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震林文革中不解：總理已挨整 還要等到何時

　　譚震林文革中不解：總理已挨整 還要等到何時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歷史的災難。周恩來是在風塵僕僕地忙碌於推動北方八省區抗旱和領導邢台抗震救災的緊張工作時，被捲入這場政治風暴中心的。起初，對這種自上而下地鼓動縱容群眾起來「造反」，有意造成「天下大亂」的做法，周恩來是很不理解的。儘管這樣，他仍同絕大多數人一樣，努力從好的方面、好的前途去理解「文化大革命」，希望通過它能夠真正克服和消除黨和國家肌體上確實存在的某些弊端和陰暗面，以保證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但不久，他看到了這是一場災難。擺在他面前的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遠事避禍，潔身自好；二是堅守崗位，與黨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盡己所能來挽救危局。前者從個人角度看，不失為一條上策，後者則如履薄冰，前途叵測。周恩來毅然選擇了後者。他曾對一位老戰友說：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他還說過：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

　　為了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損失，把黨和國家從災難中拯救出來，周恩來挺身而出，忍辱負重，苦撐危局十年。他為最終結束「文化大革命」發揮了重要作用。

　　陳雲說：「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不堪設想。」

　　鄧小平說：「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胡耀邦說：「我們全黨同志都深深地理解，在『文化大革命』那種極端複雜的特殊條件下，周恩來同志為保護黨和人民，作了何等可貴的貢獻啊！」

　　周恩來之所以能苦撐危局十年，與他爐火純青的公關藝術有很大關係。如果說，周恩來是一個飽經風霜、經驗豐富的老艄公，那麼，正是他在「文化大革命」的驚濤駭浪中，緊緊地把握著船舵，小心翼翼地躲避著急流險灘中的各種漩渦和暗礁，堅定地駛向既定的目標——在儘可能地減少損失、維持國家生活繼續運轉的同時，因勢利導地努力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等待著歷史的轉機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普遍覺醒。

　　當時，他的戰友們、黨和國家的許多領導人由於各種原因先後被打倒或「靠邊站」了。毛澤東認識上的迷誤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肆虐橫行交織在一起；毛澤東在全局上堅持「左」的錯誤指導方針的同時也曾制止糾正過某些局部性的具體錯誤；林彪、江青等人既是窮凶極惡的反革命集團，但又在黨內佔據著合法地位。這些情況異常複雜。要實現既定目標，就要像列寧所說的那樣，「把對共產主義思想的無限忠誠同善於在實踐中進行一切必要的妥協、機動、通融、迂迴、退卻等等的方法結合起來」，才能獲得成功。

　　周恩來處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領導群關係十分講究策略，講究分寸。

　　在對待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時，總的來說他不可能不跟著走，否則自己也難以保住，因此有時也不能不說一些違心的話。但他利用一切機會和可能，對毛澤東「左」的錯誤思想，表明看法、提出建議；或是儘可能地從積極方面加以解釋和引導。如1966年10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周恩來不同意這一提法。為此，他專門找毛澤東，表明自己的看法，說黨內歷來提路線問題，都是說「左」傾「右」傾，並沒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的提法，這樣提合適嗎？毛澤東仍堅持自己的看法后，周恩來保留了自己的意見，而在以後多次接見群眾代表的講話中反覆強調犯「資反路線」錯誤，是認識問題，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對毛澤東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思想，周恩來立即把它作為與林彪、江青一夥煽動「停產鬧革命」進行鬥爭的武器。他親自主持討論修改了《人民日報》1966年11月10日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社論指出：

　　工農業生產稍有間斷，就會影響到人民的經濟生活。

　　在工礦企業、事業單位和農村裡搞文化革命，必須在生產以外的時間進行，利用業餘時間進行，而不能佔用生產的時間，不能離開生產崗位。

　　針對林彪、江青一夥鼓吹什麼「革命抓好了，生產自然會好」，周恩來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產就會自然上去。」

　　對毛澤東在某些局部性問題上的正確意見或曾在歷史上提出過的正確思想，周恩來總是堅決貫徹落實。如1966年8月29日夜，某學校紅衛兵抄查了著名人士章士釗的住宅。30日晨，章士釗寫信給毛澤東。毛澤東接信后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周恩來隨即嚴厲批評了有關人員，責令當即送回抄走的全部書籍，並派人前往保護章宅。周恩來還利用這一機會寫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

　　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沙千里、張奚若

　　（1）副委員長、人大常委、副主席

　　（2）部長、副部長

　　（3）政副

　　（4）國副

　　（5）各民主黨派負責人

　　（6）兩高

　　（李宗仁）

　　同年9月1日，周恩來又命三○一醫院準備接收章士釗、程潛、傅作義、蔡廷鍇、李宗仁等入院，對他們加以保護。

　　1972年，原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的妻子劉淑清寫信給毛澤東，反映劉建章無辜被捕及在獄中受到迫害的情況。毛澤東批示：「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周恩來接到批示后，當即給公安部、交通部和國務院辦公室負責人寫信，信中說：

　　請你們聯合起來辦三件事。

　　一、將劉建章保外就醫。按他身體病狀，或送阜外醫院，或送工農兵醫院，並通知其妻劉淑清及其子女家屬去看望劉。

　　二、將劉建章全案結論抽出送國務院先念、登奎同志批。

　　三、請公安部會同衛戍區將我在國務院當面提出過的要清查北京監獄待遇問題，再在年內做一次徹底清查。凡屬毛主席指出的「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和虐待、毆打都要列舉出來，再一次宣布廢除，併當著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當依法懲治，更容許犯人控訴。

　　各事辦好，請分別報來。附去主席批示件，請隨第三事辦好退回。

　　1972 年1月，毛澤東親自參加了陳毅的追悼會。在接見陳毅夫人張茜時，毛澤東說：陳毅是個好人，是個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並表示：鄧小平的性質與劉少奇不一樣，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在場的周恩來聽了十分高興，暗示陳毅的子女們想辦法把這個意思傳出去。這件事直接促成了鄧小平同志的復出。

　　同年8月3日，鄧小平寫信給毛澤東。14日，毛澤東閱信后批給周恩來，稱「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並列舉了鄧小平歷史上的功績。周恩來當即一方面把毛澤東的批示和鄧小平的信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員傳閱，並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另一方面以中央名義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鄧小平立即解除監督勞動，恢復黨組織生活，作一些調查研究活動，將原來的秘書、公務員調到鄧小平身邊幫助工作。

　　12 月18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提議，致信紀登奎、汪東興，讓他們考慮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的問題，還約他們面談這件事。紀、汪根據談話精神提出了鄧小平仍任副總理的建議信。周恩來看了后，又取得毛澤東同意，終於在1973年3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

　　28日，周恩來、李先念等會見鄧小平。次日，周恩來又約鄧小平到毛澤東那裡開會。之後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商定鄧小平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遇有重要政策問題，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

　　同年12月22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決定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中央和軍委領導工作的通知，當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這樣，為以後鄧小平接替周恩來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作了鋪墊。在對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問題上，由於他們當時分別擔任黨內重要職務，而且反革命的本質尚未充分暴露，周恩來在黨內鬥爭的範圍內與他們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一種形式是，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盡量爭取毛澤東的支持，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倒行逆施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

　　比如，在保護幹部的問題上，針對各地區各部門在江青一夥煽動下對幹部的迫害愈演愈烈，周恩來與李富春、陳毅、李先念、譚震林等同志緊急商量后，提出名單，報告毛澤東批准，讓廖承志、王震、余秋里、谷牧、方毅、姚依林等幾十位國務院各部委的部長輪流住在中南海，並把處境困難的宋任窮、李井泉、王任重、葉飛、江華、黃火青、王鶴壽等一些大區和省、市委書記接到北京，安置在可靠的地方加以保護，嚴格保密。

　　對此，江青一夥大為惱火，在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上集體圍攻周恩來，指責這是不相信革命群眾會搞文斗，打擊了他們的革命情緒，保護了走資派。周恩來回擊說：不管你們「文斗」也好，小斗、大斗也好，我就是不允許。這比王明路線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還厲害，逼死了人誰負責？你們敢保證嗎？事後，毛澤東知道了此事，贊同說：「總理做得好。」江青一夥知道毛澤東贊同了，就再也不敢糾纏了。

　　另一種形式是，把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1967年夏，鞍山鋼鐵公司武鬥嚴重，造成許多高爐停火，生產急劇下降。周恩來十分焦急，決定派李富春親自赴鞍山解決問題。中央文革小組知道后，先是反對，后又提出由他們派人一同去。周恩來知道這樣一來，非把鞍鋼搞得更亂不可。於是，他就採取「拖」的辦法，說時機還不到，等幾天再說。當江青等人就這件事指責他不支持中央文革的工作，「只搞生產，不搞『文化大革命』」時，周恩來表示：不搞生產，不搞建設，人民吃什麼用什麼？靠什麼搞革命？後來他與遼寧協商，派軍隊對鞍鋼實行了軍管。對這類事情，林彪、江青一夥感到很惱火，他們攻擊周恩來搞「折衷主義」，是「救火隊長」，「和稀泥」，但又無可奈何。

　　還有一種形式，就是周恩來堅持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決不退讓的前提下作若干必要的妥協和讓步。1974年10月14日，毛澤東正式提出，建議鄧小平作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江青反革命集團為了篡黨奪權，千方百計要排除鄧小平。他們在政治局會議上圍攻鄧小平，遭到鄧小平批駁，於是就派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誣告周恩來、鄧小平。周恩來得知后，通過一些同志將情況反映給毛澤東，說明江青等人要整鄧小平。毛澤東聽后說：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總理負責，並且讚揚了鄧小平，提議他當第一副總理、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這樣，挫敗了江青一夥的陰謀。在四屆人大的籌備過程中，江青、張春橋等竭力要將他們的親信安排在教育、文化、體委三個部委的領導崗位上，周恩來與鄧小平、李先念等交換意見，認為教育部關係重大，不能讓步，以周榮鑫掌管為宜，而文化部、體委可作讓步。

　　這種既堅持原則而又作必要讓步的策略，取得了毛澤東的支持。周恩來有時在自己的正確主張被否定以後，還採取迂迴曲折的辦法繼續自己的努力。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來領導了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並在實際工作中落實黨的經濟政策、幹部政策。1972年9月，周恩來抽出時間，數次約人談兩報一刊國慶社論的內容，他提議將批判極左思潮的內容寫入社論，以期推動全國批判極左思潮的深入開展。社論起草人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兩次寫進批判極左思潮的內容，都被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姚文元勾掉了。

　　周恩來並沒有因此放棄自己的努力。公開發表的社論儘管未能寫入批判極左思潮的字句，但卻針對極左思潮對各個領域的危害，從正面提出了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繼續落實毛主席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經濟政策等無產階級政策」，「要提倡又紅又專，在無產階級政治下，為革命學業務、文化和技術」，起到了積極作用。

　　1972年底，毛澤東約周恩來等談話，表示：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並說林彪問題不是極「左」而是極右。這樣，對極左思潮批不下去了。但儘管如此，周恩來在實際工作中仍然就一個個具體問題儘力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傾錯誤。在「文化大革命」的驚濤駭浪中，周恩來還常常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爭，在忍辱負重的周旋中，等待歷史的轉機。當時，周恩來的一進一退，都關係到黨和國家安危的大局，如果頭腦稍不冷靜，言行稍有不慎，不僅於大局無補，而且會給早在一旁虎視眈眈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以打倒他的口實，從而給已經處於危難之中的黨和國家造成更大的不幸。周恩來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因此，他除了在一些重大事件上與林、江集團進行面對面的鬥爭外，許多時候則是以沉默的方式表示自己無言的抗爭。他忍辱負重，頑強地堅守著自己的崗位，與林、江集團進行苦苦的周旋，決不給他們以可乘之機。

　　對於這一點，許多同志甚至老戰友都不理解。譚震林曾在反擊江青的一封信中不解地表示：「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胸襟寬，想得開，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對於同志的不解，周恩來不做任何解釋，而是一如既往地向著自己認定的目標頑強地走下去。他堅信人民和歷史最終是會理解自己的。他曾經說過：「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個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事實證明，正是他這八個字，為黨最終結束「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創造了有利條件，換來了黨的事業的勝利。

譚震林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還提這個問題，太幼稚了。
不就等到農民痞子毛死了，然後逮捕他的幫凶嗎？這麼簡單的道理，譚震林都不懂。

嘿嘿，
好啊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