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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策二十:社會福利制度和新中間路線
I 二十世紀最大的教訓:理想主義之幻滅
理想,本來是人類社會一個非常神聖的詞語,每個人從小都會有內心憧憬的夢想和理想,有的人為了實現童年的理想百折不撓,有的人隨著年齡的增長明白了兒時的理想難以實現,因此變得現實主義起來,但是無論怎樣,每個人回憶起童年暢談理想的時代都會有一種溫馨的感覺。有些偉大的政治家的理想也激勵了無數人為一個正義的目標而奮鬥, 馬丁·路德·金的一句演說詞「我有一個夢」,就激勵了多少美國人為建立一個沒有種族歧視的平權社會而奮鬥。
本來,理想和理想主義是一件好事,它象徵了人類社會對未來的展望和不懈追求,但是二十世紀人類充滿希望和痛苦的歷史卻給今天的我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教訓:理想固然是人類應當抱有的追求,但是任何追求都必需有一個界限,超過了一定的界限就可能走向反面並給人類社會帶來始料未及的後果。這其間我們必須承認人類是有限的,在浩瀚的宇宙間和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我們所知所求都是非常有限和不足的,人類是渺小的和脆弱的,人類是常常會犯錯誤的,因此我對「人定勝天」這句話有很大的疑慮,無論我們有什麼樣的信仰,我們都應該對人類社會、世界和宇宙抱有一定的尊重和敬畏,我們所知何其有限,終其一生我們都在上下而求索,終其一生我們所知道和明了的知識在永恆的宇宙秩序面前都僅僅是滄海一粟而已。所以我對關於終極目標的討論也有相當的保留,這並不表示我反對追求理想,我覺得人類有理想是好事情,而且也應該有對未來的展望、規劃和憧憬,但是我反對動不動就來為人類社會假設一個終極目標,然後不惜一切代價要往這個設想的終極目標發展。我也反對為人類社會訂立一個千年或是萬年計劃,認為人類社會一定會怎樣怎樣,一定要怎樣怎樣,為了這樣的目標可以不惜犧牲一切代價等等。我想,這就等於把人類放在了神或是造物主的位置上,認為我們可以穿透古今,完成一個幾十代以後的終極目標,或者把人類社會的制度構建放在一個超驗層次的構建上,像是預言家或是先知一樣,預言人類社會的終極方向。對於這樣的觀點我往往會敬而遠之,對其預測保持懷疑態度, 而這樣的懷疑態度是建立在理性科學判斷上的。作為一名人文科學工作者,我更相信經驗層次的判斷、科學研究手段和數據分析,我只相信在這個基礎上的合理預測和推理,因此要談未來20年的發展我覺得是可能的,如果要談未來100年或是1000年的發展,那我只能說一聲抱歉,那已經遠遠超出我的認知範圍之外。
20世紀人類社會最大的教訓就是:把人類正常的理想主義上升成為一種意識形態,一種狂熱的思潮,一種激進的、否定人類社會一切現存基礎的對終極目標的追求,就可能給人類社會帶來災難。本來,對平等的追求是人類社會的高尚理想,但是對平等理想的非理性拔高就可能形成反生產力的平均主義,讓大家實現了形式上所謂的平等,卻失去了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和競爭,最後形成大家一起平均窮困的局面;本來人類對天下為公的追求是非常進步和正面的,但是如果把人類對社會目標和公心的追求非理性地拔高為一種意識形態,要求大家完全大公無私,或是狠斗私字一閃念的時候,這樣的理想就會走向反面,因為對私心和個人利益的完全磨滅和忽視會嚴重挫傷工作熱情並導致生產效率的大幅度衰退,革命的意識形態固然可以激勵人於一時,但是持續地對個人正當權益的忽視最終會導致生產力的下降;本來對經濟發展的計劃安排作為對原始積累時期資本主義弊端的矯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把一種經濟手段的運用非理性地拔高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和制度安排的話,就會嚴重窒息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動力,並且會嚴重束縛生產力的發展,計劃經濟的失敗給了我們很多教訓和啟示,那就是用一種國家大包大攬、完全取消市場機制、價格信號和供需關係的機制來發展經濟,可以在特定的時代動用國家整體資源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忽略了千變萬化的市場機制和消費者需求、並且無視價值規律的運行,最終會給經濟發展帶來災難般的後果。蘇俄的十月革命是人類從理想主義到意識形態的急劇上升,其所推動的價值基礎最初多是正面的,比如人人平等、反對剝削、世界大同,但是從善意的理想主義上升到狂熱激進的意識形態僅僅是一步之遙,如果人人平等演變成平均主義的話,如果反對剝削演變成階級鬥爭和階級消滅的話,如果世界大同被世界革命所取代的話,一些讓這些理想的創始人完全無法預料的後果就會產生了。相信我們今天聽到這樣的言語依然會心有餘悸,這實際上就是非理性地追捧意識形態的結果。蘇俄的革命家列寧自己也曾經說過:真理與謬誤僅僅一步之遙,但是在蘇聯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嚴酷的政治迫害讓蘇聯僅僅在1936年到1937年的肅反期間就有上百萬人死於大清洗,而在1970年代柬埔寨紅色高棉統治期間,一百多萬柬埔寨人死於飢餓、勞累、政治改造和迫害,這佔了當時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這幾乎是人類現代史上駭人聽聞的事件。殘酷的歷史進程和變遷告訴我們:僅僅依靠理想主義,而忽略了人性的弱點和缺點,忽略了人類社會的複雜性,善花也會結出惡果來,甚至是從善花開始,結出前所未有的惡果。本來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是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家的美好理想,但是忽略了人類社會本身的權力結構、權力基礎和人性對權力的非理性角逐,沒有同時實現人類權力制度的約束和權力公有化,就會形成經濟制度公有和權力制度私有的局面,如果權力再被一位領袖極人物完全壟斷的話,就會形成一種為所欲為和無法無天的局面。如果領袖人物利用這種舉國一體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度來「改造」該國和推動所謂世界革命的話,其帶來的嚴重後果甚至會超過人類社會其它任何制度形態。畢竟在生產資料私有的社會裡,國家受制於所有制關係不可能調動全國生產力量形成舉國體制的局面。不加約束的私有權力加上完全公有的經濟制度被實踐證明是有嚴重缺陷的,而這一切的產生都和人類20世紀對理想主義,特別是對產權制度和無階級社會的革命性追求有很大關聯。
對理想主義的意識形態化的反思遠遠不僅限於對蘇聯和東歐國家共產主義制度實踐的反思,也會擴展到對西方國家理想主義非理性上揚的反思。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相對不太壞的一種制度,但是必需有一定的歷史、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等基礎條件相積累和搭配,筆者在前面幾篇崛起策的討論中已經多次提及。如果把人類社會的一種政治制度完全美化成為一種普世模式,並致力於全球輸出,甚至在受阻時採取暴力輸出的方式,這也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盧安達在民主化之後發生的兩大種族衝突的悲劇並在短時間裡導致100萬以上的平民慘遭屠殺,南斯拉夫在1990年代巨變后發生的國家一再分裂和民族仇殺的悲劇讓整個巴爾幹半島重新處於嚴重的碎片化狀態,這一切雖然不能完全歸結到民主制度上去,但是那種不顧各國複雜的歷史文化傳統而自以為是地認為民主制度包治百病、或是美國模式適用天下的理想主義要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二十世紀的政治實踐讓人對理想主義這個本來具有正面含義的詞語感到了一絲絲恐懼,其實並不是人類追求理想有什麼不對,關鍵在於對理想的意識形態改造可能讓好的理想完全走樣,形成善花惡果的局面。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與其說我們要遠離理想主義,毋寧說我們應該遠離狂熱激進的意識形態和極端思潮。人類回歸理性和中道才是我們最應該追求的。
II 另類意識形態的神話—— 新自由主義的濫觴
人類社會就是這樣奇妙,當一種意識形態化的理想主義終結后,另外一種神話卻可能同時泛濫起來。當今世界看起來仍然是左右思想共存和平衡的世界,但是實際上左派的思想處於明顯劣勢。儘管許多國家仍然存在社會政黨和共產黨,許多國家的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方興未艾,但是,從國家層面的角度來看,左派的思想的確是勢微了。一是由於過去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問題讓各國左派運動陷入低潮;二是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讓西方陣營數十年的對手改旗易幟,冷戰的結束標誌著人類社會新時代的來臨;三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改革,印度告別尼赫魯主義和甘地主義進入世界市場,越南的市場經濟改革,使得左派思想在全球範圍內失去了旗手國家。在國家層面上左派勢微的局面導致了二戰以後左右相對平衡的局面被打破,當左的一邊的激進思想被絕大多數國家拋棄后,右的方面的激進思想和神話就宣告產生了,另外一種話語權和解釋權開始企圖控制全世界,新的理想主義意識形態應運而生。
二戰後歐美國家普遍經歷了社會福利制度的擴張,資本主義受到社會思潮的改良發展出了現代的福利國家。儘管有多種原因可以解釋二戰後福利資本主義的建立和發展,但是一個不可否認的原因是,冷戰時代東西兩大集團的對峙使得資本主義國家產生了社會改良的緊迫感,不建立普遍的社會福利制度資本主義就可能在內部危機和外部威脅中解體。1980年代隨著右派的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執政,右派的自由競爭思想重新贏得了話語權,二戰後的社會福利國家受到了右派思想的挑戰。右派在英美兩國的重新崛起是對社會福利國家發展趨勢的一種反動,在這以後強調市場競爭和個人奮鬥的思想伴隨著全球化的浪潮逐步成為主導性話語。里根和撒切爾的右派思想和理念在1989年通過華盛頓共識的形式表現出來,華盛頓共識著眼於利用英美等國的發展經驗為全世界發展中國家提供所謂的現代化樣板模式,其基本政策和核心理念是:開放國內市場、消除貿易保護和貿易壁壘、去管制化、 自由貿易、促進市場競爭、貨幣匯率靈活化、建立浮動匯率、削減稅收、削減國家公共支出、削減社會福利項目、全面私有化、開放國內金融市場等等。華盛頓共識基本上代表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由於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普遍吸取了原始資本主義的教訓,放棄了曼徹斯特資本主義的模式,建立了全面的現代社會福利制度,北歐建立了社會福利國家,德國也發展出了社會市場經濟,資本的權力受到了很大的約束,完全的自由市場競爭模式被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拋棄,資本主義制度出現了人性化、文明化的傾向。勞動保護和社會保險制度的全面建立使得單純的市場自由競爭的思想不再成為主流。雖然歐美國家仍然採取的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模式,但是國家大量介入市場失靈和失敗的地方,提供和組織大量的公共社會項目和社會福利制度。在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歐美國家提高了稅收和社會保險費率,為建立社會福利制度提供了全面的財政基礎。而華盛頓共識的出現代表了自由主義思想改頭換面以新的形式出現在人類歷史舞台上,並開始角逐主流話語權。因為這是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共產主義日漸勢微和全球化席捲世界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因此這樣的自由競爭思想被稱為新自由主義。但是其基本思想核心和過去的自由競爭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要盡量削弱國家的力量、國家干預市場的力度、國家的公共支出幅度和國家再分配製度的規模。市場自由主義者醉心的是建立「守夜人」式的國家,就是要讓國家的功能僅僅限制在國防、外交、公共安全等基礎領域,除此之外國家什麼都不用做,這就好像是晚上的守夜人一樣,只要保證了最基本的社會秩序,那麼國家就沒有任何義務介入其它領域。新自由主義者在社會福利制度已經大幅度擴展和社會觀念及社會人權思想深入人心的今天,已經無法完全倒退到原始資本主義的階段和國家無所作為的時期,因此他們不再宣揚廢除社會福利制度的思想,而是改頭換面地要求改革社會福利制度,儘力減少社會福利制度和削減社會福利支出,讓國家儘可能退出社會公共項目的領域,讓市場接管國家的許多基本職能,比如讓市場以產品的形式提供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鼓吹私有化一切領域,包括用水、電氣、能源領域、通訊領域、教育系統和社會福利制度等等。
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全面興盛和重新崛起以及華盛頓共識的出現代表了全球意識形態領域的右擺,資本主義從戰後的「劫富濟貧」的階段又重新出現了向「劫貧濟富」方向發展的趨勢。左派的計劃經濟和中央極權的理想主義和意識形態破滅了,在全球淪為邊緣思想,右派的市場神話在封存了很久以後又重新出山,形成了改頭換面后的「新」理想主義。這裡可以從美籍日裔歷史學家福山在1992年《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一書中對資本主義熱情的謳歌可以看得出來,此君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和意識形態的亢奮宣揚美國的自由市場民主模式已經在全球取得決定性勝利,從此地球上的任何國家都必須朝向美國模式發展,他進一步以宗教般的虔信宣稱人類歷史發展已經達到頂峰,而且進入了歷史終結階段,美國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是不可超越的,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主動向美國模式靠攏。這樣的話語非常類似左派對終極目標的描述。不同的是,左派宣稱人類社會要實現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終極目標還要假以時日,起碼還要等100年或是幾百年,至少也是要到本世紀末才有希望,而右派的理想主義者認為全球大同已經實現了,美國目標就是全球目標,美國模式就是全球模式,美國夢就是全球夢。左派和右派理想主義者觀點完全相反,南轅北轍,但是雙方的思維方式卻是驚人的一致,那就是神聖化人類的某些主義和理想,認為這就是人類的終極目標,為了這個偉大目標大家要不惜一切代價以宗教般的狂熱去達到這個目的。而市場至上主義和市場神話早就在資本主義初期被證明是行不通的,即使是資本主義天堂的美國也不可能完全倒退到曼徹斯特資本主義時代,如果是那樣的話,美國一定會陷入貧困急劇增加的社會動蕩和社會內亂中。但是新自由主義者偏偏要熱捧華盛頓共識,全面炒作華盛頓共識,炒作得好像只有按照華盛頓共識改革才能實現現代化不可。事實證明,後進國家完全按照新自由主義路線改革是走進陷阱,俄羅斯、智利、阿根廷、菲律賓以及東歐一些國家是全球最嚴格按照新自由主義方向改革的樣板國家,而這些國家都先後經歷過嚴峻的經濟危機、貨幣貶值、金融風暴和社會體系崩潰等動蕩不安的時期。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國家採取華盛頓共識的改革后,貧困人口都大量增加,社會矛盾急劇尖銳,民族產業普遍被跨國公司特別是美國公司控制,國內經濟產業出現了寡頭壟斷的現象,許多國家發生過金融體系的崩潰。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實踐再次顯示,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和社會理念都不是完美的,都需要有不同思想的平衡與中和,無論是採取極左的理想主義,還是採取極右的理想主義,都是非常不可取的。只有在左右思想的平衡中,採取現實主義的態度,隨著時代的發展進行微調才是最為理性的決策行為。人類的社會政治理念和政策制定一定要告別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意識形態、終極目標和某種彌賽亞般的宗教情緒,走中間道路,才是正道。如果人類社會總是在左和右之間進行激烈地搖晃和擺動,動不動就擺出理想主義的狂熱,那麼我們就不可避免還要經歷更多的動蕩和災難。
III 公共產品
市場機製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手段的確顯示了其優越性和合理性,尤其是在以前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民眾感覺尤其明顯。從商品短缺,物資匱乏,到商品豐富,市場繁榮,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能最深刻地體會到體制轉軌帶來的滄桑巨變。其實市場機制的動力說到底就是一個「私」字,由於假定了「芸芸眾生,皆為利來」,於是乎按照亞當·斯密的觀點,如果每個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會在總量上促進社會生產的極大發展和資源有效配置。如果對市場機制能夠有一個理性的認識的話,我們會認識到市場經濟有極大的優勢,但是也有天然的缺陷。由於每個人在本質上都是在追求個體的利益,那麼一些公共項目的產品和公益目的的產品該有誰來生產?在市場競爭中失敗的公民,或是無力參加市場競爭的窮人該怎麼辦?我們是否要建立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社會,也採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方法,對於市場經濟下的弱勢群體放任自流,任其自生自滅?我想,在二十一世紀人類文明的今天絕大多數人都會說我們不要這麼一個殘酷的弱肉強食的社會,我們需要一個充滿活力和競爭力的市場機制,我們也需要國家投入到公共項目、社會福利和公益事業中,我們也需要節制資本的無限擴張,鼓勵公民自由結社,形成國家、市場和社會相互平衡的局面。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市場主義的神話帶來的危害性。這又回到剛才的話題,把人類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和機制理想主義到神話的地步,都是危險的。新自由主義主張削弱國家的力量,讓國家降到最小化的程度,同時實現市場最大化,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私有化就是最重要的手段。本來私有化並不一定意味著是壞事,在許多國家進行通訊和郵政領域的私有化后,民眾都會發現通訊費用在市場競爭條件下實現了大幅度下降,而以前壟斷的通訊巨頭也被迫改善服務質量,吸引顧客,消費者能夠明顯感覺到競爭帶來的有利於自身的好處。「顧客是上帝」第一次成為可能,因為大家可以貨比三家了。但是私有化的驅動力始終在於「盈利」和「利潤」,實現成本和銷售額的核算始終是一切私營企業的出發點,如果把私有化擴展到所有領域,則會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結果。美國在2005年新奧爾良發生的颶風事件中,防衛海水的大壩潰然決堤,全球的電視觀眾得以目睹這個超級大國的另外一面,貧富差距兩極分化,公共設施嚴重不足,救援行動和調度混亂無序, 那些貧困階層的美國人數日等待救援的悲慘景象讓我們今天仍然記憶尤新。但是新奧爾良悲劇的重要原因是,國家把本來應該由自己完成的公共設施的建設 — 防洪大堤交給了私營企業,私營企業為了謀取利益,在離海水很近很危險的區域破壞了大片海邊灘塗, 建立了繁華的商業區、舞廳和酒吧,甚至房地產商還建立了便宜的民宅,吸引窮困的老百姓來居住, 這些短視的商業行為使得城市在海潮和洪水面前缺乏必要的緩衝。而最應該完成的事 — 修繕年久失修的防洪大堤卻沒有人來完成。我的一位德國朋友在1970年代曾經乘海輪去過新奧爾良,那時侯他就發現大壩問題和漏洞很多,存在著決堤和全城被合圍的危險(新奧爾良地勢非常低),而新奧爾良市的居民也完全知道這個危險,在那個時代大家就在談論可能發生的大壩崩潰的危險,一直到2005年,終於發生了早已意料到的慘劇。開發商在風暴來臨之前早就逃之夭夭,剩下的最低階層的老百姓就承擔了最可怕的惡果。新奧爾良慘劇提醒我們去思考,什麼是可以私有化的領域,什麼是不能私有化的領域。美國國內最近又開始討論監獄和法院私有化的問題,我們不得不問,這些領域也可以私有化嗎?
這裡我們必須引進一個概念,那就是公共產品。公共產品定義了那麼一些產品,由於其消費不僅為個體帶來了利益,從整體來看,也為國民經濟和整個國家的宏觀發展帶來了正面效用。公共產品還包括那麼一些產品,由於其稀缺性和公共性必須由國家來生產,而這些產品的消費也會帶來整體經濟效應。一個例子是教育和醫療,這兩個項目都是屬於典型的公共產品,應該由國家的財政收入來提供。教育的重要性不僅在於每個學生在課堂上所學到的知識,和這之後由於知識積累為個人事業成功創造了重要條件,教育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其「額外效應」,也就是教育為整體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合格的人力資源,這樣的人力資源恰恰是一個現代化社會最需要的。醫療的道理也是同樣的,醫療的確是每個公民個體的事情,但是卻絕不僅僅限於個人領域,因為醫療公共事業的發展為整個國民經濟提供了健康的國民、生產者和消費者,為國家長遠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從國家宏觀的角度來看,良好的醫療條件和公共教育制度是一個國家經濟起飛最基本的條件,因為這樣的制度培育了人力資本,而這樣的人力資本可以被市場機制有效地運用和整合到國民經濟發展中去,形成經濟奇迹和經濟繁榮的局面。因此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制度是典型的公共產品,具有強烈的利他、利集體和利國效應,具有強烈的公益性和經濟加乘效應,因此生產這類公共產品的主體角色只能是國家。因為在這些領域裡的主導原則應該是非盈利性、非功利性的原則,如果把這類產品交給市場和私營企業和機構,那麼這些私營機構必須按照成本和利潤的原則來進行核算,這必將損害這些產品的公益性質,讓許多貧困人口因為缺乏足夠的貨幣無法購買到醫療產品和教育產品。這裡可以看到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危害性:本來市場經濟是一種資源配置比較有效的方式,但是市場不能取代國家的功能,更不能將明顯是屬於公共利益和國民整體利益的產品交給市場,這種將市場經濟非理性上揚到主宰一切的市場萬能模式的後果是讓貧困人口大幅度上升,社會分配的不公正程度以爆發性速度增長,人力資本的培育受到嚴重損害,越來越多的公民既不會讀也不會寫,越來越多的公民因為醫療費用昂貴看不起病因而無法成為健康的生產者甚至過早的死亡,其結果是損害了一個國家長期可持續性發展,嚴重挫傷了國內消費,最終結果是國內市場和消費能力始終培育不起來,形成經濟衰退和失敗國家的局面。因此新自由主義者在全球推行的私有化浪潮,希望不加區別地私有化一切領域,希望把教育、醫療和養老金當作一種市場產品來銷售,其最後的結果不僅僅是在一個國家內部引起了貧窮上升和消費衰退的問題,而且勢必將引起全球消費衰退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窮人越來越多,而且他們必須進行越來越多的儲蓄來為子女念書、可能的疾病、退休后的生活而未雨綢繆,這勢必將大幅度削弱民眾的消費能力。新自由主義者無非是代表了全球資本和跨國企業的利益,希望不顧一切地削弱國家公共支出和社會福利,降低勞工工資,提高利潤,但是弔詭的恰恰在於這裡,如果社會福利經過私有化將貧窮人口排除在基本公共設施之外,再加上減薪項目,那麼資本主義的老矛盾又重新被點燃了:過強的生產能力,過多的產品,卻面臨著消費不足的問題。誰來消費這麼多產品?這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經典問題,新自由主義者從「劫貧濟富」出發,最終還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損害的還是自己的利益,因為老百姓越窮,就越缺乏消費能力,越缺乏消費能力就會造成越來越多的產品積壓和過剩,這時候損害的不僅是老百姓的利益,也損害了資本的利益。沒有了大眾消費,就沒有了資本利潤,沒有了金雞,當然就談不上雞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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