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書]文化也可以這樣解讀----中國傳統文化的陷阱

怕鬼，鬼就一直來叩門！小鬼走了，大鬼來了！

　　【一】英王特使出使中國

　　1793年6月18日，英王特使馬戛爾尼與英國公使斯當東，率領一支由5艘戰艦700餘人組成的龐大的外交使團，經過海上9個月的行程，終於摸到了東方第一大國的門口。使團的規模當然不小，但是比上咱鄭和出航的那架勢，他們還是差遠了！

　　英王特使此行的任務，一、祝賀乾隆老頭80歲的壽辰，二、與大清帝國互派使節，並簽訂兩國貿易協議。

　　東方第一大國，與西方第一大國，在一開始就發生了誤會。西方第一大國知道自己不是葡萄牙西班牙更不是荷蘭那小鬼，而是堂堂的日不落大帝國，世界上第一個完成工業革命的大不列顛帝國，所以，它來與東方第一大國友誼來了；而東方第一大國，千百年來的經驗告訴它，又是一個遠方的蕞爾小國一心向化，前來朝貢了。朝貢的規模是如此之大，史無前例，激動得乾老頭破例准許他們從天津入口，雖然入口時前頭的清兵在自己的船頭高掛起了「英咭唎貢使」的小旗，但東方人把客人當飯桶來招待的豪華的賜宴，讓西方客人目瞪口呆：東方人太熱情了！乾老頭為了迎接英國特使，把每年例行的木蘭行圍都給取消了，他要在避暑山莊接待遠道而來的客人！

　　西方人從飯菜里看到了希望，但是隨後有關拜見儀式，讓東道主與遠來的客人之間發生了不快。聞聽拜見大清皇上還得學那荷蘭人的小樣兒，跪下用鼻子碰地，英王特使，這個都柏林大學三一學院畢業的研究生就不樂意了：儘可能地表示對中國皇帝的敬意，但是堅決反對去做任何把英國解釋為中國的藩屬國的事情。以額觸地，影響他所代表的對等獨立國國王的榮譽。如果非要叩頭的話，他希望大清帝國派一位與他同等級別的官員，向英國國王與王后的肖像行使同樣的禮節。

　　大清當然不幹！從來沒有這麼丟過人呢！

　　大清官員問英特使：那你們是如何向本國國王行禮呢？

　　馬戛爾尼說：一足跪地，一手輕握國王手以嘴吻之。大清官員一聽就麻了，算了算了，一足跪地尚可，親皇上的手就免了，還不夠麻人呢。現在咱們的官員們，都學會麻人了，不管對方是黑鬼還是白鬼，也經常地抱一抱，有的還貼個臉，麻倒！但是那時的大清帝國絕不會接受這個。

　　8月13日萬壽節，乾隆皇上接見了馬氏一行。接見完畢，慈祥的老皇上贈賜給對方諸多禮品（原來的那群丐幫小弟圖的都是這個嘛），大清官員就暗示他們：該走了。

　　馬戛爾尼以為事情才開頭，沒想到主人卻宣布結束了。無奈，只好攤出了自己的鬼主意：我們國王的意思，我就不用回去了，要留在北京，為國王代表，兩國間有事，我就代表英王與貴政府交涉，如果中國政府願意派使臣到英國，我們更為歡迎，所有船隻，均可由我們代辦。

　　英王特使這些意思，讓我想起了永樂特使鄭和。只不過，人家的特使是個碩士，我們的特使是個閹人。但兩個特使在某些方面是類同的。那些蕞爾小國出使中國，都由鄭和代為接送，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在，英王特使要接送我們大清帝國的使者。可惜一番好意，我們讀不懂。

　　馬碩士當然不甘心就此結束，寫出一個說貼來，要求貿易自由，稅目公開，洋人在中國犯法，不要實行株連政策等。乾隆逐條批駁，中心意思就是：想得美！

　　馬氏灰溜溜地走了。馬氏估計沒有想到，中國史書中對他的記載，不是單膝跪地的。《清代野史》卷一《外交小史》篇《英使覲見清高宗行叩頭禮》中記載：大清皇上本是可憐英夷使者，覺得他們地處荒遠，不識天朝的禮制，所以特准他們不用三跪九叩，可沒想到英國使者目睹天威后，嚇得情不自禁地就雙腿跪了下去…… 我覺得，對一個挨了打尚說兒子打爹的具有阿Q情結的民族來講，這種記載確實是正常的，就是記載馬氏一行在乾隆面前嚇得尿了褲子，國民們也可能相信的，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嘛！

　　馬氏走了，1816年，英王特使阿美士德勛爵又來了，帶600多鬼子。嘉慶不愧是乾隆的兒，知道英鬼子不操好心，乾脆給他來個下馬威：賜宴！吃大清皇上的賜宴，就得行以額叩地的謝宴禮，阿特使當然不幹。特使不跪，理藩院的外交部部長和世泰又不敢據實奏報，結果，嘉慶帝在圓明園擺足了小樣等著英使來拜，英使與英副使卻拒絕進宮。大清皇上誰受過這等鳥氣（嘉慶之後的大清皇上，一個比一個受的鳥氣多，但那已是后話了），嘉慶一怒之下，驅逐阿特使一行。阿特使回到英國，給英王提供三條對付中國的辦法：一、武力強迫中國據合理的條件管理貿易；二、絕對服從中國所制定的一切制度；三、根本放棄交往！

　　阿特使的三條路，讓我聽到了歷史深處的一聲嘆息：悲劇，在一開始就註定了！可以說，西方文化來到中國，中國先後有過五次機會，但是大清王朝沒有抓住這些機會，所以，它的結局註定是悲慘的。周寧在他的《中西最初的遭遇與衝突》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制度使機會變成災難！此話真是振聾發聵！

【二】清朝收縮的對外政策

　　有清一代，對外政策基本是縮頭烏龜似的，明朝時還派鄭和去外頭拽了七拽，可憐大清王朝一次也沒拽過，猶如現在的年代，做官一輩子卻沒去外國拽過一回一樣，小可憐兒一個！

　　中國的防範外夷規定，好多都形同虛設，惟有番婦不得入省這一條，是執行得滴水不漏的。

　　不去外頭拽，也不讓外頭人來咱地盤上拽，這就是大清王朝的對外政策。雍正說：中國有中國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於中國，亦如中國之教，豈能行於西洋？雍正的乖乖兒乾隆給英王喬治三世的信中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一句話，俺不陪你玩，你能怎麼著？

　　拒玩需要築堤防，堤防是內外互補式的：既防止中國人跟外國人打交道，又防止外國人進入中國。貿易僅限於廣州的十三行，外國人與中國做生意，與中國官府打交道，必須通過十三行。外國商人不許在廣州過冬，冬天一到，都滾回澳門去；外國人不得坐中國的轎；外國商人（僅限男人）在廣州必須居住在政府規定的地方，平時不準隨意出入，每月可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遊玩三次，是謂「雙規」；中國人不準教外國人學漢文；外國女人絕對不能登陸中國（中國的防範外夷規定，好多都形同虛設，惟有番婦不得入省這一條，是執行得滴水不漏的。洋女人的作風與衣著所構成的殺傷力，在漢儒們看來，比原子彈還要厲害）。至於百姓漁民，政府規定得更是出奇：無官照不得出海；出海必三年內回返，否則開除大清國籍；出洋之船不得超載，500石以上都叫超載；船上用人不得超過28名，超過 28名就叫政府起疑；每船隻准帶鐵鍋一口，每人只許帶鐵斧一把（阿拉伯人在海上遭遇西方殖民者，掂著大刀片子對付對方的炮火，已夠滑稽了，我們大清卻連斧頭也不讓百姓多帶一把。義和團時代，對付洋鬼子，用的也是大刀片子，所有的悲壯盡在大刀片子上了）。

　　對外政策的收縮，背後是一個文化心態的問題。朱元璋那小農，做了皇帝依然是小農心態，生怕海外的張士誠回來搶自己的雞窩，柴門一上，他才安心；愛新覺羅家雖是騎馬家族，可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屠殺，讓他們猜忌漢人，草門一閂，心裡才踏實。這一點，連遠在歐洲的馬克思都發現了，於百忙之中，也不忘評價中國一句：與外界完全隔絕，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

　　【三】律勞卑的傷悲及其後遺症

　　1834年7月，英王直接任命的商務監督律勞卑來到中國。律來到中國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公函通知兩廣總督他的到來與職守。按清朝舊例，公函應由十三行買辦們轉交，但是律勞卑希望建立中英兩國官吏間的平等交往，直接派自己的秘書前去移送公函，兩廣總督盧坤當然不敢逾制見夷人，他堅決拒絕接收公函，更拒絕雙方會面的要求，並要求律勞卑立即返回澳門。律勞卑拒絕離開廣州，盧坤遂下令停止貿易。律勞卑調來兩艘軍艦，清廷更是調兵遣將，律勞卑不得不撤兵。回到澳門的律勞卑悲憤交加，一病不起，10月份，上任僅3個月的律勞卑去世。同行的妻子與四個未成年兒女，抱著親人的骨灰撒淚回家了！

　　1834年11月，也就是律勞卑去世一個月後，64名旅華英商上書英國國會，要求派出一支武裝力量，封鎖中國沿海，逼他答應通商。隨後，英國一些商會也陸續提出類似的要求。在此前後，已有英國人在中國沿海進行軍事偵察，1835年，對華作戰方案就送到了英國外交大臣手中。1837年，英國外交大臣致信英國海軍大臣，要求他派艦前往中國，保護英國商人的利益（這些國家商業至上，中國明朝全面禁海時期，誰造船就是犯罪。而葡萄牙的亨利王子卻鼓勵民間造船，規定：凡建造100噸以上的船，都可以免費從皇家森林砍伐木材，不必付任何費用）。清朝的閉關鎖國，在商業利益至上的英國人看來，是「對於人類天賦權利和對於國家權利的首要原則的無理迫害」，「中國人拒絕同歐洲商人在平等的基礎上打交道」，是「蠻不講理的商業上的限制以及個人自由的種種限制」。在這麼一種文明與價值觀的大背景下，他們當然敢公然叫囂了：「為了把歐洲文明的精神打進中國人的頭腦里，毅然拿起武器與中國人相見！」1838年，英國艦隊闖入中國海域，為英國商務監督義律與中國兩江總督的談判製造壓力。1939年，林則徐來到廣州禁煙。英國政府終於有了借口，鴉片戰爭開始！

　　【四】有關鴉片戰爭的文化思考

　　1.政府禁止鴉片，鴉片何以源源不斷地流進中國？

　　看看西方鴉片販子的記錄，你就會明白，中國的海關形同虛設，西洋人早就知道什麼是中國的特色了——賄賂！賄賂，讓他們的生意順手極了，中國海關官員為了分肥，甚至暗中鼓勵鴉片貿易！像那個鄧廷楨，據說就肥得不輕！那時的廣州百姓還給鄧編過民謠，唱的就是鄧掂著傢伙為自己撈錢的形象！除此之外，遠在北京的軍機處與內務府都參與海關分肥。

　　2.中國人在吸毒的時候，都有一種大國風度。

　　中國人至少能把吸食鴉片弄成一種境界：躺於煙榻之上，架支煙槍，吞雲吐霧，賽過神仙！當時全球包括英國人在內，都沒有像現在一樣意識到毒品的危害，所以鴉片貿易在全球沒受任何限制，之所以能在中國泛濫成災，中國上至慈禧下至百姓都喜歡吸食鴉片從而在中國形成一個廣大的需求市場是其關鍵原因。鴉片戰爭前後，中國勞工遍布各地，鴉片吸食大都是這些勞工帶過去的風氣。墨爾本居民反對華人登陸本土，美國的排華法案都與此不無關聯。所以說，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到底是鴉片導致了中國的衰弱與腐敗，還是中國的腐敗與衰弱給了鴉片泛濫的機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鴉片的泛濫，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禁毒的國家，而美國直到1885年才立法禁止其本土的鴉片貿易，但禁令並不嚴密。至於英國，1868年制定了《毒品藥店法案》，對英國本土的鴉片貿易給予了一


般性限制，直到1914才真正禁止鴉片。事實上，當中國鴉片正泛濫的時候，英國的海岸緝私隊也沒閑著，英國男人長期嗜酒，所以英國50艘快船6000名緝私隊員在英倫三島周圍忙著禁酒呢。在白蘭地與鴉片面前，英國人選擇的是前者！鴉片找中國人，白蘭地找英國人，各選各的意中人罷了。

　　3.禁煙的時候，被譽為中國歷史上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則徐，曾經給英國國王寫過一封信，也是大清歷史上惟一的一封外交信吧。林欽差在信中嚇唬英王說：天朝之所以臣服萬國，當然有想象不到的神威，日後不要說沒有預先警告之。對於外交的無知，或者說，對於近代外交規則的無知，讓我們的民族英雄無端多了幾分滑稽。這種滑稽，在隨後的中外接觸中，隨處可見！與此相對照的是，是英國人對中國的看法。英商安德魯說：一般的看法，對於中國的實力的估計是錯誤的。不管過去是怎樣，它現在是世界上最弱的國家，只靠著有系統的謊言、妄誕的諭旨、人民的愚昧來維持……對其勇敢地使用武力，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傳教士郭士立說：英國的一隻護衛艦，就可以擊潰中國海軍的一千隻兵船！

　4.美國醫生伯駕，同情於林則徐昧於世界地理的現狀，準備送給林則徐一些有用的禮物 ——一本地圖冊，一本地理書，一架地球儀！但是林則徐的屬員們提出了一個禮儀問題——要送給俺們東西，可以，請先寫一份請願書！伯駕惱了，算了，這禮俺也不送了！中國與英國開戰，基本上屬於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狀態！禁煙過程中，中英發生七次武裝衝突，甚至有些衝突純粹是中國水師昧於西方戰爭遊戲規則而引起的，比如關天培帶水師出巡，他的船上照例掛著紅旗。西方奉行的是白旗規則，所以英國指揮官一看，以為是中國挑戰，先下手為強，不由分說，炮彈就朝著中國水師飛過去了。七次武裝衝突，清政府得到的戰報卻是七戰七捷。有些衝突，看英方記錄，無一人傷亡，可中國方面得到的戰報卻是夷人死傷多少云云。有人說了，中國方面把水上漂浮的帽子也當人頭來數了，或者連帽子也沒有。比當年明朝把總王望高出擊中國海盜，在菲律賓土著手中購買人頭冒充戰果還要不如。總之，七戰七捷的戰報讓大清史上最樸素最節儉的道光皇上一下亢奮起來：給我全面禁關，我看英夷再牛！

　　5.英國發動鴉片戰爭，內部並不是沒有反對的呼聲。相反，反對的呼聲很高，有人認為，鴉片貿易比奴隸貿易更歹毒。有人認為，英國允許鴉片貿易「如此邪惡以致它是最大的民族罪孽」；還有人認為這場鴉片戰爭，是一場使國家蒙受永久恥辱的戰爭。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史書上，那個前來與林則徐交涉的、發動鴉片戰爭的英中聯絡官、英國全權代表查爾斯•義律本人，卻是一個鴉片貿易的極力反對者。事實上，他一上任就要求英國政府改變在中國的歷史航向，敦促政府採取措施制止鴉片走私。他個人認為這種貿易是一種罪行，是大英帝國的恥辱。在給倫敦的報告中，他寫道：鴉片貿易「給打著天主教旗號的國民丟臉」，為此，英國的鴉片販子對義律通通沒有好感也就不足為怪了。遺憾的是，那時的英國，是民主國家，英國報紙上，對反對和擁護鴉片貿易的意見統計過，大約在1∶5，禁煙法案在英國議會裡當然也就通不過了！也許，這就是民主的壞處？也許，中國由此發現，民主不是什麼好東西，所以中國的民主就一直被統治者摟在自家的被窩裡。林則徐可憐，鴉片戰爭一開始，就被充軍流放了；義律同樣，被維多利亞女王戲稱為「一位完全不遵守指令而努力爭取最短任期的人」。義律最終被調往北美得克薩斯任英國代辦，充軍新疆的林則徐如果知道自己當初的對手義律如此下場，心裡可能要好受些：哥們兒，好歹也算給我墊了一個背！

　　6.義律來到中國，希望直接見到大清國的督撫們，如與他們建立直接的平等的外交關係，那麼，他將成為中西關係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第一人。但是，當時的總督鄧廷楨不但拒絕見義律（中國官員誰也不敢見鬼子，民間百姓賣菜給夷人，都叫私通外國呢），甚至拒絕義律的所有請願。一句話：中國政府不給自己機會，歷史也就不給義律機會。義律失去的是仕途榮耀的機會，中國失去的是與世界接軌、同步的機會。拒絕機會，就是擁抱災難。義律交涉無果，致英國外相巴麥尊：欲得對等之權利，惟有訴諸武力！如果一個政府能被比作一個人的話，那麼我想用河南內黃流行的一句話來概括此時的大清王朝：敬酒不吃吃罰酒，挨整磚不挨半截磚！

　　事實上，清王朝喜挨整磚的精神，鬼子們先後都知道了。1897年，德國佔領中國山東后，俄國外交大臣穆拉耶夫就建議自己的沙皇佔領中國大連，他是這樣說的：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東方民族最尊重力量和威力，在這些民族的統治者面前耗費任何建議和忠告都不能達到目的。所以，近代俄國動不動往我們這邊砸磚，他們心裡是有數的，我們這邊心裡卻是沒譜的！

　　7.林則徐禁煙時，要求義律等代表夷商與中國簽訂一個永不夾帶鴉片的甘結，也叫保證書。林則徐不知道，自由主義是個什麼東西，也不知道，西方的政治生活，不像咱這邊，你想代表誰就代表誰。更何況這麼一簽，還不只是個名義上的代表，而是把其他來華商人的腦袋全都抵押給中國政府了。義律他們沒有這個膽，更沒有這個權。義律解釋說：依我國法律，別說我沒這個權，就是我國國王，也沒這個權。當然，英國當時還沒有鴉片貿易限制，也就是說，若英國人都喜歡吸食鴉片，那誰也沒轍。問題是，那時的整個中國政府對議會與自由主義的理解，相當於一頭豬對人類豐乳肥臀的理解。義律說英國商人不必也無義務聽英王的號令，林欽差馬上認為，義律自己不聽國王號令，居然還誣陷國王號令不行，大大的不忠啊。所以，當義律等人拒絕在甘結上簽字時，林欽差當然生氣了。林則徐再生氣，起初也想把合法商人與非法商人區別對待，可道光一聽，不耐煩了：管他好鳥壞鳥，一律趕出國門，關門大吉。

　　問題是，中國把英國視作災害，英國則把中國視作寶貝！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這麼多小夥子前來求婚，有獻花的，有單腿跪地行騎士之禮的，有以額撲地求姑娘可憐的，無奈老姑娘堅決不上任何人的轎。「求婚」者的耐心，也快到頭了，膽大者力勇者，遲早要把老姑娘抱上轎的——戰爭，只是個時間問題！

　　1840年4月，英國議會裡整整吵了三天，最後是271票對262票，戰爭通過了！在此之前，中國經史學者，四品官太常寺卿許乃濟的一個奏摺——《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亟請變通辦理折》，也引起了道光君臣兩年零六個月的辯論。辯論結果，林則徐乃最佳辯手，當上了欽差；許乃濟乃最差辯手，官降六品，去職退休。而英國議會裡那262個辯論沒佔上風的人，英國史書既不會羞辱他們，英國國會更不會踢走他們。他們可以繼續在國會裡吵吵，他們不會因為所謂的言論錯誤及所謂的言論背後的道德而嘴巴被封！中英國家實力之對比，也許就在這些差別中。歷史智慧就在這些看似不重要的細節中，問題是，這些細節卻老被我們所忽略。中國後來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也可以追溯到這些差別中。這些，也是經濟學者后發劣勢理論的基點！

　　8.1839年7月7日，這應該是中國歷史上值得關注的一天，這一天，英國水手買酒時，與中國百姓林維喜發生衝突。結果，林維喜被打死。按中國的法律，很簡單：殺人抵命！而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一再宣稱：世界各地任何英國公民都有權得到政府的保護，不能把僑民交給當地的「野蠻法律」審判！這一點，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反差太大了：中國政府認為，商人是賤民，華僑多無賴，在外頭沒了命，也是活該。即使僥倖沒死，出海三年未歸，國家就不要你了，愛上那兒上那兒，爺這裡不要你了。義律當然要按照英外長的精神做事，拒絕交出打人兇手，事實上是群毆，中國政府讓他交出一個來抵命，這一個還真不好定。最後，他自己弄了個法庭，親自審訊五名打人兇手，判他們交罰款，監禁了事，同時宣布，這些人要住英國的監獄。英國的監獄可能舒服些，這個我信。現在叫我住監獄，我也願意選擇英式的而拒絕中式的。總之，林維喜案件的磨擦，為日後英方要求領事裁判權埋下了註腳。

治外法權，中國政府覺得委屈，西方人也覺得委屈。憑什麼當官的一句話，就可以拉出去斬了，連個辯護都沒有？中國政府認為，官老爺一拍驚堂木，再打嫌疑人幾板子，就全妥了。法律規則不同，戰爭規則也不同。比如林欽差的全民皆兵術——林欽差懸賞居民：俘獲英船一艘賞銀十萬，破壞一艘賞銀三萬，活捉義律賞銀五萬，提義律人頭來見，賞銀三萬，俘殺白夷五百，俘殺黑夷三百（呵，中國人也知道黑夷便宜些）……儘管中國百姓們到戰爭結束時也沒有一個人能發筆這樣的小財，但是英夷政府不願意了，斥責中國仍然把「消滅生命作為戰爭的目標」。他們不知道，中國最漠視的就是生命，這是中國的傳統。從長平之戰秦將白起坑殺降卒四十萬到滿洲人入關所製造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從朱元璋的胡惟庸案、藍玉案再到滿洲人 「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政策的推行，我們都可以看出，不重視生命、不重視生命質量，乃是從政府到民間的主旋律思想。這一思想解我一惑，也就是說，正是由於漠視生命，漠視生命的質量，才導致中國人口的過分膨脹。也就是說，如果中國人重視自己與子孫的生命與生命質量，就不會過度生育了。這種過度生育讓初識中國的葡萄牙人謠傳：中國女人每月都要生孩子，一胎可以生五個（范禮安《論中國的奇迹》，參見裴化行之《利瑪竇神父傳》）！葡萄牙人不知道，中國的實際情形是，凡有錢有勢家的男人，可能每月都有老婆給他生孩子，或者，同時有五個女人給他生孩子！與中國相反的是，西方強盜最在乎小命，比如美國獨立戰爭中，英國的康沃利將軍在約克鎮向華盛頓集體投降。本來康將軍想跑來著，可是一看跑不了，就寫信投降，很有大將風度嘛。大事不好，趕緊逃跑，逃跑不得，就趕緊投降。

　　規則的不同，導致誤會不斷。比如鴉片戰爭開始前，英方按照西方的戰爭規則，要向中國下宣戰書，奈何中國政府只接過周邊蕞爾小國的朝貢信，只遭遇過周邊游牧民族的偷襲，哪裡領教過這種騎士遊戲？所以，當英方為了羞辱林則徐而故意選擇廈門作為遞交宣戰書的地點時，更滑稽的事情發生了：英方派小船懸掛白旗，前往廈門港口遞交宣戰書，可中方不知白旗是什麼玩意兒，正如鬼子不知道關天培的船上掛紅旗只是指揮船上的一般儀幟一樣，中方開火了。如是三次，英國人的宣戰書自始至終沒有送出去，可他們不願意如此不文明，最後把宣戰書放到了酒瓶里，希望它能漂到中國政府手裡。

　　9.戰爭初期，中國一直是捷報不斷，關鍵的是，寧波地方當局還把一個捉到的夷婦傳為英國女王的妹妹。這點我信，因為大明的海上剿匪英雄朱紈在自己的剿匪戰報中，彙報說自己逮了佛郎機（明朝那時候還分不清葡萄牙與西班牙，只好統稱佛郎機。葡萄牙佔了馬六甲，明朝就又分不清馬六甲與佛郎機了）的三個國王 ——馬六甲國王的弟弟、兒子，還有孫子！可葡萄牙當事人達•克路士在《中國志》里記載說：中國軍事長官找了個四個比較神氣的葡萄牙俘虜，要求他們假扮馬六甲王。而且，他們俘獲的衣物中，有一套衣服據說是馬六甲王的，他們馬上要求照原樣再做三套，讓四個葡人穿上。同時把捕獲的百名中國人全部殺掉，只留下四五個人，讓他們來證明那四個神氣的葡萄牙人是馬六甲國王。這樣，朱紈他們得到的獎賞將更多……總之，歷史在重演，矇騙在繼續。道光皇上被糊得特高興。但我想，道光肯定很納悶，捷報正頻傳著，怎麼英夷就打到了天津？道光還不算太可憐，打到天津，就不給你假新聞了，還算夠哥們兒。像李煜、陳叔寶那些爺，人家打腳底下了，才知道的。

　　10.有關戰術問題。對英夷的堅船利炮，關天培開始演出三國演義里諾葛亮那一套——疑兵計！他命令士兵們圍著炮台後的小山不斷地轉圈兒跑，以造成增兵無數的假象，英夷起初不明白我們在幹什麼，等明白后，他們哈哈大樂。不怪關壯士，因為英夷用的是近代武器，不需要三國里的計謀來輔助。可惜的是，技術不夠道德湊，似乎是我們最盼望的結果，就像體制不好就盼望清官一樣，實力不行，關天培只有戰死。他的死，甚至贏得了對手的尊敬，他們以小炮代替禮炮，為關天培的屍體送行——「對一個勇敢的仇敵表示尊敬」！如果說，關天培的疑兵計讓人感覺可笑的話，那廣州參贊將軍楊芳的尿桶計就讓人可氣了——楊芳看到英艦英炮如此邪門

，認為他們可能用的是妖術，所以他要以邪避邪。什麼最邪呢？不知這位被封作「果勇侯」的老名將怎麼想的，反正他在廣州城遍收女人尿盆，弄到木筏上，讓尿盆口集體朝著敵人的大炮方向。中國女人在中國的主流思想中不是好東西，那尿桶更是不堪了，誰知道西夷並不怕咱們的尿桶陣，所以楊芳大敗，不但丟了炮台，還把恁多尿桶也丟了。時人有詩讚曰：

　　楊枝無力愛東風，參贊如何用此功？

　　糞桶尚言施妙計，穢聲傳遍粵城中。

　　昔日的「醜夷」在鴉片戰爭后變成了「貴國」，昔日的「上國」開始不得不爭取「敵國」（地位勢力相當的國家）的待遇。

　　楊芳虛報戰功，皇上就傳諭嘉獎他：暢曉軍務，先聲奪人！皇上哪裡知道，他的將軍已是臭聲奪人了。我覺得楊芳這種戰術堪稱寡婦式戰術，直到解放前夕，中國豫西南還流行一種風俗：搶寡婦！如果一個女人成了寡婦，也就意味著隨便某個野男人便可以搶你回家，成親三天之後，男方再上女家送禮道歉，這事就算成了，寡婦雖然可以任人搶走，但是她有一件有效武器，這件武器就是女人的小褲頭，最好是月經帶，寡婦若當場解下這些小物件對著男人搖晃，男人認為沾上這些褻物就會終身倒霉，因而望風而逃，問題是英國大炮不是咱中國的光棍，不吃這一壺。

　　如果說楊芳的戰術令人可氣的話，那麼揚威將軍奕經的戰術，就可悲了。作戰前，奕經聽說西湖關帝廟最靈，就去抽了一簽，上面書有：不遇虎頭人一喚，全家誰敢保平安。後來奕經又做了一個夢，於是他把夢與簽合到一塊算卦，最後決定：1842年3月10日四更時分出兵，這個時間便是虎年虎月虎日虎時虎分。戰爭結束后，英夷對清兵屍體的描述中有如下句子：他們的帽子有一種特別的不普通的樣子，是用老虎面部的皮製的，附有老虎尾巴垂在他們身後……也就是說，為了配合統帥在關帝廟抽的簽和在被窩裡做的夢，我們的士兵，乾脆被打扮成了老虎的樣子！這種戰術若能打勝，倒真是見鬼了！

　　11.琦善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對英夷說出「貴國」、「貴特使」等客氣話的大清官員。在此之前，我們都直呼人家為「爾」、「爾國」、「爾等」。我不知道，「爾」換成「貴」，中國政府是什麼滋味，但我猜，讓一個老男人在酒桌上跟他眼中的所謂兒輩行拳，酒過三巡后，他由「爺兒好」，被迫改為「哥倆好」， 「爺」心中肯定不是滋味。其實外國鬼子們心裡也不是滋味，滿清朝廷統稱人家為夷，偶爾有個區分，也是簡單的根據外表特徵，比如把荷蘭人叫作紅番，聽著像是紅薯蛋似的。荷蘭國小人輕，紅薯蛋就紅薯蛋吧，無所謂，可英國人就不樂意了，在《南京條約》中特別加一上條款，一律不準叫俺「夷」。不準叫，俺偏叫，咸豐皇上在自己的手諭中，不但叫夷，還在夷前加個丑字，醜夷；民間義士叫醜夷都覺得抬舉了他們，乾脆直呼「畜類」。再後來，中國流行白話文了，夷有點拗口，就統統把外夷叫作鬼子！

　　【一】鬼子的衝撞與中國的變動

　　英夷的堅船利炮，打破了天朝聖德撫四方的政治理想，所以，在有識之士的推動下，中國開始了洋務運動。如果不是奕忻在戰後的談判中，與西式文化的代表 ——英夷有過親密接觸，那麼洋務運動就沒有來自中央的支持。同樣，如果沒有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地方督撫對西方堅船利炮的親眼目睹，那麼洋務運動同樣得不到地方實力派的支持。總之，洋務運動在中國開始了。

　　中國的洋務運動只學標，不學本，其結局只能是經濟學者所謂的「后發劣勢」。問題是執政者只能看到標，看不到本，或者說，他是故意看不到本的。這種忽略，或者說故意，所導致的結局就是甲午中日戰爭對洋務運動的全盤否定。這種否定，如果來自英夷，可能對中國人的自尊心有所挽救，可惜的是，它來自我們一向看不起的倭日。最可氣的是，小日本還特會侮辱人！試舉兩例，第一例，甲午戰爭之時，淮軍統領衛汝貴帶軍向朝鮮開拔。開拔前，老衛就記得把餉銀24萬兩扣它 8萬匯往自己家中，家中的妻更不含糊，與夫書一封——「君起家戎行，致位統帥，家既饒於財，宜自頤養，且春秋高，望善自為計，勿當前敵……」衛統帥果然沒有辜負妻子的期望，平壤之戰一開，他與葉志超棄城逃跑，狂奔三百里，一度逃得不知去向，七八天後才找回清軍大隊。日本鬼子看到這封家書，視為奇聞，把它當作戰利品，弄到自己的教科書里當教材去了。第二例，甲午海戰之後，大清帝國北洋艦隊的主力艦被小日本拖到本土，停在一個海港的民用碼頭上，被當作躉船使用了，小日本對此所作的解釋是：永久地侮辱那個厚顏無恥的大清帝國和那個低劣的支那種族！其實，小日本用不著用這種辦法來刺激帝國和帝國的臣民。甲午戰爭的結果本身，就夠刺激我們的了。別說在此之前日本文化全是嫁接我們的，就是它人種，咱們也向來以為，是咱們的後代。甲午海戰前，中國海軍艦隻數量、噸位和火炮口徑，列世界第6，小日本只列到第16，但是戰爭的結果太不給人面子。猶如阿Q，如果挨趙太爺一個嘴巴子，他肯定心裡不怎麼窩憋，可是挨小D一個嘴巴子，那心酸就是非同尋常的了。可歷史不給我們面子，隨著時間的推移，又讓小日本單獨侵我八年，當然這是后話了。但是中國人不能提日本，一提就牙根兒發癢，當是此種心態的折射！

　　甲午海戰的結局，刺激得整個帝國人心思變。康有為上陣了，梁啟超也上陣了，結果他倆都跑了，只有譚嗣同留了下來，「我以我血薦軒轅」，據說譚所受的第一刺激並不是來自日本，而是來自英國傳教士傅蘭雅給他看的兩樣東西：一樣是X光底片，一件是電子計算機的前身——實用自動計算器。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的衝撞會讓中國知識分子中的最清醒者，義無反顧地撲向那光明之處。譚走向刑場時的底氣，除了中國書生那特有的浩然之氣外，我覺得，這兩件洋玩意兒功不可沒！

　　維新的失敗，再一次使大清失去機會。拒絕機會，就意味著擁抱災難！

　　【二】西方文化強吻中國黃土的後果

　　鴉片戰爭之後，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再一次合法化！合法化並不意味著一切OK。

　　如果說戰爭並沒有使得尚不具備現代國家意識、民族意識與國土意識的臣民們有所觸動的話（反正誰坐天下都一樣，做穩了奴隸總比做不穩奴隸強多了），那麼，基督教深入內地，強吻中國黃土，則與中國傳統倫理文明形成了一系列衝撞。（文明是執拗的，當初漢人寧願舍掉頭也不願意梳滿洲小辮，幾百年過去了，他們則又變得寧願舍掉腦袋也不願割下小辮，由此可以看出，臣民是很容易健忘的。執拗與健忘成為一個民族的特性，還有什麼不可以發生的？）這種衝撞的後果，引來了八國的鬼子，並最終給大清帝國帶來了滅頂之災。

　　傳教士初期接觸中國臣民，狂喜，因為他們發現，中國人很虔誠，他們燒香敬佛，叩頭如搗蒜。如此虔信的民族，肯定會接受他們的基督教。但是他們很快發現，中國人的宗教情結，獨特而又奇怪，中國人似乎什麼都信，他們可以在自己家的喪事中，既請道士又請和尚，即使一個廟裡，也可以這廂是觀音娘娘，那邊是玉皇大帝。當然，臣民自己家裡，灶王爺，關帝爺，太上老君爺，每個爺都有自己的牌位。什麼都信，說明什麼都不信！還有，這種信更多的是一種形式主義，或者說糊弄主義。玉皇廟的破敗簡陋，讓人們懷疑，到底是玉皇大帝本人實行了君主立憲不能奢侈呢，還是他的信徒們特會唬神弄鬼；至於玉皇廟裡擺的供品，過後更會被臣民們自己吃到肚裡。這一切，讓西方傳教士們迷惑不解。

　　表面上，傳教士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們不知道，也沒有心思關注，帝國的臣民在入教時的實用主義態度和動機問題。洋人在中國的治外法權，以及官府對洋人勢力的畏懼，導致中國教民與整個帝國的百姓成為水火不容的兩種勢力，兩種勢力不斷地磨擦與較量，使得教案頻頻發生。

　　不能不承認，帝國的臣民有點以小人之心度洋人之腹的嫌疑。中國的佛教很善良，中國的道教很清靜，中國的儒教很仁愛，但是所有這些，都沒有形成基督教的慈善與救濟思想及其組織方式。育嬰堂專養孤苦的孩子，全免費給教徒看病，天底下哪有這等便宜？鬼子肯定不安好心，所以，有關傳教士吃嬰孩的謠言，像野草一樣，布扎在了整個帝國的黃土地上！1870年的天津教案之所以能發生，教堂里有成筐的兒童眼睛，他們專門煉製童子眼中的油，用它在尋找財寶時照明，因為童子無邪，所以獨具慧眼，這種信念給衝進教堂殺人放火的帝國臣民以不少的勇氣與力量。文化上最頑固的力量，其實不在中央，不在政府，而在民間，在基層。從民眾心理上講，政府被洋人推翻，跟民眾關係不大，反正給誰做奴隸都一樣，大清叫我們剃頭留髮我們都忍了，還有什麼不能忍的？可民眾的日常生活秩序不能被打亂，鄉俗倫理不能被譏笑。民間有民間的習慣法，洋人的治外法權是對民間真正的統治者——鄉紳階層和族權的挑戰；民間有民間的信仰與倫理觀念，教徒們蔑祖欺宗的一切行為，讓鄉人們怒火中燒。基層力量由於基督教文化的介入，被分為兩大對立的陣營，衝突在所難免，所以，民間開始出現各種反教揭貼，當是意料中事。揭貼上的內容，讓傳教士與中國教徒膽戰心驚：其有中國人習彼教者，經各鄉族長查出，不必稟官，公同處死！

　　西方入侵者一直認為，中國政府是個野蠻的政府，他們說對了，但是他們應該知道，野蠻的政府統治下，臣民只有兩種：順民與暴民，而且順民與暴民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掂根棍子，反了，順民可以變作暴民；放下屠刀，招安，暴民可以變作順民。所以，中國民眾超越於法律之上與政府之上，視生命為草芥以所謂的族規族法隨便處人以各種精神與肉體刑罰，乃是天經地義的事。即使把政府本身推翻，他們也認為是替天行道，何況區區幾個教民幾個洋人？義和團把他們認為該殺的人分作三等：一等是「大毛子」，專指洋人傳教士等；二等是「二毛子」，專指教民；三等是「三毛子」，指同情大毛子二毛子或者具有同情嫌疑的人。當然了，實在弄不清該殺不該殺，就用升黃表的辦法來確認，具體如下：讓有嫌疑的人在大街上跪在義和團的神壇面前，向他們的神燒一張黃表，人有罪無罪就看紙灰是向上飛還是向下落而定！還有，帝國的臣民們已經發現，天旱久不雨也跟那外國教堂有關，至於鐵路、電線杆子、火輪船，哪個不是在毀我風水？

有了這樣的信念與底氣，民眾被集體動員就為期不遠了。義和團就這樣迅速成長起來。如果說帝國的軍政大臣如楊芳們把英夷當作鬼才用尿盆作抵禦工具的話，那麼帝國的民眾們會比他們的統治者更不堪，他們的招牌就是法術，而且這些法術也沒有什麼新創意，其版權完全屬於《封神榜》《聊齋志異》和《西遊記》等幾部著作。比如遁地啦，刀槍不入啦，閉住槍炮啦，呼風喚雨啦，飛檐走壁啦，意念滅火啦，一個饅頭會生諸多饅頭啦，一個砂鍋永遠吃不完啦。帝國貧民，所有的理想，都帶有飢餓後遺症般的幻想。至於打仗，根本不用我們操心，各路神仙都在，一請示就都來了： 「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豬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聖，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顛我佛祖，六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鏢黃三太，八請前朝冷於冰，九請華佗來治病，十請託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兵！」問題是天上十萬兵碰上了洋法海，張德成最後失敗了，失敗就失敗唄，國人向來同情失敗者，問題是這些失敗的「民族英雄」一點也不爭氣，不但不自殺殉國，還趁亂揩油：張德成攜帶巨款逃走了。行至某地，要求一王姓鹽商招待他。鹽商派了兩人抬的轎子迎接他，他大怒：「我在天津坐的都是總督級別的八抬大轎，你派兩人抬的轎子來，是褻瀆神靈！」鹽商不得已，只好把關帝廟作為關帝代步工具的八抬轎借來。張德成到了之後，鹽商設盛宴款待，張德成竟然說：「飯菜太差，無法下筷子。」鹽商忍無可忍，與村民共謀抓住了張德成，眾人抽刀出來，說：試試看他是否刀槍不入……咱的「英雄」就這樣被人玩完了。至於朱紅燈，死的也不怎麼光彩，內部分贓不均，被團員們扭送袁世凱，袁世凱當然會送他上天：與各路神仙會合去吧！歷史教材上說山東百姓把老袁叫作袁黿蛋，我覺得，不要隨便用百姓的名義說話。要說山東的義和團有此叫法，我倒是相信的，因為袁一到山東，就給一些義和團的首領下了請帖，讓他們來巡營表演他們的「法術」，袁世凱的槍，要當場驗證義和團的「刀槍不入」，兩聲槍響后，兩個大師應聲而倒，斃


命。這樣的情形下，袁世凱在山東執行什麼樣的政策，我們應該能想到。而義和團特恨袁世凱，也是當然的。

　　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對抗外國勢力，結果八國聯軍一起還以顏色，老太后只得「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總之，義和團動員的是中國鄉村最落後因而也是最保守的力量，這種落後與保守，連袁世凱李鴻章這些保守官僚都看不上。但是慈禧太后在廢光緒的時候，沒有受到外國公使團的支持，公使團甚至表示同情光緒，不但同情，還幫助康梁逃往外地，是可忍孰不可忍？這一切導致老太后在自己的棋盤子上走了最臭的一招：利用義和團，給洋人點顏色看看。

　　老寡婦的羞惱與義和團光棍們的非理性結合到一塊，出產的當然只能是怪胎了，這導致我們的歷史教材在講述義和團時，處處尷尬：義和團沒有可歌可泣至少能提溜到檯面上的頭領；沒有理性的綱領，哪怕就是洪秀全的那種中國烏托邦理想與洪仁玕那種來不及兌現的空白綱領也沒有；他們倒是殺了幾個洋鬼子，可他們殺的中國人更多，朱紅燈有時一天能搶劫三個村莊。當然了，義和團也想把自己的勢力做大，更想把江山打下來自己坐，可他們沒有篝火狐鳴，甚至也沒有李自成「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夠找闖王」那樣的好漢歌，他們就會唱兩句搖滾：義和團，為了王，今年的棒子長得強！也就是說，義和團要是做了王，玉米棒都能長成特大個。玉米棒長得個大，爆米花的都高興，問題是全國人民總不能天天圍著那賣爆米花的轉吧。至於棒子麵，大家可能也不怎麼稀罕，義和團只是根據自己的口味在叫喚罷了。

　　義和團上了前線，清朝的高官們也開始裝神弄鬼了，御史徐道現上個摺子，言：洪鈞老祖已經下令讓五條巨龍去守大沽，不勞我們一兵一卒一槍一炮，外國的軍艦一定都會自行沉沒。還有一位御史陳嘉言不知從什麼地方得到了傳達上天意旨的帛書，說：帛書已經預言：外國當自行滅亡！

　　所以，我們最後看到的結果是洋人把「顏色」都還給老太后了——老寡婦說：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話怎麼聽怎麼覺得是老寡婦在跟全天下的男人套近乎：量寡身之體力，結男人之歡心！老寡婦在說這句話的時候，臉上的顏色肯定紅紅白白的，特好看！

　　老寡婦拍拍屁股死了，留下一個爛攤子，不管了。歷史大人物大都有這個毛病，清妖圍困天京，洪秀全說要上天給大家叫十萬天兵天將來，可他一上天，就再也不回來了；袁世凱，當了幾天皇上，就得了腎病，好像是尿不出來了，要不咱們就洪憲了……

　　歷史大人物們都是有頭沒尾的，但是歷史總是有頭有尾的，一集一集，續到了如今。你問續到第幾集了，你問我我問誰？辛丑年與甲午年，辛亥年與甲申年又有何區別呢？反正六十年一甲子！什麼都會走開，什麼又都會回來！拉丁美洲孤獨百年了，我們總不能弄個千年孤獨吧？

也許是中國近代航海史上實在沒有什麼可稱道的，也許是中國近代史上鴉片戰爭中英國海軍的威力刺激了我們後人的神經，總之，1405年開始的那一場外交，成了現代中國每一個炎黃子孫的榮耀，一提1405年，每一個人都不由自主地心生自豪。沒辦法不自豪。因為在這一年，中國的海軍在一位小太監的帶領下開始縱橫整個東南洋，這個太監叫鄭和。時至今日，2005年又值鄭和下西洋600周年，「鄭和精神」被作為一個新概念被提出，並賦予這一精神「不畏艱險、百折不撓、為國獻身、熱愛和平、睦鄰友好、熱愛祖國、維護主權」等諸多內容。《人民日報》對今年的鄭和研討會作了一個小結。鄭和出使西洋，「和順萬邦」，搞的是和平外交。這一點，應該讓西方殖民者汗顏吧？還有，鄭和外交，走的仍是傳統中國的「厚往薄來」原則，這一點，西方政府沒一個如此大氣的吧？當然，還有專家從深層次認識到，當時航海事業的發展，取決於封建皇帝的個人意志，鄭和等不能自主。當時面向海洋的舉動，不可能得到主流政治文化的長期支持，下西洋並不意味著整個國家和民族有了近代海洋意識。《人民日報》最後總結說：「台灣中華鄭和協會謝台喜先生認為，鄭和壯舉曇花一現，明清閉關，讓近代國人吃盡苦頭。作為世界航海先驅的鄭和若在天有靈，也會抱憾碧波」。為了認清這些遺憾，更為了將來永無遺憾，我想對鄭和下西洋作一番梳理。因為已經有人拿鄭和叫板哥倫布了，認為發現新大陸的根本不是哥倫布而是中國的鄭和——英國海軍退役潛艇軍官、航海史學家孟席斯歷時14年，走訪了120多個國家、900多個檔案館、圖書館之後，提出驚人理論：鄭和船隊早在哥倫布之前72年就航行到美洲；早在達•伽馬之前 77年就繞過好望角；早在麥哲倫之前一個世紀就完成了環球航行；早在庫克之前350年就到達澳洲。據說孟席斯的新理論震驚了世界！據我看，世界再怎麼震驚，我們也得冷靜，理智，既要看到鄭和的輝煌，也要看到輝煌背後的遺憾。

　　【一】有關驕傲問題

　　中國並不缺少值得驕傲的東西，相反，值得我們驕傲的東西太多了。這樣說吧，整個學中國史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驕傲的過程，有時候我們都忙得驕傲不過來，一言以蔽之，中國歷史里到底有多少世界之最，我們是數不清的。更關鍵的是，中華民族從古到今就是一路驕傲著過來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正是這種驕傲導致了我們的百年國恥。所以，依我的意思，我們千萬要警惕西方孟席斯這類半吊子學者的馬屁學術。我們一驕傲，他就會偷笑。眾所周知，西方需要搞心理諮詢的人是比較多的。所以我們不能跟著他一驚一乍的，有失我大國人民體統。更何況，歷史屬於古代人民。有著那麼輝煌的歷史，我們現在再不進步，這種驕傲又能堅持到何時？

　　【二】有關發現問題

　　之所以把孟席斯的學術稱作馬屁學術，是有證據的，他把「鄭和到過美洲」當作「鄭和發現美洲」了。如果是故意的，其心可誅；如果是無意的，說明這人腦袋有問題，缺少起碼的常識。「到過」和「發現」，在文化史上，那可不是一個概念啊！玄奘同志還到印度做過訪問學者呢，而葡萄牙人，16世紀末才到達印度的，那麼唐僧西天取經就可叫作唐僧精神，而唐僧到達印度就可叫唐僧發現？我們不否認，鄭和有踏上新大陸的可能，但是踏上，跟地理大發現不是一碼事。簡單來講， 13世紀，西方流行地圓學說，並且在15、16世紀開始了地理大探險，而整個中國到清朝時都愣不信地球是個球，愣把地球當張大烙餅，中國就在那烙餅的正中心。這種地理觀決定了我們在地理上不會有任何發現！如果非得說有發現的話，那麼我們惟一的發現便是愈來愈堅信，地理上我們是天下的正中心，文化上我們是天下的核心。這種發現最終導致的後果是：東方永遠不會發現西方，西方在航海之際，終於發現了東方！

　　【三】有關鄭和遠航的時間問題

　　鄭和第一次遠航，時間在1405年，相形之下，西方人比咱差遠了，至少比咱晚半個世紀：葡萄牙人迪亞士發現好望角的探險，始於1487年；葡萄牙人達 •伽馬發現印度的探險，始於1497年；哥倫布第一次橫渡大西洋誤把新大陸美洲當做印度，始於1492年，麥哲倫環球，1519年開始。看看這張時間表，由不得咱不自豪，看看，咱這邊都歇菜了，不玩了，西方人才開始摸著石頭過河！

　　時間上比西方人早，當然值得驕傲自豪。但是我們在驕傲自豪的同時，捎帶著警惕一下「祖先闊多了」的阿Q情結，否則它會影響我們改革開放的拿來主義原則。

　　【四】有關鄭和下西洋的規模問題

　　鄭和船隊第一次出洋，200艘大船，27000名壯士，簡直是酷斃了！好像世界上從來沒有這等龐大的恐龍隊伍，即使發動戰爭，比如英國來中國發動那可惡的鴉片戰爭，僅來了40艘船，4000步兵，加上海軍，總共不到萬把人。美國獨立戰爭時，英國派兵也僅25000人。一句話，大明這27000人，相當於大英帝國干涉美國獨立的整個隊伍，更是大英發動鴉片戰爭的數倍。總之，大明弄這麼大的規模，我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至於西方的航海，那就寒酸得不成體統了：迪亞士出動，堂堂的葡萄牙王室也就給他配備三隻小破船；達•伽馬出動，三隻破船變成了四隻，水手160人；哥倫布橫渡大西洋，西班牙王室搞的贊助，西班牙王室與葡萄牙王室一樣小氣，三艘船，87人；西班牙出手比較闊綽的一次探險，當是麥哲倫環球了，五艘船，260人！當然了，等老麥回去（當然不是老麥本人，半路上他就因公殉職了）時，只剩下一隻破船和18位氣息尚存的人！

　　西方的寒酸，襯托出了大明的風光！但是風光背後，是財政上的沉重負擔。費正清先生也認為「鄭和的出海確實是種奢侈的冒險，除了聲勢浩蕩並帶回些奇談異聞外，幾乎沒有產生什麼商業利益」（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226頁）。費先生說得比較客氣，對大明來說，如果沒有什麼商業利益倒不是什麼大問題，問題是本錢都撈不回來，虧損實在太大。所以，在感嘆鄭和艦隊規模的同時，我們更得反思中國傳統政府重名輕實、重政治輕經濟、不講效率、不計成本的巨大缺陷。正是這種缺陷導致了鄭和航行的難以為繼，並且在七次下西洋之後戛然而止，中國南方海域遂出現空虛，西方殖民者乘虛而入，真是便宜他們了！　

　【五】有關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問題

　　政府性質的巨大的政治與經濟活動，它應該是最具有理性特色的，否則其後果將是毀滅性的。但是直到今天，我們也難以確認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據明史載，朱棣派鄭和下西洋，乃是要找尋建文帝。明史雖然這樣認定，但現代學者一般認為，朱棣根本不必如此，建文帝即使逃遁海上，對朱棣來講，根本構不成任何威脅。更何況，朱棣還沒有蠢到這種地步：找人哪有這樣大張聲勢的？這不是明擺著告訴建文帝趕緊藏好別出來嗎？

　　可以肯定地說，鄭和下西洋沒有經濟目的。哥倫布出門就是為了黃金，而他們背後的支持者——皇家政府，兩隻小眼也只是瞪著黃金，這種小樣兒，中國政府在國際外交舞台上從沒出過。所以，大明七次下洋，七次賠錢，直到賠不起了才歇的菜！正因為勞民傷財了，所以鄭和的行動在本朝就受到了批評。據嚴從簡的《殊域周咨錄》載：「成化間，有中貴迎合上意者，舉永樂故事以告，詔索鄭和出使水程。兵部尚書項忠命吏入庫檢舊案，不得，蓋先為車駕郎中劉大夏所匿。忠笞吏，復令入檢，三日終莫能得。大夏秘不言。會台諫論，止其事。忠詰吏，謂：『庫中案卷寧能失去？』大夏在旁對曰：『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無哉！』忠竦然聽之，降位曰：『君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君矣。』」一句話，還有太監想哄著皇上高興，玩下洋的遊戲呢。

　　雖然嚴從簡之書成於萬曆二年（1574年），離鄭和最後一次航海已有百年之久了，鄭和航海檔案是不是劉大夏所燒也是個歷史的糊塗案，但是百年之後大明官員對鄭和航海的否定意思卻是顯而易見的。這裡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劉大夏這種否定並不一定是基於反對勞民傷財之考慮，可能還有其他情緒夾雜在內。費正清先生在他的《中國：傳統與變遷》中談到「由於這項活動是由宦官主持的，因而受到士大夫官員們的強烈反對，甚至永樂帝的這次偉績在史書中也只是輕輕一筆帶過而已。」由此看來，研究歷史還得有些微妙心理學本事才對呢。

　　我們還可以肯定地說，鄭和航海不是探險。眾所周知，鄭和所經之地，所到之處，對中國來講，並不是首次。在此之前的宋朝，其海上貿易的交通主線就是從中國到南海諸國再到阿拉伯和東北非洲等地。元朝時，走得更遠，否則馬可•波羅也不會被吸引得前來中國旅遊一圈的。總之，鄭和所經之路是前人走過的路，所以學者把他的航行叫做老馬識途。如果用單田芳說評書常用的俗語來講，可謂是「穿新鞋走老路」。

　　如果說鄭和航海純粹是宣傳和平去了，沒有一點點漢國霸權意識，我覺得也有些牽強。因為中國歷史上既有隋煬帝東征朝鮮的事兒，更有成吉思汗及其子孫橫掃歐洲的事。具體到鄭和，其一，雖然鄭和航海不搞西方意義上的殖民，但是並不妨礙他偶爾露一小手，比如鄭和第三次下西洋，就干涉了一次別國內政，廢立錫蘭王國國王，把老國王阿烈苦奈爾逮到北京，讓他住大明的監獄，同時給錫蘭另立一位新君。只是不知什麼原因，大家一般對此保持沉默罷了。其二，那時的大明政府尚沒有此等現代國際意識，它自己的解釋有些大而化之：惠此中國，以綏萬方。翻譯成普通話，應該是這個意思：世界上每個角落，都與我們的和平有關。我們要讓世界上的每個角落，都以我們的信仰與道德價值為標準，我們要用先進的漢族文化影響落後野蠻的夷狄文化，最後達到天下大同！所以我覺得大明的執政者似乎有些周遊全世界，宣傳其政治理念的意思。其宣傳手腕雖然不是靠征殺打伐，但最終的目的卻是天下大同！

【六】鄭和下西洋的結果

　　1.只許官家下海，不許百姓造船，導致政府海外貿易萎縮。宋元政府在海外貿易中享受著很大的經濟利潤。比如南宋，國家每年從海外貿易中所抽的稅金就佔全部商業稅的五分之一。有人說，南宋戰爭及賠款不斷，偏於江南一隅居然還能支撐一個半世紀之久，當有巨額貿易收入的一份功勞在內。到了元朝，海外貿易更是超過有宋一代，元朝的繁華，讓馬可•波羅那廝口水流下三千尺，最終漂起一本名叫《馬可•波羅遊記》的小書，逗引得凡是看過此書的西方人都開始流口水了。

　　2.如果說海外貿易之萎縮更多的是針對民間貿易的話，那麼鄭和式的朝貢貿易，也沒有使明政府在經濟上受惠。相反，它是完全的賠本買賣。事實上，中國的朝貢貿易本身就是賠本買賣。鄭和這次與眾不同的是，原先是蕞爾小邦上門來給咱進貢，現在是咱上門賜他們厚禮，對方所付出的代價跟上門來一樣：叩頭，接受冊封。當然，蕞爾小邦的


國王一高興，想面謝聖恩，鄭和乾脆把他們接來，下一次出洋時，再把他們送回。這樣一來一往有接有送的，我們與南洋諸邦就很有些走親戚的意思了。這是中國傳統政治倫理化一個典型吧？遺憾的是，鄭和航海結束之後，諸多小國就再也不跟大明來往了。

　　3.也不能說鄭和下西洋沒一點好處，那樣太對不起花去的金銀了。首先，周邊小國都知道了世界上有一個大明政府。大明，成為周邊小國臣民深切嚮往的發達國家。其次，皇家後花園多了各個蕞爾小邦進貢來的各種畜生及鳥類，當然還有奇花異石。皇家除了自己消受外，還用來給官員們做福利與工資發放。第三，大明政府從上到下的政治虛榮心，一次一次地得到滿足。試舉例說明：1415年，麻林國獻一隻長頸鹿，整個政府官員包括皇上在內，集體亢奮得差點腦血栓，因為咱從沒見過長頸鹿這畜牲，就把它當作咱們想象中的吉祥動物——麒麟了！亢奮的結果，永樂皇上親自帶頭到奉天門，全體官員穿上朝服，排了幾里的長隊，以最隆重的禮節歡迎長頸鹿，當然全大明都把這畜牲當作麒麟了。這種把戲，不亞於趙高的指鹿為馬，二世被趙高玩得神經恍惚，以為自己有毛病了，到上林苑修養去了。而朱棣與大明臣民，也有些恍惚——天子有至德之至，那麼上天就降下了至德之徵，這真是以德治天下的碩果啊！

　　有關鄭和下西洋的評價，台灣林獻瑞先生的評價我覺得很中肯：「如果將鄭和所率領的這支當時全世界最強的船隊，拿來跟比他晚了80年才到東非的葡萄牙人達•伽馬相比，後者因為發現了歐亞新航線而改寫了歐亞歷史，前者在東非的活動卻似船過水無痕，沉寂了600年。」

　　船過水無痕，說得真好啊。按我的看法，鄭和下西洋的意思非常簡單：朱棣奪了侄兒建文帝的皇位，新生的政權一建立，新的統治者馬上考慮的是新政權的合法性與道德性等政治問題。內部當然有人不服，朱棣就殺唄。方孝孺不就被誅滅十族了嗎？如果周圍蕞爾小邦都前來朝貢，朱棣當然會非常高興的。奈何新政權建立后，周邊小國有些沉默。只有朝鮮等少數幾個國家跟大明建交——恢復以往的朝貢關係。朝鮮沒有想到，它這一來，感動死朱棣了。除了對來使厚加賞賜外，還特派宦官黃儼前往朝鮮行賞。賞賜朝鮮國的禮物非常豐厚，計冠服一副，珠寶166顆，金事件一副共80個件，金條13條，絲織品16匹，《元史》《諸子全書》等書8部。另對王妃、王父皆有賞。朝鮮皇帝一看憑白無故地賞了這麼多寶物，嚇了一跳，說：「皇帝何以厚我至此極也？」黃儼回答說：「新登寶位，天下諸侯未有朝者。獨朝鮮遣上相進賀，帝嘉其忠誠，是以厚之。」由此我們就能發現，鄭和下西洋的本意，應該是招貢。所謂的招貢，就是沿途耀「文」（不是武，大明沒這愛好，明太祖對此有專門遺詔，要求後代子孫不要征討一些周邊小夷國）揚「威」（這種威，更多的是經濟之威，有點樓上扔錢欲砸死人的嫌疑），勾引各小國下水，事實上朱棣也成功了。由於鄭和的有接有送，外邦爭相朝貢，像滿剌加等國，國王都親自來了。至於蘇祿國，竟然在1417年由三個國王帶隊，帶著老婆孩子一行 340人的龐大代表團來了，在中國度過了22天的愉快時光。沒想到在歸國途中，東王竟病死了。東王葬於中國山東德州，東王長子回國繼承父位，東王妃及東王次子、三子竟然留下來守墓，再也不走了。清朝時期，其後裔乾脆申請加入了大清國籍，政府賜他們溫、安二姓，從此成為咱中華大家庭中的一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啊。一句話，明成祖在皇位上的心虛，竟然導致大明的航海壯舉與中國朝貢外交的最後的輝煌！我覺得鄭和下西洋的最有價值的東西，當是對於西方殖民起家的發達國家的叫板：世界上竟然有與他們截然相反的帝國，他們手拿刀槍而來——天上掉下烏鴉屎，當地人民真是倒霉透了。大明的鄭和卻是手拿珠寶而來——天上掉下個肉餡餅，當地人民真是中彩了。這樣一比，真替他們害羞！但西方學者卻甚不知羞，比如費正清在他的《中國：傳統與變遷》中談到中國的朝貢制度，竟然作如是評價：「由於中國的統治理念和官方政策與海上擴張素來無緣，因此明初的航海活動就顯得格外具有戲劇性的色彩。」言下之意，大明的鄭和竟然是下洋唱戲去了。費正清的觀點可能影響到中國學者，比如葛劍雄先生在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上說：「用今天的眼光看，鄭和航海的目的顯得片面甚至可笑。」不過我笑不出來，我有些心痛。

　　大明政府這場海上政治運動，持續了28年。這期間，鄭和儘管儘可能地接近了西方，但是東方與西方並沒有發生親密接觸，倒是馬可•波羅的遊記，讓東方文化對西方人士產生了致命的誘惑：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我要搖著小船，走近她的身旁——鄭和歇了，可西方騎士們正準備上路，鬼子要來了——鬼子要跟咱外交呢，可我們這邊迎接他們的，只有朝貢儀式！

　最先想叩開中國國門的西方國家，是葡萄牙。葡萄牙代表的，是一種與東方文明完全異質的文明。中國文明，懷抱的是土地；葡萄牙文明，懷抱的是大海；中國文明，以農為本；葡萄牙文明，以商為本；中國文明，認為種地是天經地義的事兒；葡萄牙文明，認為貿易是人的絕對權利；中國文明，認為讀書是男人的出頭之路；葡萄牙文明，認為冒險是一個騎士的生命之花。

　　於是15世紀末16世紀之初，葡萄牙先是撞進了印度洋，接著撞進了中國！印度洋上，葡萄牙人首先遭遇的是阿拉伯人。葡萄牙人的商船上，攜帶的是火炮，阿拉伯人的商船上，站立的是手持大刀片子的阿拉伯漢子。100碼之外，葡萄牙人的炮開火了，阿拉伯的漢子們，要手持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但是有一個前提條件：兩船靠近，好讓他們跳上葡萄牙的船去！阿拉伯人跳不上葡萄牙的船，葡萄牙的船卻開到了中國沿海！面對傳說中的偉大中國，葡萄牙人當然不能像對付阿拉伯人一樣囂張，哪敢貿然開炮？

　　【一】1517年的葡萄牙使團

　　1517年6月，一支葡萄牙使團來了，他們來到廣東珠江口外的屯門島，他們想以最隆重的禮儀來表達對這個神秘的偉大的國度的敬意，於是他們開炮了—— 升旗，鳴放禮炮！炮聲一響，整個廣州被嚇傻了！百姓跑，衙門亂，待總兵大人帶兵趕到江邊時，放炮的鬼子們卻已經自行上岸了！葡萄牙人以這種形象登陸中國，難怪中國人把他們叫鬼。葡萄牙大使拖默•皮雷斯，被廣州官員當做進貢的蠻人，扣押到了本地的驛館里，直到1520年，大明皇帝世宗朱厚NFEDE才有心思接見大使皮雷斯，與此同時，葡萄牙商人在海上與中國當局發生衝突，新皇帝一惱，命令把皮雷斯押送回到廣州的監獄。1524年，葡萄牙大使，拖默•皮雷斯先生死於廣州獄中。當然另有一種說法，說皮雷斯被中國當局流放到了中國北部（我估計離匈奴流放漢使蘇武的地方不遠），還在當地娶了中國女人為妻（蘇武也給當地匈奴人做女婿來著）。不同的是，蘇武當時犯的錯與皮雷斯不太一樣，蘇武的副手在匈奴，想綁架人家單於的娘來著，而皮雷斯的同胞在中國海面與中國當局打架鬥毆來著，當然，皮雷斯還在咱珠江口放炮來著。最大的不同是，蘇武好歹回來了，而皮雷斯流放一事，是葡萄牙一個浪漫文人平拖瞎說的，查無實據！

　　中葡第一次親密接觸，就這樣收場了。但是其餘音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那就是，皮雷斯使團中，倖存下來的人，把對中國的看法傳達到葡萄牙了：第一，葡萄牙國王給中國國王的信，要被中國官員們改為朝貢的金葉表文才能呈給中國皇上，中國不會平等對待任何國家，它只接受朝貢外交。第二，北京接待外國使者的方式，是把他們安置在一所圍牆很高的房子里，每月的第一天把他們關進去，第15天時把他們帶到皇宮，可步行可騎馬，在皇宮外他們就得雙膝跪地，頭和臉貼在地上，聽候命令，這樣面對宮牆起跪五次之後，又被帶回那些房子，重新關起來（我覺得這位使團人員跪得不會數數了，三跪九叩被他數成起跪五次，可憐見的，估計是被朝貢儀式折騰暈了）！第三，這位使團成員向他偉大的葡萄牙國王說，中國老百姓被官府欺壓久了，隨時都可能起來造反，迎接葡萄牙征服者，所以，偉大的國王，你只需要2000至3000人，10到15艘艦艇，就可以遠征中國了（怪不得中國皇帝要把葡萄牙大使送進監獄，看看這些使者都什麼壞水，剛剛接近中國，就打中國的主意，看來中國皇帝們還是有先見之明的，知道來者不善）！

　　【二】葡萄牙人的發現和澳門問題

　　1556年，葡萄牙商人萊昂•德•蘇薩寫信給國內，說他與中國官員成功地達成一項協議，協議內容如下：

　　1.中國海道允許葡萄牙商船進行口岸貿易，但必須以馬六甲人朝貢的名義，因為葡萄牙人聲名狼藉。蘇薩可能不知道，葡萄牙人第一次來，就在廣州江面傻放禮炮，那禮炮可能一下子把大明政府對外番僅有的一點同情與好感給轟跑了，更別提葡萄牙商人在海上與中國政府的衝突了。但是蘇薩可能知道了，在中國，規則都是形式，換個名義，生意可以照作不誤，只不過，這生意的名聲，怎麼看怎麼透著大明政府的憨厚與虛榮，生意就生意唄，非得叫朝貢？

　　2.商船納稅20%，但僅按貨值的一半計算。這一條款更讓人納悶了，不過，做生意的一看都知道，中國官員是在幫外商偷稅漏稅，當然，這忙也不能白幫！（看到這裡，不由得感嘆，我們現在老是把貪污受賄認作受了資本主義思想的腐蝕，西方真是冤大頭啊，事實上，從中西接觸之時開始，西方人沒有走進中國，就不知道什麼叫全面性的貪污腐敗，一句話，倒可能是我們腐蝕了人家。）明朝官員對行賄受賄的情有獨鍾啟發了葡萄牙人，他們遂轉用中國方式，直接賄賂中國海道汪柏，澳門遂成為葡萄牙商人晾曬貨物的歇腳點。1557年，已經有葡萄牙人在澳門搭蓋房屋——鬼子來了，就不想走了！待到中國政府發現自己的海岸邊上不明不白地出現了一塊外國人的居留地，也於事無補了——聰明的汪柏把賄金當作租金交了上去。從此，澳門葡商定期向香山縣衙繳交租金，明清政府就在那裡設海關，征舶稅，這事就這麼定了！

第八章　中國傳統外交文化——西班牙來了　　　　　　

　　葡萄牙在海上的活動，始終刺激著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另一個國家——西班牙。哥倫布為西班牙發現了新大陸，但是新大陸並沒有立即給他們帶來可觀的利潤，於是，西班牙政府把自己的視線投向了太平洋！

　　【一】侵佔菲律賓的西班牙人和他們眼中的中國

　　1570年，西班牙人開始遠征菲律賓！16世紀的西班牙，已經創造了諸多殖民奇迹——用300人征服墨西哥，用100人征服印加，所以，征服菲律賓，於西班牙來講，也是小菜一碟啦。

　　盤踞菲律賓的西班牙人，終於可以近距離地接觸中國了！1574年，西班牙人與中國官員正面接觸。這位中國官員乃是潮洲把總王望高，為追擊中國海盜林風而來到菲律賓。西班牙殖民者告訴王望高，林風，就交給他們了，至於王大人，可以回去歇著了。最後的結果是，這些洋捕快沒有逮住林風，這讓王大人很是生氣。生氣的王大人與西班牙人遂有了以下交涉：

　　1.讓西班牙殖民者給中國政府寫一封信，證明林風已經死了。

　　2.為了給林風已經死了提供物證，王大人要從菲律賓的土著手裡收購人頭，西班人也要寫信證明，這些人頭是林風他們的。

　　3.王大人他們向西班牙人索要禮物，說這樣就會博得他們上司的好感，並能對西班牙人走進中國提供方便！

　　4.西班人雖然是一殖民者，但是他們自認為西班牙人不會說謊，由此認定王望高他們所代表的種族是群卑賤無恥而且可惡的族人！並且發現，除了送禮之外，沒有其他辦法軟化這些可惡的人的心，更關鍵的是，西班牙人希望走進中國，所以容忍了這群卑賤無恥的人的可惡與貪婪，與他們合作起來。

　　合作的結果是，1575年，葡萄牙人馬丁•德•拉達與哲羅尼莫•馬任修士隨王望高船隊出使中國，幾個月的遊歷，他們對中國印象如下：

　　1.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中國是個物產豐富的國家，但大多數百姓是貧窮的，因為人太多了。

　　2.中國是個神秘的國家，但是當你有機會揭去她的面紗，就會發現可怕的墮落與虛弱。

　　3.無論外國人走到哪裡，都會被人圍觀！

　　4.中國人的軍隊人數多到難以置信的程度，炮極為低劣，兵操練時沒有隊形，成群地擁擠在一起。

　　5.中國人像土著人那樣怯懦無能，日本人與菲律賓人比他們勇敢得多。

　　6.中國人有教養，溫文


爾雅，但繁瑣的禮節與接連不斷的宴會排場讓人討厭！

　　7.中國的老爺們蠻橫，百姓像崇拜神一樣地崇拜官！

　　8.中國人自以為是世界第一，除非上貢，外國人不能進入他們的國家。他們的傲慢，是因為無知，他們連自己國家的地理都搞不清楚，對於世界，更不了解了！（詳情請參看英人C.R.博克舍編著的《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記》，中華書局1990年出版。）

　　兩位傳教士結論如下：如果偉大的西班牙國王同意，他們將從菲律賓出發，征服中國！

【二】西班牙人侵略中國的計劃

　　1584年，菲律賓殖民地全體西班牙人代表大會聯名向國王請願遠征中國！

　　其實在此之前，已有個別西班牙人向國王進呈遠征中國的計劃了，首先是駐守菲律賓的西班牙總督桑迪，他說，與中國人打交道，每天都可以給他們提供「一千種可以進行正義戰爭的理由」，「和這個國家的戰爭是最公義的，因為這將給貧弱者、被殺害的無辜百姓、孩子們和所有被掠奪被迫害的人民以自由；他們的法官、執政者和國王正以聞所未聞的暴政對待他們。」桑迪總督為了把水深火熱的中國人民解救出來，甚至表示，願意捐出自己所有的財產，資助遠征中國。無庸置疑，桑迪總督是個愛國主義者，只是我不知道，他是愛大明，還是愛西班牙。桑迪最後提出的方案是：只需要配備4000至6000人……便足以征服中國！

　　如果說西班牙人身上，都有鬥牛士般的勇敢與唐吉訶德式的荒唐的話，那麼我們不得不說，當時的西班牙國王菲力浦二世卻是惟一的理智者與清醒者，他給桑迪回信說：關於你認為應當征服中國的事，我們在這裡覺得應予放棄；相反，應當尋求與中國人的友誼。你不要採取行動或者跟所說的中國人的海寇敵人相合作，更不要給他們任何借口以找到反對我們民族的正當怨言。

　　【三】中西又一次誤會

　　當西班牙國王忙著回復各地來信的時候，大明的皇上，萬曆皇帝，正鑽在後宮裡搞「無為而治」。當菲律賓的西班牙人蠢蠢欲動想遠征中國的時候，萬曆皇上的舉子們正在對付皇上親自給出的作文題「無為而治」。

　　問題是萬曆皇上並沒有真正的無為而治，相反，當桑迪總督準備為遠征中國而捐出他所有資產的時候，中國的萬曆皇上正在城外為自己建造一座豪華的墳墓！這墳墓的豪華絲毫不遜於他現世所居的皇宮，為了他的墳墓，他花去了800萬兩白銀！還有，幫朝鮮抗日又花去2600萬兩白銀。

　　萬曆皇上的墳墓情結與無為而治情結導致國庫空虛，1602年，有風水先生上奏給皇上，說菲律賓那兒有山，山上有樹，樹上產金豆豆，萬曆皇上一聽，那敢情好啊，去給我採金豆豆吧。於是，菲律賓的西班牙人再次與中國官員零距離接觸了。西班人問幹什麼，中國人說採金豆豆；西班牙人問哪裡有金豆豆，中國人說到處都是金豆豆……零距離接觸的結果，讓西班牙人誤以為，要金豆豆的這幫人是明政府的姦細，所以，他們先下手了，2萬多菲律賓華僑被西班牙人屠殺！

　　前面我已經說過，西班牙人屠殺華人之後，並沒有引來明政府的興師問罪，西班牙人也終於明白：中國的人民之所以不效忠他們的國王，原來是他們的國王根本不愛他們！

　17世紀是荷蘭人的世紀，17世紀的荷蘭號稱海上馬車夫。不到長城非好漢，這個馬車夫當然不會錯過中國！

　　【一】荷蘭人的狂妄

　　1601年，一陣颱風把雅克布•范•納克艦長指揮的荷蘭艦隊吹到廣州外洋，他們首先發現的是澳門。可中國人首先發現的是又一種鬼怪，王臨亨的《粵劍篇》里如此記載：九月間，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也不知何國人。人呼之為紅毛鬼。其人鬚髮皆赤，目睛圓，長丈許……其舟移入大洋後為颶風飄去，不知所適。從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國人眼裡的葡萄牙、西班牙及荷蘭，全是《西遊記》里那般的妖魔鬼怪，如何除怪，那只有老天知道了，等悟空來吧。

　　西方人一進入中國就被傳說成專吃兒童的鬼，後來傳教士建立育嬰堂專養孤苦的孩子，而有關傳教士吃嬰孩的謠言，卻像野草一樣，布扎在整個帝國的黃土地上。

　　悟空沒來，1602年，荷蘭又來了！荷蘭剛剛成立自己的荷屬東印度公司，他們派了華威克，他們想打開中國的門戶，甚至希望自己像葡萄牙人那樣幸運，也在中國海岸有個澳門那樣的落腳地。一個中國人為華威克提出了兩個建議：第一，以朝貢為名進入中國，不但沒人敢阻攔，還能免稅貿易；第二，在中國沿海附近殺人放火引起內亂，再幫中國政府平亂，中國政府一高興，說不定就給一個澳門那樣的地盤。華威克沒有成功，但是中國商人恩浦所提的建議卻被荷蘭人接受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科恩認為：根據我所了解到的中國法律與國情，與中國的貿易根本無法用和平的方式取得。因此我命令部下，中國人如果不給我們方便，又不願與我們通商，我們就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在各地攻擊他們！

　　我不知道，為什麼葡萄牙、西班牙及荷蘭在與中國親密接觸后，都不由自主地要動武。你會說，那是殖民主義的特性。啊，那是教材上的觀點，有失簡單，我不採用。這裡我覺得可以把中國政府比喻作一個討人嫌男人，其他男人見了他，都想揍他。揍人者固然不道德，但是挨揍者，似乎也引不起我的同情。揍就揍吧，不揍白不揍，揍了也白揍，挨揍者似乎也不長記性。

　　荷蘭是個什麼東西，就憑它的國土與人口，直到現在我們中國的「紅孩子」仍然鄙視它。可就這樣一個不起眼的小國，也太不把俺們堂堂中國放在眼裡了， 1622年，11艘戰艦，載著600名勇士，在萊爾遜的帶領下開赴中國！拜託，請多來些人，敢於鬥牛的西班牙人，侵略中國的計劃書，都寫了2萬字，並且指明需要4000至6000人呢，一個小不點荷蘭，居然只來600人，孰可忍孰不可忍？

　　萊爾遜遠征軍的任務是：

　　1.佔領澳門。

　　2.佔領澎湖。

　　3.與中國開戰後，儘可能多地掠奪中國男女兒童，武裝移民！進攻澳門的結果是：600名勇士，130名被打死，萊爾遜本人肚皮被打穿！松克繼萊爾遜之後成為新的艦隊司令，他們在澎湖列島修築工事，打算住下來，中國水師包圍了他們。在一個中國海商的勸說下，荷蘭人退出澎湖，投奔台灣去了。

　　荷蘭人在中國沿海殺人放火，也有心虛的時候，特別是當他們的船上搶來幾百個中國青壯勞工而他們只有幾十個人時。但是很快他們就發現，他們的擔心是多餘的。荷蘭船長威•伊•邦特庫在他的《東印度航海記》說：「當我走上甲板，中國人立即讓開一條路，拱手跪在兩旁——他們猶如羔羊。」

　　邦特庫說，這些中國人之所以這樣沉默，是由於這些中國人在國內都聽到過一個傳言，那就是——中國的國土將被長紅鬍子的人征服！邦特庫只知道中國人信天意，但是他不知道，中國人更怕鬼。這個時候的中國，傳說這些紅鬍子的人專吃中國的兒童。中國人缺少想象力，所以編的那謠言與《西遊記》里妖怪吃老豬的吃法異曲同味：其法以巨鑊煎滾滾湯，以鐵籠盛小兒置之鑊上，蒸之出汗，盡乃可取，用鐵刷刷去苦皮，其兒猶活，乃殺而剖其腹，卻腸胃蒸食之。我相信中國的百姓絕對相信這個謠言，因為我上初中時還深受這類謠言之害。當時（1981年）我們全班12個同學考上了外地的重點初中，可我們上學沒幾天，地面上新出了一種謠言：香港人喜吃少兒少女之肝，每副肝子他們出價700元，700元對那時的我們來講，可是驚天之價。知道我們的心肝值這麼多錢后，我們12個同學集體退學，再也不敢步行十幾里地上那外地的重點初中了，幸好家裡的初中接受了我們，否則我現在可能是家裡一個養兔專業戶的媳婦兒或者一個民工的媳婦兒，天天眼巴眼地在家數毛票呢。我承認，中國人是勇敢的，但是這種勇敢，不包括面對鬼的時候。中國人需要時間，將近二百年之後，中國才出現一個龐大的打鬼隊伍——義和團！只是最後發現鬼越打越多——八國的鬼都來了，義和團的符法和咒語，也都不靈驗，這才歇了！

【二】荷蘭人經營台灣

　　那時的台灣可不是今天的寶島台灣，儘管那時的台灣是美麗的，但是，對荷蘭人來講，並不是寶，它們依然沒有辦法直接與中國做生意。但是台灣還是要經營的。當時的台灣，盛產兩種生物，一種是鹿群，一種是獵鹿為生的野人。上島的傳教士發現，這些土人禿子打傘，無法無天，只有倆愛好——獵鹿頭，割人頭！傳教士甘第爹士（原名C.Candidius，我不知道中國這些愛國翻譯家們在翻譯這些鬼名時，是懷了如何的惡作劇心理，要我翻譯，必定翻譯成這樣：乾弟爹死，估計可以大長我民族威風的）給野人們講《聖經》中那些動人的博愛故事，發現這些野人根本聽不懂。但是他們割起人頭來，很利索的。1629年，60名準備征討淡水的荷蘭士兵，被土著們集體割了腦袋。甘第爹士給台灣的荷蘭長官出的主意是：如果要讓土著人敬畏荷蘭人，對荷蘭人有好感，惟一的辦法，用割人頭來回報割人頭！所以荷蘭人在台灣的最初10年裡，主要任務就是割台灣土著的人頭。土人割個差不多，他們搶漢人，並且設法讓漢人自動移民到台灣。大量的福建漢人，移入台灣，台灣日漸變成了寶島！

　　【三】荷蘭人是可以下跪的

　　荷蘭人在經營台灣的時候，中國大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小農民小流浪兒小和尚朱元璋打下的那個大農莊，被一根上吊繩兒一棵歪脖樹結束了。儘管最後一個姓朱的小農民，像現在所有的貪官一樣，在面對著上吊繩才會發出「何以生帝王家」之類的何必當初的悔言來，但是不得不承認，中國所有的執政者，即使明知有上吊繩，也還是要奔它而去的。

　　這次把上吊繩搶到手裡的，是滿人，愛新覺羅家！荷蘭人一看愛新覺羅家做上了新版主，就巴巴地來報到，他們想用和平方式取得與中國的貿易權！

　　1656年7月份，荷蘭使團到達北京！同時在北京等待大清皇帝接見的，還有吐魯番使團和俄羅斯使團！

　　吐魯番使團和俄羅斯使團很讓荷蘭人看不起，前者土裡土氣，後者傻裡傻氣。特別是後者，在北京呆了四個月，堅決不給中國皇帝叩頭，結果被趕走了。荷蘭使者認為，為了那種自以為是的尊嚴而付出不能通商的巨大代價，太不值得了，不就是三跪九叩嗎？我們學還不成嗎？

　　荷蘭是個好學生，他們學會了三跪九叩，也見到了順治皇帝，儘管他們發現，跪下去最難受的不是膝蓋，而是如何保證頭上的帽子不掉下來，但是他們畢竟跪得像模像樣的。這一像模像樣不打緊，順治皇上一高興，請他們吃飯，喝茶，贈他們中國土特產，更重要的是，准許他們每八年來皇宮叩頭一次——八年朝貢一次！

　　這時的荷蘭人才發現，傻裡傻氣的不是俄羅斯使團，而是他們自己！原來跪，是跪不出一個中荷貿易的！

　　荷蘭人沒有想到，他們這一跪，驚動了另一個國家的鬼子——英國佬們！荷蘭人的下跪，成了英國報紙的頭版新聞。一百多年之後，英國佬才有幸親自領教中國的跪式文明！這當然是后話了。

　【一】由地理與氣候談起

　　地理與氣候，乃是中國農業文明的兩大要素。缺少其中之一，那麼中國古代的農業文明，或者說，中國能成為一個農業大國，都是不可想象的。事實上，中國整個農業文明就是圍繞這兩大要素而運行發展的。

　　從地理上講，上天給中國提供的乃是豐厚的禮物，黃河、長江、遼河流域等地方，很早就有了人類的生存，這些地區的面積在500萬平方公里左右，僅黃河流域的黃土高原和沖積平原就有70至80萬平方公里。從氣候上講，由於中國地理環境的複雜多樣，導致中國氣候的豐富多樣，它包括了熱帶至寒溫帶的多種類型：亞熱帶、暖溫帶、中溫帶、寒溫帶。另外，中國各地區降雨量差別很大，總的來講，從東南向西北，降雨量遞減，高的，比如台灣東部年降雨量可以達到6500毫米，低的，比如西北沙漠地帶，年降雨量才50毫米。地理條件的得天獨厚與氣候條件的豐富多樣，給中國遠古人類提供了一個廣闊而優越的生存環境。中國農業文明在此基礎上發端。

　　另外，從中國的地理環境來看，它的東邊，是望不到邊際的太平洋，東南又是人跡難至的橫斷山脈和熱帶雨林等叢林煙障地，西北是高寒的帕米爾高原，西南是世界上最高的喜馬拉雅山；北邊，是令人絕望的荒原沙漠。這樣，中國的農業文明就在一種相對封閉與獨立的環境中展開。其利端在於：中國農業文


明進程受外界干擾很少，事實上直到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歷史也僅是一部朝代興亡史，從來沒有出現過英法百年戰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十字軍東征之類的局部的或者大型的國際戰爭。這樣中國的農業文明就在相對平和的環境中發展到歷史條件與自然條件下所允許的最高程度。其弊端在於：站在哲學層面，或者說世界文明層面來講，中國農業文明長期處於一種孤獨狀態。整個中國古代史，中原農業文明雖然時不時得防範周邊各游牧國的不斷侵犯，但是這種侵犯與融合以及朝貢外交的建立與長期延續，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更加劇了這種封閉與孤獨！

　　【二】中國的農業問題就是個溫飽問題

　　中國是個人口大國。

　　中國在很早的時候就成為一個人口大國了。據現在的學者估算，最後確認，西漢後期，中國人口已經接近6000萬，12至13世紀中國人口曾經超過1個億，明洪武年間跌到6500萬，明萬曆年間，專家推測人口達到1.5億，18世紀前期到19世紀前期，中國人口由1.5億上升為4個億。（參見《中國人口史》）

　　中國之所以能成為人口大國，一是自然的原因，是氣候的適宜與土地資源的豐富導致的。二是文化的原因，中國人早婚、早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規律，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多子多福的觀念以及三妻四妾的婚姻制度都導致了中國人口的無限膨脹。三是政府政策導向的原因，中國歷屆政府沒有不鼓勵生育的，農業文明的思維邏輯是，人頭決定兵力、地力和財力，所以各朝各代的政府想盡各種辦法鼓勵生殖。比如唐太宗，親自鼓勵大家早婚。627年，唐太宗下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貧不能自行者，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之。」（《新唐書》卷2《太宗記》）太宗真是個好人，姑娘沒有嫁妝，男方沒有彩禮，他叫民間及政府捐助，怪不得能鬧個貞觀之治呢。為了縮短生育周期，玄宗乾脆把婚期又往前提了一截：「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聽婚嫁。」（《唐會要》卷 83《嫁娶》）清朝時期，乾脆下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府如此地添油加醋，百姓們當然就很少閑著了。農忙時地里種地，農閑時在炕頭種地，於是中國人口在全世界範圍內一直處於領先地位。大清時，中國的GDP全球第一，首先就是得力於人多這一因素吧？

　　人口大國，會導致以下幾個問題：

　　（一）人口壓力進一步促進了中國的深耕細作之農業精神，中國農業遂成為勞力密集型產業。這種產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會使勞動技術與農業技術的更新成為不必要，因為政府與農民關心的就是墾荒與增產兩個問題，於是中國的農業在兩千年的時間內沒有本質上的技術革新。犁、耬、牛、人、鋤就是中國社會永遠的風景。我高中的時候，老家的鄉民種麥子時用的仍是唐式耬。看歷史書上的圖片，唐朝人拉犁拉耬大都是二牛一人，可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我的鄉親們連牛也沒了，犁地的時候，雖然可雇傭拖拉機，但是為了省錢，好多老鄉乾脆自己用鎬一鎬一鎬地挖地了。至於拉耬，更是由人力來代替畜力了，一般是五個左右的人可抵上兩頭牛。大學畢業那一年，也就是1990年，我等待畢業分配的時候，還在家拉了一個月的耬。我是專業學歷史的，所以拉耬的時候，那感觸可是豐富多了，也深刻多了。

　　（二）中國的所有問題，歸根結底一個問題——溫飽。

　　人口的無限制膨脹，導致人口與有限的土地資源之間遂缺少必要的張力。一旦遇到天旱或澇災，收成減少，農民們就會出現肚皮危機，政府也就相應地出現執政危機。所以溫飽問題是中國歷史恆遠的一個問題。

　　傳統中國的所有問題，歸根結底就是一個溫飽問題，一旦遭遇天災人禍，收成減少，農民出現肚皮危機的時候，官員就必須為民請命，甚至不得不採用迷信的手腕。

　　中國的溫飽問題甚至可以追溯到神農氏神話。神農（一說就是炎帝）是傳說中農業與醫藥的發明者。據說，少典安妃在華陽登游時，有感而懷神農。神農生下來，那是人面龍顏，三個時辰便能說話，五天便會行走，七天便長全牙齒，三歲就開始做稼穡遊戲了。一句話，天生就是個農業勞模。當時人們還過著採集漁獵生活，神農不忍人們忍受苦難，便用木頭製成耒耜等農業工具來教人們耕作。他根據土地的乾濕、肥瘦等自然狀況來教人們種不同的作物，於是人們便開始了農業生產。他本人呢，也獲得了國家級勞模稱號——神農氏。另外，為了解決人們的飲水問題，他遍嘗水泉甘苦，為了解決人們的疾病之苦，他遍嘗百草滋味，曾一天中了七十次毒。

溫飽問題在中國文化里有著很深的積澱。最明顯的文化情結是：凡是解決人們吃喝問題的人，便是人民的衣食父母，並可能因此而走向神壇。這一點可以追溯到中國的另一農業神話——后稷神話。后稷是古代周族的始祖和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農官。后稷的出生也比較神，據說，后稷的娘叫姜嫄。有一天，她到郊外去求神，在路上看到一對很大的腳印，便好奇地用自己的腳去比試。她的腳剛踏上拇指的地方，便有感而孕。結果生下一個男孩，姜嫄認為事情太奇怪了，是個不祥之兆，便想把孩子扔掉。但扔了幾次，都沒有成功，於是便把孩子養了起來，取名為棄。棄與神農一樣，打小也是一副農業勞模的小樣兒：模仿大人種地！長大后，更喜歡種地了（這可憐的棄兒，其名字就應了中國農民的處境，可憐見的），終於成了一名遠近聞名的種地能手，大家都跑來向他請教。堯聽說他的名聲后，提拔他為部落聯盟的「農師」，估計相當於原先人民公社時代的農業技術員。舜帝時，聘請他擔任「后稷」的職務， 「后稷」是什麼意思呢？「后」字，甲骨文里寫作「育」字，而「育」字的甲骨文寫法，狀似婦女產子形。至於「稷」，原意是穀類，即粟。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里註：谷，稷也，名粟。當然，稷也是古代農官代稱，《左傳•昭公二十九年》里註：稷，田正也。當然，稷，還有神的意思，穀神。西漢鄭玄《周禮》注云：社稷、後土及田正之神。這樣一來，后稷這官職的含義可就大了去了，使得中國農業領袖有了衣食父母的意味。這一意味並且在中國傳統文化里無限地延伸與擴展。天陽地陰，皇天后土，中國的農業特別是土地本身，在人民眼裡就有了母親的象徵意味；中國的各級官員，特別是直接管理人民吃喝拉撒的七品縣官，被稱為父母官；中國的農民領袖，能解決人民肚皮危機的，那就是神仙救世主了。比如李自成進河南，當時只有50騎人馬，天助人也，當時河南正鬧飢荒。李自成在河南杞縣書生李岩的建議下，扯出了「均田免糧」的飯兜子，饑民們一聽，扯開喉嚨撒歡兒：吃他娘，穿他娘，吃穿不夠找闖王。不當兵，不納糧，大家快活過一場。這麼一叫喚，李自成勢力劇增，一下子達到10萬之多，並且因此而一路凱歌，進了京，坐了龍王椅。如果不是愛新覺羅家搗蛋，天下就由朱改姓李了。無獨有偶，毛澤東在他的《湖南農***動考察報告》中講，農民鬥地主的方式之一，就是「大示威」：「統率大眾，向著和農會結仇的土豪劣紳示威，在他家裡吃飯，少不得要殺豬出谷，此類事頗不少。最近湘潭馬家河，有率領一萬五千群眾向六個劣紳問罪，延時四日，殺豬百三十餘個的事。」萬把人，在四天的功夫吃下百頭豬，給人一個直覺：革命雖然不是請客，但首先是吃飯！吃飽了，啥都好說。比如太平天國起義中老百姓歌頌忠王李秀成有這樣一首歌：「蘿藤爬在高牆上，農民要靠李忠王。地主老爺嚇破膽，百姓找到親爹娘。」（見程英編《中國近代反帝反封建歌謠選》，中華書局1962年版）相形之下，比如老美那邊，由於歷史上不存在肚皮問題，所以它的文化里沒有衣食父母的任何痕迹，我都給他們編好一些歌謠了，比如：「共和黨啊，我的娘啊，民主黨啊，我的姨啊，華盛頓啊，大救星啊……」可惜他們那邊的百姓不接受，就一個原因，肚子不餓。再拿英國作例子，英國1381年也發生了農民起義，但是它起義的最直接原因卻不是肚皮問題，雖然在此之前英國在幾十年之內領教了歷史上最痛苦的天災——黑死病，其人口死亡率據英國學者J.C.羅素分析，高達50%，但是它的農民起事乃是因為國王增加了人頭稅。英國的農民起義與中國的顯著不同，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對比一下。總之，英國文化里也沒有衣食父母這一意味。說到這裡，大家可能想到，有衣食父母這一意味的，僅限於四大農業古國，農業發源於他們各自的大河流域，於是這河就成了他們的母親之河。也許，這才是傳統吧。不過，歷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國，很少有像中國那樣，有著那麼沉重的人口壓力，直到今天，中國的孩子挑食了，他那鄉下出身的父母還會用一句話來概括：餓得你輕！看來，飢餓是中國人祖傳下來的文化記憶。

　【三】人口與戰爭的關係

　　用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來解釋中國歷史上農民戰爭的頻繁，那是最恰當不過了。

　　西漢末期，中國人口6000萬左右，中間打打殺殺，紛紛亂亂，經過千年的演變，到明朝建國以後，朱元璋查戶口，洪武二十六年，中國人口恢復到6500 多萬，說明在氣候、土地等兩大農業因素不變的情況下，中國也就能夠養活這麼多人。超過一定的基數，農民戰爭就會起而調節。但是，由於明朝後期玉米、馬鈴薯及紅薯等高產作物的引進與普及，導致中國人口畸形增加，特別是這幾種高產作物在丘陵地帶也能夠種植，這就大大增加了可耕地面積。同時，清朝開疆拓土，最終使得它的可耕地面積比前朝成倍地增加。於是清代人口創歷史最高峰，鴉片戰爭前達到4億多。有學者認為，洪楊起義跟外國的殖民入侵關係不大，歷史不能假設，但是這些學者認為，即使鴉片戰爭沒有發生，洪楊起義還是會發生的，事實上，康乾盛世後期，大清的人口問題已經影響到社會秩序了，嘉慶一上任，面對的就是各地農民起義風起雲湧的局面，規模比較大的有白蓮教起義、天地會起義、天理教起義。所以說，農民起義就需要兩個前提：其一，二三百年的和平讓人口達到農業所能承受的極限。其二，大面積的天災突然出現，成為壓垮中國農業社會舊有秩序這一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中國人多子多福的觀念導致人口的非理性增長，而人口超過傳統農業所能承受的極限后，社會危機就會爆發。

　　遺憾的是，執政者發現不了人口壓力與執政危機、社會危機之間的邏輯關係。如果發現了，馬爾薩斯就會首先出現在中國，而不是英國。鴉片戰爭前幾十年，英國牧師托馬斯•馬爾薩斯擔心人口會對人類構成危脅，於是呼籲大英人民要講道德——晚婚、婚前守節、夫妻自我限制同房頻率等。事實上，馬爾薩斯的呼籲在英國，像中國的杞人一樣可笑，因為以前及以後的歷史發展，證明了馬爾薩斯的擔心完全多餘，相反，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諸多國家，現在擔心的倒是人口的負增長問題了，特別是法國，政府甚至認為一個法國女人生孩子，就是熱愛法蘭西民族了。如果說馬爾薩斯的呼籲有些可笑的話，那麼面臨早婚早育、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多子多福、三妻四妾等狀況導致的人口非理性的增長，中國知識分子中竟沒有出現一個馬爾薩斯這樣的學者，就是很可悲的了。人口問題，中國的康熙倒是發現了，認為「戶口雖增而土田並無所增」（《清聖祖實錄》卷240），可是英明如他，除了感嘆「朕常以為憂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編：《康熙起居注》）之外也沒有任何法子。乾隆在位時，也學著祖父的樣子「朕甚憂之」（《清高宗御制詩文全集•御制詩四集》卷93）。乾隆帝發愁的同時，大清有個叫洪亮吉的學者，也在發愁，並且因此而被人稱為中國的馬爾薩斯，問題是這中國的馬爾薩斯所能想出的高招仍然可能導致生育的增長，他的措施如下：墾荒、移民、減稅、防止土地兼并、艱苦樸素、開倉濟民等。總之，這些最英明的帝王與學者，怎麼著也不會想到限制生育這一條路上去。傳統條件下，那是多麼不道德的一個想法啊。當然如果想到了，我們現在也不會這麼氣極敗壞地急煞車「只生一個好」了！

　　中國人口問題很不幸地驗證了馬爾薩斯的理論，人口達到一定的極限，戰爭、瘟疫和其他災難就會成為減少人口的最後的措施，貧困也就成了全體中國農民不可避免的命運。中國歷史上，農民戰爭次數最多，規模最大，死傷最慘，效果最不理想！

　　古代農民造反的時候，除了把自己的窮困歸罪於貪官污吏與皇帝的無能之外，他們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如今，中國的史者一般仍習慣於在政治方面找農民戰爭的原因。政治雖然是一個原因，但不是全部的，甚至不是首要的原因。我上學的時候



，就發現歷史老師講農民起義有個固定的套路，某朝某代末年，吏治腐敗，土地高度集中，階級矛盾尖銳，農民忍無可忍，終於揭竿而起。所到之處，從者如雲，義軍勢力大增，摧枯拉朽，沉重地打擊了地主反動勢力。但是，由於農民缺少先進階級的領導，缺少先進理論的指導，最後還是失敗了。其實，封建社會之體制，吏治何時不腐敗呢？至於土地高度集中，也並不一定導致階級矛盾尖銳，比如英國圈地運動后建立了資本主義的大地產制，階級矛盾雖然有所升溫，但是與圈地運動大約同時興起的濟貧制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這一矛盾，所以它並沒有導致大規模的農民戰爭。所以，對於中國傳統農民來講，可怕的不是做長工，也不是做佃農，可怕的是，不管做什麼，仍然填不飽肚子。站在經濟學角度分析，人口壓力首先意味著大量多餘的勞動力，多餘的勞動力就意味著流民與饑民的增加。人口壓力還意味著勞動力的貶值，勞動力一旦貶值，即使沒有天災人禍，長工的溫飽維持仍然有危機；如果再遇上天災人禍，那麼佃農的日子也將成為問題。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農民們再蒙昧，也會選擇前者，於是戰爭不可避免。所以，所謂的階級矛盾，首先是一個膨脹的人口與有限的土地資源之間的矛盾，其次才是社會公正及分配不均等問題，第三就是政府對饑民的處置問題。就像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一樣，如果政府處置得當，那麼危機就會過去，如果處置不當，危機就會轉化為政治危機與社會危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危機之後，德日意的社會走向與美國的社會走向就是最好的例子。遺憾的是，中國封建政府既發現不了人口問題，又搞不好社會公正問題，更對天災人禍對農民的影響缺少有效的管理及彌補措施，其王朝的倒台就是必然的了。如果按王朝輪迴的大致時間推算，我們可以發現，戰爭會使人口大量地減少，但是二三百年過後，人口問題會再次出現。至於農民缺少先進理念先進政黨云云，倒是十分確切的。因為農民不代表先進力量，不代表先進生產關係，他們的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這種盲目導致農民起義在中國歷史上的成功是有限的。這種有限表現在：第一，農民起義大都失敗了。第二，即使成功了，也不是農民的成功，而是某個農民領袖的成功，天下是他家的天下了。第三，戰爭導致人口銳減，人口與土地之間的張力相對擴大，農民的肚皮危機暫時緩解。第四，新王朝對於新到手的天下，相當於一個小資女人對於新買到手的新衣服，穿著時還是有些愛護的，所以統治者還是比較親民愛民的。第五，農民殺了舊皇帝，代之而起的是新皇帝；農民殺了舊地主，代之而起的是新地主；可農民依然是農民，仍然是皇帝、儒家和小農構成的金字塔體系的最下層。最後，戰爭過去了，但是和平時期，政府鼓勵人口無限制地增殖與開荒闢地，意味著整個社會已開始為下一次戰爭準備人力、物力與財力。

如果說傳統中國農民是蒙昧的，那麼中國的農業政府更是蒙昧的。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這一邏輯放到整個中國封建社會，似乎最成立了。農民發現不了窮困的根源，政府也發現不了倒台的原因。雙方在較量的時候，不是你吃我就是我吃你，不像英國的農民領袖泰勒那樣會與國王談判，提出明確的政治與經濟要求。結果，領袖雖然被國王殺了，但是政府的運作會朝著農民領袖所提的建議前進，歷史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地進步的。

　　縱觀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沒有一屆王朝能綿延不絕地持續下去，沒有一家一姓能讓江山永固。比如秦始皇，忙活了那麼長時間，殺了那麼多人，光長平一役，趙國就為這個秦始皇的大一統付出了四十萬士兵的性命，但是上天似乎並不照顧始皇家，小板凳還沒暖熱，就被人踹出局了。更有意思的是，中國每一屆新王朝似乎都不傻，他們在坐穩江山之後，整個心思都放到江山永固這一方面了，特別是在吸取前朝滅亡教訓方面最積極，每個朝代的開國君主都會搞中央集權這一老把戲。士大夫們在這方面也不甘寂寞，紛紛獻言獻策。比如范仲淹改革、王安石改革、張居正改革，但是效果並不理想。還有那不贊同改革的，比如蘇軾，乾脆認為富強對一個政府來講並不是好事，並且舉例說秦強隋富，但是國運卻不長，還不如按老規矩老傳統，以仁義示人，以德服強鄰，打不過咱就不打，能打過咱也不打，蘇才子倒是不幸言中了，北宋南宋雖然病病歪歪哼哼嘰嘰的，但是壽命反而在中國的朝代中名列前茅。這導致我們直到今天，給中國的傳統政府開不出一個公認的藥方來，比如，漢武帝與文景之治，哪個更好呢？更重要的是，哪個能江山永存呢？王朝末年，人口超過了警戒線，作為皇帝本人，饒是再英明，個人品德再完美，那又如何呢？更何況，一般的執政者在自身道德與執能能力上本無值得稱道之處！

　　總之，中國傳統政府是低能的，這種低能除了因農民本身的蒙昧而對它沒有促進以外，更多的是它自身的痼疾。

　　【一】傳統中國政府就是個事實上的大農戶

　　傳統農業政府每日里關心的就是兩件大事，一件是天事：天公沒有乾旱，雷公沒有雨澇，黃河沒有決口，運河沒有淤塞，蝗蟲沒有飛來，疫病沒有襲來。種地不需要智商，管理種地者，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甚至也不需要效率。所以低效與低能是中國傳統政府的特色。我們常規的說法是小農經濟導致了官僚主義。還有，中國政府是靠天吃飯的，始終處於一種被動的狀態，這與西方的一些商業國家是有很大區別的，商業國家是靠人吃飯，靠冒險吃飯，靠交易吃飯，民眾的素質決定了商業政府的高效與高智。

　　中國傳統政府關心的另一件事是人事：僱工沒有偷懶，佃戶沒有漏租，官員沒有貪污，農民沒有起義，生意人沒有耍奸，讀書人沒有謗政。圍繞這些人事，政府的牧民政策就是愚民，經濟政策就是重農抑商，至於讀書人，一讀書就變得很不老實，知識越多越反動，所以，把科舉的籠頭戴到他們頭上，還在上面加了一個文字獄做成的緊箍咒，即使他們當官了，什麼時候想勒勒籠頭，念念咒，都隨政府的便。如此情況下，中國傳統政府的日子總的來講是舒坦的，舒坦到執政者無需打理他的天下，比如萬曆深藏內宮，不理朝政，而他治下的整個國家機器仍會按照慣性繼續運作下去而不出什麼大的紕漏。於是，管理技術不需要提高與進步，執政者的執政素質也就永遠在一個最低的水準徘徊。這種水準，在解決傳統問題時就很吃力，比如賦稅改革，比如農民起義方面。解決不好，政府整個就玩完了。更關鍵的是，這種幾千年積累下來的缺陷使得中國的王朝統治者在面對異質文明的時候，既無積極的反應，不得不反應時又缺少有效的措施，整個一個無所措手足。比如資本主義國家在近代對中國做出戰爭行為之前，要求的只是商業貿易與平等外交。但是這些新鮮玩藝兒，不只明朝的統治者不明白，清朝十幾個皇帝也不明白。這種不明白跟一個帝王的英明與昏庸根本沒有關係，甚至跟整個統治集團的腐敗也沒有關係，而是幾千年的農業政府自身的痼疾所決定了的。一句話，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蒙昧於世界大局，再英明的帝王也在局內！一個人沒有本事掂著自己的頭髮脫離大地，一個帝王，一個國家也是如此。

　　中國的皇帝耕帝籍田，只是一種象徵，而1769年奧地利的約瑟夫皇帝卻真正耕種了一塊土地。異域皇帝的這種實幹精神真是讓我們感嘆不已。

　　【二】傳統政府的重農思維

　　政府知道，農業是一切財富的來源和基礎；農業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農業是國家穩定的根本保障；農業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證。賈誼說：「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管子在《牧民》篇里強調：「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鑒於此，政府總是耐心地勸民務農，並且不惜以身作則—— 皇帝耕帝籍田，皇後去採桑。特別是耕帝籍田，已經成為政府每年要舉行的國家儀式之一：每年的孟春之月（每季被分為孟、仲、季三段，孟春是立春至雨水這段時間），皇帝要選擇合適的時辰，耕帝籍田（用來供應皇家祭祀的農田）。皇帝親自用車載著犁鏵，放在陪襯的護車武士和駕車的人中間，率領三公、九卿、大夫，到帝籍田親自耕作。天子推犁三下，三公推犁五下，其他諸官推犁九下。雖然這只是一種純粹的儀式，百姓們從中領教的，只能是它的象徵意義，但是其導向則是十分明確的。這裡插點閑話，西歐政治經濟學中重農學派的鼻祖魁奈隔著千山萬水，對中國皇帝親自耕田的鏡頭嚮往不已。只可惜他老兄不是皇帝，不能親自嘗嘗「犁子」的味道，但他是凡爾賽宮的御醫，於1756年通過龐巴杜夫人，勸說路易十五模仿中國古代皇帝舉行籍田儀式，十餘年後，他又用中國皇帝親自扶犁來勸導皇太子——路易十六，促成路易十六在1768年舉行的一次宮廷典禮上，親手拿著用絲帶裝飾的耕犁模型在眾人面前展示。一年後，也就是1769年，奧地利的約瑟夫皇帝使用一張完全與真的農具一樣大小的犁，耕種了一塊土地。異域皇帝的這種實幹精神讓我感嘆。維多利亞時期的諸多貴族包括維多利亞女王的那位來自德國的丈夫在內，都對農具改進與農業技術等活計深感興趣並且親自設計與操作，相形之下，農業大國中的中國貴族與知識分子本身對於農業的重視卻僅僅停留於口頭與儀式上，從來不屑於並且輕視稼穡之事，這一點真是讓人不可思議。

　　政府為了鼓勵大家務農，按「士、農、工、商」，把國民分作四類，農民竟然被排在第二名，地位夠高了，僅次於士。而士們，並不喜歡勞動。孔家老二不但自己不種莊稼，還特反對學生們種。攀遲問「稼」與「圃」，孔家老二就背後嘀咕這學生是小人。孔家老二還特小資，「席不正，不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沒想到亞聖孟子比前輩還要裝嫩，乾脆連廚師與屠夫都視作小人了，說：君子遠庖廚。看這些聖人的發展苗頭，可能達到「君子不吃飯」的地步呢！

　　君子可以遠庖廚，可小人不行，所以孟子見梁惠王，提出了自己專為小人們設計的溫飽計劃——「使黎民不飢不寒」：「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小的時候，我家餵過豬，我的理想是：豬喂得越胖越好。所以說，對人來講，吃飽並不是最高理想，因此孟子又給梁首長畫了一張小康藍圖：每家都有五畝宅地，住房周圍種桑養蠶，50歲以上的人可以穿綢。每年養一些雞、狗、豬，70歲以上的人就都有肉吃了（忽忽，估計那時候藍天六必治就上市了吧，所以七十歲的人牙好胃口也好）。每家再有一百畝地，八口之家就可以吃飽了。  

　　由此看來，中國農業政府也沒什麼高遠理想。它考核地方官的時候，首先要看的就是這官員在任時，生齒是否增加，荒野是否開墾。一句話，多生孩子多種地。政府對農業科學的研究，也僅限於如何讓糧食增產等方面。至於農民，長期面朝黃土背朝天，兩眼朝下，土裡覓食，當然就都成了陳勝所看不起的「燕雀」了。他們朝起夜睡，鋤禾日當午；民心純樸，甘其食，美其服，不睡在皇上身邊，也就沒有野心家的目標。總之，勸民務農在取得地利這一經濟目標的同時，還兼有了陶冶民心的政治教化功用。《呂覽•上農》說：「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我感覺，農民種地與知識分子練書法是一個道理：陶冶情操！總之，統治者重農，怎麼著也避免不了愚民的嫌疑。

【三】傳統中國政府的抑商思維

　　在統治者眼裡，農業好處多多，而商業，則是壞處大大的：商業是破壞和損耗社會財富的根源。一個農民，如果不老老實實地種地，在統治者眼裡，就有政治問題了。商業還會導致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影響社會穩定之大局，妨害以德治天下。《呂覽•上農》云：「舍農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又云：「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

　　可以說，中國的封建統治者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看到了商業對封建社會及其秩序的威脅，而重農抑商政策的執行也是由此發端，並在後世的封建社會中被當作傳統一貫地延續下來。

　　重農，農民尚被士視作小人，抑商，商人可就慘了，被呼作賤人。農商合到一塊兒，就是小賤人啦。孟子在《公孫丑》篇里把大商人呼作「賤丈夫」。在這些聖人眼裡，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而且讀書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了所有農民子弟的最高理想。執政者以德治天下，對這種社會風氣推波助瀾，大家集體歧視、羞辱商


人。明朱元璋時代，命令農家子弟可以穿綢NFEA1紗絹，而商賈之家則只可穿布。儘管我們想象不出農家子弟們在鋤禾的時候是如何著絲穿綢的，但起碼有這麼個名譽上的權利，挺振奮人心的。

　　秦漢時期，實行市籍制。工商業者另立戶籍，被打入另冊。凡在籍者，身份低於一般編戶齊民。一代有市籍，三代失去自由。晉朝時，將羞辱商人的方法抬到極致，商人必須頭上纏巾，將自己的姓名題寫在額頭上，穿鞋不能一色，一腳穿白，另一腳著黑。這種形象很有意思，我懷疑後世的紅衛兵和鄉下的革命委員會在斗人時，讓人胸前掛牌兼剃陰陽頭，就是從晉朝這裡得來的靈感。

　　明清時期，政府更是認為：商賈多賤民，華僑多無賴。社會層面上，更是歧視商人，認為無奸不商、無商不奸。今天，中國商界里的假冒偽劣、偷稅漏稅、投機倒把等違規操作現象已很普遍，普遍到違反商界公德成為一種社會常態。骨子裡，估計大家皆以為，這才是商人呢。這導致中國商界里一個不好的現象，商人信譽不好，並不影響他的生意，相反，越不講信譽，他越掙錢！如今，中國的大款們似乎揚眉吐氣了，那是西方和平演變的結果。不信，問一下當初的個體戶們是如何挺下來的，不容易啊！至於農村中先富起來的農民，經商前他首先是自身觀念的改變，認為經商不是丟人的事才能下海；而且即使他自身觀念改變了，他還要有相當的勇氣，也就是說，他不怕鄉鄰的指指點點才行。反過來，凡是沒有先富起來的農民，恰好都是在保持傳統道德品質方面很到位的那類。更關鍵的是直到如今，他們身上還有輕視商人的痕迹，認為商人錙銖必較，很沒勁，而且在給自己的子女選擇職業時，特別願意選擇有面子的那種職業，比如寧願做個領不到工資的鄉村教師，也不願意個體經商去；寧願到工廠做苦力，也不願意到酒店做端盤子的姑娘。現在，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農民觀念在逐漸改變，拿我二哥做例子，他現在搞服裝批發，經常北上北京南下廣州的。但是在他剛結婚時，曾與我那嫂嫂一塊兒推著一車（諸葛孔明發明的那種一個軲轆的木頭架子車）紅薯到鎮上賣，嫂嫂讓他把車推到鎮上惟一的電影院門口，說，一會兒電影散了，買紅薯的人多。沒想到電影院一散場，門口的人蜂擁而出的當口，二哥推起紅薯車就跑，嫂嫂不知怎麼回事，跟在後面跑，直到跑了老遠，二哥停了下來，回頭對嫂嫂說：我怕電影院有熟人，人家要是看見我，就丟死人了。二哥這個故事在我們家是經典笑話。雖然笑他，但是若讓我去干同樣的事情，我也不行。我們不得不承認，傳統思想對人的影響與滲透，那是無孔不入的。現在，十億人民九億商，大家對經商不再歧視了，但是對於商人的違法及違規操作，卻是見怪不怪的，認為很正常。這與西方嚴格的商業規則與商業道德反差是很大的。

　　抑商的傳統思維，對中國社會影響巨大：

　　（一）從當時來看，它會限制商品經濟的進一步活躍進而妨礙商業內部孕育出資本主義的因素。商人社會地位低，所以中國人的優秀分子並不選擇經商這一行業；某些商業行當還可能被政府政策所禁止，比如「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抑商的另一輔助政策是抑奢。更有意思的是，那時的中國學者就知道，商業的繁榮主要建立在女人們的消費上，所以他們耐心地勸告天下愛美的女人們：「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艷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綉，未必無美人也。」這一切，導致中國傳統的工商業生產得不到有效的刺激，於是投資轉向了到農村購買土地，最終限制了工商業的擴大再生產，於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商品經濟自身，長期孕育不出資本主義的因素，從而影響了中國生產方式的質的變更。有人說，如果不是外來殖民主義的侵略，中國會自動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此話錯矣。對照英國的圈地運動，我們就可以發現，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首要條件就是農民與土地的分離。中國農民與土地分離，首先中國的封建政府就不會同意，因為農民一旦脫離土地就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其次，農民們更不會同意，農民們最大的目標就是耕者有其田。直到近現代，中國社會中還有這種思想的烙印。

　　（二）以現時來看，抑商抑奢導致中國農民在消費方面缺少興趣。你會說中國農民沒錢，可是我發現，即便中國農民有錢，也只是兩個選擇：要麼放到家裡或銀行里，要麼用來購置房產。拿我們這小城來講，我身邊的朋友大都是工薪階層，他們的消費除了投向子女教育外，大部分都投向房產了。官員、公務員、教師，有兩套甚至三套房產的人不在少數。當然這三類人擁有的房產在檔次、面積、地段等方面有著很大的差距，但這種投資趨向卻處處透露著一股農民習氣。更有意思的是，儉省節約成為中國傳統美德，而講究享受卻讓人懷疑有品德問題。鄉下人給女兒找對象，絕對不找好吃懶做者，雖然種地帶不來富裕的生活，但是種地卻成為可靠與美德的必然保證。還有，從大都市來講，比如舊上海，時裝都是首先從妓院里流行出來的。經常的情形是，妓女們帶了頭，上海名媛與太太們才緊隨其後。從鄉下來講，直到今天，誰家的姑娘穿著過於華麗，鄰居們輕者叫她妖精，重者懷疑她的品行有問題。所以，艱苦樸素返璞歸真的古風得以在中國長期流行，它是抑制商業發展很關鍵的一環。如今，政府一直通過降低銀行利息、公務員加薪、放長假等行政手腕來拉動內需刺激消費，但是我看到的情形是：農民對此沒反應，工薪階層僅有一點反應。一句話，受傳統影響的國人很容易把消費與浪費混到一起。就拿我個人來講，如果買的一件衣服太貴了，我那七十歲的鄉下老娘就會嗔怪地說我：亂花！鄰居呢，沒有這麼客氣，直接說我太傻。所以，有時候我也精明一下：不買東西，或者等它打折的時候再買。可笑嗎？不可笑，這就是一般小民的生存狀態。

　　【四】傳統中國政府缺少必要的商業思維與商業技術

　　明清時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初次踏上中國的邊境，其目標是與中國展開商業貿易。可是中國政府對此的反應冷漠又驕傲，天朝上國無所不有，根本無需與爾等貿易。當然，如果對方態度恭順，政府才考慮把其納入二年或者八年一次的朝貢貿易體系中。

　　政府缺少商業思維，農民更是視私有為天下之大惡。中國的農民起義，首先要廢除的就是商業與私有。典型的例子就是洪秀全政府。農民們認為，商業與私有一旦被廢掉了，你的就是我的，買東西還不用掏錢，那多美啊。

　　「文化大革命」時代，政府更是大割資本主義尾巴。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政府混淆了商業與資本主義的界線，於是抑商之傳統變成了割資本主義尾巴。我在電腦前敲字的時候，我老公看到了，跟我講他小時候賣雞蛋的故事：一九七四年，老公八歲，到縣城賣雞蛋，結果雞蛋被市管會沒收。我聽了，感覺特好玩兒，問他哭沒。他沒回答我，說他們家鄉有順口溜為證：俺叫許有林，去縣賣拉生（花生），奪了俺的秤，俺也不敢吭，哭著回到家，打了俺一頓。聽了這順口溜我更樂了，在大街上被有關部門割了尾巴，回到家大人還打屁股，日子真不好過啊。老公的故事，讓我想起了我小時候的故事。我那時候小，估計已不割尾巴了，況且割尾巴割得農民連雞豬都不能餵了，但是總有人要吃肉啊，所以政府規定家家戶戶必須至少養一頭豬。百姓們都餓得哇哇叫，誰有東西餵豬啊。無奈，生產隊里只好把豬提升到人的位置，分紅白蘿蔔、白菜、紅薯時，都有豬的一份，這一習慣一直堅持到了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前。當然，有時候分些精品，比如小麥，可能就沒有豬的份兒了，但鄉親們總不放心，每次領東西總問：這回有豬的沒有？等問清了，才知道如何報人口，再盯著隊里的秤，看給得夠不夠。但笑話就多了，鄰居王三小第一次幫家裡領東西，隊長看他眼生，問：誰家？三小說：王大孬家。隊長問：您家幾口？王三小格嘣脆地答：連豬六口！成人們一聽，就格格地笑，好像自己家沒豬似的。總之，這笑話多了，人們也麻木了，大人們也經常報個連豬幾口。

　【一】傳統農民之理想

　　「老婆孩子熱炕頭」，是所有傳統中國農民的理想生活方式。當然，前提條件是吃飽，當然吃不飽也可以，最低要求是別餓壞。

　　農民們的最高理想可能是做皇上。有個笑話，說一個農夫與自己的妻在炕頭上暢談理想。農婦說，我想當皇後娘娘，每天早上一睜眼，就叫丫環：大姐，給俺拿塊柿餅吃！農夫說，我想當皇上，每天早上喝一碗熱騰騰的豆腐腦，多美啊。農婦一聽，急了，踹農夫一腳：死鬼，想得美，你要喝豆腐腦，那我不得每天早上起來給你磨豆嗎？聽了這笑話，笑不出來的。惡劣的生存環境下，愚夫愚婦們連美夢都做不出來的。當然，也有做得差不多的，比如劉季與項籍。始皇出巡的威風，不幸讓兩個傻小子看到了，劉季曰：大丈夫當如此也！項籍曰：彼可取而代之！而悟空，堪稱是中國農民的形象代言人：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當然了，這種理想不是你一想就能實現的，比中頭彩的頻率還要慢，二三百年才開一期，根本輪不上幾個人的，但是農民們並不急：皇糧國稅，天經地義。做不了皇帝，就給皇帝打工唄。如果這皇帝真的到他家了，他也脫不了農民氣。項羽衣錦還鄉的虛榮；劉邦問他爹「我跟二哥誰的田產大」，怎麼看怎麼覺得這劉皇帝頂多是個特級大地主。他坐在皇城裡，左擁右抱，面向全國人民收租子，全國人民都是他的長工。租子和長工，由各級官員替他收繳和管理，所以，這大地主的小日子，過得美滋滋的。美滋滋之餘，恨不得溥天之下的王土全都種上莊稼，於是，歷代帝王都鼓勵大家墾荒，到康熙時，就發愁了，發現人越來越多，可墾之地卻越來越少。再到後世，毀林造田，填河築地，膽子越來越大。普天之下，莫非農田，率土之濱，莫非農民。知識分子進農場，青年學生下地。就連工業，也是農業式的，男女老少齊上陣，村村架起鍊鋼鍋！他們把鍊鋼看做種毛豆了。

　　農民們最崇高的理想是「均貧富」。但是這理想太崇高了，所以在現實面前經常碰壁，在歷史上便凈是失敗了。典型的例子便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有錢同花，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田同耕，可惜的是，在奔向天國的過程中，領袖本人率先搞特權搞腐敗，於是均貧富這事兒便不了了之。農民們呢，好像也沒什麼意見。古時的農民大都不識字，歷史又是由讀書人寫出來的，雖然人們常說，人民，惟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可是歷史書上很少有人民的身影。所以，我們不知道那時的人民在造反的過程中，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心理軌跡。哎，那時的知識分子或者說歷史學家為什麼不搞點口述史呢？

　　我認為歷史上最珍貴的農民理想乃是陳勝吳廣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因為它是中國農民起義中最響亮的反貴族特權倡人格平等的口號，可惜這口號失傳了。到了明朝李自成，成均田免糧了，到了清朝洪秀全，乾脆成殺清妖了，到了義和團，又變成扶清滅洋妖了。所以，感覺農民的理想是一代不如一代，丟失了最珍貴的，最崇高的，有些得不償失吧。

　　【二】傳統農民之素質

　　電視上有關西北放牛娃的理想，讓我們滄然淚下：記者問他為什麼不上學，他說他要放羊。記者問為什麼放羊，他說放羊掙錢。記者問掙錢幹什麼，他說掙錢娶媳婦兒。記者問娶了媳婦兒幹嘛，他說生娃娃。記者問生娃娃幹啥，他說娃娃長大后也放羊，掙錢，娶媳婦兒，再生娃娃。這個節目播出后，城裡一個14歲的少年頓感人生無意義，自尋短見。別震驚於這放牛孩子的人生理想，因為這就是傳統農民們真實的生存狀態。生存的天空，沒有足夠的光線，導致他們先天的弱視；環境的惡劣，沒有足夠的空間，導致他們後天的短視。短視與愚昧，就是傳統農民的素質，這素質，是農民長期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結果；是統治者長期「飽其腹弱其智」 的結果。解放后，政府指導下，農民們掀起了掃盲高潮。一句話，不識字，哪能建構自己的理論武器，又何談自身的解放啊！

　　傳統農民最大的短視表現在他們始終意識不到自己貧困的根源，因而也產生不了理智的利益訴求。幾千年以來，他們完全以一種近乎本能的慣性在勞作、在生存，所以農民自身的素質在幾千年之內停留在一個最低水準。農民吃不飽穿不暖了，他們看不到飢餓的根源，但是他們能看到端坐金字塔頂端的權勢階層在胡吃海喝，所以他們認為，富有就是缺德，貧窮才是道德，越窮越光榮，於是他們的目的就是均貧富，就是殺掉舊富豪，推翻金字塔頂端的那些缺德者。他們並不知道改造金字塔本身，相反，他們把頂端的人推下來，讓自己的領袖取而代之，他們的領袖只會學著前任的樣子去



享受全天下的財富，並且以自己親屬的遠近和軍功的大小去培植新的富豪。所以，我們看到的悲慘結果是：中國農民起義歷史上最多，規模上最大，但是城頭變幻大王旗，金字塔體制仍然存在，中國農民仍在金字塔底端負重。農民整體處境及社會地位從不因他們的起義而產生本質性的改善與提高。這一切，讓我們哀嘆：在人頭決定勝負的年代，農民們的短視決定了他們常常淪為被運動的對象和改朝換代的工具。

　　【三】傳統農民之品德

　　人之初，性本善。

　　生活在封建社會最底層的中國農民，是社會上最善良的一個階層。但是，他們的善良，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或者說，正因為他們的善良，政府才得以對他們施加暴政與苛政。

　　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勤勞的一個階層。世界上，似乎找不到比中國農民更勤勞的群體了。但是上天對這種勤勞的回報也很苛刻，簡單來講，付出與收穫絕對的不成比例。驚人的付出，換回的是驚人的低報酬。

　　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勞的一個階層。他們相信：世界上只有享不起的福，沒有受不起的罪。余華的小說《活著》，是全體中國農民生存狀態的一個縮影。我希望，每個農家子弟都要好好看看這本小說。它沒有誇張，有的只是理智的敘述與冷靜的白描，看過之後讓你欲哭無淚。

　　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智慧的一個群體，但他們這種智慧與中國知識分子的智慧是一個類型：提供了諸多智慧，製造了諸多智慧的結晶，但是卻有一個致命的缺陷：知識分子的智慧主要用來幫統治者穩定江山了，而沒有用來給自身建築安全的堡壘；農民的智慧主要用來給統治者增加財富了，而沒有用以改善自身的處境、提高自身的地位！

　　但是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人性之美之善的充分發揮，需要有一個前提條件：善政！惡政暴政苛政之下，再美再善的人性，也會被壓制到扭曲的地步。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演變史中，由於封建統治者的窮奢極欲與兇惡殘暴，導致農民在反抗的過程中，程度不同地暗示出了人性惡的一面。　　

首先，農民們也會殘暴。魯迅說：暴君統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殘暴。此話不假，奴才當了主子，或者說奴才在造反、在爭取當主子的過程中，可能比主子還要兇殘。張獻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權后，自稱大西國王。他做了國王的第一件事，就是親自寫碑立石，文曰：「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善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後人稱為「七殺碑」（見《中文大辭典》）。張獻忠創造了諸多新鮮的殺人辦法，比如活剝皮法。如果在皮尚未剝下來，人卻先死去了，行刑的人就倒霉了，也得處死。張獻忠的殺人方法，可能已到人類有史以來想象力的極處了。有些法子，如果說給孕婦剖膛驗其腹中胎兒是男是女還是學習商紂王的話，那麼把孩子扔到空中用刀尖挑死，並且拿孩子肉、女人肉作下酒菜，就是張獻忠的獨創了。張獻忠對手下將士記功封賞，是以殺人多寡為依據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士兵們殺人多到無法計算，乾脆用手掌幾大堆、人頭幾大堆、耳鼻幾大堆來記。據《蜀警錄》記載，當時成都內，「凡有軍官衙門所在，手掌如山積，幾於假山千峰萬疊。」這一切，導致我們很羞於承認，張獻忠是所謂的農民領袖。甚至有人猜測，張有心理問題。魯迅分析，張獻忠之所以那麼賣力地殺人，乃是由於李自成進了北京，讓他感覺沒有做帝王的戲了。我覺得這個分析很對。不過，張獻忠立七殺碑，抬出的理論招牌乃是替天行道，他認為「人無一善以報天」，當然殺得有理了。據有關專家考證，平定亂局后，直至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代第一次戶籍清理，四川省僅有八萬人左右。而明末崇禎以前，蜀中人口是三百萬以上。而張獻忠死後，成都城內只有二十戶人家了。

　　一度打進北京的李自成，在碰上李岩之前，也是殺人如兒戲，不信可以翻看一下《蜀龜鑒》。李自成過河南，上天給他一個李岩，是李岩讓他有了做皇上的崇高理想，所以他開始講道德講紀律了。由此看來，人就怕有理想。於是沒理想沒出息竟成了封建社會裡官員自保的一大策略，比如始皇手下的將軍王翦，出征楚國前跟始皇要良田美宅。到前線后，還幾次派人，催始皇兌現。老將軍知道，自己越是一副沒出息的小樣兒，始皇心裡越樂。自己帶兵60萬，把始皇的全部身家都弄自己手心了，若再清廉不愛財的，那不明擺著有野心嗎？至於有了野心的，比如李自成，既已胸懷了天下，還會愛幾個小錢嗎？青衣絨帽，粗飯簡食，女色不要，來日方長。從這個角度看，對於農民領袖戰時的個人品質，倒需要我們多隻眼睛了。一句話，所謂的道德，又何嘗不可能是策略呢？不過，農民畢竟是農民，雖然胸懷了天下，他的農民習氣還是不時地流露出來的，比如李自成進北京，全盤接收了崇禎的國庫，據載「有鎮庫銀，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金一千萬錠，皆五百兩為一錠」。這錢叫我們看來，夠了，可是自成仍不滿足，天天由劉宗敏出面，對達官貴戚們嚴刑拷打，搜刮金銀，謂之追贓。大順軍從進京到離京，一共四十二天時間，每天的第一要務就是把大量的金銀運往西安。據析，闖王進京的目的僅是為了撈錢，無意在北京建都。他說：「陝，吾之故鄉也。富貴必歸故鄉。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自成這一句，不知讓多少人竊笑了：敢情跟楚霸王衣錦還鄉一個小樣兒！

　　宋江題的反詩里有這麼一句「他日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不知道宋江所謂的凌雲志是什麼，便是黃巢的丈夫氣概除了造反之外，還有殺人八百萬的民間傳說，至於黃巢以鹽漬的人肉做軍糧的事，則是盡人皆知的。當然了，百姓們每逢飢荒之年，常常淪到易子而食的地步，何況造反的隊伍呢？所以宋江所謂的丈夫，叫我看來，就是無毒不丈夫了。宋江抓住了黃文炳和劉安，把他們綁在柱子上，手下人挖其心肝，炒熟后給宋江吃。即使是大帥哥武松，殺起人來也令人打哆嗦，他殺潘金蓮，把心肝五臟都挖了出來，至於鴛鴦樓那段，武松更是見人就殺，逮誰殺誰，丫頭、馬夫什麼的，全殺了，殺得刀都卷了口。相形之下，開國皇帝對待自己的開國元老們，倒是溫情多了：敵國破，謀臣亡；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民間百姓叫作卸磨殺驢，但是畢竟殺得溫柔些，以結束人的性命為目的，沒有把殺人弄成娛樂。

　　其次，除了殘暴，廣大的農民階層在造反時暴露出的人性之惡還有：沒有法律觀念，更沒有財產觀念。前者會讓革命高於一切，後者會讓農民們沒有你我之分。阿Q應該是傳統中國農民的代表吧，他心目中的革命就是，把秀才娘子的寧波床弄到自己手裡，至於女人，更好辦了，革命了，就是想跟誰睏覺就跟誰睏覺，所以他先是調戲吳媽后是摸小尼姑的臉蛋。阿Q如果沒有走向刑場，而是繼續造反下去的話，那麼他會發展成一個什麼樣的人呢？中國農民天生沒有財產私有的觀念。中國強盜殺富濟貧與中國農民均貧富的觀念恰好不謀而合，所以，中國所謂的農民革命，在不了解中國傳統的人看來，就有了強盜的嫌疑。中國最早的農民領袖，當是盜跖，當然有人說他是奴隸起義領袖。但是不管他是奴隸還是農民，不管盜跖罵孔儒之仁義是實有其事還是莊子借盜跖之口澆自己胸中之塊壘，總之，佔山為王的盜跖給後世的農民一個很好的樣板：「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所有這一切導致我們在評述農民造反的時候出現一些尷尬。在道德層面上，我們認為殺富濟貧與均貧富是一種崇高的理想，但是在走向理想的過程中，殺富又與法統不符。更尷尬的是，一些英雄僅停留在了殺富這個層面，而沒有濟貧的意思。比如水滸里的晁蓋，智劫生辰綱之後，並沒有濟貧嘛，相反，他們七個人把所有的財貨私分了。為了免得這些好漢糟蹋了農民的名聲，有些人乾脆否認梁山一百單八好漢屬於農民起義之範疇。但是稍一推理我們就能明白，即使是農民起義，它的經費也應該有個出處吧。而且古時的農民，覺悟尚沒有高到簞食壺迎的程度，這樣呢，革命經費就成為最令人頭疼的問題。比如辛亥革命，革命一結束，南京留守黃興面對著需要解散回家的30萬革命士兵，不知發了多少愁。250萬兩遣散費，從哪兒弄呢？革命期間，安徽前線要軍費，孫中山大筆一揮，批了20萬銀元，手下人拿著批條到庫里提錢，發現僅有銀元8塊！孫中山當時走的是歐美革命道路，他不殺富，僅靠華僑捐款，當然沒有經濟基礎了！

　　可能正是看到了農民起義中的殘暴與人性之惡，所以遠隔千山萬水的馬克思才忍不住發話了，下面是他對太平天國的評價：「他們給予民眾的驚惶比給予老統治者的驚惶還要厲害」、「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務。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醜惡萬狀的破壞來與停滯腐朽對立，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顯然，太平軍就是中國人的幻想所描繪的那個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國才能有這類魔鬼。這類魔鬼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馬克思《中國紀事》）馬克思不愧是德國人，搞起評論來一針見血！

　　直到今天，我依然心痛：農民是沉默的，因為他們沒有議價能力。如果說冷兵器時代農民集體揭竿而起就足可顛覆政府意味著農民尚有一定的議價能力的話，那麼熱兵器時代，農民枉有龐大的人數，這種人數，已經構不成任何意義上的顛覆力量了。其未來的幸福生活需要三個條件：其一，執政者的良心與善心。其二，知識分子的良心與代言。其三，自身素質的提高，農民參政議政。欣慰的是，農村基層政權已開始直選了。雖然這只是一小步，但畢竟在前進！　　

　【一】由革命概念說起

　　革命（revolution）一詞來源於天文學和幾何學，其科學含義是「循環往複」，就像四季更替一樣，或時起時落，就像潮水的漲退一樣。它在科學中意味著變動中的不變，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既是開始，又是結束。

　　從革命的原始定義里，我們似乎可以看到農民革命的特徵與最終宿命：永無止境，開始就是結束！用這一點來解釋中國封建社會源遠流長的原因，似乎再恰當不過了。當然，中國教科書常用的說法是：明清時期，中國初步具有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不是外來殖民者的入侵，中國將會自動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這樣說，是違背近代化常識的，眾所周知，歐美近代化的第一個必須的動作就是讓農民與土地分隔開來，這一點可以與英國的圈地運動作比較。農民離開土地，才能變成資本主義工廠下的雇傭工人。而中國農民的打土豪分田地正好與此相反，農民不是離開土地，而是經過革命暴力，首先減少人口，其次讓土地重新分配。比如1850年太平天國起事前，全國總人口近4.3億人，1910年下降為3.68億人。農***動最發展的各省，人口數下降最為明顯。同一時期，江蘇由4400多萬人下降為2588萬人，安徽由3760萬人下降為1623萬人，浙江由3000萬人下降為1800萬人，湖北由3374萬人下降為2956萬人，山西由 1510萬人下降為1010萬人。人口的減少會讓原先膨脹的人口與有限的土地資源之間的緊張關係得到緩和，而大量舊的皇家宗室與豪強地主的被殺，會讓大部分，特別是參與起義的農民得到土地。這樣就導致，即使舊王朝未倒，或者說，即使新王朝的統治者比舊王朝的統治者並沒有仁義到哪裡去，甚至更差，但是社會還是能太平一陣子的。比如太平天國與捻軍起義失敗后，江淮以南廣大地區農***動沉寂了半個世紀，義和團運動失敗后，北方農***動也沉寂了30年。所以，如果殖民者不入侵，中國農民會在人口再次膨脹，土地再次集中，自身承受不住之時再來一次爆發，像以前所有的輪迴一樣，繼續輪迴。

　　今天我們使用「革命」一詞，是在描述一種持續性、恆久性的終結，一種與過去徹底決裂的新秩序，一種舊有的、熟悉的事物與新生的、迥異的事物之間的斷層。基於這個層面，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事便只能叫運動而不能叫革命了。但是我們習慣於把所有的農***動稱作農民革命了，只好將就著稀里糊塗的叫吧。撒切爾夫人說：1917年11月7日發生在俄國的事情並不是一場革命，而是一場宮廷政變。海派學者李劼說：「孫中山這尊雕像的意義在於僅僅制止人們搞穿龍袍、戴皇冠、登基大典之類的復辟形式，卻並不能阻擋不穿龍袍的皇帝君臨中國，北伐戰爭、軍閥混戰，其實就是各武裝集團為爭奪潛在王位而進行的一場冠冕堂皇的爭雄稱霸之戰。」

　　李劼說得對極了。農民革命的目的——殺盡貪官污吏，走向——建立一個新王朝，以及最終結果——封建社會繼續維持下去，決定了農民革命的性質和農民在革命中的悲劇性地位——僅僅充當了改朝換代的工具！而這一切，又決定了中國的歷史走向。農民的革命，使中國封建社會這輛破車，陷於一種周期性的震蕩和規律性的循環之中。他們更換了王朝，但是他們沒能更換封建社會的軌道。啟良先生在他的《中國文明史》中說：「如果從歷史評價角度來看，農民起義與中國歷史的發展，其意義又是負面勝於正面。因為它不是將社會引向前進，而只是使歷史在周期動蕩中輪轉。甚至可以說，在中國文明模式里，農民鬥爭之本身就是專制主義統治得以維護的一種手段。」姜義華先生在他的《理性缺位的啟蒙》中說：農民「不是建立新的生產方式，而是重建小農社會原來的秩序。中國這種小農，每日每時自發產生的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封建主義。他們不但不是資本主義現代化得以成功的雪柱，而正是阻礙這一進程的巨大而牢固的屏障」。兩位先生其實是一個意思。姜先生還引用《共產黨宣言》里的一段話給自己的說法做佐證，這段話中學歷史老師常用來給自己的學生做材料分析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是這樣說的：「中間階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同資產階級作鬥爭，都是為了維護他們這種中間等級的生存，以免於滅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車輪倒轉。」對於姜先生前面的觀點，我表示同意。一句話，農民革命的運動方向、運動目標、運動形式、運動方法、運動結果導致它本身是反近代化的。但是姜先生引用《共產黨宣言》這段話時，把小工業家、小商人及手工業者都去掉了，只剩農民這一階級，同時，中國農民與英國農民不同，中國農民斗的是地主與皇上，英國農民斗的是資產階級，所以《宣言》這段話用到中國農民革命方面並不合適。英國的農民斗的是進步勢力，中國農民斗的是跟自己一樣落後的封建勢力。但是中國農民造反成功后，重建的仍是落後的封建體制與封建社會則是肯定的，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一個農民領袖的成功，恰恰是全體農民的失敗！而全體農民的失敗，又是中國歷史的停滯！革命成功后，農民整體在法統上的待遇與處境根本沒有本質性的提高與改善，這一切決定了農民在改朝換代中的悲劇性地位！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正是殖民者的入侵，打破了中國的輪迴局面。毛澤東的農民戰爭才會成為一種新式農民革命而區別於以往的任何舊式農民革命，從而取得了根本意義上的成功。某些學者由於把毛澤東的農民革命等同於以往封建社會的舊式農民革命，所以往往有美化舊式革命、美化舊式農民領袖的傾向，其實是一種非常可笑的做法。雖然毛澤東的革命主力軍也是農民，某些方式從表面上看也跟舊式農民戰爭有所類同，但指導思想、領導階級、終極目標及建國方針的不同，直接導致雙方性質的不同。一句話，不在一個層面上。所以，對舊式農民革命的客觀評價，並不影響毛澤東之農民革命的光輝，希望大家不要混為一談。

【二】農民革命領袖的個案分析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領袖太多了，這裡就挑元璋和秀全吧，因為這兩位都是最窮最苦的農家子，應該最具代表性。

　　?朱元璋

　　不知怎麼搞的，傳統觀點對朱元璋並無好評，甚至認為他起義成功后，淪為地主階級代理人。我這人缺少階級鬥爭這根弦，所以不想對其作出任何評價，只想對他的故事作一番簡介。

　　朱元璋，安徽鳳陽人，典型的窮人家的孩子，吃不飽穿不暖的。父親給地主家做佃農，受盡了剝削與壓迫。小小的元璋給地主家放牛。不過，這孩子從小就跟電影里的窮家孩子不同，至少不像他們那樣老挨地主的欺負。相反，他可能欺負人家地主。比如，小小年紀就敢跟小夥伴把地主家的小牛燒烤著吃光，然後把牛尾巴插到山縫裡，跟主人說牛自個兒鑽山裡不出來了。可能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大歷史學家吳唅才會在他的《朱元璋傳》開首第一章就弄了這麼個標題：小流氓。這樣一來，元璋倒是馬上跟劉邦同了類。這一點，讓人生出無限的感慨來。流氓應該也是一種個人魅力吧，否則在群雄並起的年代，如何能成為農民領袖並且最終成功呢？因為中國古代的農民領袖，成功坐上龍椅的，只這倆流氓。

　　元璋投奔紅巾軍之前，是做過理智考慮的。其考慮方式很簡單：菩薩面前投珓子。投的結果，菩薩同意他造反，於是他就投奔紅巾軍去了。吳唅在書里說成是「投紅軍」，大錯特錯矣。

　　元璋投奔得不錯，投到了郭子興手下，郭子興卻又成了他的老丈人，所以很快就升為高級將領了。

　　做了高級將領的元璋怕諸將有二心或者叛變，用的招很絕，第一、吸收諸多義子用於監軍，等做了皇帝后，他就改用太監監軍了。第二、用諸將家屬作抵押。當然也有人道的變通措施，諸將留下正妻作押，諸將在前線則可以隨便納隨軍夫人。第三，提防諸將與讀書人接觸。因為讀書人喜歡借古喻今，元璋對讀書人有種本能的提防。更關鍵的是，元璋怕諸將身邊有了李善長那樣的讀書人，就麻煩了。眾所周知，正是李善長教導元璋要高瞻遠矚，學那劉邦，約法三章，不亂殺人，天下就是咱的了。

　　元璋既胸懷了天下，就開始禮賢下士了，所以原先罵元璋為「紅賊」、「妖寇」的劉基等在野名士都歸順了元璋。一旦他們歸順了元璋，就開始替元璋罵其他的義軍領袖了，比如罵張士誠等人殺人放火，屠戮百姓，而元璋自己，當然是「弔民伐罪」、拯救人民了。

　　1367年，江山一統在望，聽了朱升「廣積糧，緩稱王」之建議憋了十幾年的朱元璋，終於可以稱帝了。稱帝大典於1368年元月舉行，整個京城喜氣洋洋，用吳唅的話來講，那是：「一霎時間鬧鬧攘攘，欣欣喜喜，新朝廷上充滿了蓬勃的氣象，新京師里添了幾百千家新貴族，歷史上也出現了一個新朝代。」新朝代國號大明，讀書人聽了都高興，大明，日月光明，多麼美好的未來。但是廣大的農民不久就感覺到失望了，因為新朝代並沒有給他們帶來幸福。新朝代只是新舊地主的朝代。元璋保留一部分豪族，另有一部分豪族被殺，被殺者的田地只是轉到了開國功臣等手裡。

　　元璋既做了全國的大地主，第一件事當然就是清點自己的田產與僱工了。所以他用了二十年時間，丈量土地，清查戶口。六百年來，各朝皇帝做不到的事情，元璋做到了。由此可以看見，這個皇牌大地主不同凡響。元璋的爹若是活在世上，老先生可能樂得夜不眠目的。給地主扛了一輩子工，現在，居然輪到全國人民給他家重八扛長工了。真是乾坤大變啊！

　　為了維持乾坤不變的局勢，元璋開始殺人了。這方面他跟劉邦一樣，知道做皇帝前不能殺人，做了皇帝后再過癮也不遲。當然劉邦那個大流氓稍微的有些講義氣，沒有元璋殺得多，更沒有元璋那種毒辣。趙翼在自己的《二十二史札記》中交待：當時的大明官員每天早上上朝前，都要跟妻兒老小訣別一番。一旦當天居然活著回去了，全家老少要慶賀一番。如此看來，大明官員當是天天過節般的喜慶呢。當然除了殺頭之外，還有勞動改造一法。據人統計，單是洪武九年，被弄到鳳陽屯田的官吏就有萬人之多。看來元璋沒有忘本，做了皇上，還不忘振興家鄉經濟。

　　元璋還反貪，不得不承認，元璋反貪，一是為了自家的財產，二是為了小民百姓。只是他反貪的手法太厲害了。有剝皮抽腸剁手等，至於凌遲，據說必須殺他3357刀才行。總之，這樣的刑罰，劊子手太累了。

　　元璋不是讀書人，本沒有那麼多的彎彎腸子，但是偏偏有那識字多的，告訴元璋，沒有知識，可能要被文人們罵而自己不知。比如張士誠，原先叫張九四，可他手下人非得給他起名叫士誠，讀書人都知道，孟子的文章中有「士，誠小人也」的語句，可憐張士誠，被人罵了一輩子小人卻不自知。元璋一聽，忽，原來讀書人就喜歡罵人啊。從此元璋得了疑心症，看哪個讀書人都不像好人，於是，文字獄在大明時期最為發達。據說元璋有一回出去私訪，聽見一個老婆子說起皇帝來竟是左一個老頭子，右一個老頭子的。氣得元璋把那一帶的民家都給抄了。無獨有偶，後來老蔣的手下也背地裡稱他為老頭子。老蔣似乎沒生過氣，這就是時代的進步吧。

　　據《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二和卷二百五，元璋經常掛在口頭上的是：「四民之中，農民最勞最苦……國家的賦稅全是農民出的，當差作工也是農民的事，要使國家富強，必得農民安居樂業才辦得到。」為了讓農民安居樂業，元璋有諸多措施，比如首創身份證（路引），百姓們不得隨意離家。一旦離家長期不回，鄰居有揭發的義務。但是農民若上京舉報貪污，那是大受歡迎的，舉報人少者五六十人，多者千人，人數不限，大家可隨時上訪。由此可見農民領袖的另一面，一定程度上，他還是愛民的。

　　葛朗台最喜歡聽金幣的聲音，這種愛好是正常的，我也喜歡聽，沒有金幣我就用兒子的儲蓄罐，錢幣互相碰撞的聲音就是美妙。但是在聽這些聲音的時候，我沒有恐懼感，也就是說，我不擔心有人奪我的儲蓄罐。而元璋就不一樣了，守著全天下的財富，每天都是心驚肉跳的，所以晚年就落了心跳病。用吳唅的話來講「雖然精神失常，但智力並不減退」，這是最可怕的，也就是說，老頭還可以用自己的智力隨便殺人。

　　1398年，71歲的元璋終於撒手歸天了。一份厚厚的家當傳給了孫子允炆，奈何允炆消受不起，這家當遂傳到朱棣手裡。老頭子泉下有知，也該滿意了，畢竟沒出朱家手心嘛！

?洪秀全

　　也許是洪秀全沒有成功，也許是洪秀全品質比朱元璋高，總之，傳統觀念對洪秀全評價很高。不得不承認，洪秀全是個傑出的農民領袖，他對於未來社會的設計，他的天朝田畝制度和聖庫制度，超過了西方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莫爾和康帕內拉。可能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西方人才用「人類的幻想也未能形容其偉大」對其作出評價。但我個人認為，洪秀全的個人品質並不比朱元璋高，至少朱元璋勤政，也沒有像洪秀全那樣花天酒地。與李自成相比，洪秀全也略為遜色一些。至少，他不像李自成那樣布衣本色，那樣不脫離群眾。讓人為難的是，如前面所述，馬克思認為太平軍是「魔鬼的化身」，而另一個偉人，毛澤東則在1949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洪秀全等人「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之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看著兩位偉人的觀點，我左右為難，不知聽誰的才好。估計為難的人不在少數。所以三十年之後，史學界圍繞毛澤東的觀點展開了百家爭鳴，意見有兩種，正反兩方：一，洪秀全是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進人物。二，洪秀全不是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進人物。不管兩派觀點誰對誰錯，他們首先需要解決的是橫在他們面前的一道理論難關：到底什麼是「西方的真理」？是西方的資本主義，還是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如是西方的資本主義，那麼這個尋求真理的先進人物，即使落不到康有為頭上，至少應落到孫中山頭上吧？如果說「西方的真理」是馬克思主義，那麼馬克思1848年發表《共產黨宣言》，洪秀全1851年發動起義，後者的所有新理念，只來自於一本基督教的小冊子——《勸世良言》，好像沒人給他介紹過《共產黨宣言》。而且，即使洪秀全看過《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本人也不會承認他的。所以，所謂的西方真理，應該是西方資本主義，以及與之相伴的自由化思潮、政治民主制度等。不過按我的推理，即使歷史給洪秀全時間了，那麼他也推行不了《資政新篇》。道理大家都知道，在中國，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更讓人為難的是，現在學術自由了，某些人乾脆把洪秀的拜上帝會稱作邪教，把秀全稱作邪教教主。基於以上理由，請原諒我不願對洪秀全作出過多的評價，我把他的人生經歷作一番概述吧。

　　秀全，廣東花縣農民。7歲入村塾讀書。據說「五六年間，即能熟誦《四書》《五經》《孝經》及古文多篇，其後更自讀中國歷史及奇異書籍，均能一目了然」。由此可以看出，秀全從小就是個神童。

　　中國的神童容易出演悲劇，秀全就是如此。由於是神童，所以鄉人對他的期望值很高，認為他「顯父母，光宗族」是遲早的事。奈何天不佑神童，1828年， 14歲的秀全到廣州應考秀才，落榜。無奈，秀全於18歲起做起了教師，邊教學邊參加應試。奈何沒上過黃岡高中，四次考試，四次失敗，且失敗得很慘。也就是說，從1828年一直考到1843年，從14歲


一直考到30歲，愣是考不上一個區區秀才，世界上哪個神童能受得了這種打擊啊！那時還沒有落榜生心理諮詢所，所以，第三次高考失敗后，秀全就大病40天，第四次高考失敗后，秀全就與上帝約會上了，他讀了一本基督教傳教士的小冊子《勸世良言》。從此在西方人眼中，變成了一位神秘主義者。中國的農民領袖一般都神秘，但是從沒有神秘到秀全這種地步的。

　　秀全的神秘首先表現在，他把上帝家的戶口本給改了，上帝本來只有一個兒子，基督耶穌，但是秀全宣布，他是上帝的第二個兒子。並且以此身份獨創了一個宗教，名叫拜上帝教。由此可以看出，秀全不愧有神童背景，經受了長期的應試教育的折磨后，居然還有如此的創新思維，實屬不易。

　　秀全的同學馮雲山和族弟洪仁玕加入了拜上帝教，秀全有了夥伴，就開始革命了。他革命的第一步是把村塾中供應的孔子牌位撤去。撤得對，放我也撤。哥們兒敬你這麼多年，也不保佑哥們兒「學而優則仕」。是可忍孰不可忍？

　　秀全他們忍不下去了，可是鄉民們也忍不下他們了，結果，秀全與雲山同時失去了村塾教師的崗位。下崗之後的秀全與雲山乾脆跑到廣西傳教去了。為什麼不在本地傳呢？據說本地文化素質高，百姓們對秀全上天見天帝的事兒不感興趣，所以他們只好到知識比較薄弱的地方進行自己的傳教事業。

　　起事前，也就是1847年，秀全曾找過美國傳教士羅孝全，但羅認為秀全的思想不純，不是「合格」教徒，拒絕給秀全洗禮。那時候西方的基督教徒們沒有創新思維，所以對於秀全的創新有點不懂。比如秀全說自己上天，不但見到了天媽，還見到了天嫂。西方基督徒從沒見過，當然否認了。秀全只好「走自己的天堂路，讓別人見鬼去吧」。

　　1848年，馮雲山被捕。馮雲山是天弟的同學，天弟的同學都有人敢逮捕，當然有點說不過去，天弟一聽同學被逮了，嚇得跑回廣東了（有學者說秀全跑回老家想法子救雲山呢，信不信由你），人心就有點亂。楊秀清假託天父下凡。秀全忙活的當口，歐洲也沒閑著，正搞大革命呢。秀清假託天父下凡給了蕭朝貴靈感，幾個月之後，朝貴就假託天兄下凡了，父子兩個輪流下凡，從好處說，群眾心理穩定了。從壞處說，革命內部種下了分裂的種子。下凡這事，牽涉到一個革命理論的奠基人問題，這事只能一個人承包，不能搞合股的。但是不管怎麼說，雲山是靠秀清救出的，秀全不在的時候，群眾之穩定也是靠秀清的，一切OK，秀全回來后，只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承認天父天兄等的下凡專利了！

　　天父天兄下凡的樣子，據說比較豐富多彩：渾身發抖，不斷晃動，手舞足蹈，時而躺倒，時而站立，兩眼閉合、半閉或翻白，聲音與平時說話不同，拿腔拿調猶如唱戲，有時力竭聲嘶，有時模糊不清，整個過程都是鬼魔附體、不省人事狀。當然也還有其他方式，所有這些方式，既有傳統因素，也有創新因素，更有個性化因素。

　　馮雲山出獄了，可是跑廣州救雲山的秀全卻仍未回到傳教根據地。無奈，雲山只好跟到廣東找秀全。1849年，兩個人重新回到了紫荊山。

　　紫荊山的動靜驚動了清廷，清廷嚇了一大跳，早知如此，給秀全一個七品知縣做做，肯定沒這事了。驚嚇之餘，清廷想起了雲貴總督林則徐，急封其為欽差大臣兼廣西巡撫。林公當然是精忠報國，匆匆上路了，奈何天不佑人，林公走到廣東就病死了。哎，老天有眼，否則一個堂堂的民族英雄馬上就變作一個屠殺人民的劊子手了，這會讓一些史家尷尬的。林公一死，遂有了一個背黑鍋的人替補了上來，這人就是曾國藩，曾氏的清廉與忠誠，似乎不在林公之下，可惜就因了鎮壓洪楊起義這一事，歷史清名遜色多了。不過，毛澤東對這位湖南老鄉評價倒是挺公正的，他在寫給「邵西先生閣下」的一封信中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毛澤東此話的確真誠，因為後來他治軍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軍紀明顯是借鑒了曾氏的《練兵歌》。有意味的是，毛澤東這時還是個年青的學生，尚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在寫給老師的信中，掩飾不住的竟是對於老鄉曾文正「收拾洪楊」之「完滿無缺」的滿意！歷史真是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