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追思：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連載)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3月06日 00:32 新浪讀書  

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現代化是在歷史上產生，也是在歷史上發展的概念。人們的認識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變化的，因而很難有一個固定不變的現代化的定義。同樣，我們不能苛求周恩來對四個現代化下一個完整的準確的適合於任何歷史階段的定義。但是，周恩來在具體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不僅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而且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對什麼是四個現代化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探索，得出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認識成果。




　　第一，中國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為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無限廣闊的康庄大道，是逐絞迪炙母魷執??謀ＶぁＶ芏骼此擔骸熬??迥?⒈毖缶?д??⒔?槭?炊?持魏蛻緇嶂饕逅母鍪逼冢?冉弦幌濾母鍪逼詰那榭觶?塗梢鄖宄?乜闖鑫頤巧緇嶂饕逯貧鵲撓旁健！薄噸芏骼囪〖?廢戮恚?冢矗保匆場Ａ硪環矯媯?⒄股??Γ?迪炙母魷執??巧緇嶂饕宸⒄溝謀局室?蟆Ｉ緇嶂饕逅?閱蘢鈧照絞ぷ時局饕澹?褪且蛭?緇嶂饕迥芄惶峁┍茸時局饕甯?叩睦投???省！耙虼耍?諫緇嶂饕迨貝??紉鄖叭魏問貝?幾?有枰?浞值靨岣呱??際醯??有枰?浞值胤⒄箍蒲Ш屠?每蒲е?丁薄Ｍ?鮮椋?冢保擔掛場＃保梗叮襯輳痹攏玻溉眨?芏骼此擔骸跋衷謔瀾縞細鞣矯嫻氖亂刀莢詵稍痙⒄梗?頤且??犯仙希?鴕?胖匱芯肯執?奈侍猓?鴕?窠瘛６??蘭土??甏?慕裉歟?朧?聳蘭湍┮丁⑹?攀蘭偷氖貝?煌??瀾緄目蒲Ъ際躒招略亂歟?詼?問瀾緔笳揭院缶捅日角壩辛撕艽蟮姆⒄埂Ｒ虼耍?頤且?⒄梗?鴕??κ迪炙母魷執????淮?び諞淮??齔霰惹叭爍?蟮墓畢住！薄噸芏骼賜騁徽較呶難　返冢矗矗芬場?/p>

　　第二，中國的四個現代化是全國的全方位的現代化。我們不能設想，只有漢族地區現代化，讓少數民族地區長期落後下去。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區、區域自治的地區都現代化。全中國的現代化一定要全面地發展起來，一定要各民族共同繁榮富強。另一方面，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家，不能單靠漢族，我們５０多個民族必須大家合作，互相幫助，互相支持，共同發展。漢族人口多，經濟、文化比較發展，但是可開墾的土地已經不多，地下資源也不如兄弟民族地區豐富。兄弟民族地區的資源開發是祖國現代化的有力後盾。但是，兄弟民族地區的資源還沒有開發，勞動力少，技術不夠，沒有各民族特別是漢族的幫助，也不可能單獨發展。周恩來：《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

　　第三，中國的四個現代化是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四個方面全面的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要同時並進，相互促進」。《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５０４頁。就工業和農業而言，周恩來指出，一個是基礎，一個是主導，把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才能實現四個現代化。參見劉武生：《論周恩來的「四個現代化」思想》。就國防現代化而言，一方面國防是保障；另一方面國防現代化是以其他三個現代化作基礎的。１９６０年２月２３日，周恩來說，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科學、國防四個現代化，實際上是三個現代化，沒有前三個也就沒有國防現代化。為了引起注意，把國防突出出來。就科學技術現代化而言，一方面科技是關鍵，另一方面科技也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發展。「必須在好的農業基礎上、好的工業水平上，尖端技術才能突破，不然是不可能的。當然，也可能單獨搞一項，那是不能持久的。我們可以在尖端技術這方面努力，但必須是平衡的，當然不是絕對平衡，是相對的。農業要發展，工業水平要提高，然後突破尖端技術，這三者是相互有關係的」。《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４２６頁。

　　除以上三個方面以外，更重要的是周恩來對構成四個現代化內容的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分別進行了探索，提出了十分重要的見解。

　　什麼是農業現代化？周恩來認為農業現代化的主要內容是機械化、水利化、電氣化、化肥化、良種化等等。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１７日，周恩來針對「大躍進」的教訓指出，我們的農業還沒過關，三個化：機械化、化肥化、水利化還沒有實現。１９６１年３月２０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必須從各方面支援農業，有步驟地實現農業的機械化、水利化、化肥化、電氣化。１９６３年８月９日，他同來華訪問的索馬利亞總理舍馬克談話時說：為了發展農業，我們現在提出要實行「四化」：（１）機械化，包括耕種、收穫、排灌、運輸和加工。美國差不多在近４０年才在這方面實現了機械化。所以這需要的時間很長；（２）化肥化，現在我們主要靠人畜糞肥、綠肥和河泥，但這些都不夠；（３）水利化，我們有１．３億公頃耕地，其中只有一半是有灌溉的，另一半是靠天收；（４）電氣化，水利化、機械化都必須靠電力。現在我們農村許多地方都還沒有電力。為了使農業現代化，我們必須實行這「四化」。對於良種化，周恩來早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２８日接見日本社會黨親善使節團時就讚揚日本７０％的農田使用了改良品種，這方面中國要向日本學習。１９６６年初，周恩來擔任北方農業小組組長抓北方農業時強調「土、種是根本」，「種子要經過試驗也需要時間，試驗了還要年年選種，良種時間長了也會退化」。《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５９６、　５９７頁。實現農業現代化決定性的因素是要掌握和運用現代的科學技術。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６日，周恩來指出，要做到農業現代化就要解決化肥、種子、農藥、機械、水利、土壤等問題。這些問題都和科學技術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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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什麼是工業現代化？周恩來的觀點是：「沒有現代化的技術，就沒有現代化的工業。」工業現代化主要的是工業技術現代化，基本內容是工業生產機械化、自動化、電氣化和化學化，用世界最新的技術把工業的各方面裝備起來。１９６１年３月２０日，周恩來說：現在美國全部職工人數７０００萬，蘇聯５０００萬，而我們也是５０００萬，可是工業水平相差十分懸殊。所以，無論從國內情況看，還是與國際情況比較，我們的職工數量都是太大了。現在這樣低的鋼、鐵、煤的生產水平，根本不需要這樣多的職工人數。他主張從壓縮勞動


力中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工業生產水平。其辦法是從「小土群」轉向「小洋群」，變人海戰術為運用技術提高機械化水平。他指出，「小土群」所消耗的勞動力和機械化比較，差不多是二比一。我們調查了生鐵、鍊鋼、採煤、有色金屬、木材、基本建設、機械工業、短途運輸等八個行業，小土群需要勞動力１３００萬人，而機械化只需要６００萬人。因此，我們應該加速「小土群」的轉化，迅速轉上「小洋群」。周恩來：１９６１年３月２０日，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小洋群」還不是工業現代化，但與「小土群」相比，顯然會極大地縮短與工業現代化的距離。要實現工業現代化就要掌握和運用原子、電子、噴氣等最新的技術。「現在是六十年代的工業水平了，是原子、電子、噴氣這樣的水平了。這樣的工業水平，品種也多了，質量也高了，規格也嚴了，技術也複雜了。」《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４２５頁。管理現代化是工業現代化的內容之一。周恩來在５０年代就不斷強調推進工業生產的專業化和協作。６０年代在討論試辦托拉斯問題時，周恩來提出要否定大而全、小而全的方向，成立托拉斯，「要注意搞好同外部的協作關係，同地方的協作關係，包括原材料、產品、零配件等生產供應方面的協作，不能什麼都自己搞」。他批評工業管理中存在的重數量不重質量，重視多用些人不重視採用先進技術的錯誤；主張「托拉斯要按照經濟的辦法來辦，按照經濟規律的要求來管理」。同上書，第５４７—５５１頁。

　　什麼是國防現代化？周恩來說：「尖端的國防，即原子、電子、導彈、航空要更快地搞起來，從而建立起現代化的國防工業和現代化的國防力量。」同上書，第４０５頁。國防現代化主要的是掌握和運用尖端科學技術基礎上的國防工業和國防力量的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的核心是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的革命軍隊。這支軍隊「對現代化裝備不僅要懂得運用，還要懂得它的性能、原理」。《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２７８頁。在現代化裝備方面，除了尖端還有常規。１９６２年６月８日，周恩來指出：「現在的常規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常規了，尖端主要是指原子、電子、導彈、超音速飛機等，其他都是常規，是現代技術水平上的常規。」《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４９５頁。

　　什麼是科學技術現代化？周恩來在探討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時都自然而然地聯繫到科學技術現代化。他關於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的觀點，是在豐富的感性認識的基礎上，經過深思熟慮的理性升華得出的重要結論。科學技術現代化主要是指把世界科學最先進的成就介紹到中國各個部門中來，用世界最新的技術把中國各個方面裝備起來，使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當時，周恩來所指的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具體標誌是掌握和運用原子、電子、超音速等現代的科學技術。１９６２年６月８日，周恩來說：「現在既不是三十年代，也不是四十年代，接近七十年代了，是原子、電子時代，技術水平提高很快，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是沒有的。原子、電子時代，改變了很多東西，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只能是逐步實現，逐步提高，不可能一步攀登高峰，要有個正確的認識。」《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４９３頁。這裡他不僅指出了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具體標誌，而且提出了「逐步實現，逐步提高」的方法。

　　有的研究者將周恩來四個現代化思想的基本觀點概括為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國防是保障、科技是關鍵，並以此為框架進行論述。作為一種視角，這種研究有其可取之處。即從農業、工業、國防、科技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出發，回答為什麼要以四個現代化作為戰略目標及四個方面現代化的相互聯繫。無疑，研究周恩來四個現代化思想需要聯繫這些問題。但是，這種概括及其研究存在著歷史與邏輯上的缺陷。歷史地看，周恩來第一次提出「四個現代化」概念是在１９５４年９月，而作為社會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四個現代化」是在１９５９年底至１９６０年初才形成的。但是，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的思想，周恩來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當前財經形勢和新中國經濟的幾種關係》中已經形成；至於國防與科學技術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功能，周恩來在立國之初的著述中也已多有論列。從邏輯上看，周恩來四個現代化思想有其確定的內涵與外延。首先，要回答什麼是四個現代化，這顯然不是「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國防是保障、科技是關鍵」所能判斷的。其次，要回答為什麼要以四個現代化作為戰略目標，這裡「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國防是保障、科技是關鍵」是重要原因之一，但還不是全部原因。最後，要回答怎樣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這也不是農業、工業、國防、科技的功能框架所能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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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此，周恩來不僅論述了發展生產力方面的問題，也論述了調整和改善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還論述了領導方法方面的問題。其中，他講得最多的是以下幾點：

　　第一，重視技術力量，培養和造就專門人才。

　　實現四個現代化需要調動全國人民的積極性，需要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


盟，但是最需要的是掌握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具有現代勞動管理技能的專門人才。早在經濟恢復時期，周恩來就指出「現有的專家是不夠的」，「我國的科學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４６頁。「一五」計劃建設時期，在為國家工業化而奮鬥時，周恩來呼籲：「培養技術人才是我們國家建設的關鍵」，同上書，第１４２頁。「我們國家最需要的是建設人才。」同上書，第１６０頁。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２４日，周恩來在提出四個現代化目標的同時，指出：加快建立強大的自然科學技術隊伍和社會科學理論隊伍。他說：「搞獨立的經濟體系和尖端技術，沒有人才是不行的。要建立經濟體系，掌握尖端技術，關鍵在於人才，一個是自然科學方面的人才，一個是社會科學方面的人才。」同上書，第４０５頁。他認為「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不可能設想不產生廣大的建設人才，問題就在於我們抓好科學、教育這一環。所以，發展科學、教育，也是現在一個中心的任務」。同上書，第４０７頁。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４日，周恩來在冶金、水利、水產、華僑農場、手工業、共青團中央、華北山區工作等七個專業工作會議上講話，大談技術力量的重要性。「技術力量在建設中對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都起很大作用。這不僅因為過去我們落後，而且因為時代不同，任務也不同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十七年中，原子、電子、超音速等，其發展速度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快，比過去一個世紀還快，可以說是日新月異。要趕上去，就要做艱巨的工作。這就需要重視科學、重視實踐和重視技術人才」。《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５００頁。

　　第二，重視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搞好各部門、各方面之間的協調發展。

　　１９５９年６月１７日，周恩來會見朝鮮鄭一龍副首相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時指出，工業各部門之間相互的聯繫很密切；農業也要各種條件，如水利、改良土壤、肥料、防治病蟲害等等，所以要有綜合平衡。如果比例失調，總是上不去的，不是這個上不去，就是那個上不去。他說：現代化的東西，要各方面銜接。他以煤炭生產為例，需要與器材、設備、坑木生產部門及運輸部門相銜接。針對鋼鐵生產指標過高問題，他強調「必須使鋼的前後左右能夠協同前進，不要造成寅吃卯糧、毫無餘地，左支右絀、前後脫節的形勢」。同上書，第４０９頁。他多次解釋調整就是為了使國民經濟各方面的發展取得平衡。「國家計委要搞綜合平衡，各個部門、各個地方都要搞綜合平衡」。同上書，第４６０頁。即使抓尖端科技攻關，也不能忽視綜合平衡，抓住一點不及其餘，那是不能長久的。「我們可以在尖端技術這方面努力，但必須是平衡的，當然不是絕對平衡，是相對的。」同上書，第４２６頁。「文革」期間，他重申尖端工程必須列入國家計劃，帶動其他工業發展，「要全面平衡，不能把別的項目擠掉了」。同上書，第６３２頁。針對鋼鐵生產的不協調，他再次批評道：「前後左右不銜接，出了鋼不能軋材，白白消耗巳饒堋！蓖?鮮椋?冢叮矗耙場?/p>

　　第三，正確處理自力更生同國際合作的關係，積極開展技術引進，盡量採用先進技術，爭取後來居上。

　　在為國家工業化的目標奮鬥時，周恩來就指出：「主要是自力更生，但不放棄爭取外援。」自力更生不是關門建設，需要同世界各國發展經濟、技術、文化交流。即使實現了工業化，也不可以一切都完全自足，仍然需要發展國際經濟技術交流。６０年代以來，在提出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而奮鬥時，周恩來進一步發展了上述思想。他說：「我們是大國，整個國民經濟都要自力更生，這有戰略意義，永遠如此。」《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４９３頁。我們要「從本國的具體情況出發，依靠本國人民的辛勤勞動，充分利用本國的資源來進行建設」。同上書，第５６４頁。對世界各國的科學技術要擇其先進、適用的，設法引進。「外國一切好的經驗、好的技術，都要吸收過來，為我所用。學習外國必須同獨創精神相結合」。同上書，第５６６頁。只要發揮本國人民的聰明才智，善於取人之長，我們在追趕現代化過程中完全可以後來居上。「我們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但是我們有先進經驗可以學習，有最新科學技術成果可以利用，這樣可以擴大我們的眼界，所以我們前進的步伐可以加快」。同上書，第５０４頁。

　　第四，按步驟，分階段，積極穩妥，循序而進。

　　周恩來認為理想與現實、目標與步驟、戰略與戰術要很好地結合起來，既不能胸無大志，也不能好高騖遠。１９６２年６月８日，他說：「科學研究、尖端技術，要循序而進，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礎上逐步往上爬，要有步驟和秩序。登珠穆朗瑪峰，也要分幾個階段，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上去。」同上書，第４９３—４９４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提出「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同上書，第５６３頁。１９５６年黨的八大會議和八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系統地闡明了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思想。他說：「我們的工業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同上書，第３３８頁。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２４日，周恩來在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的同時，把更快地建成我國獨立的經濟體系作為當前的任務之一。他認為「建成一個獨立的經濟體系，這包括工業、農業、財政、貿易、文教、科學、國防等各方面」。進入６０年代后，一方面，周恩來指出：「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我們提了多年，現在我們必須有一個新的認識，就是六十年代的工業體系。」另一方面，周恩來認為「提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比只提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更完整」。由工業化的目標向四個現代化目標的轉變，同由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向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轉變是相互聯繫的。它反映著周恩來對中國富強之路的探索過程，對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戰略目標、戰略步驟認識的不斷深化，也體現著周恩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求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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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有兩句古語：「有志者事竟成」；「預則立，不預則廢」。國家的發展，民族的繁榮，也需要有一個全體人民為之奮鬥的具體目標。周恩來管理國家卓越的貢獻、高度的智慧和非凡的膽識之一是提出並堅持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戰略目標——實現四個現代化，開闢了通向中國富強的光輝道路，並為後人循序而進奠定了基礎。

　　毛澤東還根據淮河災情，借鑒歷史經驗，從政治高度出發，強調了根治淮河水患的重要性。據錢正英回憶，當時毛澤東認為，中國歷史上好幾個開國皇帝都出在淮河流域，劉邦是淮河流域沛縣人，曹操是淮河流域亳縣人，朱元璋是淮河流域鳳陽人。其原因在於淮河流域天災人禍多，是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溫床。為了新中國的安定，必須先把淮河治好。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具體部署治淮。他提醒秘書們：只要有淮河水情的報告，隨到隨送，不準耽擱。7月22日，他邀集有關人員討論了治淮問題。

治理淮河(1)
治理淮河(2)
興修荊江分洪工程(1)
興修荊江分洪工程(2)
察勘三峽壩址
修建葛洲壩水利樞紐
三上三門峽
三門峽工程的兩次改建
七上密雲水庫
治理珠江
南水北調與水土保持
蘑菇雲升起的時候
把酒慶功，中國空爆第一顆氫彈(1)
把酒慶功，中國空爆第一顆氫彈(2)
把酒慶功，中國空爆第一顆氫彈(3)
太空，中國不能缺席！(1)
太空，中國不能缺席！(2)
和平利用原子能
眼中淌淚，心中滴血(1)
眼中淌淚，心中滴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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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為中國的富強、中國的四個現代化而奮鬥中，周恩來特別重視兩件事：一個是治水，一個是以「兩彈一星」為核心的科技攻關。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１日，周恩來在長江葛洲壩工程彙報會上意味深長地說：「二十年我關心兩件事，一個上天，一個水利。這是關係人民生命的大事，我雖是外行，也要抓。」

　　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大禹治水是第一件無與倫比的偉業。一位外國學者曾說：


「稱中國為河川之國，其意義不僅在於它有眾多的河流，而且在於因為對河川進行了治理而極大地影響了它的歷史。」中國古代治水自禹之後，代代有傳人，在防洪、通航、灌溉等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起源於春秋戰國時代的黃河大堤，始於東晉時代的荊江大堤，開創於東漢時期的江浙海塘，都是可與萬里長城相媲美的偉大工程。從春秋時期開始，經歷隋唐到元明清完成的京杭大運河，把西東走向的江、淮、河、漢通連了起來；秦始皇時期建成的廣西靈渠，溝通了長江和珠江的水系，擴大了我國內河航運的範圍。為解決乾旱問題，我國很早就修建了技術水平很高的灌溉工程。岷江上的都江堰，造就了著名的天府之國；黃河河套灌區，創造了塞外江南的奇迹。但是，近代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水政荒廢，河流失修，不澇則旱，民不聊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擔任總理，躬親治水，除害興利，功在當代，澤及萬世，是當之無愧的禹的傳人。

　　新中國成立后，許多江河治理和重大水利建設決策都是在周恩來具體負責下制定出來的。

　　５０年代前期，他急淮河大水，開治淮會議，發治淮決定，建治淮機構，調治淮所需，訂治淮規劃，保證了根治淮河第一期工程的勝利完成；隨後他又領導制定了興修荊江分洪工程、興修官廳水庫的戰略決策，初步解決了淮河、長江、永定河的燃眉之急。

　　５０年代後期，他領導研究了長江流域規劃和三峽壩址、三門峽設計方案的修改和施工方案、密雲水庫壩址和設計方案等重大水利建設的決策。

　　６０年代，他領導制定了三門峽工程的改建、海河治理和北方抗旱等重大決策。

　　７０年代，他為葛洲壩工程的修建及其領導機構、設計方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決策，保證了長江第一壩的勝利建成。

　　淮河是周恩來部署治理的第一條河流。

　　歷史上黃河奪淮，淮水宣洩不暢，水旱災害頻繁。１９３８年６月，國民黨軍隊在日本侵略軍的大舉進攻面前，節節敗退。當開封陷落、鄭州岌岌可危的時候，他們為了阻止日軍追擊，於６月９日扒開了花園口黃河大堤。這次黃水從賈魯河、潁河傾瀉入淮，進一步加深了淮河水患。黃河雖於１９４７年被挽回故道，卻給淮河留下了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的惡果。

　　１９５０年６月至７月，河南與安徽交界處連降暴雨，淮河三河尖、任王段及王截溜、正陽關以上右岸全部漫決，正陽街上水深數尺。安徽省負責人曾希聖幾乎每天都給中央來四個Ａ的特急電報，ǜ嬖智欏＃岡攏比盞牡綾ㄖ興擔夯幢保玻案魷亍⒒茨涎匕鍍吒魷鼐?薴汀１謊吞錟蹲薌疲常保埃壩嗤蚰叮?紀畋比??保?睬俊７課荼懷宓夠蜓退?馴ǜ嬲擼福壩嗤蚣洌?渲脅簧偈僑?逖兔弧８?！⑴┚咚鶚Ъ?兀ㄈ褐誑諏敢脖謊兔唬?Ｓ捎謁?菩酌停?褐誒床患疤幼擼?蚺實鞘魃稀⑹ё闋顧?ㄓ性謔魃媳歡舊咭?勒擼??虼?±舜蟆⒎???勒擼?臣疲矗福谷恕Ｊ茉秩絲詮玻梗梗壩嗤潁?頰紀畋比絲謚?搿Ｃ?蠖?吹秸夥獾綾ǎ?淞搜劾帷＃吩攏玻叭鍘ⅲ岡攏等鍘ⅲ岡攏常比鍘ⅲ乖攏玻比眨??蠖?恿?諢春鈾?旨爸位辭榭齙牡綾ㄉ閑戳慫姆餘?拘鷗?芏骼矗?岢雋爍?位春擁惱鉸裕?脛芏骼淳嚀宀渴稹⒙涫怠?/p>

　　毛澤東還根據淮河災情，借鑒歷史經驗，從政治高度出發，強調了根治淮河水患的重要性。據錢正英回憶，當時毛澤東認為，中國歷史上好幾個開國皇帝都出在淮河流域，劉邦是淮河流域沛縣人，曹操是淮河流域亳縣人，朱元璋是淮河流域鳳陽人。其原因在於淮河流域天災人禍多，是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溫床。為了新中國的安定，必須先把淮河治好。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具體部署治淮。他提醒秘書們：只要有淮河水情的報告，隨到隨送，不準耽擱。７月２２日，他邀集有關人員討論了治淮問題。

　　８月２５日至９月１２日，在周恩來親自指導與參加下，水利部召開治淮會議。華東水利部、中南水利部、皖北行署、蘇北行署、河南省人民政府、淮河水利工程總局、河南黃泛區復興局負責人及專家４０餘人參加了會議。據當時擔任周恩來經濟秘書的吳群敢回憶，治淮會議上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安徽有內澇，要求把水排到下游蘇北去，蘇北怕承擔不了，不同意，雙方爭執不下。另外，蘇聯專家根據本國的經驗，認為水是很寶貴的資源，不能白白放掉，放掉就是浪費，應該把水蓄起來，建立蓄水池。《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第４７頁。安徽認為自己是內澇，排都排不出去，怎麼個蓄水？這就是當時存在的十分棘手的蓄泄之爭。為解決蓄泄之爭，周恩來反覆召集各單位負責幹部討論、協商、開大會解決問題達六次之多，會下還與同志個別談話，徵求意見。在綜合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周恩來兼顧上中下游的利益，運用唯物辯證法和現代科學技術的觀點，提出了蓄泄兼籌的治淮方針。治淮會議根據這一方針做出了淮河上游以蓄洪發展水利為長遠目標，中游蓄泄並重，下游則開闢入海水道的重大決策。周恩來部署治淮的第一個突出貢獻是領導制定了蓄泄兼籌的治淮方針，保證了治淮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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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月２２日，周恩來就治淮問題接連寫了兩封信。一封給毛澤東、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陳雲、薄一波、李富春，說明治淮的兩份文件已送華東、中南，請他們審議，待１０月５日饒（漱石）、鄧（子恢）來京時再作最後決定。治淮工程計劃，則已由水利部及各地開始付諸實施，因時機不容再誤，且至下月初，時間不長，即有變更，亦尚來得及補救。一封給中財委的陳雲、薄一波、李富春並轉水利部的傅作義、李葆華、張含英，強調中央政府要從人力、物力、財力上保證治淮的需要。「凡緊急工程依照計劃需提前撥款者，亦望水利部


呈報中財委核支；凡需經政務院令各部門各地方調撥人員物資者，望水利部迅即代擬文電交院核發」。《周恩來書信選集》第４３５頁。

　　１０月１４日，發布了由周恩來親自修改審定的《政務院關於治理淮河的決定》，進一步闡明了治淮的方針、步驟、機構及豫皖蘇配合、工程經費、以工代賑等問題，批准了淮北大堤、運河堤防、三河活動壩和入海水道等一系列大型骨幹工程。為加強對治淮的統一領導，決定成立治淮委員會。１０月２７日，周恩來主持的政務院第５６次政務會議任命曾山為治淮委員會主任，曾希聖、吳芝圃、劉寵光、惠浴宇等四人為副主任。１１月３日，周恩來主持第５７次政務會議，在討論《關於治淮問題的報告》時講話，集中論述了治淮的一系列原則，指出治淮委員會機構必須設在靠近淮河的蚌埠，而不宜設在南京。１１月６日，治淮委員會在蚌埠正式成立。１１月２１日、２２日，周恩來又連續兩天參加研究治淮第一期工程問題。

　　在周恩來部署下，到１９５１年７月２０日，根治淮河的第一期工程勝利完成，初步解除了水患威脅，並為以後的全面治理與開發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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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長江流經湖北枝城至湖南嶽陽附近的城陵磯這一段，被稱為荊江。由於地勢平坦，河道彎曲，水流宣洩不暢，加之上游洪水又常與洞庭湖湘、資、沅、澧四水及清江、沮漳河相遇，荊江汛期洪水位常高出堤外地面１０多米，所以有「萬里長江，險在荊江」之說。為了緩解荊江容量不能安全承泄川江最大洪水來量的矛盾，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周恩來就開始醞釀修建荊江分洪工程。１９５０年國慶節期間，他們聽取了中南局代理書記鄧子恢關於荊江分洪工程設計方案的彙報。同年冬，周恩來給鄧子恢寫信，指出搞荊江分洪工程不能搞


本位主義。他請鄧子恢召集中南局會議徵求意見，並向湖北張難先、湖南程潛等做說服工作。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２日，第６７次政務會議上，周恩來指出，長江的沙市工程，即荊江分洪工程，在必要時，就要用大力修治，否則，一旦決口，就會成為第二個淮河。但是，江湖矛盾引起湖南、湖北兩省人民生死利害的矛盾，對修建荊江分洪工程，湖北持積極態度，湖南則有些顧慮。當１９５１年長江水利委員會為荊江分洪工程做了一些前期準備工作時，湖南常德專署則向毛澤東寫信，狀告長委會的做法損害了洞庭湖濱湖地區群眾的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０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了有兩湖有關人員參加的荊江分洪工程會議，調解兩湖糾紛。周恩來反覆詢明各種情況后，先表揚常德專署、湖南水利局寫信給毛主席，關心濱湖群眾利益。緊接著轉過來說：「荊江分洪工程是毛主席批的，怎麼到現在還沒有開工？」並嚴肅批評：「毛主席批的工程，中南局、湖北省委、水利部、長委會都置之腦後，不負責任。」這裡生動地體現了周恩來深入細緻的工作作風和高超的領導藝術。如果當時對湖南採取簡單粗暴的壓服態度，顯然只能激化兩湖矛盾，無助問題的解決。２月２３日夜，周恩來向毛澤東和中央寫了關於荊江分洪工程會議情況的報告。他指出：「如遇洪水，進行無準備的分洪，必致危及洞庭沿湖居民，如肯定不分洪則在荊江大堤瀕於潰決的威脅下，仍存在著不得已而分洪的可能和危險。這就是兩省利害所在的焦點。」他說：「經反覆研究並詢明各種情況，得知中南對於這樣大事於中央決定后只在政治報告會上做了一次傳達，並未作任何切實的布置，亦未召集兩省有關人員及負責同志開會商討，便輕易地交給長江水利委員會去進行，同時兩省負責同志對此事也未引起應有的注意，群眾中除移民的部分外更不知道這件事。」對此，周恩來提出了具體處理辦法，並主持起草了《政務院關於荊江分洪工程的決定》初稿。他說：「這一決定是我當場徵求了各方有關同志並在會後又徵求了養病中的袁任遠的同意做出的，現送上請審閱，擬將此決定草案再電詢子恢、先念、克誠等同志意見后再以正式文件下達」。２月２５日，毛澤東審閱周恩來的報告並批示：「周總理：（一）同意你的意見及政務院決定；（二）請將你這封信抄寄鄧子恢同志。」

　　２月底，李葆華同蘇聯水利專家布可夫一道去武漢，然後又親往荊江分洪地區視察，調查掌握具體情況。李葆華去武漢后，周恩來不斷與李進行電話聯繫。在李葆華彙報情況的基礎上，周恩來對原來起草的《政務院關於荊江分洪工程的決定》初稿進行了部分修改。另一方面加緊進行物資、人力的準備工作。３月７日，周恩來在給鄧子恢的電報中說：「搶修南岸蓄洪區堤及兩個閘所需器材，除中南可自行解決者外，尚缺何項物資須由中央調撥，望即作出詳細計劃，徑電中財委請撥。如人力及其他尚有困難，亦請電告。」

　　３月２９日，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並劉少奇、朱德、陳云：「送上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決定及荊江分洪工程的規定兩個文件，請審閱批准，以便公布。關於荊江分洪工程，經李葆華與顧問布可夫去武漢開會後，又親往沙市分洪地區視察，他們均認為分洪工程如成，對湖南濱湖地區毫無危險，且可減少水害。工程本身關鍵在兩個閘（節制閘與進洪閘），據布可夫設計，六月中可以完成。中南決定努力保證完成。我經過與李葆華電話商酌並轉商得鄧子恢同志同意，同時又與傅作義面商，決定分洪工程規定修改如現稿。這樣可以完全解除湖南方面的顧慮，因工程不完成決不分洪，完成後是否分洪，還要看洪水情況並須得政務院批准。至北岸分洪的根治辦法及程頌雲（程潛）所提意見，當繼續研究。」《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１０７頁。這封信字裡行間充滿了周恩來對荊江分洪工程的積極、慎重、認真、負責的精神。他在籌劃過程中所付出的大量心血，也可從中略知一二。

　　３月３１日，公布了《政務院關於荊江分洪工程的決定》。４月５日，荊江分洪工程全面開工。５月２４日，水利部長傅作義代表中央到荊江分洪工程工地慰問，授予綉有毛澤東、周恩來親筆題詞的兩面錦旗，毛澤東的題詞是：「為廣大人民的利益，爭取荊江分洪工程的勝利！」周恩來的題詞是：「要使江湖都對人民有利。」毛、周題詞表達了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與江湖兩利、南北兩利的整體觀。這不僅對指導興修荊江分洪工程，而且對指導新中國的水利建設以至整個經濟建設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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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荊江分洪第一期工程於１９５２年６月２０日完工，接著，又進行了第二期工程。

　　荊江分洪工程是長江上修建的第一個大型水利工程。１９５４年長江大水，先後三次運用荊江分洪工程，分泄了１萬流量，使沙市水位下降近１米，保住了荊江大堤，減緩了武漢洪水的上漲速度。１９５５年３月，毛澤東題詞祝賀：「慶賀武漢人民戰勝了１９５４年的洪水，還要準備戰勝今後可能發生的同樣嚴重的洪水。」這一題詞，包含著對荊江分洪工程


蓄納超額洪水作用的肯定，也寄託著對將來長江治本工程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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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４年長江大水，通過運用荊江分洪工程減緩了災情，但仍有耕地４７５５萬畝受淹，受災人口達１８８０萬人，死亡３３０００多人，京廣鐵路不能正常運行達百日之久。周恩來說：「講起一九五四年長江洪水，大家總有點談虎色變，總是希望快一點進行長江的根治。」另一方面，周恩來號召：「為充分利用五億四千萬瓩的水力資源和建設長江三峽水利樞紐的遠大目標而奮鬥。」周恩來把三峽工程看成長江防洪與水電建設的重點工程。「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毛澤東則以詩的形式肯定了治理、開發長江的


戰略重點在三峽。

　　１９５８年２月２６日至３月５日，為研究治理長江規劃、察勘與選擇三峽工程壩址，周恩來偕同李富春、李先念帶領國務院有關部門和有關省的負責人以及中蘇專家、工程技術人員１００餘人，從武漢溯江而上，進行實地考察。這是一次規模大、時間長、影響深遠的實地考察。

　　２月２６日，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等從北京坐火車到達漢口大智門車站。晚上，他們登上江峽號客輪，開始西上。

　　２月２７日，周恩來在船上主持討論了漢江流域規劃和丹江口工程。

　　２月２８日上午，周恩來冒著鵝毛大雪，視察荊江大堤，在堤上認真聽取了林一山等關於「萬里長江，險在荊江」的現場介紹。他贊成林一山等人的看法：只有修建三峽大壩，迎頭攔蓄調節汛期上游來的洪水（佔中游洪水來量的７０％），才能從根本上防止洪水可能產生的大災難。他又指出，在三峽大壩沒有修建之前，必須重視加高培厚江堤和分洪工程等治標工作；有了三峽大壩，也還要修堤防汛。下午，周恩來到沙市同荊江地委負責人座談治理荊江和加固荊江大堤問題。在沙市逗留約１小時后，復乘江峽輪西上。

　　３月１日上午，周恩來率隊考察了薩凡奇提出的南津關壩址。他踏著青石板路，攀上南津關制高點，觀看了三游洞和地質工作者打的斜鑽孔，了解了溶洞情況。下午，周恩來率隊考察了三斗坪壩址。他在中堡島一個土台上攤開設計圖紙，聽取李鎮南總工程師彙報三峽樞紐布置及施工方案，實地對照研究了工程設計方案。在了解地質勘測工作，觀看地質鑽探岩蕊時，周恩來還取了一截花崗岩蕊準備帶到北京。

　　３月２日上午，周恩來在船上主持開會，蘇聯專家組長德米特利也夫斯基彙報了三峽水利樞紐建設的技術、造價、工程期限問題；對南津關和三斗坪兩個壩址的優劣作了客觀的分析、比較；認為建設三峽大壩的綜合效益是肯定的，技術上是有把握的。下午，周恩來和大家一起遊覽了巫峽。

　　３月３日，周恩來在船上主持討論，要求大家敞開思想，各抒己見。不僅觀點對立的林一山和李銳暢談了各自的主張，而且王任重、張勁夫、閻紅彥、劉西堯、李葆華、劉瀾波、錢正英、李鎮南以及蘇聯專家也都發表了意見。討論會結束時已是深夜。

　　３月５日，周恩來６０歲生日是在獅子灘水電站度過的。獅子灘水電站是「一五」計劃期間建成投產的，當時被譽為「新中國水電建設中先開的第一朵鮮花」。為了驗證獅子灘水電站的工程質量，周恩來沒用任何防護用品，查看了設置在５０多米高的堆石壩底部長一公里多的廊道。從廊道出來，他查看了水輪發電機組，向有關人員詢問了發電機運行情況與發電量。辭別之前，他為獅子灘水電站題詞：「為綜合利用四川水力資源樹立榜樣，為全面發展四川經濟開闢道路。」

　　３月６日上午，周恩來在重慶主持討論《總結紀要》（即為中央文件寫的草稿）。下午，他為三峽現場會作了總結講話。他一方面肯定有關方面在三峽工程研究上有成績，一方面指出「爭論也是必要的」。「不爭論哪會有這樣多的材料回答各個方面提出的問題？」「在今後工作中，還允許有反對的意見，這是我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三峽是千年大計，對問題只發展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為三峽搞得更好，還是可以爭論的。」對於以三峽為主體的長江流域規劃，周恩來提出了「統一規劃，全面發展，適當分工，分期進行」的十六字原則；指出要解決好遠景與近期、幹流與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工程以及水火電等「相濟」關係；強調在三峽工程未興建之前，防洪要加緊進行，要防止等待三峽工程和以為有了三峽工程就萬事大吉的思想。這次講話集中了各方面積極有益的意見，既肯定了修建三峽工程的必要性，又指出了要防止片面看待三峽工程的錯誤，是三峽工程決策中的一份重要文獻。

　　３月８日至２６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工作會議。２３日，周恩來在大組會上作了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報告。此前，周恩來還向毛澤東作了口頭彙報。會議討論並同意周恩來的報告。形成了《中共中央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的文件，４月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予以批准。文件指出：「從國家長遠的經濟發展和技術條件兩個方面考慮，三峽水利樞紐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後下決心確定修建及何時開始修建，要待各個重要方面的準備工作基本完成之後，才能作出決定。」

　　周恩來負責長江流域規劃，贊成把三峽工程作為長江流域規劃的主體工程，但反對三峽工程在經濟、技術等條件不具備、時機不恰當的情況下草率上馬。周恩來建議先搞丹江口工程。１９５８年８月３１日，周恩來主持的北戴河長江會議同意丹江口水利樞紐上馬。１９５８年９月１日，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正式動工興建。這個決策既避免了「二五」計劃期間貿然上三峽工程的風險，又為三峽工程建設開闢了前進的道路。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3月08日 00:24 新浪讀書  

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９年，丹江口水利樞紐攔洪並開始發電后，長江流域繼續興建大型水電站面臨著三個選擇：開發長江支流清江隔河岩，裝機容量６０萬至１００萬千瓦；開發三峽下游的航運梯級葛洲壩，裝機容量２００萬千瓦以上；開發三峽，裝機容量１０００萬千瓦以上。１９６９年６月，毛澤東到武漢，張體學提出要開始修三峽大壩，毛澤東潑了「冷水」。１０月，毛澤東在武漢，曾思玉等再次提議修三峽大壩。毛澤東說：「目前備戰時期不宜作此想」。




　　１９７０年，毛澤東、周恩來支持了武漢軍區和湖北省提出的先建葛洲壩工程的意見，並明確提出修建葛洲壩水利樞紐是三峽工程的實戰準備。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６日，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廳主持召開葛洲壩工程設計彙報會。會上，周恩來指出，要有戰爭觀念，高壩大庫是我們子孫的事，２１世紀的事。又說，三峽和葛洲壩，兩個同時修，形勢不允許，「四五」計劃同時修兩個也不可能。６０年代，周恩來曾說，毛澤東同志有首詩，其中有一句「高峽出平湖」。理想總是要實現的，但是要經過一個歷史時期，不能急，不能隨便搞。從國力、技術水平及國際形勢出發，循序漸進、準備條件、積累經驗，這就是周恩來處理葛洲壩與三峽兩個工程之間關係的指導思想。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２日，周恩來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興建宜昌長江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的批複》，指出：「修建葛洲壩水利樞紐，是有計劃、有步驟地實現偉大領袖毛主席『高峽出平湖』偉大理想的實戰準備」，修建中「既要考慮戰時萬一遭到敵人破壞不致危害下游的可靠措施，也要考慮今後保證三峽高壩建設的有效措施」。２４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和林彪，贊成興建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信中陳述了興建葛洲壩工程的效益等，並提出「至於三峽大壩，需視國際形勢和國內防空炸的技術力量的增長，修高壩經驗的積累，再在『四五』期間考慮何時興建」。《周恩來書信選集》第６０８頁。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２６日，毛澤東在７７歲壽辰的這天，看了周恩來的信和《中共中央關於興建宜昌長江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的批複》后，寫下以下批示：「贊成興建此壩。現在文件設想是一回事。興建過程中將要遇到一些現在想不到的困難問題，那又是一回事。那時，要準備修改設計。」毛澤東對當時修建葛洲壩工程尚且認為將要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從這裡也可以理解他為什麼不同意當時上三峽工程了。

　　先上葛洲壩工程的決策，是又一次把目標和步驟結合起來既積極又慎重的重大決策。

　　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混亂的形勢和其他各種原因，葛洲壩工程開工后，暴露出很多問題。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８日、９日、２１日，周恩來抱病三次主持召開葛洲壩工程彙報會。第一，周恩來針對當時「左」的指導思想和做法，強調搞水利工程不能用軍事體制與軍事辦法；不能搞空頭政治，要精通業務，重視質量；不能急於求成、急躁冒進。第二，周恩來果斷地決定把葛洲壩工程停下來，整頓隊伍，修改設計，並成立林一山、錢正英、張體學、王英先、馬耀驥、沈鴻、謝北一、袁寶華、廉榮祿九人組成的葛洲壩工程技術委員會，使葛洲壩工程技術有了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第三，葛洲壩出了問題？是不是先修葛洲壩的戰略決策錯了？是不是應該先修三峽？對此，周恩來組織大家平心靜氣地進行討論，再一次統一大家對先修葛洲壩戰略決策的認識。１１月２１日彙報會上，周恩來對林一山和葛洲壩工程技術委員會的其他同志說：「修葛洲壩要成為三峽大壩的試驗壩」，「搞好了葛洲壩就是大成功。」葛洲壩工程技術委員會的成員們牢記周恩來的囑託，兢兢業業地工作，終於勝利完成了建設任務，並創造了「靜水通航，動水沖沙」等譽滿中外的工程技術傑作。

　　「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周恩來曾解釋毛澤東這兩句詩說：「首創的人，沒有等到事業的成功，也就是看到別的花開的時候它謝了。」「你首創，但不一定能自己享受。」周恩來生前雖然未能親眼看到「高峽出平湖」的壯麗圖景，但他做了大量的籌劃與準備工作，特別是他親手開創了長江第一壩——葛洲壩工程的建設，為三峽工程建設積累下經驗，鍛煉了隊伍，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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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歷史上黃河經常決口改道，洪水泛濫所及，北至天津，淤塞破壞海河水系，南至淮陰，淤塞破壞淮河水系，被稱為「中國的憂患」。三門峽工程是新中國治理、開發黃河最大和最重要的綜合性工程。三門峽工程修建過程中，周恩來三上三門峽，在水庫工地度過了八個日夜。

　　三門峽工程由蘇聯幫助設計，一屆人大二次會議批准修建，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３日開工


。

　　但是，三門峽工程開工一年後，在要不要修建、大壩泄水孔底檻高程多高為宜等問題上，仍然爭論很大。陝西極力反對修建三門峽工程，理由是水土保持能解決問題，無須修三門峽。

　　周恩來為掌握情況、解決問題，於１９５８年４月２１日至２４日，在三門峽主持召開了現場會議。為了便於對陝西做說服工作，周恩來還請了對西北局有很大影響的彭德懷、習仲勛去參加會議。

　　三門峽現場會爭論熱烈、氣氛活躍。國務院副總理彭德懷和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講了話，陝、豫、晉和水電部、黃委會、三門峽工程局的負責人及有關專家都在會上發了言。特別是陝西省去了不少人參加會議，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講話，說水位高了，西安地區的土地會鹼化等等。周恩來在會上認真聽取不同意見；會下跑工地，同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們交談，掌握第一手材料。

　　２４日，周恩來作了總結髮言。他肯定了爭論的意義；闡述了上游與下游，一般洪水與特大洪水，防洪與興利，局部與整體，戰略與戰術等辯證關係；指出了興建三門峽水庫以「防洪為主，其他為輔」、「確保西安，確保下游」的原則；強調圍繞三門峽工程要加緊水土保持、整治河道和修建黃河干支流水庫的規劃。對於泄水孔底檻高程，周恩來說：「原訂３２０，這就太高了。３２０就是高出庫底４２公尺，是不是能夠降低？我們說可以減低到３００，但是和蘇聯專家商量，最多讓步到３１０，不然關閘比較困難。」「還可以繼續爭一爭，看是不是能改到３００，因為減低一點，總可以使泥沙多衝出去些。」

　　這次現場會，突出了整體利益，適當照顧了局部利益；進一步明確了修建三門峽水庫對治理黃河特別對下游五省防洪的重要作用，回答了陝西關於三門峽水庫有沒有必要修建的疑問。同時，採納了大壩泄水孔底檻高程降低２０米的意見，對水庫興建和改建后長期減少庫區淤積和淹沒損失，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２日至１４日，周恩來第二次上三門峽工地並主持現場會。１２日，他與吳芝圃、衛恆等研究河南、陝西、山西三省水利與運輸問題。１３日，他同與會人員討論了三門峽樞紐１９６０年攔洪發電以後繼續根治黃河的問題。１４日，他同水電部、晉、豫、陝、黃委會、三門峽工程局負責同志談黃河泥沙問題。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８日，周恩來第三次上三門峽。他這次和陳毅副總理陪同尼泊爾馬亨德拉國王先視察了三門峽水工機械廠，接著又視察了三門峽水利樞紐，了解水庫蓄水運用的情況。三個月前，為解決分瓣水輪機轉子的焊接問題，周恩來兩次同沈鴻、李強、馮仲雲等研究具體辦法，並指示把全國各地具有豐富焊接經驗的老工人和專家集中起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天在現場，周恩來仔細觀看了水輪機轉子，並詢問沈鴻焊接會不會出毛病。沈鴻說：「估計不會。」周恩來聽了十分高興。

　　周恩來每次到三門峽都不顧疲勞，深入現場，掌握實情。他勉勵工程建設者好好學習政治、文化和技術，為工程作出更大的貢獻。他關心水利職工生活，詢問伙食情況。一次，一個小夥子一邊吃著饃，一邊擠到周恩來面前，他隨手掰了一塊放到嘴裡嘗嘗，樂得大家親切地笑了起來。當他得知灌漿工人長期在潮濕的廓道內工作，已有一些人患關節炎時，十分關心，當場指示工程局的領導注意解決這個問題。他回京后不久派來了調查組，又從北京送來醫療設備、藥品和保暖防潮勞保用品，安排患者到療養院治療、休養，工地上為灌漿工人成立了保健食堂。他就是這樣關懷水利職工，就是這樣深入實際排憂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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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門峽水庫１９６０年９月開始蓄水，經過一年半的時間，到１９６２年２月，水庫就淤了１５億噸泥沙。不僅三門峽到潼關的峽谷里淤了，而且潼關以上，渭河和北洛河的入黃口處，也淤了「攔門沙」。

　　面對三門峽工程出現的淤積問題，周恩來一方面承擔責任，檢討自己未能將工程辦好；一方面總結、消化歷史上的治黃經驗，借鑒、分析蘇聯水利建設經驗，認真謀划如何改建。




　　從１９６２年３月起，三門峽水庫決定由「蓄水攔沙」運用，改為「滯洪排沙」運用。但淤積仍繼續發展，到１９６４年１１月，總計淤了５０億噸，渭河的淤積影響，已到距西安三十多公里的耿鎮附近。當時，陝西省意見很大，水電部和黃委會在解決方案上又有分歧。為統一思想，儘快作出治黃決策，解決三門峽淤積問題，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５日至１８日，周恩來在北京主持召開了治黃會議。

　　會上，北京水利水電學院院長汪胡楨認為「節節蓄水，分段攔泥」的辦法是正確的，不同意改建三門峽樞紐，被稱為「不動」派。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認為「黃河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黃土下瀉乃黃河的必然趨勢，絕非修建水工建築物等人為力量所能改變，主張炸掉大壩，被稱為「炸壩」派。黃委會主任王化雲主張以攔為主，輔之以排，實行「上攔下排」的方針，被稱為「攔泥」派。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主任林一山主張干支流沿程引洪放淤，灌溉農田，以積極態度吃掉黃河水和泥沙，被稱為「放淤」派。周恩來認真聽取大家發言，引導大家互相聽取不同見解，辯證地看問題。

　　１２月１８日，周恩來作總結講話，提出治理黃河總的戰略方針是「要把黃河治理好，把水土結合起來解決，使水土資源在黃河上中下游都發揮作用，讓黃河成為一條有利於生產的河」。他要求各派都要克服片面性，要從全局看問題。「不要自己看到一點就要別人一定同意。個人的看法總有不完全的地方，別人就有理由也有必要批評補充。」他認為泥沙淤積是「當前的關鍵問題」，「是燃眉之急，不能等。」「對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改建問題，要下決心，要開始動工，不然泥沙問題更不好解決。」他綜采各家之長，決定三門峽大壩左岸增建兩條隧洞，改建四根發電引水鋼管（即二洞四管改建方案），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先解庫區淤積之急。他說：「決定二洞四管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既然決定了，就要擔負起責任。」他囑咐在設計和施工中「要兢兢業業地做。如果發現問題，一定要提出來，隨時給北京打電話，哪一點不行，趕快研究」。《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４３３—４３８頁。

　　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北京治黃會議，不僅決定了對三門峽樞紐工程的改建，挽救了一個接近失敗的工程，而且明確了治理黃河的戰略方針，大大推動了治理黃河的偉大事業。

　　三門峽第一次改建即二洞四管工程，１９６５年１月開工。四管工程於１９６６年５月竣工，７月２９日投入運用。兩洞工程於１９６８年８月先後竣工。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６日二洞四管全部投入運用。

　　二洞四管工程提高了三門峽樞紐的泄流排沙能力，減緩了庫區淤積，為進一步改建贏得了時間。但泄流排沙能力仍感不足。為此，１９６９年６月，周恩來委託劉建勛、紀登奎在三門峽市主持召開了晉、陝、魯、豫四省治黃會議，研究了三門峽工程的第二次改建和黃河近期治理問題。

　　為加強第二次改建的技術力量，周恩來提議清華大學水利系師生到三門峽去，參加研究怎樣解決三門峽工程改造的問題。１９７０年１月，周恩來對他們說，黃河的泥沙問題研究得怎麼樣了？要把黃河泥沙整個的情況摸清楚，沙從什麼地方來的，淤在哪裡，怎樣處理，這是你們去主要解決的問題。

　　第二次改建，於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３年１２月挖開８個施工導流底孔和改建了５個電站壩的進水口，大大提高了泄流排沙的能力。

　　通過兩次改建，基本解決了庫區的泥沙淤積，保持了一定的長期有效庫容，為在多泥沙河流上修建水庫和治理黃河開闢了新路。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０日，新華社報道《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改建獲得初步成功》，周恩來在重病中看到這一報道，要人打電話問錢正英：「三門峽改建成功的報道是否屬實？」他在生命的最後的日子裡，仍舊惦記著治理黃河的偉大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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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海河水系是我國北方的重要水系。周恩來為治理海河傾注了大量心血。

　　官廳水庫是根治永定河的重點工程，也是治理海河的第一個工程。周恩來說：永定河「清朝的皇帝封它為『永定』，它還是時常泛濫。不去治它，只是封它，有什麼用？」《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２４頁。１９５０年在治淮的同時，周恩來主持批准修建永定河上的官廳水庫，以控制永定河的洪水，並作為首都工農業的水源。官廳水庫工程１９５１年１０月開


工，１９５４年５月竣工，總庫容２２．７億立方米，是繼根治淮河第一期工程，荊江分洪工程，又一項舉國矚目的重大水利工程。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２日，周恩來視察官廳水庫，詳細了解了水庫工程和效益情況。

　　５０年代後期，周恩來過問了岳城水庫、崗南水庫、黃壁庄水庫、十三陵水庫、懷柔水庫、密雲水庫的修建。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５日、６月１５日、６月２０日至２３日，他三次到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勞動。特別是第三次，他同廣大水利建設者同吃、同住、同勞動。唯一特殊的是，每天大家都入睡了，周恩來那間工棚還亮著燈光。他坐在那硬木椅上看材料、批文件直到深夜。１９５９年６月５日，他在邯鄲研究解決開採六合溝煤礦與修建岳城水庫的矛盾。他說：「岳城鎮水庫將來勢必要修的，開煤要服從水庫。」６月７日，他視察了崗南水庫和黃壁庄水庫。在黃壁庄水庫工地，他同有關人員討論了防洪問題。在崗南水庫工地，他察看了設計圖紙，向工地領導和工程技術人員詳細詢問水庫設計與施工情況。

　　１９６３年海河大水，周恩來帶領錢正英等親自到天津部署如何根治海河。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６６年，華北大旱，周恩來直接部署抗旱打井工作。

　　特別是密雲水庫的修建，周恩來不僅是主要決策者，也是主要指揮員。他從勘選壩址、組織攔洪到處理基礎滲漏、水庫移民等問題，無不一一過問。他七上密雲水庫，既有修建前的勘察；也有修建中的組織指揮；還有建成后的關懷與保護。

　　１９５８年６月２６日，周恩來驅車來到密雲縣境內的潮河、白河河畔，為規劃中修建的密雲水庫勘選壩址。在南鹼廠村潮河河灘，他踩著滾燙的沙灘和不平的亂石堆，遠望近視，察看地形。他在認真聽取水利專家們關於潮白河歷史災害和修建水庫規劃設想的彙報后，又提出問題與大家共同磋商，經過仔細推敲、認真論證和優化對比，同意了潮河主壩與九松山副壩的規劃壩址。在周恩來具體籌劃下，１９５８年９月１日，密雲水庫工程正式開工。

　　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９日，周恩來第二次到密雲水庫工地。攔洪是修建水庫的重要階段，他這次是為組織和安排搶工攔洪而來的。他到指揮部看了沙盤模型和各項進度圖表，聽取了水庫工程總指揮王憲和工程技術人員的彙報。他了解情況后，對白河主壩攔洪有些不放心，決定再調一萬名解放軍來支援白河，務必確保全面攔洪。後來，幸虧一萬名解放軍的及時支援，否則大汛之前，白河大壩難以築到４８米高的攔洪高度。廬山會議期間，潮白河流域發生特大暴雨，周恩來幾乎天天向錢正英和密雲水庫工地通電話，詢問施工情況，鼓勵奪取攔洪的勝利。１９５９年９月１日，密雲水庫勝利攔洪。

　　１９５９年９月７日，周恩來第三次到密雲水庫工地。他這次是陪同阿富汗副首相薩·穆·納伊姆親王來的。一方面，他要親眼看看水庫攔洪后的情況；另一方面，他要部署攔洪后的施工，調整一部分民工回去，使水利、農業兩不誤。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２５日，周恩來陪同日本松村謙三先生參觀密雲水庫。這是他第四次上密雲水庫。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２５日，周恩來率領出席全國水利水電會議的省、市、自治區水利電力廳（局）、農業廳（局）長到密雲水庫參觀、視察。這是他第五次上密雲水庫。

　　１９６０年３月１３日，周恩來陪同尼泊爾王國首相柯伊拉臘參觀密雲水庫。這是他第六次上密雲水庫。

　　１９６０年８月３０日，周恩來陪同美國作家斯諾參觀密雲水庫，對水庫的移民安置工作再次作了重要指示。這是他第七次上密雲水庫。

　　１９６９年國慶節前夕，林彪頭腦一熱，要放掉密雲水庫的水，說是為了防備敵人利用節日進行轟炸，防止因轟炸造成水庫決堤。黃永勝把林彪的意見用電話告訴了周恩來。周恩來為保護密雲水庫，保證首都人民的用水和生命財產的安全，同林彪集團的破壞行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當即召集水電部負責人開會，否決了放水的意見。

　　今天，密雲水庫之水已成為北京的生命水。斯人已逝，功業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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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江作為西江、北江、東江的總稱，是廣西、廣東兩省最大的水系。珠江為我國第五長河，但徑流量卻僅次於長江，約為黃河的８倍。周恩來部署全國的水利建設，十分重視珠江的治理與開發。５０年代初，他就強調做好珠江的防洪工作。直到１９７０年，他還對外賓說：在中國「如果說水多的地方，那要算廣東珠江三角洲了。那個地方大水一來就淹掉很多地方，有的地方有一些堤岸，有的地方沒有堤岸」。珠江「還有很多問題」，還「需要修理」。




　　西江支流鬱江上的西津水庫是韋國清找水利部提出要求，經周恩來批准后修建的一個低水頭電站。１９５７年底，西津水庫施工進入高潮的時候，需要大量澆灌混凝土。由於當時全國的基建規模過大，材料供應緊張。西津水庫所需的鋼材、水泥，只能解決很少的一部分。在缺乏材料影響工程進度的為難之時，周恩來親自批示解決西津水庫的材料問題。三年自然災害和「大躍進」所造成的經濟困難，迫使當時的基本建設規模不得不進行調整。西津水庫也被列入準備下馬的項目。１９６１年，周恩來在水電部和廣西自治區黨委負責人要求續建西津水庫的聯合報告上，簽了「同意」二字，使西津水庫第一台發電機組在１９６４年建成發電，為西津電灌區（灌溉總面積２００多萬畝）的建設準備了條件，為廣西工業的進一步發展準備了條件。

　　北江支流的南水水電站，雖只是一座裝機７．５萬千瓦的中型水電站，但設計方案和施工辦法特殊。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４日下午，周恩來召集李葆華等開會，專門討論和研究了南水水電站的建設問題。

　　由東江引水到深圳解決香港供水困難的石馬河供水工程，周恩來給予了極大的支持與關懷。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８日下午，周恩來在廣州陶鑄家中，聽取廣東省水電廳廳長劉兆倫關於石馬河供水工程方案的彙報。參加人員有中南局書記陶鑄、廣東省省長陳郁、廣東省委第二書記趙紫陽、廣東省副省長曾生、廣州市建設局副局長戴機等。

　　石馬河供水工程，取水於東莞縣境內的橋頭，通過攔河築壩和建立一系列大型抽水機站，逐步提升水位，改東江支流石馬河由北向南倒流，使沿程水位逐級提升后流入深圳水庫。深圳水庫由此獲得充足和可靠水源，最後通過壩下多條輸水管道供水給香港地區。

　　周恩來聽完彙報，作了一系列具體指示。他指出，向香港供水問題，與政治談判要分開，不要連在一起。供水談判由廣東省負責，請港英當局派人進來談。他贊成石馬河供水方案，「採取石馬河分級提水方案較好，時間較快，工程費用較少，並且可以結合農田灌溉，群眾有積極性。」供水工程由港英當局舉辦還是由我們國家舉辦？對此，周恩來說：「供水工程，由我們國家舉辦，應當列入國家計劃，作為援外專項項目，因為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同胞。」他還就工程的設計、施工及工程費用的落實作了安排，「工程由廣東省負責設計和施工，工程費用由廣東省按基建程序上報國家計委，由國家計委審查批准」。周恩來認為工程應該實行經濟核算，「工程建好后，採取收水費的辦法，逐步收回工程建設投資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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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大陸受季風影響，降水量夏多冬少、南多北少。為解決北方缺水問題，毛澤東提出了南水北調的設想。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底，毛澤東視察黃河時曾說：「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點來是可以的。」１９５８年３月，中央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打開通開河、白龍江與洮河，借長江濟黃。丹江口引漢濟黃，引黃濟衛，同北京連起來」的南水北調方案。




　　周恩來具體過問南水北調工程。他十分重視把務虛與務實、理想與現實、目標與步驟、遠景與近期、戰略與戰術結合起來。

　　１９５８年８月３１日，周恩來在北戴河長江會議上指出：「江水北調有四條引水線路，長江的上中下游都可以設想，要搞一個全面的規劃。」９月下旬至１０月中旬，黃河水利委員會、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會同有關部門，對引漢濟黃鄭州至丹江口段的引水路線進行查勘。確定引水樞紐選在陳崗，經方城缺口，至燕山水庫經調節后沿線經魯山、寶豐、郟縣、禹縣、新鄭、鄭州，在桃花峪或崗李入黃。不久，黃河水利委員會又組織查勘了鄭州至北京段引水線路。

　　１９５９年春，周恩來在北京主持召開了討論南水北調問題的會議，討論了好幾天，充分聽取到會者的意見。水電部有個叫蕭秉鈞的工作人員有一套南水北調的方案，他知道召開這次會議的情況后也跑了去。警衛人員不讓他進會議室，他就寫了一張條子送到周恩來那裡。儘管多數人認為蕭秉鈞的方案離現實太遠，並稱之為「蕭方案」，但周恩來非常重視不同意見，當即請蕭秉鈞進去講了一個多小時。

　　我國在５０年代與６０年代的經濟、技術條件下，全面實施宏偉的南水北調工程是不現實的。但是，在毛澤東、周恩來關懷下，５０年代與６０年代，水利工作者為南水北調做了大量的規劃、研究與有關線路的查勘工作，付出了艱巨的勞動，積累了寶貴的資料，為南水北調工程的全面實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治水必須治山，森林植被的破壞是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的根源。周恩來把水土保持工作作為江河治理長期性、根本性的工作之一。他說，在水利工作方面，除一般水利工程外，還需要注意到植林，我們的祖先把許多山上的樹木砍伐過多，以致形成嚴重的水土流失。

　　周恩來多次主持政務或國務會議研究水土保持工作。為解決地廣人稀地區的水土保持問題，他還親自批准有關省配備安２型飛機，用以飛播造林、種草。黃河流域是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地區，周恩來特別重視黃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

　　黃土高原在四千年前是林茂草豐之地。湟水、清水河、陝北皇甫川等地，在宋末還有原始森林。由於代代砍多於造，這塊我們祖宗的搖籃地、民族文化的發源地森林被破壞了，帶來了嚴重的水土流失，惡化了生態環境。怎樣改造黃土高原，根治黃河水患，變西北為江南？這是掛在周恩來心上並竭盡全力為之解決的一大問題。１９５８年４月，三門峽現場會上，周恩來說，黃河流域與歐洲的德國、法國、義大利處於大抵相同的緯度；歷史上漢唐長安柳暗花明，有許多像江南樣子。不管是從同一緯度的西方國家看，還是從我們歷史上看，黃河流域都是可以改變面貌的。周恩來認為治理黃河、改變黃河流域水土流失的面貌，「中心基礎就是水土保持」。１９５８年８月３０日在北戴河，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３日在三門峽，周恩來又一再強調根治黃河要做好水土保持工作。１９６６年２月，他提出：「西北局要搞一個領導小組，管農墾、水土保持。農林互相支援有好處。植樹造林是百年大計。總得堅持到二十一世紀。」《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４４７頁。

　　周恩來較早指出了長江流域的水土流失問題，並提出了重視長江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１９６０年５月，他視察貴州，對當地樹木砍伐得多了一點深表不安，主張通過蓄水、造林，改變氣候，減少旱象。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１日，他說，長江上游地區由於開墾荒地多，砍伐的森林也多，因此泥沙更易流失。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期間，他指示江西省負責人劉俊秀，解決興國的淤沙，根本的辦法是「嚴禁上游的森林濫砍亂伐，大力開展植樹造林，搞好水土保持，固住泥沙不下流」。「江西山區多，我們不能光採伐不造林育林，光吃祖宗飯，造子孫孽。」參見《懷念周恩來》第６８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周恩來視察大慶、大寨、延邊、西雙版納和海南，每到一處都反覆囑咐：一定要植樹綠化，保護森林，保護植被，搞好水土保持，可不要做歷史的罪人。

　　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說：「從新民主主義開步走，為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孫打下萬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為中華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國科學家的努力，一定會比大禹創造出更大的功績。」《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３０頁。人民永遠不會忘記，周恩來要求科學家所做的，也正是他自己所努力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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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4月，中央專委批准首次核試驗採取塔爆方式實施，並要求在9月10日前做好試驗的一切準備工作。全體參試人員努力奮鬥，按時完成了各項準備工作。

　　9月16日、17日，周恩來主持中央專委會，聽取了張愛萍、劉西堯關於首次原子彈爆炸試驗的準備情況和正式試驗安排的彙報，對選擇爆炸試驗的時機進行了慎重研究。當時有跡象表明，有個超級大國企圖阻止中國掌握原子彈，有破壞中國核設施的動向。為此，中央專委


提出了兩個方案：一個方案是早試；另一個方案是晚試，先抓緊三線研製基地的建設，擇機再試。

　　9月21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中央十五人專門委員會於本月十六、十七兩日開了兩次會，討論了關於核爆炸及其有關問題，急需待主席回后，當面報告，以便中央早作決定，時間以不遲於二十四日為好。因如決定今年爆炸，以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上旬為最好，而事前準備時間至少需二十天；如決定明年四五月與空投航彈連續試炸，也需要在十月作過冬準備；如需從戰略上進行考慮，推遲爆炸，使之與第二套新的基地的建設和導彈及核彈頭生產相銜接，也需有方針上的決定。……」當天，毛澤東在信上批示：「已閱，擬即辦。」《黨的文獻》1994年第3期。

　　9月22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劉少奇面報了首次核試驗的準備情況和中央專委對正式試驗的方案。毛澤東聽后，從戰略上進行了分析，並說，原子彈是嚇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嚇人的，就早響。毛、劉、周果斷決定按早試的方案進行。

　　9月23日，周恩來召集賀龍、陳毅、張愛萍、劉傑等傳達了他與毛澤東、劉少奇研究的決定，對首次核試驗的有關工作作了周密的部署：為防備敵人萬一進行破壞，由總參謀部、空軍研究，作出嚴密的防空部署；由劉傑負責組織關鍵技術資料、儀器設備的安全轉移；由陳毅組織外交部做好對國外工作的準備；張愛萍、劉西堯赴試驗現場組織指揮，劉傑在北京主持由二機部、國防科委組成的聯合辦公室，負責北京與試驗現場的聯絡。《當代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上），第68頁。

　　對首次核試驗的保密工作，周恩來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在張愛萍、劉西堯赴試驗現場之前，周恩來把他們找去，囑咐他們，這次試驗要絕對保密，除了同試驗直接有關的人員外，一律不能讓其他人員知道，包括你們的妻子、兒女。周恩來接著說：「鄧穎超同志是我的愛人，黨的中央委員，這件事同她的工作沒有關係，我也沒有必要跟她說」。9月27日，張愛萍、劉西堯回核試驗基地，張愛萍把周恩來的話向全體參試人員原原本本地作了傳達，使大家受到深刻教育。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張愛萍等從試驗基地返回北京，鄧穎超歡迎他們時激動地說：「我真為你們取得的成功高興。你們做這麼大的事，我一點也不知道。聽了廣播，驚喜異常啊！」張愛萍：《追隨麾下四十年》，《我們的周總理》第102頁。周恩來以身作則，律己律人，使我國很好地保住了核試驗的機密。

　　10月8日晚，王淦昌、郭永懷、彭桓武、鄧稼先等專家乘專機來到試驗場區。10月9日，試驗黨委根據氣象預報，建議試驗時間在10月15日至20日之間選定，並派專人於10日晨乘專機去北京，向周恩來呈送試驗準備工作情況及試驗時間的建議報告。10月11日凌晨1時半，周恩來審閱了報告后致信毛澤東等，「現一切已準備好了，擬經保密有線電話以暗語告他，同意來信所說的一切布置」《黨的文獻》1994年第3期。。信寫畢，周恩來立即派秘書將信和報告專送毛澤東、劉少奇、林彪、鄧小平、彭真、賀龍、聶榮臻、羅瑞卿分別閱批同意。隨後，周恩來致信劉傑：「望告張、劉，同意他們來信所說的一切布置，從十月十五至二十日之間，由他們根據現場氣象情況決定起爆日期和時間，在決定后告我們。」《當代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上），第238頁。劉傑當即把周恩來的上述批示傳達給張愛萍、劉西堯。

　　10月11日，周恩來主持會議研究了爆炸原子彈的宣傳工作和有關國際問題，提出了相應的措施和辦法。10月14日，周恩來就關於爆炸原子彈的宣傳和政治鬥爭工作問題致信毛澤東等，並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新聞公報、致各國政府首腦電報等文稿送毛澤東、劉少奇等審閱批准，周密細緻地完成了有關宣傳報道的準備工作。另一方面，周恩來通過在北京的聯合辦公室與在核試驗現場的試驗委員會保持聯繫，及時掌握試驗準備工作的進展情況。10月14日晚，張愛萍報告，對氣象情況作了分析后確定10月16日正式試驗。周恩來批示同意。10月15日，張愛萍報告，確定16日15時為零時。周恩來在電話上問劉傑：「試驗可能會發生什麼結果？」劉傑說：「有三種可能，第一是乾脆利索，第二是拖泥帶水，第三是完全失敗。」最後劉傑滿懷信心地說：「第一種可能性最大。」周恩來叮囑道：「要做好以防萬一的準備工作。」劉傑：《我國原子能事業的決策者和組織者》，《不盡的思念》第322頁。隨後，周恩來批准16日15時為零時。

　　10月16日14時30分，張愛萍用保密電話向周恩來作了簡要彙報，周恩來批准按時起爆。15時04分，張愛萍向周恩來電話報告：「原子彈已按時爆炸，蘑菇雲已經升起，根據爆炸景象判斷是核爆炸，試驗成功了。」周恩來鼓勵說：「國家為你們驕傲，人民感謝你們，請代表黨中央、毛主席祝賀並慰問大家，並要求迅速查明試驗結果。」17時30分，張愛萍向周恩來報告，確認實現了核爆炸，初步估算爆炸威力為兩萬噸以上梯恩梯當量。晚上，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3000多名演職人員。周恩來揮動著雙臂向大家宣布：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會場立即歡騰起來，人們興高采烈歡呼跳躍。周恩來風趣地對大家說：「大家可不要把地板震塌了呀！」晚上10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我國首次核試驗成功的新聞公報和詳細闡述中國對於核武器問題嚴正立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10月17日，周恩來發出致世界各國政府首腦電，闡明：「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中國進行核試驗、發展核武器，是被迫而為的。」「中國政府鄭重宣布，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中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周恩來選集》下卷，第431頁。伴隨原子彈爆炸的巨響，周恩來威武的聲音，向世界各國展示了中國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中國是不可欺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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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5月14日，中國成功地進行了第一次由飛機投擲的原子彈空中爆炸試驗。這標誌著中國有了可用於實戰的核武器。從首次核試驗到首次核航彈試驗不過8個月的時間，這表明中國原子彈武器化的速度是相當快的。

　　核航彈空爆試驗成功之後，周恩來派專機去西北，把參加首次原子彈爆炸試驗和這次核航彈空爆試驗的核武器研製和試驗部門的負責人、科學家、技術專家及投彈機組的代表接到


北京。5月30日，他們一進入人民大會堂，就受到周恩來、林彪、鄧小平、陳毅、賀龍、聶榮臻、羅瑞卿等中央領導人以及國務院和總部的有關負責人的熱烈歡迎。朱光亞回憶這次接見場景時說：「周總理一邊和我們握手，一邊歉疚地說：『大家辛苦了。去年10月，本來應該和大家見面的。因為忙，延遲到現在，真對不起。這次空爆成功，計劃圓滿完成，老總們很高興，都要來見見有功之臣。』陳老總朗朗笑道：『是來喝慶功酒啊！』」朱光亞：《我國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前後》，《不盡的思念》第308頁。周恩來向「有功之臣」舉杯敬酒，勉勵大家繼續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群策群力，戒驕戒躁，再接再厲；為攀登下一個高峰，儘快掌握氫彈技術，加強國防，保衛和平作出更大的貢獻。

　　氫彈，一般人的想象是在製造原子彈的基礎上提高一步就行了。實則不然。如果說原子彈是用中子做火柴去點燃裂變材料，那麼氫彈就是用原子彈當火柴去點燃聚變材料。這就是為什麼必須先造出原子彈來才可能有氫彈的原故，但從原子彈到氫彈仍還有一段遙遠的路程。

　　1962年12月，周恩來領導制定出1963—1972年科技發展規劃，部署了氫彈的研究試驗工作。鄧稼先他們在完成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總體設計之後，又於1963年9月奉命轉向更高的目標——承擔中國第一顆氫彈的理論設計任務。因此，我國第一顆氫彈的代號就叫做639。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后，周恩來立即指示二機部要加速研製氫彈。周恩來問劉傑：「研製氫彈是怎樣安排考慮的？」劉傑回答：「現在還有許多問題吃不透，大約需要三五年時間。」周恩來說：「五年是不是太慢了。」此後，二機部經過反覆論證，向中央專委報送了《關於加速發展核武器問題的報告》。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恩來主持第10次中央專委會，審議並批准了二機部的報告，決定「力爭一九六八年進行氫彈裝置爆炸試驗」。當時，法國對氫彈已經研製了4年多，但還沒有搞成功，廣大科技人員下決心搶在法國的前頭實現氫彈爆炸試驗。

　　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是整個原子彈試驗系統工程的「龍頭」。同樣，更為艱難的氫彈的理論設計是更為複雜的整個氫彈試驗系統工程的「龍頭」。稱鄧稼先為中國的原子彈、氫彈元勛，蓋源於此。周恩來最清楚由原子彈到氫彈的飛躍，關鍵是理論上的突破。他指示二機部要把氫彈的理論研究放在首要位置上，並注意處理好理論和技術、研製和實驗的關係。參見《當代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上），第101頁。當二機部在《關於加速發展核武器問題的報告》中，把原理探索作為突破氫彈技術的首要措施提出來時，得到了周恩來的首肯。後來，正是由於理論上有了重大突破，才有氫彈新設計方案的形成和付諸試驗，並得到了完全的勝利。劉傑：《我國原子能事業的決策者和組織者》，《不盡的思念》第324頁。

　　由於「龍頭」的作用，我國在1965年底掌握了氫彈原理，隨之產生了氫彈試驗的「三部曲」，即依次進行了熱核材料、氫彈原理、全當量氫彈的三次試驗。

　　1966年5月9日，含有熱核材料的原子彈即加強型原子彈空爆試驗獲得成功，為氫彈理論研究提供了實測數據。這一天，周恩來與前線指揮所指揮空爆的張愛萍、劉西堯於10時、13時、16時通了三次電話，對加強彈最後檢查及天空氣象出現的問題及時地作出指示及調整空爆時間的決定。同時，周恩來於當日中午、13時半、16時10分三次報告加強彈試驗情況，請劉少奇、林彪、鄧小平、賀龍、聶榮臻、葉劍英閱后報毛澤東。第三次報告上，周恩來寫道：「現在已於9日16時（下午4時）空爆成功，一切正在按預定計劃進行。新聞公報稿另電告，在京常委同志已閱過，請主席收閱后批複。」含有熱核材料的原子彈試驗成功，周恩來稱讚是領導、專家和群眾三結合，教育、研究和生產三結合，群策群力，大力協同的結果。陳毅高興地對外國朋友說：「美國、蘇聯認為我們研究不出原子彈來，但是，我們不僅掌握了原子彈，而且已經在搞氫彈了。」《當代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上），第101—102頁。

　　1966年12月28日12時，氫彈原理試驗獲得成功。試驗前的12月10日，核武器研製基地的科技人員對氫彈試驗裝置進行檢查時，在一個主要部件上發現了質量問題。周恩來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派劉傑乘專機前往檢查處理。劉傑到基地現場察看，發現那不過是用放大鏡才能看見的擦痕。他與科技人員研究后確認這個部件可以裝配使用，不會對爆炸試驗產生影響。這樣，周恩來才放了心。這次試驗是聶榮臻受中央專委的委託到現場主持的。試驗結果表明，氫彈研製的關鍵理論和技術問題都獲得了解決。試驗成功后，周恩來把劉傑、劉西堯、錢三強等召集到西花廳，聽取彙報。為慶賀試驗成功，周恩來還特地為大家準備了晚餐，並且備了酒。這時二機部的造反派在中南海西北門外揚言要打倒劉傑等，並把矛頭指向周恩來。周恩來以毛澤東「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這兩句詞提醒和勉勵大家；接著，舉起酒杯風趣地說：「今夜得寬餘，喝酒吧！」可見，周恩來對氫彈原理試驗成功是多麼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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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氫彈原理試驗成功后，1967年2月20日，周恩來、聶榮臻聽取了國防科委關於首次氫彈空爆試驗準備工作情況彙報，批准在7月1日之前進行這次試驗。此後，試驗的各項準備工作全面展開。1967年5月9日，周恩來主持中央專委會著重檢查了這次氫彈空爆試驗的準備工作，並根據進展的情況，確定將完成試驗準備的期限提前到6月20日。這次會議要求國防科委對試驗的各個環節進行反覆檢查，反覆落實，確保安全，確保試驗成功；要求切實做好煙雲經過地區的衛生防護工作，對地面輻射累積劑量可能超過允許標準的地區，事先做好防護準備


工作，並準備好應急措施，以預防發生意外。準備工作全部就緒后，6月12日，周恩來、李富春、聶榮臻、葉劍英等聽取了羅舜初關於這次試驗準備工作完成情況的彙報。周恩來提醒大家，不要犯經驗主義，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次試驗又有更新的特點。他指出，防止意外情況發生，很關鍵的是保證傘的強度和正常開傘，這個問題，必須認真嚴肅對待。他責成鄭漢濤立即組織三機部有關人員到現場去，會同基地人員對降落傘再做一次全面檢查。他要求6月13日綜合預演后，還要對氫彈總裝認真地做全面檢查，確保安全可靠。周恩來決定請聶榮臻赴現場主持這次試驗，他自己和李富春、羅舜初直接領導試驗場區外的安全工作。根據周恩來的要求，羅舜初和總參作戰部等有關方面就萬一發生意外情況時的安全防護問題進行了詳細研究，制定了具體的措施。周恩來逐項檢查了各個安全措施的落實情況。6月16日，衛生部、總後衛生部抽調50名醫務人員組成的醫療隊從北京出發時，周恩來親自到車站送行。1967年6月17日，中國首次全當量氫彈空爆試驗取得圓滿成功，這是中國核武器發展的又一個飛躍。

　　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用了7年零4個月的時間，蘇聯用了4年的時間，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的時間，而中國只用了2年零8個月的時間，趕到了法國前面。法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於1968年8月24日。為什麼經濟技術落後而又受西方和蘇聯嚴密封鎖的中國，核科技的發展能有這樣驚人的速度、驚人的成就？奧秘之一是，中國有鄧稼先這樣卓越的核科學家，有周恩來這樣卓越的當家人，有他們為國家富強共同具有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奉獻精神。

　　「兩彈」結合，美國人又一次低估了中華民族的能力中國有了原子彈之後，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曾說，五年內中國不會有它的運載工具。美國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發射有核彈頭的導彈，花了12年時間。麥克納馬拉推斷中國至少10年才能掌握導彈核武器。

　　美國人又一次低估了中華民族的能力。

　　以周恩來為主任的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1962年11月成立時，主要是為了加強對原子能工業建設和對核武器研製工作的領導，但對於導彈研究工作也給予了一定的重視。1963年12月5日，中央專委作出核武器研究方向以導彈頭為主、核航彈為輔的決定。從此，原子彈、導彈專家開始著手進行「兩彈」結合問題的研究試驗工作。1964年6月29日，第一發改進設計后的中近程地地導彈在西北綜合導彈試驗基地進行飛行試驗，獲得成功。以後，又連續進行多次試驗，均獲成功。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後，發展導彈核武器，解決運載工具已成為緊迫任務。周恩來及時提出，立即抓加強型原子彈、氫彈和導彈，並特別指出「兩彈結合試驗」為下一步重點。在討論導彈問題時，周恩來提出要在國防部五院的基礎上成立一個部。1964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第七機械工業部，統一管理導彈工業的科研、設計、試製、生產和基本建設工作，加速導彈工業的發展。「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反對「部院合併」成立七機部，並以此為由要求批鬥羅瑞卿。周恩來義正辭嚴地說：「這個主意是我首先提出來的。」「部院合併的目的是為了解決三結合，理論聯繫實際。」參見劉柏羅：《我國尖端科技事業凝聚著周總理的心血》，《不盡的思念》第347頁。

　　1965年3月，中共中央及時作出了中央專委除管原子能工業、核武器研製外，還要管導彈的決定，增補余秋里、王諍、邱創成、方強、王秉璋、袁寶華、呂東（接替王鶴壽）等7人為中央專委委員。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也隨之改稱中央專門委員會。周恩來指示楊成武安排由吳克華抓緊組建第二炮兵；指出「兩彈結合」試驗，要從東風二號抓起；設法保證中央專門委員會的工作重點順利地轉移到戰略導彈和人造衛星上來。

　　1965年12月底和1966年3月11日，周恩來兩次主持中央專委會議，分別慎重研究了二機部和國防科委關於「兩彈結合」試驗方案的建議和報告。過去美國的導彈核武器是向大洋里的島嶼進行試驗，蘇聯是向北極進行試驗，彈道下面主要是海洋，風險小。我國沒有這種條件，導彈的發射、路徑、爆點都在本土及其上空，風險很大。在「兩彈結合」試驗的準備過程中，周恩來一再指示要「絕對保證安全」，指示七機部要保證導彈正常飛行，指示二機部要做到在導彈掉下來的情況下不發生核爆炸。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二機部核武器研究所對核裝置和引爆控制系統進行了一系列試驗，並對引爆系統和自毀系統的可靠性多次進行論證，得出了可以保證安全可靠的結論。七機部組織有關廠、所保質保量按計劃完成導彈生產任務，並進行了彈體自毀試驗，證明安全系統工作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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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年6月，周恩來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巴基斯坦等國。30日，他離開拉瓦爾品第返回北京途中，在西北綜合導彈試驗基地停留，觀看了中近程地地導彈發射試驗，檢查了兩彈結合試驗的有關準備情況。回北京后，他又檢查了核彈頭準備工作。9月25日，周恩來主持中央專委會議，原則同意國防科委的安排，在10月初進行「兩彈」結合自毀試驗，10月中旬進行飛行「冷」試驗（不裝核燃料），並根據這兩項試驗的情況，再決定進行飛行「熱」試驗（裝核燃料）的時間。10月7日，西北綜合導彈試驗基地進行「兩彈」結合安全自毀試


驗達到了預期目的。10月8日，周恩來主持中央專委會議，聽取張震寰關於「兩彈」結合安全自毀試驗的結果以及「冷」、「熱」飛行試驗的準備情況和10月份符合試驗條件的好天日期預報的彙報。周恩來說：我們在自己大陸上搞這次試驗，事關重大，不能出亂子；「冷」試驗彈要嚴格檢查，「熱」試驗彈更要嚴格檢查，一切工作都要百分之百地保證沒有問題才行；核彈頭要進行撞擊試驗，斜撞、橫撞都要試驗，保證在各種異常狀態下不發生核爆炸；飛行「冷」試驗的時間可安排在10月15日前後，試驗的詳細結果要在兩、三天內報來，報請毛澤東主席最後下決心。《當代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上），第251頁。10月13日，第一次飛行「冷」試驗成功。10月15日，周恩來指示，如氣象許可，再進行第二次「冷」試。試后，張震寰可飛至試驗基地進行現場檢查，然後帶回所有有關人員飛京彙報。10月16日，第二次飛行「冷」試驗成功。現場檢查之後，張震寰、錢學森、李覺、謝光選、龍文光等飛回北京。

　　1966年10月20日，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周恩來召集專門會議，與聶榮臻、葉劍英、楊成武等一起聽取了張震寰關於檢查發射區和彈著區試驗準備情況的詳細彙報，並與到會的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和專家，對這次試驗的準備情況和安全問題，再次進行了全面檢查。外國人說中國光有原子彈，沒有運載工具，這是嘲笑中國有彈沒槍。這次試驗是在本國國土上用導彈把原子彈打出去，讓世界認識中國。唯其如此，周恩來特彆強調要保證萬無一失，並委託聶榮臻赴發射現場主持這次具有重大意義的試驗。周恩來說：凡想到的問題都要檢查到，一切缺陷都要彌補好，要做到所有檢查結果都沒有問題，盡最大努力使試驗獲得成功。在該做的都做好了之後，也要敢於冒一定風險，無限風光在險峰啊，要沉著地打好這一仗。同上書，第75頁。10月25日，聶榮臻到達西北綜合導彈試驗基地。10月26日，試驗黨委研究確定27日9時為發射時間，報經周恩來批准。

　　1966年10月27日，裝有核彈頭的中近程地地導彈點火發射，核彈頭在預定地點上空實現了核爆炸，試驗獲得圓滿成功。聶榮臻回憶說：「我先到了導彈試驗發射基地，在發射架下面和控制室里詳細地聽了專家們的彙報，目睹了我國第一枚導彈核武器準時發射成功。發射后，我又趕到原子彈試驗基地，觀看了導彈核武器準確命中目標區和核爆炸后的情況和結果。我為我們這樣一個長期落後的國家終於掌握了這種尖端武器而欣慰和自豪。」《聶榮臻回憶錄》（下），第821頁。

　　從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到1966年10月27日「兩彈」結合試驗成功，中國只花了2年零11天的時間。

　　此後，我國的導彈、運載火箭的研製，雖經「文革」動亂的磨難，但在周恩來領導的中央專委的具體負責下，仍不斷取得重大發展。

　　1966年12月26日，中程地地導彈首次發射試驗成功。1967年3月2日，周恩來批准在東北地區建設中遠程地地導彈試驗場。1970年1月30日，中遠程地地導彈首次飛行試驗成功。1971年11月15日，中遠程地地導彈全程飛行試驗成功。在地空導彈、艦艦導彈研製方面，1967年7月10日，紅旗2號地空導彈武器系統定型。1967年8月2日，上游1號艦艦導彈生產定型。1967年9月，我防空部隊用國產新型地空導彈把改進了的美國高空偵察機擊落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