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美國學者：中國若不重視道德 富裕也是災難

100年前的中國究竟是什麼樣的？這個問題非但現在的中國人不知所以，恐怕百年前的人們也說不出所以然。1910年，一位名叫E.A.羅斯的美國社會學家來到中國，他從華南到華北然後再到西南轉了一大圈后，寫了一本名叫ChinainE.A.Ross』sEyes的觀察集，對當時中國的社會做了一個詳細而不乏深刻的記載。

在六個月的行程中，羅斯看到了中國古老的城牆、狹窄擁擠的街道，人們在曲折不平的大路上趕著騾車或推著吱吱咯咯的獨輪車；在黑夜來臨的時候，街道上一片漆黑，只有北京和上海等極少數大城市裝備有煤氣燈；在多數地方，人們穿著質地粗糙但又厚實的深藍色粗布衣服，它們的開口留向側邊而不是中間……

最令羅斯感到吃驚的是中國勞動力價格的低廉。據他的觀察，一個在上海繅絲廠每天工作11小時的女工，月收入大概在8到11美元，而擁有五千工人的漢陽鐵廠，一個普通工人的月薪不過3美元，僅為芝加哥鋼鐵公司最初級工人薪酬的十分之一。

當時西方經濟學界盛行一種「黃禍論」的論調：「中國人既聰明又勤勞，一旦他們把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用於本國的經濟建設與人力開發，中國將迅速發展，其影響力也將無法消除。到那時，西方人仍想維持高工資並使經濟不斷增值將成為不可能，由此西方社會也不可能再繼續擁有這樣多的悠閑人士」；有人甚至預測，「中國將變成一個工業製造大國，將通過大量質優價廉的產品把西方國家的產品從中立國家的商品市場上趕走」。因此，西方國家應該聯合起來，以制定統一的政策維護自己的利益。

羅斯對此很不以為然，他認為，工業化發展的基本規律不可逾越，中國工業的崛起至少需要好幾代人的不懈努力，因為中國企業必須先滿足國內市場的需要，然後才可能逐步進入國際商品市場，而就當時的平均購買力而言，中國實際消費水平還不到美國的七分之一。羅斯還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那就是中國的勞動力價格越低，商品的價格反而越高，而這與勞動者的基本素質、技術水平及整體的科技水平低下是相關的。

羅斯舉了一個例子，華北某鐵路公司從比利時進口建築橋樑材料以節省成本，但最後的結算卻出人意料，經中國工人組裝以後的橋樑造價比直接從比利時進口所花的費用多得多，其原因是，中國工人的工資雖然只有比利時的五分之一，但一個比利時工人所創造的價值卻遠高於五個中國工人。

對於當時盛行的「保路運動」，羅斯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在他看來，中國現有的13條鐵路中，基本存在一個共同的特點：這些鐵路都打著「完全由中國人自己建造」的旗幟，但工程的全部耗費卻遠遠超過實際應該花的。譬如粵漢鐵路，用股東們的話來說，「工程進展的速度幾乎像蝸牛爬行一般」，而工地上露天堆放的鐵軌、枕木，堆積如山，日晒雨淋，任其生鏽腐爛；安徽鐵路公司為工程支付了500萬兩白銀，但一英里的鐵軌都不曾鋪就。

令羅斯感到心驚的是，很多企業或工程的負責人都是一些標準的官僚，他們既無專業知識也無實際經驗，卻認為經營工作是「具體而又粗俗的」；公司內部則裙帶關係盛行，一些人每天抱著水煙袋吸煙卻領著數目可觀的薪水。一些地方官員，「絲毫不顧及私人企業的死活」，其所作所為就是勒索與要求上貢，以至於很多富有的華僑都不願意回鄉投資。另外，收取回扣的陋習幾乎盛行於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連家中的女傭都不能免俗。

基於種種因素，羅斯認為中國的工業化不太可能在短期內取得巨大的成就，因為「外國人的嫉妒、資金的匱乏、勞動者的無知、官僚的腐敗無能和勒索貪污、裙帶關係、缺乏專家、經營管理效率低下」等不利因素將長期阻礙其發展，即使有大量廉價勞動力也無濟於事。與很多觀察者一樣，羅斯的結論是：「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人都不必為中國工業發展的威脅感到擔心，這將是我們的孫子們應考慮的問題。可以預測是，如果中國能克服其發展中的種種不利因素，那麼在20世紀的後半葉，中國的現代經濟觀念將有望逐漸形成，並進而影響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走勢」。

羅斯在書末告誡說，儘管中國時刻都在變化與進步，但他們忽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科學技術背後的道德支撐。放棄了舊式教育后（指廢除科舉和儒學教育），中國如果發展出一種自私的物質主義而不再重視社會公共道德的話，即使中國富裕了，也不是真正的富裕而是災難。

羅斯的書出版於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的那一年。一百年過去了，掩卷沉思，我們不得不為他的種種預見而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