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諸侯——西南軍閥和他們的割據時代

但羅佩金這個作戰計劃很有點紙上談兵加蠻幹的味道——說來這也是士官生的通病了。後來大名鼎鼎的國軍「王牌戰將」湯恩伯湯司令，也有這個毛病。他在士官學校作沙盤推理時，也曾把傻大粗笨的重炮放到光禿禿的大山峰頂上去轟人家。結果搞得日本教官哭笑不得，只好請教老湯，你究竟準備怎麼把重炮抬上去？
　　這回羅佩金犯的錯誤和老湯如出一轍。雖然看起來不錯，但他卻壓根兒就沒有考慮自然條件是不是許可。他選定的迂迴線路雖然可以繞開敵人主力的堵截，但沿途所將要經過的岷江流域河流縱橫，加之適逢洪水季節，滇軍遭遇的麻煩實際上比川軍能夠製造的更多。
　　
　　這個不夠周密的作戰計劃，很快就導致了嚴重的後果：第二路軍在榮縣附近的三江鎮遭到川軍陳洪範部的阻擊，又適逢雅河、銅河、岷江等河川山洪暴發，雙方都被困在山頭上無法活動；第一路軍也受阻於犍為。等到洪水退後，兩路大軍才合力擊退川軍，攻入樂山。滇軍緊追川軍至蘇東坡的老家眉山，川軍嬰城固守，因城牆高大堅固，遠征而來的滇軍又缺乏重炮，難以攻克，一時雙方陷入僵持。
　　而擬自仁壽攻成都的第三路軍，也因旅長田鍾谷和團長衛秉鈞發生衝突，自亂陣腳，遂退出仁壽。
　　
　　就在各路滇黔軍隊磨磨蹭蹭地向成都進發時，皇城督署里困守的戴戡已經撐不住了。
　　劉部對滇軍即將發起的援戴行動深為忌憚，尤恐陷入內外兩線同時作戰的不利境界，因而在包圍皇城后，對黔軍的攻擊格外猛烈，想要儘快解決戰鬥。
　　時任攻城總指揮的劉部參謀長汪可權，指揮部隊挖掘坑道直通城根，並將一具棺材裝滿炸藥運入坑道中，實施爆破，同組織敢死隊，準備沖入。
　　
　　川軍的爆破相當成功，轟垮了部分皇城城牆，但黔軍也意識到這個缺口的危險，組織兵力拚死抵抗，川軍敢死隊受阻。
　　可劉存厚的運氣就是那麼好，東方不亮西方亮。就在敢死隊受阻的時候，劉軍的炮兵卻立了大功。在雲南講武堂炮兵科出身的賴心輝指揮下，劉軍炮兵一炮命中了黔軍彈藥庫，將黔軍的庫存彈藥盡數引爆，爆炸時間長達一天一夜之久。
　　說來這黔軍也不是沒有炮兵，就是命中率不大高，更沒有像川軍炮兵這樣立下決定性的功勞。嘲笑黔軍糟糕的炮術，成了那幾天成都市民難得的樂子。曾有人苦中作樂，作《竹枝詞》一首道：「放火燒城太害民,偏偏難拔蜀軍營。一炮打在草堂寺,半是驚人半笑人。」
　　

黔軍經此打擊后，處境已極其不利：一方面糧彈兩缺，無力再繼續支撐下去；另一方面，同盟的滇軍又遲遲不肯踐約。
　　戴戡又慌又氣之下，只得通過原來在劉存厚手下當過旅長的警察廳長雷飈，出面居間調停，表示只要川軍肯停火，自己願意交出督軍、省長、會辦等三顆印信，並率黔軍退出成都。
　　川軍為迅速瓦解皇城內黔軍的抵抗，以免遭到來援滇軍的兩面夾擊，遂詭稱同意。
　　7月17日，戴戡交出大印，統率全部黔軍退出皇城，經三橋、紅照壁、南大街退出成都南門，戴、劉之戰告一段落，共計歷時十三晝夜——嗯，比宣統的復辟還多了一天。
　　
　　戴戡雖然交代職務退出了成都，但以「討劉援戴」為借口入川的滇黔軍隊，卻並沒有因此而止住前進的步伐。此刻唐繼堯討伐劉存厚的借口已完全破滅，而其以吞併四川為目的利己企圖卻已昭然若揭。
　　四川各界紛紛在文電上譴責唐、劉、羅、戴等人圖川、禍川之罪惡，稱：
　　「此次之亂，勝前（羅、劉之戰）十倍，共燒大街七十餘處，屠殺人民，劫掠金銀，則不可數計……《左傳》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始知羅戴皆盜賊也。《尚書》曰：『虐我則仇。』始知羅戴皆寇讎也。平民殺一人，罪死，焚一屋，罪死；今以督軍省長殺數萬人，焚數十萬家，其罪又當如何？平民盜一錢，有罪，掠一物，有罪；今以督軍省長而搶錢數千萬，掠物數萬萬，其罪又當如何？」
　　
　　當天府之國的書生秀才們在引經據典尋章摘句，義憤填膺勢不兩立地譴責滇、黔軍隊的暴行時，他們忘記了在那個古老的混亂時代里，還曾有位離塵的智者說過這麼一句名言：「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
　　在一個充滿暴力征服慾望的時代里，哪裡還有若輩心中的「道義」二字可言呢？罪惡的根源，固不在於一兩個人的貪慾與野心，而是在於整個時代的迷惘混亂。
　　大一統時代的傳統共識，因被視作新時代的桎梏而遭到推翻，可是那幫推翻舊時代的熱血青年們為新時代所定下的規則呢，卻又總是沒人願意遵守——它本來就是那些遊學異國的書獃子們生搬硬套來的嘛，所以雖然貌似完美，實際上卻繁瑣複雜又缺乏繼承性，是個畫虎類犬的失敗之作。而且對於那個時代的大多數國人來說，它也真是個既難以掌握，也難以接受的尷尬玩意兒。
　　於是，一種簡單而又原始的替代辦法，群雄逐鹿勝者為王的叢林法則起而代之，野蠻時代的獸性撕咬逐漸替代了文明時代的美好的初衷。這就註定了那些剛從崩潰的帝國時代里走出來的人們，還需要在亂世的淋漓鮮血中作更加漫長而痛苦的思索與尋覓。
　　

第五章 國民黨：那個撿來的四川
　　
　　戴戡雖然僥倖得從成都城裡全身而退，但他卻沒有意識到更大的危險正在向他襲來。早在川黔兩軍交戰的次日，劉存厚便已抽調其主力部隊之一的鄧錫侯團，馳赴龍泉驛之山泉鋪布防。劉存厚這一部署有兩方面的打算：一來可以阻擊自資陽、簡陽方向或是自榮縣、威遠、仁壽方向來援的滇軍；另一方面，也可以堵截自成都潰逃的黔軍，不使漏網。
　　本於以上目的，鄧錫侯在率部進抵龍泉驛后，便將團主力集中於山泉鋪，並派出大批便衣偵探，向以上三個方向搜索，待機出擊——此時這批自成都倉皇潰逃出來的黔軍，正好一頭撞進鄧錫侯精心編織的這張大網中。
　　鄧團所屬的何繩武連，正在華陽、簡陽交界處的百合寺鷂子壩一帶守株待兔，還真就等來了一群大兔子——出成都后，黔軍參謀長張承禮、財政廳長黃大暹、警察廳長雷飈等人與戴戡分路撤退，帶著衛兵數十人走東大路，到此休息時，遭到該連突然襲擊，諸人倉皇越牆而逃，張、黃兩人被擊斃，僅身手敏捷的雷飈僥倖逃脫。
　　戴戡也同樣在劫難逃。他與黔軍旅長熊其勛，是跟著大部隊走的，但一出成都城，便多次遭到川軍及地方土匪隊伍的截擊和偷襲——一來滇、黔兩軍在成都城中的暴行，已經激起了包括袍哥土匪隊伍在內的全川人民的憤怒，二來那些佔山為王的土匪部隊歷來覬覦正規軍手裡的槍械，現在當然也不肯輕易放過這支形同落水狗的客軍。因此出逃的黔軍處處受敵。待得戴、熊走到成都仁壽附近的秦皇寺時，所部已經寥寥無幾，戴戡在混亂中與熊其勛走散，死於亂軍之中。熊其勛化妝成農民逃跑，被川軍捕獲，因川軍團長鄧錫侯指其為挑起戰端的禍首，也當即被殺死，黔軍五千餘人，幾乎全軍覆沒。
　　時有好事者給戴戡寫了一副輓聯，上聯「生前慣效秦庭哭」，下聯「死後方知蜀道難」——雖然很有點幸災樂禍，於作古之人大不敬，但這副不夠厚道的聯子，對戴戡生平事迹的描述倒是相當貼切。
　　
　　關於戴戡的死因，還很有一段小插曲的。
　　據劉存厚部團長廖謙的報告稱，戴戡是自盡的，己方絕對沒有動手。另一個團長鄧錫侯說得更仔細，稱戴戡系遭袍哥隊伍吳慶熙部截擊，意圖繳獲其槍械，戴戡遂自盡。
　　而後繼任代理督軍的川軍第一師師長周道剛，則稱：「戴前督行抵華陽縣屬秦皇寺附近，突遇前方敗退回來之川軍，雙方因誤會開槍互擊，戴督中彈身故，靈櫬已由川軍運回省城。」
　　而滇、黔方面，則一口咬定，戴是被川軍故意殺害的。
　　此三說，劉部顯然是在為自己推責任，而且打算全部推給死人本人，不留一點後患；周道剛貌似在替劉存厚推責任，但卻又故意不肯推乾淨，一心要給劉留個尾巴——誰叫劉存厚也是四川督軍的有力爭奪者呢；滇、黔方面，以及北京的梁啟超，則樂於接受川軍故意殺害戴戡之說，這是為繼續用兵四川或是懲罰劉存厚找理由。
　　然而理由好找，繼續對四川用兵卻不容易，遠在雲南的唐繼堯並不清楚此刻自己駐川部隊的真實狀況。

在打垮了據守成都皇城的黔軍后，川軍便迅速騰出手來，轉攻正在眉山城下數星星的滇軍主力第一、二兩路軍。
　　此時滇軍已頓兵堅城之下數日之久，時當酷暑洪水，天氣潮濕炎熱，滇軍將士疲憊，士氣低落。而同時後路樂山城又已被川軍陳洪範部佔領，退軍的要道關門子也落入川軍掌握中，滇軍已處於進退兩難之中，形勢極其險惡——唉，羅佩金那個書獃子氣十足的作戰計劃！
　　第一、二兩路滇軍主將韓鳳樓、劉雲峰經研究后，認為這仗已經沒法再打，再不突圍就要吃大虧了。韓、劉二人即決定以團長朱德為前衛，率部攻擊前進，驅逐關門子、樂山兩地的守敵，打開一條退路；以另一員猛將，二十七團團長金漢鼎為後衛，率少數部隊掩護全軍撤退。
　　作為近代史上屈指可數的軍事人物，位列十大元帥之首的朱老總親自出陣，那結果還能有什麼懸念呢？朱老總所部很快攆走了堵路的川軍，打開了撤退的通道，滇軍主力乃得以逃出川軍的包圍圈。但敵前撤退歷來為兵家大忌，倉皇後撤的滇軍秩序混亂，加之慌不擇路，在渡思蒙河時竟然擠斷了浮橋，其二十八團副團長陳天相和不少官兵溺亡。
　　當時形勢是如此危急，以至於二十七團團長金漢鼎率後衛二十餘人撤到河邊時，已經在考慮要不要做俘虜的嚴酷問題了。幸虧金團長手下一名傳令兵機靈，發現河下游水淺可以徒涉，才僥倖逃脫。金團長後來在回憶錄里寫道：「我們徒涉過河，水不及膝。想起陳天相和其他官兵，才死得冤枉呢！」
　　流血死人的經驗就是教訓，更是財富，滇軍學會了這一條，對面的川軍也學會了這一條——近三十年後，此時正站在川軍陣營中的劉伯承元帥，又站在淮河邊上，面對著與此相似場面說了一句名言，那就是——粗枝大葉就要害死人，要害死人！當時劉鄧大軍挺進中原，渡淮河時，前鋒報告水深無法徒涉，劉帥遂拿著一根竹竿親自下河探水，居然硬是找出了一處可以徒涉的渡口，然後便說了這番話。
　　走筆至此，筆者不由得冒昧地揣測，當朱、劉二帥面對著淮河邊上這場危機時，恐怕第一反應就是想起了三十年前思蒙河邊那相似的一幕吧？

滇軍在撤退中遭受了相當損失，又加之部隊一度混亂，因此一直退到榮縣才收住腳步，停下來整理部隊。
　　就在這時候，唐繼堯自雲南派來的援軍也到達了，他依然堅持要把這場戰爭繼續打下去。
　　唐繼堯將敗軍之將羅佩金調回雲南思過，並重新整編了駐川滇軍：將原顧品珍的第六師改編為第一軍，提升顧品珍為軍長，轄李友勛等旅；第七師改編為第二軍，以趙又新為軍長。另提升作戰有功的朱德為十三旅旅長，金漢鼎為十四旅旅長。
　　通過這麼一番調整和充實，駐川滇軍在實力上迅速恢復了元氣，但護國時代那種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和一往無前的勇敢氣概，卻永遠也找不回來了——當一場原本是為國家民族求前途的戰爭，業已變質為替一方軍閥爭奪權位利益后，軍官們還能怎樣去向戰士們動員解釋，要求他們勇敢頑強自我犧牲呢？
　　故而此時的滇軍將領們，也只能用段祺瑞要將駐川滇軍解散，押送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工這樣無聊的謊言來鼓舞士氣了。
　　就在唐繼堯積極地整軍經武，一心要用武力重新征服四川時，北洋政府的段祺瑞段總理又跑來攪局了。
　　
　　話說戴戡死後，時在北京的進步黨魁梁啟超極為惱火，要求重掌政權的段祺瑞嚴懲劉存厚——因為戴戡所部，是當時進步黨手中唯一掌握了地方實權的武裝力量，戴的死也就意味著進步黨掌握槍杆子夢想的徹底失敗。
　　那梁大才子雖然握有一支生花妙筆，但到底不是當真抵得三千毛瑟槍兵用，所以也一直在煞費苦心地通過自己的得意門生蔡鍔、戴戡等人抓武力。
　　年前護國之役的輝煌勝利，彷彿讓進步黨看到了曙光，梁任公也一度亢奮的不得了，在國會裡說話的口氣也硬了許多。然而好景不長，期年之內蔡、戴二人盡歿，進步黨人兵潰旗折，坐鎮北京城裡的梁任公希望破滅，自然就免不了要惱羞成怒一番了，每天坐在朝堂上大發脾氣——在一眾國會議員們看來，那幾天的梁任公和他的進步黨，很有些祥林嫂的作派。
　　段祺瑞對這個已經失去了爪牙的落魄政黨，在國會裡發出的不滿的哼哼聲，當然不會認真理睬了。事實上，對於混亂中的西南局面，他早就有了自己的主意。

北洋系在護國之役中的頭號對手，一年前還號稱天下勁旅的滇軍，此刻已經在羅、劉之戰中鎩羽而逃，顏面盡失，再也撐不起「勁旅」的牌子了。
　　而一貫協助滇軍的黔軍，也在戴、劉之戰中遭到了重創，駐川西的黔軍幾乎被全部肅清。而勝利的一方，川軍實力派人物劉存厚的部隊，也在兩次大戰中遭到不小的損耗，同樣亟需喘息——而且這兩次戰爭，還促使他投向了北洋政府的懷抱，成為段祺瑞的馬前卒。
　　因此在段祺瑞看來，這正是北洋系重新奪回四川甚至讓整個西南改變顏色的最佳契機。因此他以四川之亂情況不明，不便立刻下結論為由，拒絕了梁啟超嚴懲劉存厚的要求。
　　他一邊任命川軍第一師師長周道剛為代理督軍，一邊又以自己的內弟，時任北洋軍上游總司令的吳光新為查辦使，率幾個旅的北洋軍入川查辦相關事宜及處理善後。
　　吳光新這個入川「查辦」，當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自辛亥年獨立以來，在川軍將領中一直存在的那個難以化解的南北困局，又一次出現在大家面前，一眾軍頭們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苦思，大家都在咬著手指頭選板凳：左邊、右邊、左邊、右邊……這一回到底該坐南朝北呢，還是坐北朝南？
　　早從尹昌衡時代起，無論南方還是北方，無論起先是怎樣一幅溫情脈脈的面容，但最終他們對四川那種赤裸裸的吞併野心終究還是會暴露出來，這一點四川人都很清楚了。
　　然而更清楚的事實是，在從辛亥革命以來的近十年戰亂中，無論是南方的蔡鍔、唐繼堯還是北方的袁世凱、段祺瑞，其軍事實力都遠遠強於川軍。因此，無論對方有多麼討厭，如果軍頭們還要想在四川保持住自己的軍隊和地盤的話，就必須在南北兩者中選擇其一作為靠山。
　　這種不得已的妥協，使得川軍中的大多數軍頭養成了牆頭草兩面倒的壞習慣——南方強則依附於南方，北方強則服從於北方。他們時而依靠南方的力量，來抵抗北方的吞併企圖，時而又反其道而行之。
　　這些軍頭們並沒有什麼固執的政治主見和立場觀點，孫中山、袁世凱或是黎元洪、段祺瑞，對於他們而言都只是個簡單的符號而不是值得真正效忠的對象，他們只是一門心思地想要保有手裡的武力，因為這就是他們的富貴之源，淫奢之資，乃至於存亡之本。
　　在這個大割據時代里，諸侯中的代表人物閻錫山閻老西，對此作了一個言簡意賅的總結：「存在即是真理！」在四川乃至整個西南，這一條「真理」也一直是顛撲不破的。
　　然而無論是滇黔軍，還是北洋軍，無論是號稱來討逆的，還是號稱來助拳的，他們入川的必然結果都是使得川軍無處容身，這也已經成為了一條經驗性的總結。
　　在這方面吃過不少苦頭的川軍各部，立刻放鬆了對滇軍的作戰，轉而對吳光新的到來表示強烈的反對。但這些反對意見的強烈程度，也是因人而異的。
　　

以川軍第一師師長周道剛為代表的一派，是牆頭派，也可稱之為觀望派，更是最徹頭徹尾的割據派——在他們眼中，沒有政見，只有利害。
　　無論是南方革命政府還是北方北洋政府發布的命令，只要不影響到他們自身的割據利益，他們都可以接受，但具體執行起來，則總要依照著現時南北實力對比來打個折扣，因為他們喜歡猶豫觀望，一概要等到事態明了才肯下決心，所以總是跟不上趟，只好吃點殘羹冷炙，但也不至於輕易玩完。
　　北洋系強大的時候，他們服從於老袁打護國軍；老袁死掉后，他們搖身一變，也變成了護國軍。羅佩金執行強滇弱川政策時，他們也在口頭上反對，可是也不肯和滇軍公然鬧翻，一直沒有公開給劉存厚提供實質性的幫助；段祺瑞要派吳光新來搶地盤，他們也反對，但口氣雖然很重，動起手來卻又總是處處留餘地，態度始終曖昧不清。
　　
　　以川軍第二師師長劉存厚為代表的一派，則是北方派。因為在與滇羅、黔戴的對抗中得到過段祺瑞的暗助，所以在自身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這一派在感情上比較樂於服從北方的北洋政府。
　　說起來劉存厚這個北方派也是給逼出來的，想當初護國之役中，他可是川軍中第一個起義響應的師長啊！可蔡鍔走後，唐繼堯、羅佩金、戴戡這幫人，一再整他，結果硬生生地把這個原本站在南方陣營里的護國英雄逼到了北洋系一邊。
　　從此他就對南方失去了信心，成了徹頭徹尾的北方派——等到全川都換成青天白日旗了，他還在掛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所以吳光新入川，他雖然不喜歡，但礙於眼前的情面，也不會公然反對。
　　
　　第三種人，就是以川軍第五師師長兼重慶鎮守使熊克武為首的國民黨人。他們響應孫中山的號召，積極抵制北洋政府——但他們也免不了要在自身利益和政治理想這兩者之間徘徊矛盾。
　　當國民黨出身的羅佩金要將他們的部隊從師縮編成旅時，他們也和其他吃了虧的川軍同袍一樣不高興。
　　在羅、劉大戰時，熊克武自己不肯出面，卻授意手下將領通電支持受到北洋政府偏袒的劉存厚，反對同黨的羅佩金，就是這樣的例子。
　　但一旦羅佩金、戴戡都滾蛋了，事關最切身利益的矛盾消除了，他們便又立刻跳回了南方陣營，與孫中山的廣東軍政府在對北方問題上繼續保持一致。
　　此時正值南北再度交惡，護法戰爭在湖南打得熱火朝天，因此在吳光新事件上，熊克武等人是堅決反對北洋軍入川的。故而熊部便率先在吳光新入川要道的夔門、萬縣一帶沿江布置炮兵陣地，準備以武力阻截。

照說這北京城裡的老段螳螂捕蟬，想趁川、滇、黔三軍打得疲憊不堪，地方糜爛之際，以中央的名義出來收拾殘局，時機火候把握得都是相當到位的，可是他派來搶地盤的人，卻有點讓他跌眼鏡了。
　　此時受命率領北洋軍再度入川的，是段祺瑞的舅爺，時為長江上游總司令的吳光新。這位吳司令是段總理的安徽合肥同鄉，同時還是蔡鍔、蔣百里的同期同學，響噹噹的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炮兵科出身，而且在1910年還加了一個進陸軍大學深造的資歷。
　　可資歷與能力從來都沒有必然聯繫，這位靠裙帶關係混出來的吳司令就是這個樣子的。他的資歷雖然可觀，但其個人作風和能力卻實在不怎麼像話，名聲很是不好：性格極其蠻橫，脾氣大，嘴裡還不幹凈。
　　他的名頭糟糕到什麼地步呢？舉個例來說吧，段祺瑞身邊的人，每回背地裡數落總理的大公子段宏業的諸多不是時，往往都要搭上這麼句話：「跟他舅舅似的！」
　　段宏業脾氣甚差，能力甚劣，還是個著名的花花公子，可他至少下得一手好圍棋，對付象他老爸那樣的臭棋簍子如摧枯拉朽自不必說，甚至在吳清源這樣的弈壇奇才面前也可以正兒八經地走上幾手，贏得對方相當的尊重——可他這位吳光新舅舅，就連這樣一丁半點的閃光點都找不到。
　　吳司令性情粗暴，馭下無方，經常對自己的嫡系旅團長發脾氣，甚至於公然辱罵，所以部下都不喜歡他。
　　這時候，他正駐軍湖北的荊州，所部佔據著鄂西的廣大地盤。段祺瑞將吳光新放在川鄂之間，原是想利用他來扼制佔據武漢的湖北督軍王占元——老王在袁世凱時代就是個著名的刺兒頭，能把段總理的本家段芝貴攆到東北去，現在自然就更不肯聽段總理的招呼了，而且他還與段總理的死對頭北洋直系相當親近，所以段總理不得不處處防著他。
　　
　　但是現在四川大亂，機不可失，段總理遂也顧不得王占元了，立調吳司令率所部主力逆長江西上入川，段總理並預定以吳司令繼任四川督軍。
　　吳司令立刻捧著姐夫的將令，帶領北洋軍第八師王汝勤部、第二十師範國璋部、第二混成旅劉海門部、第十三混成旅李炳之部等部隊入川——本來退出四川后的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也是要配屬給吳司令的，奈何吳司令的臭名頭實在太響，馮旅長竟然抗命不尊，自顧自地把部隊帶回北京去了。
　　當時北洋軍的編製系自前清時代繼承而來。前清時代一個鎮（師），轄兩個步兵協（旅），另有鎮直屬的工、輜、馬、炮等特種部隊，其下轄的步兵協每協只有兩個步兵標（團），每標三營，共計六營；而混成協（旅）則通常由陸軍部直轄，除擁有與步兵協（旅）相同的步兵部隊外，還直接配屬有工、輜、馬、炮等部隊。
　　例如說護國戰爭期間，馮玉祥的十六混成旅，就足足轄有十營兵力，而後來大名鼎鼎的吳佩孚，當時才混到曹錕第三師轄下的一個步兵旅長，所部僅有六營——所以老馮那時候叫一個春風得意啊！

不過此一時彼一時，在接下來的幾年中風水就有些變化了：老馮因為不肯聽領導招呼，還屢次倒戈，所以幾乎把這個混成旅長的冷板凳坐穿。不過看看他老人家那幾年做的事兒，你倒會覺得他還能夠把這旅長的位子坐得如此穩當也算是個奇迹了——而同時吳佩孚的地位卻因為直系的得勢而噌噌地往上竄。
　　不過這窮酸秀才出身的吳佩孚有一點不好，就是特別喜歡踩人，還尤其就喜歡踩資歷比他老得多的老馮……這也是老馮後來一直看不慣老吳，以至最後要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倒戈暗算他的潛因之一。
　　
　　話說當時，這位舅爺出身的吳司令，就這樣帶著這支比三個整師的實力還強一些的精銳部隊，興沖沖地奔四川去了。
　　可是才一出荊州城，就收到了掃興的消息：四川代理督軍周道剛對他提出嚴正警告，聲稱川軍各部官兵一致拒絕客軍入川，如吳司令還要繼續前進，則川軍只好兵戎相見了。
　　色厲內荏的吳司令登時傻眼了，他很清楚這決不是空頭威脅，事實上熊克武部黑洞洞的炮口正在萬縣等著他呢！他猶豫起來，在宜昌一呆就是一個月——在那一個月中，沒少給北京城裡的段姐夫打電報訴苦罵娘。
　　
　　吳司令當然不甘心就這樣打退堂鼓，事實上，他想當督軍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兒了。那幾年裡他對左右說得最多的話就是：「有土斯有財，有財斯有兵，有兵斯有權，有權斯有威。」很想搞到一塊屬於自己的地盤。
　　可儘管有段姐夫到處替他打算盤，他自己卻實在不出息，上一年段祺瑞以中央政府名義假公濟私，任命他為河南督軍，結果前河南督軍趙倜非但不肯交卸職務，還調兵遣將打算對抗。
　　這位吳司令也實在草包得很，他空自手握數萬大兵，卻一籌莫展，愣是拿著趙倜沒轍，最後只好悻悻地把已經到嘴的豫督又吐了出來——這回同樣的事情又來了，只不過是換成了川督周道剛。
　　
　　不過也有點差別。上次趙倜有北洋體系內的「督軍團」聲援幫忙，段祺瑞還不得不考慮一下要注意群眾影響，但這回周道剛可沒有這樣有實力的幫手。
　　最後，在段祺瑞的多方威逼利誘下，周道剛終於很不情願地答應妥協，讓吳光新率部進入了川東重鎮重慶——交換的條件是：由段祺瑞以中央名義調重慶鎮守使熊克武為川邊鎮守使，以川軍第三師師長鐘體道接任重慶鎮守使。
　　
　　周道剛的妥協也是被逼無奈的。眼前的川軍雖然取得了對滇、黔軍的局部勝利，但畢竟這時候的川軍本錢還小，遠不足以同時對抗滇軍和北洋軍兩大勢力圖川的企圖。
　　而此刻川滇之戰正在進行中，前線的部隊一時調不下來，僅憑駐川東的熊克武第五師和他自己幾乎指揮不動的第一師，實不足以抵抗吳光新三個多師的進攻——更何況，北洋軍還是打著查辦川亂禍首和驅逐滇軍出川的旗號而來呢！
　　因此這時候川軍最好的選擇，也只能是和北洋政府先達成有條件的妥協甚至乾脆狐假虎威，且把目前最礙眼的滇、黔軍隊攆出川去再說。
　　對於牆頭派周道剛來說，這樣的抉擇當然是合理的，北派劉存厚也沒有大的異議，可對於南方派熊克武而言，這就很不合理了。
　　為什麼呢？這會兒正逢護法戰爭高潮，在孫中山旗幟下的革命同志和投機軍閥們，此刻正在湖南和張敬堯、倪嗣沖、張懷芝們的北洋軍打得熱火朝天呢，四川國民黨哪有非但袖手不管，還和死對頭和平共處之理呢？

於是接下來，使四川局勢風雲突變的焦點人物，就變成了以熊克武為代表的這幫國民黨人。
　　熊克武，字錦帆，四川井研縣鹽井灣人，1904年赴日本留學，入東斌學堂學習軍事——話說自從庚子年燒教堂，辛丑年籤條約之後，被洋鬼子打得鼻青臉腫的大清朝算是徹底覺悟了，上上下下都覺著不努力地學點新東西是不成了，於是便掀起了一股留洋的熱潮。留學生中，又以去路途最近費用最省的日本者為多。
　　就這樣，從1901年到1907年的短短六七年間，在日本那塊狹窄的土地上，竟足足冒出了一萬多名中國留學生。這些學生的程度也參差不齊——有待遇優厚的官費生，也有拮据勤儉的自費生；有憑本事考出來的優等生，也有靠姐夫走後門塞過來的（比如說前面說到的吳光新吳司令）關係戶；有成日間足不出戶的書獃子，也有成日間狂嫖爛賭的敗家子；有未來的棟樑之材，也有未來的害群之馬……
　　總而言之，在這幫中國留學生身上，充分地體現了一個古老的、正在轉型中的龐大帝國所應該具有的一切差異：階級差異、種族差異、地域差異、貧富差異、志趣差異、品性差異、能力差異、專業差異……我天朝上國之風土人情，可謂淋漓盡致。
　　
　　日本人對這幫中國留學生也很是費了一番腦筋——總不能把這幫大都不會說日語，個人知識水平又有天壤之別的傢伙統統都塞進士官校、早稻田、東京帝大這些著名學府去搶軍刀或是丟人現眼吧？
　　於是一批專門針對中國人而辦的預備學校或是專業學堂就如雨後春筍般應運而生了。如法政方面的法政大學，普通補習與師範方面的宏文學校，陸軍方面成城學校、振武學校等——1903年之前為成城學校，之後成城停收中國學生，改由振武學校接受。
　　這個東斌學堂就是這樣一所私立的軍事學校，它在當時也算得上是一所相當著名的亂黨大本營了。民國史上許多著名人物，都是從這所學校里走出來的。如前面提到的夏之時、湖南辛亥革命的領袖人物焦達峰、蔣家天下陳家黨的奠基人陳其美，還有四川的熊克武、但懋辛這幫人。
　　儘管也出過些人物，但這東斌學堂和士官學校的聲譽，那還是有雲泥天壤之別的——成城、振武還有個起碼的門檻，接收的大都是保定軍校送出來的預備生，至少也得是陸軍中學的高材生。士官學校則更進一步，只接收成城、振武的優等生。
　　但這個東斌學堂卻沒有門檻，貌似是只要交錢誰都可以進。所以不客氣地講，該校倒是和如今國外某些以騙銀子為目的，專門糊弄中國留學生的野雞大學有異曲同工之妙。

話說那辛亥年的陰曆3月29日（西曆1911年4月27日），黃興黃克強先生在廣州鬧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起義。
　　當時蜀中的亂黨分子也應邀去了不少人，後來黃花崗上的七十二烈士中，就很有些是四川先烈，比如說著名的喻培倫、饒國梁、秦炳等人。當晚熊克武就和但懋辛一塊兒，跟著喻培倫到處扔炸彈。
　　據但懋辛回憶，斯時的情形是這樣的：
　　這場廣州起義，因為事機泄漏，且武器沒有運進來，原本已經宣布取消了，從各地趕來的起義者也紛紛離開。但作為起義骨幹的喻培倫等人卻認為，海外華僑為這次起義已經捐了那麼多錢，如果因為貪生怕死而不轟轟烈烈地幹上一場，實在無顏見江東父老。因此決心無論成敗犧牲，也一定要給華僑們一個交待。
　　最後黃興被他們說動了，才臨時又決定恢復起義——也就是說，從一開始，這場起義的參與者就很清楚他們的結局將是什麼。然而崇高的責任感，卻驅使他們一定要給人民一個交待，哪怕是用自己的生命和鮮血。
　　起義者的人格，因此而愈顯高尚，但他們身上那種年青人的毛躁和衝動，卻也顯現無疑。
　　
　　高尚的人格，終究彌補不了這場起義準備不足，組織薄弱的現實問題。因此這場起義，雖然充滿理想與大義，但在進行過程中，卻是亂糟糟的。
　　起義當晚，但懋辛跟著喻培倫這一隊，還有熊克武、秦炳、饒國梁這三個老鄉，總共5個四川人加11個廣東人——但廣東人雖多，在留日生但懋辛眼中卻很不頂用。他們只參加過械鬥，不懂槍械也不知道隱蔽，語言也不通。在後來的戰鬥中，但懋辛叫他們隱蔽，一個人都聽不懂，結果一陣亂槍就給人放倒好幾個。另外，他們還一出門就大聲怪叫，把一條街的人都嚇得夠嗆。
　　這十六個烏合之眾就這麼勇敢地衝到督署衙門，喻培倫二話不說就往裡面扔炸彈，把牆炸了個洞。正在煙霧瀰漫之際，心急的但懋辛探頭就往裡鑽，可偏偏喻培倫也正開槍往洞里射擊呢……結果，胡虜一個未滅，倒先自損了一位未來的國軍上將——但懋辛吃了喻培倫一槍，左手臂上打了個洞，後半場的作為就很有限了。
　　一陣亂戰之後，大傢伙兒都被衝散了，就剩下熊克武、但懋辛兩人還在一塊兒。這兩個人怕跑不掉，先是憑著一腔慷慨激昂的勇氣想要跳水自殺，可投得不是地方，水才淹到腳背……給冷水一激靈，這氣也泄了，於是回頭又找活路。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公共廁所，但、熊兩人只好先勉強躲進去商量辦法。但懋辛以自己身上有傷，不方便活動，就讓熊去找同志，時任東一區巡官的李天鈞幫忙逃離，自己則留在廁所里等待他們的救援。

不過救援一直沒來，巡邏隊倒先來了。但懋辛把心一橫，反正是死，可不要躲在廁所里先挨頓刺刀再吃子彈！正準備挺身出去受死，卻被兩個打掃廁所的工友給擋住藏了起來，還給他買來強盜牌香煙抽。
　　在工友們的幫助下，但懋辛好不容易跑到警察局，找到熟人李天均，正在聊著呢，偏生一個外面出勤回來的二百五警察，見但懋辛帶了頂斗笠，說進屋還帶什麼斗笠，就順手幫他摘了下來——這一來，沒辮子的革命黨就漏光了，他就這麼被逮了起來。
　　回頭送到大牢里，犯人們一見他的光頭，個個豎起大拇指，把鋪板讓給他睡，還請他吃肉喝酒——什麼叫人心向背？這就是人心向背，人心若此，滿清不亡何待！
　　
　　接下來自然就是錄口供。
　　但懋辛便信口開河編故事，說自己本是不明真相看熱鬧的群眾，是碰巧被留學生潘其觀（這個名字當然是編造的）等人騙來參加起義的。後來因為翻然悔悟，企圖逃走，還被潘打了一槍（喻培倫大將軍泉下有知，多半是要生氣的），這都是有傷為證的。
　　可在編故事的同時，他也知道朝廷官員不是傻子，未必有那麼好騙，所以也沒少想在壯烈成仁的時候要不要呼點什麼革命口號……歷來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哪！但老爺子所描述的，正是那個時代的革命者們矛盾的心理。
　　不過但老爺子白提心弔膽了——深知大清朝命數已盡的張鳴岐，此時也不願意和革命黨多結仇怨，終於決定不再多殺生，於是便順著他的口供輕輕放過了。
　　不過在放人之前，張大人終究還是沒有按耐住自己的好奇心，他打算在督練公所接見一下這個不怕死的革命黨——沒承想張大人這一好奇，就給這幫起事的亂黨分子添了一樁不小的戰功。
　　
　　當但懋辛被帶到督練公所的時候，一幫在廣州當官的四川老鄉們都已經擠在那裡等著看他了。
　　什麼廣東水師提督李准，馬上就要接管廣東巡警道的李湛陽都來了——回頭就是這個李湛陽，在重慶獨立的過程中忽悠端方，掌握了巡防軍，還暗地裡贊助起義，出了很大力氣。所以重慶獨立后，楊滄白、張培爵們請他出任蜀軍政府財政部長。如今重慶著名的觀光景點鵝嶺公園，就是當年他家的私宅「禮園」。
　　吳錫永（士官一期步兵科）和蔣尊簋（士官三期騎兵科，辛亥後任浙江都督）這兩個大名鼎鼎的士官生，也跟著這幫四川人跑來看熱鬧——可不一會兒他們就知道這熱鬧不好看了。
　　李湛陽一來就和但懋辛開玩笑：「好同鄉，你們幹得好，把我的腳都整瘸了。」李准也在旁邊打趣他：「那是你自己不小心，跑慢點就不會受傷的。」
　　一幫人正開玩笑呢，有人報大帥張鳴岐來了——張鳴岐當時是兩廣總督暫兼廣州將軍，所以可稱之為「大帥」。
　　但懋辛對張大帥沒什麼印象，只記得張大帥說了一句：「你們都是好人喲！」他對張大帥的保鏢倒是很感興趣，在回憶錄中寫道：「隨張只有一個保鏢的人，青衣短裝，背上交插著一對寶劍，很象唱京戲的開口跳。」
　　
　　張鳴岐說完話，轉身就出去了。李准就張羅著讓醫生給但懋辛治傷口，剛包紮完，就聽見外面一聲巨響，聲震屋瓦——一瞬間，所有的人都逃得乾乾淨淨。
　　難道革命黨又來了？但懋辛大犯嘀咕，但不一會兒李准就跑來解除了他的疑惑：剛才是吳錫永把一顆炸彈踩爆了……不是革命黨，而是意外。
　　這位吳錫永吳參議，大概是黃花崗起義中，朝廷方面損失的最高級別官員——不過這種戰果怎麼看怎麼彆扭。
　　事後，張鳴岐大作冠冕文章，上報朝廷稱吳參議公忠體國，在清理戰場時不幸因公負傷……可我們現在都知道了，其實他只是看熱鬧的時候有點不小心而已。
　　唉，所以不該看的熱鬧，千萬不要去看。
　　

回頭再說熊克武。
　　熊克武從廁所僥倖逃脫后，找的也是李天均，在他的幫助下，一路跑到了上海。此後幾個月里，據說他就一直在和宋教仁、居正、陳其美這幫亂黨頭目積極籌劃武昌起義，其間還親自去武昌觀摩聯絡了一回。
　　武昌首義后，一幫旅滬的四川人便嚷嚷著成立了一支「蜀軍」，要順江而上打回四川去鬧獨立——本來大家是想推舉老資格的士官三期生，剛逃難到上海的重慶人胡景伊為北伐蜀軍總司令的。奈何胡景伊當時還看不準形勢，不肯挑頭干這單可能掉腦袋滅九族的危險買賣，堅決推辭，自顧自地偷偷跑回重慶去了。
　　因為正牌的士官生不肯干，於是廣大革命群眾只好退而求其次，就把東斌生熊克武推為了北伐蜀軍總司令。於是熊司令就統率著一幫四川革命黨沿長江西上，還順路在武昌拜會了那個被士兵們從床底下硬拖出來的辛亥元勛黎元洪。
　　他們在這裡得知了重慶獨立的消息，並順手領走了先前蜀軍政府已預付了三萬兩銀子訂的那批漢陽造的槍械彈藥。
　　
　　就像但懋辛對張大帥的保鏢裝束印象深刻一樣，熊司令部下的某先生對這幫武昌革命軍的軍容風紀也大為慨嘆。數十年後他在回憶中很不恭敬地寫道：「我們又跟蹤到紅山寺（時為湖北軍政府所在地），在此才真正看見當時革命軍軍容。在紅山寺的大殿上，橫七豎八地睡滿了軍隊。守衛軍政府每一道門的士兵，身穿圓領窄袖的長袍，頭戴四角襆頭，前面還扎了一個英雄結子，手裡拿著有柄的長刀或馬刀，使人疑惑這些人是不是剛從戲台下來的。」
　　這場面象是個笑話，但又不全是笑話。
　　革命者們倉促地推翻了一個舊時代，但他們卻不知道該用什麼去填補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空白，於是他們便想當然地在一塊毫無繼承的空白畫布上胡亂塗抹起來——如果我們覺得這畫作幼稚可愛，那也僅僅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世紀之後，多了些滄桑閱歷而已。

熊克武帶兵回到重慶后，才得知成渝已經合併，當即對此表示反對——在當時，重慶的革命黨大多認為成渝的合併實際上是便宜了成都那幫保皇派和假革命，熊克武自然也不例外。
　　最後成都方面使出絕招，派來重量級代表，也就是原來的蜀軍政府高級顧問朱之洪，熊克武的老搭檔但懋辛口中的「三吵吵」朱三爺，親自和他吵了一回以後，他才無可奈何地承認了這一既成事實，接受了成都方面授予的川軍第五師的番號——除了他，其他四個師都屬於成都的尹昌衡系統。
　　所以從最開始起，熊克武這個第五師就一直是川軍中的另類，自也順理成章地享受起了後娘養的待遇。而當熊克武的老熟人胡景伊取代尹昌衡后，本著袁大總統削弱國民黨的重要旨意，更是變本加厲，成日間找茬——這時候就該輪到熊克武穿著小鞋過日子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1913年的五都督反袁之役，受夠了委屈的熊克武便立刻率第五師響應，向西進攻成都的胡景伊——國民黨人的勇氣可嘉，但雙方這實力也確實相差得太過懸殊了。
　　要知道，這場仗可不僅僅是個一比四的問題！因為除了舊川軍系統的四個師之外，老袁還調動了滇、黔、陝、甘、鄂五省軍隊入川剿辦熊克武的革命軍呢！
　　老袁當時還沒有搞帝制，北洋派也還是鐵板一塊，對這幫惹事生非的國民黨，正是名正言順的「討叛」，所以以卵擊石的熊克武寡不敵眾，只好丟下重慶城落荒而逃，和楊滄白、謝持等幾個人一溜煙地跑到日本去了——他離川時身上沒有路費，幸虧朋友解下一條金錶鏈子相贈，才沒淪落到秦瓊賣馬的地步。
　　
　　熊克武好不容易跑到日本，四下里一張望，樂了！敢情大人物們都正蹲在這兒避風頭呢！
　　而且更熱鬧的是，這會兒孫大炮和黃克強兩人，正在為誰該承擔反袁失敗的主要責任吵架——黃克強批評孫大炮太過衝動，不該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莽撞從事，強行起義；孫大炮則認為如果不是他黃克強消極怠工的話，二次革命本來是勝利可期的……一時間孫黨、黃黨糾纏不休，最後這場爭吵以黃克強出走美國而暫時告一段落。
　　和孫大炮早有交情的熊克武，便帶著兩個土產的秀才老鄉楊滄白、謝持去拜會孫大炮，順便表示支持——要知道，在當時國民黨的兩大派中，留學的海龜派大多信仰孫中山；而國內的土鱉幫則普遍樂意追隨黃克強。
　　和孫大炮從沒見過面的謝持起初還害羞，硬說自己不要上「偉人衙門」，熊克武軟磨硬纏，說你沒去過怎麼知道那是「偉人衙門」呢，真要是「偉人衙門」咱們下次不去不就結了？
　　就這樣硬把他拖了去——但過不幾天，孫大炮就把這兩個落魄的四川土鱉秀才任命為秘書，這大概也是中山先生為了團結黃派土鱉們而採取的一種技術手段吧？
　　
　　可接下來就討厭了！這兩位秀才秘書從此就喜歡在東京召集四川同志開會——但很是見外，總也不肯通知熊克武。
　　那幾天國民黨上上下下都在推責任，孫、黃吵架鬧到要分家，這兩個紙上談兵的秀才也不肯閑著。在他們看來，四川討袁的失敗，完全就是他熊克武的責任嘛——不檢討造反時機是不是成熟，卻把失敗的責任全推到具體負責軍事的同志們身上，這倒象是「孫派」革命黨的傳統作風。
　　除此之外，他們還到處宣傳熊克武出川的時候帶了十萬塊錢，可就是不肯拿出來給兄弟們一同花差花差……這就讓那些窮得幾乎都要去當褲子的逃難同志，對熊克武先生產生了很大的意見。
　　老熊當時那叫一個委屈啊：龜兒子的，老子在胡景伊的爪爪下面穿了恁個久的小鞋，窮得連兄弟們的餉都關不起，連最後跑碼頭的路費都是靠兄弟伙接濟的，你兩個瘟喪還到處出老子的言語，硬是以為老子是紳糧嗦（為了更快入戲，俺姑且代熊老爺子用四川方言罵上一段，諸君見諒則個）……
　　更糟糕的是，楊、謝這兩個土鱉秀才，居然到處說熊克武是「黃派」——這兩個連夔門都沒出過幾回的四川土鱉，居然說堂堂的東斌海龜熊克武先生是「黃派」！

這還沒完！在四川國民黨人討袁之役中，袁大總統指認熊、楊為首犯，胡景伊也就跟著說是「熊、楊之亂」，四川人民也說是「熊、楊之變」，千篇一律地熊在前而楊在後。
　　秀才出身的楊滄白先生因此很是不高興，說什麼：「孫、黃可以成個名詞，熊、楊不能成個名詞，要麼只能說是楊、熊。」
　　唉，敢情這楊老師逃難途中還不忘研究研究語法，講一番春秋正名份的大義呢！
　　總之，在秀才們嘴裡，這個熊克武在戰略眼光上有問題，戰術指揮上有問題，在經濟上有問題，在政治立場上還是有問題……反正渾身上下都是問題，問題多得說不完。
　　後來熊克武在日本呆不下去，跑路去了南洋，楊、謝便又改口說他是「南洋派」。熊克武最終也沒弄明白，自己到底是什麼地方得罪了這兩位秀才先生，以至於不得不參加那麼多派系。
　　
　　熊克武在日本沒有久留，很快便去了南洋。就在雲南發動護國戰爭的前夕，南洋這幫流亡分子終於嗅到了即將來臨的政治風暴氣息，又紛紛轉道香港潛入滇境，準備與進步黨人同謀討袁——李烈鈞、方聲濤、熊克武、余際唐、但懋辛這幫人都在其中——唉，要說這幫「南洋派」都是反孫分子的話，那孫大炮將來的西南半壁基業，也就可以到此打住了。
　　在途經香港時，「南洋派」熊克武忽然他鄉遇故知，湊巧碰上了孫大炮派去四川策劃起義的盧師諦、張煦這幫人。
　　被孫大炮任命為中華革命軍四川總司令的盧師諦，當時正處於極度的苦悶和麻煩中，他帶的這幫人手頭拮据，在半道上便把路費花光了，正滯留在香港進退不得。
　　到這地步，這幫窮瘋了的亂黨兄弟，也不管熊克武是不是什麼「黃派」、「南洋派」了，也不管他是不是和組織上有什麼過節了，也不管他是不是有經濟問題沒交待清楚了，也不管他政治板凳是不是坐對了……
　　總之，這幫二杆子收下了熊克武幫忙籌集來的路費，便興沖沖地和這幫原本應該是是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南洋派」結伴同上昆明發財去了。
　　由此我們不得不相信，在民初的政黨政治中，確實存在著傳說中的「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潛規則。
　　在此後護國戰爭的艱苦歲月中，這幫七零八落的國民黨人總算是暫時忍住了自相拆台的衝動，在那大半年中勉強做到了一致反袁。

入滇之後，蔡鍔任命四川亂黨中名頭最大的熊克武為司令，組建了一支叫做「四川招討軍」的小部隊。
　　熊司令便以「孫派」的盧師諦為參謀長，無派系的周官和為第一支隊長，傾向於「孫派」的呂超為第二支隊長，他自己的原班人馬但懋辛、余際唐則屈居參議——應該說，這個人事安排還是蠻顧全大局的，因此在川的國民黨諸派系人物之間一時倒也相安無事，難得地和衷共濟起來。
　　這支七八個人十幾條槍的「招討軍」成立后，便隨著蔡鍔將軍的護國滇軍入川。雖然這隻小部隊在正面戰場上幫不上什麼大忙，但熊克武等人在川內的號召力還是很可觀的，而蔡鍔也正是要借重這一點，打算用他們去分化瓦解對面的敵人。
　　在熊克武等人的策動下，一些山寨武裝和川軍雜牌部隊相繼起義反袁，在推動護國戰爭的進程上起到了一定作用。
　　因此護國戰爭勝利后，蔡鍔督川，為了表彰國民黨人的功績，便以這支隊伍為基礎，恢復了熊克武原來的川軍第五師番號。
　　
　　熊克武自知實力、人脈都不如其他各部，同黨兄弟們又屢屢拆他的台——在日本的謝持埋怨說重要職務都讓他搶了去，而盧師諦也因沒搶到第四師師長的職位，頗有怨言——因此在四川各派系的鬥毆中，他每每保持曖昧的中立，兩相敷衍。
　　這實在是沒辦法的事兒：一方面，唐繼堯對川軍萬般壓迫，必欲滅之而後快。其在川滇軍各部也每每以征服者自居，軍紀相當惡劣，還大肆倒賣鴉片。
　　休說從一個被壓迫的帶兵官長的角度，即便是單以一個四川人的身份來看，老熊也不會喜歡老唐的。
　　但另一方面，孫中山與唐繼堯此刻又正處在蜜月期，他熊克武，一個忠誠的國民黨人，總不可能因為一己之利害，一鄉之好惡，便公然反對孫中山先生吧？
　　所以那個時候，老熊和他的人馬，一直處在極度的迷惘中——所幸戰爭規模不大，劉存厚和鐘體道（第三師師長）這兩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愣頭青就扛得住，老熊大可先滿眼迷惘地袖手旁觀一番。
　　
　　可接下來，在羅、劉，戴、劉兩次戰敗后，唐繼堯和劉顯世被激怒了，滇、黔兩省大舉進軍四川，戰爭的規模迅速擴大，由起初個別部隊的局部衝突，演變為了川、滇、黔三軍的大火併，戰線逐漸延伸，戰場不斷擴大。
　　一旦滇、黔兩軍全力以赴，實力弱小的四川方面就立感吃力了。繼任的川督周道剛要求熊克武出兵協助正在苦戰中的川軍兄弟們，他卻不客氣地回絕道：「第五師還帶著紅邊帽（護國軍軍帽），護國軍不能打護國軍。」搞得周道剛對他無話可說，乃憤而宣言在攆走滇、黔軍隊后，第一個便要收拾這個不講同鄉義氣的熊克武——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周督軍甚至不惜勾結北洋軍。
　　周道剛因此給北京政府打電報，請求調熊克武為川邊鎮守使，並以川軍主戰派幹將，第三師師長鐘體道接任重慶鎮守使職務——同時老周還耍了個小花招，給原川邊鎮守使陳遐齡打了招呼，要他堅決不交卸職務，就這樣把熊克武掛了起來。

等到「查辦使」吳光新進了重慶城，周道剛便理所當然地要求他派兵參戰，協助川軍打跨滇、黔兩軍——你丫不是來查辦的么？
　　但吳光新卻斷然拒絕了，他原是來當漁翁的，哪肯多費這樣的力氣？而周道剛暗地裡要求吳司令幫忙解決掉熊克武的要求呢，沒腦子的吳司令也習慣性地以為是周道剛想要佔他的便宜，還是不肯幫忙——於是，北洋派圖川的最好機會，就這樣被吳光新這個草包給斷送了。
　　就這樣，熊克武居然暫時在舊川軍和北洋軍的夾縫中生存了下來。但為了避免和北洋軍發生衝突，熊克武還是將部隊撤出重慶城外，退避三舍，黔軍也收縮到綦江駐防。
　　但這樣的生存顯然是危機四伏的。熊克武不得不四處尋找出路。投靠北洋？以他的政治立場，那是決計不可能的。
　　舊川軍系統的各部正和滇、黔軍打得熱火朝天，他一再地袖手旁觀，已經激起了全體川軍的公憤，這個系統也容不得他。
　　唯一的出路，就是倒向南方那個正在和孫中山聯合的唐繼堯——無論生存問題，還是政治立場問題，走這條路都可以得到圓滿的解決。
　　但是走這條路也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四川軍民決不會心甘情願地臣服於自擬於封建帝王的唐繼堯，更不會同意他熊克武成為唐繼堯統治四川的工具。
　　這是一對矛盾，但矛盾從來都有個主次之分，在生存都成問題的前提下，熊克武也只能先住抓這個主要矛盾痛揍一頓了。他終於下了決心，那就是，與滇軍聯合。
　　
　　眼前的滇軍又是個什麼狀況呢？
　　自羅佩金走後，駐川滇軍就被整編為了兩大部分：靖國第一軍顧品珍部，和靖國第二軍趙又新部。在消滅了戴戡的黔軍后，川軍各部紛紛南下，意圖驅逐滇軍出川，激戰再度爆發。
　　9月中旬，雙方在川中的內江、威遠、榮縣等地展開激戰，兩軍主力均集中到這一線。至9月下旬，川軍攻佔內江、威遠、富順，滇軍敗退。
　　因為當時戰場局面實在太過紛亂，難以一一詳述，故我們姑且從個人的角度出發，看看在時任滇軍旅長的金漢鼎眼中，這場戰爭是個什麼模樣吧！
　　

1917年8月末，滇軍朱德的十三旅旅移駐瀘州，金漢鼎的十四旅移駐自流井，與自雲南來援的滇軍鄧泰中，李友勛等部會合。
　　稍事整理后，9月12日，顧品珍便以金漢鼎的第十四旅並加強第一軍的一個團，前出攻打川中重鎮內江，限十五日內攻佔。
　　軍情如火！金漢鼎立即率部乘夜冒雨出發，官兵衣履盡濕。13日下午，金部即在白馬廟與據守險固工事的川軍阻擊部隊遭遇，戰事激烈，雙方均有相當傷亡，滇軍的攻擊毫無進展。
　　受阻的滇軍遂調來大炮，於14日拂曉猛轟川軍陣地，掩護步兵進攻，始將川軍擊潰。金漢鼎當即命令所部二十八團楊瑞昌部追擊，奈何楊團長追了沒幾步便讓全團官兵坐下吃飯，致使潰退的川軍得到喘息之機，又集結起來扼守要隘。
　　滇軍也因此未能擴大戰果，一勞永逸地把這部分川軍逐出戰場，金旅長給氣得直跺腳，大罵楊團長玩忽職守。
　　
　　雙方就這樣相持到第二天早晨。得到增援的川軍發起反攻，滇軍中間陣地被突破，一度潰退，送飯的炊事兵連伙食擔子都給丟了。
　　金漢鼎親率預備隊堵截，收容了兩百多名潰退的士兵，並補充了一挺「馬克沁」重機槍，在副官吳有信的率領下反攻，始將川軍擊退。就在中間陣地兩軍苦戰之際，滇軍右翼張振業營終於打破了僵局，一舉突破川軍防線，乘勝直追，守衛內江城的川軍旅長張鵬舞棄城而逃，滇軍遂於15日午時攻佔內江。
　　是夜，川軍李挽瀾旅又偷渡過江，潛至內江東南城郊的白塔寺一帶，搶佔了三個可以俯望城中的高地，並即刻放列火炮，測算射擊諸元。一待天明，川軍便即開炮轟擊城內目標，掩護步兵攻擊。川、滇兩軍步兵迅速短兵相接，戰鬥再度激烈起來。
　　金漢鼎親臨前線查看戰況，發現東南郊這三個高地是川軍陣線的重心，遂調來一個排，傳令攻下這三個高地后，每人立賞大洋十元。重賞之下，這一排滇軍果然十分奮勇，迅速奪回了高地，川軍再度潰退，途中又遇到滇軍押運輜重的部隊，被前後夾擊。川軍士兵被壓迫到沱江一個拐彎處，見無路可走，紛紛棄槍跳河而逃，淹死和被滇軍斃傷的有數百人，滇軍並繳獲步槍兩百餘支。
　　
　　然而這場局部的小勝，並不能扭轉滇軍全線的不利。
　　僅僅一天後的9月17日，滇軍便又丟失了在川中的重要據點威遠，而在榮縣一帶的戰事也不利，大本營自流井因此遭到嚴重威脅。顧品珍遂放棄自流井，並令金漢鼎率部退出內江，在三多砦布防。
　　砦里的住的大多是附近的大鹽商，他們擁有三百多條日產「三八」式步槍——這可是東洋鬼子1905年才研製成功的新產品，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三八大蓋」了。
　　那年頭多少正規部隊還沒裝備上這麼好的槍械呢（比如說眼前的這幫滇軍，不少人手裡拿的就是比三八大蓋整整老一代的日產三十年式步槍）！再過些年在鄂豫皖，上將軍許和尚為了能多搶幾條三八槍，居然連大名鼎鼎的湯司令湯恩伯也顧不上逮了……

所以這幫手裡有槍的鹽商們，也就有了發言權，他們堅決反對滇軍進駐砦里。不願多惹是非的金漢鼎，遂與鹽商們約定，滇軍可以不進駐砦里，但鹽商們也必須保證，同樣不讓川軍進入砦里。
　　鹽商們爽快地答應了，可這個保證是不頂用的，過得兩天川軍王兆奎團便從三多砦里衝出來襲擊滇軍，砦里的自衛團也向滇軍開槍射擊。猝不及防的滇軍吃了大虧：被擊退數里，丟失山炮一門，還有一個營長陣亡（可到年底金旅長又打了回來，抄了人家的鹽灶，還揚言要抓人，最後硬是讓寨主李夢麟為這事兒賠了二十萬大洋。當然這一段，金旅長就不肯寫到回憶錄里去了，或許是忘了吧——不過話又說回來，在那個黑暗的年頭，這還真算不上什麼罪惡勾當）。
　　唉，在別人家裡打架，就是容易吃虧，連桌椅板凳也都幫著主人的！可要命的問題是，你一幫雲南人沒事兒跑去四川倒騰什麼呢？
　　
　　由於滇軍各線戰事不利，顧品珍遂下令滇軍分兩路撤退：榮縣一帶的部隊經貢井向敘府撤退；威遠和自流井的部隊經富順向瀘州撤退。滇軍在撤退中再次混亂，軍紀蕩然，連旅長大人金漢鼎的行李也在瀘州城裡給亂兵們搶了去。
　　丟失些財物倒是小事兒，金旅長心疼的是從護國以來的作戰日記和蔡鍔將軍所發給的手令書札——亂兵們也真是會糟蹋東西，這些珍貴文件落到他們手裡，多半是看也不看就撕碎扔路邊了，就是當手紙用了也未可知……這些文件要放到今天，怎麼也夠資格在中國歷史博物館或是革命軍事博物館里找塊兒醒目的地方給供起來的。
　　這一點地方上的商人就比金旅長有見識，他們沒有高估丘八爺們在敗退中的紀律觀念，老早就把貨物藏了起來，所以損失有限。
　　
　　9月底，十四旅奉命退到懷德鎮布防。此時滇軍其他各部也紛紛聚集到瀘州——那幾天瀘州城裡到處都是護國時代的滇軍將星們。軍長有顧品珍、葉荃、黃毓成、趙又新，旅長有朱德、金漢鼎、李友勛、田鍾谷、周印川、楊體震、李朝陽、耿金錫等人。
　　在雲南的唐繼堯收到顧品珍丟掉自流井的消息后，大為惱火，來電嚴責顧品珍，要求他即刻反攻收復失地，否則必嚴懲不貸。
　　然而，川軍重兵此時正屯積於富順、隆昌、永川一帶，準備對據守瀘州的滇軍發動新的攻勢。面對這樣強大的敵人，他顧品珍真要有反攻的能耐，當初又怎麼會給攆出來呢？所以老顧很清楚：唐繼堯這條命令是沒法兒執行的，但繼續困守瀘州也確實難向老唐交差。
　　眼前究竟該怎麼辦呢？正在顧品珍四顧茫然的時候，正在重慶的老熟人熊克武，派人帶消息來了——他表示，願意與滇軍聯合。

熊與顧二人，歷來在政治見解上比較一致，因此關係也較接近。此刻熊克武在重慶受到吳光新的北洋軍和舊川軍系統的雙重擠壓，深感威脅，遂向顧品珍發出信號，希望能夠與滇軍重新合作，將北洋軍驅逐出川——就這樣，在川局中一直袖手旁觀的和諧派吳司令，現在終於也給攪到這個大泥潭裡來了。
　　接到重慶來信后，滇軍即刻在瀘州會議，討論如何與熊克武合作。最終滇軍眾將議定，以趙又新、葉荃、黃毓成三部據守瀘州，對抗自成都方向攻過來的川軍。而顧品珍則率領耿金錫、李友勛等旅，並加強炮、騎兵各一部，順長江東下，偷襲重慶。
　　
　　就在顧品珍出征重慶援助熊克武后，川軍其他各部也對坐困於瀘州城內的滇軍展開了新一輪的攻勢。
　　川軍自富順、隆昌、永川出發，分三路圍攻瀘州城，另以一部兵力自南溪攻瀘州以擾亂滇軍的判斷。
　　卻說瀘州城裡的那幫護國將星們，自顧品珍走後，便成天聚在趙又新軍長的煙榻前研究反攻戰略哪、由誰統一指揮哪這些熱門話題。
　　可一直鬧騰到川軍的新攻勢已經發起了，滇軍這邊還是沒個定論——這幫資歷人望相差無幾的軍長們聚到一塊，誰又能說服誰呢？志大才疏的唐繼堯成日間當撒手掌柜的毛病，這時候就完全顯現出來了。
　　
　　直到火燒眉毛了，亂鬨哄的滇軍軍長們才勉強議定，由黃毓成統一指揮全軍，以朱德、田鍾谷、周印川、楊體震這四個旅以及楊希閔團，分頭阻擊隆昌、永川方向來襲之敵，以金漢鼎旅阻擊富順方向之敵，另以一部監視南溪方面之敵。
　　這樣一場亂七八糟的作戰，當然不會有什麼勝利的希望。川軍很快便三路攻至瀘州城下，兩軍激戰數日，滇軍終於不支，全線潰敗。
　　潰敗的當日，金漢鼎還算爭氣，剛剛指揮楊如軒團打退川軍劉成勛混成旅的一次進攻，便聽說右翼撐不住，垮掉了。情知大勢已去的金旅長一邊通知部下相機撤退，一邊自己先溜下陣來。
　　當他從沱江浮橋上往瀘州城裡逃時，川軍炮兵已經封鎖了浮橋，炮彈不斷地從潰兵們的腦袋上飛過，橋上到處都是被丟棄的行李和傷亡的戰友。
　　
　　金旅長好不容易才擠過橋來，跑到東城門，又發現城門不知給哪支該死的友軍關上了，他只好到處找人劈城門，就在劈門的空當里東張西望一看，呵呵，還真有不怕死的呢：同僚田鍾谷旅長左膝受了傷，但仍然一動不動騎在馬上鼓舞士氣。
　　總算劈開城門，金旅長帶著一幫潰兵奮勇衝進城去，找到了軍長趙又新，趙軍長讓他守城，自己卻溜走了。留給他的守城部隊是趙軍長的警衛營——可該營的葉營長也很機靈，他用刺刀挑爛自己的軍裝，便偽稱受傷，逃走了。
　　金旅長無兵可用，只得也三十六計走為上。想出南門吧，道路已經被居民用家什堵死了，只好繞行西門。出得西門外，看見己方成百的馱馬在江邊瞎逛悠，金旅長心疼得很，卻又無計可施，唏噓一番，也只得由它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