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諸侯——西南軍閥和他們的割據時代

他自己帶著八個兵打從金沙江浮橋上逃走，路上還順手發了筆小小的橫財——居然揀到了兩馱鴉片煙土！
　　過江后，金旅長帶著這八個大兵，坐在岸邊直等到日落。他們看看已經無人渡江，便動手破壞了浮橋，繼續前行追趕大部隊。跑到藍田壩，總算追上了正準備吃飯的趙又新、黃毓成、葉荃這三個軍長，飯菜還不錯，在如此亂軍之中，虧他們還找得到雞肉！
　　三個軍長很慷慨，把一桌子沒動過的好菜全留給金旅長了，同時留下的還有一個該死的任務：斷後。交待完后，軍長們就趁著黑夜，再次身先士卒地朝納溪溜走了。
　　
　　金旅長只得帶著一幫收容來的殘兵敗將且戰且退，退到納溪的時候，只看見漫山遍野都是人。而漫山遍野的潰兵看見金旅長的後衛部隊就更是著慌了——按照軍事常識，後衛的身後，通常就是如狼似虎的追兵……
　　黃毓成軍長帶著部隊繼續逃跑，跑到安富街南的龍頭鋪，大丟了一回人——有四個團的堂堂滇軍，居然被一幫四川土匪攔路堵住，全部給繳了械。
　　黃毓成聞訊，檢點一下手下的人馬，看看也只有朱德朱旅長的部隊還算完整，遂命朱率部驅逐土匪。朱旅長畢竟神勇，一戰便將土匪擊潰驅散，還將被對方繳去的槍支大部奪回——只是拉機柄都已被對方卸下，現在只能當燒火棍用了。
　　當時現場很亂，滇軍到處丟盔卸甲，慘不忍睹，朱旅長雖然能幹，到底獨木難撐，也收拾不過來。到負責斷後的金漢鼎路過時，還能在路邊揀到成捆的三十年式步槍。這些槍五支一捆，好運氣的金旅長足足撿了十好幾捆，按照當時的黑市價一百大洋一支算，至少也值五六千塊大洋呢！
　　金旅長於無意之中又發了一回洋財，所以印象十分深刻，幾十年後在回憶錄里隨手便寫了下來。
　　不過更讓金旅長印象深刻的，恐怕還是滿地的護國軍紅邊軍帽——這支一年多前還所向無敵的英雄軍隊，怎麼會在短短一年間，就變成這副熊樣了呢？
　　就在那一瞬間，這位滇軍中出名的猛將，深深地迷惘了。
　　
　　就這樣，從11月16日到28日，旬日之間，川軍第二、三兩師便相繼攻佔了滇軍據守的瀘州、納溪、南溪、敘州等地。
　　滇軍表現相當糟糕，大部一觸即潰，連主帥黃毓成也在戰鬥中受了傷，唐繼堯不得不下令停戰。
　　而北京段祺瑞政府，這時候也從表面上的中立變成了赤裸裸的偏袒：加授川督周道剛為上將，並以嘉陵道尹張瀾為四川省長，藉以打擊雲南這個敢於帶頭藐視中央的刺兒頭。
　　滇軍一直潰退到大洲驛、敘蓬溪一帶，才停下腳來收集潰兵，進行整頓。因為部隊損失太大，趙又新等人遂決定將原來的旅整編為混成團，以尚堪一戰的朱德、金漢鼎、周印川、楊森等人分任團長。
　　瀘州之戰，是滇軍遭受的前所未有過的慘敗，但這還不是最糟糕的——守敘府的滇軍趙世銘旅還要誇張些，竟然一直退到了雲南境內的鹽津。雖經唐繼堯屢次催促，他卻一再借口風雨連綿，道路泥濘，寸步維艱，再也不肯前進了。
　　在這段時間裡，川、滇兩軍的軍事活動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大家都在戰場上撿拾各自需要的籌碼，誰也沒閑著。就在川南各路滇軍遭到慘敗的時候，偷襲重慶的滇軍顧品珍部卻出人意料地搬回了一分——而且還是至關重要的一分。

顧品珍部出瀘州后，一路進展非常順利，很快便於銅罐驛渡過長江。12月1日，滇軍突然出現在重慶西門外的重要據點浮圖關，同時駐紮綦江的黔軍也進軍重慶，佔據長江南岸各高地，黑洞洞的炮口隔江直指重慶城中的北洋軍，和滇軍遙相呼應。
　　面對著滇、黔、熊三軍的聯合威脅，不出息的吳光新心慌了，禍不單行的是，他姐夫段祺瑞的政府也正好在這時候垮台。
　　失去了後台的吳司令方寸大亂，枉自握有數萬大軍，卻未進行像樣的抵抗，便匆忙向川東、鄂西逃去，川督周道剛也隨之而逃。
　　熊克武的第五師各部，利用地利人和沿途阻截，使潰逃中的北洋軍很是吃了些苦頭。
　　熊克武公然倒戈投向滇軍，以及北洋軍這隻紙老虎的鎩羽退出，打破了四川各方力量的均衡，使得戰亂中的川局，乃至整個西南局面，又為之一變。
　　
　　12月4日，滇、黔、熊聯軍幾乎是兵不刃血地攻入重慶城后，顧品珍隨即聯合黔軍，通電共推熊克武為四川靖國軍總司令，就此培植起了一個相對親滇、黔的川軍政府。12月8日，北京政府也因周道剛逃走，改以劉存厚為四川督軍。
　　於是四川境內就破天荒地同時出現了兩個軍政府：受西南軍閥勢力支持的四川靖國軍總司令熊克武，和北洋政府支持的四川督軍劉存厚。這自辛亥革命后，還是第一遭，川局之混亂，由此可見一斑。
　　1918年1月初，略事休整后的滇、黔、熊各軍又分路向西進攻成都。
　　與此同時，瀘州方面敗退的滇軍，也重整旗鼓，由黃毓成率金漢鼎、朱德、周印川等三個混成團再攻瀘州，一番苦戰後，重新奪回了這個川南重鎮， 1918年1月30日，滇軍又重占敘州。
　　川戰勝負的天平又轉而偏向滇軍一方。
　　
　　兩路滇軍隨後會師於川南的隆昌，並挾得勝之威，繼續向西、北進軍，勢如破竹地攻佔了富順、自流井、內江、資中等川中重鎮。而熊克武部也於同時攻佔了安岳、遂寧、樂至。
　　外援無望的川軍終於無心再戰了，接替周道剛的新任川軍第一師師長徐孝剛與劉存厚所部的第一混成旅旅長劉成勛，首先在隆昌、南溪宣布與劉存厚脫離關係。
　　2月18日，徐孝剛又聯絡川軍各師的旅長劉湘、劉成勛、舒雲衢、陳洪範、陳能芳、張鵬舞、吳震、汪可傑、陳經等人，聯名共推熊克武為川軍總司令。
　　2月19日，坐鎮成都的劉存厚見大勢已去，只得退往川北的綿陽、廣元，后又退入陝南的漢中一帶。
　　就在劉存厚自成都撤離的同一天，熊克武部川軍與袁祖銘部黔軍攜手進入成都。至此，以羅、劉之戰為起始的第一次西南大混戰，也即所謂四川護法戰爭，乃告一段落，四川再度統一。
　　然而統一與獨立，還有很大的距離。

讀到此處，咱們大概也該有了這樣一個印象，那就是自從辛亥以後，雲南地方勢力對於四川，似乎特別的關愛有加。
　　這當然不會是偶然。
　　雲南地方勢力對於川、黔的吞併企圖，正是西南地區長期以來的歷史背景和獨特的地緣關係所造成的必然後果。
　　在地理上，西南三省之滇、黔兩省，因同屬雲貴高原，自清初以來便一直被劃為一域，由常駐昆明的雲貴總督管轄——這就使得雲南對於貴州有一種由來已久的頤氣指使的習慣。
　　而貴州正好反過來，他們因為在過去給雲南當慣了小老弟，所以直到民國初年，大多數貴州人仍然能夠在歷史慣性的驅使下，接受繼續給雲南當尾巴的命運。
　　
　　然而四川就不同了。她歷來自成一體，與雲貴不是一家，在前清時代另設有四川總督管轄。
　　四川與滇、黔的關係，更多地體現在經濟的提攜上。滇、黔因地屬高原，道路崎嶇，開發也比較晚，因此產業落後，素稱貧瘠。而四川則因得天獨厚，自古以來便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在三省之中獨稱富庶。
　　故而自前清以來，朝廷歷年皆以川省節餘錢糧輸供滇、黔兩省以補不足——如清末雲南編練新軍第十九鎮，每年就需要四川「協餉」撥款白銀八十萬兩；而貴州呢，她每年的財政收入摺合白銀一百二十萬兩，但其中含四川鹽稅協款三十萬兩，代征包厘、抵稅各十萬兩，賠款加價二十萬兩，緝私經費八萬兩。也就是說，貴州每年仰給四川之數共計七十八萬兩，其本省自征的丁糧、雜稅才不過二十餘萬，百貨厘金也不過二十餘萬，自給之數僅不過三分之一。
　　因為這一點經濟上的優勢，所以四川歷來都好以西南老大哥自居。
　　然而辛亥之後，世道變了。雲南、貴州都迅速完成了省內軍政的獨立和統一，而四川卻因為成、渝之爭，尹、胡之爭，新、舊川軍之爭，以及南北之爭等一系列內外紛爭，在後辛亥時代的初期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和機會，輸在了起跑線上，最終淪為任滇黔宰割的羔羊。
　　但顯而易見，一向高傲的四川耗子們，是不會甘心接受這樣的命運的，所以就有了「川人治川」、「爭省格」這些提法。
　　一言以蔽之，就辛亥初年的情形而言，滇、黔雖然都號稱「獨立」，但這兩個剛剛從舊帝國中分裂出來的省份，在經濟上卻根本沒有可資獨立的基礎。而四川呢，她雖有可供割據的經濟基礎，卻又因為自身在崛起道路上的迷途，而屢屢受到滇、黔兩省強大軍事力量的牽制，因而也一直不能形成真正的割據。

這，就是那個時代的困惑與迷惘。
　　樹起一面新時代的旗號，攆走一群舊時代的總督、巡撫，建立一個「獨立」的軍政府，這些都可以在一夜之間完成。然而要想重建一套能夠獨立自給的經濟體系，並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一套相應的軍事政治體制，進而發展出相應的新式倫理道德，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獨立」，那卻絕非一朝一夕之功。
　　所以對這一系列革命和獨立的前景，反倒是那些朝廷地方大員們說了幾句明白話，如貴州的袁義保就說：「革命運動可贊同，貴州財政無辦法。」巡撫沈餘慶也說：「假我一月，至少為貴州攫取川款五十萬。今若此，立見陷於窮境耳。」
　　可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哪有這許多閑暇去等待呢？
　　於是從一開始起，貧瘠的土地就讓那些充滿理想的革命者們，不得不將美好的憧憬放在一邊，並變得格外的現實和庸俗，他們也從此走上了一條歧途。
　　這個不獨立的經濟基礎，終於決定了滇、黔兩省上層建築的戰略傾向——那就是依靠武力進行對外擴張。
　　而辛亥后貴州軍政系統的弱勢，和雲貴總督常駐昆明的歷史傳統，也使得相對強勢的雲南成為了擴張戰爭中的主角——這就是接下來的滇軍侵黔與侵川。
　　侵黔是為了恢復雲貴總督時代的行政區劃，實現傳統雲貴區域的統一，而侵川則是一場徹徹底底的，為爭奪經濟命脈，實現財政自給而進行的戰爭。
　　
　　當時的四川，簡直就是整個西南的奶牛——她不但要接濟滇、黔，甚至還要支付帝國軍隊在康、藏浩大的軍費開支。
　　那麼此時的四川的財政狀況又怎麼樣呢？
　　以1911年，也就是宣統三年，大清朝的最後一年中的統計數據為例：
　　歲入總數 共摺合白銀一千七百三十餘萬兩
　　其中 田賦 四百三十萬兩
　　 鹽稅 六百三十萬兩
　　 契稅 三百一十餘萬兩
　　 厘金 七十餘萬兩
　　 肉稅 一百一十餘萬兩
　　 煙、酒稅 共一百餘萬兩
　　 油、糖稅 共六十餘萬兩
　　 關稅、雜稅 共十餘萬兩
　　顯而易見，四川的經濟狀況是相對較好的，而其最大宗的財政收入，則來自鹽稅，就1911年來看，足足佔了歲入的36.4%。而且這個鹽稅收入比例，還在逐步上升——到1938年，川省的田賦收入不過上升到一千五百八十二萬元，可鹽稅卻飆升到三千三百零九萬元，而同期的契稅、營業稅之和才一百七十餘萬元！也即是說，在這二十餘年中，川省鹽稅占歲入的比例，從三分之一強，上升到了三分之二。
　　可見鹽稅收入，確是四川經濟的命脈——確切地說，是正常經濟狀態下的命脈，因為很快就會有一個非正常的命脈出現，那就是鴉片，這一點我們後面再談。
　　
　　而鹽稅的重中之重，則是川南的自流井、貢井等處鹽場——今天的「鹽都」自貢，就是由這兩處鹽井名字的縮寫而來。
　　以1915年的統計數據為例，當年全川共征鹽稅六百七十三萬餘元，其中川南鹽場就佔到了五百七十六萬餘元，川南在全川鹽稅中所佔比例竟高達85%以上！
　　在今天，我們大概很難為了幾擔食鹽去打上一架，但在大半個世紀之前，這卻常常是發動一場戰爭的理由——但如把當年的鹽井換成今天的油田，那麼我們就容易理解這一切了。在那個年頭，某片高產的鹽井和如今某片蘊藏豐富的油田，幾乎是同一個概念——那就是難以估量的巨額財富。
　　因此富庶的四川，尤其是川南的產鹽地區，自然就成為了滇軍侵川首選的目標。所以自雲南獨立之後，滇軍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種借口前出佔據川南，甚至願意把商埠重慶交給黔軍，也要確保敘、瀘一帶的鹽產地，這就不難理解了

嚴酷的現實是，沒有財富，便不能供養軍隊，沒有軍隊，雄心勃勃的梟雄們便無法奢談獨立、割據或是逐鹿中原這些遠大的目標。
　　而歷史的傳承則決定了，當時的滇、黔必須把自己的血管搭接到四川身上，才能維持生存——可是同樣已經獨立的四川，又怎麼會願意讓自己的血液流淌在別人的血管里呢？
　　因此滇、黔、川之間的關係，只能是你死我活，其本質上是無可調和的——這是一場為了生存而不得不然的獸性十足的撕咬。
　　縱觀唐繼堯、劉顯世時代滇、黔的興衰，也正是與滇、黔軍在四川的起伏跌宕相呼應的——得川則興，失川則亡。
　　當唐繼堯牢牢握有四川財富時候，整個西南，甚至整個南中國，都在他的淫威之下戰慄，然而一旦他失去了四川，便即刻江河日下。非但滇軍系統整個兒地崩潰，最後就連他自己「雲南王」的地位都難以保持——劉顯世也是一樣。
　　這就是民國初年，川、滇、黔軍在四川苦戰不休的深層原因。
　　
　　往更深處講，這也是那個時代所有的割據諸侯都要面對的嚴肅問題：天下在轉型，各個獨立的省份也在轉型。可究竟該怎麼轉，他們卻沒一個人清楚。
　　新生的諸侯們，不得不為自己突然的割據付出代價——舊帝國的崩潰，不僅僅意味著政治體制的崩潰，它同時也意味著帝國各大區域疆界體系的崩潰，帝國傳統政治思想體系的崩潰，以及帝國舊有經濟體系的崩潰……
　　這一系列崩潰，剪斷了割據諸侯們在舊時代賴以生存的臍帶，嚴峻的現實要求他們迅速為自己的統治重建經濟基礎，道德倫理共識，以及社會秩序。
　　他們都得在惶恐中苦苦思考，小心翼翼地探索未來，可眼前卻一片漆黑——要不然，怎麼說那是個充滿迷惘的時代呢？
　　
　　在舊帝國崩潰后的第一個十年中，新生的諸侯們循著傳統的慣性，企圖沿循舊時代的道路前行，但他們卻犯了一個要命的錯誤——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這些剛推翻了舊時代上層建築的可憐人兒，卻又偏偏異想天開，要去重拾舊時代的經濟基礎！
　　這種南轅北轍式的方法論，註定了他們經年苦鬥卻一事無成的悲劇下場。
　　而接下來的十年，將是苦苦尋找轉型道路的十年，西南諸侯們有沒有找到各自適合的道路呢？
　　無數生命的燭光在風中搖曳，所有的人都在苦難中翹首以待明天——無論他是諸侯，是戰士，是智者，還是庶民。然而殘酷的命運卻又註定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將等不到那縷燦爛的朝陽之光越過黎明前的層層帷幄。
　　所以，那註定將是個充滿迷惘的時代，也註定將是個充滿悲劇色彩的時代。

熊克武進入成都后，在滇、黔的扶植下出任四川靖國各軍總司令，這是國民黨第一次掌握全川軍政大權——然而這個貌似輝煌的勝利，也只是個名義而已。
　　既然這是個以力搏勝的時代，那麼真正的勝利者，自然就不會是本錢短少的國民黨，而是股份最多的後台大老闆，野心勃勃的唐繼堯。
　　那時的唐繼堯是多麼的志得意滿啊！他派出勞軍使，到駐川滇軍中到處派送他的相片和紀念金幣，還給各路將領授勛，連在書信中也大大咧咧地以漢光武帝自居起來。
　　他任命熊克武為四川督軍兼省長（隨後孫中山又重新任命了一回，不過把民政權從熊克武手中剝離了出來，改以楊滄白為省長），以滇軍將領趙又新任四川軍務會辦，顧品珍任敘瀘鎮守使，葉荃任夔萬鎮守使（后又率第八軍進入陝西），划川中南重鎮資中、簡陽、內江、瀘州、自流井、敘府為滇軍駐紮區，另有華歌封一個旅駐紮川南的會理；另以黔軍將領王文華任重慶鎮守使，划川東重鎮重慶為黔軍防區。
　　全川要地，尤其是川南的鹽場，重慶的商埠等財富之地，幾乎全部控制在滇、黔兩軍手中，他們自署官吏，截流稅款，名義上的川督熊克武對之也無可奈何——後來被認為是四川軍閥混戰罪魁禍首的「防區制」，就源於滇、黔軍這一時期的駐屯體制。
　　然而，這也就是滇軍在四川戰場上最後的輝煌了。
　　
　　因為此刻的滇軍，已經到了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的地步。
　　就如前面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在第一次西南大混戰中，滇軍雖然最終僥倖取勝，但其表現已經大不如前，讓人跌碎了眼鏡。
　　列位看官大概忍不住要問上一句了：那支在護國時代慷慨激昂，三千人打遍全川所向無敵的滇軍，怎麼會在短短的一兩年中，就墮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枉自兵力擴大了十倍，卻連川軍這幫烏合之眾都能隨便欺負它了呢？
　　冰凍三尺，固非一日之寒。
　　
　　我們得從滇軍的建軍和發展軌跡中找原因。
　　從前清組建新軍以來，滇軍一直是一隻規模雖小但卻極其精悍的部隊，直到護國戰爭前，才不過有兩個正規師加上警備隊共四十來營的兵力。因為兵力小，組建時間又長，所以部隊裝備整齊，人員訓練有素，兵將相習，上下齊心。
　　然而護國之役的迅速勝利，使得滇軍在瞬時間便擁有了廣達數省的勢力範圍——與之相應的是，它也背上了更為沉重的防務負擔。
　　防務上的急迫需求和物質上的暫時充裕，使滇軍即刻進入了一個急速擴張期。唐繼堯在短短的數年間，窮兵黷武，竭西南之財力，竟然將滇軍擴充成了一支擁有八個軍實力的龐大武裝力量——這在當時的中國也是絕無僅有的。
　　
　　然而也正是這個大擴張時期使滇軍從輝煌的頂峰跌落，從此走向衰敗。
　　大量未經訓練的新兵不斷地湧入部隊，大量低級幹部在短時間內就被提拔到旅、團長的重要職務上，大量亂七八糟的老舊武器也被從倉庫里拎出來重新使用（據後來駐粵滇軍朱培德部師長王均抱怨說，他的部隊，裝備還比不上駐地村中的民團。作為堂堂正規軍，這可真是丟人哪）……
　　以前那些用慣了皮實的德械裝備的連、排長，在一年半載間就被提升為了旅、團長，領著一幫剛從雲南鄉下帶出來，不諳軍紀戰術，既不會打槍也沒見過世面的愣頭青，手裡拿的還是成都兵工廠出產的，故障百出的土造步槍——僅僅是如何保養槍械和排除簡單故障，就夠這些毫無常識的小夥子們學上好一段了。

而那些新提拔上來的官長們自己呢？他們連自己連、排里那幾十百把號人還沒有帶好，連馬克沁機關槍、克虜伯山炮這些稍微複雜些的武器的保養維護還沒完全弄清楚，連地圖還看不太明白，有些人連字都不識數都不會算……突然頭頭們就讓他帶上一個團、一個旅去戰場上衝鋒陷陣，這樣還不出故障才怪！
　　更深而言之，對那些剛從一個古老時代的帝國軀殼裡走出來的新軍人而言，他們接觸這些西洋軍事技術和手段的時間，也實在是太短暫了——從雲南新軍創建算起，至此才不過短短十年，他們還缺乏起碼的物質基礎和科學常識。因此必須要有一個漫長的時期來讓他們適應和掌握。
　　可是，那又是一個瘋狂而急功近利的時代，容不得他們有如此的悠閑。於是，這場大擴軍，反倒成為了滇軍走下坡路的開始。
　　發展不是壞事兒，但如何使規模產生效益，而不是產生拖累，正確地評估自己的能力與目標，這卻是一系列很值得深思的問題。可那些被初期的成績鼓舞得信心爆棚的傢伙，卻往往見不及此，因而頭腦發熱走上歧路——他們只看見了自己擁有的貌似強大的軍事力量，卻沒有看到在那貌似懾人的力量之下還有多少空洞需要去夯實。就這樣，他們變成了一戳即破的紙老虎。
　　唐繼堯和他的滇軍，就是這樣從真老虎變成紙老虎的。
　　
　　地盤的擴張過速，和兵力的擴充過度，使得滇軍這棟大廈，雖然架子看起來越來越大，但其基礎卻愈來愈顯得薄弱，到處是洞，亟待夯實。可滇軍的主人唐繼堯卻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只看到自己過去的兩個師，變成了現在的八個軍。
　　而歷史成績也在誤導他：既然一兩年前，三千滇軍便可以打遍全川，那麼現在有了如此強大的一支武力在手，他還有什麼理由不去積極參與中原逐鹿，進而爭霸天下呢？
　　於是，這個好惹是非的唐繼堯便在整個西南事務上，到處插手，除雲南本省外，四川、陝西、廣西、廣東、湖南、貴州……差不多半個中國都有他派出去的干涉軍。
　　
　　這些孤立地前出鄰省的滇軍，很快就出現了問題。
　　一方面，帶兵的將領們常年在外獨擋一面，逐漸滋長了驕傲與野心，在軍政問題上，他們也與遠在雲南的唐繼堯不斷地產生分歧乃至於爭執。他們不再像先前那麼聽話，甚至還對唐繼堯產生了取而代之的邪惡念頭；
　　另一方面，這些急速擴張之後的部隊，軍隊風紀和戰鬥力也每況愈下。為了打勝仗，唐繼堯不得不用加官進爵擴編軍隊這些辦法來激勵將士，可軍、師、旅、團長們越來越多，因擴編而變得孱弱不堪的軍隊卻越來越不會打仗……於是再擴軍。而因擴軍導致的經濟壓力，又反過來驅使唐繼堯不得不到處打仗爭地盤搶資源，於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再加面……
　　最後一條，也是最要命的一條，起初那些軍人們都懷著萬丈雄心，以為只要他們肯流血犧牲，天下太平就指日可待。然而結果呢？同種自相屠戮的仗越打越多，越打越慘烈，勝利也越來越輝煌，可腳下這片孕育過偉大文明的土地也給戰亂糟蹋得越來越不像樣子。
　　軍人們苦戰十年，身心俱疲，可眼前卻絲毫沒有看見曙光的跡象，他們終於變得迷惘了……

就在這時，那個中國近代史上最可惡的魔鬼——鴉片，又一次出場了。
　　在早期滇軍出征時，部隊經常手頭拮据。為了籌措軍餉，便往往隨軍攜帶一些雲南土產的鴉片沿途販賣——就像如今的煙草一樣，當年的「雲土」也是雲南的第一大品牌商品，是滇省最為重要的經濟支柱呢！
　　最初，在推翻滿清哪、推翻帝制哪，以及種種其他偉大口號的鼓動下，軍人們並不覺得自己這麼做有什麼不妥——雖然他們的所作所為和大煙販子並無兩樣，但他們畢竟有更為崇高的目的嘛！
　　唉，那個時代的人就有這麼個壞毛病，他們總是以為只要目的高尚，使用什麼手段去實現總不是什麼問題。
　　
　　然而接下來的戰爭越來越頻繁，而發動戰爭的題目卻越來越莫名其妙。
　　軍隊擴充得太快，軍餉也越來越難於籌措，在拮据的經濟狀況下，那些失去了高尚理想和遠大目標的軍隊頭頭們也變得越來越現實。
　　他們漸漸忘懷了最初那些純潔高尚的初衷，轉而卻把販賣鴉片這種牟利的手段，當成了真正的目的。他們中的許多人，變得越來越不堪，這些傢伙甚至將倒賣鴉片視為了替個人發財致富的最佳門道。
　　於是，軍中越來越普遍地出現了這樣一種情形：當一支軍隊從雲南向外省開拔時，士兵的軍餉往往都是積欠著的。長官就用這些積欠的軍餉作為本錢，以三元一兩的價錢大肆收購雲南土產的煙土。等到這支部隊來到四川或是別的什麼地方了，這些煙土就能為長官帶來巨額的利潤——比如說在鄰省四川，一兩煙土就至少可以賣到七元以上，其利潤高達百分之二百三十三。
　　在鴉片貿易巨大的利益驅使下，奪取貿易通道，壟斷四川乃至長江流域的煙土貿易，也就成了滇軍一再侵川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一支原本意氣昂揚的軍隊，業已淪落為了大煙販子，並開始試著用武力去保衛和推行鴉片貿易，甚至普遍地吸食上了鴉片，你還能指望它繼續保有強大的戰鬥力么？
　　當然不能！
　　一支沒有了理想，喪失了技能，甚至連軀體也垮掉了的軍隊，在這樣的亂世里，便徹底淪落為了諸侯們進行封建割據的工具——可即便是當割據的工具，現在的它也不再是一件好用的工具了。
　　可唐繼堯卻渾然不覺，仍然在做著用武力獨霸西南的迷夢，於是他的倒霉也就指日可待了

此刻正處於蜜月期的唐繼堯和熊克武，也逐漸開始變得貌合神離起來。
　　在唐繼堯看來，熊克武只是他用以統治四川的工具。而在熊克武看來呢？唐繼堯扮演的腳色也可愛不到哪裡去，國民黨也只是拿他當個冤大頭罷了。
　　然而無論是統治工具還是冤大頭，他們都不喜歡永遠當配角，他們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思路來規劃未來。然而，這兩種思路在本質上又是不可調和的：一個非要吃霸王餐，另一個卻死活不肯買賬——這就註定了他們之間即將有一場新的衝突來臨。
　　1918年的8月間，唐繼堯以籌劃北伐為名，興沖沖地來到了重慶，準備召開所謂「五省聯軍」會議。
　　唐督軍一路上威風很大，儀仗甚盛。連一眾駐川滇軍將領前往迎接時，也不禁紛紛咋舌，他們看到的場面是如此的窮奢極欲，直擬於帝王：
　　前導騎兵的戰馬皮色整齊協調，青、棗騮、黃、白各成一對，毫不混雜。
　　騎兵身背騎槍，腰掛戰刀，足蹬皮靴，頭戴德式尖頂銅盔。隨後是形同唐家禁衛軍的佽飛軍，其服裝與騎兵一致，唯裝備略有差異，為右手持方天畫戟，左掛十響駁殼槍。
　　再后是掌旗官，乘高頭駿馬，身背十響駁殼，掌一面杏黃滾金絲穗大旗，上綉有斗大的「唐」字。接著是一頂綠呢八抬大轎，內有綉龍金黃褥墊靠，轎頂鑲一個五嶽朝天錫鼎。
　　轎后隨一匹黃驃馬，配紫金鞍，再往後又是佽飛軍——率隊的也是號大名鼎鼎的人物，佽飛軍大隊長，下任「雲南王」龍雲。
　　唐繼堯在他輝煌的行營里請眾將吃西餐。行營的天花板牆壁均用白布襯掛，地上鋪青松毛，壁上還掛幾幅名人字畫做裝飾——據說這套行頭共有兩套，以備每天輪流打前站布置，連帶中西餐具食料，共有一百多馱。
　　一眾滇軍將領當場就糊塗了：您老這是在革命，還是在實習當皇帝？這場仗我們到底實在為天下蒼生打，還是在為個人權利打？我們到底是在為新時代流血，還是在為改朝換代流血？
　　可這個答案，他們還需要思考很久，但最終他們中的個別人找到了它。
　　
　　9月17日，唐繼堯一行抵達重慶黃桷埡，熊克武率高級軍政人員及重慶工商學各界代表迎出十里之外，沿途布有佽飛軍步哨。入城時，全城張燈結綵，鳴禮炮二十一響，重慶報紙稱之為「五步一崗，十步一哨，出警入蹕，儼若帝天」。
　　會議於9月24日開始，所謂的「五省聯軍」，系指川、滇、黔三軍，以及此時正在四川，暫時聽命於唐繼堯的湖北鄂軍、河南豫軍各一部。
　　與會者計有滇軍軍長顧品珍、趙又新，黔軍總司令王文華及滇、黔軍旅長以上軍官，川軍總司令熊克武及國民黨系統的黃復生、盧師諦、石青陽、顏德基等，原佔據鄂西恩施一帶的藍天蔚（士官二期，大名鼎鼎的士官前三傑之一，辛亥時代的北方風雲人物之一。不過辛亥之後越混越差，現在幾乎淪落到山大王的地步了），原荊襄鎮守使黎天才和豫軍司令王天縱等人，以及其他各省的一些代表——而舊川軍系統的實力派人物如劉湘、鄧錫侯、田頌堯等人卻均未與會。
　　唐繼堯此行的題目，是籌劃「五省聯軍」北伐，然而其提出討論的「準備北伐案」，卻志不在北伐，而是十足的「強滇弱川」政策的延續。該案主題有三點：
　　第一點、以四川兵工廠作北伐軍械彈的補充；
　　第二點、以四川全省的厘稅作北伐軍軍餉的補充；
　　第三點、以上兩項由聯帥（亦即唐繼堯）總部在重慶特設機構主持辦理。

講實幹的「九人團」在四川握有實權，但在國民黨內卻因與中山先生關係疏遠，屢遭排擠。講政治的「實業團」則正好相反，他們在四川勢力微薄，但憑著朝中有人的優勢，在黨內頗有地位，因此每每能給熊克武難堪。
　　只要看看楊滄白當上四川省長后，都找中山先生要了些什麼人來幫忙，咱們就大概知道這個「實業團」的分量了。
　　楊省長一開口，就要朱執信（孫中山手下第一流的政治思想家[這裡謹向指正謬誤的繆人鳳老兄表示感謝]）來當省府秘書長，向楚來當政務廳長（向楚以前也在重慶府中學堂，教國文，那個專講晦澀難懂的龔定庵文章的傢伙，就是他）。
　　如果說這兩位的名頭我們如今還不太熟的話，那麼接下來兩位在近代史上的江湖名頭可就如雷貫耳了——財政廳長楊省長要了廖仲愷（廖先生的大名還用多說么？），警務處長更厲害，他竟然要了蔣中正（這就是當年滬軍都督府里那個叫蔣志清的小夥子了。他先前的老大哥陳其美在日本被袁世凱的人暗殺后，就改而追隨孫中山，現在連名字也改了。不過他此刻還只是個初露頭角的小人物，楊滄白能點名要人就算很抬舉他了）……
　　估計楊省長這通要人的電報，也把中山先生嚇了一跳——黨中像點樣的人物都給你調到四川去開分店了，那咱們廣東的主營業務還搞不搞？
　　
　　不過誰叫這「實業團」就是孫先生的寵兒呢，雖然很有點心疼，但最後中山先生還是打五折滿足了楊省長的要求——把向楚和廖仲愷兩位許給了他。
　　這可真是個歷史性的對摺！
　　虧得孫先生「吝嗇」了一把，四川人民才沒有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就淪入「蔣匪幫」萬惡的魔爪之下，只得又讓軍閥們多折騰了十幾年。
　　可要真要提前去了四川，這蔣中正他還能不能成為後來那個大名鼎鼎的「蔣中正」，那可又是個問號了。
　　唉，歷史有時候就是一團混沌的糨糊，她太淘氣，太黏乎，有著太多的「偶然」和「可能」。唉，我們還是大度點，原諒這個在蝴蝶迷離的翅膀下，永遠不知所措的小姑娘吧！
　　
　　卻說當時廖仲愷先生，受命之後便啟程前往四川，可才走到宜昌，便又滿肚子不高興地打道回府了……
　　原來，熊克武麾下的將領們居然通電反對他入川！於是，這就成了楊滄白後來倒熊的重要口實：這丫的他居然敢反對中山先生！這條罪狀就這麼跟了熊克武好幾十年。
　　可沒奈何熊克武先生去世得晚——有抽鴉片嗜好的楊滄白先生，於1942年去世，而熊克武先生則活到了1970年。對於那些生命歷程跨越了三個朝代的人物來說，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一段人生啊——最重要的是，長壽使得他有足夠的時間，也有足夠的自由去爭辯這一點。
　　據他老人家回憶，阻廖一事，並非如楊所言，乃是如此這般：「因為楊、謝這一方面有人不贊同，而原財政廳長劉公潛又是他們團體的核心人物，不願意把財政權交給外人，既不便自己人出面反對，也不好說我反對，就捏造說熊部將領反對。其實，我們為什麼要為別人充炮手呢？道理是很簡單的。」
　　唉，說來這兩派雖系同黨，但其鬥爭甚至比異黨來的還要厲害——國民黨淵源如此，這個壞毛病一直都沒有改過來。這可不，直到現在還在對面的台灣島上明爭暗鬥著呢！

不但國民黨有矛盾，川軍在整體上也有矛盾。
　　1918年10月，熊克武鑒於財政困難，召開四川整軍會議，決定全川部隊一律以有無快槍裝備為標準，加以裁汰縮編。
　　最後川軍被縮編為八個師——川軍從清末的一個師，到尹昌衡時代的五個師，再到陳宦時代的三個師（兩師兩混成旅，約相當於三個師），再到熊克武時代的八個師……
　　僅從軍隊數量與政局變化之間的關係，我們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分裂與統一的差異，看到戰亂與太平的緣由，看到這個古老的帝國從舊時代走向新時代的苦難歷程。
　　
　　縮編后的川軍各部如下：
　　第一師，師長但懋辛，駐防成都（國民黨，九人團。熊克武的忠實助手）；
　　第二師，師長劉湘，駐防合川（舊川軍）；
　　第三師，師長向傳義，駐防德陽（國民黨，暫時傾向於九人團。但在九人團與實業團之間搖擺不定）；
　　第四師，師長劉成勛，駐防新津（舊川軍）；
　　第五師，師長呂超，駐防綿陽（國民黨，政治立場同向傳義，但比向傳義晃悠得更厲害）；
　　第六師，師長石青陽，駐防順慶（國民黨，實業團）；
　　第七師，師長顏德基，駐防綏定（國民黨，實業團）；
　　第八師，師長陳洪範，駐防嘉定（舊川軍）。
　　另有餘際唐（國民黨，九人團。忠實的熊派）的江防軍三十餘營，分駐涪陵、南川、綦江一帶。
　　
　　此外，國民黨系統的黃復生、盧師諦（九人團）兩部民軍，不夠單獨編製為師的資格，要合編吧，黃、盧二人又都想當師長，爭執不下。最後只好各編為一個旅了事，駐防下川東。
　　經熊克武整頓后，川軍八個師中，舊川軍系統尚存劉湘、劉成勛、陳洪範三個師，其實力幾乎沒有受損，因此對縮編抵觸情緒不大。但因國民黨系統以勝利者的姿態凌駕於其上，故也有些不滿。
　　　　
　　在這次整軍中，國民黨系的武力大大增加，由先前的一個師，發展到五個師又兩個旅，還另有江防軍一部。
　　但一貫喜歡吵架的國民黨人，卻並沒有因此而得到好處，這反倒促成了他們的大分裂。用一句老話來評價這幫國民黨，那就是——可以共苦，不能同甘。
　　在國民黨人擴編出來的五個師中，熊克武「九人團」系統有但懋辛、向傳義、呂超三個師；「實業團」系統則有石青陽、顏德基兩個師及黃復生、盧師諦兩個旅，算來也是五五開。但黃復生、盧師諦因為沒有當上師長，到處散布反熊言論，而石青陽、顏德基卻覺得理所當然，也並不領情。
　　
　　舊川軍實力依舊，國民黨大肆擴充，那熊督軍這次風風火火的整編最後到底裁汰了誰呢？
　　裁汰的都是那些由地方袍哥、土匪隊伍發展起來的雜牌隊伍。
　　說來慚愧，這些隊伍的頭領，大多是些綠林大學畢業的山大王，既沒有士官同學的照應，又沒有東斌、保定、武備、速成諸學堂的同窗肯接納提攜，加之槍械雜亂粗劣，名聲還不好。
　　熊督軍不裁他們，還能裁誰呢？
　　這幫人是該裁汰。不過話又說回來，熊督軍這裁軍，也多少算是有點背信棄義的。因為這幫大王，大多是此前為響應南方革命政府護國、護法諸役的號召，才揭竿而起的，就算沒有什麼功勞，多少還是有些苦勞吧？可熊督軍眼前一鬧財政危機，便就顧不得這些了。
　　熊督軍這一裁軍，固然緩和了財政上的困難，但卻讓大王們白辛苦了一場，他們自然就很不高興了。於是在遭到裁編后，很多人又重操舊業，四川匪患因此而日甚。

然而對熊克武來說，最要命一條的還是孫中山對他的不信任。
　　因為這個不信任，直接導致了他與孫中山派來的四川省長楊滄白，以及留在孫中山身邊當秘書的謝持之間的不斷爭鬥。也因為這個不信任，孫中山才會密令「實業團」公然反熊，甚至親電唐繼堯請他幫忙——唉，孫大炮也真是氣暈了頭。論組織原則，論軍政關係，論自身利益，怎麼說也不應該去找唐繼堯啊！
　　這齣戲，可真有點與虎謀皮的味道。
　　卻說熊、楊、謝這三個人，自從日本逃難時代起，就開始不對味，現在在四川軍政問題上又常有利害衝突，自然就更是猜忌日甚了。
　　楊滄白自稱是堅定的「孫派」人物，他的態度，多少也就代表著孫大炮的態度。
　　而孫大炮不喜歡熊克武，這也是當時人盡皆知的事實——當然了，熊克武先生是死活不肯承認孫先生不喜歡他的，他把一切都歸咎於謝持、楊滄白這幫人搗鬼。
　　不過，我們生活在將近一個世紀之後，大可不必把當事人某些不得已的苦衷，誤會成歷史的事實。
　　
　　這個「不喜歡」到什麼程度呢？還是舉例說明吧！
　　廣東護法政府一成立，就蒙著頭髮表「實業團」重要人物黃復生、盧師諦為川軍正、副總司令，石青陽為川東招討使，全然不顧這幾個無拳無勇無兵無槍的「大員」當時所處的江湖地位。
　　直到熊克武被川、滇、黔各軍公推為四川靖國各軍總司令的消息傳到廣州后，孫大炮才無可奈何地改弦易張，承認熊克武的川軍領袖身份，並在給章太炎的電報中稱：「克武兄兵力既厚，又得人心，洵吾黨難得之士，望執事勵其破除顧慮，提兵進取，安國所以保川也。」瞧，他也承認熊克武是有些「顧慮」的。
　　這算是一次烏龍，可事兒還沒完。
　　
　　劉存厚敗退陝南后，熊部團長呂超率先攻入成都城，當即電廣東報捷。廣東方面再次暈頭，居然回電，任命呂超為四川督軍——卻全然沒有想起呂超這會兒只是個團長銜的中層幹部，在他上面還有北路軍司令但懋辛，再上去還有總司令熊克武這麼一干人呢！
　　那年頭對「僭越」這種事兒是很忌諱的，呂團長差點沒給嚇傻，當即便複電要求辭職，並希望主持此方面事務的謝持同志對今後的軍政大務要採取謹慎態度，以免影響革命政府的威信云云。
　　廣州對此電不予理睬。後來還是吳玉章親去廣州說明情況后，孫大炮才改以熊克武為督軍，楊滄白為省長。
　　
　　當上了省長的楊滄白，可就不像昔年當英文老師時那麼睿智灑脫了。在他身上，那種天下為公的思想，正在逐漸地淡薄，而宗派之見卻越來越濃厚——這倒也是當時革命者們的一條通病了。
　　他先是疑神疑鬼，怕熊克武堯反對他當省長，於是慌慌張張地在重慶宣布就職（論理說應該在省會成都就職的）。就職之後又不肯好好配合熊克武搞好四川內政，卻成天忙著爭權奪利，給熊下絆子，使心眼，忙得不亦樂乎。
　　按四川舊例，鹽稅和造幣廠，皆由督軍掌握。熊督軍行使職權，要以鹽稅餘款為軍費，避免就地攤派，減輕民眾負擔，楊省長認為這是分了他的權，就老大的不高興；熊督軍要改革幣制，以造幣廠的贏餘為兌換基金，回收濫發的紙鈔，造福於民，楊省長還是不高興。
　　就像當初可以接受「楊、熊」而不能接受「熊、楊」一樣，楊省長倒也不見得是反對這些政策本身——他反對的是由熊克武以督軍身份來執掌財權，收買人心。

唉，他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意氣風發，以天下為己任的楊滄白了！
　　
　　如果說這兩條還可以算是見仁見智的問題的話，那麼下一條，就是徹頭徹尾的黨同伐異了。
　　「實業團」的盧師諦、黃復生兩部駐防下川東，縱容地方上種鴉片以抽煙稅，被人告發到督署、省府，當地的外國鬼子也多事兒，竟然還拍下照片送給廣東政府，從而造成了惡劣影響。
　　因為盧、黃是「孫派」的人，熊督軍不好自己出面處理，便請楊省長自行查辦，但楊省長置之不理。
　　熊督軍無可奈何之下，只好派得力助手但懋辛親往查究，也就是雷聲大雨點小地撤了幾個縣太爺，殺了幾個公然抽煙捐的土豪劣紳而已。
　　但盧、黃兩部就不樂意了，到處訴苦喊冤，說熊克武要借禁煙的題目消滅他們，還向唐繼堯求援——雖然不符合組織原則，但誰叫那是孫先生默許了的呢？
　　唯恐天下不亂的唐繼堯，對這種事情當然很熱心，立刻派駐萬縣的滇軍旅長田鍾谷前往攪局，禁煙之事遂不了了之。
　　
　　重慶「五省聯軍」會議結束后，唐繼堯便以「北伐」為借口，以黃復生、盧師諦為援鄂第一路軍總、副司令，石青陽、顏德基為援陝第二、三路軍總司令，從而剝奪了熊克武對這部分國民黨軍隊的指揮權，而將其掌握到自己手中——而在「禁煙」事件之後，這部分軍隊更是死心塌地地站到了唐繼堯一邊。
　　這樣，一個以滇、黔軍為核心，國民黨反熊派「實業團」為內應的軍事同盟便告形成，一場以「倒熊」為借口的滇、黔侵川之戰，一觸即發。
　　1920年3月，唐繼堯認為「倒熊」時機業已成熟，便於當月21日發出「馬」電，宣布免去熊克武四川靖國軍總司令職務，改任熊部師長呂超為總司令，同時為收買舊川軍計，任命第二師師長劉湘為副總司令，仍以楊滄白為省長。
　　
　　這段時間裡，作為「實業團」核心首腦之一的楊滄白省長，就辛苦了。他先遊說熊克武手下的最有實力的第五師師長呂超反熊，許以川軍總司令之職，得到了呂超的同意。又親往合川，取得了舊川軍中最有實力的師長劉湘的口頭支持。熊部的另一個師長向傳義，也因「實業團」的活動而猶豫不決，鬥志低落。
　　旬月之內，熊克武實力大減。
　　楊省長馬到成功，得意洋洋，可他卻忽略了一點——他這何嘗又不是在拆國民黨自己的台？
　　
　　唐繼堯計劃三路攻熊：以石青陽、顏德基、盧師諦各出一旅，由射洪、潼川西進，與自綿陽南下的呂超部會合后，自北面進攻成都；以滇軍顧品珍、趙又新兩部，自資州北上，自南面進攻成都；以舊川軍劉湘部會合黔軍王文華部及「實業團」黃復生部，進攻駐川東的江防軍「九人團」余際唐部。
　　熊克武當時的處境是相當不利的，由於「實業團」的背叛和呂超的公開倒戈，向傳義的消極怠工，他手裡實際上只有但懋辛部和舊川軍劉成勛部這兩個師能勉強用於成都的防衛。
　　可就憑這點兵力守成都？那是遠遠不夠的。
　　於是熊督軍改而求助於政治手段。
　　
　　他於4月17日宣布辭職，欲藉以緩和各路反熊軍的攻勢。同時又藉助舊川軍師長劉成勛、陳洪範居間調停，以「四川人不打四川人」為口號，親自到德陽與呂超會面，許以軍長之職，並將成都兵工廠庫存軍火悉數送往呂超的大本營綿陽以示誠意。
　　呂超得此實利，即轉而支持熊克武。可是這也只管得了兩個來月，到6月下旬，滇、黔軍勢頭大盛，他便又宣布倒戈支持唐繼堯了——唉，瞧這幫國民黨都是些什麼人！
　　同時熊克武又通過劉、陳兩師長與合川的劉湘取得聯繫，許諾事定之後將川東地盤全部交給他，於是本就不滿於滇、黔侵川的劉湘也轉而投向熊克武。
　　經此一番倒騰后，熊克武又由劣勢轉化為優勢，遂於5月4日宣布復職，大著膽子與對手兵戎相見了。
　　

戰事首先從「實業團」兵力佔優勢的川東打響。實力處於下風的川東熊軍開場不利，江防軍余際唐部因四面受敵，被迫撤離重慶，在黔軍的追擊下退往鄰水、廣安一帶。
　　而出兵援助余際唐的劉湘，也因為大本營合川發生兵變，同時又遭到自萬縣西上的滇軍田鍾谷部，和自順慶南下的石青陽、盧師諦部的兩面夾攻，丟掉了合川、江北、銅梁、大足等地，也被迫退往鄰水與余際唐合兵。
　　兩軍在鄰水會合休整后，便在號稱川中名將的劉湘指揮下重新發動反攻，一舉擊退黔軍，奪回了合川老家，並威脅重慶。
　　此時守重慶的，是黔軍參謀長，江蘇人朱紹良。
　　
　　照說這朱紹良一個土生土長的江南人，實在沒道理跑到鄉旮旯的貴州去當黔軍參謀長的啊！這是咋回事兒呢？咳咳……這個，可就說來話長了。
　　說來這老朱也是號大名鼎鼎的民國風雲人物，未來的國軍一級上將，平生以好酒好詩和老不正經的文人氣質而出名。
　　朱紹良這個傢伙的老不正經有趣到什麼地步呢？咱們不妨講兩個小笑話。
　　
　　後來在四川西南軍政長官任上時（也就差不多是徐鵬舉帶著特務們在川東滿世界抓「挺進報」的時候），身負黨國西南重任的朱紹良，某次受邀參加當地某士紳家的婚宴。
　　本來搞好軍民關係也是軍政長官的重要職責之一，藉機喝上兩杯老酒似也無可厚非——但朱長官這個酒品，卻實在讓人不敢恭維。他痛飲一番之後便形骸放蕩情不自禁，竟然伸手抓住新媳婦的玉手嘮嘮叨叨，說了些很是閨密的閑話（好在此事雖涉風月，卻倒是無關軍國大計，西南國軍幸甚幸甚）。當場把作陪的七十九軍軍長，土木系出名的老實頭兒方靖方軍長給看得目瞪口呆。
　　
　　從西南軍政長官位置上下來后，朱紹良又被派到福建當省主席，這時候正值我王師渡江南討，弔民伐罪，福建眼看就要打仗了。
　　雖說當時天下大勢已定，但畢竟這反動派腦子頑固，還是有極少數自詡忠肝義膽的國軍將士是稀里糊塗的，仍企圖負隅頑抗，在很有責任心地大修工事，到處挖戰壕掏地洞，弄得滿頭大汗。
　　可一回頭看看福州城裡的朱主席，大傢伙兒立馬就泄氣了——都火燒眉毛了，朱主席卻像沒事兒人似的，成日作長夜飲，喝醉了就和親近人等詩酒唱和，談笑之間，意氣自若，整一個史閣部守揚州的作派嘛！
　　「揚州十日」，史閣部多少還守了一天，這福州城朱主席恐怕一天都守不了。
　　
　　最後監軍出身的一二一軍軍長李以劻（李老先生就在這次戰役中當了俘虜，不過可不是因為頑固，而是因為搞錯了），實在看不下去了，便跑去給蔣校長打了個小報告，把朱主席守福州的種種閑情雅緻捅了上去。
　　校長眼看就要把大陸丟光了，那幾天心情正壞著呢，一怒之下便命令正在福建督戰的湯恩伯湯司令，把朱主席請到飛機場，二話不說就給塞上飛機空運台灣了，結果害得老朱只好滿腹鄉愁醉死他鄉。
　　可這老朱雖然只肯喝酒不肯做事兒，但該享受的待遇還就一樣沒少，最後去世了還給追贈個陸軍一級上將，極盡哀榮。

照說這蔣校長平生察察為明，最喜歡愛學習，講政治，有責任心的部下，還尤其愛窮講究軍容風紀，苛刻到了極點，這是天下皆知的事實——可這朱紹良件件優點沒有，渾身上下找不到一點軍人樣，咋就混到國軍上將軍的位置上去了呢？
　　唉，有些事情就是這樣，他閻王做得，你小鬼卻做不得。你不能只看人家成日稀里糊塗喝的酩酊大醉，就心生艷羨——你還得看看搶著給他付酒錢的都有誰。
　　
　　老朱祖籍江蘇武進，出生在福州，早年讀書成績不錯，先入福建陸軍小學，后入南京陸軍中學，因成績優良，被選送日本振武學堂，就在那裡加入了亂黨組織同盟會。
　　可他還沒等到升入士官學校，就偷偷溜回國了——那年不是辛亥了么？國內革命軍和北洋軍正打著呢，急需要軍事人才啊！
　　這時候的朱紹良還年輕，還是很有些抱負，肯任事兒的。於是他就這麼連肄業證都不拿便撒丫子溜了，還順帶拉著個貴州哥們兒，一道回國進了滬軍都督府，老朱任參謀，貴州人當軍務處科員。
　　
　　這時候的滬軍都督是陳其美，他的貴姓就是四大家族裡排名第四的那個「陳」——當年黨國在大陸上唯一一個既不是皇親也不是國戚，既不是舅爺也不是連襟的大股東。
　　陳其美這個名字一般人不熟情有可原，不過他兩個有名望的侄兒陳立夫、陳果夫大家該聽說過吧？
　　如果還不熟，也沒關係。他手下還有一員大將蔣志清先生，後來改名中正，字介石的，可是當過中華民國大總統兼國民黨總裁的人物，今天人盡皆知的台灣問題多一半還得著落到他身上呢……這位您不會還說不熟吧？
　　
　　老朱和他那個貴州哥們兒，就這樣和這幫開創了「蔣家天下陳家黨」的大人物，一塊廝混了兩三年，直到「二次革命」失敗。然後，在走投無路之下又逃回日本重新溫書混文憑，結果還真給他們混進了士官學校——算起來這已經是士官學校中國留學生的第十一期了，和三期的蔡鍔、六期的尹昌衡們比起來，他們正是十足的小字輩。
　　說來這個日本士官學校有點邪門，出大人物專要看期數來的。比如說在歷史上，第三期就專出好造反的革命黨，第六期則專出割據軍閥。
　　這個第十一期也邪門，有點愛出上將軍——總共才十九個學生，卻出了四個上將，就是在那群上將軍的下腳料里，都還能扒拉出至少兩個中將，一個少將。算起來，這上將成材率竟高達百分之二十一。另外，這一期還有個特點，就是貴州人特別多，總共三位，其中有兩個興義人，一個安順人，三分之二是上將。
　　本來這朱紹良，放在民國里就已經算是號大人物了，可不巧的是他那個貴州哥們兒，名頭還要更大些，因為他叫做何應欽。

這何應欽，乃是貴州興義泥凼風波灣人氏，和老朱一樣，也是從小讀書成績好，正兒八經的軍校科班出身——但個人作風上可就好得多了。
　　何總長不喝酒，不抽煙，不好色，不曠工，除了偶爾貪污一下之外，幾乎就是個完人了。而且永遠軍容整潔溫爾文雅，謙恭謹慎樂於助人，整一個中國版的羅伯特•李（註：李將軍為美國南北戰爭時的南方名將，在軍校時以軍容風紀整潔和嚴守規矩著稱）。
　　他從貴州陸軍小學，考到武昌陸軍中學，再以留學考試第一名的好成績被選送到日本振武學堂，然後辛亥年回國參加造反，在滬軍都督府里混到「二次革命」失敗，然後重回日本讀士官學校。
　　
　　這時候在日本士官學校讀書的上將軍，還有一個學炮科的貴州安順人谷正倫，一個學輜重的湖南長沙人賀耀組——這兩位除了辛亥年回國造反時，是去南京投的黃興以外，其他經歷與前面兩位大抵相似。
　　到1916年秋，這幾位老兄終於修行圓滿，可以從士官學校畢業了。可放眼國內，護國戰爭剛剛打完，老袁留下的爛攤子正在收拾中，此刻正是風雲變幻莫測，他們也不由得深感前路迷茫——雖說北洋政府正等著接收他們，可他們又怎麼會瞧得上北洋這個一塌糊塗的爛攤子呢？
　　正在這時候，一個貴州興義老鄉，混早稻田大學的劉燧昌突然從地底下冒了出來。
　　
　　小劉同學很有誠意地提出了一個建議，希望這幾位士官高材生能夠屈尊回貴州去幫他爸爸辦新軍——也是無巧不成書，他爸爸，就是前面多次提到過的「貴州王」劉顯世先生。
　　何應欽和谷正倫，李毓華兩個貴州老鄉琢磨琢磨，覺得與其去投北洋，還不如回貴州參加護國黔軍更有前途些——護國戰爭剛在當年夏天結束，這時候的滇、黔軍正是風光無限，廣告效應頗佳，對這群有上進心的年輕人還是很有誘惑力的。
　　既然對方開出的待遇尚可，又表現得如此求賢若渴，而且還是故鄉桑梓之地，那先去混上幾年又有什麼不好呢？於是這幫貴州人計議已定，便啟程回了貴州。
　　臨走時，貴州人還順便捎帶上了幾個同學——也不願服從北洋步軍統領衙門統一分配的江蘇武進人朱紹良、直隸順天人張春圃、雲南大理人王純祖這幾位仁兄。

說實話，這江蘇人朱紹良對去貴州打工本來是有點三心二意的——就是今天，你要拉個江蘇籍的留日學生去貴州某個民營企業打工，還要費不少唇舌呢，更何況是當年？
　　老朱他原本是打算把兄弟們拉到自己老家江蘇去投軍，但最後不知怎麼地，他自己卻被這幫來自西南的兄弟們給說服了——何應欽、谷正倫到底是怎麼舌燦蓮花，才把這個江蘇人騙到貴州去的，咱們不得而知。不過貴州出產的好酒，對朱紹良這樣一個超級酒鬼來說，絕對是有誘惑力的。
　　也虧得這樣，將來才會有人替他老朱的成日爛醉付酒錢，打圓場。須知道，這時候要去了江蘇，就只能投北洋軍馮國璋、齊燮元這幫人——那非但沒有前途，搞不好將來還要當漢奸的。
　　就這樣，朱紹良跟著何應欽這幫人走上了革命道路，毅然決然地跑到貴州喝茅台去了。
　　
　　當然了，從軍絕不僅僅意味著有茅台酒喝，打仗才是永恆的話題。這不，劉湘已經殺到家門口來了，嗜酒如命的老朱也只好放下茅台酒瓶，部署隊伍廝殺一番。
　　這時候朱紹良手裡，只有一個團的兵力，他只得向就近的瀘州滇軍趙又新部求援，趙又新派出金漢鼎率第四混成旅救援重慶。不過劉湘、余際唐在跌番苦戰之後，也已筋疲力盡，不待滇、黔援軍靠攏便撤退了。
　　朱紹良因此僥倖逃過一劫。
　　
　　這時候，戰場上傳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深受趙又新器重的滇軍將領，身任第二軍參謀長兼團長的楊森，突然在安岳投靠了川軍劉湘部，並立刻被熊克武委任為混成旅旅長。
　　這事兒說來還真不能怪楊森不仗義，多一半得埋怨雲南人的地方山頭主義太嚴重。
　　楊森，字子惠，四川廣安龍台寺人，小平同志的前輩老鄉，1882年生人。楊森早年就讀於廣安紫荇書院，那時候張瀾正在該書院執教；後來他又考入順慶府的聯合中學，張瀾又是該校的校長，因而楊森與張瀾兩人的淵源頗深。
　　和想象中那些粗魯的軍閥頭子不同，這位讀過書院和中學堂的楊森，在當時也大可算得是個洋秀才了。可既然科舉無望，楊森也只好另謀出路，和尹昌衡一樣，他也選擇了從軍的道路。
　　
　　1906年，楊森從聯中畢業后，適逢錫良總督擴建新軍，急需大批中下級官佐，開辦了專門培養軍士的弁目隊，受過中學教育的楊森輕而易舉便考進了弁目隊。
　　到1907年，朝廷為了培養下級軍官，又在弁目隊中挑選了兩、三百學生，成立了四川高等軍事講習所，這其中又有高材生楊森一個。1908年，繼任川督的趙爾巽，又將該講習所改為四川陸軍速成學堂，於是楊森又成了速成學堂的學生——這幫速成學生可不簡單，楊森的同學放眼一看，都是些劉湘、鮮英、唐式遵、潘文華、王纘緒之流的人物。
　　這六個人中，可就有五個國軍上將，外加一個民盟中執委呢

1909年楊森從速成學堂畢業后，被分配到新軍十七鎮當見習排長，一年後就被提升為連長。四川獨立后，隨著川軍的大擴編，楊森也升為營長，屬第一師張邦本團建制。
　　此後，楊森的老師張瀾被北洋政府任命為川北宣慰使，於是他便向尹昌衡要來楊森這個營作他的衛隊，一同進駐順慶。
　　說來這楊森當然樂意跟隨張老師去順慶，可他的團長張邦本卻不樂意了——誰也不喜歡自己的部隊被人家分割得支離破碎不是？
　　張團長非要調楊森這個營歸還建制，他忙活半天，總算找領導要到了調令。可是這個調令一發到順慶就沒了蹤影——因為手頭缺人的張瀾隨手就把它扣下了，楊森根本就沒有看到。
　　
　　張邦本原本就不大喜歡楊森，現在就更認定他不服從命令了，惱羞成怒之下決定使陰招。他以協助楊森管理部隊為名，派來了一位上尉差遣來搗亂。這位老兄是誰呢？正是楊森速成學堂的同學，後來大名鼎鼎的劉湘先生。
　　劉湘明裡是來協助楊森的，可暗地裡卻在楊森分駐順慶、岳池、鄰水的三個連隊里到處活動，和唐式遵、楊國楨這幾個連長套交情，講價錢，大挖楊森的牆腳，最後硬是把老同學手下四分之三的隊伍給拉走了。
　　大部分隊伍被拉走後，張邦本便立即以楊森違抗命令為由，報請師長周駿將其撤職，另任劉湘為營長。楊森走投無路，只好解散了還跟在他身邊的那個連，將槍械分給廣安、保寧、岳池三縣團防，又把老婆兒女送回廣安老家，自己便孤身跑成都找工作去了。
　　
　　說來那年頭科班出身的軍事人才還真是吃香，楊森到成都時，正巧碰上靠收羅舊巡防軍起家的第三師要辦軍士隊，便稀里糊塗地把有抗命案底的楊森給招了進去，任教育長。可不知怎麼的，這事兒卻給周駿知道了，他便要求第三師師長孫兆鸞把楊森交給他處理——說是楊森在當營長時，有盜賣槍支和吃空額的嚴重罪行。
　　孫師長是個好人，看老實巴交的楊森實在可憐，不忍心把他交出去送死。便私下裡送了他一筆路費，讓其自謀生路去。楊森又一次走投無路，只好暫時在成都南門外的一家雞毛店裡棲身，當時可真是說不盡的凄涼感嘆哪！
　　
　　楊森在雞毛店裡思來想去，忽然想起還有條門路——正在川督胡景伊手下當模範團團長的王陵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靈官」了！這王陵基當年從日本東斌學堂留學回來，曾在速成學堂里當過一段時間的日文翻譯和分隊長，說來和楊森也有師生關係。
　　這個一輩子不會擠牙膏的王靈官，雖然在近代史上名聲很壞（也沒法兒不壞。此公不但鐵桿反共，而且早年還在上海灘因為搶小姐爭風吃醋，賞過還沒混出頭的蔣介石先生一記耳光，所以兩岸的烏鴉們都不肯浪費筆墨替他說好話，自然諸惡歸焉——後來到了功德林，患上了老年痴獃的王靈官，便每每把這當成自己歷史上反蔣的實際行動拿出來炫耀。不過人家也確實值得炫耀：想那偌大的功德林里也算是將星閃耀了，但被蔣校長扇過耳光的窩囊廢不少，反扇過蔣校長耳光的能有幾個？就憑這一點，人家老王還是很有些鶴立雞群，意氣風發的），但在當時倒還算講義氣，便收留了惶惶如喪家之犬的楊森。

接著就是「二次革命」，熊克武的第五師在重慶起義，王陵基受命征討，便帶著楊森出戰了。
　　可這楊森也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王陵基所部一到合川，他便開了小差，跑到重慶投奔熊克武，一塊兒反袁去了——大概也是他在舊川軍中呆得實在太壓抑，有一種抑制不住的跳槽衝動吧！
　　但這時可憐的熊克武，兵力實在太弱，枉自麾下還有位將來號稱「戰神」的劉伯承排長，卻終究沒能頂住舊川軍四個師，再加上周邊各省軍隊的聯合「會剿」。
　　於是這年9月17日，滇軍黃毓成、川軍王陵基部攻入重慶城，熊克武垮台，倒霉的楊森就當了滇軍的俘虜。
　　率領滇軍攻渝的黃司令點驗俘虜兵，下令是軍官的出列五步……俘虜們戰戰兢兢，只有一個不怕死的站了出來，大聲報告道：「報告司令官，我是少校營長楊森！」黃毓成見他精明強悍又有膽識，很是喜歡，便將其帶回司令部，任為副官，楊森就這樣加入了滇軍。
　　不久滇軍退兵，楊森也只得跟著黃毓成回了雲南。而這時候，從楊森手裡搶走部隊的劉湘，都已經當上團長了，而他還只是個俘虜兵！
　　
　　在接下來的一兩年裡，因為老袁還沒有想起要當皇帝，所以天下太平。黃毓成也無兵可帶，便在昆明附近的安寧修別墅，建溫泉旅館，派正在他手下吃閑飯的楊森前往督工。
　　楊森督工之餘，便在黃司令的朋友劉柱卿家喝茶，劉家很喜歡這個聰明勤快的小夥子，又見他單身，便將大女兒劉谷芳許配給了他。寄人籬下的楊森也就隨遇而安，在茶館里安家了。
　　於是，那兩年我們便經常能看見未來的楊上將拎著把大茶壺，在雲南小鎮的茶館里續水擦桌子，服務態度還相當不錯——可惜那幫茶客們不出息，遠沒有《茶館》里唐鐵嘴那樣的自娛精神。枉自堂堂一位國軍上將，一方諸侯給他們沏茶，卻愣是沒人說出「大英帝國的煙,日本的『白面兒』,兩個強國侍候著我一個人,這點兒福氣還小嗎」這樣的得意話來。
　　
　　為了賺錢養家，楊森也夥同一些軍人倒賣雲南的土特產鴉片，自己也因此染上了吸食鴉片的嗜好——那年頭，大家可不像現在這樣提到「毒品」就為之色變，充其量就是拿它當一種特殊的貨物罷了，便是抽上兩口也不是什麼罪過。
　　楊森也很勤儉，有時候去昆明辦貨，往返一百四十華里，也是當天便回，從不在昆明住宿——這也是值得交代一番的，因為他後來三天五百里強行軍偷襲瀘州的本事，大概就是在這時候練出來的。
　　可是太平日子很短暫，護國戰爭隨即爆發，楊森終老於滇南小茶館的夢想也破滅了。
　　
　　1916年初護國軍興，黃毓成受命出征兩廣，想想帶著四川人楊森也是浪費，於是便把這張活地圖借給了好朋友，擔任進川任務的梯團長趙又新。趙又新此刻正差熟悉川情的嚮導呢，便立刻委他為中校參謀。
　　可從此就麻煩不斷了，誰叫他楊森是個四川人，而滇軍又正在和川軍打仗呢！
　　但人家朱德不一樣是四川人嗎，不也混得好好的？
　　可這其實就不是一碼事兒。
　　雖然同為四川人，但楊森和朱德在滇軍中的地位是有天壤之別的。
　　朱德雖然籍貫是四川儀隴，但人家可是堂堂的雲南講武堂尖子班出身，和一眾滇軍將校都有師生同學關係，又參加過雲南「重九」獨立，是從排長一直帶兵打仗打出來的團長、旅長，在滇軍中正是十足的元老嫡系，所以這一干排外的雲南人，並不拿他當外人看。
　　但楊森就大不同了，這傢伙一個四川俘虜兵出身，在滇軍中素無淵源，只不過碰巧得了幾位大老的賞識，便青雲直上，搶了雲南人的飯碗，這怎麼了得？因而看不慣他的人就特多。

所以這位沒有根底的楊參謀長，雖然很得長官的賞識，但一直只能做個幕僚長打打雜。
　　好不容易等到護國之役中，瀘州城外的月亮岩、藍田壩之戰，因為滇軍第三支隊董鴻勛（雲南講武堂特別班畢業生第二名，剛好被楊蓁壓過一頭）部失機，導致起義的川軍陳禮門部為北洋軍吳佩孚、川軍熊祥生兩旅擊敗，陳禮門憤而自殺。董鴻勛也因此被撤職，接替他當第三支隊長的就是朱德。
　　朱老總是個很仗義的人，當上這個相當於團長的支隊長后，便向上級要求，希望委任自己老鄉楊森為營長（這兩人關係還不錯，拜過把子，直到長征中還通信講交情呢，可給糧彈兩缺的紅一方面軍省了不少子彈）。可楊森雖然很想當營長，但也知道自己在滇軍中沒有資歷，帶不動這些老部隊，最終只好作罷。
　　儘管沒有實際帶兵，但作為熟悉地方情形的嚮導，楊森在護國之役中還是很立了些戰功，因此深得趙又新的賞識。在隨後的四川護法戰爭中，趙又新部被編為靖國第二軍，他便提拔楊森為軍參謀長。后又趁敘府城防司令楊傑暫時離任之機，委任楊森兼任敘府城防司令。
　　
　　一個俘虜兵，居然搶了滇軍元老楊傑的司令位置，這還了得？
　　等到楊傑回來，臉上就立馬掛不住了。
　　說來這楊傑也是個不得了的人物，他是民國時代具有國際知名度的著名軍事家，掛上將軍銜。但這人有點恃才傲物的小毛病，總愛把一些本來無關緊要的事情做得很絕——比如說以好脾氣著稱的何應欽，一輩子最恨的三個人中就有他楊傑一個。
　　為啥呢？因為楊傑瞧不起何總長，還不分場合地到處罵人家是飯桶奴才！雖說「飯桶奴才」這四個字，倒也不算辱沒了一輩子含垢忍辱當小媳婦的何總長，但這種黨國機密，總不好到處泄漏的吧？
　　這回被楊森搶了司令，睚眥必報的楊傑自然不肯善罷甘休。他不動聲色，卻暗中監視著楊森，某日盯准了楊森在家裡過大煙癮時，便派他手下的營長周永鈞帶了十幾個人衝進屋去搞突然襲擊，把稀里糊塗的楊森逮了起來，繳獲了他的煙具，還揚言要讓這位敘府城防楊司令自端煙具，在敘府大街上遊街示眾……
　　楊森這時候真是羞愧得連想死的心都有了。
　　最後虧得楊森的老東家黃毓成出面干涉，楊傑才勉強罷手。可楊森這城防司令自然也當不下去了，他只好又灰溜溜地回到趙又新那裡，重頭再當參謀長。不過也算是因禍得福，此事後，他便下狠心戒掉了鴉片癮。
　　
　　卻說那第二軍軍長趙又新，他自己就是個大煙鬼，成日間都在煙榻上辦公的，所以當時聽說此事後，不過是哈哈一笑了之，對楊森這個煙友的信任反倒又增了幾分。
　　但在接下來在滇軍慘敗的瀘州之戰中，楊森又出了問題。
　　滇軍楊如軒團守瀘州外圍的五頂峰、學士山高地，在一次戰鬥中佔了上風，正意氣風發地準備消滅一部分川軍。可偏偏在前線幫忙的楊森想出風頭，自告奮勇非要去勸降……
　　但過不多久，楊森便灰頭土臉地跑回來報告勸降失敗——更巧的是，他前腳剛到，劉存厚的反擊部隊就悄悄摸到了滇軍陣地上。結果楊如軒猝不及防，丟了陣地。
　　瞧楊如軒給這楊森幫倒忙害的！
　　於是惱羞成怒的楊如軒，回頭就向軍長趙又新控告楊森通敵叛變，貽誤戰機——楊森這會兒是不是就通敵叛變了，還值得商榷，但幫倒忙貽誤戰機卻是實情。
　　可護短的趙又新非但不予追究，還將一個新編的混成團交給楊森統帶。而楊森也不負所託，隨後就在滇軍的大反攻中擊敗了川軍名將賴心輝的部隊，從而獲得了能戰的勇名。
　　所以後來楊如軒一看見楊森就分外眼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