。因為他們的給養一時供應不上，就強制性地拿了我家的谷，殺了我家養的豬。我父親見來了這麼一群 『老總』，不敢阻攔，只是問他們是什麼部隊。班長說，『我們是人民解放軍，就是原來的紅軍。』我父親一聽，脫口而出：」我的兒子是紅軍！『班長誤以為父親是在辱罵他，打了人，第二天還懲罰他出勞役，為炮兵營挑炮彈到興國縣城去。老父親隨軍挑著擔子走了三十多里，因為思念兒子心切，又向人打聽我。營教導員問清名字吃了一驚。教導員有點文化，知道我的職務，也知道興國縣是紅軍的發源地之一，這個強征來當挑夫的老頭說的可能是真話，於是教導員給了一塊錢打發他趕緊回去。聰明的父親立刻察覺到異常，回家再次追問，住在我家的那個連就把這件事報到了軍部。軍政委陳仁麒在熱河時曾任我領導的東野八縱二十二師政委，對我熟悉。他一見我父親的容貌就有了數。為了確認，又用電台詢問了正在湖南作戰的我，得到我的答覆后，他們知道做錯了事，趕緊送去了幾百斤穀子和十塊大洋慰問。「

　　邱時昕當時年紀應在六十歲左右，莫說兩個兒子確實是紅軍，一個是烈士，一個是將軍，就算沒有這兩個兒子，自稱解放軍戰士的長輩也不為過。過路軍隊對他征了谷，殺了豬，還讓他挨了打，當挑夫，挑炮彈，設身處地想一想，他該是什麼心情？

　　好在他執著地要求查清真相，最終得到了經濟補償和精神慰問。

　　別的農民會不會遇到類似的不快呢？恐怕就不好說了。光是興國縣，十萬人參加紅軍，到1949年活下來的只有一百多，可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如果兒子犧牲了，或者聯繫不上，遇到類似的麻煩又找誰去申訴呢？不就是白吃了啞巴虧嗎？幾擔谷，一頭豬，對於貧苦農民來說，就是一年的生計啊！

　　大軍南下，氣勢如虹。後人為之譜寫了壯麗的史詩。但底層百姓為之付出的代價，往往被歷史所忽略。缺少了這一部分，歷史仍然是不完整的。歷史應當記錄革命的輝煌，也不應忽略背後的斑駁和苦澀。

歷史應當記錄革命的輝煌，也不應忽略背後的斑駁和苦澀。: true, but very hard to do 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