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追思：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連載)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3月13日 00:08 新浪讀書  

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從1953年開始，我國進入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一五」計劃的基本任務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相應地培養技術人才，發展交通運輸業、輕工業、農業和商業；有步驟地促進農業、手工業的合作化和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正確地發揮個體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作用；保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很容易出現對農業的輕視。為此，1953年9月29日，周恩來指出，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不是說把一切力量都擺在重工業上，其他的都不搞了，農業不發展了，輕工業不發展了，那是不行的。他說，我們的交通運輸業不發達，輕工業不足，同時我們也是一個農業不足的國家。我國人口之多是世界第一。這樣多的人口要滿足他們的需要，首先需要的就是糧食。我們還要爭取一部分糧食出口，換回機器。中國拿什麼東西向兄弟國家甚至向資本主義國家換回機器呢？主要是農產品。在出口的六種東西中，就有五種是農產品（糧食、油籽、牲畜、土產、經濟作物）。糧食的生產跟不上需要的增長，這種情況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會存在。因此，要用極大的力量注意發展農業。他要求地方黨委，特別是省以下的黨委，除去一些城市搞工業外，主要的力量都應放在農業方面。一年後，周恩來在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農業的發展對於工業的發展有多方面的影響。許多工業特別是紡織業和食品工業的原料是由農業供給的。工業人口和其他城市人口所需要的糧食、油類和其他副食品都依靠農業。工業所需要進口的機器大部分需要用出口農產品去交換。許多工業產品的主要市場是農村。」《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37頁。為此，他主張國家要用很大的力量在經濟方面、水利方面和技術方面幫助農業發展。

　　周恩來以上論述，從發展農業對發展工業、發展市場、發展對外貿易、保證全國人口的糧食等作用出發，分析了農業的基礎地位。這同他在經濟恢復時期提出的「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那時他是立足於經濟恢復來強調農業的基礎作用，這裡他是立足於國民經濟的發展來強調農業的制約作用。這裡一個突出特點是，他強調了發展農業、出口農產品換回機器對建立國家工業化的重大作用。40年後，我國進出口的產品構成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依靠出口農產品以換回工業機器與技術設備已成為過去。然而，50年代和60年代，在我國工業建設的初始階段，不出口農產品就無法得到工業所急需的機器和技術設備。怎樣才能保證一定數量的農產品的出口以滿足工業建設對機器、設備的需要？除了全國人民的節衣縮食，最根本的途徑還是要發展農業、增加農產品總量。

　　但是，「一五」計劃時期，由於急於要把中國由一個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再加上受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突出強調了工業化，農業的發展未能受到足夠的重視，對農業索取過多、投入過少。與經濟恢復時期相比，「一五」建設，我國對農業是基礎的認識，多少有些淡化。這對農業的增長也帶來不利影響。農業總產值指數如果以1952年為100，　1951年是86.8，　1950年是79.3，　1949年是67.4；　1953年是103.1，　1954年是106.6。可以說，經濟恢復時期，農業的恢復與發展速度是很高的；「一五」計劃的頭兩年農業增長速度相對的是降低了。

　　1956年2月，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4月，毛澤東綜論十大關係，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開始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鑒於蘇聯片面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教訓，毛澤東指出：「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毛澤東：《論十大關係》。

　　此後，周恩來在各種會議上闡述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思想時，多次提出：我們對農業的發展應有足夠的注意。1956年9月，在黨的八大會議上周恩來說：「經驗證明，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建設，是不能夠也不應該孤立地進行的，它必須有各個方面的配合，特別是農業的配合。農業是工業發展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延緩農業的發展，不僅直接地影響輕工業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也將極大地影響重工業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影響工農聯盟的鞏固。」《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26頁。1956年11月，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說：「蘇聯和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優先發展重工業，這個原則是對的，但是在發展中忽視了人民的當前利益。直接與人民利益關係最大的是輕工業、農業，輕視這兩者就會帶來不好的後果，就會發生經濟發展上的嚴重不平衡。」《周恩來經濟文選》第336頁。1957年3月，周恩來根據我國人多地少，人口跟可耕地面積比平均每人不過三畝的國情，根據我國主要依靠人力、手工搞飯吃的農業生產水平指出：「這樣一個農業的基礎，來供養我們現有的人口，來建設工業，就有困難。」同上書，第347頁。1957年10月3日，他提出，工農業並重很重要，如果農業減產，糧食和原料供應不上，發展工業也困難。1957年12月20日，他進一步指出，中國這個大國一定要認識到工農業如一輛車的兩個車輪，人的兩條腿兩隻手一樣缺一不可。我們必須工農業並舉，農業必須要有更好的配合，不然工業漲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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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恩來的上述思想對指導1957年國民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1957年是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的最後一年，也是為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設作準備的一年。因此，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是很難安排的一年。在黨的八大前後所形成的對農輕重關係的正確認識的基礎上，周恩來主持制定的1957年國民經濟的計劃突出了對農業的安排。1957年農業總產值達604億元（按1952年不變價格計算），比1952年增長24.8％；糧食產量3901億斤，


比1952年增長19％。1957年是我國經濟建設進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也是農業發展得最好的年份之一。但是，整個「一五」計劃時期，農業的增長落後於工業的增長，糧棉緊張的局勢一直未能根本緩解。

　　怎樣估計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周恩來認為「第一個五年計劃基本上是正確的，成績很大，但是錯誤不少」。從工農業生產指標完成的情況看，「農業比工業差一點，值得我們重視」。「同工業相比，我們對農業的重視和安排不夠。」《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34—235頁。1957年9月26日，周恩來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作《關於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問題的報告》時說：解放以來，我們著重地宣傳了工業化的意義，這是對的；但是，對於發展農業的重大意義卻宣傳不夠。周恩來對農業問題的估計與對農業工作的批評是符合「一五」時期的實際情況的。儘管我國在「一五」建設中，沒有像蘇聯那樣片面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在工農業關係上「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但是，由於急於要把中國由一個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由於受蘇聯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一五」建設中也還存在著對農業的重視和安排不夠的缺點。

　　「一五」計劃時期，周恩來對農業是基礎的認識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在開始進行「一五」計劃的建設，開始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時，提出要預防輕視農業的傾向，要求省以下地方黨委（除去一些城市搞工業外）要用主要的力量抓農業。第二，從國民經濟發展的角度闡述了農業的地位和作用：1.農業的發展制約著工業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2.農業能否發展影響工農聯盟的鞏固，關係到國家的政治穩定；3.農業能否發展直接關係到人民當前的利益，關係到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第三，從人多地少、依靠手工搞飯吃的條件出發，分析了我國發展農業這個基礎的困難與艱巨性。第四，初步分析了蘇聯片面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弊端；初步總結了我國「一五」建設的經驗教訓，坦率地指出了「一五」建設對農業的重視和安排不夠的缺點。周恩來的這些認識，對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對確立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國民經濟發展方針，無疑有著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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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躍進」，我國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社會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最嚴重的是農業生產遭到極大破壞，1959年糧食產量3400億斤，比1957年減少了501億斤，跌落到1954年水平。1960年糧食產量2870億斤，比1957年減少1031億斤，跌落到1951年水平；整個農業生產水平也跌落到新中國成立初期。

　　「大躍進」是在批判反冒進中發動起來的。周恩來是反冒進的主要代表，並因反冒進在


1958年1月至3月的中央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大躍進」的主要內容是大辦工業、大辦鋼鐵、爭取中國15年鋼產量趕上或者超過英國。這樣，周恩來在黨的八大前後所提出的對經濟發展速度和農輕重關係的正確認識也就受到了嚴重衝擊。

　　1958年下半年，「青壯煉鐵去，割禾童與姑」，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1959年5月，周恩來安排八個副總理下去調查研究，提出把勞力從鋼鐵、水利方面盡量抽下來，充實農業生產第一線。周恩來認為大鍊鋼鐵、大搞工業之後出現了國民經濟的不平衡、工業與農業的不平衡、生產與生活的不平衡，需要進行調整。到廬山會議前期，周恩來一直在宣傳上述思想主張。廬山會議前夕，國家經濟委員會黨組在給中央的《當前工業生產中亟待解決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指出大躍進以來所出現的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以及工業內部比例關係的某些失調現象是嚴重的，要求下半年首先是第三季度必須進行整頓和鞏固工作，調整比例關係和整頓生產秩序。7月3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建議將這個報告分送到會同志參考。周恩來是贊成這個報告的主張的。當時毛澤東也是支持這個報告和周恩來的思想主張的。毛澤東提出，過去安排經濟計劃的次序是重、輕、農，今後要倒過來，按農、輕、重安排，就是要強調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首先要把農業搞好。但是，廬山會議後期，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調整被擱置起來，掀起了新的「大躍進」高潮。

　　1960年農業生產繼續遭到破壞，經濟形勢繼續惡化，許多地區出現了餓死人的嚴重後果。1960年8月，周恩來、李富春主持研究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時提出了以調整為中心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961年1月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實行這一方針。從1961年到1965年是我國歷史上五年的國民經濟調整時期。

　　國民經濟調整包含著多方面的內容，而首要的是要適當地調整農業和工業的相互關係，使工業的發展規模能與農業基礎相適應。周恩來說：「在當前的國民經濟調整工作中，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是一個中心環節。我國國民經濟中出現的不協調現象，農業生產下降的影響最大。沒有農業的恢復和發展，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工業的發展不能不受農業的限制，也就是說，工業的發展規模，絕不能超過農業提供商品糧食、工業原料和其他農副產品的可能性，也絕不能擠掉農業所需要的勞動力。」《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71頁。

　　「大躍進」所造成的工業發展規模與農業基礎的不相適應主要表現在哪裡？

　　首先，周恩來通過運用工業總產值與農業總產值的變化來說明二者的不相適應。1962年3月28日，周恩來指出，過去幾年中，一方面是重工業生產發展速度過高，另一方面是農業嚴重減產，輕工業生產增長得少。1960年比1957年，工業總產值增加1.3倍，農業總產值下降23.6％；在工業中，生產資料產值增加2.3倍，消費資料產值只增加47％。這種狀況表明，工業和農業之間，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比例關係是很不協調的。過去幾年的工業生產指標和基本建設規模，不但同災年的農業生產水平很不相適應，就是同目前條件下正常年景的農業生產水平也不相適應。幾天後，周恩來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指出，1962年農業總產值計劃為420億元，比1957年的537億元下降22％，只相當於1951—1952年之間的水平。而1962年工業總產值計劃是880億元，比1957年的704億元增長25％，這是不相適應的，在這樣的農業基礎上，工業生產水平是不穩固的。

　　其次，周恩來根據當時的農業生產條件沒有什麼變化，仍然主要依靠人力、畜力，依靠手工勞動，而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構成卻有了變化、農業勞動力卻相對減少來說明當時工業規模與農業基礎的不相適應。1960年10月29日，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大躍進這三年，農村人口到城市的多了，1957年城市佔總人口比例是15％，而現在是19.5％，如果我們再不煞住這個車，那還要遞增上去。這對我們今天沒有過機械化關的農業是不許可的。1961年6月19日，周恩來再一次指出，「大躍進」使得農村的人力減少，而城市人口卻大大膨脹起來。到1960年底城市人口佔20％，達到13000萬人，而農村人口所佔比例降到80％，絕對數也降為54000萬人。城鄉人口的這種比例同手工勞動為主的農業生產水平不相稱，引起了糧食和農副產品的緊張。

　　為調整「大躍進」所造成的工業規模與農業基礎的不相適應，周恩來特別突出地強調實行以下措施：

　　必須放慢重工業的發展速度，有些重工業部門的生產指標，必須大幅度地下降。他說：「重工業部門當前的首要任務，是保證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增產更多的化肥和農藥，增產更多的中小型農具和適合需要的、質量更好的農業機械。」「對於那些不是當前急需、原料材料供應不足的產品，應該降低它們的生產指標，並且對生產這些產品的企業進行必要的裁併。」《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78—3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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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必須縮短基本建設戰線，騰出一定數量的材料、設備和人力，用到最急需的方面，特別是農業生產方面，並使那些最重要的項目能夠建成投產發揮作用。「現在一般地不應該再增加新的項目，而且，對還在施工的項目必須逐個地進行審查，堅決地停建一切應該停建的項目，推遲一切應該推遲的項目」。《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72頁。

　　必須壓縮城鎮人口，精簡職工。周恩來認為「這是調整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1961年


動員了1000萬城市人口下鄉，其中絕大多數是「大躍進」中從農村來到城市的。1962年3月，周恩來說：「目前的城鎮人口仍然過多，農業可能提供的商品糧食和其他農產品，供養現有的城鎮人口還有困難。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指標降低以後，現有的職工人數也還顯得過多。」同上書，第380頁。1962年繼續減少了城市人口1200萬。

　　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周恩來初步總結了「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分析了國民經濟調整的原因和任務，具體負責了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的組織實施，在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深化和拓寬了對農業是基礎的認識。

　　第一，進一步加深了對以農業為基礎的重要性的認識。「大躍進」中大辦工業不僅脫離了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脫離了農業基礎，而且削弱了農業基礎。農業基礎不穩，工業也不會穩。農業興，百業興；農業衰，百業衰。在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破壞的情況下，如果不把農業這個基礎恢復起來，工業基礎也站不住。「大躍進」之後的農業生產條件在某些方面不如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耕地面積減少了，人力弱了，地力弱了，畜力弱了，中小農具和運輸工具十分缺乏，肥料的增長和機械化的提高不可能很快，農業的恢復和發展需要時間。「現在的農業基礎沒有辦法負擔這樣規模的工業」。「在這樣的農業基礎上，工業必須有一個大幅度的調整」。同上書，第409—410頁。背離以農業為基礎的規律就要受到懲罰，自覺調整不適應農業基礎的工業規模，是堅持按以農業為基礎的規律辦事的積極辦法。

　　第二，進一步加深了對農業是基礎的內容的認識。農業是基礎既有其質的規定性，也有其量的規定性。「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5頁。「社會為生產小麥，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時間越少，它所贏得的從事其他生產，物質的或精神的生產的時間就越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第120頁。馬克思的這兩句名言，第一句是從質的規定性上講的，第二句是從量的規定性上講的。周恩來在經濟恢復時期提出：「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沒有飯吃，其他一切就都沒有辦法。」他對農業是基礎的質的規定性早有深刻的認識。在經濟調整時期，周恩來進一步闡述了農業是基礎的量的規定性。1961年3月，他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目前的問題，最集中的表現，就是農村到底能供應城市多少商品糧、勞動力、工業原料，解決多大的市場問題，在這個基礎上，城市才能搞多大的工業。此後，他又多次闡述了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發展受農業生產水平制約的五個方面的具體內容：（1）農業能夠供應多少商品糧給城市，城市就能辦多大的工業；（2）農業能夠提供多少勞動力來辦工業；（3）農業能夠為工業提供多少原料；（4）農業能夠為工業提供多大的市場；（5）農業能夠為工業提供多大的運輸力。此外，關於農業對商業、外貿、財政、國家資金積累，甚至對文教的作用，他也時常有所論列。

　　第三，明確地把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作為發展國民經濟淖芊秸搿?949年12月，周恩來就提出了農業是基礎、工業是領導的思想。1960年8月1日，周恩來會見波蘭駐華大使克諾泰時說，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如果二者結合得好就可能發展得快一點。但是，在這之間的十年中，黨和國家最高決策層並沒有明確地把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作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把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作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是1962年明確地提出來的。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來發展國民經濟，是我們的一個根本方針。」《劉少奇選集》下卷，第361頁。同年3月，周恩來在二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多年來的經驗完全證明，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必須以工業為主導，而以農業為基礎。」《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71頁。這對於當時的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和對於以後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根本性的指導意義。

　　第四，明確地提出以農輕重為序安排計劃，把農業放在發展國民經濟的首要地位。即制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必須首先安排好農業的發展速度和生產規模，安排好農業內部的糧食、棉花、油料的生產，安排好種植業與林牧副漁各業的結構和比例關係；其次安排好輕工業的發展速度和生產規模及其內部的結構和比例關係；然後根據農業、輕工業特別是農業的發展速度和生產規模來決定重工業的發展速度和生產規模，安排重工業內部的結構和比例關係。在黨的八大前後，毛澤東、周恩來都十分重視研究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並多次強調要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但怎樣處理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尚處於摸索之中。當時，他們還只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框架之內提出「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796頁。1959年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曾提出，過去安排經濟計劃的次序是重、輕、農，今後要倒過來，按農、輕、重安排。但是，經過廬山會議後期「反右傾」鬥爭的衝擊，這一思想很快淹沒在繼續「大躍進」的浪潮中。明確地提出以農輕重為序的思想，並把它作為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的原則是在1962年。其中，周恩來作出了重大貢獻。1962年3月7日，周恩來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提出了「先抓吃穿用，實現農輕重」的思想。3月28日，他對這一思想作了系統闡述，指出：「在一九六二年，我們必須採取更有力的措施，切實按照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這樣的次序，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全面調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決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問題，並且逐步地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建立新的平衡。」《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75頁。以農輕重為序，使正確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有了行之有效的可操作的方法。同時，以農輕重為序對貫徹實行以農業為基礎是一個具體可靠的保證。

「先抓吃穿用，實現農輕重」(3)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3月14日 00:07 新浪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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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明確地提出把一切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不僅工業要以農業為基礎，而且各行各業、國民經濟各部門都要以農業為基礎。1962年3月28日，周恩來要求「各級計劃機關，把主要的注意力，從工業交通方面轉移到農業和市場方面來」。同上書，第385頁。「重工業必須為農業提供越來越多的各種農具、農業機械、化學肥料、木材、燃料等等，來不斷地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使農業能夠為工業和城市提供越來越多的糧食、原料和其他農副產品。輕工業必須儘可能為農村提供越來越多的日用品，以利於發展城鄉交流」。


《周恩來選集廢戮恚??71頁。不僅工業要支援農業，而且交通運輸、財政貿易、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等等都要支援農業。同年12月24日，周恩來分析前幾年（「大躍進」期間）的錯誤之一是對把一切工作、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工作都要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這個方向問題沒有弄得很透。今後應該引以為戒，具體地、切實地把各部門的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使支援農業能夠有效、持續和不斷發展。把一切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使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進一步具體化了。

　　周恩來以上認識，豐富和發展了他自己在經濟恢復、「一五」計劃時期中的農業是基礎的思想，不僅對1961—1965年的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發揮了極為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且對後來探索如何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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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革」動亂的艱難歲月中，周恩來為保持國民經濟能夠繼續運行、為保證全國人民能夠有飯吃，夙興夜寐，竭盡全力，忘我工作。他曾對余秋里、谷牧等同志說：「你們可得幫我把住經濟工作這個關啊！經濟基礎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麼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麼能活下去？還能鬧什麼革命？」余秋里：《中流砥柱力挽狂瀾》，《我們的周總理》第43頁。這段語重心長的話道出了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的憂慮，同時


也表達了以下思想：在經濟與政治的關係上，經濟最終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在經濟工作的各個環節中生產是關鍵；在各項生產活動中處於最基礎的地位的是農業。

　　1966年上半年，在「文革」動亂到來之前，周恩來正在集中精力抓北方抗旱防澇工作。1月下旬至2月初，他主持召開了北方八省市區抗旱會議，並於2月1日下午作了總結髮言。2月下旬至3月初，他四次批改《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抗旱防澇，抗災保畜，爭取豐收，為改變我國北方農業的落後面貌而鬥爭的決定》。3月2日至7日，他連續幾天聽取北方八省市區抗旱情況彙報。在成立北方農業小組時，他擔任組長併兼任河北北京組組長。3月8日、22日，河北邢台地區兩次地震，他於3月9日、4月1日兩次深入災區部署救災與恢復農業生產的工作。4月2日至5日，他跑了魏縣、大名、臨漳、磁縣、成安五個縣的許多社隊了解、研究與安排抗旱打井工作。6月上旬，他再一次主持召開北方八省市區抗旱會議。當時，他對農業這個基礎的重視及其為之操勞、奔波的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1966年下半年，「文革」動亂開始后，周恩來苦口婆心地說，人民要吃飯，農業生產絕對不能停止。由他主持討論修改的《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的《人民日報》社論指出：「在工礦企業、事業單位和農村裡搞文化革命，必須在生產以外的時間進行，利用業餘時間進行，而不能佔用生產的時間，不能離開生產崗位」。1967年初，上海「一月風暴」掀起「奪權」妖風之後，全國的經濟形勢急劇惡化。為盡量減輕因「奪權」對農業生產的破壞，周恩來於3月14日提出「迅速建立縣一級的『抓革命，促生產』第一線指揮部」，「動員一切力量狠抓農業及其增產措施，狠抓工業、交通、財貿、衛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對春耕生產的支援工作。」《周恩來經濟文選》第608頁。1968年以後，周恩來還親自過問抗旱打井、防洪排澇、糧棉生產等工作，親自抓化肥、農業機械等支農工業的建設。

　　「文革」期間，周恩來對農業是基礎的認識同前17年對農業是基礎的認識有著一貫性，同時也有著「文革」條件下獨具的特點。

　　「文革」同「大躍進」在指導思想上有許多相同之處。「文革」與國民經濟調整時期所形成的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則往往是相悖逆的。周恩來不可能脫離「文革」的氛圍，對「大躍進」採取否定的態度。但是，面對具體問題，如經濟計劃的平衡、工業與農業的協調發展等，他總是強調要吸取「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對經濟調整時期明確提出並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和按農輕重次序安排經濟計劃的原則，他總是理直氣壯地強調要在經濟工作中貫徹實行。1968年5月27日，周恩來會見尼泊爾副首相比斯塔時說，經濟發展的一般途徑是先從農業著手，再發展重工業。1969年3月24日，他在全國計劃座談會上指出，貫徹毛主席「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思想，就必須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人不能不吃糧，工業要支援農業。

　　「九一三」事件后，特別是1973年，周恩來不再是複述國民經濟調整時期明確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以農輕重為序的方針、原則，而是對「文革」以來的歷史進行分析，對國情進行分析，進一步加深對農業是基礎的認識。1973年3月26日，周恩來指出，發展經濟首先還是把農業擺在第一位，其次是輕工業，再其次是重工業，就是農輕重的次序。因為人首先是要吃東西、穿衣服。如果糧食國內不能自給，有求於人，那是很費事的。我國有8億人口，進口糧食不僅要付現款，而且光運輸也不得了。所以，如果我們不把農業搞好，靠什麼人都是靠不住的，誰也沒辦法來幫助我們。1973年5月29日，周恩來要求駐外大使回國後到農村去蹲蹲，好好研究研究中國農村的問題，這是基本的東西。他說，中國的農業是一門大學問，要好好學習學習。我們現在所以能夠經過「文化大革命」兩次路線鬥爭，反覆不大，經濟上能夠穩定，就因為是執行毛主席的農業政策，農村還是基本穩住的。這段分析雖然不可能脫離「文革」的氛圍，但瑕不掩瑜，它集中表達了農業穩定是全國穩定的基礎的思想。

　　十年「文革」，如果不是農村還是基本穩定的，如果不是農業基礎還能維持全國人民有飯吃，那麼全國的局面也就不可能維持下去，黨和國家也就不可能通過自身調節去渡過危機、迎來新的局面。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累死了。然而，農業是基礎，中國的農業是一門大學問，研究中國農村問題是基本課題，這警世之句卻時刻警醒著當代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