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書]文化也可以這樣解讀----中國傳統文化的陷阱

　清貧的決心與道德的操守並不是做清官的充分條件，充其量，它們只能構成做清官的必要條件。集權體制下，做清官，還有很大的組織難度。

　　常言說：當官不為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我們從表面上，看到的是清官的決心，但從背後，看到的則是做清官的無奈。一句話：清官為民作主，但誰為清官作主呢？清官本身就沒有任何有保障的安全，弄不好，連回家賣紅薯的機遇都沒有呢。紅樓里，賈雨村當上南京知府後，就遇上個人命案：薛蟠打死馮淵，搶了個丫頭，受害者告了一年，沒有結果。賈雨村一聽，新官的二杆子作風就上來了：豈有這樣放屁的事兒，打死人命就白白地走了，再拿不來的。說著就要發籤派人去抓。結果還是在門子的眼色中暫停抽風，而且在密室里接受了門子給他上的第一節官員啟蒙課。門子問：老爺榮任此省，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賈雨村問：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門子道：這還了得，連這個都不知，何能做得長久？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寫本省有權有勢極富極貴者，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不但官職難保，恐性命也難保。最後，賈雨村只好稀里糊塗地判案了。堂上的豪言，權當放屁了，相信賈雨村做官長久后，會發現，天底下到處都是放屁的事兒呢，官越大，放的屁也越多越大。

　　這裡我們還可以拿海瑞做例子。海瑞罵嘉靖，如果不事先抬著棺材，小命早被皇帝收回了。後來萬曆皇帝明白了海瑞身為道德榜樣的作用，凡事還有點罩著他，但是即使這樣，同僚們也能尋找合適的機會排擠與參劾他。1570年，海瑞不得不憤而辭職，在家裡坐冷板凳，一坐就是15年。1585年，海瑞被重新起用，這時，海瑞向萬曆提出了一個反貪建議：要杜絕官吏的貪污，除了採用重典以外別無他途。他提到太祖當皇帝時的嚴刑峻法，凡貪贓在60兩以上的官員都要處以剝皮實草的極刑。按黃仁宇的說法：這一大幹眾怒的提議在文官中造成了一陣震動。以我看，海瑞這一提議，估計能把大明的官員全體「哈滅」掉，貪贓60兩，可以說，除了海瑞外，其他官員沒有不達標的。參劾的結果，萬曆皇帝給海瑞下的評語中有這樣一段：「雖當局任事，恐非所長，而用以鎮雅俗、勵頹風，未為無補，合令本官照舊供職」。

　　看來，皇帝心目中，海瑞的作用無非是個道德模範官僚，成事不足，但卻不會敗事的。

　　海瑞是執拗的，但一個官員的執拗，抵抗不過整個官僚組織與集權體制的執拗！

　　清廉不是對抗體制的有效藥劑，相反，一個官員的清廉程度與官僚組織的執拗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說，越清廉，來自組織內部的阻力越大。于成龍也可以用作例子。1683年，身為兩江總督的于成龍感嘆：行廉守職難矣。1684年，于成龍在江南已廣博美譽，但卻陷入不潔官吏的重重包圍之中，導致他心神驚悸，才有了告老回家的念頭！

　【一】清官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之一

　　不可否認，由於貪污形勢嚴峻，導致下層人民對清官的呼喚，表現在文化上，便是清官文化。清官小說熱，清官影視熱，清官報刊熱。包青天，海青天，於青天，青天滿天飛，而且大都是古代的青天。更為滑稽的是，寫清官小說的，比如張平，一個寫清官小說的作家，也儼然成了清官形象代言人。他在央視的讀書時間欄目里曾經說過，好多人找他訴冤呢，滑稽里透著悲涼。這，也許就是傳統清官文化在現實社會裡的底色！

　　【二】清官文化的民本政治內涵

　　清官文化里有一定的民本內涵——以民為本，愛民如子。但是這種內涵是無奈的選擇。這關涉到王權的來源。王權來源於暴力，甲骨文和金文中，「王」字就是持類似斧頭之類的兇器殺人的形象，法家解釋為「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既然王權來源於暴力，那麼王者必須證明自己權力的合法性，而且這種證明，會隨著人類社會集體智力的增進而作適當的調節。而一個民族，如果其集體智力沒有長進的話，那麼其王者也用不著作過多的調節，隨便換幾個詞兒就行了。比如君權神授，救世主等等，至不濟，也要搞個「神人交配」的出生不正常來，如「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五月生黃帝」，再如「慶都與赤龍合婚，生赤帝伊祁，堯也」。但是隨著一夫一妻制的確立，無父的天人感應說就不再有市場了。沒想到無賴劉邦不信這個邪，愣是學那古人，也給其母弄個「蛟龍於其上」的春圖來，讓人不由得掩鼻。如果說天人感應乃是後人為掩飾先祖群婚雜交之恥而杜撰出來的彌縫之辭為先人遮羞的話，那劉邦的「橫空出世」則是反其道而行：這個時候早不興蛟龍一說了，那劉邦老娘身上的蛟龍當是一野男人而已！劉邦的初衷，也不是非得往老娘臉上抹黑，往老爹頭上扣綠帽子，實則是太想往自己臉上貼金了：天命卓卓，我乃天子也！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王者們對於自己王位的取得，是如何的心虛。心虛之餘，不得不由神道轉向道德，用道德的合法性來掩蓋暴力的實質。而儒家正好非常勝任這種掩蓋，它提出了一個民本思想！

　　基於儒家的民本思想，後世的英明帝王也都挺會活學活用的。比如李世民，提出了一個君民水舟關係論。但是我們明白，愛民、親民、撫民，永遠都不是民主，它只是聖明的統治者

對永世愚暗無知的草民們的賜福與馴養，從某個角度講，它本身就是一種愚民政策。有時候我都想，古代的君民關係恰如現在的人類與自己的生存環境之間的關係。人類對環境的糟蹋，相當於古時的君主對其子民的蹂躪；人類對環境的愛護，根子還是出自於對環境對人類報復力量的恐懼，而古時的民本思想，何嘗不是基於君主對其子民所擁有的顛覆性力量的清醒認識呢？《尚書》里有句話：統治老百姓就像用腐朽的繩索駕駛車馬一樣，隨時都有顛覆的危險，所以要格外小心。實質上，個體的百姓之命，在統治者眼裡不外乎草芥。周成王在臨終時，交待自己的後世子孫及大臣：「爾是風，惟民是草。」一句話，統治者是所向披靡的風，小老百姓是隨風搖擺的小草。

　　當然了，也有不把百姓視作草民的，《淮南子》里有句話說得痛快極了：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哪有牧者不愛自己家禽的道理？可是，又哪有牧者不吃自己家禽的道理？這，就是民本政治的真實內涵！這內涵決定了，清官的內涵與民治法治相去甚遠，一句話，民本不是民主，頂多是個「為民作主」！

　　【三】警惕清官文化

　　宋明以後，清官文化大發展。不要自作多情地以為，清官文化大發展是社會的進步，相反，清官文化越發展，越說明君權制度的腐朽與官民的水火不容關係加深。統治者越是在無法繼續維持統治的時候，越強調清官文化，他們希望通過彰顯清官的愛民清政來修補制度之弊病，創造出一種官愛民、民擁官的假和諧來。

　　愚民們無奈之餘，只好呼喚清官，御用槍手們投其所好，拿清官大做文章，百姓們陶醉其中，甚至為清官的道德人品感動得淚水漣漣。

　　然而，我對於清官文化，歷來持有高度的警惕，這警惕甚至超過對於貪官的警惕！清官文化是統治者兇惡面目上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是統治者醜陋面目上的一層鮮紅的胭脂。而清官本人，是祭台上的犧牲！這種犧牲，對無能的上帝、弱智的百姓提供了感情上的安慰，意志上的迷惑，進而也構成了本質上的愚弄！

　　【四】百姓的清官情結

　　有人說：跪著的人民，才期待清官！這話也可以反過來說：正由於百姓都是跪著的，不會自己為自己作主，所以才會成全清官！

　　余傑說：吏治敗壞的時候，清官出現。清官的所作所為實在出人意外，中國人的清官情緒，是對意外的憧憬。

　　包青天的風靡，乃是子民的辛酸！

　　馬深說：人民對清官的感情越深厚，謳歌越熱烈，法律的悲劇性也就越沉重！

　　一句話，有沒有清官情結是奴隸與現代公民的根本區別！

　【五】清官身上的道德光環

　　古代清官對子女一個比一個苛刻：于成龍有一隻鴨子，分與兒子一半，從此外號於半鴨；湯斌認為做官只能吃韭菜，連兒子買只雞打牙祭都要責怪。

　　清末劉鶚《老殘遊記》第十六回里有段評說：

　　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眼所見，不知凡幾矣。

　　這段評說，很值得人深思。我認為，清官身上有一層保護膜性質的道德光環，這光環導致人們不能對清官作辯證的事實評價。一句說，清官「一清遮百丑」，即使客觀上有不是的地方，也說不得的。

　　這裡舉個古代例子，海瑞一直是清官形象代言人之一，偶爾出個說他壞話的，馬上讓人懷疑說壞話的人動機不純。明人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補遺》里數說海瑞喜歡換馬子：居家九娶而易其妻，花甲之年娶二妾，妻妾相爭，有二人同日而縊。典型的清官難斷閨房事啊，更何況，海瑞還休過兩位女同胞。換妻休妻如果說是男同胞共同的愛好，只引後人一哂的話，那麼另外一件記載我們就哂不出來了。明人姚叔祥《見只編》記載：

　　海忠介有五歲女，方啖餌，忠介問：餌從誰與？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豈容漫受僮餌？非吾女也，能即餓死，方稱吾女。女即涕泣不飲啖。家人百計進食，卒拒之，七日而死。

　　據說，清人周亮工在《書影》里也提及此事。

　　我想海瑞怒女估計是兩個原因：一則是，女人豈能接受外人之食？二則是，我堂堂清官的女兒，豈能吃「賄賂」？也許會有人說，這是別人在後頭說海瑞的壞話。當然也可說是好話。因為不同的人，能從這故事裡看出不同的意味來。有人能看到大義滅親，就有人能看到法治的缺失。但不管怎麼說，這種對待幼女的二杆子作派我是相信的。

　　從這些二杆子作派里，我們可以品出《老殘遊記》所謂清官可恨的意味來。我想，清官至少脾氣是很大的。往貶里說，那叫剛愎自用唯我獨清；往褒里說，那叫愛憎分明不留情面。為什麼？自己不貪可能給他提供足夠強的底氣，而這種底氣，導致別人不敢幹的事他敢幹：抬著棺材罵皇帝！把親人不當人！就拿《老殘遊記》來說，雖然是小說家言，但裡面兩個「二杆子」清官卻值得讓人深思。一個是曹州知府玉賢，政聲似乎非常好，曾經有人路過曹州府某鄉，看見路上有個藍包袱無人拾取，問鄉民何因。鄉民笑著搖頭答：「俺還要一家子性命嗎？」為什麼鄉民們不敢拾遺呢？因為玉賢上任以來，在自己的衙門前弄了十二個「站籠」，讓犯罪嫌疑人在裡面「輪蹲」，一般人的抵抗力，也就是三天。三天之後，就給「站」死了。不到一年，十二個籠子竟然報銷了二千餘人。這麼一種「二杆子」作風，百姓當然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了。於是在上司宮保大人眼裡，這個玉賢就是個「辦盜能手」了，並且因此要保舉他。另一個是巡撫派往齊河縣辦案的差官剛弼，巡撫宮保大人認為他是個「清廉得格登登」的「清官」，可是正由於他認為自己是個從不接賄錢的所謂的清官，所以辦起案子來主觀臆斷、獨斷專行、草菅人命、剛愎自用。更可氣的是，無辜嫌犯之家屬為了親人免於酷刑和解脫案子而賄賂他，這清官馬上據此斷定，嫌犯是真正的罪犯了，否則為什麼行賄呢。至於海瑞，他所判的案子，站在純法理的角度看，也只是一部分事實清楚，相當多的案子，則是論據不足的，而且更多的時候，他是從道德及儒家倫理為基點在進行判案。比如他對審疑案的原則竟是 「凡訟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一句話，哪怕海瑞再枉斷官司，就憑他的這些原則，就足可以在民間贏得個好名聲了，民間百姓對於清官的擴大器宣傳效應會遮蓋住一切問題的。


【六】清官可以休矣

　　在呼喚民主與法制的今天，應該向清官作一下告別了。事實上，對於清官，大家已經不耐煩了。

　　其一：中青報編輯李方在其著作《笨拙的自由》中有一篇文章，題目就是「青天大老爺都是胡扯蛋」。

　　他認為，所謂青天大老爺，主要使命是辨忠奸，而為民作主只是副業。但是老百姓有點自作多情，偶爾逮個貪官，就跟著拍巴掌，而貪官懺悔時，好像很少說過對不起老百姓的。而且，青天大老爺終究是他們那撥兒的，盼著他們那撥兒的人出來拯救你於水火，豈不是跟做夢一樣。這就像什麼呢？就像他們那撥兒打起來了，打到你的村子里來，終於打死一位，然後告訴你說：看，俺為你除了一害。

　　李方這文章寫得有點調皮，不過，清官的本質還是給抖摟出來了，那就是：清官與我們老百姓不是一撥兒人，他們是那邊的，哄我們玩呢！

　　其二，1979年10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國慶3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中國現代史專家李新作出了如此概括：清官乃不祥之物。這概括很精彩，我深表贊同。清官，是茫茫黑夜裡的昨夜星辰，他們不是明天的太陽，絕不代表未來！清官的伴生物，是皇帝，是草民，是大量的貪官。

　　呼喚清官，就是呼喚黑夜。告別清官，告別昨天吧！　　

　在談及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前，我們得先給知識分子下一個稍微精確一點的定義，問題是，這種企圖有點吃力不討好！因為「知識分子」這一概念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它必須放在一定的語境里才能清晰化。這語境，包括時間與空間兩個方面。至於語言學本身的限制——比如「知識」一詞本身的模糊性與曖昧性，我們尚沒有考慮在內。這一切，都導致對「知識分子」這一概念精確時的難度。

　　【一】「知識分子」的詞源

　　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一詞最早來源於19世紀的俄國。當初指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等身屬上流社會階層，接受了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知識背景，對俄國封建專制制度的落後、醜惡與不合理持強烈批判意識並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一個知識群體。

　　這一淵源，導致《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對「知識分子」定義如下：「19世紀末期俄國的知識分子，是中產階級的一部分，他們受現代教育及西方思潮影響，經常對國家落後狀況產生不滿，知識分子由於對社會、政治思想有強烈興趣，而沙皇政權的專制獨裁和殘酷鎮壓機構使他們感到沮喪，於是在法律界、醫務界、教育界、工程技術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但包括了官僚、地主和軍官。……這個階層為20世紀早期俄國革命運動奠定了領導基礎。」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的第二個來源跟1894年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有關。德雷福斯上尉遭遇不公，引起了左拉、雨果等在內的一批具有正義感與社會良知的人士的義憤，他們站出來為德雷福斯辯護，於1898年1月23日發表了一篇名為《知識分子宣言》的文章，因而被他們的敵對者蔑視地稱為「知識分子」。

　　從法國的源頭來看，知識分子一詞一開始是貶義的。他們浪漫、自由、受過教育、擁有理想與熱情，個人生活上可能不修邊幅、不拘小節，喜歡在公眾場合高談闊論，以社會良知為自己的擔當，批判社會，謳歌光明，大都左傾。比如雨果，1861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以後，他曾發表著名的抗議信，信中直接把自己的國家罵作強盜：「有兩個強盜，一個叫英吉利，另一個叫法蘭西，野蠻地焚毀了這一東方藝術的瑰寶……」

　　我們一般的意識，都只看到雨果對中國的友情與同情，卻很少有人看到，法國這個「強盜政府」對知識分子們的寬容。中國歷史上也有對外戰爭，比如隋唐遠征高麗的事兒，但是從沒有聽說中國哪一個知識人站在他國的立場上說話的，有的只是基於勞民傷財勸諫中國皇帝的所謂愛國愛民的忠貞之舉。中國只出了一個為李陵投降匈奴說話的司馬遷，還被皇上給閹了。

　　當然大家會說，19世紀都是外國欺負我們，中國當然不會出現雨果那樣的咒罵自己的國家替他國鼓與呼的角色。好，這樣解釋，恰好能給我們一個面子。但是私下裡我們不妨思考一下：也許這就是中國知識人與西方知識分子的一個區別？歷史不能假設，如果19世紀中國大門不被西方人叩開，而是中國繼續敲打周邊國家大門，那麼，中國的文化土壤里會不會出現雨果式的視政府為強盜的文人？

　　【二】西方學者對知識分子的概念界定

　　著名的知識分子研究專家愛德華•希爾斯（E.Shils）把知識分子定義為任一社會中頗為頻繁地運用一般抽象符號去表達他們對人、社會、自然和宇宙的理解的人。

　　路易斯•科塞更明確宣稱，大學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必須是「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

　　美籍阿拉伯裔文化批評家艾德華•薩義德的界定是：「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眾以及『為』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信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就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不是產生）正統與教條，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之不顧的人們和議題。知識分子這麼做時根據的是普遍的原則：在涉及自由與正義時，全人類都有權期望從世間權勢或國家中獲得正當的行為標準；必須勇敢地指證、對抗任何有意或無意違犯這些標準的行為。」

　　福柯的概念：「知識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過他在自己研究領域的分析，對那些自說自話的規則質疑，去打擾人們的精神習慣、他們行事與思想的方式，去驅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來的東西，去重新檢驗那些規則和體制，在這一重新質疑的基礎上（他在其中完成作為知識分子的特殊任務），去參與政治意志的形成過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

　　薩特

舉例說明：當一個科學家在實驗室里進行核試驗研究時他不是一個知識分子，而當他在反對核戰爭的請願書上簽名時就是一個知識分子。

　　馬克斯•韋伯（M.Weber）的界定最小氣：知識分子僅限於那些因為赫然成就而被譽為「文化瑰寶」的人，他們是社會群體的精神領袖。

　　這裡插一個有趣的定義，艾森豪威爾借他人之口表示了對知識分子的不恭：我聽到過一個關於知識分子的非常有趣的定義——「一個人用比必要的詞語更多的詞語，來說出比他知道的東西更多的東西。」艾森豪威爾這一打趣不要緊，他讓我想起了中國歷史上靠武力問鼎天下的武夫們對知識分子的輕視（這是不是天下武士的通病？），譬如劉邦，眾目睽睽之下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

　　說了這麼多，小結一下，西方學者對知識分子的定義，其實就兩個意思。第一，一定的專業知識。否則說話沒有權威。一個不識字的農民也可以在田間地頭髮表高論，批評政府，甚至學雨果，罵政府是強盜，但是這批評與咒罵缺少身價，更不會傳播開來，因而影響力幾乎沒有。第二，擁有公共關懷。知識分子由於自己的專業，更由於自己的智慧與理智，在其他領域，有前瞻性的認識，他的認識，超脫其狹隘的專業，超脫社會，指向未來，甚至跨越國界與球界。

【三】中國對於知識分子的界定

　　《新華詞典》云：「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如科學工作者、教師、醫生、記者、工程師等。」這一界定，讓人感覺到在中國，當知識分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兒，只要您是腦力勞動者，比如炒股票的、買彩票的，都可混進知識分子的隊伍之中。再說了，腦力勞動本身就是一個模糊概念，你說司機是腦力勞動還是體力勞動？至於文化水平是否高，目前的趨向似乎是文憑和學歷代表了文化水平，這就沒譜了，「博士生像條狗，碩士生滿街走」已是我們的特殊國情。賣茶葉蛋的大嫂都能擁有一張高自考文憑，如果說政府規定凡是擺地攤的都得有一張高學歷文憑的話，或者說，只要她願意她就可以來張文憑！一句話，咱給知識分子定的門檻太低了。老實講，門檻太低，咱越沒面子。因為門檻低，咱知識分子就多。知識分子多，咱整個社會的智商卻不高，真不好意思！

　　中國知識分子的門檻是世界上最低的，科舉時代考中秀才就算是個知識分子了。

　　《辭海》對知識分子的界定更讓人不好意思：「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教師、醫生等。」單說那個文藝工作者，文學家且不說，如果要說楊鈺瑩、董文華、趙薇等都是知識分子，就羞死我們了。

　　王小波可能最先感覺到害羞，他說：「我們國家總以受過某種程度的教育為尺度來界定知識分子，外國人卻不是這樣想的。我在美國留學時，和老美交流過，他們認為工程師、牙醫之類的人，只能算是專業人員，不算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應該是在大學或者研究部門供職，不坐班也不掙大錢的那些人。」

　　南開大學教授葛荃也不好意思地表示：「在西方學術界，關於知識分子的討論由來已久，而且一般都認為批判精神和終極關懷是知識分子不可或缺的兩個條件。人類社會的整體命運和人的普遍利益，這是他們藉以建立其全部價值體系的前提！」

　　余英時先生跟著不好意思：今日西方人常常稱知識分子為「社會的良心」，認為他們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的維護者，知識分子一方面根據這些基本價值來批判社會上的一切不合理現象，另一方面則努力推動這些價值的實現。當然，知識分子首先也必須是以某種知識技能為專業的人，他們是教師、新聞工作者、律師、藝術家、文學家、工程師、科學家。但是，如果一個有知識的人全部的興趣始終局限於職業範圍之內，那麼他仍然沒有具備「知識分子」的充足條件。知識分子除了獻身專業以外，還必須具備一種關懷精神，關懷國家、社會以及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個人私利之上的。

　　我也不好意思，只有咱們中國，才會認為，有知識就是知識分子，或者認為，受過高等教育就是知識分子，也不管他擁有些什麼知識，受的是什麼性質的教育。按照咱辭典的定義，中國大大小小的公僕（有的甚至擁有碩士博士文憑呢），以及馬加爵們、劉海洋們，就都是知識分子了，這也太嚇人了！所以我們在這方面得小心點，雖然法國知識分子在起源時帶有貶義性質，但是咱總不能如此噁心人家「知識分子」的概念吧？

【四】知識分子皮毛問題

　　《辭海》對知識分子界定后，附著這樣一句：「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而是分屬和依附不同的階級。……」

　　這是最嚴重的一個問題，知識分子到底有皮沒？若有，在何方？若無，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中西方知識界大都承認「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提出知識分子「自由漂移」論的卡爾•曼海姆（K.Mannheim）是這樣論述的：「知識分子是沒有或幾乎沒有根的階層，對這個階層來說，任何階級或等級地位都不能明白無誤地橫加在它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屬於任何階級的。」

　　卡爾•曼海姆認為，知識分子無根，所以他們是自由漂移的，這種狀態不錯，我喜歡。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沒這麼幸運，僅在戰國時代處於漂移狀態，始皇大一統之後，他們就完了，附著在了政府這張皮上。中國的知識分子本來都很愛惜自己的羽毛，但是政府似乎喜歡拔毛。拔到極端處，就雞飛狗跳起來，知識分子之間還互相拔毛。你叨我一根兒，我叨你一根兒半，結果大家都禿了，直到現在，我還能聽到他們的喘息聲。

　　令人感嘆的是，知識分子無根論已經受到挑戰。阿爾溫•古爾德納（A.Gouldner）1979年出版了《知識分子的未來與新階級的崛起》一書。他在書中給知識分子創造了一個新名詞——「文化資產階級」，認為這個階級正在社會中變為統治者。古爾德納認為，知識分子從總體上控制了知識的生產和分配。而現代社會中，知識也是一種資本，不過與貨幣資本不同，它不是實體的而是符號的；但它與貨幣資本一樣，也可以用來支配人們的收入、地位和權力。古爾德納把這種資本稱作「文化資本」，佔有這一資本的人因而也叫「文化資產階級」。我們中國現在也出現了一個新的辭彙：知本階級，似乎跟「文化資產階級」是一回事兒。站在這個角度，我們欣慰多了：現代及未來的知識分子，將會擁有自己的皮。有了自己的皮，就不怕被人拔毛了吧？

　　【五】總結語：知識分子應有的特性

　　我認為，知識分子起碼應擁有以下特性：

　　首先是啟蒙性，所謂的啟蒙，康德的意思是「獨立運用每一個人的理性」。站在這個角度，中國陳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最合乎標準。先生在那個一花獨放的時代，竟然拒絕惟一的一朵花——拒絕學習馬列主義！1953年年底，汪篯（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1947年曾任陳寅恪助手，時為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攜郭沫若、李四光的信來廣州勸說陳寅恪任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寅恪對此作了書面答覆，即《對科學院的答覆》，其中說：「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因此，我要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

　　現在我們對陳先生頂禮膜拜，更大的程度上，並不是先生的學術貢獻，而是他的人格魅力——獨立與理性！這一點是知識分子最基本的標準，但是在那個年代里，這種精神居然成為稀缺品，讓人不勝唏噓！

　　其次是批判性，知識分子應該「保持對傳統的永恆批判的姿態」（福柯語）。這種姿態體現在一個「反」字上。老子云：反者道之動。反有兩意，一是「相反」，二是「返歸」，二意相通。反，就是逆向思維，而返歸，並不是一種回到起點的簡單重複，而是從一個更高的層面鳥瞰，帶動傳統和定型事物及其正反因素進入新一輪思考。

　　但是這裡我想歪解老子的原意，我希望歪打正著——也就是說，在中國特殊的語境下，我覺得「反動」這個詞最能體現中國知識分子的原生狀態，基於這個層面，我認為，反動應是知識分子的最高境界，它首先是文化意義上的批判性。問題是我們中國，硬是把這詞糟蹋成了一個政治術語和殺人武器。據陳寅恪的助手黃萱回憶，「文化大革命」期間她偷機會去看陳寅恪，有一次先生突然問她「反動」二字作何解，黃萱無言以對。當然，1958年陳寅恪榮任「中山大學最大的一面白旗」，一個「反動學術權威」，他當然會對反動二字作一思考的。對於一個學者，十年的思考足夠了，所以，民間傳說1969年陳寅恪在自己的人生歷程即將走完之前，向校方承認自己是「反動學術權威」。我相信這個傳說，我希望先生一生都為自己的反動而驕傲，在那個年代里，不反動，才真正是知識分子的恥辱！

　　西方第一個反動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當屬雅典的蘇格拉底。當然蘇格拉底自稱自己是國家的牛虻，主要任務就是叮——責備和鼓勵。而蘇格拉底也做到了——很稱職的牛虻。他所身處的雅典，實行的是令現代人都不可思議的充分的直接民主制，一切重大問題都由公民全體討論，然後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表決通過。問題是這麼一種民主，竟然遭到了蘇格拉底的批評，他說：「要想得到正確的判斷，要根據知識，而不應根據多數！」在當時，蘇格拉底這話可是夠反動的，但是兩千年之後的今天，我們發現蘇格拉底的話居然有驚人的智慧。他的觀點與當代管理學中的木桶理論——一隻木桶，其存水量的多少，不取決於最長的那塊木板，而取決於最短的那塊木板——很相近：一個多數決定少數的社會，只能是多數盲眾統治少數精英！當然我這裡無意爭論蘇格拉底的對錯，我只想說的是，蘇格拉底的反動很是可愛！

　　蘇格拉底死得也很可愛，公元前399年，七十高齡的老哲學家，被控犯有「不敬國神」、「別立新神」和「敗壞青年」的罪行而送交審判。在法庭上，蘇格拉底以一貫的從容為自己辯護，重申自己的哲學觀點。其後，參加審判的501位法官投票表決，以281票表決蘇格拉底有罪。根據雅典法律，在判決有罪之後，原告和被告雙方各提出一種刑罰，再由法官表決用哪一種。原告提出死刑，按照當時的情況，如果蘇格拉底表示誠心認錯並提出一種較輕的刑罰，比如放逐，那本來是很容易被法官們採納通過的。但是蘇格拉底拒不認罪，只是在朋友們的請求與擔保下，才提出以三十個錢幣的罰款作為刑罰，並表示他願意為真理獻身，結果，第二次表決以360票通過了死刑判決。在死囚牢里，蘇格拉底在朋友們的眼皮底下，從容飲鴆而死。蘇格拉底是一個稱職的牛虻，終於獲得了好多人的討厭，正如他自己所說「就像一個人正在打盹，被人叫醒了一樣，寧願聽安托尼的話，把這隻牛虻踩死」。這隻牛虻從容地背負著自己的反動哲學，走向了死亡，更走向了永恆！

　　再次是顛覆性，所謂的顛覆性，拿龍應台的精神來概括：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顛覆」，做最紅的蘋果核心裡的一條「蛀蟲『。龍應台的這種顛覆，既批評體制，又不想置身於體制之外。這是一種體制內顛覆吧。

　　還有一種是體制外顛覆，典型代表是老莊。如果說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是執政黨的話，那麼道家就是在野派，而且是永遠的在野派。相對於儒家的一本正經和嚴肅來講，道家就像絕頂聰明又淘氣的孩子。儒家仁啊愛啊啰嗦不清，老莊卻在一旁不時地搗上一句——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知有慈孝。國家昏亂有忠臣。莊子云：「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候，諸候之門而仁義存焉！」總之，有點哪壺不開提哪壺的搗亂勁兒！

　　但是道家的這種體制外顛覆是有限度的。第一，他永遠是站在路邊說話，甚至是鑽到深山老林里說話的。第二，他的顛覆是一種清高，一種自保，甚至是一種逃避。到了魏晉時代，以嵇康為代表的士人還在作顛覆，但是永遠沒有超出老莊的高度。比如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自言：

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鉤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痹不得搖，性復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幾，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己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其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

　　總而言之，我毛病大了，不是人間人！與其說是顛覆，還不如說是不合作，頂多是消解，是一種泥漿戰術——為了把別人拉進泥坑裡，自己先跳進泥坑，拉不下來，也要往正統身上蹭點泥漿的，與王朔的「千萬別把我當人」有異曲同工之妙，中國文人痞子化，開山鼻祖並不是小王朔，倒應了孔子那句話：其由來漸矣！

　　也許，正是由於中國知識界內部與外部的顛覆始終沒有超出老莊的高度，所以中國知識界最後才會走進「萬馬齊喑」的死胡同里。幸運的是，五四運動之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再次揚眉吐氣，歷史還算夠意思！

春秋戰國之前，宗法制與世襲制下，知識被官方壟斷，也就無所謂知識分子了。春秋私學流行，士才作為一個階層興起。我把士稱作中國古典式的知識分子。他們所處的時代堪稱中國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之所以這麼說，是基於以下標準：第一，思想是否自由；第二，精神是否獨立；第三，體制是否給予多重選擇。所謂的多重選擇是針對後世知識分子的單一性機會而言。何為單一性機會？何懷宏在其著作《選舉社會及其解體》中這樣解釋：「第一，它是一種最優的機會，一旦入仕就會帶來最大好處、最大利益，不僅獲得權力，也獲得聲望和財富；第二，它越來越成為社會上的一種主要上升機會，雖然還有其他途徑出人頭地，但那些卻是異途，後期只有科舉才是正途，對於貧寒者還可以說是惟一的上升之階；第三，它接近於單一的制度性機會……只有它提供了一種穩定的、一貫的希望。『單一』意味著把社會上的主要和最高的價值欲求整合為一個，即僅僅指向官場。『單一』還意味著古代選舉和取人的途徑和標準也日趨為一。」

　　總之，先秦時的知識分子有著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從容。就這麼一點，試想後世，中國知識分子什麼時候有過這等風光？「文革」時革命批評家們噁心孔子惶惶如喪家之犬，這種罵法估計是跟周樹人先生學的，眾所周知，周樹人罵梁實秋，「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據說這罵人的話被翻譯成英文後，歐美人士居然對梁實秋產生了同情與喜歡，丟失家的、在地上跑著的小狗，多可愛啊。其實，站在哲理與審美的角度，我一直認為，一隻流浪的自由吠叫的狗，要遠比一隻被捆綁的不敢亂吠的家狗有尊嚴得多。孔子周遊列國，革命家看到了狼狽，我看到的則是知識分子傳經佈道周遊列國的優雅與逍遙呢，怎麼著也算一個國際訪問學者吧？還有，春秋戰國的各大城市，在管仲老師的帶動下，紛紛開辦各種類型各種規格的國家大妓院，專門為游士們服務。那些禮賢下士的貴族們，比如信陵君、燕太子丹等為了吸引士人，還在自己家裡開設了妓院，士來嫖妓，一律免單。當然還有更優待的，比如荊軻，刺秦王前，那可是住了星級賓館，好吃好喝的招待著，且有三陪小姐隨侍在側。可見我們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還是很尊重知識，很尊重人才的嘛！

　　【一】古典知識分子沿街叫賣的生存狀態

　　孟子云：「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很顯然，古典知識分子是沒有經濟地位的，儒家視種地的為「小人」，視經商的為「賤人」，不想做「小賤人」，卻又想混口飯吃，惟一的出路就是沿街叫賣販「道」了，通俗的說法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孔子叫賣的聲音直到如今我們還能聽到迴音：沽之哉沽之哉！其聲嘶力竭頗有點現代社會的「流淚賠本跳樓大甩賣」。

　　要想「沽之哉」，首先得囤貨，這個過程有點難，比如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這般讀書，為的什麼，當然是為了賣個高價錢，正如蘇秦自己所云：「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

　　如果說學「文武藝」的過程難，那「貨」的過程更難。蘇秦第一次做買賣，就賠了本兒，《戰國策》載其「羸滕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歸色。歸至家，妻不下紉，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一副典型的貨郎模樣嘛！

　　功夫不負有心人，蘇秦後來把買賣做得好大，其身價估計是當時最高價了——「為從約長，並相六國」，比現在的「北約秘書長」、「聯合國秘書長」可是威風多了。

　　當然，這種威風，這種技術型之士，歷來為儒家所輕視，特別是孟子，認為縱橫家所為乃是「妾婦之道」，而自己所為，乃是「大丈夫」之道——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看到這裡，不由得讓人莞爾，烏鴉落在豬身上——光嫌別人黑，不覺得自己黑。儒家與縱橫家，都是游士，都是沿街叫賣，只不過叫賣的貨不同罷了。按現在的商業規則，做自己的廣告可以，但不能貶低別人的產品。孟子貶低了縱橫家，卻沒想到後世一位偉人說孟子是一位縱橫家，而不是儒家。如果孟子泉下有知，說不定會找這位偉人吵去：你才是縱橫家呢，你才是縱橫家呢！孟子帶的好頭，導致後世某些知識分子時不時地譏諷縱橫一下——明初學者宋濂認為縱橫之書《鬼谷子》「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宋學士全集•諸子辯》），清代學者盧文弨說「《鬼谷子》，小子之書也」（《鬼谷子》序）。

　　要說沿街叫賣的功夫，還是縱橫家最在行，賣的是流行貨嘛。相形之下，儒家的貨就有點壓倉了。孔子吆喝了半輩子，也沒找到買主，沒辦法，只好回家寫書教學去。孟子步其後塵，也上門叫賣了。孟子首先碰見的客戶就是梁惠王。可惜孟子不了解客戶的心理，這時候梁惠王剛與齊國交過戰，喪失大將龐涓，又與秦國一戰，損失也很大，為此不得不遷都大梁，所以，梁惠王一見孟子就不客氣地問：老頭，不遠千里而來，有什麼好貨以利我國乎？孟老頭脖子一擰：王何必言利？俗透了，我只賣仁義！為什麼後世人總稱儒為酸儒腐儒呢？估計跟不懂行情有很大的關係，人家挨打了，想買根棒子復仇，你卻要賣給人家一件繡花衣服，誰要？

　　孟子的第二大客戶是齊宣王。不知大家是什麼看法，我總覺得齊宣王老在調戲孟子。一會兒說：寡人有疾，好樂；一會兒說寡人有疾，好貨；一會兒說，寡人有疾，好勇；一會兒說寡人有疾，好色，總之毛病大了，看你亞聖咋治我的病。按南懷瑾老先生的看法，齊宣王玩的是太極拳，孟老夫子玩的是「打蛇貼棍」式——順著上纏上你——你說的這些毛病都不是什麼大毛病，只要與百姓同好樂，同好貨，同好勇，同好色，就行了。我倒覺得，孟子的仁義有點狗皮膏藥的嫌疑，哪裡都能貼那麼一貼，也像萬金油，哪裡都能抹一把。不過，齊宣王還有自己的絕招——關鍵時刻，王顧左右而言他。儘管孟老夫子賣葯賣得好辛苦，從四十三歲一直賣到七十歲，但買賣不成仁義在，憑心而論，齊宣王這樣的客戶，態度都還不錯。咱們現在上門搞推銷，搞保險，被對方轟罵出來的也不少吧？

　　孔子、孟子、蘇秦之類都是大賣家，事實上，春秋戰國時的知識分子，更多的是小本買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士們被人稱作游士，好比無根之萍，飄到什麼地兒就什麼地兒吧。有些類似現在的打工者，所以游士，也叫「養士」，游是士們的表象，養卻是士們的生存實質。只不過，這種養有討價還價的空間。《戰國策》里有個著名的馮諼彈鋏的故事——馮諼是孟嘗君的食客，有飯吃就不賴了，可馮諼嫌待遇低，就吆喝開了，先是想吃魚，就唱：「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遂有魚吃。再吆喝「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遂有專車。最後吆喝：「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遂給老母吆喝到了食用之資。馮諼的故事估計會讓諸多後世的知識分子羨慕呢，居然能跟上級領導討價還價，尾巴都翹到天上了，簡直太酷了，試想大明以後的任何知識分子，有這待遇嗎？你還個價試試，不拍死你全家都算仁義！

　【二】古典知識分子的道統與學統

　　眾所周知，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大狗叫，小狗也叫，叫得那個歡，現在的知識分子都羨慕。這裡我想從道統學統方面，談幾家叫得歡、叫得響、叫得長的。

　　第一家是逍遙派——老莊為首的道家。第二家是仁義派——孔孟為首的儒家。第三家是權術派——韓非子、李斯為代表的法家。

　　?逍遙派

　　道家老子研究的是道，道是什麼玩意兒呢？南懷瑾老先生給學生上課，說「道」在傳統古書中有三種解法：（一）「道」就是道，也便是人世間所要行走的道路的道。《說文》的註釋是「道者，徑路也」。（二）「道」代表抽象的法則、規律，以及實際的規矩，也可以說是學理上或理論上不可變易的原則性的道。（三） 「道」指形而上的道。如《易•系傳》上所說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至於老子所謂的「道」是哪個解，南老先生耍起了滑頭，跟學生交待說：只有親見老子，來問個清楚。元代劉從益在自己的《題閑閑公夢歸詩》開場就說「學道幾人知道味」，看來，讀懂老子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兒！我覺得，問老子也不見得能問清楚，我感覺老子也只是在原地打轉轉：「道可道非常道」，說來說去不知 「道」。

　　老子研究道，本意也許並不是給人間的人兒指條道兒或曰「徑路」。司馬遷說老子「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至於「自隱」，老子做到了，「莫知其所終」，後世人乾脆懷疑他得「道」升仙了。但所謂的「無名」卻是個悖論。以至於有人譴責老子：既然要隱，何必著書？既著書，便是求名。也難怪，因為後來的知識分子，有的玩起了欲擒故縱的把戲：把隱當作了揚名的手腕，蹲下，為了跳得更高；隱沒，是為了引起人的注意；不仕，是為了要求更高的身價。比如《新唐書•盧藏用傳》及《大唐新語•逸隱》載：盧藏用舉進士，有意當世而不得調，乃隱跡於京師之終南山，易為時君所徵召，果被召入仕，以高士被授以左拾遺。唐朝道士司馬承禎從京師回自己的隱居地天台山。盧手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乃云：「以仆所視，乃仕宦之捷徑耳。」終南捷徑，遂成為一個意味深長的成語。

　　於是陸遊就可以瀟灑地表示對隱士們的藐視了：志士棲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負初心。不須更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到今！嚴光，字子陵，漢光武帝劉秀的同學。劉秀做了皇帝，希望自己的這位同學出來助一把。劉秀可能希望同學自動找上門來，奈何嚴光不報到。劉秀就令全天下找，這一找，嚴光可是出名了，而劉秀也沒吃虧，新皇如此禮賢下士，民眾那個敬仰啊。在那個年代，如果不想被人找到，那是相當容易的一件事兒。我兒跟人捉迷藏，老是能找到一個萬無一失的地方，誰都找不到他，在裡面睡個覺都行，但是這種行為，實際上等於自動出局，玩久了很沒意思的。而有些參與心特強的孩子，會在自己所藏的地方故意鬧出點動靜來，不是咳嗽，就是踢石子兒。總之，我在這兒呢！帶頭搞這個的，是直鉤釣魚，鉤離水面老高，且是沒有魚餌的姜太公。嚴光也學會了這一手，他反披羊裘，垂釣在浙江桐廬的富春江上。羊裘一反披，就夠令人注目的了，可是嚴光還放聲高歌唱個不休，以至於被現代人猜測他的歌可能還經常跑調來著。總之，嚴光被劉秀捉到了。難怪後世有人批評嚴光「一著羊裘不蔽身，虛名傳誦到如今。當時若著蓑衣去，煙水茫茫何處尋」。我覺得這個寫諷喻詩的人，跟我兒子五歲時一個水準——不知捉迷藏的真諦！陸遊不屑於批評嚴光，倒是對巢由意見挺大。傳說巢由是唐堯時代的隱士。晉•皇甫謐《高士傳》卷上載：「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

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遊，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呵呵，許由矯情，巢父更矯情，怪不得陸遊譏之。我只是覺得，這些所謂的高士行徑很眼熟，比如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所以，我有理由懷疑，所謂的上古高士行徑，都是後世受道家隱世思想影響的文人們杜撰出來的。杜撰歸杜撰，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老子之「道」，成了後世知識分子的精神後花園。老子云：「功遂，身退，天之道。」後世讀書人把它改為：「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到了莊子，「明老子之術，詆訾孔子之徒，剽剝儒墨，雖當時宿學不能自解免矣。」司馬遷評莊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一句話，光顧著自己寫文章痛快的批判與批判的痛快了，體制內當然拒絕接納你。現代社會也有一些文士，本是以批判出名，卻又忽閃著小翅膀愣要飛進體制內，就有點摸不著北了。與莊子比起來，高下之別立現：莊子視體制內如腐肉，根本上拒絕進入：「終身不仕，以快吾志」；而現代某些文士，卻拿批判當作了闖進體制的敲門磚，這種做法令人起疑！

　　依現在的眼光，對道家的逍遙，批評是很重的，避世自保，作為知識分子，不但沒有成為社會前進的領頭羊，反而引導一部分知識分子成了縮頭烏龜。那個時代，固然沒有安全感，但是為什麼不去營造安全的堡壘呢？最先清醒，卻不負責任，由清醒到糊塗，這是道家的學統，這學統引導後人跟著糊塗。百姓絕聖棄知，安居樂業；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帝力於我何有哉？逍遙得有點過了。基於這個層面，我認為道家是不可原諒的。相形之下，蘇格拉底也不願參加政治活動，他說： 「我想這是很對的，因為我可以斷定，同胞們，如果我參加了政治活動，那我早就沒命了。不會為你們或者為自己做出什麼好事了……一個人如果剛直不阿，力排眾議，企圖阻止本邦做出很多不公道、不合法的事情，他的生命就不會安全，不管在這裡還是在別的地方都是這樣的。一個真想為正義鬥爭的人如果要活著，哪怕是活一個短暫的時期，那就必須當老百姓，決不能擔任公職。」

　　蘇格拉底拒絕了公職，但是他並沒有拒絕政治，他要當的是牛虻。亞里士多德說：「人的本性是政治的動物！」那麼，道家逐漸拋棄政治，是不是把人的本性也給丟了一半？　

?仁義派

　　也許是受魯迅之《狂人日記》的影響，反正我一看仁義二字就渾身發冷，想起「吃人」二字。孔子可能是無辜的，動機可能是好的，他所謂的仁義，說穿了，就是希望最高統治者——那些狼變得溫情一些；希望下層統治者——那些狗變得規矩一些。按狼和狗的本性，當然反對這些溫情的東西了。問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統治者發現這些偽裝很能迷惑小羊般的民眾——狼外婆的故事就是咱民族典型思維特色的再現。最終，在孔孟之家的教唆下，最高統治者變成了狼外婆，下層統治者 ——學而優則仕的那些讀書人，則變成了狗姨媽。儒家的誠實被人懷疑，估計就是這個原因。

　　我的目的，不在揭穿儒的虛偽，因為道家在這方面，也並沒有好到哪裡去。我更關心的是，仁義一旦成為道德，它就變作了殺人兇器。更多的時候，甚至不用狼外婆動手，狗姨媽們就自己撕咬開了，比如「文革」里，文人最根本的悲劇不是來自上層的批剝，而是來自內部，自己人咬自己人。有些文人並沒有從政，但他們是准姨媽，作派比那些在位的姨媽好不到哪裡去。這導致中國知識分子沒有正常學術批評的學統，現在這種毛病還很重。我在網上遭遇一位同仁，也是教歷史的，那位仁兄就在我所任版主的罈子里貼這樣一個貼子——試看三糊塗的賣國言行！我一看就愣了，幾天不到，我怎麼私下又把咱國給賣了？仔細一看，原來因為我寫了一篇評袁世凱的文章——「文化革命」過去多年了，可有些同志階級鬥爭那根弦綳得比當年的紅小兵還緊，也真難為他們了。

　　如果說美國對待自己的殖民地，用的是胡蘿蔔加大棒的話，那麼孔子推銷自己的學說，用的則是仁義加拳頭。優秀的民辦大學校長少正卯就是這樣被殺害的。

　　孔子作為一代師表，喜唱仁義小調。問題是，他有一樁公案，至如今說不清道不明。我說的是孔子誅少正卯。雖然孔子誅少正卯史實不清——先秦典籍中有的提到孔子誅殺少正卯，有的則沒有記載。這樣，孔子是否誅殺少正卯，就成了歷史公案。但正是由於不清不白，我們才更有理由懷疑。《狂人日記》里的狂人有一句話深得我心：「我懷疑得有理！」歷史學家克羅齊說，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汪丁丁說：「歷史儘是謊言，錯誤都被掩蓋了，眼下的種種『紀念』，其實是為了『忘卻 』。」周寧說：「與其說歷史是記憶的工具，還不如說它是忘卻的工具！」鑒於孔子的聖人地位，以及為尊者諱的中國治史傳統，所以，我相信《荀子•宥坐》中的記載：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先）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而有之……不可不誅也。」

　　《史記•孔子世家》也云：「（魯）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看來，少正卯在儒家眼裡，確實是影響政治穩定的邪惡人士，不是自由主義者，就是無政府主義者，總之，是讓統治者不省心的那類。孔子云：誰能出不由戶？歷史沒有記載少正卯的言行，但我懷疑少正卯就是那種「出不由戶」的思想者，教授給學生的，估計略相當於現在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或者相當於蘇格拉底的「敗壞青年」，孔子自然自認殺人有理了。孔子為人所詬，還有一個關鍵，那就是利用政治勢力消滅學術對手——據《論衡•講瑞》載，「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可見少正老師講的課，的確精彩，否則孔子的學生，就不會一度跑得只剩下老憨顏淵一人。甚至有學者認為，孔子心術忌刻，以爭名戮人，老子西出函谷，就是因為秦地之無儒，而孔氏師徒也奈何他不得云云。儘管這猜測有點誇張和可笑，但是我相信這一點：如果讓孔子攝相位久一些，估計殺人更多，用仁義殺人，難道是儒家道統嗎？！

　　研究歷史，我更關注的是細節。孔子曾說過這麼一句話：「自吾得由，惡言不聞與耳！」（《史記•仲尼列傳》一般的解釋是：因為子路比較勇猛，誰侮辱孔子他就揍誰，所以，自從孔門有了子路以後，就沒有人敢對孔子出惡言了。這一細節，讓人大有琢磨頭，如果說美國對待自己的殖民地，用的是胡蘿蔔加大棒的話，那麼孔子推銷自己的學說，用的則是仁義加拳頭了。

　　如果說孔子還算溫情的話，那後世的孟子乾脆就是一根棍子了，罵人罵得好凶。比如楊朱提倡「為我」，主張「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墨翟鼓吹「兼愛」，主張「愛人之父如己之父」，孟子痛罵他們「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下》）。幸虧孟子沒有攝相位，否則他殺幾個持異見者，那還不是當畜牲來宰？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儒家學說本身就是一根棍棒，一件兇器。權勢者、執政者，順勢把自己打扮成仁義的化身，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向四處掄棒。就連張獻忠殺人，也是拿德性為理由的：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總之，它導致我們非常不好的一個傳統：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學統也是如此：道德評價先於事實評價，歷史課乾脆變成了思想品德課，而思想是可以定罪的！

　　儒家的「學而優則仕」與亞里多德的「人的本性是政治動物」的觀點很相近，所以儒家在政治方面的熱情與道家在政治方面的冷漠恰成鮮明的對比。如果我們譴責道家不負責任的話，那麼，對於儒家入仕的積極，我們就不能一味地加以嘲諷了，譴責消極，嘲諷積極，那我們成什麼東西了？但是不嘲諷，並不意味著放棄警惕與懷疑——我說的是儒家的仁義與道德，以及利用儒家仁義與道德作飾品的惡政與暴政！

　?權術派

　　中國文化里獨有一枝開得很燦爛，那就是權術。上至帝王，下至官僚，都喜歡玩這個。曹操算玩得最妙的——挾天子以玩諸侯。但大多數同志都玩得不妙，最後把自己的小命兒也玩沒了。比如商鞅，雖然推行的是法治思想，但其思想有個前提——權！也就是說，君主推行法令，必有專權，君尊令行，否則有名無權，法令不行。怕大家不信，商鞅還玩了個「立木為信」的遊戲——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以十金之賞募民移木於北門。民怪之，不敢徙。復賞五十金，有一人徙之，遂得獎賞，百姓始信衛鞅令出必行。為什麼說是遊戲呢？第一，百姓怪之，說明國家政治生活與國人日常生活中缺少這個「信」。第二，商鞅跟國人玩「信」，但是最高統治者可不跟你玩這個，他說你反了，你還真就反了，不反也得反。商鞅最後的結局是車裂示眾。

　　中國權術的集大成者當屬韓非子。韓是給中國帝王上權術課的最稱職的啟蒙老師，同時也是最有奉獻精神的老師——他自己就是供帝王實習權術時的活道具。韓非雖然是個大結巴，但是茶壺裡的餃子不少，其餃子餡由三種調料調成，計有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慎到的「勢」。韓非批評商鞅「徒法而無術」，批評申不害「徒術而無法」，又吸收了慎到的「勢治」學說，認為君主應該根據官府公布的成文法，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勢，心中再暗藏諸多機關術，來控制群臣與百姓，以達到天下大治。韓非的文章一下說到了秦皇心坎里，所以，秦皇對韓非是不見就鍾情：「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為奪得韓非，秦皇不惜兵臨韓國城下，韓王就乖乖地把韓非拱手相讓了。秦皇終於得見此人，問題是，秦皇這樣的統治者，奉行的是殺雞吃蛋之原則。但悲劇之所以是悲劇，並不是因了秦皇的刻薄寡恩，而是韓非的當局者迷。正如司馬遷所說：「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為帝王獻權術，為世人言「身危」種種，卻自己保護不了自己，這算哪門子權術？

　　韓非的同學李斯發現了一半真理：「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史記•李斯列傳》）這一半真理是：倉鼠與廁鼠是有高下之別的。但是韓非的這位同學，沒有發現最致命的另一半真理：不管倉鼠還是廁鼠，總歸鼠類而矣，命中注定，出洞前要嗅嗅洞口有無危險的氣息，更要兩眼骨碌，兩眼賊亮，時刻準備著逃跑。李斯這倉鼠最終落個腰斬的下場，臨死前，也就跟兒子感嘆那麼一句：「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不可得乎！

　　道家在野，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即使關己，生不如死。死都不怕，還怕活著嗎？至於自身安全堡壘的建設，愛誰誰！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儒家執政，雖然奉行著師道的原則，走的卻是臣道的路線——「致君堯舜」，堯舜是個永遠的夢，這夢做了五千年，越做越不地道——若真按儒家對堯舜的描述來比較，我們會發現後世的帝王越來越差勁——典型的黃鼠狼下老鼠，一窩不如一窩嘛！而權術派韓非們的所作所為，甚至比不上貓。貓給老虎授課，還知道留一手防身呢！

　　沒有有效的體制，那麼再會玩弄權術，也是枉然；再會隱沒，也能引你出洞；再會忠誠，也是愚忠！直到現代，我們的知識分子仍然沒有為自己營造出一個安全自由的堡壘！出洞前東嗅西嗅，探頭探腦，滑稽又可憐。更可悲的是，手掂大棒與鼠夾在洞口實施打擊與攔截的，卻更多的是同類——鼠類自身！

　　可以說，東西方都有自己的「殉道者」，西方有蘇格拉底和布魯諾等。中國有屈原和文天祥。但區別是有的，他們所殉的「道」是不一樣的：蘇和布殉的是「知識」之道，真理之道；屈和文殉的則是忠君愛國之道，倫理之道。這裡不論他們殉道的境界之高下，只論後果：在西方知識分子的努力下，先是有了文藝復興——上帝死了，人活了；后是有了法國的啟蒙主義——君權走了，人權來了，其精神可用伏爾泰的一句話概括：你說的每一個字我都不同意，但是我堅決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韋伯給教師提出一個價值中立性原則——「在大學的課堂上，教師更應該保持自己的價值中立性，要教給學生的是經驗科學的正確結論，而不是自己所持有的價值準則或宗教信仰。教師也不應該用自己的價值信念去影響學生的判斷力，使學生對社會事務的觀察染上價值觀念的偏見而失去客觀性。價值判斷是要宣傳的，但那是政治家、宗教傳教士們的事業，應該拿到教堂或公眾場合去做。」美國走得更遠，乾脆定了個「言論中性」——言論本身沒有對錯之分，也沒有真理與謬誤之分。就連炸白宮這事兒，只要您光說不練，那麼您隨便嚷嚷。我在大學教書，我們的領導經常給我們打預防針：學術無禁區，宣傳有紀律。領導說得對。只不過，有時候我搞不清，學術與宣傳的界線！

　　中國歷史中，士大夫們殉道的也不少，但是收穫不佳——只收穫了一個忠君愛國！而且愛得稀里糊塗，君主、國家、政府、民族等概念都分不清楚。典型的思維邏輯是鄉革命委員主任們創造的：你反對我，就是反對鄉政府，反對鄉政府，就是反對縣政府，反對縣政府就是反對省政府，反對省政府，就是反對中央，反對中央，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至如今，有些地方的基層幹部們還在用這一手對付農民：你上訪告我，就是妨礙我仕途，妨礙我仕途，就是妨礙穩定，妨礙穩定——那就反了，抓起來！

　可以這樣說，大一統既是中國的傳統政治思想，也是中國的傳統地理思想。地理上的大一統，也就意味著政治上的大一統，為了這兩個大一統的穩定，又會出現了一個思想上的大一統。王陽明說過：撼山中賊易，撼心中賊難。對於傳統統治者來說，他們最恐懼的，當是知識分子的思想。如果任由這些人自由思想，胡思亂想，那世界就亂套了。所以，統治者都喜歡統一思想。比如老蔣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獨裁，被人簡稱為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思想，一個腦袋。不用說，老蔣是在繼承中國的傳統政治。不過，這傳統也是來之不易的，中國知識分子是在兩千年的時間裡幾經打劫，直到明清時期才完全趴下，成為一個腦袋的。

　　【一】秦始皇焚書坑儒

　　這一劫，首先打斷的是知識分子的脊梁骨！

　　韓非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秦皇一聽，知音啊。大一統之後，收天下兵器，鑄造銅人。可是在始皇眼中，書也是兵器，所以，下令廣收天下書，並效仿東方魯、齊等國的博士官制度，設博士70名，用他們通古今、備諮詢。博士之下，又有諸生2000餘人。這些博士約相當於我們建國后的知識分子，有點弄不清自己的位置，總之，在給始皇拍馬屁的時候拍出火星來了：博士長官僕射周青臣，說秦皇乃千古第一帝；博士淳于越說，應該效仿三代的分封制，這樣才能統治長久，「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末了還不忘加一句——周青臣當面拍馬屁，加重了皇上的過錯，不是個好東西！秦皇判斷不出誰的馬屁好，就把馬屁下移給丞相李斯，李斯就把這馬屁加了點油鹽醬醋：儒生們懂個屁啊，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禁之便」。李斯這麼一鼓動，秦皇就甩開膀子幹了——「焚書」！除《秦記》以外的史官記載都燒掉；除博士職掌所藏圖書之外，民間所藏《詩》《書》及百家書者，一律送交地方長官燒毀。當然，醫藥、卜筮、種樹等「理工農科」書不在焚燒之列。令下三十天不燒的，要剃陰陽頭，下勞改農場（面額上刺花的黥刑和四年築城的「城旦」勞役）；有敢談論詩書的，判處「棄市」之死刑；以古非今者，滅族；有什麼問題不明白，以吏為師！焚書完畢，秦皇又開始「坑儒」——儒生也不爭氣，一個叫盧生的，一個叫侯生的，背後議論秦皇集權專斷不民主，不重用知識分子，「博士雖有 70人，卻備而不用」等等，說完就跑了。有人舉報，秦皇就下令追查，結果發現事情正在起變化，說壞話的人還不少，就抓。儒生們又很爭氣，互相揭發，一下子弄了個反動集團，共計460人。為了給新生的大一統國家節約開支，秦皇就把他們都給活埋了。這一焚一坑，中國的知識分子就老實多了。

　　秦皇焚書，焚的是《詩》《書》等百家之語，僅留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這方面，後世還頗有相通之處。譬如在論及「知識分子改造」時，一般都認為工程技術人員要好一些，「學理科的其次，學文科的最差」。所謂的文科最差，說穿了就是人文知識分子身上某種令人不安的特質——批判性討人嫌！

　　焚書坑儒也罷，要真是把儒者及其學術全埋地下，嘩，世界從此清靜了。問題是秦皇還開了一個最壞的傳統，當然這還要歸功於李斯，它源於李斯出的一個餿主意：以吏為師！當官的或許懂得法規，但是未必懂得思想。更可怕的是，當官的可能連法規都不懂，但他們有權扭曲、閹割思想，甚至有權支配思想者的小命。事情就是從這裡發生了質的變化。

　　先秦知識分子可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是他們可以「處士橫議」，所謂的處士橫議，說穿了就是言論自由。齊國設立「稷下先生」，其特點就是士持其 「道」對政治加以「議論」，他們是「王者師」，可以以「道」壓「勢」。但「以吏為師」，就把「道」納入了權力體系之中，這傳統導致中國一種特殊的現象：官階越大，在思想界越有發言權。

　　退一步說，誰都有講話的自由，官吏好為人師，就隨他講去，問題是，對知識分子不公平，因為他們沒有不聽從的自由。我曾看到過一份某市2003年度知識分子工作的報告，通篇還是做好知識分子的引、培、導等管理工作，加強教育，讓他們又紅又專云云。看了這份文件，你就會納悶：到底是牛拉車，還是車拉牛？

　【二】漢武帝的獨尊儒術

　　這一劫，打斷的是知識分子的膝蓋。

　　這事兒得慢慢道來。

　　秦皇幹活不利索，沒有把儒「坑」完，所以，漢武帝遭遇到了一個大儒——董仲舒。老董以賢良之身與武帝對話，賣的還是儒家那些仁啊愛啊的，沒想到時移世易，這些玩意兒很適合統治者的口味：首先，儒家以「仁政」為核心的政治觀與道德觀，給統治者披上了一層道德的外罩！其次，強調大一統，為統治者提供了專制的理論基礎！第三，「天人相與」、「君權神授」固定了皇家政權的合法性與永恆性！第四，「三綱五常」等倫理規範，可以為專制政權提供從頭到尾的保障！第五，霸道政策，導致秦二世而亡，新一輪的統治者迫切需要一種新的統治藝術，儒家的溫情脈脈，至少看起來很美！

　　總之，談話的結果是，武帝搞了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具體操作是：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儒學教育體系，興辦太學，設五經博士，建立博士弟子優選官制。

　　教育與選官制度相結合，儒學成為士人進身入仕的通途。儒學從此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在錢穆的筆下，中國文化傳統就是儒家傳統。自漢以後，士幾乎就是儒家之士，而士則是道之所系，上則從事政治，下則從事教化，雖從修身齊家始，但目的則是治國平天下。中國社會因此被稱為一個儒教社會而不是道教社會或佛教社會。

　　知識分子儒家化，也就意味知識分子的御用化。因為儒學本身，逐漸被統治者利用和改造，熊十力在其《讀經示要》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自漢代以迄清世，天下學術號為一出於儒，而實則上下相習，皆以尊孔之名而行誣孔之實。」所謂的利用，漢宣帝訓太子的一段話很有意味，當時太子認為父皇持刑太深，並且提出「宜用儒生」的建議，沒想到漢宣帝一下變臉，訓斥太子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漢書•元帝紀》）

　　隋唐以後，儒家思想成為科舉入仕的標準。順從統治者的思想，不僅可以保證人身安全，還可以取得榮華富貴。兩千年利害的逼迫與引誘，使中國文人成了權力的馴服工具。

　　一句話，霸道是實，王道是皮，所謂的儒教，只是統治者的一件外衣。宣帝發現太子偏好純儒，居然很傷心，說：亂我家者必太子也！宣帝的心病，毛澤東持理解態度，他在1957年兩次與《人民日報》負責人及有關領導人的談話中，談及漢家幾位皇帝的優劣，最推崇的是劉邦與劉徹，最不以為然的就是元帝，認為他是書生治國，算不得政治家。

　　後世皇帝最拿手的，便是改造儒學。孔子曰：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發現，第一句被統治者給廢了，或者說丟了，只剩下第二句，這第二句也被糟蹋得面目全非：「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這裡重點提一下朱元璋，他雖然是君主的身份，卻力圖充當文化教育界的最高導師，朱老師偶讀到孟子，發現這老傢伙居然敢對齊宣王說什麼「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路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之類的話，不由得大動肝火。後來下令編纂《孟子節文》，把孟子原書里的大不敬語刪去85條。總之，後世的儒學跟孔孟之初的儒學，早就不是一碼事了。雖然後世儒學看上去很美，但實際上已經被統治者糟蹋得不成樣了，文化到了政治家手裡，就好比良家婦女落到流氓手裡。總之，儒學被統治者輪姦，逐漸墮落為詮釋封建統治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工具，它不僅起不到開發民智的作用，還成了對民眾進行精神奴役的枷鎖。

　　隋唐實行科舉制度，乾脆把維護統治的儒家思想作為入仕的標準。這樣，順從統治者的思想，不僅可以保證人身安全，還可以取得榮華富貴。兩千年利害的逼迫與引誘，使中國文人成了權力的馴服工具。他們在政治領域忠於君主，在私家生活層面尊從父兄，在道德領域則皈依聖人。儒家文化的學術性，完全匍匐到了政治性之下。中國知識分子，身為社會的領頭羊，卻經歷了為時二千年的頭腦格式化。這種格式化，到明朝時宣告完成，標誌便是考試內容——四書五經、文章格式——八股文和參考書——以朱熹的註解為惟一正確答案——三者的統一與固定。

　　據說法國科學家約翰•法布爾曾做過一個著名的毛毛蟲試驗，這種毛毛蟲有一種「緊跟領袖」的盲從習性：法布爾把若干個毛毛蟲放在一隻花盆的邊緣上，首尾相連接，圍成一圈；花盆周圍不到六英吋的地方，撒了一些毛毛蟲喜歡吃的松針。毛毛蟲開始一個跟著一個，繞著花盆沿，一圈一圈走，一個小時過去了，一天過去了，毛毛蟲們還在不停地轉圈兒，一連走了七天七夜，終因飢餓，力盡而死。明朝時的知識分子，又何嘗不是毛毛蟲的狀態呢？他們所謂的勇氣，也只是緊緊跟在權威的身後循序而行。如果沒有權威，他們就會造出一個，然後頂禮膜拜，魚貫而行。他們讀聖賢書，走聖化路，做聖人之徒。他們從不會討論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他們所有的任務，就是證明現存制度的合理性！

　【三】古已有之的文字獄

　　實話說，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境遇與法布爾的毛毛蟲實驗並不完全吻合。也就是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如果脫離了毛毛蟲們爬行的軌跡，他們不但遇不上松葉，過不上所謂的美好的日子，相反，他們可能活不過七天，會立即斃命，而且是以一種更恐怖的方式。如果說儒學政治化打斷的是知識分子之膝蓋的話，那愈演愈烈的文字獄，則給知識分子戴上了緊箍咒。

　　秦皇的「焚書坑儒」，一下子坑殺諸生四百六十餘人，開文字獄之端。

　　漢宣帝在文字獄方面，又有所發明。首先是蓋寬饒案。蓋寬饒喜上書批評時政，大概用的是當今的雜文體，偶而來個小諷刺什麼的。殊不知，聖上最不喜歡的就是文人那些小彎彎腸子。有一次，蓋的奏疏里出現了「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宣帝看了不高興，把蓋的奏疏發下，命群臣議罪。眾所周知，漢是知識分子政府，沒想到這些知識分子官僚們很爭氣，從這些話里讀出了這樣的意思：蓋寬饒想要皇帝禪位！這還了得，所以，沒等到有司治罪，蓋就自盡——自絕於人民了！

　　宣帝製造的第二樁文字獄案是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楊惲也是典型的御用文人，喜歡揭發別人不忠，終於也被別人揭發了，被免為庶人。做了庶人的楊惲，自然心有不甘，偶有牢騷。家庭裡面鬧革命，有個僕人舉報了楊惲，宣帝派人搜查，查出了一個關鍵的證據——楊惲給友人的書信《報孫會宗書》。書中自然有些牢騷，最後楊惲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處以腰斬。

　　其實，令人悲哀的

並不是皇帝殺了幾個文人，而是皇帝這般殺文人，導致三個惡劣的傳統：其一，文字的解釋權歸皇帝本人；其二，文人之間的攻訐之風，說得不好聽些，是狗咬狗；其三，也是最壞的一個傳統，文人沒有自己的私人空間，也就是，官方可以隨便跑你家裡，收你的書信。這一傳統，在「文革」時被發揮到極致。至於知識分子，更有把書信自動上交組織的。這種做法，在現代的中國家庭、中國教育界，遺毒還不少，比如家長、教師理直氣壯地私拆子女和學生的信件。侵入私人空間，不但沒有恥辱感，反而有很強的道德感，這種傳統，也算是世界一絕了！

　　文字獄搞得最有聲色的，當數朱元璋。皇帝生日或節日，各地官吏都要上賀表，雖然是些陳詞濫調，朱皇帝卻很喜歡。問題是文字獄不是個科學問題，遵循的不是一加一等於二這些遊戲規則，所以，馬屁沒拍好，卻拍沒了自己的小命。有些馬屁文章，內有「作則垂憲」、「睿性生智」、「天下有道」等詞。朱老師將「則」 念成「賊」，將「生」念成「僧」，「有道」讀成「有盜」，將「光」理解成「禿子」等，如此諷刺全國人民的導師，不殺你殺誰？

　　有些知識分子也不傻，隱居不仕，不陪朱老師玩，惹得朱老師老大的不痛快，說：「安有懷大材，抱厚德，視君缺佐，目民受殃，恬然自處者？」總之，不出面幫助皇帝治國平天下，就不是好人。儒士夏伯啟自斷手指拒絕出仕，朱老師一聽急了：「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體而已，而保命在君……今去指不為朕用，是異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最後，夏伯啟被抄家梟首。朱老師由此規定：士大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也，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總之，惹不起，也躲不起，只有掂著小命陪皇家玩到底了。

　【四】清朝的文字獄

　　清朝統治者對明朝留下來的文人，一面採取招撫辦法（按梁啟超的說法，那叫誘姦），一面對不服統治的，採取了嚴厲的鎮壓手段。就在康熙帝即位的第二年， 1663年，有官員告發，浙江湖州有個文人庄廷NFEA6，私自招集文人編輯《明史》，裡面有攻擊清朝統治者的語句，還使用南明的年號。這時候，庄廷 NFEA6已死去，朝廷下令，把庄廷NFEA6開棺戮屍，他的兒子和寫序言的、賣書的、刻字的、印刷的和當地官吏，被處死的處死，充軍的充軍。案件前後株連數百人。

　　公元1711年，又有人告發，在翰林官戴名世的文集里，對南明政權表示同情態度，又用了南明的永曆帝的年號，就下令把戴名世打進大牢，判了死刑。這個案件牽連到他的親友和刻印他文集的，又有三百多人。

　　雍正帝統治下，文字獄也更多更嚴重，最出名的是呂留良事件。

　　呂留良也是一個著名學者。明朝滅亡以後，他參加反清鬥爭沒有成功，就在家裡收學生教書。有人推薦他博學鴻詞科，他堅決拒絕了。官員勸他不聽，威脅他也沒用，後來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了頭當和尚。官員們也拿他沒辦法。

　　呂留良當了和尚之後，躲在寺院里著書立說。書裡面有反對清朝統治的內容。幸好書寫成了，沒有流傳開去，呂留良死了，更沒被人注意。

　　有個湖南人曾靜，偶然見到呂留良的文章，對呂留良的學問十分敬佩，就派了個學生張熙，從湖南跑到呂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聽他遺留下來的文稿。

　　張熙一到浙江，不但打聽到文稿的下落，還找到呂留良的兩個學生。張熙跟他們一談，很合得來。他向曾靜彙報后，曾靜也約兩人見了面，四個人一商量，就估摸著想推翻清王朝。

　　他們懂得，光靠幾個讀書人辦不了大事。打聽到擔任陝甘總督的漢族大臣岳鍾琪，掌握很大兵權，因為討伐邊境叛亂的時候立了戰功，受到雍正帝重用，就想利用岳鍾琪反清。可笑的是，他們的策反策略全是書生式的，試看張熙如何勸說岳的：「將軍跟清人是世仇，您難道不想報仇？」

　　岳鍾琪：「這話從哪兒說起？」

　　張熙說：「將軍姓岳，是南宋岳忠武王（就是岳飛）的後代，現在的清朝皇帝的祖先是金人。岳王當年被金人勾結秦檜害死，千古稱冤。現在將軍手裡有的是人馬，正是替岳王報仇的好機會呢。」

　　最後的結果是，這個所謂的岳飛的後代，從張熙嘴裡套出全部情況，把他們一窩兒告發了。嚴格來講，這案子不單單是文字獄，因為它真的是反革命案件，一點也不冤。至於其他，則大都是冤的，比如翰林官徐駿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音bì）字，雍正帝見了，馬上把徐駿革職。後來再派人一查，在徐駿的詩集里找出了兩句詩：「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忽忽，噁心我們大清民族不識字，誹謗嘛，殺！

　　雍正時有一個典型的文字獄案，叫查嗣庭試題案。查嗣庭是康熙朝進士，后官至禮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查嗣廷在江西做正主考。根據科舉八股文命題的慣例，他選《詩經•商頌》上的句子出了一道「維民所止」的命題。不料卻被人告發借出題名義用「維」、「止」二字影射「雍正無頭」，諷刺時事，居心叵測。於是雍正下令將查氏革職問罪。結果，查嗣廷在獄中冤死，仍被處以戮屍梟首，子輩株連死罪，家屬流放。

　　乾隆在搞文字獄方面，絕對不亞於自己的父祖們，乾隆二十年（1755），皇上看胡中藻不順眼，便命人暗中收集胡中藻所出試題及詩文，以其任廣西學政時所出試題中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七字，指責詆毀乾隆年號；以其所寫《堅磨生詩抄》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指責故意在清國年號加「濁」字；詩中還有「與一世爭在醜夷」、「斯文欲被蠻」等句，因有「夷」、「蠻」字樣，被說成是辱罵「滿人」；又有「老佛如今無疾病，朝門聞說開不開」句，被指斥是譏諷乾隆的朝門開不開。總之，數罪併罰，胡中藻被判處斬首。

　　科學家曾做過一個有趣的實驗：他們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速跳起，跳起的高度均在其身高的100倍之上，堪稱世界上跳得最高的運動員，這一點，倒跟知識分子的超越性有點類似。可惜的是，科學人員在跳蚤的頭上罩上一個玻璃罩，再拍桌子，跳蚤一跳，碰著了頭，再拍，再跳，再碰，連續多次后，跳蚤適應了玻璃罩，不再跳那麼高了，每次跳躍，總會保持在罩的高度以下。科學家繼續改變罩的高度，跳蚤也跟著改變自己的跳躍高度，最後，玻璃罩接近桌面，再也沒有跳躍的空間了，於是，跳蚤變成了爬蚤。

　　如果說科舉的八股制文讓中國知識分子終身俯在了一條狹窄的羊腸小道上，那麼，高懸在頭上的文字獄，則猶如跳蚤頭上的玻璃罩，於是，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慢慢地集體趴下。清朝學者鑽進書齋，趴到了故紙堆里，大搞特搞繁瑣不堪的考據之學了。

　　其實，最讓人悲哀的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在幫助統治者打江山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給自身打造一個安全的堡壘。這一點，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跟農民這個階層一樣的懵懂無知，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而已。站在這個角度，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文盲草民們又有什麼區別呢？

　【一】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招安情結

　　學而優則仕，是儒家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外在規範。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科舉小橋的單一性選擇機制的確立，讀書做官，逐漸內化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心理自覺，這種心理自覺，被稱為知識分子的招安情結。雖然歷史上有著眾多的文人不與新王朝合作的例子，但是一旦新的王朝逐步走上了正軌，知識分子們就不再忸怩作態了，這一點，明朝的士大夫們與清朝的關係就可略見一斑。而《水滸》里梁山好漢的招安情結，又何嘗不是明朝士大夫們的心態反映呢？招安與歸順，中國知識分子永遠的悲劇。

　　【二】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臣妾心態

　　先秦之前，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統治者面前有三種選擇：師，友，臣。自從秦皇開了以吏為師的傳統，他們在強權面前，再也沒了師的光榮。

　　至於友，也是沒影兒的事。中國帝王們，還沒見誰把知識分子當朋友呢，當然，臨時做朋友倒是可能的。比如劉邦起事的時候，蕭何、曹參等都是知識分子型官吏，跟劉邦的關係，有那麼點友的交情。可是隨著政權的建立，他們就慢慢淪落為臣了。

　　為臣也不錯，如果真應了孔子所謂的「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話。問題是，中國的強權，或者說政治，就是那麼一介武夫，大臣面對他，只能是臣妾的待遇。基於這個層面，知識分子的學而優則仕，還不如說成是「女大當嫁」。中國文人被罷官，猶如小女人被休回娘家。從這個意義上講，屈原沉河，與其說是愛國，還不如說是殉情！

　　【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怨婦心理

　　與臣妾心理相伴隨的，就是怨婦心理。中國文人最擅長的，就是怨婦文學，也叫棄婦文學。色衰愛弛，秋扇見捐，長門宮漏，寒鴉日影，文人之所以能把棄婦心理刻畫得惟妙惟肖，不得不承認，他們有共同的心理體會。比如白居易的《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婦，門前冷落車馬稀，我們現在讀來感觸並不深，可江州司馬青衫濕，你要單以為咱的大文豪是為了小女人的丈夫老不歸家而流淚，那就太小看咱的文豪了。聽別人的小曲，澆的是自己胸中的塊壘，大文豪在強權面前不再得寵，被貶千里，猶如娘娘被打入了冷宮。白居易為商人老婦淚灑青衫，還不是一樣的心理感覺——失寵？

　　【四】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爭寵心理

　　既是臣妾，那麼妾與妾之間的這個關係也不好處，大家爭寵獻媚，免不了爭風吃醋的。我們老說文人無行，文不如妓，就是這個方面的原因。鄒陽在自己的《獄中上書自明》里說：「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連豪邁千古的李白都知道「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許皇后與趙飛燕爭寵，武媚娘套牢李治，這些女人的媚功與手腕，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會，只不過水平有高有低罷了。韓非子的故事裡，有個叫鄭袖的小娘們，乃是荊王愛妾。荊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美女近王，數掩口。最後的結果，傻丫頭的鼻子被荊王割掉了。鄭袖這一小手，真宗年間的參知政事王欽若就玩得特圓。眾所周知，真宗年間，寇準做了宰相，又做了件千古牛事：當時遼國蕭太后與遼聖宗耶律隆緒御駕親征，揮軍南下，真宗嚇壞了，大臣們都說跑吧，只有寇準說不能跑，最後半帶強迫性地讓真宗與他一塊兒到了澶州城下，結果宋軍士氣大振，打了勝仗，真宗乘勝簽訂了城下之盟。從此之後，寇準更牛了。有一天，真宗召見大臣，寇準未等散朝先行一步，真宗目送寇準離去，一旁的王欽若吃醋了，說：「陛下如此敬重寇準，是否因為他有保衛社稷之功？」真宗點頭稱是，王又說：「澶州之戰，陛下不認為是恥辱，反而認為寇準有功於國，這是為什麼呢？」真宗一聽傻了，問：「為什麼呢？」王欽若說：「兵臨城下訂盟，為《春秋》所恥。我們的澶州之戰，就是城下訂盟。以陛下大國皇帝這樣的尊貴的地位，而訂城下之盟，還有比這更大的恥辱嗎？」真宗一聽，說得也是。王欽若繼續加「太太牌」酸醋：「陛下聽說過賭博嗎？賭錢的人在錢快輸光的時候，就把剩下的錢全拿出來做賭注，這就叫作孤注。寇準讓陛下親征，就是拿陛下作孤注一擲，陛下想過它的危險性嗎？」

　　陛下一想，寇準就危險了，結果寇準被打入冷宮——貶下去了。

　　再比如，唐高宗李治的王皇後為與蕭淑妃爭寵，不惜屈節接武則天回宮，與武則天合夥整蕭淑妃，蕭淑妃被整倒以後，王皇后才發現自己最大的敵人乃是原來的同夥武則天！文人中類似的例子還不少，這裡歡迎某些人士前來對號入座啊。


【五】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好女不嫁二夫」的貞潔心態

　　好男不事二君，好女不事二夫。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貞潔觀與中國女人的貞節觀完全可以相提並論。而且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女人貞節的高峰時代，與知識分子忠貞的高峰時代完全吻合。明朝時的中國女人最講貞節，而那時的中國士大夫也最講氣節。興起於崇禎二年（1629年）的復社，原本不過是一個以復興古學、切磋學問為宗旨的文人社團，但他們的宗旨似乎更重氣節。明朝時，中國寡婦再嫁被認為是奇恥大辱，而明末清初的知識分子，也是至死不嫁清王朝的。陳名夏、洪承疇等幾個改嫁了，歷史書籍怎麼噁心他們啊！

　　有史以來，一個國家、地區、民族的外交觀念與外交方式，其實就是它自身的一個文化符號。如今，全球已漸趨一體化，文化雖然還具有各自的特質，但外交規則，或者說遊戲規則，基本上全球大同了。大同之前，中國奉行的是自成體系的傳統外交——朝貢外交。這種外交建立在「中國屬內以制夷狄，夷狄屬外以奉中國」的朝貢制度（或曰朝貢體系）之上，所以人們把它叫作朝貢外交。這種外交模式的目的是「際天極地皆王臣」，其後盾是強盛的國力，其實質是政治上的招徠及利益上的誘惑，其表現方式是朝貢一方「稱臣納貢」，另一方，也就是宗主一方「冊封賞賜」。前者降格以求，得到的是比通商還要安全保險的高利潤，後者高高在上，用沉重的財政代價得到政治上的虛榮與心理上的滿足。雙方基本上是周瑜打黃蓋，願打願挨的事兒。只不過，站在純經濟的角度，有時候我們分不出誰是周瑜誰是黃蓋罷了。

　　中國傳統外交的基調是慕化外邦，以德感人，聲聞於外。

　　「朝」與「貢」合在一起使用，始見於班固的《漢書》，內有「修奉朝貢，各以其職」一語。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的朝貢外交起於漢時。相反，中國的朝貢外交由來久遠，甚至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神話時代。相傳早在三皇五帝時期，就有域外部落首領前來朝貢，比如《竹書紀年》載：「帝舜有虞氏……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中國古代文獻中，與「朝」、「貢」相近的詞太多了，「獻」、「奉」、「貢獻」等不一而足，所以，雖然西王母亦男亦女亦人亦仙亦母系氏族首領抑或男系氏族首領等身份方面的迷惑我們難以確認，但是中國朝貢外交起源甚早當是確切的。它應該起於先秦，規範於秦漢（范曄的《後漢書》里，「朝貢」一詞數次出現），成熟於隋唐（朝貢此時已成為專用語），明清時期，朝貢外交走向制度化（此乃費正清先生的觀點，中國有些學者不以為然，認為應該遠在明清之前）。

　　中國朝貢外交的立足點是際天極地皆王臣，際天極地皆王土，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麼一種觀念下，導致中國的統治階層從一開始就具有一種國際主義或曰世界主義的眼光，也就是說，凡是天地間所能出現的人，都是華夏的子民，凡是天地間所能看見的地，都是中華的田園。用現代一個術語來概括，叫「通吃」。這種立足點有兩個根基：一、中華是世界的中心，二、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明。這就導致華夏統治者在要求外夷臣服朝貢的同時，懷了一種與近代西方殖民者截然相反的心態：自視優越，對夷狄之邦那是悲憫慈善示柔情。心態決定了手腕或曰方式，所以中國朝貢外交的基調是慕化外邦，以德感人，備有武力卻輕易不用，當然偶爾一用，至於用兵不行（比如大宋一代）也並不影響宗主一方的優越心態：野蠻之邦，進化落後，嚮往華夏文明，卻又不知如何對它臣服，咱們不能跟他們一般見識。如果世界真的只是我們想象的那樣華夏乃中心、周邊小夷拱環中土的話，那麼中國的這種傳統外交倒是十分令人嚮往的，老子的那種返樸歸真的社會理想倒可能實現了，全世界到今天，估計還正在什麼康乾盛世里打盹兒。可惜的是，上帝在創世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到我們的一廂情願，所以當我們愈來愈堅信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而世界則發現我們只是文明中獨特的一枝時，我們正舒服地打盹時他們則像章魚一樣把觸角伸向了我們。遺憾的是我們並不明白這觸角跟以往的夷狄小邦有著本質的區別，所以，近世以來的外交舞台上，我們鬧出了諸多國際笑話。當然，這些笑話我們笑不出來。因為當西方按照他們那一套遊戲規則，試圖與中國建立平等外交關係的時候，他們收穫到的，只有來自中國政府的無知和傲慢；而中國政府，最終也為自己的傲慢與無知，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交出了巨額的學費。時至今日，當我們用現代眼光來審視中國傳統外交的時候，心中的感慨是比較複雜的。每換一個角度，就多一重感慨。

　　【一】站在政治的角度看朝貢外交

　　傳統中國政治，首先講究的就是個秩序，最忌諱的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比如孔子出齊，第一次見到齊景公，給人家出的主意就八個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後世的君主為了實現此目標，不惜把禮儀道德化、制度化甚至法律化。反映在外交上，就是努力營造出「四夷賓服萬國來朝」的華夷世界秩序。其第一層政治意義是顯示中外君臣之間的主從關係。第二層政治意義，乃是馬端臨所謂的「柔遠人以示太平」。具體運作方式便是朝貢國行臣服之禮，宗主國一方對其進行冊封和賞賜。如公元前53年，匈奴呼韓邪單於「稱臣入朝事漢」，並且沿用春秋戰國時中原各國納質子的方法，把自己的兒子送到了漢朝。在他之後，南越與西域諸小國也相繼納質於漢。當然，宗主國的意思並不在於所謂的質子，而在於「稱臣入朝事漢」背後的政治意義。漢哀帝時期，匈奴單於給大漢政府上書，說「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聖德」。一句話，如果說文武大臣按儒家儀式演習后在皇宮裡三跪九叩大呼萬歲能讓無賴小兒劉邦樂得屁顛屁顛的話，那麼夷狄首領的跪服臣拜更會讓這些統治者產生「天下者，乃我的天下」之類的錯覺，而且這種錯覺會成為心理傳統一直延續下去。唐太宗時期，前來進貢的夷國竟然不絕於路，這種盛景連後世的大宋人也表示羨慕，認為唐太厲害了，「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兩層政治意義合二為一，無論對統治者來講，還是對臣民們來講，夾有自作多情、自慰、自戀、自滿等多種情結在內的民族自豪感便會油然而生。

　　政治上的臣屬，決定了軍事上的義務。簡單講，兄弟之邦有了麻煩，宗主國有幫助兄弟解決麻煩的義務。比如明朝萬曆時，中國政府幫助朝鮮抗日，一抗就是七年（1592—1598），中國士兵死傷人數，咱就不說了，反正政府不在乎，史書上也找不到。明政府為此花去白銀2600萬兩。2600萬兩白銀是個什麼概念？對照著說吧，萬曆皇上當時正在給自己打造豪華大墓，這豪華大墓花去國庫白銀800萬兩，也就是說，有朝鮮戰爭那倆錢，萬曆甚至能給自己的兒子、孫子也都造一個同樣豪華的大墓！這種精神你不服行嗎？

　　明朝的這種精神風度，是有來由的。春秋五霸之首小白（之所以叫他小白，不叫他齊桓公，是因為我太喜歡他了，就把小白當作他的昵稱了，我現在把柯林頓叫作小克，把小布希叫作小布也是這個意思）乃春秋時代的第一位國際大哥大，比萬曆還要帥呆。僅舉一例：小白幫燕國打恐怖組織山戎，山戎跑了，一下子騰出 500里地來。小白卻硬要把這500里地送給燕國。燕國當然不要，可小白愣要給，燕國就要了。燕王感動得不行，親自送小白班師回朝，誰知倆哥們兒談得太熱乎，分手時發現燕王已送到齊國國境線內50里。小白不樂意了：按周禮規矩，諸侯送諸侯，不能越過國境線，現在，你送到這兒了，乾脆把這50里也給你吧。燕王更不要了，可小白不幹：俺是大哥大，怎麼能說話不算話呢？結果，這50里地也給燕國了，其他諸侯王一聽，哪裡找這麼夠意思的大哥大？還挺著幹嘛兒？投奔他去吧。

　　不過，我們出兵的時候，也講個地理上的親疏遠近和文化上的內外有別，一些八竿子打不著的國家，比如爪哇，想象中我們認為它就是天之邊了，西方殖民者侵略它時，人家也向我們求救來著，我們就沒有出兵。

　　還有，四夷賓服並不意味著永遠的和平，所以，更多的時候，朝貢雙方也經常開戰的。比如漢匈雙方就曾經打得特熱鬧，直到對方從我們眼前消失遁入那大漠深處。還有，隋煬帝就一度希望高麗能乖乖地聽話，不乖，煬帝就出兵，直到打得自己都站不穩腳跟為止。還有大宋時期，宗主國似乎還要看朝貢國一方的臉色過日子，但是即使這樣我們也認了。

　　明白了朝貢外交重政治的特質，我們才會深切地明白，所謂的禮儀之國背後的實質，也就是說，它重儀式，因為儀式決定了政治上的象徵意義。明白了這一切，我們才能明白，為什麼馬戛爾尼使華時，大清一方堅決要求對方下跪，馬氏一行當然不明白為什麼非得下跪，可是這一跪對大清來講則是太重要了，下跪，表示的是臣服之意。其他的可以不要，我們只要一個三跪九叩！

　【二】站在經濟的角度看朝貢外交

　　朝貢外交重政治的特質，必然決定它輕經濟的傾向，這種傾向，決定了中國朝貢外交厚往薄來的傳統外交原則。其具體表現是：1.貢使一進入中土，沿途吃穿用度及差旅費由宗主國全包。吃的是雞鴨魚羊俱全，就連供使的馬匹草料也由我們全包。2.貢使所獻貢物我們並不在乎。我們在乎的是形式及形式背後的象徵意義。有時候，我們甚至怕這些可憐的蕞爾小邦太破費，所以有時候會像鄰家奶奶般體貼。比如明宣宗時，朝鮮來貢，皇上就發話了：可憐見的，這麼可人意的孝順，經常來貢，小國家窮，受得了嗎？以後來的時候，不要讓他們帶金銀之類的了。官員馬上傳話給朝鮮貢使：你們國家沒有那麼多金玉，以後再來，就帶點土特產表示一下誠心即行。3.對於夷狄小國所進之物，宗主國一方要計價酬答，當然為了不失大宗主國的面子與風度，更為了小邦國的臣服向化之心不致冷灰，宗主國一定會以高於市值的價格回贈金銀銅錢及貨物，有時候甚至以高於幾倍的價格回贈。宋神宗時期，皇帝雖然窮得找王安石幫他搞變法，但在這方面仍然做得很大氣，認為禮輕仁義重，對貢物估價回贈「有傷事體」，所以乾脆不估值了，直接規定一個龐大的數額「以絹萬匹永為定數」。

　　厚往薄來，意味著宗主國一方要付出沉重的經濟代價。余英時先生注意到，漢匈建立朝貢外交后，維持朝貢外交的費用要比和親政策的費用高得多。當然如果大家愣要說一個漢家姑娘的尊嚴與幸福無法用金錢與物質來衡量的話，那我就無話可說了。還有，如果大家認為朝貢能換來和平，戰爭無價，人的生命無價，和平有著潛在的巨大的物質利益的話，那我更無話可說了，因為和平應該是任何時代的主題，是我們的共識。

　　厚往薄來下，周邊小國很樂意前來朝貢，但常因經濟小賬而生氣。試舉例說明：明成祖時期，規定日本10年朝貢一次，每次限200人，船2艘，但是小日本等不得10年，經常找各種理由——朝賀、謝恩、獻俘、告訃，走馬燈地來朝貢，有時候，還發生爭貢事件。1523年，也就是嘉靖二年，日本諸侯大內氏遣貢使宗設來華，同時，日本將軍足利氏的管領細川氏也遣使宋素卿來華。宗設的船先到，宋素卿的船後到，但由於後者是被日人雇傭的華人，知道中國的遊戲規則，所以，他賄賂了寧波市舶司太監賴恩，就先辦了手續，宗設大怒，追擊宋素卿，追不上，就到處耍流氓，殺掉明朝軍官及居民若干，后回到寧波，搶掠一陣，奪海而走。日本人有經濟頭腦，蒙古韃子也不傻。明朝時規定蒙古瓦剌部每年貢使不得超過50人，但是從1445年起，他們每年派來的貢使超過2000人以上。明朝供應他們的費用十分浩大，僅大同地方，每年的供應費用達30餘萬兩。而瓦剌人漢化得又比較到位，每每虛報名額，比如1449年，也先派來2000名貢使，說是要給明政府貢馬，實際上跟貢人差不多，整整報了貢使3000人。太監王振戲弄人家，只按2000人發賞，同時，給的馬價也沒有原先高，氣得也先分兵南下，這邊明英宗又聽了王振的話：荒蠻之地，草都長得少，能有幾個人呢？咱這邊的漢人吐些唾沫星子，也能把他們淹死。這話有一部分對——蠻荒之地，確實不宜人生長，大英在這個時候，僅有人口450萬左右，而大明的常備軍，也是400萬。所以，明英宗最後親自帶兵去了。這一去，就不容易回來了，結果大家都知道：明英宗被也先綁架了，大明全體官員聚集到一塊兒開哭！說起來也不是什麼鳥大的事，就是咱的小兄弟把他們的大哥大請家裡了唄！兄弟們圖的就是個錢，多掏倆錢贖回來就得了，奈何于謙算盤撥拉得快，又立個新皇上，明英宗變成了太上皇，當然就跌了價，氣死也先那邊的綁匪了。

　　當然，中國歷史上的宗主國並不都是厚往薄來的，也有想開創新局面，搞薄往厚來的，比如蒙元朝統治者。蒙元之所以這樣做，可能是漢化程度不夠吧。像成吉思汗，幾次兵臨高麗，甚至給對方列出一個貢物表單，要求他們按方納貢。所以，蒙元一朝儘管武力強盛，但是朝貢外交卻並不活躍。原因就在於朝貢國都像宗主國一樣，挺有經濟頭腦的，所以大家朝貢得不情不願滿腹怨言。有時候，能不朝就不朝，能不貢就不貢。

　　最後想說明的是，西方人站在經濟角度分析，居然得出一個結論說，真正朝貢的並不是夷狄小邦，而是我們自己。1603年，葡萄牙籍的耶穌會修士鄂本篤從莫卧爾王朝出發，開始了他的探險活動，他想通過古老的絲綢之路，考察傳說中的契丹是不是中國。1603年底，鄂本篤到達喀什噶爾首府葉爾羌，在這裡，他等待加入一個前往契丹朝貢貿易的商隊。1604年，商隊出發，半路上，他們碰見了從北京回歸的穆斯林商隊，從穆斯林那裡，鄂本篤得知，北京又叫汗八里，是契丹的首都，也是中國的首都，契丹與中國是一個國家。1605年，鄂本篤到達肅州，等待前往北京的使團，在這裡，他終於弄清了什麼叫朝貢，《利瑪竇中國札記》里載有他的發現：「按照中國和西方七八個國家的舊協定，每六年允許這些國家有72名商人進入中國。這些商人詭稱是向皇帝進貢的使節前來旅行。貢禮大多是玉石、小鑽石、紫色石頭以及其他各種來源不一的寶石。這些假使節都是以公費到朝廷去並且返回。所謂進貢倒是有名無實的，因為誰都沒有比皇帝對寶石付出更大的價錢了。皇帝認為不大方地付錢就接受外國人的禮物那就配不上他的威嚴。他們受到皇帝的盛待，以致平均每人每天至少得到一塊金子，遠遠超過他的費用。正是這個原因，商人為謀求這些使團中的一個位子而展開激烈競爭，並且向有權處理他們的位子的商隊隊長贈送厚禮。時候一到，所謂的使臣便以據稱是派遣他們來的各國國王的名義仿造文書，其中滿是對中國皇帝的極度奉承。中國接納來自其他很多國家的這些使節，如交趾支那、暹羅、琉球、高麗以及一些韃靼首領，給中國國庫增加沉重的負擔。中國人知道整個事情是一個騙局，但他們不在乎欺騙。倒不如說，他們恭維他們皇帝的辦法就是讓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國朝貢，而事實上則是中國確實在向其他國家朝貢。」這個鄂本篤，不愧是罪惡的資本下長大的，賬算得這麼精，如此詳細剖析我們的朝貢，真是不夠意思！

　　還有哭笑不得的，由於朝貢有著經濟的誘惑，所以中華子民竟也崇洋媚外起來，有那刁民，竟化裝冒充外國人前來朝貢，醉夷之人當然不在朝，在於貢之利也。政府也發現這一點了，加強了打擊力度，比如宋高宗（還不算太傻啊）時下文規定：諸冒化外人入貢者，徒兩年。　　

　　【三】站在文化的角度看朝貢外交

　　外交，除了它的政治功用與經濟功用外，還應該有個文化功用，也就是文化的交流與發現。站在這個角度，中國的朝貢外交倒真有值得說的，不但把器物輸出去了，比如中國的茶、瓷器、絲綢、服裝，還把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及科技哲學文化等也輸出去了——比如封建的中央專制、財政的租庸調製、四大發明及心學朱學等。遺憾的是，這種交流更多的是一種單向交流，或者說是一種單邊交流，也就是說，我們用自己的先進文化影響了周邊小國甚至影響了全世界，而我們自己卻日益走向了文化意義的孤家寡人之境地。

　　如果說各類奇珍異獸也屬文化範疇的話，那麼中國這邊最大的收穫當是不出國門就參觀了外邦的動物園、領受外邦的各種土特產及小玩意兒，當然，朝鮮還進貢美女，西洋諸國也有進獻黑奴的。動物放入皇家苑林，比如獅子、長頸鹿等，歸皇家消遣，土特產等大小玩意兒折價給文武官員做工資或者做福利發下去，至於朝鮮美女，我覺得倒不發愁使用，扔入後宮就得了，明朝時後宮有不少的朝鮮女，就連袁世凱，也有朝鮮來的小妾。惟有這非洲黑奴不知當時的政府是怎麼處理的。如果我們卻之不受，當是世界上第一個抵制販賣黑奴的文明國家了。有心者不妨在此方面考證一下，鬧得好了，世界文明史上我們又多一個亮點呢。

　　文化交流還應該有個地理的發現，由於朝貢外交僅限於周邊小國跑到咱中土上貢，所以中國政府的外交方式從地理的角度看，只能是內交，就是說，只在家裡招待客人。偶而有個出使他國的，不是搞成花邊新聞，就是搞成傳奇故事：東漢時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大秦就是古代的羅馬帝國。問題是甘英雄赳赳氣昂昂地走到波斯灣，就被那洶湧的波濤給嚇回來了。唐朝時唐僧西天取經，這個留印十幾年的博士后，回來寫了本博士論著《大唐西域記》。問題是明朝中後期的中華國民們隨著朱家的海禁的嚴厲，漸漸地集體得了小腦萎縮症：大明就是世界的中心，安南，高麗，倭奴日本，都是傍中國政府才能生存的小弟，再遠的地方，就都是蠻荒之地了。蠻荒之地，當然全是妖魔鬼怪了。中國人此時的地理觀念與外交觀念，全在那本《西遊記》里了。我們現在學文學，把它叫作高度浪漫主義小說，其實，《西遊記》再浪，也浪不過一個《封神榜》，更浪不過《聊齋志異》。唐博士好不容易寫的博士論文，讓明朝嘉靖時的一個名叫吳承恩的小知識分子給臆想成打鬼故事：一出大唐中土，西天的路上，幾乎全是妖魔鬼怪。中國特色的外交心理——妖魔化外邦，在《西遊記》里畢露無遺。

　　既然外邦都是說不清的妖魔鬼怪，那咱們中土就得防著他們點兒。於是夷夏之大防的外交思想在明清走向極端。夷夏之別，形成於漢。具體來講，功勞歸漢儒們。到了中國封建社會中期，遼夏金等游牧民族的鐵蹄，讓咱們中原種地的漢人，傷透了腦筋。有那腦筋聰明的，如朱熹，就提出了夷夏之大防，這種思想，中國人接受得特別快。遺憾的是，明清學者也大都繼承過來，而政府也樂得省心，明朝時，



小農朱元璋乾脆把柴門一關，叫國民們集體睡覺；清朝時，開了個門縫，就是廣州。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都來敲門了：小兔乖乖，把門開開！清朝政府：不開不開就不開，你是狼外婆！後來又來了英國人：開不開？不開就踢！清朝政府：踢得太疼了，給你開幾個窗戶吧！後來又來了美國人：開就全開，脫就全脫，利索點！清朝政府（慈禧）：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結果與國幾近上了慈禧的床！

　　中國開門的過程，其實就是個被迫學習西方文化的過程，正由於是被迫的，所以，它學習態度並不怎麼樣，與日本那個小學生比較起來，中國很像個差生，學習成績與效果很不如人意。更重要的是，這個學習的過程很漫長，甚至出現停滯與倒退現象。比如洋務運動不行，就改維新，維新不行，就改革命，共和不行，就復辟帝制……每一階段，事實上已不單單是在修外交這門課了，它是中西兩種異質文明的衝撞與交融。這種衝撞與交融是痛苦的，痛苦若能導致升華，那我們就應該慶幸。我害怕的是，一種，好了傷疤忘了痛；一種，傷疤始終未愈，一提西方文化，就痛得跳腳。一個曾經非常高傲的自視優越的民族，百年之內連遭打擊，我們當然痛了。痛過之後，需要的是自省與反思。　

　　歷史上，西方傳教士一廂情願地要把他們的上帝移植到中國人的腦袋裡，為此，他們付出了諸多努力，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問題是，這邊廂的異教徒根本不信這個邪。有人說，中國的土壤，不適合科學的生存；要我說，中國的土壤，同樣不適合宗教。中國人什麼都信，但是什麼又都不信。信鬼，但是更哄鬼，騙鬼，經常給鬼一點好吃的，燒燒香，然後直言不諱地要鬼上天給自己說好話，求吉祥。甚者，中國人自己還會裝神弄鬼，鬧起義都是這樣。陳勝玩篝火狐鳴，張角玩符水治病，洪秀全玩鬼魂附體，義和團玩刀槍不入。


            　　這種情形之下，傳教士即使把上帝弄到中國來，中國百姓也會把它信得面目全非。以我的老家為例。我上大學后，鄰居還在遊說我加入他的基督教。為了吸引大家入教，他那遊說詞早中國化了：加入吧，加入了，有上帝保佑，就不會出現災禍了。比如俺家鐵蛋，鑽桌子底下把我葯老鼠的麻燙（油條）給吃了，鐵蛋都翻白眼了，最後我一唱聖母瑪麗亞，俺家鐵蛋就醒過來了。還有，俺家虎妞走路不小心，掉到一個廢井裡，拉上來后，發現沒傷著一點皮毛，不是上帝保佑是什麼？還有，俺家鐵蛋拉著牛尾巴玩，牛瘋了，拉著他跑了老遠，從井口上跳過去，俺家鐵蛋也沒事，還是上帝保佑著呢……我這鄰居說的事絕對是真的，全村皆知，有人親眼看見的，但是我不認為這跟上帝有什麼關係，但是不少人認為，可能有關係。我們鄰村的一個姑娘，在鎮里做了闌尾炎，基督徒就找她娘遊說去了，她娘一聽，加入基督教就不用在醫院輸液了，省好多錢呢，就全家入了，把姑娘也拉了回來。十幾天之後，姑娘發炎到無法治癒的地步，上那邊找上帝去了，時年22歲。如果不是這件事，她當年就會嫁到我們村的。如果這些西方傳教士知道中國鄉下百姓就是這樣信他們的上帝的，我不知道，他們那種傳教的信念以及殉教的精神，會不會打折扣，更何況，中國史書一直把他們定性為「披著宗教外衣的文化侵略者」。現在，我們就看看他們是如何侵略的吧。


            　　【一】明以前的宗教文化侵略

            　　唐朝的時候，就有披著外衣的傳教士混到了中國。貞觀九年，波斯主教阿羅本攜帶《聖經》來到長安，唐太宗畢竟不是純漢人血統，身上更多的是蠻人那種傻冒精神，不知道夷夏之大防，竟派名相房玄齡親自帶儀仗隊到郊外迎接去了。不但待如嘉賓，還把人家請到宮裡切磋教義，切磋的結果，傻小子特別下令准其在中國傳教，是為景教——古代基督教的一支。


            　　後來景教受到了佛教的攻擊，更受到中國儒生的攻擊——當然中國儒生也攻擊佛教——認為景教逾過了華夷之線，景教教人不忠不孝。太宗的後人也越來越聰明，夷狄之身慢慢進化得有了華夏之心，華夷之別的思想越來越嚴重，所以，開始抑制景教了。唐武宗時，下令禁教，景教在中國消亡。


            　　元朝建立以後，景教再次傳入，天主教也尾隨而至，基督文化在元朝得到較大發展，這跟元朝統治者自身的特點是分不開的。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里記載了忽必烈如下一段話：人類各階級（翻譯者的翻譯問題吧，那時候忽必烈就使用階級概念，太神了）敬仰和崇拜四個大先知，基督教徒把耶穌作為他們的神，撒拉遜人把穆罕默德看成他們的神，猶太人把摩西看成他們的神，而佛教徒則把釋迦牟尼當作他們的偶像中最傑出的神來崇拜。我對四大先知都表示敬仰。


            　　從忽必烈這段話里，我們可以發現，他簡直是個夷人「蔡元培」——兼容並包，思想自由。至於他本人，也類似蔡元培傾心歐美自由一樣，傾心於基督教。馬可•波羅是如此評價忽必烈的信教精神的：他顯然認為，基督教的信仰是最真實而且最好的，因為他看出這種宗教的信仰者所擔負的使命，都是充滿著道德和聖潔。


            　　估計是夷人眼裡出美夷，夷人待見夷人，忽必烈的繼承者們，大都友好對待基督教的傳播，給予他們各方面的包括財政方面的扶持，甚至有喜歡聽教徒們唱讚美詩的呢。同樣是夷人，後來的滿洲就沒這個愛好，估計是完全被漢化了的緣故。問題是元朝的壽命，決定了基督教在中國的二次消亡。朱家一上任，不但不會准許基督教的發展，甚至連本土宗教也開始限制了。小朱皇上把道教首領張天師的稱號降為張真人，認為他們不配稱天稱師；至於和尚尼姑，熱烈歡迎他們還俗！如果不是佛教已經本土化中國化，小朱皇上可能把佛教也要趕跑的。這樣一來，基督教再次消亡！


            　　【二】明中葉以後的「宗教文化侵略」

            　　明中葉以後，西方的地理大發現，再次把披著宗教皮的「狼外婆」引來。

            　　第一個來到中國的「狼外婆」是方濟各•沙勿略——耶穌會東方巡視員！當他巡視到日本的時候，他發現日本只崇拜中國，為了影響日本的宗教情結，他決定到中國去。1552年8月，他來到廣州外洋一個荒涼的小島——上川島。沙勿略「決定無論用什麼方式都要進入中國」，但是他沒想到，中國無論如何也不放他進入。上川島離廣州30里地，但是大明政府規定：不準中國人出海貿易，不準外國人進入中國本土，違者處以極刑。自言「為了拯救中國人，個人的生命微不足道」 的沙勿略，用200塊金幣拉攏一個中國商人，中國商人答應帶他進廣州。中國商人一去不復返，沙勿略苦苦地在島上等候，沒想到，沒等到中國船工，卻等上了死神。年底，身染重病的沙勿略找上帝彙報工作去了，時年46歲。死亡的時刻，沙勿略可能是幸福的，因為他身邊有一位剛入教的中國基督徒，也可能是悲哀的，因為他的福音被中國所拒絕！


            　　1567年，西班牙耶穌會士J.B.李貝拉來到澳門，他比沙勿略幸運些，幾次試圖偷偷進入中國境內，但是沒一次成功。神父一惱，說出了如下斷語：福音只有用武力帶入中國！


            　　1577年，耶穌會新的東方巡視使上任，前來接替沙勿略未竟的事業，這位新神父，來自義大利，名叫范禮安。他準備換個方式進入中國，簡單講，就是用中國的方式進入中國。要進入中國，首先的工具就是：學習漢語！在范禮安向中國學習的精神指導下，羅明堅等傳教士在澳門住下來，學習漢語。時間長了，羅漸漸明白，所謂中國的方式，不僅僅是學習漢語，還有很多東西，他們一輩子都不一定能學完。但是他已懂得「在中國，送些禮，花一點銀子，無論什麼事情終究都辦得到」。在這種花點錢就能辦事的精神指導下，他們買通了總督大人家的門衛，買通了知府王泮，最後被准許在肇慶建堂。羅明堅似乎看到了天國的希望，興奮得寫信叫利瑪竇快來，來的時候多帶些自鳴鐘之類的洋貨，好給中國的官員們送禮！


            　　官方得了錢，不吭聲了，可中國的百姓沒收著「腦白金」，當然不幹，教堂建設過程中，就有百姓們往裡不斷地拋石子。神父們抓住了一個扔石子的孩子，百姓們就沸騰了：看看，他們果然是吃孩童的妖怪！


            　　為了讓百姓們接受宗教，利瑪竇們開始宣傳他們那半拉子科學知識。眾所周知，傳教士們的那些科學知識在歐洲早已落後許多，但是對中國人來講，卻又先進許多。自鳴鐘、三稜鏡，吸引得市民們競相觀看，教堂頓時門庭若市。利瑪竇在接待室的牆上，掛了張世界地圖，但是他很快發現，中國百姓不喜歡把中國畫到東方一角，他們認為天是圓的，地是平而方的，而中國應該居於地的正中央。沒辦法，利瑪竇給中國人特製了一張：抹去福島的第一條子午線，在地圖兩邊各留下一道邊，使中國正好出現在地圖的正中央。中國百姓們高興且滿意。直到如今，中國版的世界地圖還是這樣子畫呢。

　利瑪竇們希望乘勝追擊，直接打到中國的都城，但肇慶知府王泮認為那太危險，建議他們到中國內地遊歷。當他們遊歷到浙江紹興這一文化名城后，他們發現，當地的儒士特別反對他們。而且回到肇慶本地后，新上任的總督大人估計沒收到他們的「腦白金」，表示不歡迎他們，攆他們回澳門去。後來，估計是收到腦白金了，又歡迎他們回去。


            　　其實利瑪竇們不明白，中國官員本是無所謂的，最反對他們的，應該是華夏文化那種天然的抵抗力，它表現在中國儒生中國百姓對於外來文化的本能的仇視與敵視！


            　　如果說百姓們的仇視與敵視只在於把天旱不雨等自然現象歸罪於傳教士們對於中國偶像崇拜的抑制的話，那麼中國文人學士的仇視與敵視就可能是同行相輕了：傳教士們有的是錢，他們光辦教堂還不算，居然還開辦學院。文人學士們開始聯名上訪了，揭露傳教士搞的都是「邪教」，適合他們呆的地方，就是堡壘與監獄，或者乾脆處死。問題是「信訪辦」接了傳教士的銀子，表面上發個「綠頭文件」限教一下，實際上睜隻眼閉隻眼的，知識分子們沒有辦法，自費出小冊子，散與民眾，號召大家起來抗教。當偏執的知識與愚昧的民眾結合起來，教案的發生，就不是偶然的了。


            　　教案頻發，不只是文化的衝突，不只是文化既得利益者們的偏執，內中還有個文化誤會。比如利瑪竇在1600年獲准進京上貢，起初一切挺順利，可是他們隨身攜帶的耶穌受難十字架讓中國人想到了中國特色的蠱術。這一蠱不要緊，成了他們謀害萬曆皇上的證據。無為而治，長年不出宮上朝的萬曆皇帝也沒想起要他們的命，他太喜歡傳教士給他進貢的那些西洋玩意兒了，比如自鳴鐘。自鳴鐘若不會打鳴了，誰來修呢？看來傳教士們還是有點用的。


            　　但是會給皇上修表，修曆法，也挽救不了傳教事業，當然，也挽救不了日落西山的大明。利瑪竇老了，大明也老了。利瑪竇死了，大明也進入了自己的迴光返照期。進入迴光返照期的大明開始接納傳教士了，但是這種接納只是一同進入天國世界。南明小朝廷里，太子、太后們都接受了洗禮，而給他們洗禮、效忠明室的傳教士也被清兵削去了腦袋。歷史就是這樣喜歡捉弄人，他給你一根棒棒糖的同時，也會給你當頭一棒。


            　　湯若望沒有追隨南明，他選擇了留下。他的科學素養——給農業為本的朝代製造曆法，使得他成為新王朝的欽天監監正！

            　　欽天監監正，它應該相當於國家天文館館長兼曆法局局長。這個位置，會有人仇視的。仇視，可能是中國官僚文人的常態，就像《大紅燈籠高高掛》里的那些婆娘們互相仇視一樣。湯若望在順治那裡太得寵了，小湯同志以自己的男人之身，不但能直入順治的寢殿與他促膝長談，順治帝還經常跑到小湯那裡喝茶聊天， 1656年至1657年，短短的一年中，順治居然跑到小湯那裡24次之多。兩個爺們這麼親熱，其他娘們紛紛表示不樂，上書勸阻，順治只好少去，但兩個人私下裡還是你想著我，我想著你，爺的大紅燈籠依然掛在小湯頭上。是可忍孰不可忍？可是有爺罩著，大家只好憋著，等爺染上天花一死，就有人出手了。出手最狠的，當然還是我們漢人，漢官楊光先，安徽老俵。


            　　楊光先知道，要把傳教士門前的燈籠射下去，不發毒箭是不行的。他寫了篇《請誅邪教疏》，發出三支毒箭：

            　　1.內外勾邊，圖謀不軌。（這一箭厲害，謀逆，屬於株連九族，十惡不赦之列。）

            　　2.傳妖書以惑天下之人。（這一招也毒，不愧是孔子學生，孔子就是這樣對付優秀民辦校長少正卯同志的。）

            　　3.新曆上書「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竊正朔之權。（這婆娘好歹毒，我曾經在知識分子一章里說過，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有爭寵邀媚的特性，而且爭寵時無所不用其極，比娘們還娘們，我們一直以為，玩文字獄都是統治者們的手腕，看看楊光先的奏章，就可以明白，在這方面，文人們才真正是統治者的老師。）


            　　楊光先的毒箭，導致年老結巴無法答供的湯若望走向了審判台。審判的結果，初審時是絞刑，終審時改為斬首。但是宣布完結，北京突然發生地震，上帝顯靈，救了他忠實的僕人湯若望，中國人再牛，也不敢跟老天爺牛，湯若望小命終得一留。


            　　楊光先也沒算白忙活，雖然沒有把湯若望的人頭射下來，但是小湯門前的大紅燈籠還是被射下來了——小楊本人被扶了正，當上了欽天監監正。問題是新監正不會「生育」，好不容易產下一兒，也是個弱智——制訂的曆法漏洞百出！他自己也感到與天象不符之處甚多，遂上書說自己有風濕痛，弄不好，請求懂行的人來弄云云。康熙親自關注楊光先曆法與洋人曆法的測驗，結果發現洋歷俱准，楊光先制訂的曆法錯誤百出不說，還一再嘀咕傳教士們的壞話，康熙一惱，罷楊光先。小楊同志死在了回老家的路上。大紅燈籠又掛回了原地——南懷仁出任欽天監監正。南懷仁一上任，首先想到的就是拔亂反正——他要給湯若望平反昭雪（中國歷史，似乎就是在不斷的冤獄誣陷與平共有20條文章

反昭雪中輪迴的），康熙英明，親自關注這次平反，結局是：恢復湯若望「通微教師」的名譽稱號，補助白銀524兩，重修墳墓，康熙親自寫祭文，後來刻到了湯若望墳前的墓碑上，這可算是古今中外最高的平反待遇了。碑文中有兩個詞我記得特別清楚：鞠躬盡瘁、永垂不朽。這讓我產生一種今夕何夕的恍惚！

　　曆法的勝利，並不是基督徒的勝利，相反，它是對基督徒的一種諷刺，康熙對洋教士的喜歡是有限度的，這個限度就是：為我所用！這導致南懷仁不但主要任務是制訂曆法，還兼給康熙製造大炮，做康熙的軍事專家。如果說中國執政者對世界無知的話，那麼我們不得不承認，地球那一端的教皇對中國更無知，康熙對傳教士的寬容與扶持，讓他們以為收穫的季節到了，而耶穌會士尊崇孔子的中國化的傳教方式也讓教皇同志生氣，所以地球那端的教皇發出了指令，並派來了使節，禁止中國教徒祭孔、祭祖，掛祖宗牌位；禁止禮拜堂里掛青天字樣的扁額。康熙一聽，呵呵，比我還牛？全給我禁了。當然，老實的，可以在這兒留著。雍正、乾隆以後，統治者繼續執行康熙爺的政策。1838年，鴉片戰爭前夕，中國最後一個傳教士欽天監副畢學源去世，整個中國，西方傳教士的時間再次沉寂！

　　從1552年沙勿略登陸中國的上川島，到畢學源1838年在北京去世，不到三百年的時間裡，基督徒們的傳教事業，有點類似阿Q臨終前所划的那個圓：開始就是結束，結束就是開始。這就是歷史的惡作劇！歷史要重新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