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追思：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連載)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3月02日 01:14 新浪讀書  

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恩來不僅對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強調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對實現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是這樣。

　　1953年6月19日，他針對農業社會主義改造、農村工作和農業生產問題指出：「我們國家總是要到達社會主義社會的，而且是在走著，社會主義經濟成分是一天天在增加著。所以，我們既反對保守思想，也反對急躁情緒。在農村工作中我們主要的是反對急躁。農業機械化


的前途是一定要實現的。不看見這個前途是盲目；另一面，不承認我們的落後和不平衡的現象，就是急躁。」同上書，第131頁。這裡是說實現國家工業化既不能保守也不能冒進；實現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也要既反對保守思想又反對急躁情緒。1953年9月8日，周恩來針對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指出，有兩種現象必須引起注意：一種是有些工商業家對國家還保持著很大的距離，沒有改變唯利是圖的思想；一種是有些工人前進得太快了，他們不允許資本家有利可得。我們要對這兩方面的人進行教育。他說：「一方面，我們反對把社會主義改造看成遙遙無期、停止不前。現在不動將來就要痛，現在向前將來就會愉快。另一方面，急躁冒進，想一步登天，也是錯誤的。」《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49頁。

　　「一五」計劃的后兩年，周恩來面對1955年下半年以來掀起的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仍然強調在實現社會主義改造方面、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方面既不能保守，也不能冒進。1956年2月8日，在國務院第24次全體會議討論《關於目前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干事項的決定（草案）》時，周恩來指出：「商業部、手工業合作總社、供銷合作總社等單位應重視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熱火朝天的一面。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要多和快，還要好和省，要有利於提高勞動效率。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同上書，第251頁。

　　「一五」計劃的后兩年，周恩來更多的、更突出的是在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在計劃與預算方面強調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1956年2月8日，周恩來指出：「工業建設可以加快，但不能說工業化提早完成」。「當然反對右傾保守是主要的，對群眾的積極性不能潑冷水，但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同上書，第252頁。6月，一屆人大三次會議召開之前，周恩來針對3月份通過的預算數字太大、基本建設投資147億元很難完成，提出「右傾保守應該反對，急躁冒進現在也有了反映。這次人大會上要有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保守，也反對冒進」。同上書，第262頁。9月，黨的八大會議上，周恩來說：「應該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證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周恩來經濟文選》第278頁。他指出，1955年計劃保守了一點，把基本建設的規模定得比較小了一些，結果出現了物資積壓；1956年計劃冒進了一點，把基本建設規模定得大了一些，結果出現了財政和物資相當緊張的局面，這兩方面的教訓都應該吸取。他認為編製長期計劃時，應該按照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根本要求和國家物力、財力、人力的可能條件，實事求是地規定各項指標，使其比較可靠；編製年度計劃時則要充分考慮積極地發揮潛在力量。他說：「在有利的情況下，必須注意到當前和以後還存在著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進；相反地，在不利的情況下，又必須注意到當前和以後還存在著許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同上書，第280頁。這是周恩來從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從編製長期計劃和年度計劃、從規定國民經濟發展速度的角度上，對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所作的一次精彩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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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一定時期內，保守傾向和冒進傾向總有一個是主要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要重點反對主要的錯誤傾向。「一五」時期，為「一化三改」的目標奮鬥時，雖然有裹足不前的保守傾向，但主要的錯誤傾向是急躁冒進。由於冒進從表面上看與目標趨於相同的方向，同時又與群眾的熱情、積極性相伴，並帶有革命的色彩，因此，反冒進比反保守要複雜得多、困難得多，需要更冷靜的頭腦和更堅韌的毅力。實現國家工業化以及計劃、預算問題，並不直接反映階級利益和階級鬥爭；而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


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內容，直接反映著不同階級之間的利益和鬥爭。因此，反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面的冒進傾向，需要更高的洞察力和更大的勇氣。「一五」時期，周恩來在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鬥爭中，重點放在反對冒進傾向上。他對「一化」和「三改」兩個方面的冒進傾向都進行了堅韌不拔的說服工作。

　　1953年9月，周恩來闡述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對「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行了具體解釋。他說，基本上實現，不是完全實現；基本上實現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相當長的時期究竟是多少年？他同意當時毛澤東的提法：「要經過幾個五年計劃」。

　　1953年，周恩來對反冒進主要是從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面闡述的。他認為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雖然是一場革命，但它是漸變過程，而不是突變，「可以採取逐步的和平轉變的辦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實行社會主義」。《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37頁。他說：「『社會主義改造』、『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些話，如果不講清楚，很容易被誤會為馬上要實行社會主義。我們進行工作時要穩步前進，不能急躁。」同上書，第145頁。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9月7日，毛澤東說：「將全國私營工商業基本上引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時間」《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98頁。。當時，周恩來在不同場合、不同會議上多次闡述和發揮毛澤東的這一觀點。他說：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就是說，不少於三年但可以多過五年，搞不成還可以推遲，不能急躁；基本上引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就是說不是全部，而是把產品多、產值大的工廠納入，不是把戶數眾多的中小工廠也一下子引進來。「總結起來說，至少要三年到五年，才能基本上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這並不是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還要幾個五年計劃，兩者不可混同」。《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49頁。

　　對個體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當時毛澤東認為是比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更為繁重的工作。周恩來重視毛澤東的這一看法，並進一步指出：「個體農業、手工業，是兩個大海，要做的工作還很多。因此，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走完過渡時期。」同上書，第156頁。這個相當長的時間，具體地說，就是當時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年至十五年或更多些時間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周恩來十分重視農業、手工業的合作化要有步驟地進行。他認為，所謂有步驟，「就是說互助合作運動要根據自願兩利的原則，逐步地由低級到高級，不能性急」。實現農業、手工業的合作化所以要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要使個體農業、手工業者自願走合作化道路，必須使他們看到個體的農業、手工業生產不如集體，合作社的勞動生產率就是高於單幹。然而「照現在的情形看，還沒有做得那樣好」。《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65頁。這需要一個過程。

　　直到1955年11月16日，周恩來還堅持說：「在大約十五年左右的時間，用和平的方法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把資本主義的所有制變成為全民所有制，把小生產者的個體所有制轉變成為集體所有制。」同上書，第226頁。

　　1955年下半年，由於毛澤東激烈地批評「小腳女人」和「右傾機會主義」，農業合作化的步伐猛烈地加快了，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連帶著加快了。1956年出現了三大改造的高潮。此時，「相當長的時間」、「十五年左右的時間」不可能再被提及。

　　在三大改造的高潮之下，對社會主義工業化也提出了「提早完成」和加快的要求，並出現了把計劃指標訂得過高、基建規模定得過大的傾向。這時，周恩來更多的是從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從計劃與預算、從國民經濟發展速度的角度上闡發了反冒進的思想。1956年1月20日，他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指出，要使我們的計劃成為切實可行的、實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進的計劃。2月8日，他說：「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冷靜地算一算，確實不能提。」同上書，第251頁。6月，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之前，在討論《關於一九五五年國家決算和一九五六年國家預算的報告（草稿）》時，周恩來指出，對急躁冒進的錯誤傾向，現在已經不是預防而是需要反對了，「一九五六年的國家預算必須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9月，在黨的八大會議上，他批評《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公布以後，「有些部門和有些地方，急於求成，企圖把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內才能夠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內做完」。《周恩來經濟文選》第281頁。11月，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他對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提出了「保證重點，適當收縮」的方針。1956年，周恩來更多的是從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面對急躁冒進的傾向做了耐心細緻的說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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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必須指出，1956年周恩來雖然更多的是從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從計劃與預算的角度上闡明反冒進的思想，但在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方面，也仍然強調要穩步前進，不能操之過急。1956年1月30日，他指出，手工業「在合作化以後，凡是不宜於集體生產的，就應該保持分散生產的形式」。「有些特殊好的手工業和手工藝業，如果一時不易組織合作，就讓他們單幹」。同上書，第246—247頁。對於數量極大、分佈極廣的小商店，在合營以後，應該繼續實行代銷拿手續費的辦法。對於那些分散的肩挑小販，不要急於改變他們的經


營方式，應該在長時期內將它保留下來。2月8日，他又指出，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熱火朝天的一面」。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說：「從去年夏季以來，社會主義改造，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就以極廣闊的規模和極深刻的程度展開起來。大約再有三年的時間，社會主義革命就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717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對此，周恩來說：「這只是講大體上完成，如少數民族地區，農業、手工業、私營工商業的改造都可能拖長一些。所以不論從地區或從部門看，都會有不少尾巴」，「條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緊」，「我們要使條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周恩來經濟文選》第251頁。聯繫到兩個月以前，周恩來還堅持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可以看出，1956年出現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情況下，在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問題上，周恩來與毛澤東的認識是有一定差別的。1956年9月，在黨的八大會議上，周恩來指出：「凡是不必要由合作社統一經營的農家副業，應該鼓勵社員單獨經營。」「有些手工業可以在手工業合作組織的領導下，繼續獨立生產，也可以讓他們完全自產自銷，不必勉強組織起來。」《周恩來經濟文選》第307、 312頁。1956年底，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此後，周恩來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不能搞清一色的純而又純的公有制，不能搞清一色的集中統一型的國營、公營，這不利於生產力的發展。1957年4月，他指出：「一切東西都靠國家生產不行，各方面都應該有百分之幾的自由活動，太死了不行。」他認為把私有制、私營全部封死、堵絕，實際上是「因噎廢食」的愚蠢行為。他提出，大煤礦國家開辦，小煤窯合作社、私人都可以開，小鹽場也應該開放。他說：「主流是社會主義，小的給些自由，這樣可以幫助社會主義的發展。」「加入合作社的佔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六，其餘的個體就讓他個體」。「每一行都可以來一點自由，搞一點私營」。他甚至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搞一點私營的，活一點有好處」。同上書，第151—350頁。

　　還必須指出，1955年12月以來，周恩來從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速度上闡明反冒進的思想，是同他從社會主義改造的角度反冒進緊密相聯的，並且進一步拓寬了對社會主義改造不能急於求成的認識。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有什麼樣的生產力就要求有什麼樣的生產關係與之相適應。落後於生產力的生產關係，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超越生產力的生產關係，同樣是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我黨提出的過渡時期「一化三改」的整體目標，正是對這一根本原理的自覺運用。在這一整體目標中，工業化是主體，對農業、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兩翼。主體沒有完成，兩翼不能超前發展。正如周恩來在1953年9月所強調的，「經濟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礎，而國家工業化又是實現經濟改造的關鍵」。1955年12月以來，周恩來仍然堅持這一基本觀點。他認為國家工業化還沒有實現，還有一段很長的路程，不能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在這種情況下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實現，難以達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說：「如果沒有工業化，農業即使合作化了，也不鞏固。手工業也是如此」。這是對當時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急速發展的深刻而有力的批評。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一五」時期，周恩來是從實現「一化三改」整體目標上全面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的，如果只從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及其計劃、預算這一方面研究反冒進，是難以完整反映周恩來當時經濟思想的全貌的。「一五」時期，周恩來從「一化三改」兩個方面闡明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思想，深含著對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科學理解，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尤其是他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基點上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面急躁冒進傾向的批評，字裡行間閃耀著真理的光輝。雖然，1955年下半年以來，他的這一思想未能貫徹實行，但它卻是黨的十三大提出並被黨的十四大所堅持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先河。

　　1956年6月23日，周恩來說：「三大改造取得勝利，生產力又會更大發展，需要我們動員一切力量，一切積極因素，甚至把消極因素化為積極因素，發展生產、建設國家。」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展生產，建設國家，這不僅是對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中心思想的闡釋，而且是進一步的發揮和具體化。

在杭州傳達《論十大關係》講話的精神
調動工人、農民的積極性
發揮知識分子的力量(1)
發揮知識分子的力量(2)
調動民主黨派和民族資本家的積極性
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調動各個民族的積極性
利用國際上的一切有利因素(1)
利用國際上的一切有利因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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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4年9月，周恩來在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指出：「我國原來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現在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工業國家，這是一個很偉大而艱巨的任務。毫無疑問，為了實現這個任務，無論在經濟方面或者財政方面，都是有很多困難的，我們決不能夠輕視這些困難。什麼是我們克服困難的道路呢？從最根本的方面說來，這就是要依靠我們全國人民同心協力，艱苦奮鬥。」《周恩來經濟文選》第201頁。簡言之就是要調動全國人民的積極性發展生產、建設國家。全國人民的積極性，不僅包括工人、農民的積極性


，也包括知識分子的積極性，還包括民主黨派和民族資本家的積極性；從上下關係看，既包括中央的積極性，也包括地方的積極性；從民族關係看，既包括漢族的積極性，也包括少數民族的積極性。1956年，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毛澤東綜論十大關係，周恩來進一步闡述了以上思想，並且強調不僅要調動國內的積極因素，而且要調動國際的積極因素來發展生產、建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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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工農關係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關係。由於工人集中在城市，農民居住在鄉村，工農關係在地域上表現為城鄉關係。由於工人從事工業生產，農民從事農業生產，從社會大分工和國民經濟部門的差別上看，工農關係又表現為工業和農業的關係。

　　周恩來向來重視正確處理工農之間關係。1949年12月，他在闡述新中國經濟的幾種關係


時，把城鄉關係列為諸種關係之首，並指出：「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都是辯證的兩方面，決不能取消或忽視任何一方面。」《周恩來選集》下卷，第8頁。1950年4月21日，周恩來指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的聯盟，「首先，我們應該注意到工農關係。要鞏固工農聯盟，要使城市與鄉村的關係得到正確解決，對工農關係就應該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160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一五」時期，周恩來依據對工農關係的正確認識，進一步闡述了調動工人、農民發展生產、建設國家的積極性問題。他常說，發展生產、建設國家，群眾力量是一個基本問題，在科學限度內，再加上人民的積極性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當時正在對農業、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怎樣使社會經濟制度的過渡不影響生產和建設的發展？對此，在工業方面，周恩來強調不僅要調動國營企業工人發展生產、建設國家的積極性，也要調動私營企業里的工人發展生產、建設國家的積極性。1953年9月8日，周恩來指出：「目前私營工商業的比重還不小，在工業中佔百分之四十二，在零售商業中佔百分之六十八，在私營工商業（不包括手工業和夫妻商店）中的工人和店員約有三百八十萬人（在國營工廠和商業中的工人和店員是四百二十萬人）。這是國家的一大財富，對國計民生還有很大的作用。」《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46—147頁。他認為工人不論在國營企業還是在私營企業中工作都一樣是光榮的。他提出私營工商業中的工人，應該像國營企業中的工人一樣，實行增產節約、勞動競賽、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提高產品的數量質量等等，為發展生產、建設國家貢獻力量。在農業和手工業方面，周恩來強調不僅要發揮走上集體化、合作化道路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積極性，也要發揮個體農民和個體手工業者的積極性。1953年9月29日，他說，個體農業、手工業今天的作用還很大，不可忽視。「農業是大家很了解的，除了合作化以外，還有個體農業（單幹戶），不要忽視他們。中國的個體農業、手工業這種生產方式，增加產量還是可能的。個體農業可以深耕、細作、積肥、鋤草，增加產量」。同上書，第172頁。他認為合作化要堅持「自願兩利」原則，不能對農民和手工業者強迫命令，搞得「人叫、牛叫、豬叫」，不能影響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生產積極性。

　　1956年4月，毛澤東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總結了我國的經驗，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毛澤東認為調動國內的積極因素，「工人和農民是基本力量」。毛澤東提出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其主旨就是要發揮工人、農民的積極性。對於工人，毛澤東認為「在無產階級政權下面，工人的政治覺悟和勞動積極性一直很高」，但「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集體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進」，這樣才能使工人的勞動積極性持久。對於農民，毛澤東說：「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採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但是，「鑒於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係」。毛澤東：《論十大關係》。

　　此後，周恩來反覆宣傳、解釋、發揮毛澤東的上述觀點。他反覆指出，如果處理不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工人、農民的積極性就不能很好地發揮，生產和建設就不能順利地進行。「如果不關心人民的當前利益，要求人民過分地束緊褲帶，他們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還要降低水平，他們要購買的物品不能供應，那麼，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就不能很好地發揮，資金也不能積累，即使重工業發展起來也還得停下來。」《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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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革命需要知識分子，建設尤其需要知識分子。

　　在黨和國家最高決策層中，周恩來同知識分子的聯繫最多，對知識分子在建設中的作用及如何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也論述得最多。

　　早在1950年8月周恩來就指出：「各種建設從恢復、整頓和調查開始，已經看出現有的專


家是不夠的。」「愈接觸各種事實，愈使我們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不論是私人開設診所的醫師，或是在私人工廠中服務的工程師，今天都是需要的。」同上書，第26—27頁。

　　「一五」計劃時期，周恩來在闡述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基本任務時，多次強調知識分子特別是技術人才的作用。1953年9月8日??擔骸芭嘌?際躒瞬攀俏頤槍?醫ㄉ璧墓丶?！薄噸芏骼淳?夢難　返?42頁。一年後，他在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指出：「沒有現代化的技術，就沒有現代化的工業。我國工業中原有的技術力量很弱。我們現有的高等學校所能培養出來的技術幹部，在數量上、門類上和質量上都還不能在短時期內滿足工業和基本建設的需要。在這個情況下必須更加合理地有效地使用和提高現有的技術人才，加強技術組織工作和在企業中培養技術人才的工作。」同上書，第185頁。

　　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周恩來全面、深入地闡述了調動知識分子建設社會主義積極性的問題。

　　首先，周恩來分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與調動知識分子積極性的關係。他說：「我們所以要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歸根到底，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不斷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必須在高度技術的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地增長，不斷地改善。因此，在社會主義時代，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產技術，更加需要充分地發展科學和利用科學知識。因此，我們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發展社會主義建設，除了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農民的積極勞動以外，還必須依靠知識分子的積極勞動，也就是說，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59—160頁。他舉例指出，地質工作要先行，就得有一批地質專家，帶上大批大學畢業生和中學畢業生，到各處的荒山僻野去進行測量、普查、詳查和鑽探。我們要建設礦山、工廠、鐵路和水利工程，就得有一批工程師和一大批技術員來勘測、設計、建築和安裝。工廠要生產，從產品設計到成品檢驗的每一個環節都需要一定數量和一定水平的技術力量。工業和商業的管理，愈來愈需要各種專門的知識。對於農業，他在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指出，農業發展綱要40條，關係到知識分子工作的有26條。其中有與科學研究方面有關係的，有與工程技術方面有關係的，有與衛生方面有關係的。單是農業發展綱要需要我們知識分子出力、動腦筋、動手的就有這麼多的項目。總起來說，「知識分子已經成為我們國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而正確地解決知識分子問題，更充分地動員和發揮他們的力量，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也就成為我們努力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一個重要條件」。《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60頁。

　　第二，周恩來根據對當時我國知識界面貌的分析，認為絕大部分知識分子「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同上書，第162頁。他說：「正確地估計和使用這些知識分子，有計劃地幫助他們在政治上和業務上不斷進步，是黨和國家的極其重要的任務。」同上書，第164—165頁。他指出，在知識分子問題上必須反對宗派主義和麻痹遷就兩種傾向。特別是宗派主義傾向，低估了知識分子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大作用，不認識他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對於怎樣充分地動員和發揮知識分子的力量，怎樣進一步改造知識分子、擴大知識分子的隊伍、提高知識分子的業務能力等迫切問題，漠不關心，妨礙著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他提出，在知識分子問題上應該採取的正確方針是：「必須盡一切努力最充分地動員和發揮知識分子的現有力量，同時盡一切努力儘可能迅速地給以進一步的改造、擴大和提高，使這種改造、擴大和提高的速度和規模能夠真正符合我們國家的各方面偉大發展的巨人式的步伐。」同上書，第167頁。

　　第三，怎樣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其一，「應該改善對於他們的使用和安排，使他們能夠發揮他們對於國家有益的專長」。同上書，第168頁。知識分子是國家建設中最寶貴的人才資源，必須十分珍愛、合理配置、才盡其用，消滅人才閑置或學非所用的浪費現象。其二，「應該對於所使用的知識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給他們以應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們能夠積極地進行工作」。同上書，第169頁。其三，「應該給知識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條件和適當的待遇」。同上書，第170頁。要讓他們能有效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時間，必須保證他們至少有5/6的工作日用在自己的業務上，為他們解決必要的圖書資料和工作設備。適當提高知識分子的生活待遇，使他們所得的工資多少同他們對於國家所作的貢獻大小相適應，改善知識分子的政治待遇，消除對知識分子政治生活的不關心。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3月03日 00:46 新浪讀書  

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恩來的結論是：把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我們一定可以在不很長的時間內，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完全現代化的、富強的社會主義工業大國，一定可以在不很長的時間內，實現毛澤東同志的偉大號召——『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89頁。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3月04日 00:53 新浪讀書  

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關於黨派關係，1950年4月，周恩來在全國統一戰線工作會議上指出：「這裡包含參加黨派的和無黨派的群眾之間的關係以及各黨派之間的關係。中國共產黨是處於領導地位的，應該主動地和各方面搞好關係」。《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162頁。「一五」計劃時期，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周恩來多次提出民主黨派也要發揮積極作用。1953年3月1日，他在招待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三中全會擴大會議代表時說：「各黨派要動員自己的成員在各自的崗位上保證完成國家的建設任務，要他們身體力行，起模範帶頭作用，在共產黨領導下


一道前進。」同上書，第243頁。6月4日，他在招待中國民主同盟七中全會代表的茶話會上說：「現在我們開始進行國家建設了。民盟的成員很多是在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崗位上工作的，應該在各自的崗位上積極地參加建設。」同上書，第250頁。

　　關於正確處理國營經濟與私人工商業之間的關係，調動民族資本家的積極性問題，周恩來主張團結民族資產階級發展國民經濟。1952年10月25日，周恩來同若干資本家代表人物談話時說：「當前中國經濟是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五種成分共同發展。五種經濟成分猶如人手的五指。」《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22頁。對於民族資本家，他認為「全國解放后，在三年來的合作中，是和我們共過患難的，特別是在維持生產、醫治戰爭的創傷、改造舊的社會經濟方面，盡過一定的力量，對國家建設也有一份貢獻」。同上書，第123頁。在「一五」計劃和社會主義改造中，仍要發揮民族資本家的積極作用。1953年9月29日，周恩來闡述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基本任務，在談到對私人工商業的改造時，同時強調不能忽視私人工商業的作用，「要發揮它們的作用」。同上書，第173頁。一年後，他在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要求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和對民族資本家的改造結合起來，其目的也在於發揮民族資本家的積極性。他說：「一方面，我們要改造資本主義企業使它們最後成為先進的社會主義企業；另一方面，我們還要改造資本家和資本家代理人的思想，儘可能使他們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起積極的有益的作用。」同上書，第193頁。

　　當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迅速發展時，有人提出了「民族資產階級現在還有沒有積極性一面」的疑問，有人甚至發表文章說資產階級積極性的一面早在辛亥革命的時候就已經敲了喪鐘。對此，1955年11月16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民族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階段有它的積極性一面，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增加生產、活躍市場中也發揮了積極作用。「現在到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民族資產階級的積極性到底還有沒有呢？應該肯定地說是有的。」「他們的企業還在生產。在商業零售方面私營雖然只佔四分之一，但在城鄉商品流通中還起著一部分作用。」同上書，第224頁。他們的積極作用應該繼續加以利用。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勝利之後，如何對待資方人員呢？對此，周恩來在黨的八大會議上指出，在資本主義工商業實現公私合營以後，我們應該培養和提拔優秀的職工參加企業領導，同時還要吸收原來的工商業資本家和小業主，擔負一部分經營管理工作或者領導工作。公股代表應該同這些資方人員很好地合作，發揮他們的特長和積極性。他說：「在公私合營企業中的幾十萬資方人員，絕大多數都有一些生產技術或者經營管理經驗，其中有一些人有相當高的生產技術和相當多的經營管理經驗。對於他們的生產技術和有用的經營管理經驗，我們必須充分加以利用。」《周恩來經濟文選》第3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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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一天起，周恩來就十分重視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1949年12月，他把上下關係作為必須正確解決的新中國經濟的六種關係之一。如何正確解決？他認為既不能片面追求集中、統一，也不允許各自為政；既不要犯本位主義，也不要妨害地方的積極性。他指出：「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發揮地方的積極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氣勃勃，否則就死氣沉沉。」③同上書，第34頁。他還從打仗談到建設，「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革命戰爭，在戰略領導上抓得很緊，在戰役的組織和戰術的運用上就交給下面去辦，因為


他們最了解具體情況，只有充分發揮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打勝仗。打仗是這樣，建設也是這樣」。「只有廣大人民在生產中發揮了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提高他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義」。③1951年1月12日，在第67次政務會議上討論水利工作時，周恩來強調要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統一性與積極性的關係。他說：「蘇聯專家對中國建設工作的要求有高度的統一。要求統一和要求有計劃性，是對的，但這要有個過程，要有時間和步驟。現在地方的積極性很高，對工作又熟悉，若不顧地方的積極性，把中央不熟悉的工作驟然集中到中央來，就會把工作搞亂。集中與分散，統一性與積極性要恰當注意才好。因統一而妨害積極性是不好的。」同上書，第88頁。幾個月後，他在全國秘書長會議上作報告，當談到財政問題時指出，要繼續鞏固財經統一，但不應妨礙地方積極性。他說：「在中央統一領導下，應留給大行政區、省以至縣以因地制宜的權力。中央如此，地方亦應如此。過分統一的傾向是不對的，應該在適當的情況下，讓地方分管，有計劃地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周恩來經濟文選》第93頁。

　　雖然新中國成立之初就提出過授權地方、發揮地方積極性的問題，周恩來不僅為此進行了闡述，而且為此做了許多具體工作，但那時還在進行民主改革，尚未能在建設的主題上討論並解決分權問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開始時，由於受蘇聯模式的影響，加上財經會議以後的高饒事件，強調了集中。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對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毛澤東指出：「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複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毛澤東：《論十大關係》。在這之前，毛澤東在聽取有關部門彙報時，已斷斷續續地提出了一些看法。在這之後，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又再次講十大關係問題。

　　周恩來在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講話的前後，多次傳達並闡釋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思想。1956年4月20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談到體制問題時說，最近，中央開會彙報，主席講了幾個關係問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就是集權還是分權的問題。中央要注意分權，站在分權地位的要注意集權。1956年5月至8月，周恩來主持召開了全國體制會議，對當時存在著的中央集權過多的現象作了檢查，對改進國家行政體制問題進行了討論，並且提出了關於改進國家行政體制的決議草案。周恩來不僅在體制會議上對體制問題發表了帶原則性、理論性的看法，而且在黨的八大會議上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時，專門闡述了「改進國家行政體制，發揮地方的積極性」的問題。

　　這一期間，周恩來關於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內容：

　　其一，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集權與分權的問題，是不同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各個歷史階段，各種社會，對行政上的集權與分權問題經常吵架，有的強調中央集權，有的強調地方分權，封建社會爭論這個問題，資本主義社會也爭論這個問題，到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也有這個問題。蘇聯過去集權多了，地方權小了，這是一個經驗教訓，是一面鏡子。共產黨領導革命勝利，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鼓掌，但這時更要注意民主、注意分權。

　　其二，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人民民主專政已經更加鞏固，這就使我們有必要也有可能，按照統一領導、分級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針，進一步地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職權，改進國家的行政體制，以利於地方積極性的充分發揮。

　　其三，「社會生產力大發展不能光靠集權」。《周恩來經濟文選》第267頁。分權的目的是為了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發展生產，而不是減少生產。過去，力量沒都用上，廠礦動用200元以上就要報中央批准，給地方的權很少，使得地方有力無處用，限制住了。現在是全部用上，生產會發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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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之一是論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他說：「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質因素只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我們必須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鞏固各民族的團結，來共同努力於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在毛澤東上述思想指導下，1956年改進國家行政體制發揮地方積極性的內容之一是發揮民族自治地方的積極性。對此，周恩來在黨的八大會議上指出：「對於民族自治地方各項自治權利，應該作出具體實施的規定，注意幫助少數民族地區


政治、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凡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該成立自治地方而尚未成立的，都應該按照憲法規定，積極地幫助他們成立自治地方。應該嚴格尊重民族自治地方的各項自治權。應該大量培養和提拔民族幹部，不斷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和管理各種事務的能力，使他們在工作中能夠真正當家作主，有職有權。」《周恩來經濟文選》第315—316頁。

　　在這之前，周恩來早已重視正確處理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1950年4月12日，他強調要「處理好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的四個關係」，其中之一是要處理好民族關係。他指出，中國有很多少數民族，必須團結合作。「我們要反對大民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對少數民族，首先要在政治上使他們求得解放，然後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再幫助他們發展，穩步前進。」《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164—165頁。兩個月後，他在政務院第37次政務會議上討論西北地區民族工作時指出：「我國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矛盾很大。在漢族同少數民族的關係上，是漢族對不起少數民族。今後我們漢族同志要代為受過，向他們賠不是。」在經濟上，「今後就應該多補貼、多支出一些，讓少數民族同胞多得一些利益。」同上書，第192—193頁。

　　1957年8月，在民族工作座談會上，周恩來圍繞祖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題，進一步闡述和發揮了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的處理漢族和少數民族關係的思想。他指出：「我們反對兩種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共同目的，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祖國大家庭，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不是哪一個民族所專有，而是我們五十多個民族所共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人民所共有。」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們不能設想，只有漢族地區工業高度發展，讓西藏長期落後下去，讓維吾爾自治區長期落後下去，讓內蒙牧區長期落後下去，這樣就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區、區域自治的地區都現代化。全中國的現代化一定要全面地發展起來。」另一方面，只有把人口眾多的漢族和地大物博的少數民族的積極性都發揮起來，只有我們五十多個民族，大家合作起來，共同發展，才能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家，才能實現全中國的現代化。「要建設這樣的國家，不能單靠漢族。漢族人口多，經濟、文化比較發展，但是可開墾的土地已經不多，地下資源開發是祖國工業化的有力後盾。但是，兄弟民族地區的資源還沒有開發，勞動力少，技術不夠，沒有各民族特別是漢族的幫助，也不可能單獨發展。」他舉例說：「要在新疆建立起包括克拉瑪依油田和烏魯木齊地區的將來的工業中心，如果沒有新疆各民族和內地漢族的共同努力，就搞不成功。」周恩來：《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

　　由於毛澤東、周恩來重視正確處理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調動各個民族的積極性，黨和人民政府制定的民族政策比較穩當，得到了少數民族的稱讚。這不僅對推動當時的祖國建設起了積極作用，而且對未來的祖國建設的發展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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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和1955年的萬隆會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率團參加的兩個重大的國際會議。西方大國和眾多的亞非國家分別在日內瓦和萬隆通過周恩來認識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通過日內瓦和萬隆會議在國際舞台上分別溝通了與西方大國和亞非國家的聯繫，增加了對它們的了解和認識。周恩來參加的這兩個重大國際會議的突出作用是緩和了國際局勢，改善了中外關係。正如1956年11月周恩來所說：「直到日內瓦會議、萬隆會議以後，到去年年終和今年年初，才慢慢感到國際局勢是緩和下來了。」《周


恩來選集》下卷，第236頁。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對於調動國外的積極因素，毛澤東說：「在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爭取為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

　　在國內三大改造取得決定性勝利，需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國際局勢有所緩和的形勢下，周恩來傳達貫徹毛澤東的上述思想主張，不僅在原則上作了重要的闡釋和發揮，而且將其具體實行於外經、外貿等實際工作中。

　　1956年5月3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司局長以上幹部會議上作傳達毛澤東「調動一切力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報告。在講到中外關係時，周恩來針對過去存在的好像只能學蘇聯、只能學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學其他國家的錯誤傾向，指出，我們發展生產、建設國家不僅要向社會制度相同的國家學習，也要向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學習。「我們不僅要向蘇聯學習，向兄弟國家學習，而且要向世界上一切國家學習，包括向和平中立的國家，如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埃及等國家學習。就是日本、英國和美國，它們也有長處，我們也可以學。除了它們的國家制度我們不學以外，資本主義生產上的好的技術、好的管理方法，我們是可以學的」。《周恩來經濟文選》第257頁。周恩來認為，一切國家，一切民族，都有長處，也有短處，有優點，也有缺點。我們應該學人家的長處和優點，避免人家的短處和缺點。

　　黨的八大會議上，周恩來在報告中闡述中外關係時開門見山地說：「為了完成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我們除了調動國內的一切積極因素以外，還必須團結國際上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運用國際上的一切有利條件。」為此，不僅要加強同社會制度相同的國家的協作與交流，而且要「努力發展同那些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特別是同亞非各國的經濟合作、貿易來往、文化和技術的交流」。同上書，第326頁。

　　半年後，針對香港問題，周恩來說：「我們不是要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嗎？香港應該化為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香港的積極作用在哪裡？首先，香港發展生產具備很多有利條件：「香港是自由港，原料來得容易，聯繫的範圍很廣，購置設備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場，技術人才容易訓練出來。」其次，「香港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怎樣才能利用香港的積極作用，歸結到一點就是實行不同於內地的政策。他說：「香港的主權總有一天我們是要收回的」，但「香港現在還在英國統治下，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也不應該社會主義化」。《周恩來經濟文選》第352—354頁。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其積極作用也才能為我們所利用。

　　1956年6月23日，周恩來說：「三大改造取得勝利，生產力又會更大發展，需要我們動員一切力量，一切積極因素，甚至把消極因素化為積極因素，發展生產、建設國家。」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展生產，建設國家，這不僅是對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中心思想的闡釋，而且是進一步的發揮和具體化。

　　周恩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髮展生產建設國家的思想與毛澤東的力作《論十大關係》有著緊密的聯繫。

　　其一，周恩來在建國以來特別是「一五」計劃的前幾年所闡述的城鄉（工農）關係、內外關係、工商關係、公私關係、勞資關係、上下關係、黨派關係、民族關係的思想觀點為毛澤東綜論十大關係提供了先行的思想材料。毛澤東在三大改造取得基本勝利，國際局勢有所緩和的形勢下，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總結中國自己的經驗，吸收包括周恩來提出的處理好方方面面的關係的思想，形成了系統化、理論化的十大關係思想觀點。

　　其二，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之後，周恩來迅即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會議上進行了傳達、闡釋和發揮，並致力於貫徹到實際工作中，使之具體化。如：為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調動地方積極性，1956年5月至8月，周恩來主持召開了全國體制會議，揭開了新中國體制改革的序幕。

　　其三，周恩來1957年8月在民族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豐富了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的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關係的思想；周恩來1956年至1957年關於中外關係的講話，特別是1957年4月關於香港問題的講話豐富了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中的「中國和外國的關係」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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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題中應有之義。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對此未加論列，這不能說不是一個缺陷。周恩來1956年1月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所講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全面論述了關於調動知識分子積極性的問題。這對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髮展生產建設國家具有極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對《論十大關係》的內容來說起了十分重要的補缺作用。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澤東、周恩來提四個現代化時，不再提變農業國為工業國，不再提工業化的目標。這是將富強的戰略目標從工業化轉變為四個現代化的主要標誌。但是，「大躍進」帶來的國民經濟不平衡和嚴重困難，迫使周恩來不得不集中主要力量抓國民經濟調整工作，不得不將調整作為當時的中心任務。這就是此後二、三年，周恩來沒有強調四個現代化戰略目標的主要原因。

政治遺囑
四個現代化目標的確定(1)
四個現代化目標的確定(2)
從工業化到四個現代化目標轉變的原因(1)
從工業化到四個現代化目標轉變的原因(2)
從工業化到四個現代化目標轉變的原因(3)
什麼是四個現代化(1)
什麼是四個現代化(2)
怎樣實現四個現代化(1)
怎樣實現四個現代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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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四屆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開幕。周恩來帶病作《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提出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宏偉目標。當周恩來講完「向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前進」這段話時，代表們熱烈鼓掌。

　　這次會議是周恩來生前最後一次參加的黨和國家的重大會議。




　　這段話，周恩來逝世后已作為終卷篇編入《周恩來選集》下卷和《周恩來經濟文選》中，它是周恩來留下的關於國家富強的政治遺囑。

　　１９７５年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三步發展的戰略，高舉的正是向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前進的旗幟。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６日，鄧小平說：「什麼叫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呢？就是從現在的實際出發，充分利用各種有利條件，實現毛澤東同志提出、周恩來同志宣布的四個現代化的目標。」《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１２８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１８４０年以來的百餘年間，中國因社會制度腐敗和經濟技術落後而處於被動挨打之中。一批批仁人志士為尋求救國之路，為中華民族的富強進行了不懈的探索、抗爭、奮鬥，但得到的卻是一次次的挫折與失敗。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華民族的傑出貢獻之一是：在日本侵略者還沒有被打敗之前就提出了「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的偉大奮鬥目標。黨的七大會議上，毛澤東深入地分析了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關係。他說：「一個不是貧弱的而是富強的中國，是和一個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獨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統一的中國，相聯結的。」一方面，「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另一方面，「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後，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採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的基礎，如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占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的基礎，是不能鞏固的」。毛澤東：《論聯合政府》。周恩來與毛澤東的認識是完全一致的。建國前夜，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提出：「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鬥。」「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建國后，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４日，周恩來在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上指出：「去年，人民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規定了建設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要把中國由一個農業國變為工業國，這也就是規定了中國科學家的奮鬥目標。這個方向和目標是很清楚的，這正是近百年來中國科學家所尋求的。」周恩來：《建設與團結》。《共同綱領》規定的奮鬥目標與毛澤東在七大提出的奮鬥目標相對照，以「和平」更換了「自由」。這兩字之改，表明了毛澤東、周恩來等最高決策層認識的深化。其一，民主、自由並提，內容相同，可以合而為一；其二，爭取國際、國內的和平是建設富強的新中國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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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七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在主持起草《共同綱領》時，都把富強的戰略目標確定為把中國由一個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實現國家工業化。然而，建國頭三年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經濟恢復擺在第一位，經濟建設尚屬其次。與此相聯繫，在實現國家工業化的戰略目標下，具體的現實的目標是努力實現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

　　「一五」計劃和過渡時期，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已經居於首要的地位，實現


國家工業化成了具體的現實的目標。１９５３年８月，毛澤東指出：「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莧撾瘢?且?諞桓魷嗟背さ氖逼諛冢??舊鮮迪止?夜ひ禱?投耘┮怠⑹止ひ怠⒆時局饕騫ど桃檔納緇嶂饕甯腦臁！薄督ü?岳疵?蠖?母濉返謁牟幔?冢常埃幣場Ｖ醒胛南壯靄嬪紓保梗梗澳臧妗＃保梗擔襯輳乖攏保比眨?芏骼此擔骸骯?墒逼詰鬧行哪諶藎?褪鞘敵泄?夜ひ禱?蛻緇嶂饕甯腦臁！薄噸芏骼淳?夢難　返冢保擔騁場９?夜ひ禱?塹筆筆迪止?腋磺俊⒔?芯?媒ㄉ璧木嚀迥勘輳歡耘┮怠⑹止ひ怠⒆時局饕騫ど桃檔母腦焓鞘迪稚緇嶂饕濉⒈涓鍔??叵檔木嚀迥勘輟９ひ禱?餚?腦觳⒕伲?逑至碩隕??τ肷??叵當韁ね騁壞目蒲?鮮丁６?嘸扔星?鷚燦辛?怠Ｇ?鷦謨冢汗ひ禱?欠⒄股??Φ姆凍耄??腦焓潛涓鍔??叵檔姆凍搿Ａ?翟謨冢荷???齠ㄉ??叵擔???叵搗醋饔糜諫??ΑＶ芏骼垂岢怪蔥泄?墒逼詰淖藶廢呤保?岢幀耙換?庇搿叭?摹輩⒕伲?炊怨鋁⒌亍⑵?嫻亟材騁桓齜矯妗＃保梗擔襯輳對攏玻溉眨?芏骼粗旅?蠖?⒆?吒詰男胖校?魅販炊怨鋁⒌靨帷笆迪稚緇嶂饕騫ひ禱?鋇目諍牛?耙蛭?飧隹諍旁諼頤欽飧齬?墒逼謐魑?ㄒ荒勘昀此凳遣煌耆?模?渲忻揮邪?ㄅ┮導?寤?襖?煤透腦熳時局饕騫ひ怠薄！噸芏骼詞樾叛〖?返冢矗梗幣場Ｍ?保?芏骼匆膊輝蕹啥?咂椒智鍔?⒌攘科牘邸Ｖ芏骼慈銜?ひ禱?敲?艿鬧饕?矯媯?侵魈澹?槍丶?Ｋ?擔骸熬?檬腔?。??酶腦焓且磺懈腦斕幕?。???夜ひ禱?質鞘迪志?酶腦斕墓丶?！薄噸芏骼淳?夢難　返冢保擔慘場！拔頤潛匭胗萌??詞迪窒芊ㄋ?娑ǖ奈頤竊詮?墒逼詰淖莧撾瘢??飫鎰鈧饕?氖慮椋?褪俏頤僑巳碩家?匭奶岣呶頤槍?業納??Α！蓖?鮮椋?冢玻埃幣場！叭綣?揮泄ひ禱??┮導詞購獻骰?耍?膊還?獺Ｊ止ひ狄彩僑緔恕！蓖?鮮椋?冢玻擔慘場?/p>

　　有的研究者認為，「一五」計劃和過渡時期，毛澤東、周恩來關於我國經濟建設戰略目標的提法，開始逐步地由單一的工業化轉為實現工業現代化及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根據之一是：１９５３年６月２８日周恩來指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這個口號在我們這個過渡時期作為唯一目標來說是不完全的」。但是，這個根據是不能成立的，我們在上面已經分析過，周恩來在這裡強調的是工業化與三改造並舉的問題，並沒有涉及工業化向現代化的目標轉變的問題。根據之二是：１９５４年９月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１３３頁。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後和貧困。」《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１７６頁。但是，這個根據也是不能成立的。毛澤東的那段話以「工業化」作為「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定語，並沒有提出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周恩來的那段話是「四個現代化」的最早提法，但還沒有明確地把四個現代化作為戰略目標，報告中強調的是「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工業國家」。同上書，第２０１頁。另外，周恩來當時所提的「四個現代化」同後來明確作為戰略目標的四個現代化在內容上也有一定的差別。

　　縱觀「一五」計劃和過渡時期，毛澤東、周恩來雖然提出了現代化的概念，提出了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現代化的國防、現代科學文化等等，但這一時期的現代化或者是從屬於工業化，或者是解釋工業化，或者是工業化的同一語。他們沒有變工業化的戰略目標為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３日，周恩來提出建設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同時，他又特彆強調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的基礎。他說：「只有依靠重工業，才能保證整個工業的發展，才能保證現代化農業和現代化交通運輸業的發展，才能保證現代化國防力量的發展。」同上書，第１７８頁。１９５７年８月４日，周恩來在民族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把現代化與工業化並提。他說：「經濟改革是各民族必須走的路。走這條路才能工業化、現代化。工業化，現代化了，經濟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榮，各族人民才能幸福。」同上書，第３７３頁。講話中，他還說：「要富裕就要有工業，一個民族沒有工業不可能富裕起來。因此，我們中國要工業化，沒有工業化，就不可能使生產發展。」同上書，第３６８頁。此時，周恩來雖然不斷使用現代化的概念，但現代化還不是區別於工業化的新目標。毛澤東的認識與周恩來大抵相同。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７日、３月２日，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兩次提到「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３６６、　４０４頁。但是，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沒有專門論述現代化的目標，他設專題論述的是「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怎樣「使我國變為工業國」。同上書，第４０１頁。《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的思路是：「新的社會制度還剛剛建立，還需要有一個鞏固的時間。」「要使它最後鞏固起來，必須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這個社會主義的新制度是一定會鞏固起來的。我們一定會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同上書，第４０４頁。這裡毛澤東所提的現代化同樣不是區別於工業化的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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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從已經掌握的文獻看，毛澤東、周恩來變工業化的戰略目標為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並完整地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概念，是從１９５９年底至１９６０年初開始的。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２４日，周恩來提出：「需要加快建設我們的國家，使我們國家更快地成為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科學文化和現代國防的社會主義強國。」《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４０８頁。１０天後，周恩來又說：「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我們提出四個現代化的要求：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和現代化國防。這樣才會建成一個既富且強的社會主義


國家。」周恩來：１９６０年１月４日，在全國文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１９６０年２月，周恩來在廣東從化《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書小組研討會發言中指出：四個現代化的內容是「工業、農業、科學、國防四個現代化」。此間，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

　　１９５９年底至１９６０年初，毛澤東、周恩來提四個現代化時，不再提變農業國為工業國，不再提工業化的目標。這是將富強的戰略目標從工業化轉變為四個現代化的主要標誌。

　　但是，「大躍進」帶來的國民經濟不平衡和嚴重困難，迫使周恩來不得不集中主要力量抓國民經濟調整工作，不得不將調整作為當時的中心任務。這就是此後二、三年，周恩來沒有強調四個現代化戰略目標的主要原因。

　　經過艱難的調整，國民經濟有了明顯的好轉之後，周恩來及時地強調了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１９６３年１月２８日，周恩來在中共上海市委召開的各界民主人士春節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我們要為實現我國的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目標而奮鬥。」《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４４７頁。第二天，他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我國過去的科學基礎很差。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５０３頁。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１日，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正式向全國人民宣布今後的戰略目標是：「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同上書，第５６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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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轉變有一個探索的過程，其中，周恩來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第一，周恩來通過總結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重工輕農和我國「大躍進」大辦工業、以鋼為綱的經驗教訓，通過對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道路的分析，不斷深化對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的認識；堅持工農業並重，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的發展道路；明確地把實現農業現代化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之一，並把實現農業現代化放在實


現四個現代化的第一位。

　　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鑒於蘇聯「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經驗教訓，提出我國「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１９５７年２月，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講中國工業化的道路，主要是指處理好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我國的經濟建設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闡述了與毛澤東相同的觀點，認為蘇聯和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優先發展重工業，「但是在發展中忽視了人民的當前利益。直接與人民利益關係最大的是輕工業、農業，輕視這兩者就會帶來不好的後果，就會發生經濟發展上的嚴重不平衡」。「我們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３３６頁。此時，毛澤東、周恩來雖是在探索一條不同於蘇聯的中國工業化的道路，但為此後不久變工業化的目標為農業、工業、科學、國防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提供了思想前提。

　　６０年代初，周恩來對社會主義建設中蘇聯模式的重工輕農觀點的分析批評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斯大林曾強調，工業產值高就是工業國，農業產值高就是農業國，工業農業產值差不多就是工業農業國。周恩來指出，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他說：「工業國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比只提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更完整。蘇聯就是光提工業化，把農業丟了。」同上書，第５１９頁。１９６５年８月２８日，周恩來痛心地指出：現在各社會主義國家，農業穩定的沒有一個。他深深感到重工輕農為害不淺。

　　對於「大躍進」大鍊鋼鐵、大搞工業之後出現的工業與農業的嚴重不平衡，毛澤東、周恩來較早覺察到了，並進行了糾正。１９５９年５月，周恩來安排８個副總理下去，他自己去河北邯鄲、石家莊等地調查研究，提出把勞力從鋼鐵、水利方面盡量抽下來，充實農業生產第一線。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前期提出，過去安排經濟計劃的次序是重、輕、農，今後要倒過來，按農、輕、重安排，就是要強調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首先要把農業搞好。６０年代初，周恩來具體負責國民經濟調整工作，把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作為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的一個中心環節。他反覆強調在我國農業沒有過關的條件下工業不能超前發展。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６日，周恩來在有關人員彙報１９６１年計劃的會議上指出：「工農業關係是國民經濟的根本比例關係。目前農業落後，影響工業發展；反過來，工業建設規模過大，佔用勞動力過多，又影響農業發展。」《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４１３頁。１９６１年４月３日，周恩來說：「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工業水平和機械化水平都很低，五萬萬多人搞農業生產，如果不把農業生產增長起來，工業生產就沒有鞏固的基礎。」他提出要過農業第一關，要把農業放在第一位。「因此，農業機械化，就必須成為首要任務」。同上書，第４１９頁。

　　農業機械化是農業現代化的主要標誌和主要內容之一。周恩來通過對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道路的分析、比較、研究，也得出這樣的結論：農業要真正過關，實現現代化，不能光顧工業化而把農業丟了。他肯定了美國經濟發展特別是農業發展的成就，美國「是經過將近百年的發展的，現在的農業生產機械化水平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它用少數人搞農業生產，就可以供應全國的糧食，而且還可以出口。它解決了農業機械化問題，我們還沒有」。同上書，第４２３頁。他讚賞美國先解決農業問題再解決工業問題的發展道路。１９６２年４月２８日，他會見波蘭駐華大使克諾泰談話中說：美國的農業過了關，它是先解決農業問題再解決工業問題。林肯領導的南北解放戰爭以後，從１８６０年到１９１０年，美國用了５０年的時間解決農業問題，然後用５０年解決工業問題。在第一個５０年裡已經解決了農業的半機械化問題，平均每人達到１０００公斤糧食，到第二個５０年實現了農業的完全機械化和化學化。他讚揚松村謙三任農林大臣時實行的使日本農業現代化的政策。１９６２年９月１６日，他同松村謙三會談時說：根據我們的了解，日本農業戰後確有很大發展。這和日本農民勤勞、耕作細緻分不開，同時也和你當農林大臣提出了正確的方向，提倡使用化肥，提高技術，使用農業機械有關。

　　第二，周恩來通過對世界經濟與科學技術發展大勢的觀察，通過分析科學技術對發展生產、繁榮經濟、鞏固國防、復興文化所起的決定作用，主張科技興國、擺脫落後；明確地把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之一，並強調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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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計劃時期，在為國家工業化的目標而奮鬥時，周恩來就不斷強調科學技術的作用。１９５３年９月２９日，周恩來在闡述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基本任務時指出：「我們今天要搞建設，光是政治覺悟高就不夠了，還必須要有較高的文化、技術水平，這樣才能使用機器來發展生產。這就需要大批的建設人才——從技術工人、技術員、工程師一直到企業行政管理人才。」「我們現代的科學技術水平很低，文盲很多。」「培養大批的建設人才，是我們現在最中心的問題。」《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１６０頁。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３日，周


恩來在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沒有現代化的技術，就沒有現代化的工業。」他要求「合理地有效地使用和提高現有的技術人才，加強技術組織工作和在企業中培養技術人才的工作，以便提高現有的技術水平和企業管理的水平，提高產品質量，增加新產品的品種和數量，並保證完成現代化的新企業的建設和掌握這些新建企業的生產技術。」同上書，第１８５頁。

　　１９５６年初，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是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向科學技術大進軍的空前盛會。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首先，周恩來論述了社會主義建設與發展科學技術之間的本質聯繫。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不斷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必須在高度技術的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地增長，不斷地改善。因此，在社會主義時代，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產技術，更加需要充分地發展科學和利用科學知識」。其次，周恩來分析了我國科學技術水平與其他世界大國的差距，分析了現代科學技術一日千里地突飛猛進的現狀。他說：「我國的科學文化力量目前是比蘇聯和其他世界大國小得多，同時在質量上也要低得多，這是同我們六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的需要很不相稱的。」緊迫的是：「世界科學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別巨大和迅速的進步，這些進步把我們拋在科學發展的後面很遠。」對此，「我們必須急起直追」。他描述現代科技的發展主要表現在：生產過程正在逐步地實現全盤機械化、全盤自動化和遠距離操縱，從而使勞動生產率提高到空前未有的水平。各種高溫、高壓、高速和超高溫、超高壓、超高速的機器正在設計和生產出來。陸上、水上和空中的運輸機器的航程和速率日益提高，高速飛機已經超過音速。各種新的金屬和合金材料，以及用化學方法人工合成的材料，正在不斷地生產出來。他說：「科學技術新發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給人類提供了無比強大的新的動力泉源，給科學的各個部門開闢了革新的遠大前途。同時，由於電子學和其他科學的進步而產生的電子自動控制機器，已經可以開始有條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腦力勞動，就像其他機器代替體力勞動一樣，從而大大提高了自動化技術的水平。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類面臨著一個新的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的前夕。」再次，周恩來提出了「科學是關係我們的國防、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有決定性的因素」的重大命題，發出了必須抓緊時間「認真地而不是空談地向現代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他說：「只有掌握了最先進的科學，我們才能有鞏固的國防，才能有強大的先進的經濟力量」，才能「在和平的競賽中或者在敵人所發動的侵略戰爭中，戰勝帝國主義國家」。他要求：「必須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學的最先進的成就儘可能迅速地介紹到我國的科學部門、國防部門、生產部門和教育部門中來，把我國科學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國家建設所最急需的門類儘可能迅速地補足起來」；「儘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術把我們國家的各方面裝備起來。」

　　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后的第五天，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說：「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決定一切的是要有幹部，要有數量足夠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第７６頁。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這是對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指導思想的認同與肯定。

　　「一五」計劃時期，特別是１９５６年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前後，對科學技術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的認識，為此後變工業化的目標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並突出關鍵在於科學技術現代化，提供了另一個重要的思想前提。

　　「大躍進」以主觀熱情代替科學態度、以數量代替質量所帶來的挫折與失敗，使周恩來從反面認識到不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是危險的。１９５９年６月８日，他在石家莊視察中說，石家莊今年煉鐵，如果是７０％—８０％合格率，就有一部分廢品，很不合算。他要求寧少些，要好些；要少煉而精，不要多煉而廢；不好的爐子可以拆掉，不要捨不得，要下決心。這是對全民鍊鋼，大搞「小土群」的批評與糾正。不講求科學技術，用「人多勢眾」的路子發展經濟行不行呢？周恩來的回答是否定的。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日，他針對煤礦開採指出：「機械化水平要繼續提高，不能靠人海戰術。有些小煤窯用人工開採是允許的，但大礦必須從半機械化走向機械化。」《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４９８頁。１９６３年８月２３日，周恩來指出，技術水平可以推進工業的發展。比如化工，吉林的三大化工廠是學蘇聯的，笨得很，比英國的落後２０年，我們買了英國的技術就趕了２０年。掌握了新技術就可以少走彎路。總結「大躍進」人海戰術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所進行的理論思考，是周恩來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並突出關鍵在於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現實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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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技術現代化的標誌之一是掌握尖端科學技術。對尖端科學技術重要性的深刻認識及其領導兩彈一星研製的實踐活動，是周恩來提出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目標並將其視為四個現代化的關鍵的直接原因。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２４日，周恩來說：「按現代化的標準來說，現在我國的國防工業已經落後了。我們要搞尖端國防。尖端和國防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作戰用在戰爭上，不作戰就可用在和平建設上。」同上書，第４０４頁。１０天後，周恩來又說，必須攻破原子關、電子關、航空關，才能稱得起我們有了現代的科學水平和現代的國防


水平，我們才能稱得起又富又強的國家。周恩來：１９６０年１月４日，在全國文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從工業化到四個現代化目標的轉變，究其原因，概括地說，其一，「工業國的提法不完全」；其二，「不能等工業現代化以後再來進行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５１９、　５０４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