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連載）

抱歉； 第六篇找不到

　　第六篇 三十年代中共黨內真有兩大宗派嗎？

　　一，從中央蘇區存在兩大宗派談起

　　（一）說在中央蘇區有兩大宗派，說不清也說不通

　　在延安整風期間及其以後，毛澤東曾多次講到中央蘇區存在兩大宗派集團，特別是教

　　條宗派。有時他也把兩個混到一起，例如說：「過去錯誤路線有一個大宗派在實行篡黨

　　……遵義會議后這個集團分化了。」 1 「六，黨內宗派現在是否還有？我認為經過幾次分化

　　是沒有了。經過遵義會議的分化，抗戰初期的分化，又經過這次分化，現在是沒有這個宗

　　派了。」 2 「在黨的歷史上曾經存在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但自遵義會議以來，經過各種變

　　化，作為政治綱領與組織形態的這兩個宗派，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3 但是直到1943年12月

　　28日中央政治局所發關於《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的指示中還說，「但十二月會議

　　到六中全會，這個宗派又利用長江局進行其反黨活動。」似乎兩個宗派又變成一個宗派，

　　等等。這就是說，起碼在遵義會議前，中央蘇區和全國都還存在兩個宗派（又經常合二為

　　一）並進行著活動。至於兩個宗派如何界定，怎樣活動，它們間的相互關係如何，卻不但

　　當量，而且直到現在也還沒有說清。原因大概是沒有的事說起來一定漏洞百出，不如含糊

　　了之。

　　實際上，還在被看作教條宗派控制下的臨時中央進蘇區前，毛澤東就已受到排擠，黨

　　權和軍權也陸續被剝奪了（倒是臨時中央開頭撤換了項英，把代中央局書記交還給了毛澤

　　東）。「開始排擠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對紅軍的領導」 4 是1931年11月任弼時、項英主持召開

　　的贛南會議。他除受到未指名的嚴厲批判外，隨後還被取消了一方面軍總政委和中央局代

　　理書記的職務，改由周恩來正式擔任。（周恩來臨終都在檢討，認為這是他奪了毛澤東的

　　權，造成一生中最大一次錯誤。毛對此也始終不放，認為需要時就拿出來敲打，直到去世

　　。）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更被完全剝奪，並為後來的臨時中央直

　　接指揮紅軍開闢了道路。 5 與會的是後方四名委員任弼時（代書記）、項英、顧作霖、鄧發

　　和前方四名委員周恩來（本為書記，因去前方由副書記代）、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前

　　後方委員人數相等，在對毛的處理上卻意見對立（前方主張毛留前方指揮，後方要毛回后

　　方專做政府工作）。但後方委員的作用大，既有臨時中央的後台，周前期會議又未參加，

　　加上得到參謀長劉伯承的支持， 6 遂使毛從此失去軍權。可見，剝奪毛澤東黨權軍權的並不

　　是臨時中央，反而是在毛自己創立和領導的蘇區內部。

　　從會議組成看，只有一個王稼祥被算作教條宗派，但正是他說「大敵當前，不可換將

　　」，明確支持毛。後來任弼時等後方四位委員向中央報告，除曆數毛的右傾錯誤和決定讓

　　他回後方，還批評周恩來搞調和，替毛澤東打掩護。 7 從這兩次會議的實際情況看，直接剝

　　奪毛澤東黨權和軍權的也不是教條宗派，倒是或明或暗算作經驗宗派的人，即周恩來、任

　　弼時（延安整風時和以後均未作公開指明過，但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卻把他同教條宗

　　派並列在一起，一再說「我的『狹隘經驗主義』稱號，是任弼時加的」，「洛甫、任弼時

　　解除武裝，靠《六大以來》、《兩條路線》」。林彪也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

　　是弼時作的決定。」 8 ）。此外，可算入經驗宗派的，大概還有朱德、項英、鄧發、彭德懷

　　、李維漢等人。這樣看來，奪毛澤東權的主要是經驗宗派了。當然，他們如果沒有得到控

　　制臨時中央的教條宗派的支持也是辦不到的。

　　2

　　但這兩個風馬牛宗派是個什麼關係，又怎麼會搞到一起的呢？這個問題在延安整風開

　　始時也確實難倒了大家，連毛澤東自己也說不清。還是藉助這兩個大宗派的主要成員才得

　　到理論上的解釋，而且至今仍保持它的權威效用。這就是《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上說的

　　，「在（1941年）9月29日會議上，洛甫同志在檢討主觀主義錯誤時對狹隘經驗主義的問題

　　從理論上作了些分析，第一次明確指出：教條主義常與經驗主義結合而互相為用，教條主

　　義無經驗主義者不能統治全黨，經驗主義者常作教條主義者的俘虜。……後來毛主席在《

　　整頓黨的作風》中講主觀主義的兩種形態吸收了聞天同志的觀點。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的

　　關係的思想也寫進了後來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9 其次是周恩來1943年9月寫的第

　　四篇學習筆記所說，「第三次『左』傾錯誤中教條主義者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統治地位，同

　　犯有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受其披著『馬列主義理論』外衣迷惑有關。」 10 他還把宗派問題分

　　為三類：一類是有宗派觀念的；一類是有宗派行動的；一類是有小組織活動的。 11 這前後的

　　解釋，確實解決了整風碰到的一個大難題。因為那時除了毛澤東和劉少奇兩邊不沾和那些

　　明顯的甚至被點名的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外，總沾點邊，沒有這一理論說明，連自己

　　都不好檢討。

　　但是現在仔細看來，這種解釋實際上是空話，並沒解決問題。因為中國黨的領導問題

　　並不是幾個中國人在那裡鬥法，關鍵是上面還有共產國際的嚴格約束。試想，如果沒有中

　　國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和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這些鐵的紀律，博古就靠那點「馬

　　列主義外衣」竟能把中央蘇區的朱毛周任項以及廣大幹部迷惑住，輕易地奪了權？而且在

　　推選博古當總書記的聯席會議上，毛澤東、劉少奇等都在，並未見到他們提反對意見的記

　　載。至於周恩來關於宗派的分類，也許是為了解決經驗宗派這個難題，因為既然定了性，

　　承認它的存在，卻又很難捏在一起。例如周恩來、彭德懷、項英、陳毅等怎麼湊成一個宗

　　派。還不說人些人更不沾邊，無法拉到一個宗派中來。這樣一分類，就可各就各位，不論

　　主觀還是客觀、有意或是無意、動機與效果，都可找頂自己同意又得到大家認可的帽子戴

　　。（實際上也有難處，毛澤東後來一再強調宗派的「組織形態」，你只講觀念哪兒行？）

　　至於對教條宗派來說，雖然對後來的解釋（不一定有什麼組織，主要是觀念和路線相同等

　　等）有所啟示，但前面已經講過的，並不解決問題。因為從1943年到現在一直肯定教條宗

　　派是個小組織（如胡喬木）、小集團。而且按毛澤東的說法，兩者也很難分開。你看：「

　　過去錯誤路線有一個大宗派在實行篡黨，至遵義會議受到打擊」。 12 這又是指的哪個宗派？

　　誰能說清楚？

　　但不管怎樣，臨時中央到蘇區后博古反而當上了總書記，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這單

　　有雙方與會的占極少數的張聞天、王稼祥等幾個「教條宗派」的支持是辦不到的。中央的

　　絕大多數還是「經驗宗派」（即使不算毛澤東、劉少奇）。而且這時博古不但權大了（在

　　上海還只是遙控，現在則是直接指揮），而且更加剛愎，家長製作風大為抬頭。下車伊始

　　就掀起了一場反「羅明路線」的鬥爭，還沒看到有哪位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出面反對和

　　制止的材料。這自然也不能只靠張聞天一個人的支持和寫文章鼓吹。例如反江西的「鄧毛

　　謝古」、追查其「反黨小組織系統」和綱領，就主要是羅邁組織和指揮的，這也是他多年

　　后仍檢討說，「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個大錯誤」。 13 後來博古又搬來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

　　，也就連周恩來、朱德臨陣的軍事指揮權大半被剝奪了，直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進

　　行長征。

　　3

　　（二）張聞天在中央蘇區的活動同教條宗派掛不上鉤

　　張聞天到蘇區后，開頭在政治上仍堅決貫徹執行四中全會的極左路線，下車伊始就著

　　文竭力反右，特別是跟著博古大反江西的「羅明路線」，還打擊了一批老幹部，如反對中

　　央政府何叔衡的「右傾觀點」和福建省張鼎丞的「錯誤」等。 14 但正如前面引證胡喬木等人

　　的評價，他為人正直，實事求是，在實踐中碰了釘子后能逐步突破「左」的桎梏。到蘇區

　　接觸實際后，果然就發生轉變，開始了同博古在政治上的分歧與爭論。例如關於對「三條

　　件」（紅軍「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的了解，博古說只是針對下層

　　的宣傳號召，他說是既對下層也對上層，既是宣傳的也是行動的號召。對十九路軍的態度

　　，他批評博古「完全採取開玩笑的態度」，而主張「在軍事上積極配合」。此外，他還在

　　一些具體政策上反「左」，如反對蘇維埃經濟政策中的「左」、勞動政策上的「左」、黨

　　內鬥爭和肅反問題中的「左」（毛澤東在打「AB團」、富田事件中錯殺的好同志以萬計，

　　還沒有材料證明張聞天胡亂殺過人，有材料的，反而證明是救了劉曉、傅連璋和到陝北后

　　的劉志丹）等等。當然，總的來說，張聞天在蘇區的整個期間執行的仍是「左」傾路線，

　　和博古在大方向上也是一致的（其實，除軍事上有明顯分歧外，也沒見到其他領導人包括

　　毛澤東，站出來反對大方向即總路線）。但在相互關係上兩個人就一直不和。張聞天看不

　　起博古，說「他當總書記，爬在我上面，我總覺得他『不配』……何況他耀武揚威起來，

　　又要在我頭上屙尿呢！」 15 矛盾的發展，促使博古開始排擠他。五中全會後，張被派去做政

　　府工作（當人民委員會主席）。他認為這是博古、羅邁的一箭雙鵰，把他排擠出黨中央，

　　又把毛澤東排擠出中央政府，只當蘇維埃主席。到廣昌戰鬥后的一次討論會上，他更和博

　　古直接吵了起來。此後即派他去閩贛巡視（實沒必要，因項英才巡視回來），政府領導交

　　給羅邁，直到長征出發前他才回來。這時一切均由「最高三人團」（李德、博古、周恩來

　　）決定，關於長征時政府系統幹部的去留，他也只按羅邁（作為中央組織局主任也參加三

　　人團一些工作）關於三人團的通知行事。 16 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也說，蘇維埃後期的錯誤，

　　博古負主要責任，其次是羅邁。張聞天算犯第二等錯誤，主要在宣傳方面有許多錯誤。 17 羅

　　邁的回憶卻不盡相同。 18 這裡只舉不許瞿秋白跟隨長征為例。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說，

　　秋白向他提要求，他表示同情，反映給三人團，博古不同意。劉英後來在訪問中講得更具

　　體些。她說，洛甫提出后，博古反對，羅邁說是累贅──因秋白有病，周恩來沒說話，於

　　是秋白就被留下了。羅邁的說法則是一切人的去留他只是執行三人團的決定。張聞天由於

　　深感處於無權境地，因而極為不滿，並在同毛澤東閑談中傾訴了這些不滿。 19 雖然這裡用的

　　主要是張聞天提供的材料，但卻說明了一點，就是到蘇區后他和博古既無宗派關係，更無

　　宗派活動。至於同王稼祥，由於沒有工作關係，王又長期養傷，平時幾無來往，只是長征

　　后才接近起來，同毛澤東一起形成「中央隊的三人團」，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除非把

　　長征中這種結合說成宗派活動，否則張聞天和王稼祥之間根本談不上宗派關係，即使用一

　　些黨史研究者發明的上述解釋，在這裡也無法自圓其說。

　　從以上情況看來，並沒有中央蘇區存在一個教條宗派的真憑實據，更談不上「王明小

　　組織」的活動了。被稱為教條宗派主要成員的博古、張聞天、王稼祥之間的關係尚且如此

　　，還有哪些人能組成這一宗派集團？何況博古這時任總書記，名正言順代表中央。他得到

　　的支持又主要不是張聞天、王稼祥，而是羅邁（羅本人又一再聲明「我不是王明小宗派里

　　面的人」 20 ）、項英、周恩來等被算作經驗宗派的人。我們黨一條最重要的紀律是「全黨服

　　從中央」，既然中央是被一個「反黨宗派」（主要是博古或王明碼頭）所把持，全黨（包

　　括每個黨員）該怎麼辦？服從，就是跟著「反黨」；不服從，則是嚴重違紀，可能被清除

　　出黨。這恐怕是研究中共黨史以至黨建學說的人，碰到的很難也許無法解決的問題。

　　這樣看來，在蘇區比較活躍的反而是經驗宗派了。但這並非從延安整風到現在的經典

　　說法，因而沒人敢這樣說；而且也實在說不清。最著名的當算周恩來和項英，但他倆能算

　　一個宗派嗎？又怎麼個宗派法？作為第一批「欽差大臣」的任弼時和顧作霖在兩個大宗派

　　中算在哪邊都不合適。至於彭德懷以及其他被別人定為或自己在整風中戴上經驗主義帽子

　　的，算不算經驗宗派？又是何時參加的？有些什麼宗派活動？看來也是一堆糊塗賬，那些

　　至今仍在寫兩大宗派的黨史專家大約也是肯定說不清的。

　　二，說三十年代存在兩大宗派缺乏根據

　　根據以上的敘述和分析，大概可以提出以下幾點初步看法，並附帶作點說明。這就是

　　：第一，中共黨史上一直存在教條主義，但並不存在一個從二十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到

　　抗戰初長江局時期的教條宗派，「篡黨奪權」之說更站不住。這種說法是完全違背黨章黨

　　規。同樣，經驗主義也很普遍，但在蘇維埃運動後期和抗戰初期也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經驗

　　宗派。第二，被定為兩大宗派的重要成員，也是延安整風中被認為檢討最好的周恩來和張

　　聞天，我因在他們領導下長期工作過，所以根據個人的觀察和體會，可以斷定他們不是拉

　　幫結派搞派性和進行宗派活動的人。他們的檢討和反省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不可

　　看作定論的。第三，黨內鬥爭中使用的「宗派」（或「集團」、「聯盟」）和「路線」，

　　多是用來對付不同意見或反對派的兩頂帽子和整人的兩根棍子，源自蘇聯（也是教條主義

　　），並有發展，如上綱越來越高，從不同的派別和主張、到反黨再到反革命，而且適用范

　　圍也越來越廣。第四，有必要探討這一現象的產生和能夠長盛不衰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危害

　　，從中汲取應有的教訓。下面就稍加展開作點說明。

　　（一）從上層關係看，兩大宗派之說不能成立

　　沒有一個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這是很明顯的。不但張聞天、王稼祥同王明、博古

　　沒有什麼宗派關係，進行的不是什麼宗派活動，就是王明同博古之間也並無充分證據說明

　　他們是宗派關係和進行了宗派活動。一些黨史書上的說法，包括《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的

　　最終解釋，看來仍然是根據延安整風時的基調和後來中央關於王明問題的決定進行的推測

　　，並沒有提出任何有根有據的原始資料。《歷史決議》中提到的四中全會前王明等的宗派

　　活動也顯得勉強。這些人中除博古外還有王稼祥和何子述烈士。（四中全會後羅章龍聯合

　　何孟雄等十幾人，召開「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成立「臨時中央幹事會」，十多天

　　后何孟雄等同志英勇犧牲。但無論如何這算宗派活動。陳郁因作了檢討才免於開除，送蘇

　　聯學習。但《歷史決議》卻讚揚何孟雄，沒點名地批何子述等。這就太不公平了。）而且

　　國際批評三中全會的來信，他們也只比中央早知道十多天。另一明顯反證就是四中全會上

　　博古連個候補中央委員都沒撈到，只當上一個團中央宣傳部長。按理，會議由米夫操縱，

　　候選名單米夫又以國際的名義加以肯定（據李維漢說是「遠東局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擬定了

　　一個名單，」 21 由於會上有人反對，米夫才說這是國際的意見），選博古以及王稼祥做個中

　　5

　　央候補委員應該說是很容易的，何況連劉少奇都從中央候補委員進入政治局。至於毛澤東

　　在《歷史草案》中批評的「僅以兩個政治局委員指派臨時中央的領導人」， 22 不少黨史著作

　　又進一步說是王明一個人（那一個人呢？）提出博古負總責，卻也未提供哪怕一點證據，

　　大約純屬主觀臆測或順水推舟。王明到莫斯科后同博古的聯繫，已經是駐國際代表團和臨

　　時中央的關係了，而且1933年7月康生去莫任副團長后，就多以王康聯合署名。特別應該提

　　到的是，1932年以後，由於法西斯威脅日益嚴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政策也開始進行調整

　　，王明很快就跟了上去。而博古不知是由於消息閉塞、感覺遲鈍，還是個性剛愎或自恃有

　　遠東局和李德的支持，反倒越來越「左」，因而在一些具體政策和作法上還受到王明的批

　　評。王明1945年4月20日寫給六屆七中全會的信中列舉的有些事例，如通過國際致電中央提

　　議修改在富農、土地、工商業、勞動政策等方面的某些過左之處；不同意亂用「右傾機會

　　主義」的帽子和亂打黨團的許多地方組織與幹部；批評反羅明路線擴大化和反對鬥爭毛澤

　　東等，都不完全是自吹或捏造。 23 例如王明康生1934年給政治局的信中就批評了臨時中央的

　　某些過左行為，提到：「A，對於缺點和錯誤的過分的誇大的批評，時常將個別的錯誤和弱

　　點解釋成為路線的錯誤，……B，對於黨內鬥爭的方法有時不策略（舉了反羅明路線擴大化

　　為例）」 24 。在博古進入蘇區後排擠和打擊毛澤東的時候，王明卻在蘇聯和共產國際大力宣

　　傳毛澤東，並一再制止對毛澤東的排擠。如博古擅自作主以張聞天取代毛澤東的人民委員

　　會主席職務后，王明當即來信提出批評，說莫斯科對此「很不滿意」。 25 直到1937年「十二

　　月會議」，王明還嚴厲批評博古極左頂峰的六屆五中全會。 26 至於他們有無私下秘密聯繫，

　　並沒提出什麼有關材料。單從上面這些情況看來，這哪裡像宗派關係和宗派活動？當然，

　　他們在總的路線上還是一致的，或說成博古是王明路線的繼承者，但這終究不能說是宗派

　　。而且在總的路線上提出不同意見的又有什麼人？有何文獻證明（事後諸葛亮的某些《回

　　憶錄》不足為憑）？

　　說三十年代黨內不存在一個篡黨奪權的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並不是說王明不搞宗

　　派。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問題。對后一個問題，由於毫無研究，因此無法來談。這裡只能

　　提一點個人看法和推論：如果王明三十年代搞宗派，那它的重要成員首先應推康生。他們

　　兩人從上海到莫斯科一直合作得很緊密，這方面的情況《王明評傳》和《康生評傳》以及

　　其他一些黨史資料已講得很多。直到四十年代季米特洛夫來信還專門提到康生不可靠。但

　　毛澤東卻始終堅持「康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並使他扮演了反對王明宗派的英雄，地

　　位得到不斷提升。所以以往在談兩大宗派時從來都是把康生排除在外的，直到康生和毛澤

　　東先後去世。

　　至於上引中央通知上說的，1938年「這個宗派又利用長江局活動」，或如毛澤東所說

　　，「抗戰以後，原來教條宗派有的同志還有宗派活動。……在武漢時期形成兩個中央，造

　　成黨內危機。」 27 這當然有點聳人聽聞，實際上就是李維漢所說的，1938年約有半年時間只

　　是毛澤東個人又處於少數以至孤立地位，一次對他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 28 這涉

　　及兩個問題，第一，武漢時期是否有教條宗派的活動，看來恐怕不能這樣說。因為除了王

　　明鬧獨立性的言行外，當時長江局同中央在一些問題上確有不同看法（那時還沒有六屆六

　　中全會那些關於統一紀律的規定），而長江局的不同意見，除王明、博古外，重要成員周

　　恩來及其他人也是同意的。例如致電書記處批評晉察冀邊區政府成立未經備案，就是王明

　　、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共同署名的；1938年2月7日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的電報

　　6

　　，也是他們聯署。 29 其他情況，大多如此。實際上，當時在長江局起主要作用的不只王明，

　　還有周恩來。他在延安整風后也一直在為此作檢討。這不但不能算到教條宗派的賬上，而

　　且也不能看作宗派活動。因為有不同意見，光明正大地提出以至爭論，在黨內生活中應當

　　看作正常，否則只服從一個人才算無「黨內危機」，那就根本無黨內民主可言。第二，命

　　令不出窯洞並非史實，只是一種憤激和誇張的說法（在毛澤東的語言中，這類詼諧、誇張

　　以至極端的說法甚多，可惜有些黨史研究者只從表面了解還真用作憑證，例如說不敢到黨

　　校作報告；王稼祥在遵義會議投了決定性的一票等，都並非事實）。單從《毛澤東年譜》

　　中就可看出，在這半年多，他一直在以軍委主席的身份或同張聞天等人聯署以中央書記處

　　的名義，不斷向各地發出命令或指示，數量並不比以前少。至於處於少數和感到孤立，只

　　是領導層意見一時未能取得一致的表現。這在黨內生活中特別是戰略轉折時期和尚未樹立

　　起絕對權威的情況下並不奇怪，而且應該看作是正常的，那種以人劃線和個人說了算反倒

　　是不正常。其實，一些意見分歧也不完全是從1937年十二月會議始，在這之前的洛川會議

　　上就已存在。主要是對國民黨態度和軍事戰略方針上一時沒能達成共識。以後一問題為例

　　，毛澤東一直強調「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一般稱為「山地游擊戰」）。現在看來，

　　他們也不一定就完全錯誤，不但由於後來有了廣泛的平原游擊戰，而且平型關戰役一直受

　　到讚揚，百團大戰也恢復了名譽。

　　列舉這些都在於說明，談了多年的武漢時期的教條宗派活動，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

　　不能說只要和毛澤東有不同意見就是宗派和宗派活動。何況被列為教條宗派的成員在長江

　　局只佔少數，其中1938年4月才去的凱豐反而因反對王明鬧獨立性而立了功，後來得以成為

　　代張聞天的中宣部長。

　　由此看來，教條宗派的提法實在站不住。經驗宗派也是子虛烏有。特別是像周恩來、

　　張聞天這樣光明磊落、鞠躬盡瘁的人，哪裡會去拉幫結派、搞宗派活動？

　　（二）周恩來、張聞天不是搞宗派活動的人

　　三十年代並不存在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還可從這樣一個側面加以證明，就是被分別

　　列為兩個宗派的重要成員的周恩來和張聞天在當時中央領導中，包括批評他們的人在內，

　　比較起來恰巧是最不搞宗派的人。周恩來的情況，人們解。這裡主要談一下張聞天，而且

　　只能列舉幾條，以窺全豹。

　　1，張聞天被列為教條宗派成員是同人們平時的說法和印象相矛盾的

　　延安整風中批判兩大宗派是在很小範圍進行的，從未向下傳達或公開過。直到1959年

　　廬山會議前，人們的印象和說法都恰巧相反，認為張聞天為人正直、不拉幫結派。五十年

　　代我就親自聽到過一些領導車場類似的評價。加周恩來、陳毅在外交部黨組會上介紹到張

　　聞天或談到內部工作時也都提到過。在中下層幹部中更是如此。例如張聞天任外交部副部

　　長后，原駐蘇使館幾個幹部陸續輪換回部，於是有人反映，張聞天用他熟悉的人，是搞宗

　　派。記得當時的新聞司司長就在一次會上說，哪有一個政治局委員只拉上幾個秘書搞宗派

　　的，真是笑話。事有湊巧，在1959年外交部浩大的反右傾運動（規模和聲勢都大於1957年

　　的反右派）后，定案的「張聞天反黨宗派」主要成員也正是他以前的秘書和身邊工作人員

　　，只有三個，牽連不大。只是這時的張聞天已不是政治局委員而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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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從張聞天對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關係上看，他並無派性

　　2，從張聞天對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關係上看，他並無派性

　　前面我們從張聞天同王明、博古、王稼祥等人的關係上認證了他不曾參加實際上也並

　　不存在的教條宗派，現在再從同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關係中看一下他是不是搞宗派的人

　　，也可說是提點反證。這方面也只能順便舉幾個例子，要全面論述，恐怕就不是幾篇文章

　　所能解決得了的，何況這裡只能寫一小段。

　　從臨時中央時期，張聞天不但有點看不起毛澤東，而且對之持批評態度，參與了對毛

　　的壓制和排擠。這是人所盡知無須多講的。但這主要是出於當時的教條主義思想認識，而

　　不是由於對毛有成見、有派性。例如在促使毛澤東成為蘇維埃主席這一重大問題上，張聞

　　天就起了重要作用。1931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討論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人選時，

　　有人提出自然是特生（向忠發），被張聞天反對掉了。大家認為，蘇維埃主席須具備兩個

　　條件：一是要有全國威望，二是在蘇區工作。經過商議，最後向忠發（可能他正好不想去

　　蘇區，怕吃苦）說，「我同意聞天同志意見，……我覺得澤東可做主席。」后經報遠東局

　　轉莫斯科得到批准。 30 又如毛澤東對張聞天最惱火的一件事是他追隨博古反「羅明路線」，

　　說他批「鄧毛謝古」是「指雞罵狗」。其實並非如此。張聞天在得到毛稱許的《反省筆記

　　》中說，「當時我反對羅明路線時，主觀上並未想到這是為了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當時我

　　覺得毛澤東已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經沒有什麼意義。這從我的文章中也可看出。但羅邁

　　反江西小組的鬥爭則是直接針對毛澤東同志的。」 31 李維漢的回憶也許可得到點佐證：「福

　　建反羅明路線、江西反鄧毛謝古與毛澤東有關係，……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個大錯誤

　　。」32

　　五中全會後，張聞天同博古矛盾不斷上升，但卻逐漸同毛澤東接近與靠攏。至今還有

　　不少黨史著作用《遵義會議文獻》上公布的片斷材料，說明張聞天到蘇區后一年多竟不了

　　解也沒想去了解毛澤東。其實這是只看表面文章，並沒弄清張聞天寫這幾句話的真實含義

　　（這在分析張聞天的反省筆記時已涉及）。正是由於在蘇區，特別是一同做政府工作后這

　　段接觸和了解，才奠定了他們聯合反「左」的基礎。以後長時期，它們也有些衝突和誤會

　　：毛對張有不少或明或暗的指責與懷疑，如認為長征中張曾支持彭德懷、林彪反過他，批

　　評張政治動搖（指對他的態度），以及常發脾氣等，對這些，張都盡量忍讓，不予計較。

　　張對毛有時也有點「教條式」地按原則辦事，顯得照顧不周，如堅持少數服從多數，

　　在鴨溪會議上撤了毛的職，1938年3月否決了毛不讓王明去武漢的意見等。但他們關係的主

　　流還是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的。同張國燾的鬥爭也是如此，後來同武漢長江局的爭論中更

　　為明顯。在毛澤東自認處於孤立的半年中，政治局和書記處中大約只有張聞天堅定地和他

　　站在一起。經過長期合作和延安整風，張聞天對毛澤東已基本折服，雖然此後一直遭到不

　　合理的對待和多次的批評，以至挖苦諷刺，最後徹底打倒，還不準住在北京。但張聞天對

　　這些都能盡量加以容忍，他始終認為維護毛的領袖地位和威信是黨和國家根本利益的需要

　　。所以他雖然在路線和政策上有不同意見，對個人崇拜和獨斷專行一直不滿，但總是以黨

　　和國家的利益為重，不僅不隨便講，而且仍真誠擁護毛澤東，忠誠執行他的決定。例如他

　　調入外交戰線后仍一直做經濟工作，曾先後托高崗、陳雲向毛澤東反映。後來陳雲來信，

　　說主席對你有看法，不把你的政治局委員拉下來是不好安排你的工作的。 33 對此，他不但堅

　　決服從，而且看不出有什麼情緒波動，使人明顯感到他已下定決心在「授權有限」的外交

　　8

　　領域幹下去，把研究重點轉到了國際問題，買的書也以這方面為主。但他仍關心國內建設

　　，還經常向毛澤東反映點情況和意見。即使在廬山會議上栽了跟頭，無限期地受到批鬥。

　　但他始終好像無怨無悔，仍然向毛澤東反映意見（如關於開放市場問題），連讀書筆記和

　　研究心得都呈毛審閱，直到迫害致死也不曾翻案。總之，從他同毛澤東的關係看，張聞天

　　完全不像有派性的人，更不會搞宗派活動。

　　再如對劉少奇的關係。張聞天在臨時中央時期是積極參與批評和排斥劉的，他後來對

　　此也一再檢討。但到蘇區接觸實際后，兩人在一些問題上的觀點逐漸有所接近，如勞動政

　　策等，他也開始改變對劉少奇的看法。及至到了陝北，張聞天已認識到劉特長白區工作和

　　臨時中央的某些錯誤（但不承認路線錯誤），並對劉表示了極大信任，主動提出劉代表中

　　央去領導北方局。此後，張劉之間的信件來往頻繁，劉在重大問題上都及時向張請示彙報

　　。有的黨史著作談到劉少奇1937年3月4日給洛甫的信，就過去十年白區工作的錯誤進行討

　　論，認為這是劉少奇向張聞天的挑戰，甚至說是毛澤東要劉放出的準備清算十年「左」傾

　　路線的氣球，后因在白區工作會議上遭到多數反對而暫退卻。這也多半是猜測。劉少奇的

　　意見，過去曾多次提過。他在信中也這樣說。此時給張聞天寫信，可能有三個因素：一是

　　為了求得中央支持，排斥原北方局領導人高文華、柯慶施的干擾；二是張任總書記後作風

　　民主，對過去的白區工作已承認有錯；三是張派他去北方局說明了對他的信任，他以為能

　　夠發泄鬱積在胸中之怨（例如他過去四年就沒給博古寫過類似的信）。可見這封信在一定

　　程度上還可以說是表明了張劉關係的接近和改善。但是後來白區工作會議上的路線之事又

　　拉開了兩個人認識上的距離。據個人的觀察和體會，在延安整風中，張聞天對劉少奇以及

　　幾個北方局的同志如彭真、林楓是有些不滿，特別是不同意他們的搶救運動作法（中央反

　　奸鬥爭委員會以劉為首，彭系成員之一，而他主持的中央黨校被搞成了搶救運動的重災區

　　），但對他們並無成見。抗戰後他就很同意劉少奇代主席時提出的一些戰略部署，特別是

　　全國戰略方針的「向北發展，向南防禦」和在東北的「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張聞天是

　　個有意見就提、認為正確就一定堅持的人，所以在解放戰爭期間同劉少奇也還有些爭論，

　　如土改問題（他認為劉主持的全國土地會議「左」了）、城市工商業問題、供銷社分紅問

　　題等。他也受過劉的嚴厲批評和誤解（如鄒大鵬1949年5月向劉少奇告狀，說他主張「消滅

　　私人資本主義」，劉即以中央名義發出指示加以批評 34 ）。張聞天雖然對於劉少奇的嚴厲態

　　度和誤解批評有所不滿，但他對劉少奇還是一直尊重的。而且整個說來兩人關係也始終正

　　常，完全看不出有什麼門戶之見。即使廬山會議也沒揭發出他有什麼反劉言行。而且在「

　　文化大革命」中他甘願自家受迫害，也絕不在「六十一人案」上作不利於劉少奇等人的證

　　詞。從張劉近五十年的關係中，實在看不到張對劉搞宗派的影子。

　　上面只是簡單講了一些張聞天同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關係，單從這些即已看出張聞天完

　　全不是個搞宗派的人。至於同其他領導人的關係就可以不講了。當然不是說張聞天同各領

　　導人的關係都一樣，那倒不一定。據我所知，他在延安時同任弼時的關係不錯，例如對以

　　搶救運動搞肅反和特務如麻的估計，很有意見，但沒處說話，就只能向任弼時反映。在領

　　導同志中，他和陳雲的關係較好，經過風浪不少，但一直保持到最後。

　　3，張聞天的人品、作風和性格決定他不會搞宗派

　　即使不算在延安的接觸，從後來在東北做地方工作起，我在張聞天身邊工作也有十多

　　9

　　年。根據當年的觀察體會和長期的研究思考，我總覺得他有點書生氣，始終保持著中國一

　　些知識分子那種正道直行、重經輕權、淡泊名位、「君子不黨」的一面，也有些經不起正

　　面壓力和軟弱的一面。近年常和劉英談起，我說聞天同志有點「教條」，照章辦事，過分

　　認真。最近重讀他的《論待人接物問題》， 35 感到他真是在儘力照辦的。給人印象最深的是

　　，對於那種「恭維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馬屁的人」，他從來都沒有客氣過。而對於那

　　種因過去「有過爭論」、「有過惡感」、「常常表示懷恨」自己的人，他也倒確能做到不

　　予計較，「實行恕道」。像他這樣的人，能去追隨王明或博古搞宗派嗎？即使由於志同道

　　合（何況不是）想搞宗派，他也不會搞，而且學不會。這可以從以下舉例中看出來。

　　張聞天性好讀書和鑽研問題，不但不善於交際，而且也不願意多和人來往，嫌浪費時

　　間。即使同中央領導同志那也是公事公辦，沒事不見。進北京十年，幾乎沒見過他不因工

　　作去主動看人。有時劉英說，好久沒見到某某同志了，咱們去看看吧！他的回答總是，人

　　家很忙，沒事去打擾人家幹什麼。如果說他對毛有點敬而畏，可對劉少奇、總理、陳雲、

　　小平等大都如此，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除呈送文件等必須晉見外，一般只是打電

　　話請示彙報。即使叫他去或自己要求去，也是談完正事就走人，決不多留一會兒。我陪他

　　多次見總理，都是談完事就告辭了。例如他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準備了一篇八大發言稿《

　　論和平共處》，要我陪他一起送周恩來總理審閱定奪。在西花廳的院子里見到總理，當即

　　說明來意。總理也沒接稿子就說，國際形勢有陳老總一篇發言就行了，我看你就不必講了

　　。他只是和顏悅色地說了句「那也好」，就拿著稿子回來了，一路上以及此後再未提及此

　　事，也從未表現過任何不滿。為「克什米爾公主」號（萬隆會議時國民黨特務炸我包機事

　　）發表政府聲明，我陪他去見劉少奇，情況也是如此。即使別人來看他，他也是很少說話

　　，不善應對，要不是劉英張羅，定會顯得尷尬。給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次遇到饒漱石來看

　　他，寒暄后似乎兩個人都沒話了，大部分時間處於沉默狀態。還有就是，同領導同志散步

　　，他也是少說多聽。由於和聶榮臻毗鄰而居，經常兩對夫婦晚飯後相約去北海散步，也經

　　常拉我作陪。36 幾乎每次都是聶榮臻滔滔不絕，談論時局，議論領導，他卻很少吭氣，倒

　　是劉英還裡面插上幾句，我當然不會置喙。一個時期差不多每天如此。他和別人談話，提

　　到國內外形勢還發表點意見，但絕不議論領導同志，即使別人談起，他也是只聽不說。給

　　人的印象是，實際上他的性格使他早就完全做到了出使蘇聯前毛澤東的臨別贈言，「少講

　　話，多請示。不說話是金，少說話是銀。」 37 總之，經過長期的磨鍊和延安整風的洗禮，張

　　聞天早已失去昔日的風采，變得說話謹慎，沒什麼幽默感，似乎已不會和人聊天了。無怪

　　乎他在「少年中國」時的舊友左舜生，1945年7月作為參政員代表團訪問延安后，寫到對他

　　的印象時說，「張聞天少年也是英氣勃勃的，這個時候居然變得規規矩矩，不敢放言高論

　　了」。

　　不僅同中央領導和外來客人，就是和同級與下級幹部，他也是公事公辦，相交淡如水

　　。和人談話，最有興趣聽的一是工作，二是學習，沒有聽到過他和人扯亂談。給人印象深

　　的另一件事是，十多年沒見過他請人下館子吃飯，他也沒有吃過別人的請。有時留人在家

　　吃飯，但和他們平常的飯菜並無兩樣。和外交部哪一些副部長比，顯得頗為特殊。分工管

　　我們辦公廳等幾個單位的副部長，逢年過節總要把他分管的單位負責人請到聽鸝館、萃華

　　樓之類的地方吃頓飯，聯歡一番。張聞天卻是經常在節假日約幾個人上公園散步，談的還

　　是工作或學習，散完步各自回家或到張聞天家吃便飯。從未見他給人送過禮，也沒見到別

　　人給他送禮。外交部有些大使，像後來駐迦納、菲律賓那樣小國的大使，都要經常帶點洋

　　貨555煙之類給某些部領導（用的當然是公款，甚至有時冒充文件交信使帶），但絕無人敢

　　給他帶東西。因為人們知道這樣做是會碰釘子的。他最看不慣那種曲意奉承、拍馬溜須、

　　拉拉扯扯的人和作風。剛到駐蘇使館，主管總務的參贊用公款給他買東西，遭到他一頓批

　　評。後來還了解到此人把以毛澤東名義準備給斯大林七十壽辰的禮品中未用完的東西如水

　　瀨大衣之類送人等事，於是堅決要求將其調走。

　　張聞天還有個特點，就是不但嚴以律己，而且對別人也很嚴，對同級和下級的批評往

　　往不留情面。每次接任新職，對過去工作除成績外缺點講得更深，更細，因此得罪不少人

　　，有些同志覺得他不近人情。劉英多次說，他真是個書獃子，好像就他講批評和自我批評

　　。她還舉例說，在駐蘇使館他批評前任的「孤島論」（意為使館如同地處海外的孤島，要

　　耐得住寂寞），人家得知后當然不高興，還在主席那裡講了他的許多壞話。日內瓦會議期

　　間他和李克農談得很好，李竭誠歡迎他回來主持外交部工作。及至他回部后對過去工作講

　　了不少缺點，就引起了李的不快。八大選舉時，他的票低於劉曉，一次黨組會上有人談起

　　，他說，「這是民意測驗。」後來在下面聽別人說，這是由於他在東北工作時得罪了一些

　　人，人家一串連就使他少了許多票。但他不以為然，也不在乎。這都說明，從張聞天為人

　　處事、作風性格等各方面看，他都不是一個搞宗派的人，即使有此想法也實在不會搞，而

　　且也學不會。把周恩來打成經驗宗派的頭子，甚至認為更加危險， 38 （恐怕不只是下面少數

　　人的偏激之詞）同樣冤枉，只是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最後還應提到的是，張聞天不但不搞宗派，而且避之惟恐不及，最怕被懷疑搞宗派。

　　這是因為他在蘇聯留學五年，正是列寧死後蘇共中央群雄爭奪和搞宗派鬥爭最激烈的時期

　　，一會兒托洛茨基，一會兒布哈林，一會兒季諾維也夫，而且言詞稍有不慎，就可能萬劫

　　不復。所以他本來就不善辭令，從那時起就更加謹言慎行，但還是糊裡糊塗受了個警告處

　　分。瑞加上後來延安整風挨了整，就越發怕和宗派沾邊，萬一被上面定為宗派，他也依調

　　檢討，這幾乎成了他後半生的一項為人之道。上面提到的他同領導人不大來往、絕口不談

　　過去的和中央的事等習慣，看來可能也都與此有關。他怕和宗派沾邊的事例真是不勝枚舉

　　。他出使蘇聯四年，幾乎每個禮拜都要拉我上一趟書店，但卻從未去參觀他過去居住和學

　　習的地方。他不但絕不單獨會見過去的蘇聯熟人，而且在一般情況下他也盡量避免出面，

　　而讓別人去見（包括他原來的俄國妻子）。蘇聯有個至今仍講清朝時漢語的少數民族東斡

　　人，一次派代表一定要晉見新任「欽差大臣」，他也是讓我去接待了事。他要去看王明（

　　多系奉命）、林彪或是其他長期在蘇養病的人，除劉英外，每次都一定要帶一兩個參贊或

　　秘書隨行。1953年回國述職（我隨行），適逢中央召開財經會議，毛澤東要他參加。他本

　　想改行搞經濟工作，所以欣然從命，並積極翻閱材料，還應約為高崗起草了一個大綱草案

　　。參加了一段會後，發現會議主要是批判薄一波，且毛澤東早已提到「右傾機會主義」高

　　度，而高崗又顯得很活躍，因此他就想躲開。加之他又患感冒，且會期拖得很長，所以會

　　開了不到一半，他就不參加了，略事休息后即回使館。 39 然而後來還是出了高饒聯盟問題。

　　他因在東北工作初期，出於政見不同，曾和林彪、陳雲、高崗等一起反對過時任東北局書

　　記的彭真（後來毛澤東認為彭真犯了方針性錯誤，遂將其調離，由林彪接任書記）。1955

　　年開黨代表會議時，陳雲來電話，說中央要他準備發言並作檢討。他可能是接受了延安整

　　風的教訓，怕又要加倍算老賬，還不如主動檢討的好，於是在發言稿上乾脆承認同高崗在

　　11

　　東北就有宗派關係。發言稿寫好后徵求陳雲意見。陳雲不同意他對東北問題的提法，說在

　　東北問題上，我們的意見是正確的，二中全會上主席已作了結論，而且那時的高崗是那時

　　的高崗，不能和現在的高崗相混。後來他在發言中作了修改，只是檢討警惕性不高，沒有

　　及時向中央反映高崗對他講的一些話。可是到廬山會議又遇到舊事重提，說「高饒聯盟」

　　實際上是「彭高聯盟」，他也是「漏網分子」。他一看在劫難逃，又承認是高饒聯盟的重

　　要成員了。也就是在廬山會議期間，張聞天一方面已下定決心批逆鱗，犯顏直諫；但另一

　　方面仍然視宗派如蛇蠍，生怕被誤以為宗派活動。所以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事先請他看，

　　他堅決不看；念給他聽，也是聽了幾句就走，不敢聽下去。他後來交代說，就是怕被人懷

　　疑為宗派活動。所以他自己的發言提綱，事先既沒和任何人商量，寫好后也沒給任何人看

　　過。雖然談「派」色變，避之惟恐不及，結果還是「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真是命

　　也夫！

　　上述這一切說明，張聞天是個沒有、不會、也不敢搞宗派的人。在喜歡順著自己而不

　　原聽不同意見，培植親信和重用個人信賴的人，以至經營山頭和攏絡幹部等方面，可以說

　　張聞天和某些批判他搞宗派的人相比要單純得多。既然如此，他為什麼又一再被打成反黨

　　宗派，而且戴了大半輩子帽子至死未摘，至今還遭到黨史界一些人的非議？簡單說來，這

　　是中共黨內歷來缺乏民主和長期過火鬥爭的結果，是毛澤東心胸狹隘（甚至兩位最忠於他

　　和至死都在擁護他的人也有近似說法。胡喬木含蓄地稱他為「缺少寬容的美德」。 40 黃克誠

　　認為他對人「不能一視同仁，不信朱老總寬厚坦誠」 41 ）和大搞個人崇拜造成的犧牲品，是

　　中國社會傳統帶來的必然產物，也是某種意義上中國知識分子人格、稟賦、遭遇以至命運

　　的體現，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所以討論張聞天的教條宗派問題，就不完全是他一個人的問

　　題，而是關係到中國黨內外鬥爭長期存在和說不清的宗派（集團）問題；關係到黨史研究

　　中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破除個人崇拜傳統與學術壟斷傾向的學風問題；也涉及

　　中國的社會體制和文化傳統問題、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和特點，等等。個人對這些方面雖

　　然以往都沒研究（我一再聲明，過去是一直研究國際問題的），但又願意在暮年以外行的

　　身份參加討論，談點不成熟的意見，就教於方家。

　　4，周恩來也不是搞宗派的人

　　關於周恩來，由於我也跟他工作過一個時期，所以也有些直接了解。從我五十年代跟

　　他工作的個人體會，我認為他也是沒有派性和不搞宗派的人。了解他的人極多，我這裡只

　　舉幾個小例子，以見一斑。他和張聞天有個共同特點，就是跟他們工作或他們熟悉的人，

　　就越是使用多照顧少，占不到什麼便宜和得不到較快提拔。所以當年外交部一些老幹部常

　　開玩笑說，在總理領導的部門工作，就得準備「吃虧」，不要說提拔，少挨剋就不錯了。

　　事實也確乎如此。總理對外交部幹部就是要求特別嚴一些。而且建部初期他就在幹部會上

　　不只一次地講過，說這是因為他兼部長，對幹部自然要比別的部嚴些，加之工作特殊，安

　　排上可能降級使用，要求大家要有這個思想準備，不去和別的單位比。在這種精神下，東

　　北軍區參謀長伍修權調來只當了個蘇聯東歐司司長（徐以新當副司長）；抗戰時期曾任晉

　　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建國後任陝西省委書記的潘自力，被調作駐朝鮮大使，如此等等。

　　當然，時間一長，也不免會有人發點牢騷。例如喬冠華就是如此。他和龔澎久隨周恩來工

　　作，周對他們夫婦二人也頗為欣賞，但卻長期沒得到提升。1954年日內瓦會議后我也算得

　　12

　　他們家一個常客，關係甚為友好，所以也能聽到一點心聲。有的事不但對我說過，我還遇

　　到他對別人談起。例如他說，當年他和胡喬木並稱南北二喬，可現在（指八大后）人家不

　　但當了中央委員還是候補書記，相形之下自己真是沒出息。意思是連個候補中央委員都沒

　　撈到。龔澎還曾在會上公開提過，說外交部重視解放區來的幹部，不重視國統區的幹部

　　。1955年7月，她乾脆寫了個報告，要求辭去新聞司司長，去國外當記者。時任部長助理兼

　　幹部司司長的劉英，轉呈周總理時批註：建議派龔彭去當大使，做中國的柯倫泰（前蘇聯

　　駐瑞典的女大使）。但總理卻不同意，對劉英解釋說，在現在的形勢下派女大使容易引起

　　西方記者的包圍和炒作。最後還半開玩笑地說，即使要派女大使，第一個也是你，還輪不

　　到她。 42

　　周恩來對身邊的人要求嚴格，還可從這樣一個對比中明顯看出。遠的不說，單是建國

　　后二十多年，一些給中央領導同志當過秘書或在身邊工作過的人，不論時間長短，大多都

　　得到提升，一般也是出任副部級幹部（當然也有些例外）。但周恩來卻不然。我認識的一

　　些給他當過多年秘書的或在他身邊工作的人（水平並不低，否則他不要），沒有一個被他

　　安排為副部級幹部的。其中有幾位我熟悉的「三八式」幹部，至今仍如此。最值得一提的

　　是，他硬是規定：只要他擔任總理，就不讓自己的妻子鄧穎超出來工作，特別是不得在黨

　　政系統任職（至於他去世后鄧穎超的工作和表現，也並非他事前安排，更與他無關）。將

　　周恩來的做法同江青、葉群之流依靠權勢，一步登天，當上了政治局委員相比看，人們會

　　有何感想？然而現在仍然有不少人和許多書中為另一種做法辯解和開脫，如說，「毛澤東

　　在很長時間裡（按：從文章看主要包括「文革」前）對江青非常厭惡。他完全了解江青不

　　道德的品質。」但還是要「使用」她，所以「是有責任的」。 43 單從這幾個具體例子就容易

　　看出，如此嚴於律己的周恩來，哪兒像個有派性和搞宗派活動的人？

　　至於說周恩來和項英、彭德懷、鄧發，甚至朱德、任弼時等結成了一個可大（可能包

　　括向忠發、張國燾等在內，因為在「兩大宗派」中他們只能歸屬一個，並沒說過有更多宗

　　派）可小（朱德、任弼時等除外）的經驗宗派，那實在是令人無法想像的，恐怕連它的提

　　出者毛澤東和闡發者胡喬木及其黨史界的繼承者都沒有也根本無法自圓其說。

　　三，對反對宗派鬥爭的幾點看法

　　這裡雖只標明反「教條宗派」，但也包括中國黨其他一些反宗派鬥爭。下面就根據近

　　來學習黨史的心得並結合個人所聞所見，提出以下幾點初步認識和建議，作為本文不是結

　　論的結束。

　　（一）反宗派鬥爭的必然性和

　　由於中共黨史上並不存在「兩大宗派」，延安整風中進行的反宗派鬥爭，最後實在拿

　　不出多少充分根據，可算得一樁冤案，當然也就不能寫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

　　。但是那場鬥爭又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還起到了一定的歷史作用

　　。道理很簡單，古今中外一切政治鬥爭無不黨同伐異，也就是毛澤東常引用的，「黨內無

　　派，千奇百怪」。而一盤散沙的政黨是成不了氣候的，要取得勝利，就必須設法做到統一

　　意志，統一力量。延安整風運動就獲得了兩項明顯效果，這就是：通過反對教條主義和經

　　驗主義，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後來在全國取得統治地位；通過反兩大宗派的鬥爭，

　　正式確立和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全民中的領袖地位和絕對權威。這就有利於解

　　放戰爭的迅速取得勝利。那時完全做到了在全國解放軍和所有解放區的令行禁止，各地只

　　要一聽是陝北指示（包括新聞廣播），就會堅定無疑，堅決執行。可見，錯誤的事情也是

　　能夠一分為二的。即如作為延安整風重要組成部分的搶救運動，事後看來是完全錯誤的，

　　所以黨史界的一些人就硬要把它同延安整風分開，把責任完全推給康生，把有關痕迹盡量

　　去掉（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有關內容全部刪去等）。但是它對嚴格紀律

　　、加強統一也起到很大的威懾作用，有利於培養馴服工具和克服個人主義和山頭主義等。

　　（二）反宗派鬥爭的由來

　　在延安整風中掀起那場規模浩大的反宗派鬥爭，來源大概有兩個：一是繼承中國的歷

　　史傳統；一是照搬蘇聯的作法。中國歷史上黨爭幾乎從未間斷。一個政治運動或一支政治

　　力量之失敗，內爭往往是重要原因。因此要做到孟子「定於一」，就必須削弱異己力量、

　　取締朋黨（宗派）。沒有，也要製造幾個，如朱元璋。但更直接的來源恐怕還是學蘇聯。

　　整風被稱為「一次全黨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但實際上學習內容，例如《整風

　　文獻》，就根本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篇材料，最多的除毛澤東外就是斯大林。而斯大

　　林在反宗派（集團）問題上可算已蓋棺論定，絕大多數都是製造的冤案。跟他學的結果可

　　想而知，冤假錯案只能更多。可見，反教條也用的是教條，而且有些本來就不正確或被我

　　們誤解。例如對經常引用的列寧關於領袖、政黨和階級的關係，連胡喬木都認為，「這段

　　話確實很不好。」「按《『左』派幼稚病》的說法，領袖專政是完全合理的。」 44 可是事實

　　上，以前的許多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從蘇聯搬來對我有用的一些理論和作法，

　　如「黨內鬥爭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等等。經過我們的發展，於是：思想認識的不同

　　可以上升為階級鬥爭，不承認被安的罪名矛盾就要轉化，為了維護領導就必須不斷挖出上

　　下大小名目繁多的反黨宗派（集團）。所以說，「八億人，不鬥行嗎？」其後果就是，加

　　強了領袖專政，扼殺了民主，抑制了科學，阻礙了社會發展。

　　（三）路線鬥爭往往也是整人的帽子和棍子

　　其實，「宗派」和「路線」，也是斯大林常用的兩頂帽子和兩根，經過「中國化」后

　　更發展到極端。因此在討論宗派問題時也應談一下路線問題。據說這是當年「左」傾中央

　　經常用來整人的，但實際上後來用得更厲害，簡直是談路線色變。延安整風就是起於路線

　　之爭。毛澤東常說，《黨書》一出，他們就繳械了，那是因為受到「不改正思想上的錯誤

　　，有走向當敵人的危險」的警告。 45 但是路線鬥爭也不能矯枉過正和一筆勾銷。事實上，建

　　國后就長期受極左路線的控制，也一直存在著時隱時現的兩條路線鬥爭。廬山會議只是一

　　次大的爆發，恐怕不是鄧小平說的，「彭德懷同志那次不能算了」。 46 胡喬木就說過，「毛

　　澤東同志是在革命戰爭中成長起來的，他在革命戰爭得到勝利以後，還想要繼續過去所進

　　行鬥爭的方法。這樣就同認為中國現在主要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的

　　頭腦比較冷靜、比較客觀的同志發生越來越尖銳的衝突。」 47 這實際上說的就是兩條路線斗

　　爭。改革開放以後也仍然存在贊成和反對的兩條路線鬥爭，上海耽誤了十年，到90年代才

　　起步就是證明。應當說，建國后的「左」傾路線錯誤是中共黨史上時間最長久（二十多年

　　。第三次「左」傾也才四年）、損失最慘重（下面再談）、影響最深遠（改起來不易，過

　　14

　　了二三十年影響仍在，而第三次「左」傾在遵義會議后就徹底翻了過來）的一次。為了辨

　　明是非和汲取教訓，不妨將這兩次「左」傾造成的損失稍作對比。第三次「左」傾的最大

　　損失是失掉幾塊根據地特別是中央蘇區，被迫長征。（失掉蘇區和被迫轉移也不能完全歸

　　之於主觀因素而忽視客觀情況的變化。）但轉戰西北后，也有助於促成西安事變，實現向

　　抗日戰爭的戰略轉變。所以總的看來，第三次「左」傾對中國歷史和社會發展除了造成損

　　失以外，還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可建國后這次「左」傾的損失就嚴重得多了。例如造成

　　經濟發展和科技水平的落後就很明顯。1955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份額為4.7%，1980

　　年降為2.5%；從日本的近兩倍變成它的1/4；人均產值約從日本的1/2變為不到它的

　　1/20。1960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我國4600億美元，1985年超過36800美元。 48 經過改革

　　開放后二十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佔世界經濟份額只回升到4%左右，還沒有恢復到1955年

　　的水平。這就是說，單從發展生產力這點講，由於路線錯誤，就使中國歷史和社會發展落

　　后了二三十年，要彌補起來，恐怕還得更長的時間。其他如政治體制和民主改革的滯后、

　　文化和知識分子遭受摧殘、生態環境的破壞、給人民帶來的苦難（不說各種冤假錯案，單

　　是大躍進和反右傾造成以三四千萬人計的非正常死亡， 49 恐怕也是古今中外所罕見的）等等

　　。有些如經濟、生態等用加倍的時間恐怕也還不了賬，有些更是永遠無法彌補的了。至於

　　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兩個時期一比，輕重也十分明顯。例如第三次「左」傾時，毛澤東

　　雖受打擊排擠，但仍有工作，仍可參加有權參加的各種會議，並發表意見；而建國后「左

　　」的作法，則是可以隨便停止任何黨員以至政治局委員的工作和過組織生活，直到剝奪行

　　動自由，迫害致死；黨章、憲法均成空文。可惜至今一些研究國史和黨史的人，仍不大注

　　意汲取有關教訓，還是沿著老的路子，繼續誇大第三次「左」的路線和損失；對這后一次

　　「左」傾，不但不承認是路線錯誤，還繼續弄虛作假、隱惡揚善，人為地拔高成績、縮小

　　或不提損失。這當然不能說是實事求是和歷史主義的態度。

　　（四）反宗派鬥爭過去長盛不衰的原因

　　這裡所說的宗派，後來多稱集團；反宗派鬥爭實際上就是各種大小政治運動。鄧小平

　　說絕大多數是搞錯了。但為什麼還久盛不衰呢？有些人當時就知道搞錯了、是假的，但還

　　是衝鋒陷陣充當積極分子（例如具體辦潘漢年一案的領導人當時就不大相信潘是內奸；搶

　　救運動中不少搶救者也說他本來就不信搶救對象是特務），原因大概是：形勢逼迫，上命

　　難違，邀功自保，損人利己等。可見這不單是一些人的個人問題，更深層的還涉及到體制

　　問題。過去這種反宗派政治鬥爭久盛不衰的原因，除常說的對階級鬥爭認識錯誤和過高估

　　計敵情外，還初步想到有以下幾點。

　　1，在個人崇拜占統治地位和只唯上、不唯實的政治體制下，往往要壓制不同意見，

　　以反宗派（集團）鬥爭開展工作。胡喬木談到延安整風時就說，「這些歷史在《決議》中

　　敘述得不大周到。當然，七中全會時要換一個寫法了不可能。」 50 為什麼不可能？他沒說。

　　其實就是個人崇拜控制著一切，有不同意見也不敢說。至於八屆八中全會，中央全體一致

　　反右傾、反「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恐怕都是不能不緊跟。胡喬木在起草第二個《

　　歷史決議》時還傳達陳雲的話說，「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那麼局

　　面會不會有所不同？」答案是，「也許不可能」，並舉了「反冒進」的例子。 51 而且只唯上

　　，不唯實，鬥爭開路，不僅中央如此，下面各級就更甚，往往對持不同意見和不順著自己

　　15

　　的人，就以什麼集團為名給搞掉，如陶鑄在廣東製造的「以馮白駒、古大存為首的地方主

　　義反黨集團」；胡耀邦到陝西任省委書記才一百天，就被西北局劉瀾濤等批鬥得身體都垮

　　了，后被葉劍英帶著逃回了北京等。再往下，對支部書記有意見就可能是反黨，一株連也

　　可湊成一個反黨小集團。廬山那場鬥爭可說是反「宗派」鬥爭的一個典型，從反「左」到

　　反右只在一瞬間。然而總結起經驗教訓來，卻可以有不同的立場與觀點。一種說法是由於

　　個人崇拜和專橫獨斷；另一種說法則是怪彭德懷「採取的方式和選擇的時機都是不幸的

　　」，否則，毛澤東「對這些錯誤是能夠承認，能夠改正的」，「這次會議可以得到很好的

　　結果」。 52

　　2，為了維護領袖專政和各級領導的一元化，做到「馬克思加秦始皇」，就不能不經

　　常掃蕩一下有不同意見和不大聽話的人，搞反「宗派」鬥爭。這裡說的馬克思（其實讀的

　　很少）換成斯大林才比較合適。而毛澤東思想和有關政策又是一貫正確的，有所懷疑和反

　　對，那就是反黨反革命。自己犯的太明顯的錯誤則盡量設法推了出去，如《歷史草案》上

　　說，臨時中央「實行肅反中的逼供信政策，把許多蘇區中的黨與非黨的好同志誣陷為反革

　　命加以逮捕或殺害」。 53 實則相反，在四中全會前一方面軍和贛西南就早已大反AB團。在

　　這方面，後人和黨史界也是「青出於藍」，起了重要作用，如把延安搶救說成是康生一手

　　造成；把「文化大革命」的罪責推給林彪、四人幫等。一些領導人和黨史工作者還硬要強

　　調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功勞和作用，並為他解脫。這說明，到現在為止，黨史界仍然是

　　只根據領導意圖編寫歷史和為了維護領袖的威信可以不顧史實。由於不能正確對待以往的

　　反宗派鬥爭，諱言其錯誤和缺點，更不能很好地總結經驗教訓，於是就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一次比一次聲勢大，範圍廣，牽連多，後果嚴重。例如1959年所謂屬於黨內鬥爭的反右

　　傾，就比1957年定為敵我矛盾的反右派厲害得多，這是過來人都清楚的。到「文化大革命

　　」，反黨和反革命集團之多恐怕已無人能統計出來。

　　3，反宗派鬥爭和政治運動能夠長盛不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貫實行的保護積

　　極分子的政策，即無論他們在運動中犯多大錯誤（整錯人、搞逼供信、違法亂紀等），都

　　要受到保護，不但不必付出任何代價（因此認錯和懺悔者至今都極少見，即使有也是完全

　　出自本人良知），一些人還可得到重用。因為他們響應了領導（或曰黨）的號召，容易領

　　會意圖，做到緊跟，保持一致。所以各級領導就自然使用積極分子及與其思想相同者。特

　　別是意識形態部門，領導權以至人員構成，更要正統下。存在決定意識。許多積極分子由

　　於顧及安身立命和利益相關，所以他們看問題就容易肯定過去、強調成績、更多看到運動

　　的積極面，有時也難免誇大和不顧事實；對以往的錯誤和缺點，則進行迴避、縮小以至抹

　　煞。對於運動中被整者，即使得到平反，大多也要留點尾巴寫進檔案，影響到信任和使用

　　（當然也有少數例外）。挨整的自然比較容易看到運動的缺點，自己體會到的也多是消極

　　面。因此，多年來的規矩是，由於他們或多或少對過去某次運動有不滿情緒，所以對他們

　　的使用就更加慎重，而盡量多使用積極分子。因而在黨史一些問題上他們雖有異議也就很

　　難反映出來。連彭德懷在整風期間受到過火批鬥尚且長期耿耿於懷，何況被定為特務而遭

　　到嚴酷逼供的人。難道彭大將軍的覺悟竟不如一些把整風和搶救描寫得如沐春風的積極分

　　子和秀才？但是編寫這段歷史的正是這些積極分子秀才及其繼承者，結果自然可想而知了

　　。

　　歷史是一種客觀過程，何況現代史，人證雖在減少，但物證（除少數銷毀者）卻俱在

　　歷史是一種客觀過程，何況現代史，人證雖在減少，但物證（除少數銷毀者）卻俱在

　　16

　　，重要情況總是會遲早弄清楚的。

　　註釋

　　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

　　2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95頁。

　　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03頁。

　　4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59頁。

　　5 1972年6月11日《周總理關於我黨十次路線鬥爭的報告》；《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上卷，第389-390頁。

　　6 劉伯承1945年5月10日在七大的發言。

　　7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89-390頁；《周恩來傳》（一）第315- 316

　　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31頁。

　　8 有關廬山會議的先後引證，均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223，227，232頁。

　　9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7頁。

　　1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2頁。

　　1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6頁。

　　1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

　　13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37頁。

　　14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5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6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90-334頁；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7 毛澤東1941年10月13日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44，346，341頁。

　　19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90-334頁；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20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41頁。

　　2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21頁。

　　2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9頁。

　　23 見《王明評傳》，第220-227頁。

　　24 轉引自《王明評傳》，第226-227頁。

　　25 參閱楊松奎：《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一和第二章。

　　26 見《王明評傳》，第303頁。

　　2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7頁。

　　2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43頁。

　　29 《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402，403頁。

　　30 參閱《任弼時傳》第201頁；凌步機：《六十九年前的一次開國大典》，《中華兒

　　女》（國內版）2000年第4期。

　　31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32 李維漢：《在中央蘇區》，《黨史通訊》，1986年第1期。

　　33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04頁。

　　34 見《張聞天年譜》下卷，第880-881頁；《張聞天傳》（修訂本），第629- 635頁

　　。

　　35 《張聞天選集》，第202-222頁。

　　36 由於毛劉周都是晚上辦公，他卻是晚十點睡覺雷打不動。總理又特別關照，除非

　　重大事情不要。但有些事又要經過外交部這一關，於是他就拉我去頂替，雖不是

　　秘書，平時也得住在他家。

　　37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14頁。

　　3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7頁。

　　39 見《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39-940頁；參閱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

　　顧》（上卷），第234-246頁。

　　40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3頁。

　　41 《黃克誠自述》，第101頁。

　　42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89頁；多次訪問劉英的談話。

　　43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7-218頁。

　　44 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86頁。

　　45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3頁。

　　17

　　46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3頁。

　　47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2頁。

　　48 見《人民日報》，1988年4月6日；另見王炳林：《鄧小平理論與中共黨史學》，

　　第173頁；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頁

　　。

　　49 王炳林：《鄧小平理論與中共黨史學》，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177頁。

　　5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8頁。

　　5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8頁。

　　52 《中國問題（共黨史）》，第213-214頁。

　　5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9頁。

　　（2001年1月完稿）

　　第七篇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再思考

　　一，對延安整風應該重新研究並進行新的總結

　　（一）從我學習黨史和回顧延安整風說起

　　從1942年發動全黨整風，到現在已經六十多年了。我也從開始參加整風時不滿二十歲

　　的青年變成此書完稿時的八十三歲老翁。往事如煙，當年許多情況在記憶中已有些模糊，

　　只是後來看到所發生的各種事情會經常聯想到延安整風，越來越感到那場運動對黨和國家

　　影響之長久和巨大。胡喬木說，「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劇，追根溯源還要追到斯大林

　　」。 1 因為延安整風沒有批判斯大林的教條主義，反而全盤照搬蘇聯，毛澤東又要做「中國

　　的斯大林」。其實，建國后所發生的一切，既包括下面的，如實現國家的獨立統一，頭些

　　年保持嚴明的風紀等；也有負面的，從各種運動的折騰到意識形態的嚴格管理，從政治不

　　民主到喪失經濟科技發展的大好時機，追根溯源，根子又都在延安整風。所以延安整風很

　　值得進行重新研究，以便尋根究底，找到幾十年來導致我們落後和發生一系列嚴重錯誤的

　　根源。但我個人過去一直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工作，對黨史一竅不通，雖然不時有點聯想，

　　卻一直無意問津。只是在1999年初辦了離休手續后，想法才發生變化，開始學習黨史並寫

　　點筆記。原因倒不是想研究黨史和延安整風，起初動機只是為了向張聞天和劉英贖罪補過

　　。

　　「文革」以後，我在回顧以往時，總想到自己過去犯過的不少錯誤。其中最大錯誤之

　　一，就是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由於中個人崇拜的毒深和企圖矇混過關的私心重，所以

　　不但自己承認反「三面紅旗」（也就是反黨反毛主席），還參加了揭發批判張聞天反「三

　　面紅旗」，從而造成了終身遺憾，每次去探望劉英時總有羞愧之感。加之後來看到對張聞

　　天的平反也很不徹底，所以決定，作為贖罪之一法，想響應楊尚昆「要給張聞天撥亂反正

　　」 2 的號召，寫一些有關張聞天的材料，而談論延安整風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篇。因為，

　　這是張聞天政治生涯和人生歷程中一次重大轉折，從此他就離開了中央領導核心，開始走

　　著下坡路，直到最後被徹底打倒。而且現在看來，整風中對他的批判就已顯然不公。這是

　　連胡喬木也承認的。 3 整風中對他的政治待遇更有悖黨規黨法，一個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

　　記（1943年3月前），所起作用如發言權）還不如許多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同志，包括一些

　　領導人的秘書。處境之困難就更不用說了。他是整風中首當其衝受批判的「教條宗派」的

　　主要成員，也可算是或多或少反映革命知識分子氣質以及他們的長處與短處、高尚品格和

　　軟弱性格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整風中以及此後的遭遇和表現，也許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

　　18

　　很值得作點調查研究。但是由於上層整風情況一直保密，在我們相處的十多年中，他又守

　　口如瓶，所以這裡所談整風中的張聞天，主要還是根據近年來能夠看到的材料。

　　在研究延安整風中的張聞天的過程中，也使我越來越感到對整個延安整風進行重新研

　　究的必要。因為幾十年來，對整風運動都是全盤肯定，不僅官方黨史論著，就是領導人的

　　回憶，大體上都是遵循著一定的規格，重複著固有的結論，而且紀律嚴格，輿論一律。這

　　就使延安整風只有偉大、光榮、正確的一面，而缺點錯誤卻被淡化和掩蓋。經常講的對事

　　物要一分為二，在這裡似乎不適用了。比方毛澤東就說，「今天總結經驗有兩點，一是優

　　點，一是缺點……一萬年都有兩點。」 4 那麼為什麼延安整風的缺點錯誤就不大講了呢？而

　　且更重要的是，延安整風運動到底應該臬評價還是個問題。何況它的一些負面作用和消極

　　影響，由於沒有及時進行科學總結，還被當作優良傳統繼承下來，甚至進一步加以發揚光

　　大。直到現在，我們國家的政治模式、領導體制、宣傳教育，以及上層建築其他方面，包

　　括黨史編纂學在內，都還是延安整風奠定的基礎，不但源遠流長，而且還可能長期持續下

　　去。這就是說，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對中國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當以百年

　　計，涉及中國好幾代人的思想、生活、以至命運。這大約是至今一切權威論述和黨史研究

　　都有些估計不足的。例如胡喬木就把延安整風和1947-48年的整黨相提並論。 5 毛澤東在另

　　一個地方的說法也和胡喬木一樣：「共產黨內的整風，在抗日時期進行過一次，以後在解

　　放戰爭時期進行過一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又進行過一次。」 6 對於中國民主革命

　　和和新中國建設的一次奠基性的思想政治運動，怎能和後來的那幾次整黨同日而語？直到

　　現在的提法，也只是：「整風運動既是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

　　思想解放運動。……為黨的七大順利召開奠定了基礎。」 7 從歷史角度看，這些估計都顯得

　　太低，也並不恰當。這在後面的討論中還會談到。

　　（二）重新研究延安整風是歷史發展的需要

　　對延安整風如果能及早總結經驗、汲取教訓，本可收到發揚積極因素和克服消極影響

　　的效果，但可惜卻一直沒有這樣做。其原因不只是中國長期存在的對上只可隱惡揚善和為

　　尊者諱的封建皇權主義傳統，更由於延安整風產生的政治格局和歷史結論一直占統治地位

　　，而此後又只能由整風中崛起和培養的積極分子及其門生們掌管包括黨史在內的意識形態

　　。因此，自然會堅持整風時定下的基調。至於運動中的缺點和錯誤，就成了黨史研究中的

　　禁區。「文革」后，提出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對延安整風的研究曾一度出現某種「鬆綁

　　」，有關文獻也公布了一批，揭示出了一些真像。但不久后就又收緊了，強調黨史研究必

　　須遵循兩個《歷史決議》，即不允許發表不同意見，也就意味著不許自由討論和百家爭鳴

　　了。而根據馬克思主義以及列寧的建黨學說，對自己過去的歷史，既要提倡發揚優點和成

　　績，也應鼓勵揭發缺點和錯誤，這才是一個政黨或國家鄭重的表現和興旺發達的標誌。因

　　為設禁區、護短，總顯得有點顧忌多端，也是軟弱的表現。因此對於延安整風，應當和可

　　以做到以下兩點：第一，公布有關整風的文件和資料。胡喬木也說，「黨史上的秘密，經

　　過一定時期，其秘密性和保密的必要性也就逐步減少，這是世界各國檔案工作中的共同規

　　律。」 8 但我們往往不大管世界上的「共同規律」，或表面承認，實際反對。如果對延安整

　　風，既不允許自由討論，許多文件在六十年後仍要保密下去，這就不是一個鄭重的黨所應

　　採取的態度了。這自然會使人覺得其中必有問題，總有見不得人的東西。第二，真正實行

　　百家爭鳴，對整風進行重新認識，以便記取經驗，堅持成績，修正錯誤，而不致發揚不該

　　發揚的傳統如個人崇拜、搶救運動等，反對不該反對的東西如自由討論、獨立思考等。不

　　幸的是，後來的歷史恰巧是向相反的方面發展，致使建國後接二連三發生嚴重錯誤，最後

　　釀成十年「文革」慘禍，教訓不能不說是極其沉痛的。

　　正是出於上面這些考慮，我認為對延安整風現在也還應當進行認真總結和重新認識

　　。「文革」甫告結束，就可以並經得起撥亂反正，何況延安整風已經過去六十年了，總不

　　致嚴重影響當前政治和社會穩定。但從現在形勢看，做到這點並不容易。還歷史本來面目

　　是肯定的，問題只在時間的遲早，也許還得再過三幾十年。那麼從現在起，適當放寬禁區

　　、允許討論和發表點不同意見總是可以的吧？中外歷史都一再證明，這對黨和國家的興旺

　　只有好處。這就是我想到要對延安整風中一些問題作點探討，包括對那次運動中的張聞天

　　作點分析的原因。

　　不過必須聲明：第一，我雖然入黨六十多年，但沒有專門研究過黨史，開始學習也是

　　近兩年的事，所以不但觀點和史實，連一些常識性的錯誤也都難免。第二，多數檔案仍未

　　解密，我不但無權查檔，而且由於年老體衰、路途遙遠，連跑圖書館查閱公開材料都不可

　　能了。第三，我雖然參加了延安整風的全過程，但只局限在下面一個單位，這裡要討論的

　　是有關全局和上層情況，那時並不清楚。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對延安整風作

　　些反思，提出個人重新認識后的看法。如果能夠公之於世，引起討論，起點拋磚引玉的作

　　用，那當然是求之不得。否則，作為個人的黨史學習筆記，就教於同好和生前友好，也未

　　嘗不可。

　　二，必須分清延安整風的不同層次

　　（一）現行對延安整風的定性並不準確

　　過去和現行的各種正式黨史著作，通常都把延安整風稱為「全黨整風」、「全黨範圍

　　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我黨內部的整風運動」等等。 9 如果作進一步考察，就會發

　　現這些流傳多年的說法並不準確。因為第一，那次整風並不是「全黨性的」，即使就普遍

　　整風而言，基本上也限於幹部層，廣大的基層黨組織和普通工農兵黨員並沒有參加運動。

　　胡喬木就說，那次整風，「其重點是在高中級領導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其主要鋒芒是對著

　　教條主義和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 10 實際上更確切一點地說，重點還在中央領導層進行

　　的清算歷史和路線鬥爭。第二，整風並不限於「黨內」，而是所有黨政軍民學的全體幹部

　　和學員都參加了的。當時延安的許多機關學校中非黨員約佔半數左右，還沒聽說過有什麼

　　單位的非黨員可以不參加和沒有參加整風。作為整風文獻之一的中宣部關於開展整風學習

　　討論的《四三決定》就明確規定：「與非黨人員一道 進行討論與檢查」，「學校中包括學

　　生在內」，可見並不限於「我黨內部」。這倒不是摳字眼，而是要說明事情的真相和一種

　　制度化的傳統，即凡我們黨控制的地區和領導的單位，只要發動什麼思想政治運動，一般

　　是不分黨內外，大家都要參加的。建國后仍然如此。例如1959年的反右傾，一再說是黨內

　　鬥爭，但還是有許多非黨幹部被戴上右傾、嚴重右傾、右傾機會主義等不同名稱的帽子。

　　可見，在黨成為單獨的執政黨后，政治運動和思想戰線上是不分黨內黨外、全黨還是全民

　　的。延安整風的作法，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此後適用於全國的制度或模式。第三，延安整風

　　稱為一次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是否確切，也值得斟酌。（對這個問題還將專門寫篇筆記，

　　20

　　這裡只提個頭。）在必讀的從18篇到22篇到最後定為27篇的《整風文獻》中，沒有一篇馬

　　克思、恩格斯的東西，列寧也只是摘了幾段語錄而無單獨一篇。《整風文獻》中直接選自

　　斯大林的著作就有六篇之多，此外還有季米特洛夫以至卡岡諾維奇的一些論述或語錄。這

　　些，例如《聯共黨史》，能否算得上馬克思主義著作，恐怕得要打問號了。而且有如鄧小

　　平所說，「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

　　醒的。」 11 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夠把延安整風叫做一場「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呢

　　？

　　（二）延安整風分兩個層次進行

　　更應強調的是，延安整風不可籠統稱為全黨範圍內的一次運動，主要地還因為它是分

　　成不同層次進行的。按《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所說，「整風運動分高級幹部的整風和全

　　黨幹部的普遍整風兩個層次進行。」 12 （引者按，這裡的「全黨」改為包括非黨幹部在內的

　　「全體」更合乎實際。）其實，如行細分，還可再分幾個層次。例如政治局進行清算歷史

　　的鬥爭，參加中央學習組的絕大多數高級幹部就沒參與，更不用說外地的高幹了。後來對

　　他們的傳達，也是再分層次、有所區別對待的。至於「全黨幹部的普遍整風」，也是分為

　　幾個不同層次的，編組學習又因人而異。有些政治問題的傳達，哪些內容傳達到哪一級，

　　都有嚴格規定，並成為長期以來實行的政治待遇上等級制的一項重要內容。

　　整風分層次絕不是個形式問題，而是有著目標和內容的區別。長期以來的說法都是，

　　整風的主要任務和目的是反對主觀主義。實際上還是上引毛澤東自己說的，是要使領導機

　　關和幹部掌握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結合這個基本方向，也就是掌握毛澤東思想。因此，發

　　動整風就是為了在全黨確立毛澤東的絕對領導和毛澤東思想的統治地位，這是從來都沒有

　　什麼爭論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排除上下兩方面的障礙。在上層，就是整那些教

　　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所以毛澤東直接了當地說，「整風學習的目的是打碎兩個宗派

　　。」 13 對下層一般幹部（胡喬木說主要矛頭是針對知識分子），是打掉他們的自由主義、平

　　均主義、極端民主化思想，把他們改造成黨的黨的馴服工具或「螺絲釘」。因此在上層特

　　別是中央一級，主要是學習《兩條路線》，清算歷史和進行路線鬥爭。下層主要是學習《

　　整風文獻》，檢查思想和交代歷史。形式上都是「脫褲子、割尾巴」，只是「尾巴」不盡

　　相同。當然，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上層的整風，而這是經過一個長期醖釀過程的。

　　（三）上層整風的一些來龍去脈和抗戰初期毛澤東同長江局的分歧

　　六屆四中全會後的「左」傾路線，給革命帶來很大損失，也使毛澤東長期受壓。遵義

　　會議糾正了「左」傾路線，毛澤東的正確軍事意見得到尊重和採納，但領導體制確立的卻

　　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集體領導。毛澤東既沒有成為核心，有時還處於孤立境地。這最明顯地

　　表現在1937年的白區工作會議、洛川會議和「十二月會議」上。白區工作會議，毛澤東並

　　未直接出面，只是傾向於支持劉少奇。而劉少奇批評十年白區工作的「左」傾路線造成百

　　分之百的損失之說，竟遭到絕大多數與會者的反對。後來張聞天肯定總路線正確、只承認

　　犯了許多策略性錯誤的報告，卻得到會議的一致擁護，當然也包括毛澤東、劉少奇。不過

　　事後證明，這個「一致」只是表面的，實際上並未解決問題，毛、劉的同意也是暫的妥協

　　。八月洛川會議上的分歧直接關係抗戰後的政策，影響自然更大。主要分歧之一是紅軍作

　　21

　　戰原則。得到張聞天支持的毛澤東主張，抗日軍事戰略只能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即

　　分散作戰，只打游擊，不同日軍硬拼，不打集中兵力的運動戰和陣地戰，主要任務放在發

　　展壯大自己力量，依託山地，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所以像後來的平型關戰役和百團

　　大戰，就沒有得到毛的批准。）得到朱德、彭德懷、博古、任弼時等多數人支持的周恩來

　　則提出「還是運動游擊戰好」，主張應當運用當年同國民黨打仗時的戰略戰術，平時打游

　　擊戰，必要時也打運動戰，以「集中力量消滅敵人」，發展自身力量固然重要，但抗戰時

　　期還應以抗日為主。 14 此外還有對國民黨蔣介石的估計和對策問題。毛澤東估計，「片面抗

　　戰必敗」，蔣介石必降日。因此必須以壯大人民力量為主，將來打敗日本主要得靠我們。

　　周恩來等人不同意這一估計，認為蔣不會降日，並主張應當配合下面作戰。由於軍隊急於

　　出發，會議對上述兩個問題沒能展開討論和取得共識。只是由於主持會議的張聞天居間調

　　和，暫時掩蓋了雙方分歧，特別是改組了軍委，使毛澤東正式成為全軍統帥（軍委書記，

　　也稱主席）。但後來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在幾次請示報告都未得到毛澤東

　　答覆的情況下還是策劃了平型關戰役，造成了運動戰的既成事實。10月8日華北軍分會在一

　　份文件中更正式提出作戰方針為「運動游擊戰」。 15 接著又是王明、康生、陳雲奉派回國后

　　舉行的「十二月會議」，連毛澤東也自稱他處於孤立地位。這是因為，第一，王明傳達的

　　確是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意見，其中就有「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回國前受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接見並面授機宜的，除王明外還有康生、王稼祥、鄧發，因

　　此王明不可能隨意瞎編。事實上康生、陳雲也並未在會上做出更正和反駁。而根據黨章，

　　國際意見是必須服從的。因此不能把傳達共產國際的方針說成是王明的投降主義路線。這

　　就是為什麼毛澤東後來也只能說成，「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

　　日戰爭初期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裡來的。」 16 所以，王明的報告不但為會議

　　所一致通過，會上還決定委託王明起草決議。事後各地也是按王明口徑傳達的。如1938年4

　　月彭真在晉察冀邊區第一次黨代會上作報告時就強調，「一切工作都充分把握住，一切經

　　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原則」。連六中全會的《政治決議案》，提的也是，「

　　一切為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於一切的原則」。 17 在「十二月會議」上

　　，張聞天和毛澤東雖為維護洛川會議精神進行了辯護，但也不能不表示同意王明意見並作

　　點檢討。例如毛澤東就說，「我同意王明意見，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還進一步提出

　　「做的時候要經過國民黨」。對此，他後來在七大會上也說，「我們似曾犯過錯誤」。 18 第

　　二，周恩來的發言反映了多數與會者的意見，沒指名地以山西為例批評沒有堅持「抗日高

　　於一切的原則」，而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 19 與會者的絕大多數倒不是受王明「迷惑」，而

　　是出於當時的認識（反映了全民的抗日熱情）和對國際意見的尊重，所以較容易接受王明

　　傳達的精神。如果說王明的本錢只是「打著國際的旗號」，那麼周恩來的影響可就大不相

　　同了。1938年中央和長江局一個時期發生分歧，根子也在此。把一切分歧都歸之為武漢時

　　期的王明路線問題，也需要重新認識。對此，這裡只談以下兩點。

　　其實，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長期來雖然對毛澤東的政策思想和作風有所不滿，但基本上

　　還是採取了支持的態度；派王明回國也確實是為了在工作上幫助原有的領導集體，並無讓

　　其「當頭」之意。這在「十二月會議」上也是表現得明確的。王明在會上宣布的據說是經

　　過斯大林和國際批准的名單，毛澤東就名列第一。照張國燾說，當時毛澤東「似感不安

　　」，「力主將王明的名字列為第一名」，王明則「極力表明，他之提出這張名單，決無『

                                                                                                                                                                                         p.21

奪帥印』的意思」。 20 即使張國燾的回憶不足為憑，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準備召集

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毛澤東不但名列第一，還是準備委員會主席。 21 王明也許

有個人野心，至於他被推舉為該委員會書記並由政治局委員在決議上一一簽名，也可能是

出於多數人當時的認識和對國際的尊重。不管怎麼說，洛川會議和「十二月會議」的檔案

至今未能解密，其中必有緣故。不過從前後情況大概可以提出兩點看法，一是毛澤東關於

國共關係和作戰方針的意見並未得到多數人的支持；二是毛澤東的意見不一定完全正確，

否則早已經過修改後編入《毛選》了。

至於武漢長江局與中央的分庭抗禮問題，也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王明而言，確有

飄飄然不可一世、鬧獨立性和右傾問題，但對周恩來等長江局多數成員來說，主要還是洛

川會議、「十二月會議」延續下來的政策思想上的分歧。例如，對參加政府問題，毛澤東

、張聞天的態度都極為謹慎，而以王明、周恩來為首的長江局在原則上同中央意見一致，

但對個別人以個人身份參加政府則持靈活態度。1938年初，蔣介石堅請周恩來擔任軍委會

政治部副部長，周力辭未果，1月11日和21日王明、博古、董必武、葉劍英兩次聯名致電書

記處報告情況，並建議接受邀請。但毛澤東和書記處卻以常用的「留中不下」的辦法，不

予答覆（毛澤東對他不大同意又無把握不便拒絕的請示常用此法，如上述的平型關戰役和

百團大戰，都是在一再請示而得不到答覆的情況下實施的）。最後長江局決定，周恩來2月

6日出任此職，而中央直到3月政治局會議上才加以批准。 22 又如1938年2月7日王明、周恩來

、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聯名致電中央書記處，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最近時局中

發生的許多新的嚴重問題」和「中共七大準備工作」。在遲遲接不到中央複電的情況下，

王明、周恩來、博古三位政治局委員遂於15日再電書記處並任弼時等外地的政治局委員，

重申此建議。 23 毛澤東對此甚為不滿，但還是不得不同意開會。這次會議不但以5:3多數否

決了毛澤東關於王明留在延安不去武漢的提議，還一致同意王明起草會議總結和代表中央

起草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書，由周恩來起草對國民黨的軍事建議書。3月21日

，長江局將王明起草的建議書電告延安，因未得到答覆，遂於3月24日徑自送交國民黨。一

天後中央來電，批評建議書有錯誤，要求另送一份中央起草的賀電。4月1日長江局全體成

員聯名電告中央，說由於來電太遲，國民黨臨全會已於4月1日結束，因此要求中央不要公

布這份賀電，以免引起不良影響。 24

武漢不發表《論持久戰》，原因是由於文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周恩來等主張「運動游擊

戰」是輕視游擊戰的戰略地位，是不贊成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所以王明、博古、項英、凱

豐一致決定《新華日報》不予轉載。 25 但長江局領導人的文章，張聞天一般都在他主管的延

安《解放》雜誌予以發表或轉載。對此，毛澤東在1943年九月會議上還批評說，「武漢《

新華日報》是王明的派報，而我們延安的《解放》周刊則是黨內各派的統一戰線報。」 26

其實平心而論，除王明外，周恩來和長江局其他領導同志同毛澤東等有些不同意見，

應該說是正常的，而且雙方各有長短，並不是毛澤東一切都正確。周恩來等雖有受王明影

響的成份，但整個說來武漢時期工作基本上還是正確的。 27 延安整風中以及黨史學上一直認

定周恩來等在學時犯有第二次王明路線錯誤、進行了以王明為首的宗派活動，是一種無限

上綱和過火鬥爭的表現。周恩來後半生一直就此作檢討（我就親自聽過他多次談到犯了三

次路線錯誤的問題），則可能是出於所謂顧全大局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是延安整風

創立的黨史學堅持以毛澤東劃線的結果，不能說是完全實事求是的。

23

延安整風並不像一些黨史學家說的那樣，好像毛澤東早已成竹在胸。事實上，整風的

發動和後來的發展，無論是主觀認識還是客觀條件都有個發展和成熟的過程。要開展整風

，有兩個條件是必須具備的。一個是共產國際的允許或起碼不反對。一個是領導層多數的

同意。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共對國際是必須服從的。因此，如果國際不支持毛澤東為

中央領袖，那麼旨在確立毛澤東在中央領導中的絕對權威和他的政策思想（當時稱作馬列

主義和中國實際的結合）在全黨的統治地位的整風運動，自然無從談起。至於領導層同意

的必要，就更不用說了。標誌著這兩個條件發生根本變化的是擴大的六中全會。一方面是

王稼祥傳達季米特洛夫關於以毛澤東為首的明確指示；另一方面，與此有關的是包括王明

在內的多數領導人提出擁護毛澤東為領袖。後來毛澤東說的「六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等，就是指此而言的。他所說的「六中全會以前雖

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

的。」 28 解決什麼問題呢？就是解決他成為中國黨的領袖問題，不然談不上「雖然有些著作

」之類的話。可是延安整風中創立至今仍占統治地位的黨史學，提法卻相反，認為問題早

已解決，因為遵義會議已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這自然是違背史實的。

不過，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為中國黨的領袖，並不等於支持整風運動。情況恰巧相反

。就是在季米特洛夫口信中提及以毛為首解決問題的同時，還特彆強調領導層應加強團結

，「不應花很長時間去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對於總結過去經驗「要特別慎重

」。 29 後來還曾一再進行干預和提出不同意見。同樣，領導層中多數擁護毛澤東為領袖，也

並不表明都同意清算歷史。因此，六中全會以後，毛澤東雖然已確立了比較穩定的領袖地

位，但也只能掀起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學習運動，為後來的整風作些醞釀和準備，還不能把

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要「改造中央」的

條件還不成熟，領導層的認識還有分歧。 30 例如1940年12月幾次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先提出

蘇維埃後期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但因張聞

天等一些人不同意，所以後來為中央起草的《論政策》的指示中就「只好妥協」，沒提路

線二字。 31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雖然被說成是「整風學習的動

員」，但實際上整風並未從此開始，而且報告本身也是過了將近一年才公布。《胡喬木回

憶毛澤東》中說，這是由於「當時負責理論宣傳教育的領導同志沒有理解它的深刻意義，

對它沒有予以重視，因此，也沒有在延安報上宣傳報道」。這可能和胡喬木本人談到1943

年4月22日一份黨務廣播稿時所說的一樣，「這是認為那一段時期張聞天同志領導中央文委

工作，搞得不好。這種說法是當時一種潮流。」 32 上引《初擬稿》的說法證明，這一「潮流

」至今仍在繼續。而實際上這多是出於想當然。因為那時幫助張聞天具體主管編輯工作的

中宣部副部長吳亮平就明確說，「當時中央有個規定，重要文章都送請毛澤東同志審閱

。」33 而且毛的文章一般都放在報刊的頭篇，還不分來稿先後總是先發毛的。例如1940年

1月張聞天和毛澤東在邊區文代會上的報告，張作於5日（《抗戰以來中華民族新文化運動

與今後任務》），毛作於9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后改名《新民

主主義論》），但在張主編的《解放》雜誌上發表的時間，卻是毛為2月20日，張為4月10

日。說張聞天「沒有予以重視」是想當然，還有兩事為證，即《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后

，張聞天就立即在各方面落實，一是1941年6月，如同張在《反省筆記》中所說，他為中宣

24

部起草《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即已「朝此方向努力」。二是對馬列學院進行改組，

先改成馬列研究院，很快又改成中央研究院，毛澤東還應邀參加了成立大會並作了熱情洋

溢的講話。後來毛澤東說「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恐

怕也屬偏激不實之詞。毛澤東這種事後講事前沒有看出或不曾發生的問題，在他一生中是

常有的事。

因此可以大致肯定，《改造我們的學習》過了近一年才發表，是出於毛自己的精心安

排。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報》發表時，開頭就有一段說，「這是1941年我在延安幹部會

上的一個講演，現按當時講演提綱整理髮表，以供同志們討論」。（注意這裡有個「現」

字）後來收入《毛選》時這段被刪掉了。不立即發表，恐怕主要是作為試探氣球，先看一

下反應，同時也要有點時間進行整理和修改（《論十大關係》就是多次修改，二十年後才

發表的）。看反應，主要還是上述兩個條件，即共產國際的態度和領導層多數的傾向。在

對這兩點毫無把握的情況下，是不會貿然向所謂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涉及國際）開火

的。而這兩個條件的成熟，則基本上是1941年下半年的事。因此在這之前，只能是緊鑼密

鼓進行準備，如大抓在職幹部學習，特別是延安120名高級幹部的學習等。1941年6月22日

蘇德戰爭爆發，蘇聯和共產國際只能集中力量對付法西斯，幾乎無暇他顧，既不能過多干

預中國黨內部事務，還一再懇求中國黨在軍事上支援（如派軍隊攻進滿洲以牽制日軍等

）。與此同時，國民黨的兩次反共高潮和我黨力量的迅速發展，都說明毛澤東關於開展游

擊戰、建立敵後根據地、發展自己力量、不跟著國民黨跑等政策的正確和主張以運動戰積

極配合國民黨作戰之類意見的不足。再加上三四年的學習，也逐漸使所謂「兩個宗派」特

別是「教條宗派」的主要人物陷於孤立。這都表明，開展整風運動的主客觀條件趨於成熟

，於是在1941年的九月政治局會議上，才揭開了中央領導層以清算歷史為重點的整風。但

全體幹部的普遍整風還是半年後1942年春的事。一些黨史著作說，《改造我們的學習》報

告后就開始了整風，那是不夠確切的。

可見，延安整風中的兩個層次，不但內容和方式不同，而且進行的時間也是並不同步

的。雖然普遍整風涉及的面廣人多，顯得轟轟烈烈，而上層整風則鮮為人知，所以許多黨

史著作提到延安整風，多指普遍整風，什麼「全黨範圍的整風」、「各地整風高潮迭起」

等。但實則在歷史上意義深遠和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中央領導層小範圍的整風。毛澤東也

認為整風運動的重點是高級幹部。 34 這是必須弄清楚的，談延安整風也應著重談這方面的情

況。

三，對延安整風也要一分為二

（一）一分為二是對延安整風的客觀評價

毛澤東一再強調，對一切事物都必須一分為二，怎任何問題都應採取兩點論。一分為

二和兩點論，這是他對於對立統一規律的通俗表達。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兩點論，在認

識事物分析矛盾的時候，既肯定成績，又看到缺點，既總結成功的經驗，又總結失敗的教

訓。」但對這兩方面不能同等看待，而應分清「主要和次要，重點和一般，主流和次流

」。 35 根據《矛盾論》，無論是主要矛盾，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互相轉化的。因而此

時此地是正確的，彼時彼地不一定正確，甚或可能是錯誤的了。 36 對於「一分為二」和「合

二而一」，哲學界曾有過爭論。不過，我們這裡並不是要討論哲學問題，只是要說明，既

奪帥印』的意思」。 20 即使張國燾的回憶不足為憑，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準備召集

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毛澤東不但名列第一，還是準備委員會主席。 21 王明也許

有個人野心，至於他被推舉為該委員會書記並由政治局委員在決議上一一簽名，也可能是

出於多數人當時的認識和對國際的尊重。不管怎麼說，洛川會議和「十二月會議」的檔案

至今未能解密，其中必有緣故。不過從前後情況大概可以提出兩點看法，一是毛澤東關於

國共關係和作戰方針的意見並未得到多數人的支持；二是毛澤東的意見不一定完全正確，

否則早已經過修改後編入《毛選》了。

至於武漢長江局與中央的分庭抗禮問題，也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王明而言，確有

飄飄然不可一世、鬧獨立性和右傾問題，但對周恩來等長江局多數成員來說，主要還是洛

川會議、「十二月會議」延續下來的政策思想上的分歧。例如，對參加政府問題，毛澤東

、張聞天的態度都極為謹慎，而以王明、周恩來為首的長江局在原則上同中央意見一致，

但對個別人以個人身份參加政府則持靈活態度。1938年初，蔣介石堅請周恩來擔任軍委會

政治部副部長，周力辭未果，1月11日和21日王明、博古、董必武、葉劍英兩次聯名致電書

記處報告情況，並建議接受邀請。但毛澤東和書記處卻以常用的「留中不下」的辦法，不

予答覆（毛澤東對他不大同意又無把握不便拒絕的請示常用此法，如上述的平型關戰役和

百團大戰，都是在一再請示而得不到答覆的情況下實施的）。最後長江局決定，周恩來2月

6日出任此職，而中央直到3月政治局會議上才加以批准。 22 又如1938年2月7日王明、周恩來

、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聯名致電中央書記處，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最近時局中

發生的許多新的嚴重問題」和「中共七大準備工作」。在遲遲接不到中央複電的情況下，

王明、周恩來、博古三位政治局委員遂於15日再電書記處並任弼時等外地的政治局委員，

重申此建議。 23 毛澤東對此甚為不滿，但還是不得不同意開會。這次會議不但以5:3多數否

決了毛澤東關於王明留在延安不去武漢的提議，還一致同意王明起草會議總結和代表中央

起草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書，由周恩來起草對國民黨的軍事建議書。3月21日

，長江局將王明起草的建議書電告延安，因未得到答覆，遂於3月24日徑自送交國民黨。一

天後中央來電，批評建議書有錯誤，要求另送一份中央起草的賀電。4月1日長江局全體成

員聯名電告中央，說由於來電太遲，國民黨臨全會已於4月1日結束，因此要求中央不要公

布這份賀電，以免引起不良影響。 24

武漢不發表《論持久戰》，原因是由於文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周恩來等主張「運動游擊

戰」是輕視游擊戰的戰略地位，是不贊成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所以王明、博古、項英、凱

豐一致決定《新華日報》不予轉載。 25 但長江局領導人的文章，張聞天一般都在他主管的延

安《解放》雜誌予以發表或轉載。對此，毛澤東在1943年九月會議上還批評說，「武漢《

新華日報》是王明的派報，而我們延安的《解放》周刊則是黨內各派的統一戰線報。」 26

其實平心而論，除王明外，周恩來和長江局其他領導同志同毛澤東等有些不同意見，

應該說是正常的，而且雙方各有長短，並不是毛澤東一切都正確。周恩來等雖有受王明影

響的成份，但整個說來武漢時期工作基本上還是正確的。 27 延安整風中以及黨史學上一直認

定周恩來等在學時犯有第二次王明路線錯誤、進行了以王明為首的宗派活動，是一種無限

上綱和過火鬥爭的表現。周恩來後半生一直就此作檢討（我就親自聽過他多次談到犯了三

次路線錯誤的問題），則可能是出於所謂顧全大局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是延安整風

創立的黨史學堅持以毛澤東劃線的結果，不能說是完全實事求是的。

23

延安整風並不像一些黨史學家說的那樣，好像毛澤東早已成竹在胸。事實上，整風的

發動和後來的發展，無論是主觀認識還是客觀條件都有個發展和成熟的過程。要開展整風

，有兩個條件是必須具備的。一個是共產國際的允許或起碼不反對。一個是領導層多數的

同意。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共對國際是必須服從的。因此，如果國際不支持毛澤東為

中央領袖，那麼旨在確立毛澤東在中央領導中的絕對權威和他的政策思想（當時稱作馬列

主義和中國實際的結合）在全黨的統治地位的整風運動，自然無從談起。至於領導層同意

的必要，就更不用說了。標誌著這兩個條件發生根本變化的是擴大的六中全會。一方面是

王稼祥傳達季米特洛夫關於以毛澤東為首的明確指示；另一方面，與此有關的是包括王明

在內的多數領導人提出擁護毛澤東為領袖。後來毛澤東說的「六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等，就是指此而言的。他所說的「六中全會以前雖

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

的。」 28 解決什麼問題呢？就是解決他成為中國黨的領袖問題，不然談不上「雖然有些著作

」之類的話。可是延安整風中創立至今仍占統治地位的黨史學，提法卻相反，認為問題早

已解決，因為遵義會議已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這自然是違背史實的。

不過，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為中國黨的領袖，並不等於支持整風運動。情況恰巧相反

。就是在季米特洛夫口信中提及以毛為首解決問題的同時，還特彆強調領導層應加強團結

，「不應花很長時間去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對於總結過去經驗「要特別慎重

」。 29 後來還曾一再進行干預和提出不同意見。同樣，領導層中多數擁護毛澤東為領袖，也

並不表明都同意清算歷史。因此，六中全會以後，毛澤東雖然已確立了比較穩定的領袖地

位，但也只能掀起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學習運動，為後來的整風作些醞釀和準備，還不能把

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要「改造中央」的

條件還不成熟，領導層的認識還有分歧。 30 例如1940年12月幾次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先提出

蘇維埃後期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但因張聞

天等一些人不同意，所以後來為中央起草的《論政策》的指示中就「只好妥協」，沒提路

線二字。 31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雖然被說成是「整風學習的動

員」，但實際上整風並未從此開始，而且報告本身也是過了將近一年才公布。《胡喬木回

憶毛澤東》中說，這是由於「當時負責理論宣傳教育的領導同志沒有理解它的深刻意義，

對它沒有予以重視，因此，也沒有在延安報上宣傳報道」。這可能和胡喬木本人談到1943

年4月22日一份黨務廣播稿時所說的一樣，「這是認為那一段時期張聞天同志領導中央文委

工作，搞得不好。這種說法是當時一種潮流。」 32 上引《初擬稿》的說法證明，這一「潮流

」至今仍在繼續。而實際上這多是出於想當然。因為那時幫助張聞天具體主管編輯工作的

中宣部副部長吳亮平就明確說，「當時中央有個規定，重要文章都送請毛澤東同志審閱

。」33 而且毛的文章一般都放在報刊的頭篇，還不分來稿先後總是先發毛的。例如1940年

1月張聞天和毛澤東在邊區文代會上的報告，張作於5日（《抗戰以來中華民族新文化運動

與今後任務》），毛作於9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后改名《新民

主主義論》），但在張主編的《解放》雜誌上發表的時間，卻是毛為2月20日，張為4月10

日。說張聞天「沒有予以重視」是想當然，還有兩事為證，即《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后

，張聞天就立即在各方面落實，一是1941年6月，如同張在《反省筆記》中所說，他為中宣

24

部起草《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即已「朝此方向努力」。二是對馬列學院進行改組，

先改成馬列研究院，很快又改成中央研究院，毛澤東還應邀參加了成立大會並作了熱情洋

溢的講話。後來毛澤東說「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恐

怕也屬偏激不實之詞。毛澤東這種事後講事前沒有看出或不曾發生的問題，在他一生中是

常有的事。

因此可以大致肯定，《改造我們的學習》過了近一年才發表，是出於毛自己的精心安

排。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報》發表時，開頭就有一段說，「這是1941年我在延安幹部會

上的一個講演，現按當時講演提綱整理髮表，以供同志們討論」。（注意這裡有個「現」

字）後來收入《毛選》時這段被刪掉了。不立即發表，恐怕主要是作為試探氣球，先看一

下反應，同時也要有點時間進行整理和修改（《論十大關係》就是多次修改，二十年後才

發表的）。看反應，主要還是上述兩個條件，即共產國際的態度和領導層多數的傾向。在

對這兩點毫無把握的情況下，是不會貿然向所謂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涉及國際）開火

的。而這兩個條件的成熟，則基本上是1941年下半年的事。因此在這之前，只能是緊鑼密

鼓進行準備，如大抓在職幹部學習，特別是延安120名高級幹部的學習等。1941年6月22日

蘇德戰爭爆發，蘇聯和共產國際只能集中力量對付法西斯，幾乎無暇他顧，既不能過多干

預中國黨內部事務，還一再懇求中國黨在軍事上支援（如派軍隊攻進滿洲以牽制日軍等

）。與此同時，國民黨的兩次反共高潮和我黨力量的迅速發展，都說明毛澤東關於開展游

擊戰、建立敵後根據地、發展自己力量、不跟著國民黨跑等政策的正確和主張以運動戰積

極配合國民黨作戰之類意見的不足。再加上三四年的學習，也逐漸使所謂「兩個宗派」特

別是「教條宗派」的主要人物陷於孤立。這都表明，開展整風運動的主客觀條件趨於成熟

，於是在1941年的九月政治局會議上，才揭開了中央領導層以清算歷史為重點的整風。但

全體幹部的普遍整風還是半年後1942年春的事。一些黨史著作說，《改造我們的學習》報

告后就開始了整風，那是不夠確切的。

可見，延安整風中的兩個層次，不但內容和方式不同，而且進行的時間也是並不同步

的。雖然普遍整風涉及的面廣人多，顯得轟轟烈烈，而上層整風則鮮為人知，所以許多黨

史著作提到延安整風，多指普遍整風，什麼「全黨範圍的整風」、「各地整風高潮迭起」

等。但實則在歷史上意義深遠和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中央領導層小範圍的整風。毛澤東也

認為整風運動的重點是高級幹部。 34 這是必須弄清楚的，談延安整風也應著重談這方面的情

況。

三，對延安整風也要一分為二

（一）一分為二是對延安整風的客觀評價

毛澤東一再強調，對一切事物都必須一分為二，怎任何問題都應採取兩點論。一分為

二和兩點論，這是他對於對立統一規律的通俗表達。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兩點論，在認

識事物分析矛盾的時候，既肯定成績，又看到缺點，既總結成功的經驗，又總結失敗的教

訓。」但對這兩方面不能同等看待，而應分清「主要和次要，重點和一般，主流和次流

」。 35 根據《矛盾論》，無論是主要矛盾，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互相轉化的。因而此

時此地是正確的，彼時彼地不一定正確，甚或可能是錯誤的了。 36 對於「一分為二」和「合

二而一」，哲學界曾有過爭論。不過，我們這裡並不是要討論哲學問題，只是要說明，既

奪帥印』的意思」。 20 即使張國燾的回憶不足為憑，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準備召集

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毛澤東不但名列第一，還是準備委員會主席。 21 王明也許

有個人野心，至於他被推舉為該委員會書記並由政治局委員在決議上一一簽名，也可能是

出於多數人當時的認識和對國際的尊重。不管怎麼說，洛川會議和「十二月會議」的檔案

至今未能解密，其中必有緣故。不過從前後情況大概可以提出兩點看法，一是毛澤東關於

國共關係和作戰方針的意見並未得到多數人的支持；二是毛澤東的意見不一定完全正確，

否則早已經過修改後編入《毛選》了。

至於武漢長江局與中央的分庭抗禮問題，也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王明而言，確有

飄飄然不可一世、鬧獨立性和右傾問題，但對周恩來等長江局多數成員來說，主要還是洛

川會議、「十二月會議」延續下來的政策思想上的分歧。例如，對參加政府問題，毛澤東

、張聞天的態度都極為謹慎，而以王明、周恩來為首的長江局在原則上同中央意見一致，

但對個別人以個人身份參加政府則持靈活態度。1938年初，蔣介石堅請周恩來擔任軍委會

政治部副部長，周力辭未果，1月11日和21日王明、博古、董必武、葉劍英兩次聯名致電書

記處報告情況，並建議接受邀請。但毛澤東和書記處卻以常用的「留中不下」的辦法，不

予答覆（毛澤東對他不大同意又無把握不便拒絕的請示常用此法，如上述的平型關戰役和

百團大戰，都是在一再請示而得不到答覆的情況下實施的）。最後長江局決定，周恩來2月

6日出任此職，而中央直到3月政治局會議上才加以批准。 22 又如1938年2月7日王明、周恩來

、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聯名致電中央書記處，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最近時局中

發生的許多新的嚴重問題」和「中共七大準備工作」。在遲遲接不到中央複電的情況下，

王明、周恩來、博古三位政治局委員遂於15日再電書記處並任弼時等外地的政治局委員，

重申此建議。 23 毛澤東對此甚為不滿，但還是不得不同意開會。這次會議不但以5:3多數否

決了毛澤東關於王明留在延安不去武漢的提議，還一致同意王明起草會議總結和代表中央

起草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書，由周恩來起草對國民黨的軍事建議書。3月21日

，長江局將王明起草的建議書電告延安，因未得到答覆，遂於3月24日徑自送交國民黨。一

天後中央來電，批評建議書有錯誤，要求另送一份中央起草的賀電。4月1日長江局全體成

員聯名電告中央，說由於來電太遲，國民黨臨全會已於4月1日結束，因此要求中央不要公

布這份賀電，以免引起不良影響。 24

武漢不發表《論持久戰》，原因是由於文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周恩來等主張「運動游擊

戰」是輕視游擊戰的戰略地位，是不贊成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所以王明、博古、項英、凱

豐一致決定《新華日報》不予轉載。 25 但長江局領導人的文章，張聞天一般都在他主管的延

安《解放》雜誌予以發表或轉載。對此，毛澤東在1943年九月會議上還批評說，「武漢《

新華日報》是王明的派報，而我們延安的《解放》周刊則是黨內各派的統一戰線報。」 26

其實平心而論，除王明外，周恩來和長江局其他領導同志同毛澤東等有些不同意見，

應該說是正常的，而且雙方各有長短，並不是毛澤東一切都正確。周恩來等雖有受王明影

響的成份，但整個說來武漢時期工作基本上還是正確的。 27 延安整風中以及黨史學上一直認

定周恩來等在學時犯有第二次王明路線錯誤、進行了以王明為首的宗派活動，是一種無限

上綱和過火鬥爭的表現。周恩來後半生一直就此作檢討（我就親自聽過他多次談到犯了三

次路線錯誤的問題），則可能是出於所謂顧全大局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是延安整風

創立的黨史學堅持以毛澤東劃線的結果，不能說是完全實事求是的。

23

延安整風並不像一些黨史學家說的那樣，好像毛澤東早已成竹在胸。事實上，整風的

發動和後來的發展，無論是主觀認識還是客觀條件都有個發展和成熟的過程。要開展整風

，有兩個條件是必須具備的。一個是共產國際的允許或起碼不反對。一個是領導層多數的

同意。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共對國際是必須服從的。因此，如果國際不支持毛澤東為

中央領袖，那麼旨在確立毛澤東在中央領導中的絕對權威和他的政策思想（當時稱作馬列

主義和中國實際的結合）在全黨的統治地位的整風運動，自然無從談起。至於領導層同意

的必要，就更不用說了。標誌著這兩個條件發生根本變化的是擴大的六中全會。一方面是

王稼祥傳達季米特洛夫關於以毛澤東為首的明確指示；另一方面，與此有關的是包括王明

在內的多數領導人提出擁護毛澤東為領袖。後來毛澤東說的「六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等，就是指此而言的。他所說的「六中全會以前雖

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

的。」 28 解決什麼問題呢？就是解決他成為中國黨的領袖問題，不然談不上「雖然有些著作

」之類的話。可是延安整風中創立至今仍占統治地位的黨史學，提法卻相反，認為問題早

已解決，因為遵義會議已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這自然是違背史實的。

不過，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為中國黨的領袖，並不等於支持整風運動。情況恰巧相反

。就是在季米特洛夫口信中提及以毛為首解決問題的同時，還特彆強調領導層應加強團結

，「不應花很長時間去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對於總結過去經驗「要特別慎重

」。 29 後來還曾一再進行干預和提出不同意見。同樣，領導層中多數擁護毛澤東為領袖，也

並不表明都同意清算歷史。因此，六中全會以後，毛澤東雖然已確立了比較穩定的領袖地

位，但也只能掀起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學習運動，為後來的整風作些醞釀和準備，還不能把

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要「改造中央」的

條件還不成熟，領導層的認識還有分歧。 30 例如1940年12月幾次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先提出

蘇維埃後期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但因張聞

天等一些人不同意，所以後來為中央起草的《論政策》的指示中就「只好妥協」，沒提路

線二字。 31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雖然被說成是「整風學習的動

員」，但實際上整風並未從此開始，而且報告本身也是過了將近一年才公布。《胡喬木回

憶毛澤東》中說，這是由於「當時負責理論宣傳教育的領導同志沒有理解它的深刻意義，

對它沒有予以重視，因此，也沒有在延安報上宣傳報道」。這可能和胡喬木本人談到1943

年4月22日一份黨務廣播稿時所說的一樣，「這是認為那一段時期張聞天同志領導中央文委

工作，搞得不好。這種說法是當時一種潮流。」 32 上引《初擬稿》的說法證明，這一「潮流

」至今仍在繼續。而實際上這多是出於想當然。因為那時幫助張聞天具體主管編輯工作的

中宣部副部長吳亮平就明確說，「當時中央有個規定，重要文章都送請毛澤東同志審閱

。」33 而且毛的文章一般都放在報刊的頭篇，還不分來稿先後總是先發毛的。例如1940年

1月張聞天和毛澤東在邊區文代會上的報告，張作於5日（《抗戰以來中華民族新文化運動

與今後任務》），毛作於9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后改名《新民

主主義論》），但在張主編的《解放》雜誌上發表的時間，卻是毛為2月20日，張為4月10

日。說張聞天「沒有予以重視」是想當然，還有兩事為證，即《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后

，張聞天就立即在各方面落實，一是1941年6月，如同張在《反省筆記》中所說，他為中宣

24

部起草《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即已「朝此方向努力」。二是對馬列學院進行改組，

先改成馬列研究院，很快又改成中央研究院，毛澤東還應邀參加了成立大會並作了熱情洋

溢的講話。後來毛澤東說「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恐

怕也屬偏激不實之詞。毛澤東這種事後講事前沒有看出或不曾發生的問題，在他一生中是

常有的事。

因此可以大致肯定，《改造我們的學習》過了近一年才發表，是出於毛自己的精心安

排。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報》發表時，開頭就有一段說，「這是1941年我在延安幹部會

上的一個講演，現按當時講演提綱整理髮表，以供同志們討論」。（注意這裡有個「現」

字）後來收入《毛選》時這段被刪掉了。不立即發表，恐怕主要是作為試探氣球，先看一

下反應，同時也要有點時間進行整理和修改（《論十大關係》就是多次修改，二十年後才

發表的）。看反應，主要還是上述兩個條件，即共產國際的態度和領導層多數的傾向。在

對這兩點毫無把握的情況下，是不會貿然向所謂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涉及國際）開火

的。而這兩個條件的成熟，則基本上是1941年下半年的事。因此在這之前，只能是緊鑼密

鼓進行準備，如大抓在職幹部學習，特別是延安120名高級幹部的學習等。1941年6月22日

蘇德戰爭爆發，蘇聯和共產國際只能集中力量對付法西斯，幾乎無暇他顧，既不能過多干

預中國黨內部事務，還一再懇求中國黨在軍事上支援（如派軍隊攻進滿洲以牽制日軍等

）。與此同時，國民黨的兩次反共高潮和我黨力量的迅速發展，都說明毛澤東關於開展游

擊戰、建立敵後根據地、發展自己力量、不跟著國民黨跑等政策的正確和主張以運動戰積

極配合國民黨作戰之類意見的不足。再加上三四年的學習，也逐漸使所謂「兩個宗派」特

別是「教條宗派」的主要人物陷於孤立。這都表明，開展整風運動的主客觀條件趨於成熟

，於是在1941年的九月政治局會議上，才揭開了中央領導層以清算歷史為重點的整風。但

全體幹部的普遍整風還是半年後1942年春的事。一些黨史著作說，《改造我們的學習》報

告后就開始了整風，那是不夠確切的。

可見，延安整風中的兩個層次，不但內容和方式不同，而且進行的時間也是並不同步

的。雖然普遍整風涉及的面廣人多，顯得轟轟烈烈，而上層整風則鮮為人知，所以許多黨

史著作提到延安整風，多指普遍整風，什麼「全黨範圍的整風」、「各地整風高潮迭起」

等。但實則在歷史上意義深遠和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中央領導層小範圍的整風。毛澤東也

認為整風運動的重點是高級幹部。 34 這是必須弄清楚的，談延安整風也應著重談這方面的情

況。

三，對延安整風也要一分為二

（一）一分為二是對延安整風的客觀評價

毛澤東一再強調，對一切事物都必須一分為二，怎任何問題都應採取兩點論。一分為

二和兩點論，這是他對於對立統一規律的通俗表達。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兩點論，在認

識事物分析矛盾的時候，既肯定成績，又看到缺點，既總結成功的經驗，又總結失敗的教

訓。」但對這兩方面不能同等看待，而應分清「主要和次要，重點和一般，主流和次流

」。 35 根據《矛盾論》，無論是主要矛盾，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互相轉化的。因而此

時此地是正確的，彼時彼地不一定正確，甚或可能是錯誤的了。 36 對於「一分為二」和「合

二而一」，哲學界曾有過爭論。不過，我們這裡並不是要討論哲學問題，只是要說明，既

接第六篇

　　面的人」 20 ）、項英、周恩來等被算作經驗宗派的人。我們黨一條最重要的紀律是「全黨服

　　從中央」，既然中央是被一個「反黨宗派」（主要是博古或王明碼頭）所把持，全黨（包

　　括每個黨員）該怎麼辦？服從，就是跟著「反黨」；不服從，則是嚴重違紀，可能被清除

　　出黨。這恐怕是研究中共黨史以至黨建學說的人，碰到的很難也許無法解決的問題。

　　這樣看來，在蘇區比較活躍的反而是經驗宗派了。但這並非從延安整風到現在的經典

　　說法，因而沒人敢這樣說；而且也實在說不清。最著名的當算周恩來和項英，但他倆能算

　　一個宗派嗎？又怎麼個宗派法？作為第一批「欽差大臣」的任弼時和顧作霖在兩個大宗派

　　中算在哪邊都不合適。至於彭德懷以及其他被別人定為或自己在整風中戴上經驗主義帽子

　　的，算不算經驗宗派？又是何時參加的？有些什麼宗派活動？看來也是一堆糊塗賬，那些

　　至今仍在寫兩大宗派的黨史專家大約也是肯定說不清的。

　　二，說三十年代存在兩大宗派缺乏根據

　　根據以上的敘述和分析，大概可以提出以下幾點初步看法，並附帶作點說明。這就是

　　：第一，中共黨史上一直存在教條主義，但並不存在一個從二十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到

　　抗戰初長江局時期的教條宗派，「篡黨奪權」之說更站不住。這種說法是完全違背黨章黨

　　規。同樣，經驗主義也很普遍，但在蘇維埃運動後期和抗戰初期也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經驗

　　宗派。第二，被定為兩大宗派的重要成員，也是延安整風中被認為檢討最好的周恩來和張

　　聞天，我因在他們領導下長期工作過，所以根據個人的觀察和體會，可以斷定他們不是拉

　　幫結派搞派性和進行宗派活動的人。他們的檢討和反省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不可

　　看作定論的。第三，黨內鬥爭中使用的「宗派」（或「集團」、「聯盟」）和「路線」，

　　多是用來對付不同意見或反對派的兩頂帽子和整人的兩根棍子，源自蘇聯（也是教條主義

　　），並有發展，如上綱越來越高，從不同的派別和主張、到反黨再到反革命，而且適用范

　　圍也越來越廣。第四，有必要探討這一現象的產生和能夠長盛不衰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危害

　　，從中汲取應有的教訓。下面就稍加展開作點說明。

　　（一）從上層關係看，兩大宗派之說不能成立

　　沒有一個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這是很明顯的。不但張聞天、王稼祥同王明、博古

　　沒有什麼宗派關係，進行的不是什麼宗派活動，就是王明同博古之間也並無充分證據說明

　　他們是宗派關係和進行了宗派活動。一些黨史書上的說法，包括《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的

　　最終解釋，看來仍然是根據延安整風時的基調和後來中央關於王明問題的決定進行的推測

　　，並沒有提出任何有根有據的原始資料。《歷史決議》中提到的四中全會前王明等的宗派

　　活動也顯得勉強。這些人中除博古外還有王稼祥和何子述烈士。（四中全會後羅章龍聯合

　　何孟雄等十幾人，召開「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成立「臨時中央幹事會」，十多天

　　后何孟雄等同志英勇犧牲。但無論如何這算宗派活動。陳郁因作了檢討才免於開除，送蘇

　　聯學習。但《歷史決議》卻讚揚何孟雄，沒點名地批何子述等。這就太不公平了。）而且

　　國際批評三中全會的來信，他們也只比中央早知道十多天。另一明顯反證就是四中全會上

　　博古連個候補中央委員都沒撈到，只當上一個團中央宣傳部長。按理，會議由米夫操縱，

　　候選名單米夫又以國際的名義加以肯定（據李維漢說是「遠東局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擬定了

　　一個名單，」 21 由於會上有人反對，米夫才說這是國際的意見），選博古以及王稼祥做個中

　　5

　　央候補委員應該說是很容易的，何況連劉少奇都從中央候補委員進入政治局。至於毛澤東

　　在《歷史草案》中批評的「僅以兩個政治局委員指派臨時中央的領導人」， 22 不少黨史著作

　　又進一步說是王明一個人（那一個人呢？）提出博古負總責，卻也未提供哪怕一點證據，

　　大約純屬主觀臆測或順水推舟。王明到莫斯科后同博古的聯繫，已經是駐國際代表團和臨

　　時中央的關係了，而且1933年7月康生去莫任副團長后，就多以王康聯合署名。特別應該提

　　到的是，1932年以後，由於法西斯威脅日益嚴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政策也開始進行調整

　　，王明很快就跟了上去。而博古不知是由於消息閉塞、感覺遲鈍，還是個性剛愎或自恃有

　　遠東局和李德的支持，反倒越來越「左」，因而在一些具體政策和作法上還受到王明的批

　　評。王明1945年4月20日寫給六屆七中全會的信中列舉的有些事例，如通過國際致電中央提

　　議修改在富農、土地、工商業、勞動政策等方面的某些過左之處；不同意亂用「右傾機會

　　主義」的帽子和亂打黨團的許多地方組織與幹部；批評反羅明路線擴大化和反對鬥爭毛澤

　　東等，都不完全是自吹或捏造。 23 例如王明康生1934年給政治局的信中就批評了臨時中央的

　　某些過左行為，提到：「A，對於缺點和錯誤的過分的誇大的批評，時常將個別的錯誤和弱

　　點解釋成為路線的錯誤，……B，對於黨內鬥爭的方法有時不策略（舉了反羅明路線擴大化

　　為例）」 24 。在博古進入蘇區後排擠和打擊毛澤東的時候，王明卻在蘇聯和共產國際大力宣

　　傳毛澤東，並一再制止對毛澤東的排擠。如博古擅自作主以張聞天取代毛澤東的人民委員

　　會主席職務后，王明當即來信提出批評，說莫斯科對此「很不滿意」。 25 直到1937年「十二

　　月會議」，王明還嚴厲批評博古極左頂峰的六屆五中全會。 26 至於他們有無私下秘密聯繫，

　　並沒提出什麼有關材料。單從上面這些情況看來，這哪裡像宗派關係和宗派活動？當然，

　　他們在總的路線上還是一致的，或說成博古是王明路線的繼承者，但這終究不能說是宗派

　　。而且在總的路線上提出不同意見的又有什麼人？有何文獻證明（事後諸葛亮的某些《回

　　憶錄》不足為憑）？

　　說三十年代黨內不存在一個篡黨奪權的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並不是說王明不搞宗

　　派。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問題。對后一個問題，由於毫無研究，因此無法來談。這裡只能

　　提一點個人看法和推論：如果王明三十年代搞宗派，那它的重要成員首先應推康生。他們

　　兩人從上海到莫斯科一直合作得很緊密，這方面的情況《王明評傳》和《康生評傳》以及

　　其他一些黨史資料已講得很多。直到四十年代季米特洛夫來信還專門提到康生不可靠。但

　　毛澤東卻始終堅持「康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並使他扮演了反對王明宗派的英雄，地

　　位得到不斷提升。所以以往在談兩大宗派時從來都是把康生排除在外的，直到康生和毛澤

　　東先後去世。

　　至於上引中央通知上說的，1938年「這個宗派又利用長江局活動」，或如毛澤東所說

　　，「抗戰以後，原來教條宗派有的同志還有宗派活動。……在武漢時期形成兩個中央，造

　　成黨內危機。」 27 這當然有點聳人聽聞，實際上就是李維漢所說的，1938年約有半年時間只

　　是毛澤東個人又處於少數以至孤立地位，一次對他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 28 這涉

　　及兩個問題，第一，武漢時期是否有教條宗派的活動，看來恐怕不能這樣說。因為除了王

　　明鬧獨立性的言行外，當時長江局同中央在一些問題上確有不同看法（那時還沒有六屆六

　　中全會那些關於統一紀律的規定），而長江局的不同意見，除王明、博古外，重要成員周

　　恩來及其他人也是同意的。例如致電書記處批評晉察冀邊區政府成立未經備案，就是王明

　　、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共同署名的；1938年2月7日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的電報

　　6

　　，也是他們聯署。 29 其他情況，大多如此。實際上，當時在長江局起主要作用的不只王明，

　　還有周恩來。他在延安整風后也一直在為此作檢討。這不但不能算到教條宗派的賬上，而

　　且也不能看作宗派活動。因為有不同意見，光明正大地提出以至爭論，在黨內生活中應當

　　看作正常，否則只服從一個人才算無「黨內危機」，那就根本無黨內民主可言。第二，命

　　令不出窯洞並非史實，只是一種憤激和誇張的說法（在毛澤東的語言中，這類詼諧、誇張

　　以至極端的說法甚多，可惜有些黨史研究者只從表面了解還真用作憑證，例如說不敢到黨

　　校作報告；王稼祥在遵義會議投了決定性的一票等，都並非事實）。單從《毛澤東年譜》

　　中就可看出，在這半年多，他一直在以軍委主席的身份或同張聞天等人聯署以中央書記處

　　的名義，不斷向各地發出命令或指示，數量並不比以前少。至於處於少數和感到孤立，只

　　是領導層意見一時未能取得一致的表現。這在黨內生活中特別是戰略轉折時期和尚未樹立

　　起絕對權威的情況下並不奇怪，而且應該看作是正常的，那種以人劃線和個人說了算反倒

　　是不正常。其實，一些意見分歧也不完全是從1937年十二月會議始，在這之前的洛川會議

　　上就已存在。主要是對國民黨態度和軍事戰略方針上一時沒能達成共識。以後一問題為例

　　，毛澤東一直強調「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一般稱為「山地游擊戰」）。現在看來，

　　他們也不一定就完全錯誤，不但由於後來有了廣泛的平原游擊戰，而且平型關戰役一直受

　　到讚揚，百團大戰也恢復了名譽。

　　列舉這些都在於說明，談了多年的武漢時期的教條宗派活動，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

　　不能說只要和毛澤東有不同意見就是宗派和宗派活動。何況被列為教條宗派的成員在長江

　　局只佔少數，其中1938年4月才去的凱豐反而因反對王明鬧獨立性而立了功，後來得以成為

　　代張聞天的中宣部長。

　　由此看來，教條宗派的提法實在站不住。經驗宗派也是子虛烏有。特別是像周恩來、

　　張聞天這樣光明磊落、鞠躬盡瘁的人，哪裡會去拉幫結派、搞宗派活動？

　　（二）周恩來、張聞天不是搞宗派活動的人

　　三十年代並不存在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還可從這樣一個側面加以證明，就是被分別

　　列為兩個宗派的重要成員的周恩來和張聞天在當時中央領導中，包括批評他們的人在內，

　　比較起來恰巧是最不搞宗派的人。周恩來的情況，人們解。這裡主要談一下張聞天，而且

　　只能列舉幾條，以窺全豹。

　　1，張聞天被列為教條宗派成員是同人們平時的說法和印象相矛盾的

　　延安整風中批判兩大宗派是在很小範圍進行的，從未向下傳達或公開過。直到1959年

　　廬山會議前，人們的印象和說法都恰巧相反，認為張聞天為人正直、不拉幫結派。五十年

　　代我就親自聽到過一些領導車場類似的評價。加周恩來、陳毅在外交部黨組會上介紹到張

　　聞天或談到內部工作時也都提到過。在中下層幹部中更是如此。例如張聞天任外交部副部

　　長后，原駐蘇使館幾個幹部陸續輪換回部，於是有人反映，張聞天用他熟悉的人，是搞宗

　　派。記得當時的新聞司司長就在一次會上說，哪有一個政治局委員只拉上幾個秘書搞宗派

　　的，真是笑話。事有湊巧，在1959年外交部浩大的反右傾運動（規模和聲勢都大於1957年

　　的反右派）后，定案的「張聞天反黨宗派」主要成員也正是他以前的秘書和身邊工作人員

　　，只有三個，牽連不大。只是這時的張聞天已不是政治局委員而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了。

接第六篇

　　2，從張聞天對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關係上看，他並無派性

　　前面我們從張聞天同王明、博古、王稼祥等人的關係上認證了他不曾參加實際上也並

　　不存在的教條宗派，現在再從同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關係中看一下他是不是搞宗派的人

　　，也可說是提點反證。這方面也只能順便舉幾個例子，要全面論述，恐怕就不是幾篇文章

　　所能解決得了的，何況這裡只能寫一小段。

　　從臨時中央時期，張聞天不但有點看不起毛澤東，而且對之持批評態度，參與了對毛

　　的壓制和排擠。這是人所盡知無須多講的。但這主要是出於當時的教條主義思想認識，而

　　不是由於對毛有成見、有派性。例如在促使毛澤東成為蘇維埃主席這一重大問題上，張聞

　　天就起了重要作用。1931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討論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人選時，

　　有人提出自然是特生（向忠發），被張聞天反對掉了。大家認為，蘇維埃主席須具備兩個

　　條件：一是要有全國威望，二是在蘇區工作。經過商議，最後向忠發（可能他正好不想去

　　蘇區，怕吃苦）說，「我同意聞天同志意見，……我覺得澤東可做主席。」后經報遠東局

　　轉莫斯科得到批准。 30 又如毛澤東對張聞天最惱火的一件事是他追隨博古反「羅明路線」，

　　說他批「鄧毛謝古」是「指雞罵狗」。其實並非如此。張聞天在得到毛稱許的《反省筆記

　　》中說，「當時我反對羅明路線時，主觀上並未想到這是為了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當時我

　　覺得毛澤東已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經沒有什麼意義。這從我的文章中也可看出。但羅邁

　　反江西小組的鬥爭則是直接針對毛澤東同志的。」 31 李維漢的回憶也許可得到點佐證：「福

　　建反羅明路線、江西反鄧毛謝古與毛澤東有關係，……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個大錯誤

　　。」32

　　五中全會後，張聞天同博古矛盾不斷上升，但卻逐漸同毛澤東接近與靠攏。至今還有

　　不少黨史著作用《遵義會議文獻》上公布的片斷材料，說明張聞天到蘇區后一年多竟不了

　　解也沒想去了解毛澤東。其實這是只看表面文章，並沒弄清張聞天寫這幾句話的真實含義

　　（這在分析張聞天的反省筆記時已涉及）。正是由於在蘇區，特別是一同做政府工作后這

　　段接觸和了解，才奠定了他們聯合反「左」的基礎。以後長時期，它們也有些衝突和誤會

　　：毛對張有不少或明或暗的指責與懷疑，如認為長征中張曾支持彭德懷、林彪反過他，批

　　評張政治動搖（指對他的態度），以及常發脾氣等，對這些，張都盡量忍讓，不予計較。

　　張對毛有時也有點「教條式」地按原則辦事，顯得照顧不周，如堅持少數服從多數，

　　在鴨溪會議上撤了毛的職，1938年3月否決了毛不讓王明去武漢的意見等。但他們關係的主

　　流還是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的。同張國燾的鬥爭也是如此，後來同武漢長江局的爭論中更

　　為明顯。在毛澤東自認處於孤立的半年中，政治局和書記處中大約只有張聞天堅定地和他

　　站在一起。經過長期合作和延安整風，張聞天對毛澤東已基本折服，雖然此後一直遭到不

　　合理的對待和多次的批評，以至挖苦諷刺，最後徹底打倒，還不準住在北京。但張聞天對

　　這些都能盡量加以容忍，他始終認為維護毛的領袖地位和威信是黨和國家根本利益的需要

　　。所以他雖然在路線和政策上有不同意見，對個人崇拜和獨斷專行一直不滿，但總是以黨

　　和國家的利益為重，不僅不隨便講，而且仍真誠擁護毛澤東，忠誠執行他的決定。例如他

　　調入外交戰線后仍一直做經濟工作，曾先後托高崗、陳雲向毛澤東反映。後來陳雲來信，

　　說主席對你有看法，不把你的政治局委員拉下來是不好安排你的工作的。 33 對此，他不但堅

　　決服從，而且看不出有什麼情緒波動，使人明顯感到他已下定決心在「授權有限」的外交

　　8

　　領域幹下去，把研究重點轉到了國際問題，買的書也以這方面為主。但他仍關心國內建設

　　，還經常向毛澤東反映點情況和意見。即使在廬山會議上栽了跟頭，無限期地受到批鬥。

　　但他始終好像無怨無悔，仍然向毛澤東反映意見（如關於開放市場問題），連讀書筆記和

　　研究心得都呈毛審閱，直到迫害致死也不曾翻案。總之，從他同毛澤東的關係看，張聞天

　　完全不像有派性的人，更不會搞宗派活動。

　　再如對劉少奇的關係。張聞天在臨時中央時期是積極參與批評和排斥劉的，他後來對

　　此也一再檢討。但到蘇區接觸實際后，兩人在一些問題上的觀點逐漸有所接近，如勞動政

　　策等，他也開始改變對劉少奇的看法。及至到了陝北，張聞天已認識到劉特長白區工作和

　　臨時中央的某些錯誤（但不承認路線錯誤），並對劉表示了極大信任，主動提出劉代表中

　　央去領導北方局。此後，張劉之間的信件來往頻繁，劉在重大問題上都及時向張請示彙報

　　。有的黨史著作談到劉少奇1937年3月4日給洛甫的信，就過去十年白區工作的錯誤進行討

　　論，認為這是劉少奇向張聞天的挑戰，甚至說是毛澤東要劉放出的準備清算十年「左」傾

　　路線的氣球，后因在白區工作會議上遭到多數反對而暫退卻。這也多半是猜測。劉少奇的

　　意見，過去曾多次提過。他在信中也這樣說。此時給張聞天寫信，可能有三個因素：一是

　　為了求得中央支持，排斥原北方局領導人高文華、柯慶施的干擾；二是張任總書記後作風

　　民主，對過去的白區工作已承認有錯；三是張派他去北方局說明了對他的信任，他以為能

　　夠發泄鬱積在胸中之怨（例如他過去四年就沒給博古寫過類似的信）。可見這封信在一定

　　程度上還可以說是表明了張劉關係的接近和改善。但是後來白區工作會議上的路線之事又

　　拉開了兩個人認識上的距離。據個人的觀察和體會，在延安整風中，張聞天對劉少奇以及

　　幾個北方局的同志如彭真、林楓是有些不滿，特別是不同意他們的搶救運動作法（中央反

　　奸鬥爭委員會以劉為首，彭系成員之一，而他主持的中央黨校被搞成了搶救運動的重災區

　　），但對他們並無成見。抗戰後他就很同意劉少奇代主席時提出的一些戰略部署，特別是

　　全國戰略方針的「向北發展，向南防禦」和在東北的「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張聞天是

　　個有意見就提、認為正確就一定堅持的人，所以在解放戰爭期間同劉少奇也還有些爭論，

　　如土改問題（他認為劉主持的全國土地會議「左」了）、城市工商業問題、供銷社分紅問

　　題等。他也受過劉的嚴厲批評和誤解（如鄒大鵬1949年5月向劉少奇告狀，說他主張「消滅

　　私人資本主義」，劉即以中央名義發出指示加以批評 34 ）。張聞天雖然對於劉少奇的嚴厲態

　　度和誤解批評有所不滿，但他對劉少奇還是一直尊重的。而且整個說來兩人關係也始終正

　　常，完全看不出有什麼門戶之見。即使廬山會議也沒揭發出他有什麼反劉言行。而且在「

　　文化大革命」中他甘願自家受迫害，也絕不在「六十一人案」上作不利於劉少奇等人的證

　　詞。從張劉近五十年的關係中，實在看不到張對劉搞宗派的影子。

　　上面只是簡單講了一些張聞天同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關係，單從這些即已看出張聞天完

　　全不是個搞宗派的人。至於同其他領導人的關係就可以不講了。當然不是說張聞天同各領

　　導人的關係都一樣，那倒不一定。據我所知，他在延安時同任弼時的關係不錯，例如對以

　　搶救運動搞肅反和特務如麻的估計，很有意見，但沒處說話，就只能向任弼時反映。在領

　　導同志中，他和陳雲的關係較好，經過風浪不少，但一直保持到最後。

　　3，張聞天的人品、作風和性格決定他不會搞宗派

　　即使不算在延安的接觸，從後來在東北做地方工作起，我在張聞天身邊工作也有十多

　　9

　　年。根據當年的觀察體會和長期的研究思考，我總覺得他有點書生氣，始終保持著中國一

　　些知識分子那種正道直行、重經輕權、淡泊名位、「君子不黨」的一面，也有些經不起正

　　面壓力和軟弱的一面。近年常和劉英談起，我說聞天同志有點「教條」，照章辦事，過分

　　認真。最近重讀他的《論待人接物問題》， 35 感到他真是在儘力照辦的。給人印象最深的是

　　，對於那種「恭維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馬屁的人」，他從來都沒有客氣過。而對於那

　　種因過去「有過爭論」、「有過惡感」、「常常表示懷恨」自己的人，他也倒確能做到不

　　予計較，「實行恕道」。像他這樣的人，能去追隨王明或博古搞宗派嗎？即使由於志同道

　　合（何況不是）想搞宗派，他也不會搞，而且學不會。這可以從以下舉例中看出來。

　　張聞天性好讀書和鑽研問題，不但不善於交際，而且也不願意多和人來往，嫌浪費時

　　間。即使同中央領導同志那也是公事公辦，沒事不見。進北京十年，幾乎沒見過他不因工

　　作去主動看人。有時劉英說，好久沒見到某某同志了，咱們去看看吧！他的回答總是，人

　　家很忙，沒事去打擾人家幹什麼。如果說他對毛有點敬而畏，可對劉少奇、總理、陳雲、

　　小平等大都如此，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除呈送文件等必須晉見外，一般只是打電

　　話請示彙報。即使叫他去或自己要求去，也是談完正事就走人，決不多留一會兒。我陪他

　　多次見總理，都是談完事就告辭了。例如他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準備了一篇八大發言稿《

　　論和平共處》，要我陪他一起送周恩來總理審閱定奪。在西花廳的院子里見到總理，當即

　　說明來意。總理也沒接稿子就說，國際形勢有陳老總一篇發言就行了，我看你就不必講了

　　。他只是和顏悅色地說了句「那也好」，就拿著稿子回來了，一路上以及此後再未提及此

　　事，也從未表現過任何不滿。為「克什米爾公主」號（萬隆會議時國民黨特務炸我包機事

　　）發表政府聲明，我陪他去見劉少奇，情況也是如此。即使別人來看他，他也是很少說話

　　，不善應對，要不是劉英張羅，定會顯得尷尬。給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次遇到饒漱石來看

　　他，寒暄后似乎兩個人都沒話了，大部分時間處於沉默狀態。還有就是，同領導同志散步

　　，他也是少說多聽。由於和聶榮臻毗鄰而居，經常兩對夫婦晚飯後相約去北海散步，也經

　　常拉我作陪。36 幾乎每次都是聶榮臻滔滔不絕，談論時局，議論領導，他卻很少吭氣，倒

　　是劉英還裡面插上幾句，我當然不會置喙。一個時期差不多每天如此。他和別人談話，提

　　到國內外形勢還發表點意見，但絕不議論領導同志，即使別人談起，他也是只聽不說。給

　　人的印象是，實際上他的性格使他早就完全做到了出使蘇聯前毛澤東的臨別贈言，「少講

　　話，多請示。不說話是金，少說話是銀。」 37 總之，經過長期的磨鍊和延安整風的洗禮，張

　　聞天早已失去昔日的風采，變得說話謹慎，沒什麼幽默感，似乎已不會和人聊天了。無怪

　　乎他在「少年中國」時的舊友左舜生，1945年7月作為參政員代表團訪問延安后，寫到對他

　　的印象時說，「張聞天少年也是英氣勃勃的，這個時候居然變得規規矩矩，不敢放言高論

　　了」。

　　不僅同中央領導和外來客人，就是和同級與下級幹部，他也是公事公辦，相交淡如水

　　。和人談話，最有興趣聽的一是工作，二是學習，沒有聽到過他和人扯亂談。給人印象深

　　的另一件事是，十多年沒見過他請人下館子吃飯，他也沒有吃過別人的請。有時留人在家

　　吃飯，但和他們平常的飯菜並無兩樣。和外交部哪一些副部長比，顯得頗為特殊。分工管

　　我們辦公廳等幾個單位的副部長，逢年過節總要把他分管的單位負責人請到聽鸝館、萃華

　　樓之類的地方吃頓飯，聯歡一番。張聞天卻是經常在節假日約幾個人上公園散步，談的還

　　是工作或學習，散完步各自回家或到張聞天家吃便飯。從未見他給人送過禮，也沒見到別

接第六篇

　　是工作或學習，散完步各自回家或到張聞天家吃便飯。從未見他給人送過禮，也沒見到別

　　10

　　人給他送禮。外交部有些大使，像後來駐迦納、菲律賓那樣小國的大使，都要經常帶點洋

　　貨555煙之類給某些部領導（用的當然是公款，甚至有時冒充文件交信使帶），但絕無人敢

　　給他帶東西。因為人們知道這樣做是會碰釘子的。他最看不慣那種曲意奉承、拍馬溜須、

　　拉拉扯扯的人和作風。剛到駐蘇使館，主管總務的參贊用公款給他買東西，遭到他一頓批

　　評。後來還了解到此人把以毛澤東名義準備給斯大林七十壽辰的禮品中未用完的東西如水

　　瀨大衣之類送人等事，於是堅決要求將其調走。

　　張聞天還有個特點，就是不但嚴以律己，而且對別人也很嚴，對同級和下級的批評往

　　往不留情面。每次接任新職，對過去工作除成績外缺點講得更深，更細，因此得罪不少人

　　，有些同志覺得他不近人情。劉英多次說，他真是個書獃子，好像就他講批評和自我批評

　　。她還舉例說，在駐蘇使館他批評前任的「孤島論」（意為使館如同地處海外的孤島，要

　　耐得住寂寞），人家得知后當然不高興，還在主席那裡講了他的許多壞話。日內瓦會議期

　　間他和李克農談得很好，李竭誠歡迎他回來主持外交部工作。及至他回部后對過去工作講

　　了不少缺點，就引起了李的不快。八大選舉時，他的票低於劉曉，一次黨組會上有人談起

　　，他說，「這是民意測驗。」後來在下面聽別人說，這是由於他在東北工作時得罪了一些

　　人，人家一串連就使他少了許多票。但他不以為然，也不在乎。這都說明，從張聞天為人

　　處事、作風性格等各方面看，他都不是一個搞宗派的人，即使有此想法也實在不會搞，而

　　且也學不會。把周恩來打成經驗宗派的頭子，甚至認為更加危險， 38 （恐怕不只是下面少數

　　人的偏激之詞）同樣冤枉，只是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最後還應提到的是，張聞天不但不搞宗派，而且避之惟恐不及，最怕被懷疑搞宗派。

　　這是因為他在蘇聯留學五年，正是列寧死後蘇共中央群雄爭奪和搞宗派鬥爭最激烈的時期

　　，一會兒托洛茨基，一會兒布哈林，一會兒季諾維也夫，而且言詞稍有不慎，就可能萬劫

　　不復。所以他本來就不善辭令，從那時起就更加謹言慎行，但還是糊裡糊塗受了個警告處

　　分。瑞加上後來延安整風挨了整，就越發怕和宗派沾邊，萬一被上面定為宗派，他也依調

　　檢討，這幾乎成了他後半生的一項為人之道。上面提到的他同領導人不大來往、絕口不談

　　過去的和中央的事等習慣，看來可能也都與此有關。他怕和宗派沾邊的事例真是不勝枚舉

　　。他出使蘇聯四年，幾乎每個禮拜都要拉我上一趟書店，但卻從未去參觀他過去居住和學

　　習的地方。他不但絕不單獨會見過去的蘇聯熟人，而且在一般情況下他也盡量避免出面，

　　而讓別人去見（包括他原來的俄國妻子）。蘇聯有個至今仍講清朝時漢語的少數民族東斡

　　人，一次派代表一定要晉見新任「欽差大臣」，他也是讓我去接待了事。他要去看王明（

　　多系奉命）、林彪或是其他長期在蘇養病的人，除劉英外，每次都一定要帶一兩個參贊或

　　秘書隨行。1953年回國述職（我隨行），適逢中央召開財經會議，毛澤東要他參加。他本

　　想改行搞經濟工作，所以欣然從命，並積極翻閱材料，還應約為高崗起草了一個大綱草案

　　。參加了一段會後，發現會議主要是批判薄一波，且毛澤東早已提到「右傾機會主義」高

　　度，而高崗又顯得很活躍，因此他就想躲開。加之他又患感冒，且會期拖得很長，所以會

　　開了不到一半，他就不參加了，略事休息后即回使館。 39 然而後來還是出了高饒聯盟問題。

　　他因在東北工作初期，出於政見不同，曾和林彪、陳雲、高崗等一起反對過時任東北局書

　　記的彭真（後來毛澤東認為彭真犯了方針性錯誤，遂將其調離，由林彪接任書記）。1955

　　年開黨代表會議時，陳雲來電話，說中央要他準備發言並作檢討。他可能是接受了延安整

　　風的教訓，怕又要加倍算老賬，還不如主動檢討的好，於是在發言稿上乾脆承認同高崗在

　　11

　　東北就有宗派關係。發言稿寫好后徵求陳雲意見。陳雲不同意他對東北問題的提法，說在

　　東北問題上，我們的意見是正確的，二中全會上主席已作了結論，而且那時的高崗是那時

　　的高崗，不能和現在的高崗相混。後來他在發言中作了修改，只是檢討警惕性不高，沒有

　　及時向中央反映高崗對他講的一些話。可是到廬山會議又遇到舊事重提，說「高饒聯盟」

　　實際上是「彭高聯盟」，他也是「漏網分子」。他一看在劫難逃，又承認是高饒聯盟的重

　　要成員了。也就是在廬山會議期間，張聞天一方面已下定決心批逆鱗，犯顏直諫；但另一

　　方面仍然視宗派如蛇蠍，生怕被誤以為宗派活動。所以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事先請他看，

　　他堅決不看；念給他聽，也是聽了幾句就走，不敢聽下去。他後來交代說，就是怕被人懷

　　疑為宗派活動。所以他自己的發言提綱，事先既沒和任何人商量，寫好后也沒給任何人看

　　過。雖然談「派」色變，避之惟恐不及，結果還是「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真是命

　　也夫！

　　上述這一切說明，張聞天是個沒有、不會、也不敢搞宗派的人。在喜歡順著自己而不

　　原聽不同意見，培植親信和重用個人信賴的人，以至經營山頭和攏絡幹部等方面，可以說

　　張聞天和某些批判他搞宗派的人相比要單純得多。既然如此，他為什麼又一再被打成反黨

　　宗派，而且戴了大半輩子帽子至死未摘，至今還遭到黨史界一些人的非議？簡單說來，這

　　是中共黨內歷來缺乏民主和長期過火鬥爭的結果，是毛澤東心胸狹隘（甚至兩位最忠於他

　　和至死都在擁護他的人也有近似說法。胡喬木含蓄地稱他為「缺少寬容的美德」。 40 黃克誠

　　認為他對人「不能一視同仁，不信朱老總寬厚坦誠」 41 ）和大搞個人崇拜造成的犧牲品，是

　　中國社會傳統帶來的必然產物，也是某種意義上中國知識分子人格、稟賦、遭遇以至命運

　　的體現，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所以討論張聞天的教條宗派問題，就不完全是他一個人的問

　　題，而是關係到中國黨內外鬥爭長期存在和說不清的宗派（集團）問題；關係到黨史研究

　　中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破除個人崇拜傳統與學術壟斷傾向的學風問題；也涉及

　　中國的社會體制和文化傳統問題、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和特點，等等。個人對這些方面雖

　　然以往都沒研究（我一再聲明，過去是一直研究國際問題的），但又願意在暮年以外行的

　　身份參加討論，談點不成熟的意見，就教於方家。

　　4，周恩來也不是搞宗派的人

　　關於周恩來，由於我也跟他工作過一個時期，所以也有些直接了解。從我五十年代跟

　　他工作的個人體會，我認為他也是沒有派性和不搞宗派的人。了解他的人極多，我這裡只

　　舉幾個小例子，以見一斑。他和張聞天有個共同特點，就是跟他們工作或他們熟悉的人，

　　就越是使用多照顧少，占不到什麼便宜和得不到較快提拔。所以當年外交部一些老幹部常

　　開玩笑說，在總理領導的部門工作，就得準備「吃虧」，不要說提拔，少挨剋就不錯了。

　　事實也確乎如此。總理對外交部幹部就是要求特別嚴一些。而且建部初期他就在幹部會上

　　不只一次地講過，說這是因為他兼部長，對幹部自然要比別的部嚴些，加之工作特殊，安

　　排上可能降級使用，要求大家要有這個思想準備，不去和別的單位比。在這種精神下，東

　　北軍區參謀長伍修權調來只當了個蘇聯東歐司司長（徐以新當副司長）；抗戰時期曾任晉

　　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建國後任陝西省委書記的潘自力，被調作駐朝鮮大使，如此等等。

　　當然，時間一長，也不免會有人發點牢騷。例如喬冠華就是如此。他和龔澎久隨周恩來工

　　作，周對他們夫婦二人也頗為欣賞，但卻長期沒得到提升。1954年日內瓦會議后我也算得

　　12

　　他們家一個常客，關係甚為友好，所以也能聽到一點心聲。有的事不但對我說過，我還遇

　　到他對別人談起。例如他說，當年他和胡喬木並稱南北二喬，可現在（指八大后）人家不

　　但當了中央委員還是候補書記，相形之下自己真是沒出息。意思是連個候補中央委員都沒

　　撈到。龔澎還曾在會上公開提過，說外交部重視解放區來的幹部，不重視國統區的幹部

　　。1955年7月，她乾脆寫了個報告，要求辭去新聞司司長，去國外當記者。時任部長助理兼

　　幹部司司長的劉英，轉呈周總理時批註：建議派龔彭去當大使，做中國的柯倫泰（前蘇聯

　　駐瑞典的女大使）。但總理卻不同意，對劉英解釋說，在現在的形勢下派女大使容易引起

　　西方記者的包圍和炒作。最後還半開玩笑地說，即使要派女大使，第一個也是你，還輪不

　　到她。 42

　　周恩來對身邊的人要求嚴格，還可從這樣一個對比中明顯看出。遠的不說，單是建國

　　后二十多年，一些給中央領導同志當過秘書或在身邊工作過的人，不論時間長短，大多都

　　得到提升，一般也是出任副部級幹部（當然也有些例外）。但周恩來卻不然。我認識的一

　　些給他當過多年秘書的或在他身邊工作的人（水平並不低，否則他不要），沒有一個被他

　　安排為副部級幹部的。其中有幾位我熟悉的「三八式」幹部，至今仍如此。最值得一提的

　　是，他硬是規定：只要他擔任總理，就不讓自己的妻子鄧穎超出來工作，特別是不得在黨

　　政系統任職（至於他去世后鄧穎超的工作和表現，也並非他事前安排，更與他無關）。將

　　周恩來的做法同江青、葉群之流依靠權勢，一步登天，當上了政治局委員相比看，人們會

　　有何感想？然而現在仍然有不少人和許多書中為另一種做法辯解和開脫，如說，「毛澤東

　　在很長時間裡（按：從文章看主要包括「文革」前）對江青非常厭惡。他完全了解江青不

　　道德的品質。」但還是要「使用」她，所以「是有責任的」。 43 單從這幾個具體例子就容易

　　看出，如此嚴於律己的周恩來，哪兒像個有派性和搞宗派活動的人？

　　至於說周恩來和項英、彭德懷、鄧發，甚至朱德、任弼時等結成了一個可大（可能包

　　括向忠發、張國燾等在內，因為在「兩大宗派」中他們只能歸屬一個，並沒說過有更多宗

　　派）可小（朱德、任弼時等除外）的經驗宗派，那實在是令人無法想像的，恐怕連它的提

　　出者毛澤東和闡發者胡喬木及其黨史界的繼承者都沒有也根本無法自圓其說。

　　三，對反對宗派鬥爭的幾點看法

　　這裡雖只標明反「教條宗派」，但也包括中國黨其他一些反宗派鬥爭。下面就根據近

　　來學習黨史的心得並結合個人所聞所見，提出以下幾點初步認識和建議，作為本文不是結

　　論的結束。

　　（一）反宗派鬥爭的必然性和

　　由於中共黨史上並不存在「兩大宗派」，延安整風中進行的反宗派鬥爭，最後實在拿

　　不出多少充分根據，可算得一樁冤案，當然也就不能寫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

　　。但是那場鬥爭又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還起到了一定的歷史作用

　　。道理很簡單，古今中外一切政治鬥爭無不黨同伐異，也就是毛澤東常引用的，「黨內無

　　派，千奇百怪」。而一盤散沙的政黨是成不了氣候的，要取得勝利，就必須設法做到統一

　　意志，統一力量。延安整風運動就獲得了兩項明顯效果，這就是：通過反對教條主義和經

　　驗主義，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後來在全國取得統治地位；通過反兩大宗派的鬥爭，

接第六篇

　　正式確立和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全民中的領袖地位和絕對權威。這就有利於解

　　放戰爭的迅速取得勝利。那時完全做到了在全國解放軍和所有解放區的令行禁止，各地只

　　要一聽是陝北指示（包括新聞廣播），就會堅定無疑，堅決執行。可見，錯誤的事情也是

　　能夠一分為二的。即如作為延安整風重要組成部分的搶救運動，事後看來是完全錯誤的，

　　所以黨史界的一些人就硬要把它同延安整風分開，把責任完全推給康生，把有關痕迹盡量

　　去掉（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有關內容全部刪去等）。但是它對嚴格紀律

　　、加強統一也起到很大的威懾作用，有利於培養馴服工具和克服個人主義和山頭主義等。

　　（二）反宗派鬥爭的由來

　　在延安整風中掀起那場規模浩大的反宗派鬥爭，來源大概有兩個：一是繼承中國的歷

　　史傳統；一是照搬蘇聯的作法。中國歷史上黨爭幾乎從未間斷。一個政治運動或一支政治

　　力量之失敗，內爭往往是重要原因。因此要做到孟子「定於一」，就必須削弱異己力量、

　　取締朋黨（宗派）。沒有，也要製造幾個，如朱元璋。但更直接的來源恐怕還是學蘇聯。

　　整風被稱為「一次全黨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但實際上學習內容，例如《整風

　　文獻》，就根本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篇材料，最多的除毛澤東外就是斯大林。而斯大

　　林在反宗派（集團）問題上可算已蓋棺論定，絕大多數都是製造的冤案。跟他學的結果可

　　想而知，冤假錯案只能更多。可見，反教條也用的是教條，而且有些本來就不正確或被我

　　們誤解。例如對經常引用的列寧關於領袖、政黨和階級的關係，連胡喬木都認為，「這段

　　話確實很不好。」「按《『左』派幼稚病》的說法，領袖專政是完全合理的。」 44 可是事實

　　上，以前的許多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從蘇聯搬來對我有用的一些理論和作法，

　　如「黨內鬥爭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等等。經過我們的發展，於是：思想認識的不同

　　可以上升為階級鬥爭，不承認被安的罪名矛盾就要轉化，為了維護領導就必須不斷挖出上

　　下大小名目繁多的反黨宗派（集團）。所以說，「八億人，不鬥行嗎？」其後果就是，加

　　強了領袖專政，扼殺了民主，抑制了科學，阻礙了社會發展。

　　（三）路線鬥爭往往也是整人的帽子和棍子

　　其實，「宗派」和「路線」，也是斯大林常用的兩頂帽子和兩根，經過「中國化」后

　　更發展到極端。因此在討論宗派問題時也應談一下路線問題。據說這是當年「左」傾中央

　　經常用來整人的，但實際上後來用得更厲害，簡直是談路線色變。延安整風就是起於路線

　　之爭。毛澤東常說，《黨書》一出，他們就繳械了，那是因為受到「不改正思想上的錯誤

　　，有走向當敵人的危險」的警告。 45 但是路線鬥爭也不能矯枉過正和一筆勾銷。事實上，建

　　國后就長期受極左路線的控制，也一直存在著時隱時現的兩條路線鬥爭。廬山會議只是一

　　次大的爆發，恐怕不是鄧小平說的，「彭德懷同志那次不能算了」。 46 胡喬木就說過，「毛

　　澤東同志是在革命戰爭中成長起來的，他在革命戰爭得到勝利以後，還想要繼續過去所進

　　行鬥爭的方法。這樣就同認為中國現在主要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的

　　頭腦比較冷靜、比較客觀的同志發生越來越尖銳的衝突。」 47 這實際上說的就是兩條路線斗

　　爭。改革開放以後也仍然存在贊成和反對的兩條路線鬥爭，上海耽誤了十年，到90年代才

　　起步就是證明。應當說，建國后的「左」傾路線錯誤是中共黨史上時間最長久（二十多年

　　。第三次「左」傾也才四年）、損失最慘重（下面再談）、影響最深遠（改起來不易，過

　　14

　　了二三十年影響仍在，而第三次「左」傾在遵義會議后就徹底翻了過來）的一次。為了辨

　　明是非和汲取教訓，不妨將這兩次「左」傾造成的損失稍作對比。第三次「左」傾的最大

　　損失是失掉幾塊根據地特別是中央蘇區，被迫長征。（失掉蘇區和被迫轉移也不能完全歸

　　之於主觀因素而忽視客觀情況的變化。）但轉戰西北后，也有助於促成西安事變，實現向

　　抗日戰爭的戰略轉變。所以總的看來，第三次「左」傾對中國歷史和社會發展除了造成損

　　失以外，還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可建國后這次「左」傾的損失就嚴重得多了。例如造成

　　經濟發展和科技水平的落後就很明顯。1955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份額為4.7%，1980

　　年降為2.5%；從日本的近兩倍變成它的1/4；人均產值約從日本的1/2變為不到它的

　　1/20。1960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我國4600億美元，1985年超過36800美元。 48 經過改革

　　開放后二十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佔世界經濟份額只回升到4%左右，還沒有恢復到1955年

　　的水平。這就是說，單從發展生產力這點講，由於路線錯誤，就使中國歷史和社會發展落

　　后了二三十年，要彌補起來，恐怕還得更長的時間。其他如政治體制和民主改革的滯后、

　　文化和知識分子遭受摧殘、生態環境的破壞、給人民帶來的苦難（不說各種冤假錯案，單

　　是大躍進和反右傾造成以三四千萬人計的非正常死亡， 49 恐怕也是古今中外所罕見的）等等

　　。有些如經濟、生態等用加倍的時間恐怕也還不了賬，有些更是永遠無法彌補的了。至於

　　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兩個時期一比，輕重也十分明顯。例如第三次「左」傾時，毛澤東

　　雖受打擊排擠，但仍有工作，仍可參加有權參加的各種會議，並發表意見；而建國后「左

　　」的作法，則是可以隨便停止任何黨員以至政治局委員的工作和過組織生活，直到剝奪行

　　動自由，迫害致死；黨章、憲法均成空文。可惜至今一些研究國史和黨史的人，仍不大注

　　意汲取有關教訓，還是沿著老的路子，繼續誇大第三次「左」的路線和損失；對這后一次

　　「左」傾，不但不承認是路線錯誤，還繼續弄虛作假、隱惡揚善，人為地拔高成績、縮小

　　或不提損失。這當然不能說是實事求是和歷史主義的態度。

　　（四）反宗派鬥爭過去長盛不衰的原因

　　這裡所說的宗派，後來多稱集團；反宗派鬥爭實際上就是各種大小政治運動。鄧小平

　　說絕大多數是搞錯了。但為什麼還久盛不衰呢？有些人當時就知道搞錯了、是假的，但還

　　是衝鋒陷陣充當積極分子（例如具體辦潘漢年一案的領導人當時就不大相信潘是內奸；搶

　　救運動中不少搶救者也說他本來就不信搶救對象是特務），原因大概是：形勢逼迫，上命

　　難違，邀功自保，損人利己等。可見這不單是一些人的個人問題，更深層的還涉及到體制

　　問題。過去這種反宗派政治鬥爭久盛不衰的原因，除常說的對階級鬥爭認識錯誤和過高估

　　計敵情外，還初步想到有以下幾點。

　　1，在個人崇拜占統治地位和只唯上、不唯實的政治體制下，往往要壓制不同意見，

　　以反宗派（集團）鬥爭開展工作。胡喬木談到延安整風時就說，「這些歷史在《決議》中

　　敘述得不大周到。當然，七中全會時要換一個寫法了不可能。」 50 為什麼不可能？他沒說。

　　其實就是個人崇拜控制著一切，有不同意見也不敢說。至於八屆八中全會，中央全體一致

　　反右傾、反「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恐怕都是不能不緊跟。胡喬木在起草第二個《

　　歷史決議》時還傳達陳雲的話說，「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那麼局

　　面會不會有所不同？」答案是，「也許不可能」，並舉了「反冒進」的例子。 51 而且只唯上

　　，不唯實，鬥爭開路，不僅中央如此，下面各級就更甚，往往對持不同意見和不順著自己

　　15

　　的人，就以什麼集團為名給搞掉，如陶鑄在廣東製造的「以馮白駒、古大存為首的地方主

　　義反黨集團」；胡耀邦到陝西任省委書記才一百天，就被西北局劉瀾濤等批鬥得身體都垮

　　了，后被葉劍英帶著逃回了北京等。再往下，對支部書記有意見就可能是反黨，一株連也

　　可湊成一個反黨小集團。廬山那場鬥爭可說是反「宗派」鬥爭的一個典型，從反「左」到

　　反右只在一瞬間。然而總結起經驗教訓來，卻可以有不同的立場與觀點。一種說法是由於

　　個人崇拜和專橫獨斷；另一種說法則是怪彭德懷「採取的方式和選擇的時機都是不幸的

　　」，否則，毛澤東「對這些錯誤是能夠承認，能夠改正的」，「這次會議可以得到很好的

　　結果」。 52

　　2，為了維護領袖專政和各級領導的一元化，做到「馬克思加秦始皇」，就不能不經

　　常掃蕩一下有不同意見和不大聽話的人，搞反「宗派」鬥爭。這裡說的馬克思（其實讀的

　　很少）換成斯大林才比較合適。而毛澤東思想和有關政策又是一貫正確的，有所懷疑和反

　　對，那就是反黨反革命。自己犯的太明顯的錯誤則盡量設法推了出去，如《歷史草案》上

　　說，臨時中央「實行肅反中的逼供信政策，把許多蘇區中的黨與非黨的好同志誣陷為反革

　　命加以逮捕或殺害」。 53 實則相反，在四中全會前一方面軍和贛西南就早已大反AB團。在

　　這方面，後人和黨史界也是「青出於藍」，起了重要作用，如把延安搶救說成是康生一手

　　造成；把「文化大革命」的罪責推給林彪、四人幫等。一些領導人和黨史工作者還硬要強

　　調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功勞和作用，並為他解脫。這說明，到現在為止，黨史界仍然是

　　只根據領導意圖編寫歷史和為了維護領袖的威信可以不顧史實。由於不能正確對待以往的

　　反宗派鬥爭，諱言其錯誤和缺點，更不能很好地總結經驗教訓，於是就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一次比一次聲勢大，範圍廣，牽連多，後果嚴重。例如1959年所謂屬於黨內鬥爭的反右

　　傾，就比1957年定為敵我矛盾的反右派厲害得多，這是過來人都清楚的。到「文化大革命

　　」，反黨和反革命集團之多恐怕已無人能統計出來。

　　3，反宗派鬥爭和政治運動能夠長盛不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貫實行的保護積

　　極分子的政策，即無論他們在運動中犯多大錯誤（整錯人、搞逼供信、違法亂紀等），都

　　要受到保護，不但不必付出任何代價（因此認錯和懺悔者至今都極少見，即使有也是完全

　　出自本人良知），一些人還可得到重用。因為他們響應了領導（或曰黨）的號召，容易領

　　會意圖，做到緊跟，保持一致。所以各級領導就自然使用積極分子及與其思想相同者。特

　　別是意識形態部門，領導權以至人員構成，更要正統下。存在決定意識。許多積極分子由

　　於顧及安身立命和利益相關，所以他們看問題就容易肯定過去、強調成績、更多看到運動

　　的積極面，有時也難免誇大和不顧事實；對以往的錯誤和缺點，則進行迴避、縮小以至抹

　　煞。對於運動中被整者，即使得到平反，大多也要留點尾巴寫進檔案，影響到信任和使用

　　（當然也有少數例外）。挨整的自然比較容易看到運動的缺點，自己體會到的也多是消極

　　面。因此，多年來的規矩是，由於他們或多或少對過去某次運動有不滿情緒，所以對他們

　　的使用就更加慎重，而盡量多使用積極分子。因而在黨史一些問題上他們雖有異議也就很

　　難反映出來。連彭德懷在整風期間受到過火批鬥尚且長期耿耿於懷，何況被定為特務而遭

　　到嚴酷逼供的人。難道彭大將軍的覺悟竟不如一些把整風和搶救描寫得如沐春風的積極分

　　子和秀才？但是編寫這段歷史的正是這些積極分子秀才及其繼承者，結果自然可想而知了

　　。

　　歷史是一種客觀過程，何況現代史，人證雖在減少，但物證（除少數銷毀者）卻俱在

接第六篇

　　，重要情況總是會遲早弄清楚的。

　　註釋

　　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

　　2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95頁。

　　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03頁。

　　4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59頁。

　　5 1972年6月11日《周總理關於我黨十次路線鬥爭的報告》；《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上卷，第389-390頁。

　　6 劉伯承1945年5月10日在七大的發言。

　　7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89-390頁；《周恩來傳》（一）第315- 316

　　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31頁。

　　8 有關廬山會議的先後引證，均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223，227，232頁。

　　9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7頁。

　　1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2頁。

　　1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6頁。

　　1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

　　13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37頁。

　　14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5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6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90-334頁；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7 毛澤東1941年10月13日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44，346，341頁。

　　19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90-334頁；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20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41頁。

　　2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21頁。

　　2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9頁。

　　23 見《王明評傳》，第220-227頁。

　　24 轉引自《王明評傳》，第226-227頁。

　　25 參閱楊松奎：《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一和第二章。

　　26 見《王明評傳》，第303頁。

　　2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7頁。

　　2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43頁。

　　29 《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402，403頁。

　　30 參閱《任弼時傳》第201頁；凌步機：《六十九年前的一次開國大典》，《中華兒

　　女》（國內版）2000年第4期。

　　31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32 李維漢：《在中央蘇區》，《黨史通訊》，1986年第1期。

　　33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04頁。

　　34 見《張聞天年譜》下卷，第880-881頁；《張聞天傳》（修訂本），第629- 635頁

　　。

　　35 《張聞天選集》，第202-222頁。

　　36 由於毛劉周都是晚上辦公，他卻是晚十點睡覺雷打不動。總理又特別關照，除非

　　重大事情不要。但有些事又要經過外交部這一關，於是他就拉我去頂替，雖不是

　　秘書，平時也得住在他家。

　　37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14頁。

　　3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7頁。

　　39 見《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39-940頁；參閱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

　　顧》（上卷），第234-246頁。

　　40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3頁。

　　41 《黃克誠自述》，第101頁。

　　42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89頁；多次訪問劉英的談話。

　　43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7-218頁。

　　44 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86頁。

　　45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3頁。

　　17

　　46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3頁。

　　47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2頁。

　　48 見《人民日報》，1988年4月6日；另見王炳林：《鄧小平理論與中共黨史學》，

　　第173頁；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頁

　　。

　　49 王炳林：《鄧小平理論與中共黨史學》，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177頁。

　　5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8頁。

　　5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8頁。

　　52 《中國問題（共黨史）》，第213-214頁。

　　5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9頁。

　　（2001年1月完稿）

　　第七篇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再思考

　　一，對延安整風應該重新研究並進行新的總結

　　（一）從我學習黨史和回顧延安整風說起

　　從1942年發動全黨整風，到現在已經六十多年了。我也從開始參加整風時不滿二十歲

　　的青年變成此書完稿時的八十三歲老翁。往事如煙，當年許多情況在記憶中已有些模糊，

　　只是後來看到所發生的各種事情會經常聯想到延安整風，越來越感到那場運動對黨和國家

　　影響之長久和巨大。胡喬木說，「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劇，追根溯源還要追到斯大林

　　」。 1 因為延安整風沒有批判斯大林的教條主義，反而全盤照搬蘇聯，毛澤東又要做「中國

　　的斯大林」。其實，建國后所發生的一切，既包括下面的，如實現國家的獨立統一，頭些

　　年保持嚴明的風紀等；也有負面的，從各種運動的折騰到意識形態的嚴格管理，從政治不

　　民主到喪失經濟科技發展的大好時機，追根溯源，根子又都在延安整風。所以延安整風很

　　值得進行重新研究，以便尋根究底，找到幾十年來導致我們落後和發生一系列嚴重錯誤的

　　根源。但我個人過去一直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工作，對黨史一竅不通，雖然不時有點聯想，

　　卻一直無意問津。只是在1999年初辦了離休手續后，想法才發生變化，開始學習黨史並寫

　　點筆記。原因倒不是想研究黨史和延安整風，起初動機只是為了向張聞天和劉英贖罪補過

　　。

　　「文革」以後，我在回顧以往時，總想到自己過去犯過的不少錯誤。其中最大錯誤之

　　一，就是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由於中個人崇拜的毒深和企圖矇混過關的私心重，所以

　　不但自己承認反「三面紅旗」（也就是反黨反毛主席），還參加了揭發批判張聞天反「三

　　面紅旗」，從而造成了終身遺憾，每次去探望劉英時總有羞愧之感。加之後來看到對張聞

　　天的平反也很不徹底，所以決定，作為贖罪之一法，想響應楊尚昆「要給張聞天撥亂反正

　　」 2 的號召，寫一些有關張聞天的材料，而談論延安整風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篇。因為，

　　這是張聞天政治生涯和人生歷程中一次重大轉折，從此他就離開了中央領導核心，開始走

　　著下坡路，直到最後被徹底打倒。而且現在看來，整風中對他的批判就已顯然不公。這是

　　連胡喬木也承認的。 3 整風中對他的政治待遇更有悖黨規黨法，一個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

　　記（1943年3月前），所起作用如發言權）還不如許多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同志，包括一些

　　領導人的秘書。處境之困難就更不用說了。他是整風中首當其衝受批判的「教條宗派」的

　　主要成員，也可算是或多或少反映革命知識分子氣質以及他們的長處與短處、高尚品格和

　　軟弱性格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整風中以及此後的遭遇和表現，也許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

　　18

　　很值得作點調查研究。但是由於上層整風情況一直保密，在我們相處的十多年中，他又守

　　口如瓶，所以這裡所談整風中的張聞天，主要還是根據近年來能夠看到的材料。

　　在研究延安整風中的張聞天的過程中，也使我越來越感到對整個延安整風進行重新研

　　究的必要。因為幾十年來，對整風運動都是全盤肯定，不僅官方黨史論著，就是領導人的

　　回憶，大體上都是遵循著一定的規格，重複著固有的結論，而且紀律嚴格，輿論一律。這

　　就使延安整風只有偉大、光榮、正確的一面，而缺點錯誤卻被淡化和掩蓋。經常講的對事

　　物要一分為二，在這裡似乎不適用了。比方毛澤東就說，「今天總結經驗有兩點，一是優

　　點，一是缺點……一萬年都有兩點。」 4 那麼為什麼延安整風的缺點錯誤就不大講了呢？而

　　且更重要的是，延安整風運動到底應該臬評價還是個問題。何況它的一些負面作用和消極

　　影響，由於沒有及時進行科學總結，還被當作優良傳統繼承下來，甚至進一步加以發揚光

　　大。直到現在，我們國家的政治模式、領導體制、宣傳教育，以及上層建築其他方面，包

　　括黨史編纂學在內，都還是延安整風奠定的基礎，不但源遠流長，而且還可能長期持續下

　　去。這就是說，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對中國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當以百年

　　計，涉及中國好幾代人的思想、生活、以至命運。這大約是至今一切權威論述和黨史研究

　　都有些估計不足的。例如胡喬木就把延安整風和1947-48年的整黨相提並論。 5 毛澤東在另

　　一個地方的說法也和胡喬木一樣：「共產黨內的整風，在抗日時期進行過一次，以後在解

　　放戰爭時期進行過一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又進行過一次。」 6 對於中國民主革命

　　和和新中國建設的一次奠基性的思想政治運動，怎能和後來的那幾次整黨同日而語？直到

　　現在的提法，也只是：「整風運動既是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

　　思想解放運動。……為黨的七大順利召開奠定了基礎。」 7 從歷史角度看，這些估計都顯得

　　太低，也並不恰當。這在後面的討論中還會談到。

　　（二）重新研究延安整風是歷史發展的需要

　　對延安整風如果能及早總結經驗、汲取教訓，本可收到發揚積極因素和克服消極影響

　　的效果，但可惜卻一直沒有這樣做。其原因不只是中國長期存在的對上只可隱惡揚善和為

　　尊者諱的封建皇權主義傳統，更由於延安整風產生的政治格局和歷史結論一直占統治地位

　　，而此後又只能由整風中崛起和培養的積極分子及其門生們掌管包括黨史在內的意識形態

　　。因此，自然會堅持整風時定下的基調。至於運動中的缺點和錯誤，就成了黨史研究中的

　　禁區。「文革」后，提出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對延安整風的研究曾一度出現某種「鬆綁

　　」，有關文獻也公布了一批，揭示出了一些真像。但不久后就又收緊了，強調黨史研究必

　　須遵循兩個《歷史決議》，即不允許發表不同意見，也就意味著不許自由討論和百家爭鳴

　　了。而根據馬克思主義以及列寧的建黨學說，對自己過去的歷史，既要提倡發揚優點和成

　　績，也應鼓勵揭發缺點和錯誤，這才是一個政黨或國家鄭重的表現和興旺發達的標誌。因

　　為設禁區、護短，總顯得有點顧忌多端，也是軟弱的表現。因此對於延安整風，應當和可

　　以做到以下兩點：第一，公布有關整風的文件和資料。胡喬木也說，「黨史上的秘密，經

　　過一定時期，其秘密性和保密的必要性也就逐步減少，這是世界各國檔案工作中的共同規

　　律。」 8 但我們往往不大管世界上的「共同規律」，或表面承認，實際反對。如果對延安整

　　風，既不允許自由討論，許多文件在六十年後仍要保密下去，這就不是一個鄭重的黨所應

　　採取的態度了。這自然會使人覺得其中必有問題，總有見不得人的東西。第二，真正實行

接第六篇

　　百家爭鳴，對整風進行重新認識，以便記取經驗，堅持成績，修正錯誤，而不致發揚不該

　　發揚的傳統如個人崇拜、搶救運動等，反對不該反對的東西如自由討論、獨立思考等。不

　　幸的是，後來的歷史恰巧是向相反的方面發展，致使建國後接二連三發生嚴重錯誤，最後

　　釀成十年「文革」慘禍，教訓不能不說是極其沉痛的。

　　正是出於上面這些考慮，我認為對延安整風現在也還應當進行認真總結和重新認識

　　。「文革」甫告結束，就可以並經得起撥亂反正，何況延安整風已經過去六十年了，總不

　　致嚴重影響當前政治和社會穩定。但從現在形勢看，做到這點並不容易。還歷史本來面目

　　是肯定的，問題只在時間的遲早，也許還得再過三幾十年。那麼從現在起，適當放寬禁區

　　、允許討論和發表點不同意見總是可以的吧？中外歷史都一再證明，這對黨和國家的興旺

　　只有好處。這就是我想到要對延安整風中一些問題作點探討，包括對那次運動中的張聞天

　　作點分析的原因。

　　不過必須聲明：第一，我雖然入黨六十多年，但沒有專門研究過黨史，開始學習也是

　　近兩年的事，所以不但觀點和史實，連一些常識性的錯誤也都難免。第二，多數檔案仍未

　　解密，我不但無權查檔，而且由於年老體衰、路途遙遠，連跑圖書館查閱公開材料都不可

　　能了。第三，我雖然參加了延安整風的全過程，但只局限在下面一個單位，這裡要討論的

　　是有關全局和上層情況，那時並不清楚。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對延安整風作

　　些反思，提出個人重新認識后的看法。如果能夠公之於世，引起討論，起點拋磚引玉的作

　　用，那當然是求之不得。否則，作為個人的黨史學習筆記，就教於同好和生前友好，也未

　　嘗不可。

　　二，必須分清延安整風的不同層次

　　（一）現行對延安整風的定性並不準確

　　過去和現行的各種正式黨史著作，通常都把延安整風稱為「全黨整風」、「全黨範圍

　　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我黨內部的整風運動」等等。 9 如果作進一步考察，就會發

　　現這些流傳多年的說法並不準確。因為第一，那次整風並不是「全黨性的」，即使就普遍

　　整風而言，基本上也限於幹部層，廣大的基層黨組織和普通工農兵黨員並沒有參加運動。

　　胡喬木就說，那次整風，「其重點是在高中級領導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其主要鋒芒是對著

　　教條主義和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 10 實際上更確切一點地說，重點還在中央領導層進行

　　的清算歷史和路線鬥爭。第二，整風並不限於「黨內」，而是所有黨政軍民學的全體幹部

　　和學員都參加了的。當時延安的許多機關學校中非黨員約佔半數左右，還沒聽說過有什麼

　　單位的非黨員可以不參加和沒有參加整風。作為整風文獻之一的中宣部關於開展整風學習

　　討論的《四三決定》就明確規定：「與非黨人員一道 進行討論與檢查」，「學校中包括學

　　生在內」，可見並不限於「我黨內部」。這倒不是摳字眼，而是要說明事情的真相和一種

　　制度化的傳統，即凡我們黨控制的地區和領導的單位，只要發動什麼思想政治運動，一般

　　是不分黨內外，大家都要參加的。建國后仍然如此。例如1959年的反右傾，一再說是黨內

　　鬥爭，但還是有許多非黨幹部被戴上右傾、嚴重右傾、右傾機會主義等不同名稱的帽子。

　　可見，在黨成為單獨的執政黨后，政治運動和思想戰線上是不分黨內黨外、全黨還是全民

　　的。延安整風的作法，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此後適用於全國的制度或模式。第三，延安整風

　　稱為一次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是否確切，也值得斟酌。（對這個問題還將專門寫篇筆記，

　　20

　　這裡只提個頭。）在必讀的從18篇到22篇到最後定為27篇的《整風文獻》中，沒有一篇馬

　　克思、恩格斯的東西，列寧也只是摘了幾段語錄而無單獨一篇。《整風文獻》中直接選自

　　斯大林的著作就有六篇之多，此外還有季米特洛夫以至卡岡諾維奇的一些論述或語錄。這

　　些，例如《聯共黨史》，能否算得上馬克思主義著作，恐怕得要打問號了。而且有如鄧小

　　平所說，「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

　　醒的。」 11 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夠把延安整風叫做一場「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呢

　　？

　　（二）延安整風分兩個層次進行

　　更應強調的是，延安整風不可籠統稱為全黨範圍內的一次運動，主要地還因為它是分

　　成不同層次進行的。按《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所說，「整風運動分高級幹部的整風和全

　　黨幹部的普遍整風兩個層次進行。」 12 （引者按，這裡的「全黨」改為包括非黨幹部在內的

　　「全體」更合乎實際。）其實，如行細分，還可再分幾個層次。例如政治局進行清算歷史

　　的鬥爭，參加中央學習組的絕大多數高級幹部就沒參與，更不用說外地的高幹了。後來對

　　他們的傳達，也是再分層次、有所區別對待的。至於「全黨幹部的普遍整風」，也是分為

　　幾個不同層次的，編組學習又因人而異。有些政治問題的傳達，哪些內容傳達到哪一級，

　　都有嚴格規定，並成為長期以來實行的政治待遇上等級制的一項重要內容。

　　整風分層次絕不是個形式問題，而是有著目標和內容的區別。長期以來的說法都是，

　　整風的主要任務和目的是反對主觀主義。實際上還是上引毛澤東自己說的，是要使領導機

　　關和幹部掌握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結合這個基本方向，也就是掌握毛澤東思想。因此，發

　　動整風就是為了在全黨確立毛澤東的絕對領導和毛澤東思想的統治地位，這是從來都沒有

　　什麼爭論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排除上下兩方面的障礙。在上層，就是整那些教

　　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所以毛澤東直接了當地說，「整風學習的目的是打碎兩個宗派

　　。」 13 對下層一般幹部（胡喬木說主要矛頭是針對知識分子），是打掉他們的自由主義、平

　　均主義、極端民主化思想，把他們改造成黨的黨的馴服工具或「螺絲釘」。因此在上層特

　　別是中央一級，主要是學習《兩條路線》，清算歷史和進行路線鬥爭。下層主要是學習《

　　整風文獻》，檢查思想和交代歷史。形式上都是「脫褲子、割尾巴」，只是「尾巴」不盡

　　相同。當然，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上層的整風，而這是經過一個長期醖釀過程的。

　　（三）上層整風的一些來龍去脈和抗戰初期毛澤東同長江局的分歧

　　六屆四中全會後的「左」傾路線，給革命帶來很大損失，也使毛澤東長期受壓。遵義

　　會議糾正了「左」傾路線，毛澤東的正確軍事意見得到尊重和採納，但領導體制確立的卻

　　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集體領導。毛澤東既沒有成為核心，有時還處於孤立境地。這最明顯地

　　表現在1937年的白區工作會議、洛川會議和「十二月會議」上。白區工作會議，毛澤東並

　　未直接出面，只是傾向於支持劉少奇。而劉少奇批評十年白區工作的「左」傾路線造成百

　　分之百的損失之說，竟遭到絕大多數與會者的反對。後來張聞天肯定總路線正確、只承認

　　犯了許多策略性錯誤的報告，卻得到會議的一致擁護，當然也包括毛澤東、劉少奇。不過

　　事後證明，這個「一致」只是表面的，實際上並未解決問題，毛、劉的同意也是暫的妥協

　　。八月洛川會議上的分歧直接關係抗戰後的政策，影響自然更大。主要分歧之一是紅軍作

　　21

　　戰原則。得到張聞天支持的毛澤東主張，抗日軍事戰略只能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即

　　分散作戰，只打游擊，不同日軍硬拼，不打集中兵力的運動戰和陣地戰，主要任務放在發

　　展壯大自己力量，依託山地，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所以像後來的平型關戰役和百團

　　大戰，就沒有得到毛的批准。）得到朱德、彭德懷、博古、任弼時等多數人支持的周恩來

　　則提出「還是運動游擊戰好」，主張應當運用當年同國民黨打仗時的戰略戰術，平時打游

　　擊戰，必要時也打運動戰，以「集中力量消滅敵人」，發展自身力量固然重要，但抗戰時

　　期還應以抗日為主。 14 此外還有對國民黨蔣介石的估計和對策問題。毛澤東估計，「片面抗

　　戰必敗」，蔣介石必降日。因此必須以壯大人民力量為主，將來打敗日本主要得靠我們。

　　周恩來等人不同意這一估計，認為蔣不會降日，並主張應當配合下面作戰。由於軍隊急於

　　出發，會議對上述兩個問題沒能展開討論和取得共識。只是由於主持會議的張聞天居間調

　　和，暫時掩蓋了雙方分歧，特別是改組了軍委，使毛澤東正式成為全軍統帥（軍委書記，

　　也稱主席）。但後來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在幾次請示報告都未得到毛澤東

　　答覆的情況下還是策劃了平型關戰役，造成了運動戰的既成事實。10月8日華北軍分會在一

　　份文件中更正式提出作戰方針為「運動游擊戰」。 15 接著又是王明、康生、陳雲奉派回國后

　　舉行的「十二月會議」，連毛澤東也自稱他處於孤立地位。這是因為，第一，王明傳達的

　　確是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意見，其中就有「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回國前受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接見並面授機宜的，除王明外還有康生、王稼祥、鄧發，因

　　此王明不可能隨意瞎編。事實上康生、陳雲也並未在會上做出更正和反駁。而根據黨章，

　　國際意見是必須服從的。因此不能把傳達共產國際的方針說成是王明的投降主義路線。這

　　就是為什麼毛澤東後來也只能說成，「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

　　日戰爭初期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裡來的。」 16 所以，王明的報告不但為會議

　　所一致通過，會上還決定委託王明起草決議。事後各地也是按王明口徑傳達的。如1938年4

　　月彭真在晉察冀邊區第一次黨代會上作報告時就強調，「一切工作都充分把握住，一切經

　　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原則」。連六中全會的《政治決議案》，提的也是，「

　　一切為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於一切的原則」。 17 在「十二月會議」上

　　，張聞天和毛澤東雖為維護洛川會議精神進行了辯護，但也不能不表示同意王明意見並作

　　點檢討。例如毛澤東就說，「我同意王明意見，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還進一步提出

　　「做的時候要經過國民黨」。對此，他後來在七大會上也說，「我們似曾犯過錯誤」。 18 第

　　二，周恩來的發言反映了多數與會者的意見，沒指名地以山西為例批評沒有堅持「抗日高

　　於一切的原則」，而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 19 與會者的絕大多數倒不是受王明「迷惑」，而

　　是出於當時的認識（反映了全民的抗日熱情）和對國際意見的尊重，所以較容易接受王明

　　傳達的精神。如果說王明的本錢只是「打著國際的旗號」，那麼周恩來的影響可就大不相

　　同了。1938年中央和長江局一個時期發生分歧，根子也在此。把一切分歧都歸之為武漢時

　　期的王明路線問題，也需要重新認識。對此，這裡只談以下兩點。

　　其實，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長期來雖然對毛澤東的政策思想和作風有所不滿，但基本上

　　還是採取了支持的態度；派王明回國也確實是為了在工作上幫助原有的領導集體，並無讓

　　其「當頭」之意。這在「十二月會議」上也是表現得明確的。王明在會上宣布的據說是經

　　過斯大林和國際批准的名單，毛澤東就名列第一。照張國燾說，當時毛澤東「似感不安

　　」，「力主將王明的名字列為第一名」，王明則「極力表明，他之提出這張名單，決無『

接第六篇

　　奪帥印』的意思」。 20 即使張國燾的回憶不足為憑，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準備召集

　　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毛澤東不但名列第一，還是準備委員會主席。 21 王明也許

　　有個人野心，至於他被推舉為該委員會書記並由政治局委員在決議上一一簽名，也可能是

　　出於多數人當時的認識和對國際的尊重。不管怎麼說，洛川會議和「十二月會議」的檔案

　　至今未能解密，其中必有緣故。不過從前後情況大概可以提出兩點看法，一是毛澤東關於

　　國共關係和作戰方針的意見並未得到多數人的支持；二是毛澤東的意見不一定完全正確，

　　否則早已經過修改後編入《毛選》了。

　　至於武漢長江局與中央的分庭抗禮問題，也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王明而言，確有

　　飄飄然不可一世、鬧獨立性和右傾問題，但對周恩來等長江局多數成員來說，主要還是洛

　　川會議、「十二月會議」延續下來的政策思想上的分歧。例如，對參加政府問題，毛澤東

　　、張聞天的態度都極為謹慎，而以王明、周恩來為首的長江局在原則上同中央意見一致，

　　但對個別人以個人身份參加政府則持靈活態度。1938年初，蔣介石堅請周恩來擔任軍委會

　　政治部副部長，周力辭未果，1月11日和21日王明、博古、董必武、葉劍英兩次聯名致電書

　　記處報告情況，並建議接受邀請。但毛澤東和書記處卻以常用的「留中不下」的辦法，不

　　予答覆（毛澤東對他不大同意又無把握不便拒絕的請示常用此法，如上述的平型關戰役和

　　百團大戰，都是在一再請示而得不到答覆的情況下實施的）。最後長江局決定，周恩來2月

　　6日出任此職，而中央直到3月政治局會議上才加以批准。 22 又如1938年2月7日王明、周恩來

　　、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聯名致電中央書記處，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最近時局中

　　發生的許多新的嚴重問題」和「中共七大準備工作」。在遲遲接不到中央複電的情況下，

　　王明、周恩來、博古三位政治局委員遂於15日再電書記處並任弼時等外地的政治局委員，

　　重申此建議。 23 毛澤東對此甚為不滿，但還是不得不同意開會。這次會議不但以5:3多數否

　　決了毛澤東關於王明留在延安不去武漢的提議，還一致同意王明起草會議總結和代表中央

　　起草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書，由周恩來起草對國民黨的軍事建議書。3月21日

　　，長江局將王明起草的建議書電告延安，因未得到答覆，遂於3月24日徑自送交國民黨。一

　　天後中央來電，批評建議書有錯誤，要求另送一份中央起草的賀電。4月1日長江局全體成

　　員聯名電告中央，說由於來電太遲，國民黨臨全會已於4月1日結束，因此要求中央不要公

　　布這份賀電，以免引起不良影響。 24

　　武漢不發表《論持久戰》，原因是由於文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周恩來等主張「運動游擊

　　戰」是輕視游擊戰的戰略地位，是不贊成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所以王明、博古、項英、凱

　　豐一致決定《新華日報》不予轉載。 25 但長江局領導人的文章，張聞天一般都在他主管的延

　　安《解放》雜誌予以發表或轉載。對此，毛澤東在1943年九月會議上還批評說，「武漢《

　　新華日報》是王明的派報，而我們延安的《解放》周刊則是黨內各派的統一戰線報。」 26

　　其實平心而論，除王明外，周恩來和長江局其他領導同志同毛澤東等有些不同意見，

　　應該說是正常的，而且雙方各有長短，並不是毛澤東一切都正確。周恩來等雖有受王明影

　　響的成份，但整個說來武漢時期工作基本上還是正確的。 27 延安整風中以及黨史學上一直認

　　定周恩來等在學時犯有第二次王明路線錯誤、進行了以王明為首的宗派活動，是一種無限

　　上綱和過火鬥爭的表現。周恩來後半生一直就此作檢討（我就親自聽過他多次談到犯了三

　　次路線錯誤的問題），則可能是出於所謂顧全大局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是延安整風

　　創立的黨史學堅持以毛澤東劃線的結果，不能說是完全實事求是的。

　　23

　　延安整風並不像一些黨史學家說的那樣，好像毛澤東早已成竹在胸。事實上，整風的

　　發動和後來的發展，無論是主觀認識還是客觀條件都有個發展和成熟的過程。要開展整風

　　，有兩個條件是必須具備的。一個是共產國際的允許或起碼不反對。一個是領導層多數的

　　同意。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共對國際是必須服從的。因此，如果國際不支持毛澤東為

　　中央領袖，那麼旨在確立毛澤東在中央領導中的絕對權威和他的政策思想（當時稱作馬列

　　主義和中國實際的結合）在全黨的統治地位的整風運動，自然無從談起。至於領導層同意

　　的必要，就更不用說了。標誌著這兩個條件發生根本變化的是擴大的六中全會。一方面是

　　王稼祥傳達季米特洛夫關於以毛澤東為首的明確指示；另一方面，與此有關的是包括王明

　　在內的多數領導人提出擁護毛澤東為領袖。後來毛澤東說的「六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等，就是指此而言的。他所說的「六中全會以前雖

　　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

　　的。」 28 解決什麼問題呢？就是解決他成為中國黨的領袖問題，不然談不上「雖然有些著作

　　」之類的話。可是延安整風中創立至今仍占統治地位的黨史學，提法卻相反，認為問題早

　　已解決，因為遵義會議已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這自然是違背史實的。

　　不過，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為中國黨的領袖，並不等於支持整風運動。情況恰巧相反

　　。就是在季米特洛夫口信中提及以毛為首解決問題的同時，還特彆強調領導層應加強團結

　　，「不應花很長時間去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對於總結過去經驗「要特別慎重

　　」。 29 後來還曾一再進行干預和提出不同意見。同樣，領導層中多數擁護毛澤東為領袖，也

　　並不表明都同意清算歷史。因此，六中全會以後，毛澤東雖然已確立了比較穩定的領袖地

　　位，但也只能掀起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學習運動，為後來的整風作些醞釀和準備，還不能把

　　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要「改造中央」的

　　條件還不成熟，領導層的認識還有分歧。 30 例如1940年12月幾次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先提出

　　蘇維埃後期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但因張聞

　　天等一些人不同意，所以後來為中央起草的《論政策》的指示中就「只好妥協」，沒提路

　　線二字。 31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雖然被說成是「整風學習的動

　　員」，但實際上整風並未從此開始，而且報告本身也是過了將近一年才公布。《胡喬木回

　　憶毛澤東》中說，這是由於「當時負責理論宣傳教育的領導同志沒有理解它的深刻意義，

　　對它沒有予以重視，因此，也沒有在延安報上宣傳報道」。這可能和胡喬木本人談到1943

　　年4月22日一份黨務廣播稿時所說的一樣，「這是認為那一段時期張聞天同志領導中央文委

　　工作，搞得不好。這種說法是當時一種潮流。」 32 上引《初擬稿》的說法證明，這一「潮流

　　」至今仍在繼續。而實際上這多是出於想當然。因為那時幫助張聞天具體主管編輯工作的

　　中宣部副部長吳亮平就明確說，「當時中央有個規定，重要文章都送請毛澤東同志審閱

　　。」33 而且毛的文章一般都放在報刊的頭篇，還不分來稿先後總是先發毛的。例如1940年

　　1月張聞天和毛澤東在邊區文代會上的報告，張作於5日（《抗戰以來中華民族新文化運動

　　與今後任務》），毛作於9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后改名《新民

　　主主義論》），但在張主編的《解放》雜誌上發表的時間，卻是毛為2月20日，張為4月10

　　日。說張聞天「沒有予以重視」是想當然，還有兩事為證，即《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后

　　，張聞天就立即在各方面落實，一是1941年6月，如同張在《反省筆記》中所說，他為中宣

　　24

　　部起草《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即已「朝此方向努力」。二是對馬列學院進行改組，

　　先改成馬列研究院，很快又改成中央研究院，毛澤東還應邀參加了成立大會並作了熱情洋

　　溢的講話。後來毛澤東說「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恐

　　怕也屬偏激不實之詞。毛澤東這種事後講事前沒有看出或不曾發生的問題，在他一生中是

　　常有的事。

　　因此可以大致肯定，《改造我們的學習》過了近一年才發表，是出於毛自己的精心安

　　排。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報》發表時，開頭就有一段說，「這是1941年我在延安幹部會

　　上的一個講演，現按當時講演提綱整理髮表，以供同志們討論」。（注意這裡有個「現」

　　字）後來收入《毛選》時這段被刪掉了。不立即發表，恐怕主要是作為試探氣球，先看一

　　下反應，同時也要有點時間進行整理和修改（《論十大關係》就是多次修改，二十年後才

　　發表的）。看反應，主要還是上述兩個條件，即共產國際的態度和領導層多數的傾向。在

　　對這兩點毫無把握的情況下，是不會貿然向所謂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涉及國際）開火

　　的。而這兩個條件的成熟，則基本上是1941年下半年的事。因此在這之前，只能是緊鑼密

　　鼓進行準備，如大抓在職幹部學習，特別是延安120名高級幹部的學習等。1941年6月22日

　　蘇德戰爭爆發，蘇聯和共產國際只能集中力量對付法西斯，幾乎無暇他顧，既不能過多干

　　預中國黨內部事務，還一再懇求中國黨在軍事上支援（如派軍隊攻進滿洲以牽制日軍等

　　）。與此同時，國民黨的兩次反共高潮和我黨力量的迅速發展，都說明毛澤東關於開展游

　　擊戰、建立敵後根據地、發展自己力量、不跟著國民黨跑等政策的正確和主張以運動戰積

　　極配合國民黨作戰之類意見的不足。再加上三四年的學習，也逐漸使所謂「兩個宗派」特

　　別是「教條宗派」的主要人物陷於孤立。這都表明，開展整風運動的主客觀條件趨於成熟

　　，於是在1941年的九月政治局會議上，才揭開了中央領導層以清算歷史為重點的整風。但

　　全體幹部的普遍整風還是半年後1942年春的事。一些黨史著作說，《改造我們的學習》報

　　告后就開始了整風，那是不夠確切的。

　　可見，延安整風中的兩個層次，不但內容和方式不同，而且進行的時間也是並不同步

　　的。雖然普遍整風涉及的面廣人多，顯得轟轟烈烈，而上層整風則鮮為人知，所以許多黨

　　史著作提到延安整風，多指普遍整風，什麼「全黨範圍的整風」、「各地整風高潮迭起」

　　等。但實則在歷史上意義深遠和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中央領導層小範圍的整風。毛澤東也

　　認為整風運動的重點是高級幹部。 34 這是必須弄清楚的，談延安整風也應著重談這方面的情

　　況。

　　三，對延安整風也要一分為二

　　（一）一分為二是對延安整風的客觀評價

　　毛澤東一再強調，對一切事物都必須一分為二，怎任何問題都應採取兩點論。一分為

　　二和兩點論，這是他對於對立統一規律的通俗表達。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兩點論，在認

　　識事物分析矛盾的時候，既肯定成績，又看到缺點，既總結成功的經驗，又總結失敗的教

　　訓。」但對這兩方面不能同等看待，而應分清「主要和次要，重點和一般，主流和次流

　　」。 35 根據《矛盾論》，無論是主要矛盾，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互相轉化的。因而此

　　時此地是正確的，彼時彼地不一定正確，甚或可能是錯誤的了。 36 對於「一分為二」和「合

　　二而一」，哲學界曾有過爭論。不過，我們這裡並不是要討論哲學問題，只是要說明，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