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消失的古國：古蜀國, 東胡, 匈奴 ...

　　高昌城始建於公元前1世紀，初稱「高昌壁」，為「絲路」重鎮。后歷經高昌郡、高昌王國、西州、回鶻高昌、火洲等長達1300餘年之變遷，於公元14世紀毀棄於戰火。漢唐以來，高昌是連接中原中亞、歐洲的樞紐。經貿活動十分活躍，世界各地的宗教先後經由高昌傳入內地，毫不誇張的說，它是世界古代宗教最活躍最發達的地方，也是世界宗教文化薈萃的寶地之一。鼎鼎大名的唐代佛教高僧玄奘，於公元629年，29歲時，為了提高佛教學水平，不畏殺身之禍，偷偷離開長安，出玉門，經高昌，沿絲綢中路到印度，遍游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諸國，歷時17年。在高昌，玄奘誦經講佛，與高昌王拜為兄弟，留下一段千古佳話。

　　荒廢的古城
　　
　　在吐魯番市東45公里處火焰山南麓的木頭溝河三角洲，有一座廣為人知的古城遺址，這就是高昌古國都城的遺址。這座古城與另一座新疆消失了的古城樓蘭齊名。那時，這座古城正是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的重要門戶，曾經見證過當年的繁華與歷史風雲的變幻。

　　站在古城的遺址上尋找遺留下來的繁盛印記，那些絡繹不絕的商隊，琳琅滿目的貨物以及來自不同國家操著不同口音的人組成的繁榮局面彷彿就在眼前。但細細品味這種繁華，想把它抓住時，卻忽然發現它已經是那麼的遙遠，只有滿目的斷壁頹垣。從高昌古城的布局，可以看出這裡曾經是一個規模宏大的貿易中心。整個古城遺址呈不規則的正方形，分為外城、內城、宮城3部分，與我國中原地區歷代王朝都城的布局十分相似。古城的城牆雖然經歷了千年的風雨，顯出了破敗的跡象，也早已被雨水、風刷腐蝕得失去了當年的雄壯、威武，但是仍能看出曾經的輝煌。它的外城牆有12米厚，將近12米高，長達5.4千米。這些城牆都有結實的夯土築造而成，每層夯土厚十厘米左右。為了增強城牆的牢固性，每層夯土層之間摻雜少量的土坯。據歷史記載，在高昌國的繁盛時期，這些城牆上曾經有過12重（chóng）巨大的鋼鐵大門，比如「玄德門」、「金福門」、「建陽門」、「武城門」等等。外城的西南方向有一座寺院的遺址，據說就是玄奘西遊時講經的地方。這座寺院規模十分宏大，內部設有庭院、講經堂、藏經樓、大殿、僧房組成。大殿內的牆壁上還能清清楚楚的看到殘存的壁畫。發掘出的綠色琉璃瓦、紋飾華麗的石柱礎和巨幅的奏樂圖精美壁畫，記錄了都城昔日的繁華。

　　內城位於外城的正中間，西南兩面城牆保存基本完好，約有3公里長。宮城的形狀呈長方形，位於整個城的北部。宮城內遺存的一些三四米高的土台就是當年回鶻高昌的宮廷，還有一處高達15米左右的土坯方塔，也較為完整的保存了下來，就是通常傳說中的「可汗堡，」也就是王宮室的意思。在「可汗堡」的西面有一座地上地下的雙層建築，是宮殿的遺址。

　　城中有著保存較為完好的房屋，這些房屋鱗次櫛比的排在街道的兩邊，顯示著當年貿易的繁盛。這些屋子有作坊、有市場、有廟宇等等，其中光僧侶就有3千人之多。

　　這裡是古代高昌國的都城，維吾爾語稱亦都護城，始建於公元前１世紀，有著悠久的歷史。這裡是著名的的絲路名城，最早的開發於西漢時期。漢武帝為了加強對西域諸國的統治，就派遣大將李廣利帶領部隊在公元前1世紀到此屯田，設立了地方的管理單位，高昌壁。公元450年，北涼的殘餘勢力滅掉了車師國后，高昌城迅速發展為吐魯番盆地甚至西域地區的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公元460年，高昌建國，由於這裡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發達的貿易，便將這裡定位都城。古城在高昌國的興盛中達到了最高潮，隨後也隨著高昌國的衰落滅亡而消失。公元640年，唐朝的軍隊統一了戰亂頻繁的高昌地區，並設立的地方管轄官府。高昌城就這樣過去了幾百年，到它的再次輝煌是公元9世紀，它又一次成為了回鶻高昌國的首府，並把這種繁榮延續到了公元1275年。這一年，蒙古游牧貴族都哇帶著12萬騎兵發動了叛亂，向高昌城發動了大規模的戰爭。這場戰爭長達半年之久，最後因回鶻高昌王巴爾術阿而忒戰死而告終，回鶻高昌國也就滅亡了。從此，高昌古城就這樣荒廢了下來，漸漸的被歷史所封存，直到我們現在看到了古城的遺址。

　　絲路上的明珠
　　
　　高昌國名來源於當地的自然地理環境，因「地勢高敞，人廣昌盛」而得名。

　　十六國末期，曾經這片土地的車師國滅亡后，一支軍隊的首領闞爽在柔然幫助下佔領了高昌地區，自任太守，宣布脫離北涼統治。公元442年，北涼的殘餘勢力沮渠無諱率殘部重占高昌，闞爽率族人逃往柔然避難。公元460年，柔然派遣大軍南下攻克高昌，殺死沮渠無諱的繼承人沮渠安周，幫助高昌闞（kàn）氏族人闞伯周為高昌王，此後以高昌為國號，亦稱「闞氏高昌」，揭開了高昌王國的序幕。

　　闞伯周建立「闞氏高昌」后，對外徹底斷絕了與中原王朝的官方關係，而以柔然為其保護國，並長期使用受羅部真可汗的「永康」年號。對內他發展地方經濟，崇尚漢族文化傳統。

　　憑著佔據絲綢之路的重要地理位置，高昌國很快就發展強大了起來。此時，高昌又與中原建立了聯繫，每位高昌王均接受中原王朝的冊封。闞氏高昌之後，又先後經歷了張氏高昌、馬氏高昌、麴（qū）氏高昌4個王朝。其中，麴氏王朝統治高昌的時間最長，達140年之久。經過多年的經營，這裡終於成為絲綢之路上一顆耀眼的明珠，成為當時西北地區通向國外的窗口，成為西部最繁華的城市和商品貿易地。經濟上的繁榮富庶使高昌一度成為我國西北地區政治、文化的中心。高昌是連接中原、中亞、歐洲的樞紐，波斯等地的商人帶著苜蓿、葡萄、香料、胡椒、寶石和駿馬來到高昌城，又從這裡帶走中原的絲綢、瓷器、茶葉和造紙、火藥、印刷術。

　　由於當時繁榮的貿易，高昌國王麴伯雅還史無前例的舉辦了一個類似於今天的萬博會的大型集會。在這次集會上，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都雲集於此。他們穿著華美的衣服，拿著成袋的各國金幣，說著不同的語言，穿梭在令人目不暇接的商品中。一個個的商隊正從遠方趕來，參加這空前的盛會，就連一向高傲的中原皇帝都被震動了，慕名來到這裡參觀，他就是隋煬帝。隋煬帝對高昌國的繁榮經濟十分滿意，幾年之後，把自己的女兒也嫁給了麴伯雅。

　　高昌王國還孕育了豐富的文化，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麴氏高昌王國十任國王都是漢人，因此漢文化對高昌的影響顯而易見。高昌人的服飾也十分講究，並擅長製作美食。馳名中外的高昌古樂，更是高昌人的驕傲。它那帶有濃烈的異域風情和豐富的藝術語彙的歌舞，與龜茲樂一樣在中原流行，被列入唐朝十部大樂之中，成為中西融合的文化瑰寶。

　　國力的強盛也使後來的高昌國王漸漸的驕傲了起來。唐太宗時，高昌國王麴文泰自恃國家富強，對唐朝中央政府的管轄十分不滿，經常做一些反抗的舉動，甚至勾結西突厥截斷絲綢之路。有一次，唐派使者到高昌，麴文泰不僅沒有好好的款待使者，還洋洋自得的說道：「鷹飛於天，縱伏於嵩，貓游於堂，鼠唯於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他的意思是：憑你唐朝是怎樣的富國強兵，但是我只要守在這裡不動，就可以憑藉著自身的優勢禦敵於千里之外。唐太宗聽到使者的回奏后，震怒了，但是由於沒有出兵的借口而遲遲沒有發兵。後來，高昌國開始侵佔鄰國焉耆的領土，焉耆向宗主國唐朝求救。唐太宗立刻就派出了大將候君集去伐高昌。麴文泰沒想到，唐軍在精通兵法的侯君集的率領下勢如破竹，順利的穿過了大沙漠。「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滅」的民謠就是描述這一事件的。

　　麴文泰聽到唐軍兵臨城下的消息，趕忙將王位傳給他的兒子鞠智盛。之後沒過多久，麴文泰就去世了。在唐軍的大舉進攻下，高昌國滅亡了。 但是，高昌經濟、文化在此並沒有消失，一直延續了下來。唐朝在此置西州，下轄5縣，高昌地區自此進入了繁華昌盛的最佳時期。

　　公元866年，回鶻族的一支奪去了唐朝統治下的高昌地區，並在這裡建立了國家，就是回鶻高昌。這個國家繼續發揮著絲綢之路的優勢，國家的經濟實力大大增強。高昌國還不斷加強與內地的貿易聯繫，與五代、北宋等許多國家都有貿易往來。高昌曾經用馬匹交換內地的各種製品，最大的一次交易竟然有24000匹良馬。除了商業貿易，高昌國的其他經濟形式也都得到了大發展。手工業非常發達上，絲織品有兜羅、錦、紵絲、熟綾。棉、毛織品有斜褐、綉文花蕊布。高常人已經掌握了熟練的制鐵技術。

　　回鶻高昌建國后，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鞏固統治，並十分注重與唐朝的聯繫。為了增強與唐朝的聯繫，回鶻高昌曾與唐朝多次聯姻。這些措施都使回鶻高昌站穩了腳跟，再加上本身的地域優勢及良好的貿易條件，國家一步步走向強大。

　　回鶻高昌共立國400年，在中原政局的幾經更迭之後仍然保持著良好的發展勢頭，先後臣屬於唐、宋、遼、西遼和元朝，為高昌的繁榮開創了新局面。

　　據文獻記載，回鶻高昌最強盛時，城頭旌旗凌空，城內、佛寺林立，山谷石窟排列，街市上商號、作坊鱗次櫛（zhì）比，各地各民族販客來往如梭，經濟文化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宋朝時，回鶻高昌國王在上奏給宋朝的表文中自稱「西州外甥」，說明回鶻高昌王國與宋朝仍舊保留著臣屬關係。

　　元朝時，回鶻高昌國王見元朝的勢力越來越強大，而西遼的勢力日益削弱，便殺死西遼派駐高昌回鶻王國的國監以示和西遼斷交，並歸附蒙古帝國。元世祖忽必烈改回鶻高昌國為畏兀兒王國，保留對所轄地區的統治地位。

　　但是，畏兀兒王國並沒有完全的自主權，在元朝勢力的壓制下，國力日衰。14世紀末期，反叛元朝的海都率領12萬軍隊圍攻兀兒王國的都城高昌城，戰爭持續了半年之久。回鶻高昌王巴爾術阿而忒戰死，高昌城陷落。海都對高昌城進行了殘忍的破壞，並放火焚燒城市。從此，回鶻高昌走向了歷史的盡頭，興盛了將近千年的高昌古城也因此而衰落，並最終被廢棄，一個燦爛絢麗的古代文明煙消雲散。

　　風靡全國的佛教與玄奘西遊
　　
　　在德國柏林的博物館中，陳列著兩座雕刻精美的佛像。它們無論從藝術上、文化上、歷史上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價值，吸引著眾多的參觀者前去一看究竟。這兩座佛像就是我國古代高昌國中的佛像雕塑。由於戰爭的原因，它們流落到異國他鄉。這兩尊佛像雕刻的刀法嫻熟、做工精美，堪稱那一時期佛像雕刻的代表作品，並足以顯示高昌國佛教的盛行。

　　漢唐以來，高昌是連接中原中亞、歐洲的樞紐。世界各地的宗教先後經由高昌傳入內地。那時，高昌王國是世界古代宗教最活躍最發達的地方，也是世界宗教文化薈萃的寶地之一。

　　佛教約在公元前1世紀傳人高昌地區。當時高昌著名的高僧有道普、法盛、法朗、僧遵、法緒、智林、慧嵩等。他們或在本地修行佛道，或到內地傳法譯經，推動了佛教的傳播和發展。據《名僧傳抄》記載，齊時高昌僧人法惠曾去龜茲出家，返回高昌后，住仙窟寺，宣教民眾。高昌故城可汗堡的東南角出土了一塊北涼的佛教的造寺功德碑，證明那時此處為北涼流亡政權的王家寺院。吐峪溝百窟曾發現第七代王麴乾固抄寫的《佛說仁王般若波羅密經》殘卷。這些都說明，在南北朝時期，佛教在高昌地區已有很大的發展。但是，這一時期佛教還只是起步階段，並沒有達到空前繁榮的程度。

　　隋唐時期，佛教在高昌出現了日漸昌盛的趨勢。據《續高僧傳》記載，隋朝時，佛教的發祥地天竺有僧人來到高昌宣傳佛法，並在這裡的許多寺廟中遊歷講經。那時的僧侶大部分都開始學習漢族的語言。隋煬帝就曾派遣漢族僧人道乘到高昌國，特意為高昌國王講《金光明經》。

　　到唐朝中期，佛教已經在高昌國達到了空前的繁榮程度，種狂熱的宗教信仰一直持續了幾百年。公元9世紀，回鶻西遷到高昌，在當地原有居民的影響下，也逐漸接受了佛教，並對佛教採取扶植的態度，從而促使佛教在王國內有了新的發展，並成為王國居統治地位的宗教。10世紀末到11世紀初，高昌回鶻王國在援助於闐王抵抗喀喇（kā lǎ）汗王朝的鬥爭中加強了與吐蕃接觸，因而在宗教信仰上增進了解並相互影響，藏傳佛教也開始在高昌王國流傳發展。

　　佛教在高昌古國的大發展也使這一時期的經文、經書空前豐富起來。現在已發掘的佛經殘卷有《金光明最勝王經》、《菩薩大唐三藏法師傳》、《金剛經》、《七星經》等等幾十種不同的經文。此外，還出現了大量的與佛教禪宗內容有關的佛書和其他的多種文學作品形式，比如頌詩、史詩、小說、劇本等，均是以佛教為內容的優秀作品。不幸的是，這些正規的佛經資料在清末民國時期大部分為德國、俄國、日本、英國、法國等列強的探險人物竊取。

　　佛教的盛行必然使佛教雕塑盛行。著名的伯孜克里克石窟，位於吐魯番城東北約50千米處的木頭溝西岸斷崖上，現存64窟。一些石窟採取了開鑿石崖與土坯砌建並用的建築形式，以橫頂直洞為主，亦有中柱式洞、方形雙套洞和圓頂方形洞，是高昌石窟寺中保存最好內容最豐富的石窟寺群。壁畫題材以立佛為中心的供養圖、橫幅連環畫式傳經故事畫和經變圖等為主。壁畫的繪製以線描為主，輪廓線以墨線勾出，面部和肢體加以渲染，色調以紅為主，畫面鮮艷。這座石窟始鑿於隋唐時期，主要開鑿於高昌回鶻時期，是回鵲佛教藝術的代表。但是，這些石窟中佛像的精品絕大部分也已經在戰爭中流失到國外。除了前面介紹的那兩尊佛像外，還有兩尊珍貴的佛像收藏於柏林。這兩尊佛雕呈檀瑞像站姿，佛陀背靠橢圓形或者馬蹄形光環站立著，光環的邊飾有珍珠其右手施無畏印，僧伽被穿成罩式衣服。由於雕刻技巧的精湛，我們可以通過堅硬的身體感覺到健美的身軀。此外，在高昌國曾經的領土內，分佈著大大小小的佛像石窟不計其數，比如高昌石窟包括伯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溝石窟、雅爾湖百窟、勝金口石窟、以及七康湖石窟、科錫哈石窟、大桃兒溝石窟和小桃兒溝石窟等。在這些石窟中還繪製了眾多佛教題材的精美壁畫。

　　在佛教雕刻盛行的同時，另一種佛教藝術形式——繪畫也進入了繁盛的階段。高昌佛教繪畫作品，主要集中在石窟壁畫中。有的是描繪的通肩式大衣的千佛以及西方凈土，也有的是描繪的地獄中的場景，還有穿草鞋踏蓮花的立佛像。這些佛像的下面都繪製著精美的佛教故事，此外還有頭著襆頭長飄帶的星宿圖和佛涅像等。高昌佛教繪畫中既保留了原有的佛教藝術，又吸收了來自中原、龜茲地區及摩尼教繪畫的特點，加上後來回鶻的傳統文化，構成了高昌佛教文化的主要來源。

　　在這一時期，佛教的空前繁榮還使佛教的傳播出現了迴流的現象。由於漢唐時代漢族已經具備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基礎，對這一外來宗教藝術也有自己的理解和發揮。這種理解和發揮也在不斷地向西域地區迴流。十六國時期，高昌僧鳩摩羅跋提向佔據北方的前秦苻堅進獻梵文《大品經》，晉太元十五年法顯西行至高昌傳授經文。

　　高昌國佛教的盛行，與唐朝時著名的佛教高僧玄奘有著十分重要的關係。

　　公元629年，也就是唐太宗時期，玄奘懷著到西方佛教的發源地去求取佛經、弘揚佛法的心愿踏上了漫漫的西遊之路。經過了將近十年的長途跋涉，玄奘於公元638年到了高昌國境內。此時，正是高昌國王麴文泰的統治時期，國家十分強盛，佛教已經流行開來。但是，在高昌國王和他的臣民們研習佛法時，經常會遇到一些複雜的文字和不懂的經文。而中原的唐朝卻早已對佛經有了充分的知識與理解。從唐朝不遠萬里來了一個精於佛法的高僧，麴文泰很是高興。

　　他為風塵僕僕的玄奘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在交談中，麴文泰被玄奘的學識所折服，拜他為國師，並沐浴更衣，親自為玄奘執香爐，率領王妃、文武大臣聽他講經說法。在聽了玄奘的講解后，麴文泰馬上弄懂了許多以前苦思冥想也沒有結果的問題，對玄奘更加佩服了。就這樣，他們在友好的氣氛中度過了幾天的時光。

　　這天，麴文泰到玄奘的住處去拜訪，卻聽到了一個令他十分意外的消息。原來，玄奘向他辭行，準備收拾行囊繼續向西天的路前行。麴文泰本來是專門來請玄奘長期住在高昌國的，協助他管理國家的，卻聽到了這個與之完全相反的消息。無論玄奘怎麼勸說，他都不予放行。但是，玄奘是一個有著堅毅的信念的高僧，誓死也不會改變去西天的志向。麴文泰見玄奘執意不從，不願意破壞了他們之間的感情，無奈之下只得放他西去，但是提出了兩個條件，一個是要與玄奘結拜為兄弟；另外就是請玄奘留下來講一個月的佛法。

　　玄奘見國王鬆了口，況且他提出的條件也不過分，而且還可以宣揚佛法，也算是好事，便答應了下來。就這樣，玄奘與麴文泰舉行了隆重的結拜典禮並認真的將自己的佛法知識全部傾囊相授。之後，麴文泰帶著浩浩蕩蕩的隊伍把玄奘親自送到了百里之外，才戀戀不捨的回去。

　　玄奘在高昌國宣講佛法時，在寺廟內遇到了長期居住在這裡的3名漢族僧人。其中有一位年紀最老的已經鬢髮皆白了，聽說來自唐朝的玄奘法師到了，衣服都來不及穿好、光著腳就跑去相見。他一見到玄奘就痛哭了起來，說已經多年沒有見到過來自家鄉的人了。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唐朝時就有內地的僧人到高昌宣講佛法。這件事也說明了高昌國由於佛教的盛行，吸引了大量的內地僧人，有力地說明了高昌國佛教傳播的迴流現象。

　　高昌吉利，探索高昌國的窗口
　　
　　一枚小小的錢幣，卻映射出高昌國的歷史。

　　1928年考古學家黃文弼在新疆哈密吐魯番發現一枚「高昌吉利」古錢。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古錢收藏者的窖藏中也有一枚「高昌吉利」古錢。1973年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出土貞觀十六年墓誌及「高昌吉利」錢一枚。

　　這種錢幣是隋、唐之間新疆高昌王國的錢幣，迄今只發現了很少的幾枚，為圓形方孔銅錢，系澆鑄而成。該錢正面為旋讀漢文隸書「高昌吉利」四字，背面無文。錢體大而厚重，文字古樸，製作精良。錢徑約25.5毫米，穿約7.5毫米，重約14.3克。

　　對於錢幣上的「吉利」二字，有人直觀的認為是「大吉」、「大利」，具有祈福、吉祥的意思。但是，這種推斷是與高昌國當時的歷史文化狀況不符的。據專家研究，「高昌吉利」錢幣中的「吉利」兩字，應為突厥語ihk或ihg的漢語音譯，意思為「王」，我國古代文獻上一般譯做「頡利發」或「頡利」。因此「高昌吉利」應該是「高昌王」的意思。

　　在高昌建國的公元460年到馬氏高昌滅亡的499年，由於政壇比較混亂，是不大可能鑄造錢幣的。因此，「高昌吉利」應為統治時間較長且政壇穩定的麴氏高昌王國統治時期所鑄的。而這一時期的諸位高昌國王中，最有可能鑄造錢幣的就是麴文泰國王。他在位時，進行了「延壽改制」，國家進一步強大起來，這就為鑄造錢幣提供了現實可能。此外，鑄造錢幣也是他加強王權的需要，是其在王國內彰顯王權的最好方式。

　　麴文泰鑄造錢幣還有另外的一個目的。高昌國是唐朝統治之下的附屬國，在許多事情上都要聽從唐朝的調遣。因此，在這一點上，高昌國王在心理是不服氣的，但又不能表現出來。於是，麴文泰便想到了用鑄造錢幣的方法來顯示自己的獨立地位。「高昌王」這一稱呼只是他們自己對自己的稱呼，並不是中原王朝的正式冊封。在《魏書•高昌傳》中就記載了「私署王如故」。這裡「私署」指的就是高昌王，同時表明中原政府對高昌國王的地位是不予承認的。在歷代的高昌國王中，也只有麴堅一人被正式冊封為郡王。其他人連這樣的頭銜也沒有得到過。為了表達這種不滿，麴文泰就鑄造了一批代表著自己的權力與地位的錢幣，來向天下顯示自己的威望。

　　「高昌吉利」錢幣，發現數量稀少，且絕大多數沒有流通磨損痕迹，製作又極為精整，因此「高昌吉利」錢幣在當時並不是在市場上流通的用來交換貿易的貨幣，而是類似於今天的紀念幣性質的貨幣，用於賞賜或饋贈。

　　「高昌吉利」錢幣是農耕的漢文化與游牧的突厥等文化相互間交匯、融合的結果。同時也向現代人反映出了高昌社會當時以漢胡交融為特色。透過一枚錢幣，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民族、地域、文化、政治、語言、婚俗、喪俗、服飾等眾多方面的特色。

　　「高昌吉利」，是用漢字拼寫的古突厥語，這是高昌地區特有的一種文化現象，是中原地區農耕的漢文化與西域地區游牧的突厥等文化交融的產物。這與高昌地區特有的民族構成及其地理位置有關。高昌居民主要是來自河西及中原地區的漢族移民，這些移民主要由屯田戍卒及避亂難民構成。據《魏書•高昌傳》記載，最早是李廣利征大宛時留下的「疲卒」，隨後是漢魏的屯田兵卒。十六國時，為避戰亂，難民或自發或被裹脅而流入高昌。僅北魏太平真君三年沮渠無諱一次就將敦煌一萬餘戶強行遷至高昌。「彼之氓庶，是漢魏遺黎，自晉世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魏書•高昌傳》）直至隋末，仍有內地民眾逃入高昌。統一高昌后，唐太宗曾言「高昌之地，雖居塞表，編戶之氓，咸出中國」。這都已被高昌出土的墓表、墓誌所證明。

　　高昌地處「絲綢之路」交通要道。一方面，它是中原通西域的必經之地。往東經伊吾即哈密與河西相通，往西北沿天山北側可直達伊犁，向西南沿天山南麓可直達輪台、阿克蘇。另外，往南穿過沙漠可到樓蘭，與絲綢之路「南道」相通直達和田、疏勒即喀什。另一方面，它又處在天山北部游牧的行國通往塔里木盆地諸國交通的必經之地。這一地理位置決定了高昌始終是中原王朝與草原游牧民族政權爭奪西域的焦點地區。自魏晉以來，中原陷於內亂，無暇顧及西域時，高昌便被其北部以柔然、高車、鐵勒、突厥等為代表的草原游牧民族政權所控制。高昌國內部，以中原地區移民帶來的漢文化為主，而環繞王國四周的則是以柔然、高車、鐵勒、突厥等為代表的草原民族游牧文化。魏晉以來，高昌又被迫依附於外部的游牧民族政權。在多種完全不同文化的相互影響下，形成了以漢胡交融為特色的高昌文化。

　　高昌執政者既接受突厥等游牧民族授予的「頡利發」等官銜及稱號，同時也向中原王朝稱臣納貢，接受冊封。如《寧朔將軍麴斌造寺碑》所記高昌王麴寶茂的頭銜便是北魏封號、突厥封號和自署三種官銜的混合體。高昌王國雖然在政治上接受了突厥授予的官銜及稱號，以示臣服，但在語言上卻始終使用漢字，未使用過突厥文字，而是用漢字拼寫突厥語。高昌對突厥語音的譯名與中原文獻上所見到的譯名用字不盡相同，如突厥語ilik或 ilig，中原音譯為「頡利發」，而高昌卻音譯為「吉利」，這是因為高昌地區的移民主要來自河西，其漢文化是以河西地區的涼州文化為主，即所謂「國人言語與中國略同」所致。

　　葬俗上，墳墓的樣式、出土的墓誌銘和文書，都顯示了其與中原地區的漢文化是一脈相承的，但也保留有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葬俗。例如，死者的名字和官號都是用漢文記述的，但許多人臉上卻蓋有覆面，眼睛上蓋著被稱為「眼罩」的金屬製品。類似的東西，亦曾在歐亞草原上的墓葬中被發現過。這顯然是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種葬俗。

　　從高昌吉利出土陵墓的壁畫上看出，依從突厥「被髮左衽」，這是游牧民族的服飾習俗。農耕定居的漢族因日常的生活方式及生產環境與「隨畜逐水草」、「穹廬氈帳」的游牧民族不同，服飾上原本是不一樣的。但移民高昌后，因受周邊游牧民族的影響，也逐漸有所改變。《魏書•高昌傳》記載高昌男子「辮髮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褲襠」，這顯然不是漢族裝束。而女子的「頭髮辮而不垂，著錦頡（jié）纓珞環釧」則明顯是漢族婦女的打扮。這與《周書•高昌傳》中「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略同華夏」以及《隋書•高昌傳》中「男子胡服，婦人裙襦（rú），頭上作髻」的記載亦相一致。

　　「高昌吉利」錢幣向世人展示的這些，都是當初的鑄幣者未曾想到的。
　　
　　高昌大事記
　　
　　公元460年，柔然派遣大軍南下，幫助高昌闞氏族人闞伯周為高昌王，高昌國正式建立。
　　
　　公元7世紀，高昌國在麴氏的統治下發展到了頂峰。
　　
　　公元640年，高昌國王麴文泰不滿唐朝的統治，引起唐太宗的震怒，派兵討伐高昌，麴氏高昌滅亡。
　　
　　公元866年，回鶻族的一支奪去了唐朝統治下的高昌地區，建立了回鶻高昌國。
　　
　　元朝時，回鶻高昌國王見元朝的勢力越來越強大，便歸附蒙古帝國。元世祖忽必烈改回鶻高昌國為畏兀兒王國，保留對所轄地區的統治地位，回鶻高昌國勢日益衰落。
　　
　　公元14世紀末期，反叛元朝的海都率領12萬軍隊圍攻兀兒王國的都城高昌城，回鶻高昌王巴爾術阿而忒戰死，高昌國滅亡。

　　契丹的本意是「鑌鐵」，契丹民族是一個剽悍勇猛的民族。早在1400多年前，契丹作為一個中國北方民族就已經出現在《魏書》中。他們兵強馬壯，驍勇善戰。一位名叫耶律阿保機的部落首領統一了契丹各部，於公元916年建立了契丹國，947年改國號為大遼。大遼王朝最強盛時期，曾經雄霸中國半壁江山。契丹王朝在中國北部持續存在了200多年，與宋朝形成南北對峙的格局，后被金國所滅。一部分倖存的契丹人被迫西遷，在今天的中國新疆和中亞地區建立了西遼，又稱哈喇契丹國，后被成吉思汗所滅。之後，契丹的殘餘勢力又在今天的伊朗南部建立了起兒漫王朝，但不久還是在黃沙瀰漫的異國他鄉銷聲匿跡了。

　　契丹王朝創造了燦爛的文化，遼寺和遼塔就是其文明的體現。至今在黃河以北地區保存下來的古佛寺和佛塔，有的始建於遼代，有的在遼代翻修過。它們巍峨雄偉，歷經千年風雨依然堅固挺拔。尤其山西省應縣的釋迦塔，是全世界現存最高最古老的木結構塔式建築，歷經多次地震而不毀。

　　「Kitay」，咬文嚼字細求源
　　
　　我們大家所熟知的中國在英語中的名稱為「China」，來源於中國的瓷器名稱，然而卻有很多其他的外國語言並不這樣稱呼中國。在俄語中，中國被稱為「Kitay」，還有希臘語、波斯語以及中古英語中也都是採用的這樣的名稱。在現代英語中，也有用「Cathay」來代表中國的情況，當我們看到以C縮寫的簡稱時，並不全都是「China」的縮寫，比如香港國泰航空有限公司的英文名為Cathay Pacific，中國太平洋航空公司的英文名稱中也用Cathay來代表中國。

　　那麼，為什麼中國的稱呼在不同的國度、不同的時期會呈現出這樣的差異呢？「Kitay」、 「Cathay」這兩個詞又是源自哪裡，代表著什麼意思呢？

　　其實，俄語中對中國的稱呼來源於我國北方一個古老的少數民族——契丹。「Kitay」就是契丹的音譯。「契丹」在古代還被翻譯成Kita1a或CathaIa、Cathay，是遼朝建立者的族名。法國人勒內•格魯塞在《草原帝國》中說：「契丹（漢名），阿拉伯－波斯語（Khitai），蒙古語（Kital）。」《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在整個歐亞大陸成為中國的代稱。在俄羅斯和整個斯拉夫語世界中，至今還用這個稱呼來稱中國。」現在俄羅斯等眾多國家稱呼中國直譯過來是「契丹」，俄國人到目前為止仍然稱中國為「Kitan」，稱中國人為「Kitanyes」。在穆斯林文獻中常把北中國稱為「Khita」、「Khata」，這都是從契丹演變而來。既然契丹是一個消逝了的少數民族，為什麼會用它來代表整個中華民族呢？

　　契丹族生活在我國的北方並建立了國家，曾經創造過非常繁榮的文明。那時，契丹兵強馬壯，令周圍的許多小國望而生畏。我國對外聯繫主要依靠向西、向北的絲綢之路，經西域到達中亞、西亞，再輾轉到達歐洲國家。契丹佔據著溝通我國內地與歐洲國家聯繫的交通要道，因此成為我國的對外窗口。來自歐洲的外國人首先要經過契丹才能進入我國內地，這裡也就成為對外展示中華文明的窗口。尤其是對於處在我國北方的俄羅斯，因為契丹是俄羅斯與中國的必經之路。隨著契丹的逐漸強大，越來越多的影響著外國人對中國的認識、理解。甚至很多當時的外國人只知道中國有契丹而不知道中國有宋朝。

　　契丹不僅在對外聯繫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它本身的經濟、文化、宗教等方面由於受到中原文明的影響也已經十分發達，它還把自身的文化等向外傳輸，影響著外界對中國印象。外國甚至認為契丹就代表的整個中華民族，因此就把契丹作為對整個中國的稱呼。

　　後來，雖然契丹衰落了，繁盛的文明也隨著消失，但是那些已經形成習慣的歐洲國家仍然沒有改變這種以契丹國名、族名代表中國的習慣。這種習慣在這些國家中一直延續到今天。儘管它的原意已經被人們遺忘，但是從這個辭彙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出契丹繁盛時是何等景象。

　　契丹與遼
　　
　　契丹是我國北方的古老少數民族，是鮮卑族衍化出來的一支，過著隨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契丹最早分為8個部落，部落首領每3年推舉一名盟主作為頭領。唐太宗時，契丹首領窟哥率領部族向唐朝稱臣，唐朝在那裡設置了松漠都督府，並把這一地區分為十州管轄，封窟哥為使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賜姓李。契丹定期向唐政府繳納貢品，並從那裡得到所需的日用品、兵器等。

　　後來，唐朝走向衰落，北方草原上突厥稱雄，實力較弱的契丹只得臣服於突厥，並在之後的很長時間內在唐與突厥間徘徊。到了公元9世紀中期，契丹部落逐漸的發展壯大，開始稱霸草原。唐武則天時，契丹首領李盡忠，因受唐朝官員的侮辱而起兵反抗，自稱「無上可汗」，率領數萬大軍擊退了唐朝的軍隊。契丹的部隊兵勇馬壯，戰鬥力很強，有統一的指揮和組織。武則天數次派多大幾十萬的大軍前去剿滅，才把契丹打退。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裡，契丹與唐朝一直分分合合，朝貢與衝突並存。直到公元842，契丹才與唐朝正式恢復臣附關係。

　　唐朝滅亡后，契丹開始組建起自己的中央政權來。公元907年，契丹內部的耶律家族中的傑出人物阿保機取得了盟主的地位，先後鎮壓了契丹貴族的叛亂和征服了奚、室韋、阻卜等部落。公元916年，雄姿英發的耶律阿保機稱皇帝，年號神冊，國號契丹，正式建立奴隸制國家契丹國。後世稱耶律阿保機為遼太祖。

　　公元925年，遼太祖率兵親征渤海國，取得了勝利，改渤海國名為東丹國，封皇太子耶律倍為東丹國王。公元938年，契丹不斷向五代十國時期的北方國家發動戰爭，憑藉著強大的兵力連續贏得了許多戰爭的勝利。後晉石敬瑭在對契丹戰爭失敗后，把燕、雲十六州的土地和人口割讓給契丹。從此，契丹國的國力更加強大。公元947年，遼世宗改契丹國號為大遼。宋朝建立后，遼國不斷對其發動侵略戰爭。遼聖宗統治時期，遼國國富民強、兵強馬壯，再加上他本人傑出的領導才能，對宋戰爭屢屢得勝，取得了宋朝的大量土地。公元1104年，遼國的軍事勝利達到了頂峰，逼迫宋朝與其簽訂了澶淵之盟，迫使宋朝割讓了淮河至大散關以北的土地，雄霸中國半壁江山。在對外擴張的同時，遼十分注重與周邊強大的其他少數民族國家的關係，用以牽制宋朝的軍事勢力及戰鬥部署。它與西夏訂立了聯盟，共同抵禦宋朝，從而使當時的形式形成遼、宋、西夏三足鼎立的政治割據局面。

　　在以後的將近200年的時間中，遼國多次易名。公元983年，聖宗皇帝統和改國號遼為大契丹。公元1066年，道宗皇帝又恢復了大遼的國號。遼國共經歷了九位帝王，統治時間長達210年。在國家最為強盛的時期，疆域十分廣大，北到外興安嶺、貝加爾湖一線，東臨庫頁島，西跨阿爾泰山，南抵河北和山西北部，人口也達到了20萬之多。隨著契丹國的東征西討，國家不斷強大的同時，契丹的統治者及貴族也開始腐化。

　　遼聖宗之後的幾代帝王的腐敗一朝甚於一朝。他們崇拜佛教，為此不惜大興土木、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廟宇國勢因此而日漸衰落，民不聊生。遼興宗時，他向天下召集佛僧講習佛法，在開泰寺鑄造了巨大的銀質佛像。遼道宗時，佛教更為盛行，曾經出現過一天就有3000餘人出家為僧的記錄。那時，朝廷光供用全國僧尼每天吃的飯就要花費36萬貫。1059年，他又下令大修大吳天寺，竟然耗費了18萬貫，后重修造塔又費10餘萬貫。而此時，朝廷徵收戶部欠款才44萬貫，可見耗費之巨。與此同時，統治集團內部也因為爭權奪利而互相殘殺，造成各部落間互相傾軋，遼國的軍事實力大為削弱。

　　遼朝皇帝的腐敗使國力大大受損，而遼朝下屬的女真族的一支卻悄悄的發展起來。1114年，完顏阿骨打率領所屬的2500名士兵起兵反抗遼國的統治，並在戰鬥中節節勝利，連敗遼國的數十萬大軍。遼國的腐敗統治還使其統治下生活貧困的各族人民效仿完顏阿骨打，紛紛揭竿而起，反抗遼國的統治。渤海高永昌自立稱帝，緊接著東方的鐵驪、兀惹等叛入女真，安生兒和張高兒領導20餘萬人攻城略地，董龐兒聚集了一萬餘人起義，北面和西面的烏古、敵烈、阻卜等都先後叛歸女真或各自為政。一時間，遼國統治者陷入了四面楚歌、分崩離析的境地。

　　1124年，遼國在與金國的中京決戰中失敗，耶律大石率所屬部下逃往西部，另一支契丹部族在八刺黑的率領下逃到伊朗。1125年，遼國滅亡。

　　八刺黑在伊朗建立了起兒漫王朝，並改信伊斯蘭教，被當地人漸漸融合，不再具備契丹族的特徵。1132年，耶律大石在葉密立城稱帝，建年號延慶，哈剌契丹國正式建立，史稱「西遼」或「西契丹」、「后契丹」。 1218年，西遼被蒙古大軍消滅，從此契丹正式滅亡。

　　隨著國家的消亡，契丹輝煌的文化、藝術也被歷史塵封。我們只有從那些精美的出土文物和殘存的契丹遺跡上追思它曾經的輝煌。契丹是一個開放的民族，在與中原和西方各國的交往中，融匯眾長，創造了一系列文明。

　　契丹在與中原政權的交戰爭，俘虜了許多百姓和士兵。他們讓這些被俘的人從事農耕和手工業，不僅使契丹貴族的財富日益積累增多，也促進了契丹地區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使游牧的契丹逐漸出現了定居放牧的形式。他們在草原上築起城鎮，共建有5個都城，即上京、中京、東京、南京和西京。皇帝在這些都城內輪流處理政務。那時，皇帝的行宮叫做捺缽，是處理政務的場所，也是國家的行政中心。在官吏制度上，契丹設南面官和北面官，採用了「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的政治思想，並採用了漢族的科舉制選拔官吏。

　　契丹是一個極力對外擴張的國家，為了製造眾多先進的兵器，大力發展冶鐵業。現在發現的一些契丹時期的鐵制的農業工具、炊具、馬具、手工工具可與中原的產品相媲美。契丹統治者十分注重對後代的教育，實行設學養士和科舉取士。上層的契丹人大都十分注重文化修養，有的有詩文集，有的精通契丹文、漢文等多種語言文字。契丹的繪畫也有著很高的藝術成就，耶律倍畫的《射騎圖》、胡環的《卓歇圖》、無名氏的《秋林群鹿圖》、《丹楓呦鹿圖》等名畫，均為稀世珍寶。

　　契丹人在服飾、髮型等生活方面保留著本民族的傳統，與漢族大大不同。他們的服裝通常為長袍左衽，圓領窄袖，腰間束帶，下穿長褲，褲腳放靴筒內。女人袍內著裙，亦穿長筒皮靴。腰外系蹀躞帶，上掛金玉、水晶和琥珀等飾件，還有隨時可用的火石、筷子、餐具刀等。契丹人髮型怪異，無論男女皆髡（ kūn）發。男子在兩鬢各留一綹頭髮，別處的頭髮全剃光。婦女僅剃沿前額邊的頭髮。

　　契丹與周邊的國家都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南唐、吳越常有使節到契丹，後晉、北漢依賴契丹，吐蕃、吐谷渾、黨項、西夏、回鶻部落等都經常去向契丹皇帝朝貢。此外，契丹還與外國有著密切的聯繫。朝鮮、日本、波斯、大食等國都與契丹有著貿易或是政治上的聯繫。在遼代貴族墓葬中出土的琥珀、瑪淄和玻璃籌文物，很多都來自西方國家。

　　神秘的契丹文字
　　
　　20世紀20年代，考古學家們在一出古墓葬中發現了一些奇特的書籍。這些書籍里的文字既不是漢字，也不是留存下來的任何一種少數民族文字，誰也沒有見過。

　　陵墓中出土的哀冊和碑刻上顯示著兩種不同風格的文字，考古學家們因文字的大小而稱呼為大字和小字。大字是一種與漢字的結構十分相似的方塊字，有的還包含著一些漢字的偏旁，但是又與漢字有著很大的不同，也不同於同樣發源於漢字的朝鮮文和日文。小字與大字的風格迥異，是一種類似於拼音組成的文字，由300多個原子根據不同的排列順序組合而成。這些字雖不是漢字，但卻帶有明顯的漢字風格和特點，比如在文字的寫法上也分為正楷、行草、篆書等字體，篆體字的拼寫方式異於正楷和行草，採取魚貫式而不是層疊式。行文的款式自上而下豎寫，自右而左換行，敬詞抬頭或空格。小字的原字有一個書寫形式代表幾種語音或一個語音採用幾種書寫形式的情況。因此，同一個詞或詞素表現在文字上可以有不同的拼寫形式即使到現在，考古學家們也沒有完整的破譯其中的一個句子。

　　考古學家們為了弄清這到底是哪一族的語言，便對墓葬進行了全面的考察，得出墓葬屬於遼國也就是契丹國的答案。由此推斷這種文字也就應該是契丹文字了。

　　於是，考古學家們翻閱了大量的歷史書籍、文獻資料，終於在宋代王易所著的《燕北錄》和元末明初陶宗儀所著的《書史會要》里找到了幾個收錄的契丹字，它們與這些文字十分相似，考古學家們正式確定這就是失蹤了將近千年的契丹文字。

　　人們都為這個消息而震驚了，契丹國前前後後只存在了二三百年的時間，又是遠在北方的少數民族，是憑藉著什麼力量創造出兩種不同的文字的呢？

　　據歷史記載，契丹改國號為遼之後，統治者就開始組織人力、物力創製契丹文字。契丹文字有兩種形式，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契丹大字創製於公元920年，是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命令由耶律突呂不和耶律魯不古參照漢字的結構和偏旁創製的，有3000多字。契丹小字由遼太祖的弟弟耶律迭剌受回鶻文啟示對大字加以改造而成，為拼音文字，約500個發音符號，書寫起來比契丹大字簡便。有文獻記載，契丹小字「數少而該貫」，就是「原字雖少，卻能把契丹語全部貫通」的意思。這兩種文字都屬於阿爾泰語系，與蒙古文字非常相似。契丹文字的創製開了中國北方及東北地區少數民族制字的先河。把漢字筆畫和書寫法的藝術與拼音結合起來，也是我國文字學方面的一個奇迹。

　　契丹文創製完成之後，統治者立刻在全國頒布使用。但是，這種文字並沒有被廣泛的應用。這是因為在契丹國內生活著為數眾多的漢族人，他們都使用漢字，並不願意接受新創的契丹文字。並且，在契丹本民族中，也有很多人更為崇拜漢族的文化藝術。這樣，契丹文只是在上層社會的小範圍內流行，尤其是統治者大都通曉契丹文字，用以增強本國的威信；而在遼國民間，契丹文字大多隻被用於刻碑、墓誌、符牌、著諸部鄉里之名以及寫詩譯書等方面。

　　隨著契丹的對外擴張和與周邊國家的交流，契丹文字逐漸向周邊地區流傳。後來的女真族為了創製自己的民族文字，在契丹文中吸取了很多營養。契丹文在女真制字的過程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遼國被金所滅后，契丹文字並沒有被廢止，仍在使用。契丹的余部逃亡后建立的西遼政權也延續了祖先創製的文字，這就使契丹文字在契丹亡國后保存了下來。但是好景不長，公元1191年，金章宗為了鞏固對前遼土地和人民的統治，下令廢止契丹字。1211年，西遼政權也滅亡了，契丹文字失傳。這種文字從創製到廢止，前後共使用二、三百年，終於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退出了歷史舞台。

　　契丹鞍與雞冠壺
　　
　　1977年，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發現了一個大規模的遼代墓葬。在這個墓葬中，出土了兩幅精美的《契丹人引馬圖》。第一幅圖描繪了一位留著鬍鬚的契丹引馬人，左手執棍，右手執轡，戴帽，著長袍，穿短靴，身向前沖，左腿弓，右腿蹬，右足尖點地。左邊一人右手執細鼓棰，擊鼓而舞，戴襆頭，著長袍，尖頭靴，兩腿半蹲，合著鼓的節奏在起舞。兩人中間一匹駿馬正奮蹄前奔。第二幅圖描繪了一位契丹牽馬者披髡髮，執棍，棍上有鐵環，著長袍，長氈靴，馬揚后右蹄。右面站著另一個人戴黑色帽、著長袍、長靴，尖頭朝上，兩足同時向左，似為移步，擊長鼓而舞。

　　在這兩幅圖中，著重突出了對馬的描畫。馬背上那精緻的馬鞍更是引人注目。在我國歷史上，契丹鞍是最受兵家歡迎的一種馬具。這種具有民族特色的馬鞍不僅十分適合戰場上使用，製作也十分精美、講究。在北宋時，契丹鞍與中原地區的端硯、蜀錦、定瓷並稱為「天下第一」。契丹鞍也是遼代墓葬最為普遍、最為重要的陪葬品之一。在赤峰市大營子發現的遼駙馬贈衛國王墓中，出土了製作極為精美、奢華的銅鎏金馬鞍具以及全套馬飾具，多達l64件，充分反映了那時遼國馬鞍具的先進與興盛。

　　在遼國的歷史上，馬扮演著一個不可替代的角色。契丹人長期生活在草原上，以放牧馬匹獲得食物、生活用品。馬還是契丹人最為重要的交通工具，他們騎在馬上在大草原上往來馳騁，放牧馬群、牛羊。馬還是戰場上不可缺少的作戰工具。戰馬在那個冷兵器時代的戰爭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名大將若是沒有一匹與之相匹配的戰馬，即使武功再高，也很難在戰鬥中取得勝利。正是因為契丹有著數量眾多的強壯戰馬，才能在草原上征戰馳騁，征服了周邊的許多鄰國、部落，並給中原的漢族政權以致命的打擊，由此獲得了中原地區的大片領土和大量人口。也正因為獲得了戰爭的勝利，契丹國才不斷的發展壯大。因此，戰馬在契丹國的發展歷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契丹人喜愛馬匹，也最敬重馬匹，把馬當成是自己的朋友。在契丹貴族墓葬中，均有馬或馬具隨葬，還有打馬球圖、引馬圖等壁畫。

　　為了更加方便地駕馭戰馬，契丹人不斷地對馬鞍進行改造，使之既能滿足騎馬人的要求，舒適、適用，又能合理的保護馬匹不受傷害。在遼國，為了進一步提高契丹鞍的製造工藝，政府還專門設置了製造馬鞍、馬具的部門。經過多年的改造，他們發明了獨特的契丹鞍。

　　長於騎射的契丹把鐵、皮革和木器原料被用於製作契丹鞍。契丹貴族所用馬鞍，十分考究。從遼太祖的兒子東丹國王耶律倍所畫 「牽黃臂蒼」、「鞍勒率皆瑰奇」的契丹貴族形象中，都可以看出馬鞍的精美。中原的宋朝對契丹馬鞍的製作工藝十分稱讚，稱「契丹鞍，夏國劍，……皆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契丹鞍還被作為禮品送給契丹周邊的國家，我國歷史中記載的遼饋贈宋朝、高麗國的物品中就有契丹鞍，且種類繁多，精緻之極。

　　契丹人以鞍馬為家，也十分注重其他馬具的裝飾。許多契丹貴族的馬鞍上都用黃金包裹，上面鑲有各種名貴的寶石，刻著精美的花紋。在遼寧省建平縣張家營子遼墓出土的鎏金銀鞍橋外包鑲鏨（zàn）花鎏金飾件，呈拱形，正面錘鍱展翅雙鳳及牡丹紋，異常精美。1999年，在遼寧省彰武縣葦子溝鄉朝陽溝村還出土了一件雙面人頭鎏金銀鈴，也是馬鞍的裝飾品。銀鈴由雙面人頭和上窄下寬的六面體組成，所刻畫的男性形象栩栩如生。

　　另一件極具契丹民族特色的就是雞冠壺了。雞冠壺造型別緻，製作精美，堪稱國之瑰寶。遼寧省朝陽地區遼代墓中，出土了一把遼代仿皮囊式雞冠壺，壺通體褐胎黃釉，由於釉層較薄且年代久遠，多已脫落。這把雞冠壺高21厘米，筒狀小口，鼓腹下垂，小平底略內凹。上部兩側緩收合為雞冠狀，冠上中部有一凹槽，凹槽處加飾仿縫合皮囊的榫狀物，凹槽兩側各有一圓形穿孔。腹中部有兩條凸弦紋曲弧向上，共承起一火焰狀物。在邊緣處還加飾一條上窄下寬的帶狀邊飾，似仿皮囊為防止泄露而加飾的邊飾一樣。上加復層台狀小蓋，蓋上有螺旋狀小鈕。

　　雞冠壺是是摹仿契丹族使用的各種皮囊容器而燒造的，亦稱皮囊壺。因壺的上部有雞冠狀的穿孔，故稱雞冠壺，又因形似馬蹬，稱馬蹬壺。雞冠壺的式樣很多，有扁身單孔及扁身雙孔式、扁身環梁式、圓身環梁式、矮身橫樑式等等。辨別雞冠壺年代的早晚，通常採用的辦法是以壺身保留的皮囊形象多少來區分。扁身單孔式，是遼代早期形式，壺體上扁下圓，肥身，上有豎直的管狀口和雞冠狀單孔系，器身似兩片皮頁，下加圓底上加管口縫合而成。內蒙古赤峰大營子遼墓出土的雞冠壺就是這種類型的代表。扁身雙孔式除自身保留著仿皮囊形象以外，在造型與裝飾藝術方面更加精美，如在雙系的部位貼塑攀附的猴等動物。有的雞冠壺壺底刻有「官」字，表明是政府負責燒制的。近年，在赤峰市松山區發現了松州窯，又稱「缸瓦窯」。據考證，這座瓷窯是遼金兩代的官窯址，被譽為草原瓷都。

　　在雞冠壺的顏色上又有單色釉、三彩陶器之分。三彩釉陶雞冠壺的釉色以綠色為多，白釉黃釉等級不高，醬釉和茶葉墨綠釉最為稀少，一般都是赤峰「缸瓦窯」官窯燒制的。

　　雞冠壺的發明和使用與契丹族的生活習慣有著密切的聯繫。四處游牧是契丹最為重要的生活方式，在游牧時如何攜帶水就成了一個重要問題。普通的瓷壺都是圓形或方形的，不便於攜帶。因此，扁體弧底、適於懸掛在馬鞍上的皮囊壺成了他們必備的生活用具。隨著契丹的發展壯大，契丹人對水壺的追求也越來越精美。這種皮囊壺由於不美觀漸漸的被人們所淘汰。契丹人對外部美觀，但不實用的傳統的瓷壺進行了改造，把水壺設計成皮囊壺的樣式，使瓷壺與皮囊戶的優點充分的結合起來。雞冠壺的造型完全模仿皮囊壺，連皮革的接縫和細密的針腳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初看者很難分辨出是皮囊戶還是瓷壺。

　　隨著時間的發展，仿皮囊雞冠壺開始漸漸的脫離皮囊的原形。1954年遼寧赤峰遼駙馬墓出土的白釉雞冠壺和遼寧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白釉刻花提梁壺，皮囊壺的特徵已經不明顯。

　　通過雞冠壺，可以看出遼國制瓷業的興旺發達。遼代制瓷業在當時手工業部門中佔有重要地位。在沒有陶瓷業生產之前，契丹人日常生活用器皿皆用木、皮囊及粗陋的泥陶製成。有了陶瓷業后，所燒造陶瓷器和釉陶瓷器即成為日常生活主要用品，一改過去的簡陋。從遼國的陶瓷業中，還可以看出其與周邊民族的文化交流。遼國瓷器的造型可分為中原式和契丹式兩類，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風格燒造，有碗、盤、杯、碟、盂、盒、壺、瓶等，遼三彩器仿唐三彩而來，釉色較唐三彩器更為濃艷，海棠長盤則為模仿波斯式金銀八曲盤形製作成。這些都反映了契丹對周邊文化的吸納。

　　姓名變遷見證的民族融合
　　
　　上世紀80年代，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原人大副主任戴位彧（yù）在做一項調查時，偶然在王府鎮河東村葉長青家發現了葉家從祖上傳下來的珍藏多年的兩份家譜。這兩份家譜由於時間的久遠已經變黃了，透露出濃郁的歷史氣息。它們一份是用蒙古文字書寫的，另一份是用漢字書寫的。與這兩份家譜一同珍藏的還有兩份土默特官府發給這個家族的文書，一份頒於清道光15年，一份頒於民國1918年，均用蒙文書寫。頒於道光十五年文書的題頭是：「准耶律氏希如們寶路等入冊入甲土籍執照」。漢文家譜序言為：「大清康熙庚子年奉旨陪侍和碩格格。祖父系正白旗包衣牛錄，康熙壬寅年故於本京。至雍正元年，父與祖母鄭氏陪從出外」。

　　後來，經過當地考古學家對這兩份家譜和文書的多年研究，認定葉長青所屬的葉氏家族是古契丹後裔，族源出自耶律氏。考古學家通過各方面的資料斷定「葉」姓源自遼契丹的「耶律」姓。

　　契丹滅亡后，契丹族在歷史上逐漸銷聲匿跡。但是，這樣一個曾經稱霸蒙古草原、創製兩種文字、經濟發達的強大民族為何沒有給後人留下一絲痕迹呢，契丹人在亡國后又去了哪裡呢？從「耶律」到「葉」姓氏的轉變，可以看出契丹人的最終歸處。他們並沒有消失，而是融入到漢族、女真族、蒙古族中了。

　　在我國的民族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文化經常被大家忽視，這就是姓名文化。這種文化不像其他文化的表現形式那樣明顯，是一種長時間逐漸衍化的過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區的姓名文化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在我國的姓名史上，中原地區的人們先有名字。隨著統一的多名族國家的發展，人們為了區分自己的所屬地區、家族等情況，開始在名字前面加上一個群體的統一標誌，於是姓氏出現了。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多是以封地為姓或以國家的名稱為姓。

　　契丹族的姓名發展也經歷了這個過程，他們姓氏的出現比中原晚。與中原地區不同的是，契丹族姓名還反映了人們的社會地位與社會文明的發展程度。無論是母系氏族社會，還是父系氏族社會時期，契丹族的人們都是有名無姓的。契丹族傳說中的三位精明能幹的國主名為：乃呵、口咼呵、盡里昏呵，並沒有姓氏。契丹發展史中記載的阻午可汗、鮮質可汗、昭古可汗也是以名字來劃分的。《契丹國志》記載：「契丹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 即使在北魏、隋唐時期，契丹族已經逐步發展壯大，但仍然沒有出現姓氏。那時，人們區分不同的地區是依靠部落的名字，如：悉萬丹部、何大何部、具伏佛部、郁羽陵部、日連部等等。即使是契丹的統治者，也沒有自己的姓氏，比如耶律阿保機的祖父勻德實、叔父述瀾，德祖國撒刺的都只有名字。

　　契丹歸附於唐朝後，唐太宗在那裡設置松漠都督府，封窟哥為都督，賜契丹姓「李」、「孫」兩姓。李姓的契丹首領有李盡忠、李失活、李過折，孫姓的契丹部落首領有孫散曹、孫萬榮等。這時，契丹族雖然有了姓氏，但只有李、孫兩姓，且只有少數上層貴族有姓，一般平民是沒有姓氏的。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建國后，契丹皇族、后族均以耶律、蕭為姓。「耶律」在漢族中就是「劉」，以「耶律」和「蕭」作為姓氏是因為契丹人尤其是契丹貴族崇拜中原的漢高祖劉邦和賢相蕭何。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中層人士以及平民百姓也開始使用「耶律」和「蕭」作為姓氏。契丹族的兩姓制的落後狀況一直持續到遼國滅亡。此外，契丹也有一些其他姓氏的出現，東丹王耶律倍入後唐，即被賜名李慕華，后改名李贊華，他的五百名隨從也被各賜穆、罕、羅、易、蓋等漢姓。

　　契丹族取名的方法很多，但一般都比較直接、粗俗、淺顯。遼西郡王，遼景宗之弟耶律宗政之子取名耶律驢糞。在《遼史》中，還記載了有叫耶律馬驢、耶律赤狗的的人。有按在家族中輩分排行來命名的，如耶律郭三、耶律吳九、耶律韓七、蕭楊六等。有以出生時的體重取名的，如石抹五斤、耶律八斤。有以宗教術語取名的，如耶律觀音、蕭觀音、蕭和尚、耶律佛留、耶律大悲奴等。遼國的一位公主就名為耶律觀音女。還有一類是比較儒雅的名字，一般都是契丹貴族選用的，漢族的「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等被包含在名字里，如耶律仁先、耶律義先、蕭德溫、蕭德良、蕭孝穆等。

　　遼國滅亡后，契丹成為被統治民族。雖然耶律大石在西域建立的西遼，仍保持了耶律、蕭兩個姓氏，但在西遼被蒙古大軍滅亡后，即逐漸被當地的回鶻等土著民族同化了。由契丹人八刺黑在伊朗中部建立的起兒漫王朝，則改信伊斯蘭教，後裔姓名更是少有契丹姓痕迹。

　　金朝統治者為了報復遼國以前對金的欺壓，把耶律改成移刺，蕭改為石抹。《元史•食貨志》記載，移刺是牽馬的馬卒，而石抹是奴婢的意思。此外，金國統治者為了拉攏安撫契丹的上層貴族，也曾把國姓「完顏」賜予他們。此外，金國還賜予了契丹族女真姓「蒲察」。但是，契丹人對金國的賜姓大多是不滿的，把這看成是一種侮辱，因此仍有人以耶律、蕭為姓。

　　元朝統治者為了統一中國，號召契丹人參加滅金、南宋的戰爭。契丹人因驍勇善戰而屢建戰功。許多契丹人奏請朝廷，要求復歸本姓，並被批准。故元代契丹人耶律與蕭，移刺與石抹四姓並存。在這一時期，契丹人還有改為黃、王、鄭等漢姓的。現在，雲南施甸等縣的契丹後裔就是隨蒙古大軍征戰到這裡的，先由阿姓演變成「阿莽蔣」、「阿莽楊」、「阿莽李」，后改成漢姓蔣、楊、李、趙。元朝以後，契丹姓氏已經大大減少，在史書中很少出現。

　　契丹姓氏的演變，促進了契丹文明的發展，也加快了契丹與其他民族融合的速度。因此，在契丹國淡出歷史舞台後，契丹人也在歷史記載中隨之漸漸消失。

　　契丹大事記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機稱皇帝，年號神冊，國號契丹，正式建立奴隸制國家契丹國。
　　
　　公元925年，遼太祖率兵親征渤海國，取得了勝利，改渤海國名為東丹國，契丹開始走上了對外擴張之路。
　　
　　公元947年，遼世宗將契丹改國號為大遼，遼國正式建立。
　　
　　公元983年，遼聖宗皇帝改國號遼為大契丹。
　　
　　公元1104年，遼國在與宋軍的作戰中取得重大勝利，逼迫北宋訂立了澶淵之盟，從此，遼國雄霸中國半壁江山，軍事實力達到了頂峰。
　　
　　公元1066年，道宗皇帝恢復了大遼的國號。
　　
　　公元1031年，遼聖宗去世，遼國開始由盛轉衰。
　　
　　公元1114年，女真族首領完顏阿骨打率領所屬的2500名士兵起兵反抗遼國的統治，並在戰鬥中節節勝利，掀起了反遼的序幕，也是遼國的軍事實力由盛轉衰的標誌。
　　
　　公元1124年，遼國在與金國的中京決戰失敗，次年遼國滅亡。
　　
　　公元1132年，耶律大石在葉密立城稱帝，建立「西遼」，是遼國復國的標誌。
　　
　　公元1218年，西遼被蒙古大軍消滅，遼國正式滅亡。

　　西夏是指黨項（xiāng）族在1038年至1227年間在中國西部建立的王朝。西夏王朝的締造者黨項羌原居於黃河河曲一帶，是諸羌族中的一支，北朝末年逐漸強盛。西夏後期，銳不可當的蒙古鐵騎曾先後6次伐夏，其中成吉思汗4次親征，卻在西夏國門前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頑強抵抗，成吉思汗也因中了黨項人的毒箭而斃命。后西夏最終因彈盡糧絕投降，蒙古軍隊血洗西夏，將西夏宮殿、史冊付之一炬。曾在中國歷史上威震一方的西夏王朝遭遇滅頂之災。

　　西夏本是游牧民族，佛教東傳甘肅以後，西夏內部開始創造獨有的佛教藝術文化。西夏還將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入莫高窟中，使其更加增添了幾分光輝。西夏皇帝多次下令修改莫高窟，將自己強悍的民族精神和別具一格的文化讓這座佛教建築顯得更加光輝燦爛。

　　黑城的發現
　　
　　在史學界上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要研究西夏文化，請到俄羅斯!」

　　西夏是我國西北的少數民族政權，那為什麼研究它的文化歷史卻要到萬里迢迢之外的俄羅斯尋找答案呢？這並不是因為西夏人在亡國之後流亡到了俄羅斯，而是由於那裡珍藏著無數的西夏珍寶，有瓷器、有金玉、有圖書等等。在俄羅斯的珍貴的西夏文物甚至比國內的還多，這又是怎麼回事呢？一切還要從一座消失了的古城——黑城說起。

　　在內蒙古的最西端阿拉善盟額濟納河下游的東方、巴丹吉林沙漠的邊緣，有一座殘存的古城遺址。遺址呈長方形，周長約1公里，四周有殘存的城牆。在東西兩面的城牆中設有城門，並築有瓮城。這些城牆雖然已經歷經千年的大漠風沙，殘存下來的仍然有10米之高。城牆為夯土板築，內有橫木、繩索和荊棘相勾連。成池的內部有街道、房屋、牆壁在黃沙中露出頭來。在城外的西南方向，還有一座禮拜堂完好無損的屹立在荒漠之中。這座禮拜堂呈蒙古包頂，壁龕樣式的清真寺造型。城牆西北角，有5座高低不等的覆缽式佛塔，十分惹人注目。這就是傳說中的黑城遺址，是古絲綢之路現存最完整、規模最宏大的一座古城。

　　黑城是北方黨項族建立的西夏國的古都，也稱黑水城，黨項語叫「亦集乃」。黑城蒙古語意為「哈日浩特」，是西夏國一個繁華的邊鎮和駐軍重鎮。西夏國王李元昊為了鞏固國家的邊防，在這裡設置了兵強馬壯的「黑山威福軍司」。由於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黑城由地位很高的王公戍守。黑城繁盛時，有著優美的自然環境，並不是像今天這樣的遮天蔽日的黃沙景象。那時，這裡水草豐美，氣候適宜，林木眾多，人們過著安逸、富足的生活。

　　西夏滅亡后，元朝在此設置「亦集乃路總管府」。公元1372年，明朝大將馮勝攻破黑城，黑城就從此廢棄了。

　　西夏國都興慶府被蒙古大軍攻破之後，黑城尚未失守，其間西夏國一些重要歷史文獻和金銀財寶被轉移到黑城，並在此掩藏，從此豐富多彩的寶藏故事就開始傳播開來。

　　民間傳說引來了無數的盜寶者，黑城聞名於世就是因為探寶而意外發現的文物引起的。

　　1886年，俄國學者波塔寧是第一個來到黑城的現代人。他在額濟納河考察時，無意間發現了黑城遺址。他的到來揭開了一個古國文明的神秘面紗，但也給這個古國的文明帶來了災難。1908年，俄國人科茲洛夫來到黑城，買通當地王公，先後進行了3次發掘，掠奪了西夏文刊本和寫本古籍數千種，徵用了近百峰駱駝才得以把這些文物運走。這些文獻書籍中，僅罕見的書籍就達34種。此外，還有漢文、藏文、回鶻文、突厥文、女真文、蒙古文、敘利亞文等書稿。科茲洛夫將這些典籍運回了俄國彼得堡，分別珍藏於俄國科學院亞洲博物館和俄羅斯博物館，轟動了全世界。科茲洛夫為了炫耀他到中國「探險」的功績，寫了本名為《蒙古、安多和故城哈拉浩特》的書，書中寫道：「他贈送給探險隊一大批收藏品，整整一個圖書館的書、紙卷、手稿，約有300多幅畫在亞麻布，細繪料和紙上的佛像……，很有價值，體現了不同文明程度的金屬鑄像和木雕泥塑、畫板、塔的模型和很多其他的東西。」、「在哈拉浩特遺址度過的幾天中，探險隊總計得到下列各種物品：書、文字。紙、金屬錢幣，婦女裝飾、若干家庭用具和日用品，佛像之類的東西；在數量上，我們收集的考古資料裝了10個普特重的郵箱。」一普特相當16公斤，也就是說，科茲洛夫第一次盜掘了160公斤重的我國西夏文物。

　　科茲洛夫在黑城的盜寶之舉吸引了更多的盜寶者來到這裡，以各種名義挖掘地下深埋的寶藏。從此，黑城就陷入了一輪又一輪的盜掘之中。

　　1915年，英國人奧萊羅•斯坦因率領中亞探險隊以「探險」的名義來到黑城盜寶。經過了一番挖掘之後，他和他的探險隊發現230冊珍貴的漢文古籍和西夏文書。1923年，美國人蘭登•華爾納、雷勒斯•傑恩又在黑城進行了10天的發掘工作。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帶領的中德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黑城掘得一部元刊本《大藏經》。1930~1931年，中德西北考察團發掘出10000多枚居延漢簡，現在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成為鎮館之寶。

　　就這樣，一座反映西夏古代文明的以及周邊國家文明的巨大圖書寶庫被肢解了。

　　在黑城遺址，我國發現了最多、最完整的西夏文書資料，如西夏的《天盛改定新律》、《官階封號表》、《文海》、《番漢合時掌中珠》等。元朝的統治者在攻克西夏國都后，肆意燒殺掠奪，塗炭生靈，西夏的許多珍貴典籍橫遭劫滅。而元朝統治者更是對西夏歷史不屑一顧，編修《宋史》、《遼史》，卻偏偏不修西夏史。西夏的歷史、文明從此被黃沙掩埋，幾乎遺亡。

　　在西夏王國滅亡的時候，黑城卻由於遠離西夏的統治中心並接近蒙古草原而沒有遭到破壞，書籍文獻也沒有被燒毀。黑城眾多西夏文獻、文物的面世，彌補了西夏歷史文化的斷層遺憾，把西夏文明重新展現在世人面前。

　　為了進一步的研究西夏歷史、文化，1982~1983年，我國專門組織了聯合考古隊，正式對黑城進行搶救性發掘。在這次挖掘中，考古學家們根據黑城的遺址摸清了城市布局，並發現了大量文書和其他文物。這些文書匯聚了我國的許多民族語言，也反映了這些民族的歷史文化，包括漢文、西夏文、蒙古文、藏文、古阿拉伯文等各種民族文字。歷史學家們通過對出土文獻中的整理研究，發現了很多有關西夏歷史、文化等的重要信息，還根據出土的西夏文字文書解讀了西夏文字，為研究西夏、元朝社會歷史和文化，提供了極為寶貴的文獻資料。

　　活躍在賀蘭山的強大帝國
　　
　　在我國西北的賀蘭山一帶，曾經活躍著一個充滿神話色彩的民族。他們把賀蘭山奉為神山，在那裡建造了許多寺廟殿宇。經過多年的努力，這支黨項族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帝國，國勢之大甚至直接影響到了中原漢族王朝的統治。這個民族就是黨項族，建立的國家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西夏。

　　黨項族本來生活在青海東南部，到南北朝時逐漸發展壯大，強盛起來。唐時，唐朝統治者為了維護邊境地區的安寧，賜予黨項族首領拓跋赤辭李姓。黨項族由於受到吐蕃的侵擾，便在唐朝統治者的許可下遷往內地。經過上百年的穩定發展，黨項族的各部族形成了幾塊統治區域，分別是以夏州為中心的平夏部，慶州隴山以東的東山部，橫山地區的南山部等聚居地。這些黨項部族都臣服於唐。

　　在唐末的動亂中，黨項族的部隊因為驍勇善戰而被唐政府徵到甘肅一帶剿滅黃巢領導的起義軍，並因為剿匪有功而受到唐朝的封賞。唐授予黨項族首領夏州定難軍節度使，統轄夏州等五州地區，進爵夏國公。在此後的200年中，黨項族一直控制著賀蘭山的兵權。唐朝滅亡后，黨項臣服於後來的宋朝。他們佔據了賀蘭山一帶的廣大領土，並憑藉山脈的險峻為堅守的陣地。宋朝實行消弱藩鎮勢力的軍事措施，這些措施嚴重威脅到了黨項的統治，迫使其獻出五州領土。但是，黨項首領並沒有因此而屈服，夏州定難軍管首領李繼遷利用宋朝其周圍遼國的矛盾關係順利的收復了舊有的領土。李繼遷死後，他的兒子李德明繼位。他採取倚遼和宋的策略，即向遼、宋稱臣。這樣黨項既能獲得宋朝的賞賜，又能依靠遼國的威勢牽制宋朝。宋、遼統治者對李徳明的政策十分滿意，爭相為他加官進爵。他還帶領黨項部隊向西進軍掠奪吐蕃的戰馬和財物，向北收服了回鶻的精銳部隊，使部隊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大增。

　　李徳明死後，李元昊繼位，他就是西夏的開國之君。李元昊為了使黨項族的各個部落團結起來，增加軍事力量，就在民族內部採取了許多提高民族意識的措施。他去除唐朝、宋朝時對黨項族的賜姓，改姓氏為嵬名，嚴令「國中襲用胡禮」，官民一律禿髮、耳垂重環、「改大漢之衣冠」，確定民族服飾、簡化襲用唐宋禮儀、音樂和典章制度、訂立官吏制度、創製國書、設立蕃學等措施。這些措施對黨項族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各個部落都團結起來，整個黨項族也就更加強大了。

　　黨項族原本是以放牧、狩獵為生的民族，但元昊十分注重引進漢族的農業生產技術，開始發展種植業，農業經濟得到迅速的發展，基本擺脫了放牧、狩獵的生產方式，農業生產成為人們生產生活的主要內容。元昊為了改造農業生產環境，大興水利，並親自主持修建了從青銅峽的引水工程。世人為了歌頌他的功績，把這項引水工程定名為「昊王渠」或「李王渠」。

　　元昊見國家富強、兵強馬壯、人民富足，就感覺到稱帝的時機已經成熟，便開始為稱帝做起了準備。他把興州升為興慶府，並在城內大興土木，建設宮殿。1038年，元昊在遼國的支持下稱帝，國號大夏。因為大夏國在宋朝的西面，中原文化中把大夏也成為西夏。元昊十分推崇漢族的政治制度，並應用到自己的國家。官制的設置基本上模仿北宋，中央行政機構有：中書省、樞密院、三司、御史台、開封府、翊衛司、官計司、受納司、農田司、群牧司、飛龍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學、漢學等。地方行政編製分州、縣兩級，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軍事國防要地有時也設郡、府。稱帝后，元昊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地位，派遣使臣到宋朝上表要求宋朝正式承認他的皇帝稱號。這種請求當然沒有得到宋朝統治者的批准，於是宋朝與西夏發起了戰爭。此時，西夏正處於上升時期，軍心穩定，戰士們各個在戰場上英勇無畏，在戰鬥中佔據著明顯的優勢。西夏的部隊在1041年1042年與宋朝的兩次交戰中都大獲全勝，在好水川和三川口相大敗宋軍。面對強大的西夏軍隊，宋朝統治者無奈之下只得答應了承認元昊為夏國皇帝的要求。

　　西夏統治者依仗全民皆兵的強大武裝力量，與北宋和遼國發生過大小戰爭無數次。即使在金國滅掉遼和北宋后，西夏卻仍然能保持在西北的地域不受侵犯。鑒於西夏的軍事實力，金國也輕易不敢向其發動進攻。西夏在全盛時期，疆域十分廣大，東臨黃河，西至玉門關，南接蕭關，北抵大漠。隨著西夏國實力的不斷增長，使當時的中國版圖形成了宋、遼(金)、西夏三足鼎立的態勢。

　　西夏的開國皇帝元昊在位10年，他在宮廷的權力鬥爭中被自己的親生太子寧令哥刺死。但是，寧令哥並沒有如願登上帝位。他的叛逆行為致使滿朝文武及全國的百姓都對他十分不滿。寧令哥在後來的權力鬥爭中失敗，帝位由年僅1周歲的小皇子繼承。由於皇帝年幼無知，無法親政，朝政由皇太后藏氏把持。西夏建國后的48年是國家的建設時期，這一時期西夏大力發展軍隊，開疆闊土。加上西夏的前幾位君主都比較勤政愛民，因此，國力蒸蒸日上。之後，西夏進入了穩定的發展時期，持續了將近100年的時間。1139年，第五代西夏王李仁孝繼位。他是西夏國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統治長達54年。李仁孝強吸收漢民族的文化、教育，提倡儒學，推行漢文。在這54年中，他把西夏的繁榮推向了歷史的高峰期。

　　西夏仁宗李仁孝死後，西夏結束了長達百年的繁榮發展時期，走向了由盛轉衰的下坡路。從繼任的帝王開始，西夏就受到了外來軍隊的猛烈進攻。這時，成吉思汗已經統一了蒙古各部落，組織了一支兵強馬壯、戰備充足的部隊。為了擴大自己的版圖，他必然就會向周邊的西夏發起進攻，而仁宗李仁孝的死正給成吉思汗提供攻了攻打西夏的契機。1205年，西夏與蒙古發生了第一次的正面衝突，從此兩國戰爭不斷。

　　在戰爭的中早早期，由於蒙古軍隊長途跋涉而來，雙方互有進退，可以說西夏還是處於上風的地位的，成吉思汗在攻城時也受傷後來不治而死。但是，這種勝利不但沒能使西夏擺脫蒙古軍隊的進攻，而且使戰爭更為激烈。成吉思汗死後，他的繼任者以及蒙古將士們都對西夏充滿了仇恨，發誓要為成吉思汗報仇，在戰爭中表現更為英勇。1227年，蒙古的繼任統治者殺死了投降的西夏末代帝王李睍（xiàn），西夏從此滅亡了。西夏共建國190年，從元昊算起經歷了10位帝王，最終消失在歷史深處。西夏的人民在亡國后也紛紛逃到其他地區避難，在長期的生活中與那裡的人們相融合，失去了本民族的特色，黨項族也被歷史塵封了。

　　西夏失敗的原因有很多：西夏的後期在短短的20幾年中就更換了5位皇帝。統治階層內部的不穩定直接影響到了國家的盛衰；國家出現了嚴重的統治危機，上層社會內部矛盾開始激化致使國力迅速衰退；不能有效的阻止蒙古大軍的進攻。在西夏襄宗和神宗時，與金國發生了激烈的戰爭衝突，致使軍隊的戰鬥力下降等。

　　在蒙古大軍進攻西夏之前，西夏統治者沒有做任何準備。他們生活在長期的穩定、安逸中，早已經忘記了前幾任皇帝征戰沙場的往事。隨著社會的安定，統治階級和上層社會慢慢開始變得腐朽墮落。而且那時的西夏社會大行漢風，人們嚮往做那些風流倜儻的儒家雅士，不願意在征戰沙場。因此，在西夏的部隊中，將帥人才出現了斷層，軍隊戒備鬆懈，兵不習戰，軍事素質下降。

　　西夏在戰爭中還犯了戰略性錯誤。為了得到部分領土，西夏的統治者與蒙古軍隊結盟，一同攻打金國，卻忽略了金國滅亡后就會使自己單獨面對蒙古軍隊，陷入孤立的境地，而且在對金戰爭中過多地消耗了許多戰鬥力。當蒙古滅金后，很快就撕破了與西夏的戰時同盟協定，轉而向其發動進攻。西夏沒有外援的支持，不能利用外部力量牽制蒙古的軍隊，失敗也在所難免。在與蒙古軍隊作戰時，西夏又犯下了嚴重的指揮錯誤。他們分散兵力，堅守城池，不能互相救助，失去了戰爭的主動權，完全陷入了被動境地。蒙古大軍憑藉著自己的優勢對西夏的城池採取各個擊破的策略，很快就收到了效果。

　　現在，只有賀蘭山上留存的規模宏大的西夏皇陵還能證明這個國家曾經的繁榮。

　　西夏劍，述說著先進的冶鍊技術
　　
　　「紅妝擁坐花照酒，青萍拔鞘堂生風。螺旋鍩鍔波起脊，白蛟雙挾三蛟龍。試人一縷立褫魄，戲客三招森動容。」這首詩是蘇東坡得到一把西夏劍后，興奮之餘命晁補之做的讚美西夏劍的詩歌。詩中的「拔鞘」指的就是西夏劍的劍鞘，這把劍鋒利的達到了吹毛即斷的地步。

　　西夏劍在兵器中號稱舉世無雙，在宋朝時與蜀錦、定磁、浙漆等並稱為天下第一。就連堂堂的宋欽宗都十分喜愛西夏劍，常常把它帶在身邊把玩。戍守邊疆的大臣也以從皇帝那裡獲得西夏劍作為最高規格的賞賜。由此可見西夏劍的犀利與名貴。

　　由製造精良，鋒利無比的西夏劍可以看出西夏的冶鍊技術非同一般，在當時處於頂尖水平。西夏劍只是先進的冶鍊技術的一個代表，西夏的其他兵器也都製造得十分精良。史書記載，西夏甲胄「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人」。 西夏的陵墓中出土的甲胄殘片製作精細，薄厚均勻，孔眼劃一，有的外表有鎏金。 西夏的神臂弓「以糜為身，檀為銷，鐵為槍鐙，銅為機，麻索系扎絲為弦」，三百步外，能射穿很厚的物品，殺傷力很高。

　　西夏冶鍊技術的大發展與黨項族的民族特徵有著重要的關係。西夏是一個在戰馬上打天下的國家，並保留著早期的游牧民族的一些習慣。西夏最強盛時，達到了全民皆兵的程度。西夏與周邊的許多國家都有過長期、激烈的戰爭，比如對宋戰爭、對遼戰爭、對金戰爭、對元戰爭，以及對一些周邊小國的領土擴張，如對吐蕃的侵犯。戰爭必然是以士兵和兵器作為後盾的。一把得心應手的鋒利兵器可以幫助士兵在那個冷兵器時代取得勝利，一把低質量的兵器也可以使士兵在戰鬥中斃命。因此，西夏國為了保證戰爭的勝利並最大限度的減少傷亡，就對兵器的製造花了很多心思。除了戰爭的需要外，西夏的農業發展也使政府大力地發展冶鍊技術。西夏朝建國后，種植業生產已經遠遠超過了黨項傳統的畜牧業和狩獵所帶來的價值，人們的生活主要靠農業生產來提供。這兩點原因帶來了西夏的冶鍊技術的大發展。

　　西夏的冶鍊技術主要用於兩方面：一是用於製造皇室、貴族等人使用的奢侈品以及平民百姓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二是製造兵器以及農業生產工具。

　　在製造奢侈品方面，西夏國王專門設置了「文思院」，用來「掌造金銀犀玉，金彩繪素，以供輿輦冊寶之用」。因此，西夏金銀器造型輕巧，外表光瑩，厚薄均勻，做工精細。 西夏金器的鑄造有「生金熔鑄」、「熟再熔」、「熟打為器」等多種工藝。《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載有「生金熔鑄：生金末一兩耗減一字。生金有碎石圓珠一兩耗減二字」，「熟再熔一番為熟板金時：上等一兩耗減二字。次等一兩耗減三字」，「熟打為器：百兩中耗減二錢」等冶鍊技術。西夏的黃金拉絲工藝水平很高，文獻記載，西夏官吏戴金冠，更有甚者「人馬皆衣金」。「衣金」就是把黃金拉成絲，織到毛、絲、棉織物中去。金屬拉絲是技術性極高的工藝，十分複雜，這充分顯示出西夏金銀鑄造的技術和工藝。
　　
　　西夏煉銅和銅器製造技術相當先進。除了冶鍊青銅、紅銅外，還冶鍊黃銅。黃銅的冶鍊比青銅、紅銅要複雜，所以不論是宋、遼，還是西夏，只在文獻中有黃銅生產方法的記錄，黃銅器實物發現極少。《文海》載「融銅撒葯為鍮（tōu）也」。古人說的「鍮」 是銅與鋅的化合物，即黃銅。《文海》中的撒葯應是指加入鋅，說明西夏工匠已掌握了冶鍊黃銅技術。西夏銅器的製造，分打制和鑄造兩種工藝。《天盛改舊新定律令》規定，銅「為種種打事則一兩中可耗減三錢」，「為種種鑄事則一兩中可耗減二錢」。但是在具體製造過程中僅僅靠打制和鑄造兩種工藝是很難完成一件優秀作品的。西夏陵出土的鎏金銅牛，重188公斤，造型逼真，比例勻稱，線條流暢，是西夏藝術品中的珍品。製作它，需集冶鍊、模具雕塑、澆鑄、焊接、拋光和鎏金等工藝於一體，工藝十分複雜。

　　在製造兵器及農具方面，冶鍊技術和方法也多有記載。由於兵器的製造量非常大，用於冶鍊的普通坩堝爐效率低下，不能滿足要求。西夏人採用了中原先進的豎爐。這樣就更適宜於大規模的生產，提高了煉鐵效率。史書記載，西夏甲胄「凡鍛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鍛之，比元厚三分減二，乃成。」

　　西夏的農具品種繁多，製作精良。1980年，在內蒙古伊金霍洛旗大型陵墓中出土的西夏農具有犁、鋤、鐮、钁、杴、耙頭等，還出土了大量的生活用具，有鍋、鑿、釜、剪刀、燈、勺、鏟、臼、杵和斧等。這些普通的生活用具中有的也使用了極為複雜的冶鍊技術，如出土的鐵鍋的製造工藝比現在的製造工藝還要複雜、考究。

　　通過古代的文獻記載和現代的考古發現，可以看出西夏的冶鍊工藝已經出現了鍛、鑄、焊接、拋光、切削、鑽孔、拉絲、鑲嵌、鏤刻和鎏金等各種先進工藝技術，不僅不比中原地區落後，在個別方面甚至更為先進。

　　除了在冶鍊時使用的先進工藝外，一些附屬的先進工具也幾經投入到冶鍊生產中使用，鼓風設備就是其中的代表。在西夏時鑿刻的榆林石窟中，就有一幅名為《鍛造圖》的壁畫。壁畫中有三個人正在冶鍊，其中有兩人在吹打燒紅了的金屬，另一人則坐在一個墩子上，推拉著一個風箱樣子的工具。這個工具就是古代的鼓風機。它不僅提高了鍛造速度，也提高了鍛造質量。西夏工匠在鍛造中所用的鼓風設備已不是韋囊鼓風，而是風箱鼓風，這樣可以保持爐膛內所需的高溫。煤炭的廣泛應用給西夏的冶鍊技術帶來了更大的發展空間。西北地區是重要的產煤地區，而西夏國所處的位置就在產煤帶上。煤用之於冶鍊較其他燃料更加省時，也能夠帶來更多的熱量，更容易提高爐溫。

　　獨特的美酒文化
　　
　　1986年的一天，在內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紅慶鄉，幾個農民正準備收工時，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其中的一個人在挖土的時候手中的鐵鍬突然被什麼堅硬的東西震了一下，他以為是散落在田間的磚頭石塊，就沒在意，繼續挖起土來。可是，他並沒有挖出想象中的磚頭石塊，卻發現了一個奇怪的東西。旁邊的村民們紛紛聚攏了過來，仔細的辨認起來。一個人突然興奮的喊了起來，這不是瓷器嗎？

　　於是，他們趕忙把從田地中挖出的瓷器的事情報告給了當地的文物部門。考古人員接到消息后馬上帶著工具來到了那裡。經過考古人員的細心挖掘，發現這裡是一處收藏瓷器的地窖。這座地窖為一個圓形土坑，距地表約１米，直徑達３米，裡面堆滿了瓷器的殘片。經過專家鑒定，這個地窖是西夏時挖掘的，裡面的瓷器也是珍貴的西夏瓷器。從地窖的掩埋程度可以看出，地窖主人一定是遇到了什麼危急的情況，才把自己的寶物匆匆掩埋的。

　　考古隊員們在地窖中清理瓷器的殘片時，發現了一件保存完整的褐釉剔刻花瓷瓶。這個瓷瓶高40厘米左右，瘦勁挺拔，小口，口外有較寬的邊唇，似蘑菇狀，束頸，斜肩，深腹，平底。胎為淺棕黃色，施褐釉，以剔地刻花技法進行花紋裝飾，腹部為兩個對稱的花形開光，內飾花紋主題為折枝牡丹花，以零亂的牡丹葉子填空，下腹部刻畫一鹿紋。鹿回首做驚吼狀，且口吐雲霧。近底處及底部均未施釉。這個精美的瓷瓶初看上去與與宋朝的經瓶，也就是酒瓶十分相似，但是細看卻又有著許多宋朝經瓶沒有的特徵。考古學家們在翻閱了大量資料之後，確定這件印花瓷瓶就是西夏王朝使用的經瓶，是盛酒的器具。那麼西夏的瓷瓶怎麼會埋到蒙古去呢?這是因為西夏國最強盛時進行了大規模的武力擴張，內蒙古的不少地區成了西夏的疆域。

　　西夏的酒文化十分發達，所釀的酒均屬上品。因此瓷瓶的主人在遇到為難危難的情況下都不忘了把酒瓶收藏起來。北宋陸遊在《秋波媚》中稱讚西夏美酒「憑高酹酒、此興悠哉」。

　　西夏的釀酒歷史十分悠久，最早要追溯到黨項族的祖先羌族時期。羌族是更為古老的一個少數民族，生活在一望無際的青藏高原上。由於地廣人稀和氣候寒冷，羌族人靠飲酒來驅除寂寞、抗拒嚴寒。此外，他們豪爽的性格也造就了好酒的天性。他們在草原上以游牧為生，雖然不種植農作物，種植業處於未開展的狀態，沒有五穀，可是卻學會了造酒。雖然沒有中原地區的糧食作物作為造酒原料，可是青藏高原給他們提供了天然的原料——野生的大麥。《舊唐書》上就記載著羌族人「求大麥於他界，醞以為酒」的事情。這也是我國北方用麥造酒的最早的記錄。

　　羌族的一支發展為黨項后，承襲了祖先的造酒工藝。黨項內遷為西夏國的造酒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內遷后，出現了農耕和農業生產，黨項人得到了許多糧食作物 ，這就為改進造酒工藝、增加酒的品種提供了契機。同時，隨著對外的文化交流的擴大，黨項開始接收了中原地區以及其他民族的造酒工藝。這些都使得黨項的造酒技術大大進步，酒類的品種也開始多了起來。

　　西夏建國后，釀酒業更是的到了長足的發展。那時，他們已經開始從游牧生活定居下來，農業生產成為人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農作物品種和產量都顯著增加，為釀酒業提供了廣闊的前景，傳統的釀酒業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生機。到第五代皇帝李仁孝統治時期，西夏的經濟、國力都達到了頂峰，釀酒業也隨之而達到最為繁榮的時期。統治者為了保證他們特殊的釀造技藝不外傳，還專門設置了「酒務」機構並制定了這方面的法律，以管理釀酒作坊、發展釀造業。西夏法典《天盛律令》詳細規定了酒的生產與管理制度：必須在官府批准並頒發許可證之後才可以釀酒，否則就要受到相應的懲罰，輕重視私釀酒的數量而定：百斤以下的，官員罰馬兩匹，平民判處３個月徒刑；超過百斤的，不論官民一律判處６個月徒刑。

　　在西夏時期開鑿的安西榆林窟中就有一幅《釀酒圖》壁畫，這幅畫向後人詳細的講述了釀酒的工具、過程、原料等信息。畫面中央是一個熱氣騰騰的灶台，上面是層層疊疊的方形器物。一位婦女身穿淺色的長袍，左臂卷著袖子，拿著吹火筒蹲在灶台旁正在燒火。灶台裡面的火很旺，後面的煙囪冒著滾滾的煙。另一位婦女穿著深色的對襟大領長袍，拿著一個陶器站在灶台旁回頭看著燒火的婦女，似乎在向她詢問什麼。灶台的左面放置著酒壺、貯酒槽、木桶等工具。從這兩個釀酒人的性別、裝束來看，這應該是西夏家庭釀酒時的一個場景。由此可見，那時西夏的酒文化十分繁榮，家庭也已經掌握了釀酒技術。

　　 酒成為西夏人日常生活和社會活動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們好喝酒，而且常常飲酒取樂。西夏境內酒樓、酒館很多，這也是都城興慶府的一個特色。每當遇到什麼節日或是高興的事情，西夏人無論男女老少，都會開懷暢飲。余闕所著的《青陽先生文集》就記載了西夏飲酒的盛況，說黨項人性格質直尚義，平時相處雖然是異姓但好像姻親一樣。逢年過節，人們相互拜訪，互致問候。老少相坐，只按年齡輩份而不論官爵高低。祝壽拜舞，上下猜拳行令、自娛自樂。喝醉后與鄉鄰親戚互相道別，大家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也是常事。在統治階級或貴族中，還流行著邊飲酒邊談國事的習慣。據《西夏書事》記載，「元昊謀攻延，悉令諸侯酋豪於賀蘭山坡與之盟，各刺臂血和酒，置髑（dū）髏中共飲之」，就是說元昊在採取重大的軍事活動之前都要把那些重要人物聚集在一起，引用摻和這人血的酒，以示決心。
　　西夏人除了高興時喝酒，在祭祀、盟誓儀式中要飲酒，在與仇敵和解時也要飲酒。西夏有著濃重的祭祀傳統，一祀天，二祭祗，三享人鬼，四釋奠先聖先師。無論是祭奠哪一類神鬼，都要準備豐盛的祭品和充足的酒。《天盛律令》記載：有「神跡」的牛馬死後，要派一官巫，於「三司內領取三兩香、一斗酒、三斤酥、原糧一斗……以祭祀」。僅僅祭祀一頭神畜就要耗費一斗酒，可見酒在祭祀中的地位。

　　 此外，酒還是西夏人對外戰爭的一件隱形武器。他們利用西部游牧民族「嗜酒」的特點，給他們送去精心釀製的許多美酒，引誘他們叛變宋、遼，投奔西夏。戰士們立了功，朝廷也往往是用美酒來犒賞。宋朝大臣李綱總結西夏人特別能戰鬥的經驗時說：「夏人之法，戰勝而得首級者，不過賜酒一杯，酥酪數斤……」。由此可見，酒是西夏部隊取得勝利的一個法寶。

　　 西夏提倡飲酒，喝醉了人們又經常做出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情，比如偷盜。西夏的統治者對這種情況考慮的十分周全，這也許就是他們雖好酒，卻不會因醉酒而誤事的原因吧。西夏的法律規定，對那些酒後鬧事的人不會予以重罰，酒醉時牽走他人牲畜或拿走他人財物，只要酒醒後送還就可以了，牲畜或財物的主人不能因此事而告狀。但是，如果醉酒者在酒醒后仍不把牲畜和財物歸還，就要被判處偷竊罪了。

　　神秘的星曜崇拜
　　
　　與許多古代民族一樣，西夏人對於電閃雷鳴、生老病死等自然現象也不明白是什麼原因。於是，他們便認為在人的力量之外有一種特殊的力量在掌管著人間萬物的運行、掌管著人的生老病死。他們發現世間的一切都是在變化的，而只有天上的太陽、月亮、星星每天都按著固定的時間、地點出現，很少會出現變化。於是，西夏人就認為這些天體是永恆的，在控制著人的命運。一旦這些天體出現了變化，他們就認為會有什麼大事要發生，或者是好事，或者是壞事。但是，這些都是他們無法預料的。為了使天下太平安定，為了自己不受傷害，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祭祀天上的太陽、星星等。

　　後來，隨著國家的不斷發展壯大，西夏人開始接受一些外來的思想。12世紀時，西夏人在翻譯漢文和藏文的佛經的過程中，認識、了解和掌握了佛教的觀星術，並結合本民族的一些風俗習慣逐漸發展成為民間廣泛流傳的星曜（yào）崇拜。在藏於俄羅斯的西夏文獻書籍中，《種咒王蔭大孔雀經》、《九曜供養典》、《聖星母中道法事供養典》、《佛說金輪佛頂大威德熾盛光如來陀羅尼經》都說明了西夏星曜崇拜的盛行和舉行法事活動的具體過程。西夏的朝廷專門設有觀測天象的機構「史卜司」，由精通星曜之術的術師負責。這些人自稱能看懂天上星相的變化，可以預測出人間的吉凶，並且能夠憑藉自身修行得來的法力幫助那些被災難、禍事籠罩的人們走出困境。西夏統治者為了使統治世世代代的傳下去，就大興土木，修建了許多規模宏大的星曜崇拜的場所。

　　專家從對西夏文獻的研究中發現，西夏的星曜崇拜就是對星宮和黃道星宮的尊敬和崇拜。西夏人所崇拜的星曜有11個：日神、月神、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以及印度神話傳說中流傳下來的紫炁（qì）神、月勃神、羅喉神、計都神。

　　西夏人認為羅喉神、計都神是兩顆會帶來禍事的星星，每當他們出現時，就會遮蓋太陽或月亮的光芒，也就預示著將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月勃星也是一顆災星，是由土星多餘的氣體演化而來，一旦出現就會給人帶來災難和不幸。在印度神話中，羅喉神和計都神星曾是一個神因為受到懲罰而一分為二的。這個神偷盜了不死葯，被日神和月神告發，天神毗濕奴對他的行為十分憤怒，一氣之下就把他劈成了兩半。這兩部分並沒有消亡，而是形成了兩個獨立的星體，即羅喉神和計都神。他們便以製造日食和月食的形式報復告密的日神、月神。

　　與之相反，他們認為紫炁星是一顆福星，是由木星多餘的氣體演化而來，出現的時候會帶來吉祥、幸福。　

　　西夏的統治者為了攘除災星帶來的災難，並祈求福星帶來祥兆，每年都要在規模較大的佛寺中舉行盛大的法事活動。為了表現虔誠，他們一般都把舉行法事的壇城修建的十分富麗堂皇，壇城的中心繪有熾盛光佛，四周繪有星曜、護佑諸神、鬼怪和惡魔。在壇城準備好之後，統治者及術師就會選擇一個吉利的日子向星曜神靈獻上各種各樣的供奉。在舉行法事時，術師就會扮演佛的角色，手持法器向各處派遣天神來搜捕各方惡魔，並命令他們把捕獲的惡魔驅趕到壇城的西南角予以處死。同時，術師還會依仗著佛的法力，消除災星帶來災難和不幸，並向福星祈求幸福。

　　做過這些法事之後，西夏人慌亂的心就會安定下來。他們相信，那些四處遊盪的惡魔已經被處死了，而災星帶來的或即將帶來的災難也消除了，從此天下太平。

　　在發現的西夏時期的許多星曜崇拜圖中，西夏人把每一個星曜都賦予了人的形象。圖的正中心通常是人間佛的本源的阿彌陀佛或手持法輪的熾盛光佛，形象十分高大。日神和月神在佛上方的雲彩上面，其他的星曜分別侍奉在佛的兩邊。

　　日神在眾星曜中處於最為重要的位置，代表著光明和陽性。日神往往是以帝王或大臣的形象，頭冠上飾有太陽的象徵——三足烏。月神代表黑暗和陰性，通常都是手托繪有玉兔的圓盤的皇后形象。在我國的傳說中，圓盤代表著月亮，玉兔在上面煉製長生不老葯。

　　土星在星曜諸神中也有著重要的位置。土星代表的是大地，因此以黃色為主，在印度神話里，土星的形象是一位穿著寬大的袍服的老者，拄著長杖，手持象徵法力的印信，他頭飾上面的公牛就是土星的象徵。金星的形象與佛經中描繪的十分相似，是一位穿黃色衣裙，彈奏著琵琶的女子。木星是掌管訴訟、大赦、懲罰的神靈，可以保護國家免受鬼怪的侵擾。因此，他以官吏的形出現，旁邊還有象徵著懲罰的粗木棍和斬頭台。火星是主管雷霆的神，對內執掌官府，對外統領軍隊，他的形象也與佛經中描繪的極為相似，是一名手持利劍和敵人的頭顱的武士。水星是一位手持書卷的女性，頭冠上有猴形的飾物。

　　在星曜崇拜圖中還有黃道12星宮。這些黃道星宮與古希臘對黃道星宮的描繪十分相近，由此可以看出西夏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很大。

　　西夏大事記

　　公元1038年，元昊在遼國的支持下稱帝，建立了大夏王國。
　　
　　公元1041、1042年，西夏對宋朝的兩次戰爭都取得了勝利，西夏的地位正式被中原王朝確認。
　　
　　公元1139年，西夏皇帝李孝仁繼位，他在經濟政治方面都進行了大力的改革，西夏從此進入全面繁盛的時期。
　　
　　公元1193年，李孝仁去世，西夏王國的勢力達到了頂峰，同時，由於他的去世，西夏的實力開始由盛轉衰。
　　
　　公元1205年，西夏與蒙古發生了第一次的正面衝突，揭開了西夏與蒙古戰爭的序幕，也揭開了西夏被外族侵擾的序幕。
　　
　　公元1227年夏，成吉思汗在遠征西夏時受傷去世，戰局的勝利由西夏轉向蒙古。
　　
　　公元1227年，蒙古大軍殺死了投降的西夏末代帝王李睍，西夏滅亡。

　　大理是中國宋代以白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在今雲南一帶建立的少數民族國家。後晉天福二年（937），通海節度段思平自立為王，國號為大理，1094年國中權臣高升泰改國號為大中，1096年段正淳改國號為後理。蒙古憲宗三年（1253），忽必烈征雲南滅大理。大理國主段氏降，被任命為世襲總管。原大理官員多受封為雲南各地土司。大理國大力推行漢族文化，用僰（bó）文說話，用漢字書寫。今昆明古幢公園內的石幢，是大理時石雕僅存的碩果。此外，大理的壁畫和木刻也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大理盛行佛教，儒生無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師僧也都誦讀儒書，有所謂的「釋儒」（又稱「儒釋」）。可說大理國是以儒治國，以佛治心。

　　歷史與傳說中的段氏家族
　　
　　在著名武俠小說大家金庸先生的著作中，多次出現過大理國，如《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天龍八部》。在書中，大理國是由段氏王朝統治，人民儒雅宏文，衣冠談吐都和中原漢人沒什麼分別。那麼，我國歷史上是否真的存在這個段氏王朝呢？一燈大師與段譽又是否確有其人呢？

　　金庸在小說中是這樣解釋段氏家族的出身的，說段氏祖先原本是涼州武人，也就是說段氏家族是十六國時期北涼第一任國君段業的後裔。北涼滅亡后，段氏家族出逃，下落就不得而知了。究竟小說中敘述的是否正確也就無從考證。但是，在我國的雲南確實存在過一個段氏皇族，建立了大理國。《唐書•世系表》中說：「段姓出武威」。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也說：「段氏自稱先世是武威郡（涼州）人」。那麼，段氏家族是怎樣繁衍生息並遷徙到武威的？小說中對段氏家族的描寫與現實中存在過的大理段氏家族是否相吻合呢？這些要從段姓起源談起。

　　我國在很早的史書中就有對段氏家族的來歷、淵源的記載。《史記•鄭世家》記載了在2700多年前的春秋時期，鄭武王姬掘突建立了鄭國。他迎娶了申女武姜為夫人，武姜生了兩個兒子，一個是後來的鄭莊公，另一個是叔段。鄭武王死後，鄭莊公繼位，而叔段卻很不滿，仗著自己母親的寵愛，就造反奪取王位。但是，鄭莊公對叔段早有防備，叔段打敗，遠逃到現在的河南地區，不再以姬姓作為自己的姓氏，改姓段。這就是段氏的來源。段氏族人最早一直生活在河南的附近地區，後來不斷向外遷徙，併流入西北。唐朝的林寶編著的《元和姓纂》中記載了在西漢文帝時有一個叫做段仰的人，任北地都尉，他的後人段貞任武威太守，段氏子孫開始在武威繁衍。漢朝的段貞任武威太守后，段氏家族在涼州大地上大展身手，為造福地方和社會發展做出了一定貢獻。武威籍歷史名人中的段穎、段煨、段承根、段榮、段韶、段達、段秀實等都曾在歷史上創建過豐功偉業。段氏是武威歷史上有名的九大姓之一，立堂號為「武威堂」，郡望為「武威郡」、「京兆郡」。

　　那麼段氏家族又是怎樣散布到雲南地區的呢？清朝著名學者張澍在《姓氏尋源》里說：「段氏有出遼西者，本鮮卑擅石槐之後，晉將段匹鄲里也。支南蠻段氏，魏末段延沒蠻代為酋帥，裔孫賃人朝拜為雲南刺史，本出武威。」他在文中指出，武威的段氏子孫在魏末受到朝廷調遣被派往雲南做官。從這時起，雲南開始有了段氏家族。

　　從段氏的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出，雲南大理國段氏出自武威，而金庸的武俠小說中描繪的段氏同樣也出自武威，所以，這兩個段氏家族應為同一源頭，只是小說中的段氏家族根據情節的需要做了調整。也就是說，小說中的段氏家族是以大理的段氏王為原型來塑造的。

　　段氏在雲南真正發展壯大起來是在南詔統治時期。在傳說中，段氏家族的在雲南的第一位英雄名叫段赤城。他曾殺死巨蟒，被當地白族崇拜為「本主」，也就是地方保護神的意思。但是，這只是一個傳說中的人物，真實性不可考證。

　　在歷史上，段家為南詔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新唐書•南蠻傳》記載，唐宣宗時，安南經略使貪暴，對那裡的少數民族「棠魔蠻」族進行殘酷剝削，一斗鹽就要換他們的一頭牛。少數民族不堪壓迫，與南詔大將段遷攻陷安南都護府，取得了今紅河州南部及文山州的地盤。可以說，段家為南詔創下了豐功偉績。此後，段氏家族一直都在南詔政權中擔任重要官職。

　　公元902年，南詔的末期，朝廷權臣作亂，段氏家族趁機奪取了政權。從此，段家飛黃騰達的日子來臨了。

　　在真實的大理段氏王朝中，並不存在小說里的一燈大師、段譽等擁有絕世武功的高人。但是，小說中的人物也並不是完全虛構的。在大理國中，第十六位國君名叫段和譽，小說中稱為段譽，第十八代國君名叫段興智，小說中稱為段智興。

　　大理滅亡之後，段氏家族也漸漸的衰落了下去。元世祖忽必烈在征服大理后，就在這裡設置了官府，而原本的大理國皇室則成了元世祖的管家，並一直延續到元朝末年。後來，大理的段氏家族有發展分裂成幾個支系，有的留在原籍，有的遷移到了陝西的雁門關，還有的遷移到了更遠的地方。

　　大理的變遷
　　
　　大理的開國之君是段思平。他是「烏蠻」貴族，是南詔國的通海節度使，手握重兵，很有實權。南詔的最後一個國君舜化貞駕崩后，清平官鄭買嗣趁機發動政變，殺戮南詔王族800人，自立為君，改國號為長和。長和國存在的時間並不長，僅過了3年就滅亡了。長和國的權臣楊干貞殺死了國君擁立清平官趙善政為君，改國號天興。但是，趙善政只是個傀儡國君，也沒有什麼政治才能。在他稱帝幾個月之後，就被楊干貞廢掉。楊干貞自己坐上了皇位，改國號為大義寧。這個人雖然陰險狡詐，很會賣弄權力，但是卻沒有什麼治國方略，而且為人十分貪婪，對百姓橫徵暴斂，不得民心。當時，大義寧國上上下下都掀起了反楊的運動，國家政權搖搖欲墜。

　　段思平見大義寧國內大亂，就在通海培養自己的勢力，等待機會準備干一番大事業。為了加強自己的力量，他以「減爾稅糧半，寬爾徭役三載」為口號，拉攏了烏蠻三十七部貴族，又得到了洱海地區的白族封建主的支持，力量大增。據說，段思平能夠出兵建國還要歸功於一支神戟。《南詔野史》中記載，段思平有一天化裝成獵人去聯絡武裝力量，夜晚在一戶農家投宿。這戶人家藏有一支神奇的戟，似乎專門在等待著他的到來。那天晚上，颳起了大風，那桿戟竟然自己跑了出來，來到段思平的房間。段思平很是驚訝，覺得這是上天的恩賜，就趕忙帶著神戟走了。在後來的戰爭中，段思平使用這桿神戟指揮千軍萬馬，殺敵無數。

　　公元937年，段思平趁大義寧政權危難之機，聯絡雲南東部的「三十七部」武裝力量向大義寧發起了強大的進攻。大義寧的軍隊不堪一擊，段思平沒用多長時間就滅掉了大義寧。之後，段思平稱帝，改國號為大理，定國都在羊苴（xié）城。大理國是以白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在今雲南建立的政權。

　　大理這個國號還有著一段不尋常的來歷。《南詔野史》說段思平在進兵時，找不到渡口過河，正在危難之際，遇到了一個「披纓浣紗婦」給他指點迷津，並且叫他建國后把國家命名為「大理」。但是，這只是一個傳說，在史書中，記載了段思平取大理作為國名的用意。他改國號為「大理」，就是要大大調理各方面的關係，以穩定統治基礎，富國強兵。在我國古代社會，「理」與「治」是一個意思，「大理」就是「大治」的意思。對於這個國號，還有一種說法，「理」是彝族的自稱。那時，「理」和「寧」是一音多寫，大涼山彝族至今還稱自己是「寧」或「寧惹」，彝區稱為「寧木」。

　　段思平建國后調整、治理了國政，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更易制度，損除苛令」，使政權逐步得到鞏固、人民得到休養，使經濟在不長的時間內得到恢復和發展。為了封賞幫助自己登位的功臣，段思平分封諸侯。各諸侯都世襲領有封地，在諸侯領地內，當地諸侯是最高統治者，其下也各有家臣效忠。他在全國設首府、二都督、六節度，共八個地方政權，有「雲南八國」之稱。在大理國的發展前期，這種分封制穩固了統治基礎，發展了經濟，大理國進一步強大起來。大理國的疆域十分廣大，是今天雲南省面積的將近3倍，東至普安路之橫山（今貴州普安），西至緬甸之江頭城，南至臨安路之鹿滄江(今越南萊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羅羅斯之大渡河。大理沿用了南詔的政治制度，王稱驃信，下設清平官，有坦綽、布燮、久贊、彥贊，彥贊是大理增設的，清平官下有「九爽」的官職。

　　在幾位皇帝的努力下，大理國的國力與日俱增。《桂海虞衡志》中的八個字可以充分的說明大理取得的成就，「地廣人庶，器械精良」。經濟的發展源於農業的發展，那時的統治者大力發展農業，興修水利再加上良好的自然環境，為農業生產提供了先天的優勢，使大理的農業與中原地區水平基本相當。元初郭松年到大理，見到了「灌溉之利達於雲南之野、禾麻蔽野、溉田千頃」 的景象。大理的畜牧業也很發達併產良馬，每年都有數千匹精壯的馬匹被運到內地販賣。

　　大理由於交通四通八達，與周邊國家的貿易十分頻繁，邊境的互市榷場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大理商人輸往內地的商品有馬、羊、雞等畜禽，刀、氈、甲胄、鞍轡、漆器等手工業品，以及麝香、牛黃等藥物。從內地輸入的則有漢文書籍、繒帛、瓷器、沉香木、甘草等藥材和手工業品。隨著貿易的增多，內地的先進文化和科學技術也被帶到了那裡。宋徽宗時冊封大理國王段和譽為「雲南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大理王」。此外，大理與緬甸、越南、馬來亞、印度、波斯等國家都有貿易往來。經濟的發展，對外貿易的發達帶動了手工業的興盛，用象皮製作的甲胄，形式精巧，質堅如鐵與披氈、彩漆器皿、馬鞭鞍轡等是大理國聞名天下的特產。冶鍊技術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聞名天下的雲南刀「吹毛透風」。

　　但是這種繁盛局面並沒有持續多久，大理國就陷入了嚴重的統治危機之中。段思平所分封的諸侯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國家的統治，但是也給後世的帝王們帶來了統治危機，諸侯據地自雄、王室力量極大削弱。各封建主和其他民族的一些貴族領主，經濟和政治地位也相應地得到鞏固，滇池地區的高氏家族，洱海地區的楊氏家族，就發展成了東、西部的兩大霸主。他們與「大理王」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以至發展到同段氏王族分庭抗禮、爭奪權力的地步。

　　公元1063年，楊允賢公開叛亂。大理的第十二位國君段思廉無力平亂，只好請諸侯高智升出兵相助。高智升雖然平定了楊允賢的反叛，但卻趁機擴大了自己的勢力範圍，佔據了整個鄯闡府轄境。段思廉雖然不情願高家這樣做，可是礙於高氏家族的強大勢力，只能順水推舟封高智升為鄯闡（shàn chǎn）侯，並且還不得不把國王直轄領地的一部分「賜」給高智升，這也進一步加劇了段氏統治的危機。

　　楊允賢雖然反叛失敗，但是楊家的勢力卻並沒有因此而衰弱。公元1080年，楊義貞再度發動政變，殺掉國君段廉義自立為「廣安皇帝」。楊義貞的稱帝危及到其他被封諸侯尤其是高家在整個大理國的地位。鄯闡侯高智升聯合「烏蠻」三十七部的兵力再次平叛，4個月之後就把篡位的楊義貞打敗，高家的勢力趁機發展到洱海地區。由於段廉義無子，高智升便擁立他的侄子段壽輝段為大理王。高智升表面上擁立段氏為王，實際上「挾天子以令諸侯」，自任宰相，把鄯闡侯的位子傳給兒子高升泰。這樣，高氏就成為大理國勢力最強大的一支諸侯，幾乎全部控制了大理國政權的轄區。大理國的重要官員，也幾乎為高氏家族壟斷，號稱「一門之盛，半於大理」。

　　段壽輝僅僅當了一年有名無實的傀儡皇帝，就被高家父子廢除，段正明被另立為大理國君。段正明在位時，對高氏家族十分謙讓，博得了他們的好感，因此做了14年的皇帝。但是，野心勃勃的高升泰一心只想著當皇帝，於1094年廢段正明，自立為皇帝，改國號「大中國」。高升泰篡位后，遭到其他封建主和其他民族部落領主的反對，尤其是「烏蠻」三十七部反對最為強烈，他們根本不接受高氏「大中國」的統治。高升泰僅僅做了兩年皇帝就一命嗚呼了，臨終前，他告誡子孫「我之立國，以段氏之弱。我死，必以國仍還段氏。慎勿背我。」他的後人也很聽他的話，在他死後就把皇位又還給了段氏家族，立段正淳為國君。

　　段正淳復國后，依舊大權旁落，高氏家族依然掌握實權，世襲宰相，稱「中國公」。高家極力擴充實力，通過分封子弟佔據了大片領地。高泰明的堂弟高祥明，在宋徽宗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居然贈送給段正淳農奴32000戶，皇帝接受臣子的饋贈在歷史上實屬少見。

　　大理國在內部受到諸侯割據困擾的同時，周邊的一些其他民族的部落貴族，也紛紛開始趁機作亂，反抗起大理的統治來。「烏蠻」 三十七部中的「於矢部」在混戰中統一了貴州南部地區，建立「羅殿國」。「些么徒」部統一了滇池東南地區，建立「自杞國」。「邛（qióng）部」的貴族擴充武裝，「閉其境以專利」，自稱「山前山後百蠻都鬼主」。「金齒百夷」貴族叭真，兼并了周圍各部，建立「景隴金殿國」。大理國形成了「酋領星碎，相為雄長。干戈日尋，民墜塗炭」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直延續到大理國滅亡。

　　大理國就這樣在內部的統治危機與部族的叛亂中國勢疲敝，逐漸走向衰落。蒙古滅金之後為了對南宋形成兩面包抄的夾擊戰術，決定先征服大理。1253年，忽必烈率領率領10萬大軍，分兵3路進攻師南下，長驅直大理國入，大理國內各部落紛紛投降。同年十二月，蒙古攻陷大理城，大理末代國君段興智棄城而逃。1254年，蒙古大軍活擒段興智，存續300餘年大理國滅亡。

　　儒雅飄香的佛國
　　
　　在雲南及其附近地區，經常會出土一些製作精美的佛教用品，如佛像、寶幢等等。1919年，在昆明地藏寺遺址修建公園時出土了一尊佛頂尊勝寶幢。寶幢布局嚴整，層次分明，構圖造型精美，人物神態逼真，栩栩如生，活靈活現。當時的日本人稱它為「中國絕無僅有之傑作」，著名歷史學家方國瑜贊道：「雕刻佛像最精，世人咸為驚異，滇中藝術，此其極品也」。1978年，雲南文物工作者在維修大理崇聖寺三塔時，發現了一件令世人震驚的寶物，大理國時期的五色舍利塔模。這座塔模製作技藝精湛，將金、銀、銅、鐵和琥珀五種不同的質地完美地組合起來，渾然一體。五色舍利塔是佛教用品，是用來裝斂過世高僧的舍利的用品。

　　在雲南地區為何頻頻出現佛教用品？這與大理國佛教的盛行有著直接的關係。舍利是指高僧入滅火化后的結晶物。佛教一向十分重視對舍利的供奉，大理國也不例外，因此才會屢次出現會出現精美的寶幢。

　　佛教在那一地區是在南詔時傳入的，大理時期佛教逐漸發揚光大，最終到了全民信佛的地步，佛教發展成為大理的國教。大理的統治者把佛教與漢族的儒學充分的結合起來，把儒家的教條與佛教的道義融為一體，用以控制人們的思想、鞏固統治。那時，讀書人無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師僧也都誦讀儒，被稱為「釋儒」。這些釋儒不僅可以在寺廟內講經求法，可以到朝廷內做官，還可以通過科舉考試取得政治地位。大理國是一個以儒治國，以佛治心的國家。

　　開國皇帝段思平歲歲建寺，鑄佛萬尊。元朝的郭松年編著的《大理行記》記載「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從這裡足可以看出大理的佛教盛況。就連張勝溫所做的《大理畫卷》都是以佛教為主要題材的。大理的佛教的繁盛以佛經、佛寺、佛雕的發展和佛雕技藝的精湛為代表。

　　大理國寫本佛經是我國佛教文化的珍寶，是雲南最早的佛教典籍。佛經的內容涉及經、論、儀軌、註疏及白族史志，充分反映了大理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絢麗多姿，是研究白族社會、歷史、宗教、哲學、文化藝術的無價之寶。佛教的發展使佛經成為一種十分緊缺的資源，於是抄寫刻印佛經就成為當時的文人、儒釋的重要活動。為了顯示自己對佛教的信仰真誠，他們耗費大量心血用手抄寫卷帙浩繁的佛經。這些製作精美的佛經除了用於平時講經頌佛之外，由於裝幀的精緻還成為贈送親朋的精美的藝術品。但是，由於佛經是用人工抄寫的，數量本來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時間的磨損以及戰亂，到現在這種寫本佛經留存的已經十分稀少了，因此彌足珍貴。

　　大理寫本佛經不僅是佛教界的瑰寶，還是研究大理歷史、書法的重要資料。通過這些佛經不僅可以修正現在人們對大理認識的一些錯誤觀點，還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信息。著名的社會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曾將南詔大理國經卷的發現與敦煌藏經相媲美，稱其為「北有敦煌、南有大理」。

　　佛寺是大理佛教文化的重要代表。著名的佛寺有無為寺、崇聖寺、宏聖寺、感通寺等。在大理國故地洱海東岸的雞足山上，有大理佛寺佛寺50餘座。崇聖寺是大理國佛教發展到巔峰的標誌，被當時的人們稱為佛都。

　　無為寺是大理國的皇家第一寺，位於環境清幽的蒼山蘭峰之麓，始建於唐朝，在大理時期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建。寺廟為東西向，由大門、過廳、大殿、南北廂房所組成，隱於松柏之中。無為寺有八景：曬經坡，傳說唐僧取經路過此地，曾在這裡曬經書，駐蹕台，無世祖忽必烈片大理時，曾在附近駐兵停留，還有來銜橋、翠華樓、閣老岩、玉磬碑、汪清泉、香杉樹。元末明初，大理段氏總管段功之女段寶姬在無為寺畔建蘭苑隱居。

　　在大理留存下來的佛教雕刻藝術品中，以石鐘山石窟最具代表性。石鐘山石窟又稱「劍川石窟」，位於雲南省大理的石寶山上。 這裡的佛教雕刻集中反映了密宗佛教與當地民族宗教信仰相融匯的特點。在石窟中的佛陀、菩薩、明王、大黑天神等的造型上，想象豐富、生動逼真、氣度非凡。石窟雕刻技藝嫻熟，以高浮雕為主，輔以線刻和淺浮雕，手法時而寧靜溫和，時而強勁勇猛，既有曹衣出水之細密，又有吳帶當風之靈動。此外，在石窟中還留存有大量的大理國佛教繪畫，如《菩薩圖》、《南詔圖傳》、《張勝溫畫卷》等石鐘山石窟是研究大理宗教、社會、歷史和民俗的重要資料，是我國眾多佛教石窟中的璀璨的明珠。

　　出家的國王
　　
　　大理國的宮廷似乎有一種特殊的風氣，就是出家。據歷史記載，從公元937年大理建國開始，一直到公元1253年大理王朝滅亡的22位皇帝中，竟先後有10位出家做了和尚。這10位帝王中，除了第二代皇帝段思英是被迫遜位的，其他9位都是自願放棄江山社稷出家的。這在我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象，實在是我國帝王史上一縷獨特的風景。

　　在我國上下幾千年的帝王史中，除了南北朝時期的梁武帝和清朝順治皇帝外，就再也沒有帝王有過這樣的舉動。梁武帝蕭衍篤信佛教，曾4次皈依佛門，都因群臣的苦諫仍然歸座龍椅。順治皇帝因心愛的皇妃去世而悲痛不已、看破紅塵而出家。

　　傳說大理國這些做出驚人舉動的帝王分別是第８代國王段素隆、第９代國王段素貞、第11代國王段思廉、第13代國王段壽輝、第14代國王段正明、第15代國王段正淳、第16代國王段和譽、第17代國王段正興、第20代國王段智祥。

　　為什麼坐擁江山美人的帝王會甘願放棄多少人夢寐以求的地位、財富去做整天吃齋打坐、念經頌佛的和尚呢？縱觀這些皈依佛門的國王，是在大理國佛教的盛行的大前提下出家的，與大理國「以佛立國」、「以佛治國」、全民信佛的社會意識形態是分不開的。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中，國家的災祥禍福，都與當朝的帝王有關，與他們前世今身所作所為有著因果關係。國家一旦出現某種災禍的徵兆，便是帝王孽障纏身，只有出家，才能消災免難。不過他們出家的原因又各不相同，具體原因分為在爭權中失敗被廢為僧、政權不穩被迫出家、人心相背被迫出家。可以說，這些國王出家的最主要原因是為了避禍。

　　如公元946年，在位僅有一年光景的段思英被廢為僧，就屬於大理國統治集團內部各種勢力爭鬥中一次典型的奪宮之變。據《滇史》記載，「思英性暴戾，居喪淫戲無度，多變易文德年制度」。段思英因性情暴戾、淫戲無度、變易舊制而被廢，不得不出家當了和尚。其中變易舊制又是最為主要的一個原因。他繼位后，將其母親楊氏桂仙封為「榆城宣惠聖國母」。這時推崇楊氏勢力的信號，顯然與段思平以董姓為重要依靠的方針有悖。董氏是段思平改朝換代時的主要依靠力量，代表人物是段思平的軍師董迦羅。大理建國后，董迦羅成了大權在握的相國。段思平死後，段思英受到了董氏勢力的威逼，企圖抬高楊氏勢力的地位，勢必引起以董氏勢力為首的各政治勢力的不滿。這時，董迦羅自然與好友段思良結成了利益聯盟，逼宮退位。

　　段和譽是大理的第十六代帝王。他並不像小說中塑造的那樣是一位多情的風流才子，從政績來看，他可以說是一位具有文韜武略的優秀帝王。段和譽自幼聰明好學，7歲時就到點蒼山龍苑拜師於天台山雲遊到大理的高僧六鉉（xuàn）法師。在學習的過程中，他認真刻苦，為以後的帝王之路鋪平了道路。段和譽26歲時繼位，年紀輕輕的就曾幾次平定三十七部的叛亂。他還採取了緩和的外交政策，與周邊的國家尤其是宋朝保持了十分友好的往來關係。在他的統治期間，大理國多次向宋朝進貢，獻禮獻樂，博得了宋朝統治者的歡心，也因此而得到許多賞賜作為回報。宋徽宗為了表彰段和譽，冊封他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上柱國、雲南節度使、大理王。在對內的政策上，段和譽勤政愛民，十分同情社會底層百姓的痛苦，仁慈治國、減輕徭役賦稅。因此，那時大理境內的人民都十分擁護他。在經濟上，段和譽在國內大力發展經濟，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就這樣，大理王朝的統治更加穩定了，國力也走入了最為強盛的時期。段和譽還是一位十分寬宏大量的帝王。有一次，部將高智昌在大庭廣眾之下竟然當面指出他的錯誤並且辱罵他，可是，段和譽身為一國之君並沒有以自己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來懲罰他。在高智昌死後，段和譽為表彰其功績，還大辦佛事為其超度亡靈。高智昌手下的兩名軍官因為懷恨段和譽而趁機刺殺他，但是沒有成功，反而被段和譽擒獲。令人佩服的是段和譽並沒有雷霆大怒，把這兩個叛賊施以酷刑，反而認為他們的舉動是忠於主人的義舉，釋放了他們。這兩名刺客後來自殺，段和譽又下旨為他們修建「義士冢」。

　　在段和譽的長達39年的統治時期內，國家政治穩定，外無戰事，經濟繁榮。那麼他又為什麼會在自己生命中最輝煌的時期激流勇退，選擇出家作為人生的最終歸宿呢?這與他的兒子們有著重要的關係。

　　段和譽有4個兒子。這四個人的品性與他們的父親卻相差深遠。為了爭奪皇位，他們明爭暗鬥，甚至會在朝堂之上就大打出手。這四個皇子每人都有自己的勢力集團，把整個朝廷弄得烏煙瘴氣，不得安寧。段和譽對這幾個兒子的行為很是失望，萌生了退位的打算。在他當政的第39年發生的一件事堅定了他退位的想法。那一年，在大理國的上空一顆彗星滑過夜空，整個朝廷都被這件事震動了。那時，彗星是災星的代表，一旦出現，國家就會發生、嚴重的災難。段和譽見到彗星之後，也認為這是國家的不祥之兆，就決定退位，把國家交給早就日思夜想當皇帝的兒子管理。他十分信奉佛教，便決定退位之後皈依佛門。這樣不僅可以落得個耳根清凈，還可以使國家的繁盛不葬送在自己的手中。此外，這樣做還可以修行，為下輩子積德。就這樣，段和譽把皇位傳給段正興。他出家后法號廣弘，終年94歲，是大理國最高齡的國王。

　　出家的大理國王們雖然不再是一國之君，但是待遇卻遠非普通的和尚可比。崇聖寺是大理國王們出家的專用佛寺，其建築金壁輝煌，高僧殿里排列的九位出家為僧的大理國國王塑像。野史記載大理國民謠曰：「帝王出家，隨臣一邦，嬪妃一串，素裹紅妝。出家猶在家，舉國敬菩薩，早晚拜大士，禪室如世家。」由此可見，國王們雖然出家，但是仍舊是帝王級別的待遇。

　　割耳而葬與祀典文化
　　
　　2001年夏季的一個傍晚，大理東南的蒼山上空雷聲滾滾、烏雲密布，一場暴雨眼看就要來臨了。一位進山採藥的彝族老漢見山雨欲來，趕緊找避雨的地方。他知道，這座山上有許多天然形成的山洞，經常被高高的青草覆蓋起來。這些山洞正是絕妙的避雨場所。老漢在草叢中細細的尋找著，果真如他所料，一個洞口出現在了他的眼前。

　　他向洞內望了望，只見裡面漆黑一片。但他已顧不得許多，因為暴風雨馬上就要來臨了。老漢點燃了一隻火把，壯著膽子往裡走了進去。當火把的光亮照向山洞的深處時，一片金燦燦的光芒射了出來。老漢很是納悶，湊上前去查看。他發現那些耀眼的光芒是從牆角一些金黃色的罐子里發出來的，原以為是一些陶罐。但當他將這些罐子細細觀察一番之後，發出了驚愕的表情。老漢像受到了什麼驚嚇一般，不顧外面的傾盆暴雨，跌跌撞撞的跑出了山洞。原來，牆角的那些罐子都是都是由黃金做成的。回到家后，不知是因為暴雨的原因還是受到了驚嚇，老漢一病不起，沒過幾天就與世長辭了。

　　老漢為什麼對從天而降的財寶沒有表現出絲毫的興奮，反而出現這樣怪異的舉動呢？這都與當地流傳的一個古老的傳說有關。

　　這裡的村民祖祖輩輩都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在很久以前這裡曾經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國家——大理國。這個國家的國王死後都有一種奇特的喪葬制度。他們不像其他的帝王那樣死後埋葬在華麗的陵墓里，並且陪葬著眾多的金銀珠寶。這些國王對自己的後事是這樣安排的，將死者的耳朵割下來裝在一個精美的金罐子里，存放在只有後世帝王才知道地址的秘密山洞中，然後再將遺體火化。傳說藏著國王金瓶山洞可以穿過蒼山、達到蒼山的另一面。

　　那位誤入山洞的老漢看到裡面金光閃閃的金罐子，很快就想到了家鄉的這個古老傳說。他的死很可能與這些金罐子有關。在他病重的那幾天里，曾經在昏迷之中模模糊糊的與自己的後人說起了這件事。於是，蒼山中果真藏有大理國王的金瓶的事情就這樣傳開了，並很快傳給了當地的文物保護部門和考古學家。當他們聽說老漢的傳奇經歷之後，馬上就決定去查找那個山洞。因為，在史書里確實記載著大理國王割下雙耳，藏於金瓶的事情。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便於後世的祭奠。只要後世的國王們拿出秘密山洞中的金瓶就可以祭奠前世的國王了，而不用大費周折。但是，隨著老漢的去世，山洞再一次消失了。無奈之下，考古專家們只得組織了大規模的考古隊對整個蒼山進行全面的勘查。

　　既然國王把金瓶看作是貯存自己靈魂的地方，金瓶的地位就相當於陵墓，因此肯定會特別的隱秘。據史書記載，只有繼任的國王一人才知道山洞的秘密，就是王后以及死去國王的其他親人都不知道。在安放國王的金瓶時，為了保密，有很多人喪命。繼任國王首先派一批人把金瓶儲存收藏好，當這些人做好墓葬的一切事宜之後，就會被全部殺掉，這樣山洞的地點以後就是個永遠的謎了。大理國王作為一個國家的皇帝為什麼會讓自己的後事如此簡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大理只是個地方王朝，國力無法與中原王朝相比，沒有足夠的實力為每一位國王修建大型的王陵；原因之二，可能與大理的獨特風俗習慣有關。大理遠離中原內地，信奉佛教，時興火葬，也就沒有必要為保存屍骨而修建豪華的陵墓。

　　據歷史記載與現代考古發現證明，大理時期，那裡的人們無論身份地位高地都普遍實行火葬。這與中原及其他地區那個時代流行的土葬形成鮮明的對比。在大理國時期三百多年的統治中，考古學家竟然沒有發現一個土葬的陵墓。但是，由於死者身份地位的不同，火葬罐的材質也不同。普通百姓一般只是一個陶土燒制的罐子，只有在貴族的墓葬中人們才能見到精緻的火葬罐。國王們因為了顯示身份的顯貴，他們的火葬罐則應該是用黃金打造的。

　　考古隊將整個蒼山勘查了兩遍之後，都沒有發現那個傳說中的山洞。但是，他們在勘查過程中對蒼山的地形進行了詳細的觀察。他們發現蒼山的峰麓下面，前面有上下兩個平台，兩個平台之間有個通道，而這樣的地形只有在古代的大型祭祀場所才能夠見到。因此，專家們推測這裡很可能就是大理國王的祭奠儀式所在的場所。每到國王的忌日，後世的國王都會從山洞中取出金瓶，舉行祭奠活動。

　　2004年冬季，又有一支考古隊伍來到了蒼山的腳下，準備對這裡再進行一次深入的考古挖掘。經過歷時一個多月的挖掘，考古隊員終於清理出了許多大小不一的土坑。這些土坑之所以能引起考古隊員的注意是因為裡面都埋放著一塊大石頭。這種在土坑中埋放大石的做法是古代的一種建築手段。他們先在坑中放上石塊，然後再以石塊為地基，在上面安置木樁。而這種特殊的建築手段正是大理國所獨有的建築方法。既然存在大理的建築遺跡，那麼就很有可能存在存放國王靈魂的金瓶的山洞。

　　考古學家們針對以前的考古中發現的兩級平台進行重點發掘。當他們從第一階平台的取泥土勘查時，果然發現裡面有一層層不同的土質，這樣的情況只有人工夯築的土層才能出現。 在對第二層平台進行勘察時，考古隊員發現了許多瓦礫的殘片，上面有著一些特殊的花紋。經過專家鑒定，這些瓦礫正是大理國的遺跡。這些建築遺址都顯示了地面鋪有一層一尺見方的綠釉磚。從這些典型的建築特點，再加上各方面信息、資料的綜合分析，專家們認為這裡應該是大理王陵。

　　各種跡象都表明，大理國王的金瓶是存在的，神秘的山洞也是存在的。那個深藏不露的山洞就是王陵的地點。 也許大理國王的王陵只是一個普通的洞穴，也許洞穴中也只有些國王們的黃金火葬罐，但是這個神秘的王陵卻是大理王國300多年歷史的見證。

　　除了獨特的割耳而葬，大理國還有一種特殊的風俗——祀典。

　　祀典就是祭天地，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起源於人們對大自然的崇拜。早在上古時期，那時的統治者伍懷氏就在泰山上進行祀典儀式。司馬遷《史記•封禪書》記載道：祀典產生於伏羲氏以前的無懷氏，無懷氏曾封泰山。
　　大理的許多國王都曾舉行過盛大的祀典儀式。在蒼山的《敕封點蒼照明鎮國靈帝位碑》中，可以窺見當時祀典盛況的一斑。大理國段氏王朝奉行「天人和一、政教合一」的施政方針。舉行祀典的皇帝出於政治需要，為昭示天下，為提高皇帝的威望，為了標榜段氏王朝「永鎮山川」的功業，為了提高皇族的政治地位、鞏固王權，為了粉飾太平，為誇示中原，都希望祀典后，國家安寧、五穀豐登，四海昇平，帝業永固，永鎮山川。祀典成為標榜皇權的一種重要手段，以敬「天地君親師」為途徑。因此，可以說祀典也是大理國統治者統治人民的一種手段，是對人們思想的一種教化。大理國的祀典是一種獨具特色的封禪形式，一種政教合一的盛典禮儀。古代大理國的祀典經過歷代帝王都有許多創新，到後來「祀」的儀式往往重於「典」的儀式。這是因為他們「天在上，地在下，龍在上，風在下」的天地觀、世界觀、價值觀造成的。他們把「天、地、人」融入了封建的祀典儀式上，以莊嚴、至尊至上的祀典活動來呼應三山五嶽。

　　大理國舉行祀典儀式的一個重要場所就是蒼山，在那裡還專門為了祀典而建築了一座宏偉的蒼山神祠。蒼山在大理國心目中是一座神山，是萬物之始、陰陽交替之地。此外，洱海邊的「天鏡閣」、「珠海閣」、「浩然閣」和「水月閣」也是帝王們經常舉行合祭天地儀式的場所。那時，統治者為了極力宣揚自己的統治地位，祀典儀式都辦得極為隆重。在舉行祀典儀式時，幾乎全國的百姓都要參加，馬就要動用千萬匹，要從下面的八府、四郡、三十七部中抽調才能夠滿足供奉神明的需要。祀典的舉行，要耗費大量資財，是需要良好的經濟實力作為基礎的。大理國的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和冶鐵技術都比較發達，經濟實力大增，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較以往大大改善，已經接近中原地區的水平。

　　除了皇帝舉行隆重的祀典外，還有另外一個特殊群體也舉行盛大的祀典儀式，這個群體就是高僧，以大理國出家的國王最為典型。大理國總共有10位皇帝由於各種原因而出家，儘管出家之後他們以僧人自居，但是手中還是握有很大的權力。這些高僧舉行的祀典往往都在他們的出家之地崇聖寺，每年春秋舉行兩次。「駐馬尋幽入梵官，空階鈴鐸響天風。波風遠映三干頃，雪裡高懸十九峰」便是形容高僧祀典盛況的詩句。

　　大理大事記
　　
　　公元937年，段思平聯絡雲南東部的「三十七部」滅掉了大義寧稱帝，改國號為大理，定國都為羊苴城。
　　
　　公元1147年，段和譽把皇位傳給段正興后出家，從此，大理國開始走下坡路，國勢日衰。
　　
　　公元 1063年，洱海地區的楊允賢叛亂，掀起了大理國內亂的序幕。
　　
　　公元1080年，楊義貞殺掉國君段廉義自立為「廣安皇帝」，高智升借平叛之機大大擴充了自己的實力，成為大理國實際的掌權者。
　　
　　公元1094年，高升泰廢大理國王段正明自立魏王，從此，段氏家族在大理的統治暫時告一段落。
　　
　　公元1096年，段正淳復大理國，開始了大理中興。
　　
　　公元1253年，蒙古大軍南下，開始侵擾大理國。
　　
　　公元1254年，蒙古大軍活捉段興智，大理滅亡。

　　後記
　　
　　歷史舞台的帷幕一次次拉開，又一次次落下。悲歡離合的劇目在這個舞台上不斷上演。那些傳奇的、浪漫的、神秘的、可怕的、辛酸的、喜悅的、哀愁的故事，漸漸地都成為了隨風飄散的塵埃。

　　現代人幾乎都對夏、商、周、秦、漢、兩晉、隋、唐、宋、元、明、清等主流的中原王朝知之甚詳，卻不知道在其中大多數中原王朝的周圍，也曾存在著許多小國。眾星拱月，這才形成了今天的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演變中，許多古國出現了，又消逝了。

　　當我們在那些曾經存在、又轉瞬即逝的古國遺址中徜徉，就會發現，這些古國曾經的輝煌完全值得我們讚歎、景仰。這些是一個個雖然面積不大，卻擁有獨特文明的古國。它們的興衰起伏，值的我們反思。

　　這些古國，有些亡於對中原漢王朝的侵略，如匈奴。匈奴，這是一個至今仍讓人感興趣的游牧王國，是一個曾經強盛到可以橫行的政權。他們讓中原王朝品嘗到了屈辱的滋味。在他們的鞭策下，漢王朝才勵精圖治幾百年，才誕生了風雲人物漢武帝劉徹，才湧現出了傳奇般的將領——李廣、衛青、霍去病、霍光、陳湯……匈奴人不知疲倦地侵略，為他們的敗亡種下了禍根。他們被從中國驅逐到歐洲，又在歐洲再次被擊潰。匈奴人為什麼具有如此強烈得近乎偏執的侵略慾望？他們為什麼走上了這樣一條不可能永遠輝煌下去的道路？沒有人知道答案。

　　與匈奴僅僅志在掠奪財物不同，有一些古國是在與其他民族的同化中消融的，鮮卑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我們至今都不得不讚歎鮮卑人的智慧。他們不僅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並且正視先進的文明，主動推行漢化政策。以往，只有中原政權主動「胡服騎射」，以法令的形式主動要求本國人從漢俗，而且如此堅決、徹底，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相當罕見的。

　　還有被中原王朝滅掉的古國。古蜀國、大宛、夜郎、烏桓就是這樣的國家。他們都是中原漢族王朝統一戰爭中的犧牲品。外交政策的失敗，是他們滅亡的原因。古蜀王攻擊近鄰而不交遠，拒絕加入改革大潮，夜郎王盲目自大而輕率造反，烏桓王收留袁氏對抗曹操，卻過分輕敵，不合時宜的政策與傲慢讓他們自取滅亡。

　　另有一些古國，亡於游牧民族政權的進攻。如東胡、烏孫、龜茲、柔然、契丹、西夏、大理等。歷史總會跟人開玩笑。野蠻要向文明過渡，文明卻總被野蠻毀滅。文明明明是先進的，野蠻明明是落後的，為什麼在古代，落後卻總能給先進帶來毀滅性的打擊？這是一個值的深思的問題。也許，文明確實是一朵嬌貴的花，開花結籽萬般不易，想毀滅它卻只需輕輕一碾。

　　宗教戰爭是當今世界戰爭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古國於闐和高昌滅亡的原因。對於人間的統治者來說，宗教信仰實在是一個很好的戰爭借口。羅馬教皇曾以此為借口發動了數次東征，阿拉伯世界也曾以此為借口對西域發動了聖戰。統治者覬覦的是權力和財富，士兵們堅定的信仰是統治者最好用的工具。比起「與世無爭、寬容忍讓」的佛教信仰，伊斯蘭教的信仰更具有戰鬥力。於是，於闐和高昌的佛教文明就在伊斯蘭教的「聖戰」中灰飛煙滅。

　　古國的失落也有其他原因，而且至今也沒有統一的答案。這些千古之謎，被人們演繹，被人們幻想，被人們爭論。真相也許蘊含其中，也許置身其外，也許比我們想象得要簡單，也許比我們想象得要複雜。

　　不管怎麼說，這些失落的古國，最終幾乎都與中原融為一體。融合是這個世界永恆的主題，國籍、信仰的差異根本阻擋不了統一的腳步。想想那些曾經林立而最終消失的古國，我們或許能預見未來：那將是一個不再有國家的地球，沒有國家間的戰爭，沒有宗教間的衝突。從古到今，人類的同化一直在堅定地進行著，人類的文明一直在傳承著。世界大同的那一天也許真的會到來，儘管那可能需要很漫長的時間。

　　遙遠的未來不是我們應該花費太多精力去操心的。追尋失落的古國，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講，是要警示我們把握當下。當年的古國所面對的災難，是今天的我們要應對、避免的。以史為鏡，可以知興亡。追尋失落的古國，就是追尋被遺忘的歷史，而追尋歷史，就是為了把握現在，把握未來。輝煌易逝，文明易失。我們有必要知道那些曾經繁華過的古國。儘管它們已經不存在，我們也要讓這些古國在我們的心中永生。這是對歷史的尊敬，也是對祖先的尊敬。

有始有終~~ 謝謝分享！

大部分還是藍版貼的, 多謝大家支持.  

還是N版有始有終.

感覺一下子回到了金戈鐵馬的年代，多謝多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