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連載）

何方

何方：中國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學者。1923年生於陝西臨潼。1938年赴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和工作，后畢業於延安外語學院。抗戰勝利後到東北做地方工作。1950年任職外交部，先後任駐蘇聯使館研究室主任和部辦公廳主任，一直在張聞天指導下從事國際問題和對外關係研究，與及有關工作。1959年下放，至1978年恢復工作，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1989年調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至1995年。
1990年被評為國家級政府特殊津貼領取者，為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被授予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名譽博士。


前言

現在奉獻給讀者的，是我六年來學習中共黨史的一束筆記，也算門外史談。至於我為什麼在進入耄耋之年，還要放棄從事過五十年的國際問題研究，而改行學習黨史，其中緣故，倒要稍作交代。

1959年廬山會議后，在中央召開的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我由於個人崇拜的思想信仰和自己過關的私心雜念，對於直接領導我工作學習十多年的張聞天進行了「揭發批判」。事後一直感到內疚，認為是個人生平犯的一次重大政治錯誤。1979年我隨張聞天一起得到平反，就想著要設法贖罪補過。此後同張聞天夫人劉英以百次計的接觸拜訪中，更加深了我對他們夫婦高尚品德的了解，也增加了對自己錯誤的認識，並逐漸形成了一個想法，就是在離開工作崗位后要投入對張聞天的研究。1999年初，我辦了離休手續，隨即完全改行，一面學習，一面也寫點有關張聞天的文章在報刊上發表。由於張聞天是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時期名副其實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所以研究張聞天不能不學習黨史。而學習黨史卻又加劇了也許是老年人共有的現象：對以往的反思和懷念。特別是回想起初參加革命和延安生活的情景，真是感慨萬分！

我是15歲參加革命，16歲入黨的。那時確實十分單純，抱著為抗日救國和人類解放的決心，真有點不惜犧牲一切，被國民黨扣留關押后仍逃跑出來奔赴延安。進入抗大（抗日軍政大學），也確實看見一派新氣象，開始感受到了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當時大家雖然生活清貧，但精神愉快，多能以學為樂，以苦為榮。平日所學和所談，都是些革命大道理，古今中外，國家前途，自由討論，很少顧忌，還經常引用《共產黨宣言》上的話：「共產黨人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上可鄙的。」（現譯為「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可是三四年後，開始了延安整風，在反對教條主義和確立毛澤東思想的同時，也把這些自由思想和民主作風當作小資產階級思想和自由主義表現給基本上整掉了。我們當時也確實自覺地進行改造，力爭使自己成為黨的馴服工具。加之整風中又來了一場歷時兩三年的搶救運動，弄得人人自危，萬馬齊喑，思想有點麻木，頭腦也更加簡單。從此就一直跟著毛主席幹革命了。但是後來的實際，卻和我們當年的理念漸行漸遠。根據自己六十餘年的觀察體會和一個長時期的研究反思，首先想的就是，我們那時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為什麼奮鬥了幾輩子，卻總還是看不見，反而大批共產黨員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更不用說工農群眾了。究竟是誰在專誰的政？尋根究底，不能不追到延安整風。因為延安整風不僅如李維漢所說，教育了「老長征」和「三八式」整整兩代人，做到了統一思想、統一行動；更重要的還是為黨和國家塑造了可行百年的體制和模式。這就是在個人崇拜的旗號下，意識形態上的嚴格管理和輿論一律，政治體制上的一元化領導和人治。它既有助於革命取得勝利，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也導致了建國后三十年的經濟文化落後和不斷的政治運動及其帶來的各種災難。例如胡喬木就說，「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劇，追根溯源還要追到斯大林。」延安整風正是學斯大林理論，照搬蘇聯一切，並有自己的很大發展。現在我們雖然實行了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在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上卻仍然嚴格堅持延安整風定下的模式，使我們在人類文明的必由之路（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上只能一條腿（還不完全）走路。這恐怕絕不是馬克思所設想的「自由人聯合體」。而當前社會上存在的許多問題，根子也都在延安整風。所以，延安整風實在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其影響之大之久，恐怕要超過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這就是我為什麼在學習黨史中，重點從張聞天轉向延安整風的原因。當然這只是個人的一家言，但我仍以熱愛革命、熱愛黨和熱愛祖國的初衷，本著「共產黨人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上可鄙的」精神表而出之，接下來就是敬候批評了。

還有幾點需要說明的是，第一，包括在本書內的只是一批學習筆記，各自成篇，沒求系統，因此不完全連貫，在引語和舉例上也就難免重複。第二，本書所用資料均系公開文獻和別人研究成果。本人既不能查閱檔案，也無力跑圖書館，只能靠自己有限的藏書和可以在市場上買到的書刊，幾乎完全是一個人閉門造車，錯情必定不少。第三，本書每篇成文後曾分別送請一些老同志和老同學閱提意見。例如頭兩篇（也只是這兩篇）就曾送劉英同志審閱並得到她的認可。還有幾位老朋友對每篇都經過認真閱讀，提出寶貴意見。在此特向他們表示我內心的感謝。

                                        何方
                                        2004年12月30日

第一篇 遵義會議確立了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央集體領導
（紀念張聞天同志誕辰100周年）

     1935年的遵義會議上，張聞天當選黨中央總書記，此後幾年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對黨實現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偉大戰略轉變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長期以來，他在這個時期所起的作用卻遭到埋沒和抹殺，至今還沒有完全改正過來。今年8月30日是他的100周年誕辰，特撰此文作點辨析，以期引起討論和求得專家們的指正。

一，        問題的提起

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後來通常說成對全黨全軍的領導），這是延安整風時定下的基調，寫進了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從此成為歷史定論。一切黨史著作和許多老同志的回憶錄，都嚴格遵守了這一口徑。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此又加以強調和重申。 長期以來，使這個問題不只是在學術界，就是在群眾中也已成為一種常識。但是只要詳加考察，就會看出原來這一論斷並不確切，只是一種個人崇拜影響下並不合乎事實的說法。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於強調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黨史研究在擺脫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束縛上有很大進步，對不少問題進行了撥亂反正，恢復或接近了歷史本來面目。遵義會議后黨的領導中一個關鍵性人物張聞天，過去長期受到壓制和埋沒，二十年來也得到一定研究，並獲得顯著成就。特別是張培森主編的《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 的出版，為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翔實可靠的材料，對弄清遵義會議后黨的領導問題很有幫助。但是由於以上兩個中央決議的約束和長期以來正統說法的影響，對於遵義會議后黨的領導問題許多研究仍然是只重複原有結論，即籠統肯定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而不提論據，不加分析，似乎這已是不成問題的問題，用不著再作分析和論證了。
但是由於研究的深入和更多材料的發現，原來那種籠統提法就顯得很難自圓其說。例如至今的許多黨史和傳記著作，幾乎都是在敘述了毛澤東當選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了周恩來的助手后，緊接著筆鋒一轉，就得出結論說，遵義會議「在關鍵時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從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卻並不提成為領導的表現和做出這一結論的根據。把另一個常委軍事指揮上的助手說成全黨全軍的領導，實在有點牽強。即使一些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和比較客觀的著作，在這個問題上也往往自相矛盾。例如一本論述黨的六屆領袖的書《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確有一些獨到的見解，但卻一方面肯定「1935年1月到1937年12月，張聞天既是組織上的最高領導人，也在實際工作中起到『負總責』的作用」；  另一方面前面用的標題卻是「一個矛盾的歷史現象——名義領袖與實際領袖的分離」，就不但讓兩個論斷相互打架，名義領袖之說還把張聞天置於挂名的總書記向忠發的地位。而且既然毛澤東在博古之後就已是實際領袖，那就只是五屆，也談不上六屆了。還有新出版的《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對張聞天在這段重要歷史時期的作用和貢獻，作了比較全面和客觀的介紹，但也無法擺脫這個矛盾。在一共四頁書里就有這樣一些前後矛盾的斷語：先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緊接著談到項英會後的來電時又說，「這真是到了十萬火急、刻不容緩的地步，而中央最高領導人的更換問題卻還沒有解決。」 等到博古交出了文件挑子，於是得出結論：「從此，張聞天開始了作為在黨內『負總的責任』的黨中央核心領導人的重要活動時期。」還補充說，「張聞天當時的思想水平、理論水平、已經達到作為黨的總負責人的要求。」  又如後面一節用了《擁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的標題，講的內容卻是：討論是否打打鼓新場的會議上否決了毛澤東的意見，同意毛澤東作為成員之一的成立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的建議，以及會理會議上毛澤東產生對張聞天的長期誤會等，就都顯得有點文不對題。至於隨後說的，「在危難的時候，張聞天總是樂觀地對人們說：我們的黨經過艱苦曲折的過程，終於找到了正確的領導人，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我們不但能戰勝長征路上的危難，而且能夠克服今後革命路上的種種困難。」 這些話恐怕只能是作者的想象或延安整風后才有的提法，當時大約是不可能發生的。該書既然肯定遵義會議已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那還談什麼張聞天「負總責」和「在總書記崗位上」。博古的總書記本來是完全有職有權的，遵義會議對這個崗位的許可權也沒有做出特別決定，甚至連暗示都沒有，為什麼張聞天一接手就變成了挂名的虛位？
     應該說，上面提到的這兩本書還是近年來所看到的對張聞天寫得比較客觀、公正、也許更接近實際一些的。它們尚且如此，其他一些相差甚遠的書就不用說了。看來，堅守長期以來的這個固定論斷，既成了陷於矛盾而無法解決的死結，大概也是難以通過的關口，就是說：都得這樣寫。
     由此可見，關於遵義會議后黨的領導問題還應該進一步展開討論，解決各種疑難，恢復歷史真相。其實，現在資料已相當豐富，研究成果也出了很多，問題並不難解決。關鍵只在於要不要繼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如何對待已有的結論（包括各種決議、權威言論、以至當事人的反省和各種回憶），是採取「兩個凡是」的態度呢，還是要「不惟上，不惟書，只惟實」。如果只能以中央決議和當事人的反省或回憶為準，那1959年廬山會議的案子永遠也翻不成，更不用說「文化大革命」了，黨提出的思想路線也成了一帋空文，實事求是只不過是並不兌現的口頭禪。
    實際上，根據現有材料，大概已經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遵義會議並沒有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的集體領導。遵義會議及其以後一個時期，毛澤東作為這一集體的一員起了重要作用，但並未成為核心。確立起毛澤東在中央和黨內的領導地位，起碼也是三四年以後的事，遵義會議連開始過渡都談不上。會上，只是經張聞天和王稼祥提議，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從此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但是由於他並未代替博古任總書記（負總責），所以首先在組織上就不能算在新領導集體中為首和成為核心。如果會議情況確實像後來人們所說的那樣，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出來領導，那為什麼不推舉他接任總書記，反而推舉張聞天呢？有一種說法也值得懷疑，即: 周恩來在發言中「全力推舉毛澤東同志為我黨我軍領袖」。「他的發言和倡議得到了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積極支持。」  如果屬實，那會議起碼也會推舉毛澤東代替周恩來任軍委書記，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成立三人軍事小組時也會以他為組長，而不會是周恩來。既然連國際顧問都可以讓其靠邊，總書記都可以更換，改變軍事領導首長是更不會有什麼困難的，周恩來本人也一定會力辭。然而這一切卻都並未出現，可見長期以來流傳的那些說法是多麼地不可靠。
    既然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於理於法都顯得缺乏根據，那改為「實際上」確立了行不行呢？如果實事求是的話，應該說「實際上」也並未確立。
    下面就利用二十年來黨史界研究的成果，以現有的文獻和史料作些辨析。

二，        關於對全軍的領導

    遵義會議沒有也不可能確立毛澤東對全體紅軍的領導，這是無可爭議的。因為會後一個相當時期，紅軍都處於極端分散的狀態，無論毛澤東還是黨中央都談不上對全國紅軍的領導。四方面軍在北上到達陝北會師前就一直不服從指揮。二、六軍團有八個月反而受張國燾節制。中央蘇區留守的紅軍不久就同中央失掉聯繫。長徵到達哈達鋪，中央才了解到陝北紅軍活動的情況。可見，說確立對全軍的領導本來就是一句空話。
    那麼能否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中央紅軍（一方面軍）的領導呢？大概也不能這樣說。會議決定和常委分工都規定得很明確，就是「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還應特別指出的是，鑒於以前博古（實為李德）取消軍委集體領導和實行個人包辦的惡劣作風，會議強調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所以會後幾乎每天都要開政治局或常委的擴大會，討論作戰計劃和行軍路線，然後以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的命令行之。作為毛澤東自稱「得意之筆」的四渡赤水，也必須變成朱周的命令才能實現。毛澤東這時只能作為會議的一個參加者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且他的意見也不見得大家都聽。例如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由於對當時的軍事指揮不大信任，遂提議並經政治局會議討論決定毛澤東任前敵總指揮，也是以中革軍委朱（德）周（恩來）王（稼祥）的命令行之：「委託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還明確周恩來仍是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幾天後在討論是否打打鼓新場的鴨溪會議上，竟然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否決了毛澤東的意見並撤消了他的政委職務。  毛澤東也只能連夜去找周恩來，建議晚點下命令。當時那種軍事上的集體領導,現在看來好像有點矯枉過正，但在沒有建立起軍事領導權威的情況下還是需要的,否則毛澤東就很難發揮作用。所以半年後的沙窩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還提議要發揮常委會作用，每周至少開會一次。  說明他並不嫌開會多。因為這時毛澤東的領導威信還不是後來人們所說的那麼高。鴨溪會議上意見遭多數否決，以及會理會議前林彪寫信、彭德懷發牢騷以及劉少奇與楊尚昆發電報等不信任毛澤東軍事指揮的事件，都是證明。在個人權威還不足以保證自己主張得以實現的情況下，一般都會強調集體領導，主張多開會；一旦成為權威，才往往容易感到會多了麻煩。
有些人把成立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看作確立毛澤東軍事領導的證據，也是不大可靠的。因為三人小組隸屬於中央軍委，不但職權同遵義會議前的三人團不同，而且組長還是任軍委書記的周恩來，毛澤東只是組員之一。  在一、四方面軍會合的兩河口會議上，代表軍委作報告和結論的就是周恩來。  沙窩會議決定恢復一方面軍，還是任命周恩來為司令員兼政委。  所以正如有的黨史研究者所講，從黎平會議到毛爾蓋（沙窩）會議這8個月期間，「不管是從職位上看，還是從實際作用上看，周恩來都是全軍的最高統帥」。（見《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3頁）毛澤東開始走上中央紅軍的最高領導地位，是在最後一次沙窩會議上，因周恩來生病，張聞天提議常委分工由毛澤東負責軍事以後，特別是俄界會議決定將北上紅軍改編為陝甘支隊毛澤東出任政委以後。張聞天在1943年的《反省筆記》  中也說，「出了草地以後，三人團實際上已不存在（恩來病了），一切行動全權由毛澤東同志負責。他領導全軍打出了臘子口難關，到達了甘南的漢人區域。」實際上，直到長徵結束中央抵達陝北，在下寺灣政治局會議上，又是張聞天建議，成立新的中央軍委（名義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這才正式確立了毛澤東對一方面軍（還有十五軍團）的領導。但由於張國燾鬧獨立，尚未同二、四方面軍會合，有些紅軍又失掉聯繫，所以還遠談不上對全軍的領導。
    遵義會議過了將近兩年，紅軍三大主力會師陝北，中革軍委進行了改組，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這時雖然實際上已經實現了統一指揮，但領導關係在公眾印象中還不夠明確，有些責任還分不清，致使1937年3月西路軍的完全失敗，責任在中央軍委還是張國燾，就長期說法不一。明確和穩定地確立起毛澤東對全軍的領導，還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后的洛川會議上。從此，毛澤東無論名義上還是實際上，都是中央軍委主席和軍隊的最高統帥，直到四十年後去世。但還不能說洛川會義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這又是一年多以後的事了。

三，        關於對全黨的領導
    為什麼不能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呢？下面就試舉八條論據進行討論。
    （一） 會議推舉出的總書記 是張聞天
遵義會議沒有選舉毛澤東代替博古，出任總書記，是因為當時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毛澤東由於創建紅軍和蘇區，所以名氣很大，與朱德並列，以「朱毛」
著稱，國內外以至蘇區軍民多把他看作紅軍和共產黨的領袖，知道向忠發和李立
三、王明、博古、張聞天的反倒很少。這也是蘇聯和共產國際重視毛澤東，使「左」傾中央對他不能為所欲為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他在黨內的地位卻一直不高，六屆四中全會後還受到「左」傾中央的壓制和排擠，五中全會上才從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地位仍在會議選出的中央書記（即政治局常委）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之下，且沒什麼實權。毫無疑問，當時反對「左」傾中央和「左」傾軍事路線的靈魂是毛澤東。但是他在中央勢孤力單，掀不起一場有望解決問題的鬥爭，只能長時間保持沉默。所以張聞天、王稼祥從「左」傾中央分化出來極為重要。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仍然站不到最前面的位置上來，只能推舉在中央位居第二的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代表正確路線方面作「反報告」。這也使會議推舉張聞天起草決議並取代博古出任總書記，成為順理成章和很自然的事。
    遵義會議沒有推舉毛澤東出任總書記，有的說是出於毛澤東的謙辭。這自然是沒有根據的推測。因為毛澤東自己就常說，「我是不讓權的」，「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他還有一句著名的話，就是：「什麼偉大的謙虛，在原則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  何況當時的情況完全不同於六屆六中全會他已實際上成為全黨全軍領袖以後，革命又處於危機關頭，謙讓就是推卸責任。例如會後張聞天提議讓他出任前敵總指揮，毛澤東就沒有推辭。還有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是，先讓張聞天「過渡」一下，是為了好向國際交代。這也是實在說不過去的。遵義會議既然敢於把國際派來的顧問和國際批准並一直承認的總書記拉下馬，為什麼對民主選舉替代的人就這麼多顧慮呢？而且此說至今並無任何足可證明的材料，甚至包括一些人的回憶錄都沒提到當時的什麼人曾有此考慮。相反地，中央領導人倒是知道過去國際是支持毛澤東而不支持張聞天的。例如六屆五中全會選張聞天為書記之一，國際回電就不同意，后經博古去電解釋才予批准。  而「左」傾中央會前還計劃取消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國際不但不準，還力主把他選為正式委員。對於去掉毛澤東的人民委員會主席，換成張聞天，中共代表團也來信說,「莫斯科很不滿意」，還一再通報國際對毛澤東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極為重視，說「國際已將毛同志作為中共和蘇區最主要的人物加以宣傳和肯定了」。 其實，在這之前國際對毛澤東的宣傳就很多，而無論以前還是以後對張聞天都沒有什麼宣傳。
   

至於說遵義會議推選張聞天並非出於多數人的意願，「大家都擁護毛主席出來領導」，「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但是毛澤東說服了大家，「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  這種說法大約只會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碼也是延安整風以後，在遵義會議時是幾乎不可想象的。而且事實上，所有這些，在延安整風中專門清算歷史問題時都沒有特別涉及，可見這些說法只是出於一些人事後的認識或某種需要。遵義會議確立了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新的領導集體，卻是當時各種具體條件決定的，帶有很大的歷史必然性。
    （二）在遵義會議后的長時期里召開和主持中央會議的是張聞天
按照毛澤東的定義，「為首」就是召開會議。  可是遵義會議后的幾年裡，毛澤東並沒有召開和主持過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各種大小會議。遵義會議是在大家要求下，經政治局黎平會議決定，由總書記博古主持召開的。說遵義會議是在毛澤東領導下舉行的，只是延安整風后一些人使用的一種抽象說法。如果意思指是在毛澤東軍事思想指導下舉行的，也許還說得過去，但談不上領導，因為他既未召開和主持，也未作報告和結論。至於遵義會議後幾年的中央會議，則都是由張聞天召開和主持的，據張培森同志統計，前後多達137次。所以在紀念張聞天85 周年誕辰前夕，王震還特意向鄧力群提出建議，「請你、喬木、胡繩同志考慮，能在修改黨史時，將張聞天同志任中央書記（特別是長徵結束后）主持會議的史實載入史冊」，說「許多同志似不知張聞天同志任中央書記多年這一歷史事實。歷史要真實」。  楊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劉英談話中，提到遵義會議這段歷史也說，「看來要給張聞天撥亂反正。」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對於出席和參加、主持和召開中央會議有較嚴格的區分，遵義會議以前和以後參加中央各種會議一律用「出席」，1943年3月中央機構調整后則一律用「主持」。這是講求分寸和實事求是的。只有一次例外，即1936年12月13日寫的是：「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   題」。  正是這一例外恰恰與事實不符。因為遵義會議后形成的慣例和制度，就是一切中央的會議（政治局和常委）都由總書記張聞天召開和主持，如無特殊情況，毛澤東是不會違背這一制度自己出面去召集會議的。而且當時擔任政治局會議記錄住在張聞天隔壁的李華生、也與張聞天為鄰並列席這次會議的郭洪濤、開會時在場並作了簡單發言的張聞天夫人劉英，都一再證明和堅持認為，13日會是由張聞天主持並在他的住處舉行的。
    1938年以前，張聞天召開和主持中央的會議，還不像六屆六中全會後實際上已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那樣，「只在形式上噹噹主席」，而是認真準備，確定會議議程和報告人，最後往往還要作總結髮言，實為會議結論。因為自張聞天主持中央工作后，就竭力發揚民主，推行集體領導，摒棄博古時期那種個人包辦和獨斷專行，所以不但開會多（同外地領導人磋商的電函也多），重要問題會議上定，而且還按所討論的問題由分工主管的人對某項議題提出報告和在討論後作結論。這樣，作為會議主持人，他的最後講話就被稱為「總結髮言」。
還應特別指出的是，在張聞天擔任總書記時期，只有他可以召開中央的會議，毛澤東則只能建議張聞天召開。在中央駐瓦窯堡期間，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會議，就是在毛澤東因去前方而缺席的情況下舉行的。其中有些會還就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做出了決定，有的事先徵詢過毛澤東的意見，有的只是事後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1936年3月晉西會議后，張聞天回到後方，毛澤東仍在前線，在這一個多月里張聞天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或常委擴大會就有七次，毛都缺席。在紅軍渡河回陝前，毛澤東要求開政治局會議，4月28日致電張聞天，內稱：「提議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新的行動方向及其他與其關聯的問題。」  可見，召開政治局會議是張聞天的職責，毛澤東只可提出建議而無權自行決定。
    （三）這一時期實施對全黨的組織領導的是張聞天
    遵義會議后三四年，代表黨中央同各方面聯繫和處理重大組織問題的，是總書記張聞天。當時的重要組織關係和組織問題，都是張聞天以中央書記處名義或總書記身份出面管理和負責處理的。這方面的事例很多，包括：打通和保持同共產國際的組織關係（多通過中共代表團），進行請示彙報、要求援助、接受指示等；管理全國黨組織，如向各路紅軍和各中央局傳達中央重要會議決議（遵義會議、瓦窯堡會議等）。特別明顯的例子是，長征后博古放棄了對全國黨和紅軍的領導，以致項英1935年2月4日來電說，「自出動以來，無指示，無迴音，也不對全國布置總方針。」  張聞天接任總書記后，就很快開會討論，作了答覆，隨後又向蘇區中央局、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發去他自己起草的傳達遵義會議的《決議大綱》；發布中央決定和指示，接受並處理各地發給中央的請示報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幹部（提出建議、交待任務、接受彙報、保持聯繫等），如長征路上派陳雲、潘漢年去上海，到陝北後派劉少奇領導華北局和派馮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黨委，其中成立陝甘寧省委派李富春為書記，成立甘肅省工委以劉曉為書記，改陝甘特委為陝甘省委由朱理治任書記，派戴季英去陝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張聞天主持會議通過，再電告在前方的毛澤東、周恩來的。而且連毛澤東本人的幾次分工和任命，也是張聞天建議並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討論決定的。如遵義會議后，「他決定由毛澤東同志負責軍事工作」 （楊尚昆語。見他為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一書所寫的《序》），提議毛澤東任前敵總指揮，同意毛澤東成立三人軍事小組的意見，長征途中沙窩政治局常委會上提議毛澤東分工主管軍事，到達陝北后的下寺灣政治局會議上，建議成立新的中央軍委，任命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等等。
    由此可見，這個時期毛澤東並沒有管中央和全黨的組織工作，仍然像周恩來在寧都會議上所說，「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 但更重要的是由於不在其位。這和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的六屆六中全會以後的情況明顯不同，更不用說1943年中央機構改組后的情況了。
    （四）從政治領導和決策過程看也是張聞天為首
    遵義會議后的三四年是中國革命的轉折時期，不但勝利完成長征，而且實現了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偉大戰略轉變。作為新領導集體的一員，毛澤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他分工主管的軍事方面。由於當時實行比較嚴格的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制，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作報告和起草決議也基本限于軍事問題（後來又加上統戰問題）。而有關全局的政治形勢和策略方針的報告以及決議的起草，都是由總書記張聞天完成的。
    一直有一種說法，毛澤東雖然沒有擔任最高領導職務，但實際上是新領導的核心，因為一切重大問題都是他出主意大家同意后定下來的。如果是指某些具體軍事問題，也許可以這樣說；但如指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情況卻並非如此。這隻要對《張聞天文集》和《毛澤東文集》（均包括《選集》）這個時期的文稿以及兩人同一時期的《年譜》作一對照，就可明顯看出在政治領導和決策中各人所起的作用了。例如1935年甚至包括1936年，在整個形勢和黨的政策方面重要文件極多，但毛澤東卻幾為空白。有兩件在戰略轉變上有重大意義而由他署名的文件，卻是張聞天代為起草和發布的。第一件是著名的《抗日救國宣言》（包括十大綱領），毛澤東從前方複信給張聞天說，「反蔣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內容及具體的口號與綱領完全同意，宣言請即發。」第二件是《關於改變對富農政策的命令》，他在信中表示「基本同意」，只是提了些修改的意見。  如按胡喬木說的辦法，「兩種領導前後一對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確實代表了正確路線」，  那麼把六中全會以前和以後的毛澤東文稿一對比，也就可分清核心和非核心、為首和不為首的區別了。
    下面再從幾次重要會議中看這一時期張聞天在政治領導和決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遵義會議上，張聞天代表正確路線一方作《反報告》和受委託起草決議，現在已得到公認。需要一提的是，有些著作為了突出毛澤東和減弱張聞天的作用，提出《遵義會議決議》是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的發言起草的。這一說法的缺乏根據和於理不通是很明顯的。對此，將另有專文論述。
    遵義會議后長征中的重大事件就是一、四方面軍的會合與確定北上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兩軍會合后，張聞天主持召開了幾次重要的政治局會議，如兩河口會議、蘆花會議、沙窩會議等，在會上分別作政治報告或結論，並先後起草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的決定》和《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  在兩河口會議通過第一個決議的前幾天，張聞天就發表了一篇《奪取松潘、赤化川陝甘》  的署名文章，成為最早系統闡述北上建立根據地的重要文獻，這就不能說決定和決議的起草是根據別人的發言和意見了（但有些史書上仍說是張聞天支持了「毛澤東的北上方針」，不知有何根據）。此後由於張國燾違背上述決議和對抗中央，張聞天又主持了反國燾路線的鬥爭。直到延安后，有關批判張國燾的報告和決議也都是他作的。中央安家陝北，當然是領導集體決定，但肯定有張聞天的重要貢獻。因為從現存文獻看，首先透露出這個意思的 就是張聞天在哈達鋪寫的一篇《讀報筆記》，  說明他注意這個問題，早有這個意向。其他各種說法，如毛澤東看到《大公報》才知道有陝北紅軍等，可能都有，但卻於文獻無據，仍屬於傳說。
    標誌著黨的政治路線徹底轉變的瓦窯堡會議，是遵義會議后的又一極為重要的會議，準備工作是完全在張聞天主持下，而毛澤東因在前方打仗未能直接參與下進行的（其實，中央到達陝北后，在吳起鎮政治局會議上張聞天就首先提出了戰略轉變問題）。當時由張聞天主持，同後方的政治局委員一起，根據張浩傳達的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討論確定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相關的策略，然後寫信徵求毛澤東、周恩來等在前方領導人的意見。毛澤東也很快複信表示完全同意和對改變富農策略「基本同意」。當毛澤東回到瓦窯堡三天後，政治局擴大會議即行召開，張聞天作政治形勢與策略問題報告，會議經過討論通過了張聞天會前起草的《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通稱《瓦窯堡會議決議》）。  延安整風以後，一些黨史著作和回憶錄，為了突出毛澤東，往往不提會議的政治決議或者一筆帶過，而大講特講會後毛澤東的傳達報告，  自然是不確切也不妥當的。
    頗能說明問題的還有對西安事變的處理。在中國現代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這次事變，是在中共中央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的。如何正確處理西安事變，是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關鍵。事變第二天的12月13日，張聞天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分析形勢，討論對策。依慣例由分工管軍事和統戰的毛澤東作報告和結論。由於事出突然，一時發生意見分歧和某種感情用事也在所難免。毛澤東就在肯定事變的積極意義和強調抗日的同時，提出了兩條互有關聯的主張：  一是「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二是「除蔣」、「審蔣」（兩天後毛澤東領銜的紅軍將領通電中還公開提出「審蔣」）。張聞天在發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見，主張「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後來的事變發展證明，中央執行的不是毛澤東的主張，而是張聞天提出的方針。19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對西安事變的意見已趨於一致，通過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確定和闡明了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會上張聞天還批評了「審蔣」 的意見，說「要求把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的口號是不妥的」。一個多月後的1937年1月24日，毛澤東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也提到「審蔣」的口號不對。這期間留在後方主持大計的中央常委只有張聞天和毛澤東兩人。他們密切合作，指導全局，分頭或以「洛、毛」聯名發出了大量電報。張聞天還起草了一些重要文件，包括著名的《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在緊急時刻，作為「第一把手」 的張聞天又親赴西安，指導談判和研究對策。這也象徵著黨中央一時到了西安（這時西安及其附近集中著一大半政治局委員和四分之三的常委）。毫無疑問，毛澤東也是運籌帷幄（19日政治局會議舉行的當天就起草和發出14份電報），在處理西安事變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提出方針和工作中抓總的卻是張聞天。 只是由於長期遭到埋沒和抹殺，至今論及西安事變的書籍以及文藝作品仍然不承認他的領導作用，甚至忽視他的存在。
    其他一些歷史上有重要意義的會議，如1936年3月的晉西會議，1937年8月的洛川會議等，也都是張聞天作政治報告和結論，毛澤東只按分工作軍事和統戰問題的報告。從遵義會議到六中全會這四年間，除以上列舉，黨中央的其他重要文件包括政治決議和政策指示，也多是張聞天起草的，更沒有證據說明哪些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或發言。
這一時期還有些重大的戰略決策和工作轉變，也是在張聞天的主持下實現的。例如白區工作的轉變就是在他的領導（出主意，用幹部）下進行的，見之於他同劉少奇的通訊和在白區代表會議上的報告等。改變青年運動的工作方向和組織形式，取消共青團（少共）的決定，也是張聞天做出的。還有一些鮮為人知的事，如張聞天是少數民族工作的開創者。 據李維漢說，「中國共產黨有領導有組織地進行少數民族工作是黨中央到陝北以後，從組成西北工作委員會開始的。」當時張聞天主管西北工作委員會，任書記。委員會提供的關於蒙古和回民工作兩個報告的實施，「為黨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礎」。  又如據李華生說，張聞天在抓黨內學習、指導編《黨員課本》時還在中國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黨員的權利與義務」的問題。
從以上列舉的事例看，至少1938年前，在政治上還不能說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而是張聞天在履行著名副其實的總書記的職責，並不是什麼「名義的領袖」。
    （五）代表黨中央和以中央名義行事的是張聞天
    遵義會議后，新的領導集體以張聞天為首，張聞天在中央負總責，這是當時得到公認的，也包括毛澤東本人。下面數例就足以說明。
  

   1，如上所述，代表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打交道。1936年6月16日，張聞天以中央書記處名義簽發電報，通過中共代表團向國際報告中央到達陝北后黨和紅軍的全面情況。其中談到黨的領導機構說，「現在中央集中的組織，政治局：洛甫、恩來、博古、澤東、鄧發、凱豐、稼祥、仲丹（即張浩）、德懷，常委：洛甫（書記）、恩來、博古、澤東四人」，還要求國際提供經濟援助。國際派回國的代表張浩，也是先向張聞天傳達和彙報，共同商討貫徹國際七大精神和籌備具有歷史意義的瓦窯堡會議。後來張浩又以駐國際代表名義協助代表黨中央的張聞天，共同處理中央同四方面軍的關係。
    2，全國的黨組織都承認張聞天的為首地位。例如1936年9月26日，張國燾等給張浩、洛甫等的電報就說，「統一領導萬分重要……因此我們提議，請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義指導我們。」 同日任弼時等的電報中也說，「你們提議以洛甫等用中央名義統一黨和軍事方針之領導，……我們認為是最適當的建議。」  至於地方黨組織如北方局的劉少奇、上海的潘漢年和馮雪峰，也都是向張聞天請示彙報的。著名的北平草嵐子監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獄案就是張聞天批的。直到1978年12月中央批准中組部關於「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中還說，「1936年，張聞天同志是中央總書記，他的批複，應該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各地來到中央的領導幹部，多按組織關係向張聞天報到和談工作問題（一度在張住延安鳳凰山麓時，有些人還開玩笑說成是進「皇宮」）。如潘漢年、張浩等初次回來還臨時住在張的家裡。潘漢年從莫斯科回來就是由張聞天領他去見了一次毛澤東，其餘都是張了解情況、布置工作，親自談的。  但是至今還有些材料和文學作品（如許多電視劇）描寫當時某些黨的活動家回到中央只見毛澤東不見張聞天，或以見毛為主，見張陪襯。這隻能是：或者由於不了解情況，或者有意要突出毛澤東。
3，張聞天在哪裡就意味著黨中央在哪裡。長徵到達陝北后，中央兵分兩路，兩個常委毛澤東、周恩來去前方指揮打仗，兩個常委張聞天和博古到瓦窯堡安家。在此期間，只能說中央在瓦窯堡，而且不論人數多少，開的政治局或常委擴大會都是合法的。1936年2月紅軍東征山西，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隨軍行動」，實際上就是指張聞天隨軍行動（有人戲稱為「御駕親征」）。雖然有半數常委（周恩來和博古）留在後方，但卻只能成立中央局。晉西會議決定「中央不再隨軍行動」，於是張聞天就回到了瓦窯堡，中央局也隨之取消。  又如，1936年4月28日，毛澤東和彭德懷致電張聞天，提出東征紅軍西渡回陝，並建議在延長舉行政治局會議。張聞天複電同意，《毛澤東傳1893—1949》就說成是「中央批准了這個決策」和「張聞天採納了這個建議」。     
4，名次排列多為張先毛后。延安整風前，名次排列順序不很嚴格，特別是早期，有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紀錄甚至把非政治局委員排在了第一名，但多數場合還是按地位高低排先後，一般為「洛、博、周、毛……」，也有「洛、毛、周、博……」，極少以毛打頭的。要是以常委聯署發電報，大都是「洛、恩、博、澤」，如1936年8月25日致駐國際代錶王明電，8月9日致張學良電，多次致朱德、張國燾電等。  由於到陝北后毛澤東已成為中央紅軍的統帥，作為黨中央第一把手的張聞天，需要在工作上同毛澤東緊密合作，所以這一時期他們兩人聯名發的電報也最多。據統計，從1935年10月長徵結束到六屆六中全會，張聞天簽署或同別人聯署的電報共有451份，其中同毛聯署的為286份，佔64%，主要都是1938年以前兩年發的。 另據張培森編輯《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后抄送來的材料，這期間署名「洛毛」的電報有220封；署名「毛洛」的為36封，又多在1937年12月會議以後。  1938年二人聯署電報已大為減少， 其中署「洛毛」的只有
1／3。六屆六中全會後聯署電報更少了，而且都是毛領銜。 當然，這也要考慮到中國的某些傳統作法，如聯署的起草人往往把自己的名字放到後面，或者非起草者審閱簽署時改了名次。洛毛或毛洛的聯署自然會有這種情況。但是第一，會議記錄總不是他們兩人出於謙讓而有意安排的，看來還是有某種慣例。至於少數脫離常規的作法，則可能是記錄者以到會先後為序。第二，張聞天是個勤於動筆的人，在位期間的決議和文件多為他起草，大概不會把絕大多數聯署電報的起草推給毛澤東。而毛的性格也不是總喜歡位列人後。張聞天本人簽發給駐國際代表報告中央組織情況的電報，就以洛、恩、博、澤為序。1938年後的電報則多以毛打頭。這都說明署名先後那時也還是有些規矩的。從這些情況中也可看出領導地位的變動，同時證明1938年前在黨中央為首或處於領導地位的確是張聞天。從延安整風到現在，許多黨史著作，不管什麼場合，都把毛澤東放到第一位，特別是遵義會議以後，連寫到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時，明明組長是周恩來，也要寫成毛周王，有的乾脆說成「以毛澤東為首」 （如被定為《遵義會議文獻》的伍修權的回憶文章 ）。這就不能說是歷史主義的了。
    5，張聞天和毛澤東都遵守遵義會議的決議和維護會後形成的領導體制。張聞天是個一貫奉公守法和一切都要照章辦事的人。他在堅持集體領導和實行民主集中制方面特別認真，可以說在中共黨史上開了一代風氣。他又十分尊重毛澤東，注意徵求和採納毛澤東的意見，以致王稼祥譏笑他是個「泥菩薩」， 他則以「真理在誰手裡就跟誰走」相回敬。但在遵義會議後幾年，特別是1937年12月會議改組書記處以前三年，他卻並沒有把毛澤東看成領導和上級，而是嚴格履行總書記（負總責）的職責，主持日常工作，召開中央會議，出主意，用幹部，做到了在其位謀其政。直到1938年，還為反映許多幹部的意見寫信勸毛澤東不要和江青結婚而引起毛澤東的大怒。  沒有讓毛澤東發揮全面領導作用，曾是張聞天後來在整風中檢討的重要內容之一。例如上引的《反省筆記》中就說，「我還不了解使毛澤東負起領導的全責，發揮他的全部的指導力量，如最近兩年來（按：指六中全會後）所做的那樣。」還檢討他在行使總書記職權中的一些錯誤，包括在「用幹部」上的信任羅邁讓他當中組部長、重用郭洪濤讓他先後任中組部副部長、陝北省委和山東分局的書記等。可見張聞天當時還是有實權真管事的，不像後來那樣「只在形式上噹噹主席」。抹殺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后擔任總書記的作用，或說他只是名義上和形式上的領袖，都是違背歷史真實的。
     毛澤東的性格雖然不願聽命於人，但那時還是遵守紀律的，並無明顯僭越之舉。他尊重張聞天的總書記地位，從不自行召開中央會議，也從不自行代表中央發布政策性指示或談話，不曾任免中央管的幹部，對這類問題有意見也只是向張提出。 直羅鎮戰役后的報捷電報開頭就是： 「洛甫及中央各同志：捷報。」  在向朱德、張國燾等的通報中也說， 「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 粉碎了三次  『圍剿』。」   有些前方來的電報還標題為：「西北軍革委主席毛電中共中央領導人張」（例如1935年12月5日的電報就是「西北軍革委主席毛電中共中央領導人張和國際駐中共代表李德」）。毛澤東要求中央開會討論什麼問題，或建議中央辦什麼事情，一般都向張聞天提出。
    這裡只談一下被長期誤傳的關於釋放劉志丹的問題，說明毛澤東還沒有越權行事和獨斷專行。因為這可能又是一些搞個人崇拜的人為了突出毛澤東而移花接木的例子。
   長徵到達陝北后，糾正陝北肅反錯誤、釋放劉志丹等人，是張聞天直接領導和親自處理的。他在1943年的《反省筆記》中寫道：「我們到陝北后，我即看出……肅反是過左的，所以很快就釋放了當時被誣陷的許多同志。」但是長期以來，卻被說成是毛澤東。各種史書和回憶錄都說是毛澤東聽了彙報就「當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還有更生動地描述為下令「刀下留人」），釋放了劉志丹等，幾乎從無人提到張聞天。《毛澤東年譜1893--1949》還說成是毛在聽彙報前就已「當即下令」。 在未作調查和未同常委商量就斷定是冤假錯案而貿然「下令」，這既不合乎毛當時的身份，也不像他在肅反問題上的一貫作法。而且這時還在派人尋找陝北紅軍，和陝北黨政軍領導機關還未取得聯繫，又向誰下令呢？如果不是根據原始記錄，而是取自有些人延安整風后的「回憶」，就有可能是以訛傳訛了。直到1985年，郭洪濤才在《張聞天同志初到陝北》一文中提出，「具體處理過去的冤案，釋放劉志丹等同志，這些工作都是張聞天同志領導的。他派王首道同志辦理這件事，還組成了一個五人小組，除王首道以外，有董老（負總責）、張雲逸、羅邁和我參加。他親自過問這個小組的工作，對糾正肅反擴大化錯誤抓得很緊。」「一個處理肅反問題，一個改變對富農的策略，我當時深感張聞天同志開頭這兩炮放得挺好，對他十分敬佩。」  應該說郭洪濤的說法是比較可靠的。因為他是當時陝北黨的負責人，紅軍到達陝北后第一個代表陝北黨向中央常委作有關肅反情況的彙報，然後又參加五人小組，特別是還長期為陝北肅反問題受到冤枉，一直申訴了幾十年（他是反對說劉志丹等為反革命的，但卻被定為搞亂捕亂殺的領導人，並寫進了《毛選》1951年版註釋，直到「文革」后中央專為陝北錯誤肅反的責任問題開了座談會、發了文件，作了平反，新版《毛選》也作了改正 ）。後來出的《周恩來傳》上也說，「中共中央在聽取郭洪濤、聶洪鈞彙報時就覺察到有問題，決定成立一個以董必武為首的五人委員會負責處理。他們在洛甫領導下迅速查清了問題，在當月釋放了被錯捕的劉志丹等。」  但應指出，多數史書至今仍沿襲舊說。事實上劉志丹等人是被關押在後方的瓦窯堡的，常委在下寺灣聽取彙報后即分成兩路，毛澤東和周恩來去了前方，不可能直接處理此事。而是到後方的張聞天在查清後主持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央《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並親自主持了為劉志丹等平反的大會，還代表中央講了話，徹底解決了問題。 毛澤東只是在1935年11月18日同周恩來、彭德懷一起從前方致電張聞天、博古，建議詳細考察肅反中的問題，說「錯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實」。  這都說明，毛澤東在下寺灣會議和出任西北軍委主席后，還沒有以領導自居，越過張聞天從直羅鎮前線下令放人。

　　其實，當時的張聞天和毛澤東，一個作為總書記，一個作為領導核心的成員之一，密切合作，相互配合，他們的關係也是合乎原則的。張聞天不居功不爭權，不獨斷專行，不擺領導架子。但他堅持獨立思考，按原則辦事，認為毛澤東錯的東西也照樣批評。除上述西安事變時在會上當面批評「審蔣」的口號不妥外，1936年1月31日在延長召開軍事會議時，他還在書面發言中批評毛澤東瓦窯堡會議上關於軍事戰略問題報告（也是決議）中的一個提法，說「將保衛與擴大鞏固根據地放在戰略任務的第二項是不適當的」，把「打通蘇聯」作為戰略方針之首要任務也是不對的。 在他主持的中央會議上，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否決毛澤東的意見也不只一次。從毛澤東方面來說，還是尊重張聞天的總書記地位的，而且當時對張聞天的領導也是滿意的，並一再向人談及。如到陝北后常對人說，洛甫這個人講民主，開會讓人暢所欲言，作總結時能把我的意見總結進去，我送他一個雅號，叫做「開明君主」（有時也說成「有道明君」或「明君」）。[ii] 因而劉英就被稱為「娘娘」。他因管軍事，又自封為「毛大帥」。於是「明君」、「娘娘」、「大帥」，就在少數領導同志和熟人的圈子裡稱呼了一陣。直到最近（2000年3月），劉英還對問及的人談到這個問題， 以說明當時同志中親密無間和生動愉快的情況。[iii]

　　（六）遵義會議后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並沒有得到普遍承認

　　這裡只舉以下幾個例證。

　　一是同王明的關係問題。由於中國黨和共產國際的隸屬關係，中央領導人須由國際決定和批准，因此國際派王明回國就容易被人誤以為是要他來當領袖（事實上，許多國家黨的第一把手就是流亡莫斯科后被派回國的）。加之王明以欽差大臣、國際代表自居的表現，也確實迷惑了一些人。當時說，王明是斯大林派專機送回國的，行蹤很神秘，停留蘭州時不露面，連對路過此地的蔡樹藩、鍾赤兵、劉英、賀子珍一些高級幹部都保密，同為政治局委員的陳雲反而成了護送人，出面安排飛延安的安全措施。[iv] 到延安后又受到熱烈歡迎，被毛澤東喻為昆崙山下來的神仙。在隨之召開的政治局十二月會議上，王明又作了充分的表演，竟使多數與會者紛紛進行檢討。連毛澤東也表示「同意王明意見」，承認過去黨在實際工作中確有狹隘和不夠策略的地方（不像一些史書上說的那樣，毛成功地「頂住」或「抵制」了王明的右傾主張）。這時的政治局大多數，也許對王明還有點迷惑不解，雖不一定真心支持他當領袖，但沒有支持毛澤東和沒有承認他的領導地位，卻是實在的。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就說，十二月會議上他是孤立的，會後半年還對李維漢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v] 會議也決定由王明起草決議。在組織上，可能是由於臨行前季米特洛夫的交代，或者是為了拿下張聞天的總書記，王明才提議毛澤東出任七大準備委員會主席。但與會者仍推舉王明為委員會書記。而且政治局委員對通過這一議案還依次簽名，以示鄭重，成為中共黨史上空前絕後之舉。這大概也是王明後來在武漢敢於同中央分庭抗禮的一點誘因。另外，1938年政治局三月會議上，毛澤東曾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勢下不能再到武漢去」的建議，但表決結果卻是多數同意王明去，只是「留一個月即回來」。不但中央內部如此，有時對外也表現出雙峰並峙。如1938年9月底，中央派周恩來去見蔣介石就是帶的毛澤東和王明兩人的親筆簽名信。直到1938年王稼祥傳達了季米特洛夫關於「在領導機關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的指示后，才迅速在中共領導人中掀起擁護毛澤東當領袖的熱潮。所以毛澤東後來在七大會上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雖然王明提出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是出自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但毛澤東還是一直說，「季米特洛夫同志是個好同志，他幫過我們很多忙。抗日戰爭中幫助我們抵抗了右傾機會主義。」[vi]

　　二是黨的其他領導人在延安整風前或起碼在六中全會前，都沒有尊毛澤東為領袖的言論和舉措。一些「擁護毛主席的領導」等說法，基本上都是整風以後才有的。與此有關的是，領導人中幾乎沒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引證毛澤東，但卻經常引證馬、恩、列、斯。即以較早宣傳毛澤東的劉少奇而論，他在1939年所寫被列為「整風文獻」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就沒有一處引證毛澤東，只是在1962年修訂時才有了大量引證。他在1941年寫的《論黨內鬥爭》，1943年回到延安后又作了校正，也都沒有引證毛澤東。陳雲在1939年寫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有三處引證毛澤東的報告《論新階段》，但卻不提毛澤東的名字，而說成六中全會的決議。[vii] 其他如周恩來、朱德等，在延安整風前發表的文章中，都沒有看到有引證毛澤東的地方。整風開始后情況才逐漸發生變化。根本變化是1943年。從這年7月起，差不多所有領導人都在文章中擁護和歌頌毛澤東的領導，開始把引證毛澤東變為寫文章、作報告的常規，反而很少再引證馬、恩、列、斯了。

　　三是各地黨的組織和領導並沒有注意宣傳毛澤東，毛澤東的文章和言論也沒有引起特別重視。例如長江局就集體決定不在武漢《新華日報》上發表《論持久戰》。有一個更能說明問題的事例，就是鄧小平對待毛澤東和張聞天在文化發展方向上發生的分歧所持的態度。1940年1月陝甘寧邊區文代會上，張聞天先作報告，提出中華民族新文化發展的方向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四天後毛澤東也到會作了報告（後來定名為《新民主主義論》），卻只提「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要不要「民主的」，顯然是個原則性重大分歧。然而在各地學習《新民主主義論》一年多之後，鄧小平在一次報告中卻只引用張聞天，隻字不提《新民主主義論》。他說，「什麼是新民主主義文化呢？洛甫同志說……」，接著引證了一大段原文的解釋。[viii]這恐怕不能說是偶然的。

　　四是當時在群眾心目中，毛澤東也並不突出，是被和黨的其他領導人同等看待的。例如抗戰初期流行的一個歌子中就唱道，「城頭上站立著兩位大將軍，威風凜凜是哪個？朱德、毛澤東。」而且那時對「領袖」的理解也與後來不同，使用很廣泛，沒有嚴格限制，凡是群眾中帶頭的人都可稱領袖。黨的領袖也並不是只指一個人，根據當時通行的稱謂，大概書記處成員都可稱領袖。給人印象特深的是，時任抗大副校長的羅瑞卿對前來作報告的領導人的介紹，如果是毛澤東，就說，「現在，請我們黨的領袖之一毛澤東同志講話。」受到「領袖之一」稱呼的，記得還有張聞天、周恩來、王明等人。這種提法一直延續到1939年。雖然六中全會上已有尊毛澤東為領袖的發言，但在公開場合和群眾中間，還沒有見到單稱毛澤東為領袖的，更沒有聽到喊萬歲。連長期在馬列學院和政治研究室這兩個中央機關工作的鄧力群都說，在1942年以前，沒有聽到過「單獨地提領袖毛澤東」。[ix]在群眾場合人們第一次聽到尊毛澤東為領袖的說法，反而出自王明之口。記得很清楚的一次是1939年春，王明大約才開完國民參政會從重慶回到延安來抗大總校作報告。當有人遞條子提問，「為什麼參政會我方七位參政員只有毛澤東同志不出席？」 王明回答說，「你們下過象棋沒有？兩邊的將帥是不能見面的，一見面不是就要將起軍來了。」 不管這一答覆是否妥當，承認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卻是無疑的。但這已是六中全會以後，也不是直接稱毛澤東為全黨領袖。可見，在延安整風前，起碼在遵義會議到六中全會的四年間，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是沒有得到公認的。

　　 《張聞天在1938—1938（年譜）》，第61頁。

　　[ii] 《毛澤東的人際世界》（上），紅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頁。

　　[iii] 1999—2000年多次訪問劉英的談話。

　　[iv] 1999—2000年多次訪問劉英的談話。

　　[v]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頁。

　　[vi] 以上均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三章。

　　[vii] 《整風文獻》（訂正本），解放社1950年3月版。

　　[viii]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1994年第2版，第24頁。

　　[ix] 鄧力群：《回憶延安整風》，《延安整風以後》，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七）「五朝領袖」之說與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相互矛盾
    1964年4月16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我們黨的歷史上有五朝領袖，第一朝是陳獨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發（實際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張聞天）。1967年7月12日，周恩來也談到我們黨的五任領袖，說「第五任是張聞天，他當了十年總書記」（這可能是個概數，即使算到1943年中央機構調整也只有八年）。總之，在第四代博古和第六代毛澤東之間有個第五代，這是得到全黨和史學界公認的，還從未見到過否認「五朝領袖」說的意見。既然如此，怎麼能無視第五代的存在而硬說是緊接著博古的下台就立即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呢？這不是明顯的矛盾嗎？為了擺脫這種尷尬，後來的許多黨史著作，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就都加上了「實際上」或「事實上」的副詞，說「遵義會議在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或者「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但一般地都不提供根據和事實，似乎是由於說得久說得多，就不成問題了。而上面列舉的大量事實又正好相反，所以矛盾依然存在，說明加個副詞並不解決問題。
     有些否認存在「第五朝領袖」的說法也是不能成立的。一是前面已經談過的，說張聞天只是名義領袖，實際領袖還是毛澤東。這是在個人崇拜影響下的說法，並非歷史的真實。事實上無論從組織領導還是從政治決策看，張聞天都是名副其實的總書記，根本不能同向忠發相提並論，也不同於「文革」后鄧小平作為領導核心已經形成並在黨內外得到明確承認的條件下的總書記。二是說張聞天負總責只是從開始確立到正式確定毛澤東領導地位的過渡。這是意在抹殺張聞天主持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偉大戰略轉變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既不合乎事實，道理上也說不通。因為在「五朝領袖」換代時都沒有什麼過渡，為什麼到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時要有那麼長的一個過渡？而且也不能把張聞天比之於華國鋒。因為鄧小平說，「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談不上一代，就是『兩個凡是』也是繼承毛澤東晚年的治國方略。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  不管這種說法是否完備，都不適用於張聞天。因為從遵義會議到瓦窯堡會議，以前和以後卻是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摒棄錯誤路線和制定正確路線的是黨中央領導集體，當然不能說只是張聞天，但他作為第一把手主持其事總是不能否認的。三是說張聞天負總責的時間比較短，不到四年，因此不能算一代。這更不成其為理由，因為「五朝」中前面有些「朝」時間更短。就是江澤民總書記，也是一接任就被稱為一代領導核心的。
      （八）原有論斷既違背黨的章程和制度，也有損於黨及其領導人的形象
最後要指出，說遵義會議確立的不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集體領導而是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不僅有悖歷史事實，還違背黨章規定和民主集中制原則，也有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形象。因為這等於說，黨是老早就不按組織原則辦事的，名義上和實際上是兩套，會上的選舉和作出的決定都是表面文章，內幕則是個人獨斷或幾個人的密謀。也等於說毛澤東一開始就居於黨組織之上，不遵守黨的紀律和民主制度，甚至在施展權術，而張聞天則甘做「阿斗」，其他領導人也成了一群「馴服工具」。如果說，遵義會議推舉張聞天當總書記，並不是出於多數人的志願，而只是出於毛澤東的個人安排，那不等於說遵義會議時已經是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會議的兩大歷史性決定：改變領導是在他幕後操縱下實現的，「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改變路線的決議又是根據他的發言起草的，這不是和「文化大革命」時的作法一樣了嗎？由此可見，不實事求是地對待遵義會議及其後的黨史，影響是並不好的，只能加深個人崇拜，削弱黨內民主，損害黨的形象，看似照顧大局，實則遺患無窮。

根據以上八個方面看來，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是不符合歷史事實和缺乏充分根據的。既然如此，為什麼經過延安整風會形成這樣一個眾口一詞的結論，至今仍不能越雷池一步？回答和解決這個問題，看來複雜，其實簡單，就是看能不能擺脫多年來個人崇拜的束縛，真正實事求是地對待黨史，做到去偽存真，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
大家都承認，歷史應該真實（如上引王震的話）。因此，黨史中的各種疑難問題，一切不實之詞，必須也完全可能逐步加以解決。但是也要看到，倡導了幾十年的實事求是，真正和完全落實並不容易。
（ 2000年3月完稿）

第六篇 三十年代中共黨內真有兩大宗派嗎？

一，從中央蘇區存在兩大宗派談起

（一）說在中央蘇區有兩大宗派，說不清也說不通

在延安整風期間及其以後，毛澤東曾多次講到中央蘇區存在兩大宗派集團，特別是教

條宗派。有時他也把兩個混到一起，例如說：「過去錯誤路線有一個大宗派在實行篡黨

……遵義會議后這個集團分化了。」 1 「六，黨內宗派現在是否還有？我認為經過幾次分化

是沒有了。經過遵義會議的分化，抗戰初期的分化，又經過這次分化，現在是沒有這個宗

派了。」 2 「在黨的歷史上曾經存在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但自遵義會議以來，經過各種變

化，作為政治綱領與組織形態的這兩個宗派，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3 但是直到1943年12月

28日中央政治局所發關於《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的指示中還說，「但十二月會議

到六中全會，這個宗派又利用長江局進行其反黨活動。」似乎兩個宗派又變成一個宗派，

等等。這就是說，起碼在遵義會議前，中央蘇區和全國都還存在兩個宗派（又經常合二為

一）並進行著活動。至於兩個宗派如何界定，怎樣活動，它們間的相互關係如何，卻不但

當量，而且直到現在也還沒有說清。原因大概是沒有的事說起來一定漏洞百出，不如含糊

了之。

實際上，還在被看作教條宗派控制下的臨時中央進蘇區前，毛澤東就已受到排擠，黨

權和軍權也陸續被剝奪了（倒是臨時中央開頭撤換了項英，把代中央局書記交還給了毛澤

東）。「開始排擠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對紅軍的領導」 4 是1931年11月任弼時、項英主持召開

的贛南會議。他除受到未指名的嚴厲批判外，隨後還被取消了一方面軍總政委和中央局代

理書記的職務，改由周恩來正式擔任。（周恩來臨終都在檢討，認為這是他奪了毛澤東的

權，造成一生中最大一次錯誤。毛對此也始終不放，認為需要時就拿出來敲打，直到去世

。）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更被完全剝奪，並為後來的臨時中央直

接指揮紅軍開闢了道路。 5 與會的是後方四名委員任弼時（代書記）、項英、顧作霖、鄧發

和前方四名委員周恩來（本為書記，因去前方由副書記代）、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前

後方委員人數相等，在對毛的處理上卻意見對立（前方主張毛留前方指揮，後方要毛回后

方專做政府工作）。但後方委員的作用大，既有臨時中央的後台，周前期會議又未參加，

加上得到參謀長劉伯承的支持， 6 遂使毛從此失去軍權。可見，剝奪毛澤東黨權軍權的並不

是臨時中央，反而是在毛自己創立和領導的蘇區內部。

從會議組成看，只有一個王稼祥被算作教條宗派，但正是他說「大敵當前，不可換將

」，明確支持毛。後來任弼時等後方四位委員向中央報告，除曆數毛的右傾錯誤和決定讓

他回後方，還批評周恩來搞調和，替毛澤東打掩護。 7 從這兩次會議的實際情況看，直接剝

奪毛澤東黨權和軍權的也不是教條宗派，倒是或明或暗算作經驗宗派的人，即周恩來、任

弼時（延安整風時和以後均未作公開指明過，但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卻把他同教條宗

派並列在一起，一再說「我的『狹隘經驗主義』稱號，是任弼時加的」，「洛甫、任弼時

解除武裝，靠《六大以來》、《兩條路線》」。林彪也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

是弼時作的決定。」 8 ）。此外，可算入經驗宗派的，大概還有朱德、項英、鄧發、彭德懷

、李維漢等人。這樣看來，奪毛澤東權的主要是經驗宗派了。當然，他們如果沒有得到控

制臨時中央的教條宗派的支持也是辦不到的。

2

但這兩個風馬牛宗派是個什麼關係，又怎麼會搞到一起的呢？這個問題在延安整風開

始時也確實難倒了大家，連毛澤東自己也說不清。還是藉助這兩個大宗派的主要成員才得

到理論上的解釋，而且至今仍保持它的權威效用。這就是《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上說的

，「在（1941年）9月29日會議上，洛甫同志在檢討主觀主義錯誤時對狹隘經驗主義的問題

從理論上作了些分析，第一次明確指出：教條主義常與經驗主義結合而互相為用，教條主

義無經驗主義者不能統治全黨，經驗主義者常作教條主義者的俘虜。……後來毛主席在《

整頓黨的作風》中講主觀主義的兩種形態吸收了聞天同志的觀點。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的

關係的思想也寫進了後來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9 其次是周恩來1943年9月寫的第

四篇學習筆記所說，「第三次『左』傾錯誤中教條主義者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統治地位，同

犯有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受其披著『馬列主義理論』外衣迷惑有關。」 10 他還把宗派問題分

為三類：一類是有宗派觀念的；一類是有宗派行動的；一類是有小組織活動的。 11 這前後的

解釋，確實解決了整風碰到的一個大難題。因為那時除了毛澤東和劉少奇兩邊不沾和那些

明顯的甚至被點名的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外，總沾點邊，沒有這一理論說明，連自己

都不好檢討。

但是現在仔細看來，這種解釋實際上是空話，並沒解決問題。因為中國黨的領導問題

並不是幾個中國人在那裡鬥法，關鍵是上面還有共產國際的嚴格約束。試想，如果沒有中

國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和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這些鐵的紀律，博古就靠那點「馬

列主義外衣」竟能把中央蘇區的朱毛周任項以及廣大幹部迷惑住，輕易地奪了權？而且在

推選博古當總書記的聯席會議上，毛澤東、劉少奇等都在，並未見到他們提反對意見的記

載。至於周恩來關於宗派的分類，也許是為了解決經驗宗派這個難題，因為既然定了性，

承認它的存在，卻又很難捏在一起。例如周恩來、彭德懷、項英、陳毅等怎麼湊成一個宗

派。還不說人些人更不沾邊，無法拉到一個宗派中來。這樣一分類，就可各就各位，不論

主觀還是客觀、有意或是無意、動機與效果，都可找頂自己同意又得到大家認可的帽子戴

。（實際上也有難處，毛澤東後來一再強調宗派的「組織形態」，你只講觀念哪兒行？）

至於對教條宗派來說，雖然對後來的解釋（不一定有什麼組織，主要是觀念和路線相同等

等）有所啟示，但前面已經講過的，並不解決問題。因為從1943年到現在一直肯定教條宗

派是個小組織（如胡喬木）、小集團。而且按毛澤東的說法，兩者也很難分開。你看：「

過去錯誤路線有一個大宗派在實行篡黨，至遵義會議受到打擊」。 12 這又是指的哪個宗派？

誰能說清楚？

但不管怎樣，臨時中央到蘇區后博古反而當上了總書記，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這單

有雙方與會的占極少數的張聞天、王稼祥等幾個「教條宗派」的支持是辦不到的。中央的

絕大多數還是「經驗宗派」（即使不算毛澤東、劉少奇）。而且這時博古不但權大了（在

上海還只是遙控，現在則是直接指揮），而且更加剛愎，家長製作風大為抬頭。下車伊始

就掀起了一場反「羅明路線」的鬥爭，還沒看到有哪位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出面反對和

制止的材料。這自然也不能只靠張聞天一個人的支持和寫文章鼓吹。例如反江西的「鄧毛

謝古」、追查其「反黨小組織系統」和綱領，就主要是羅邁組織和指揮的，這也是他多年

后仍檢討說，「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個大錯誤」。 13 後來博古又搬來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

，也就連周恩來、朱德臨陣的軍事指揮權大半被剝奪了，直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進

行長征。

3

（二）張聞天在中央蘇區的活動同教條宗派掛不上鉤

張聞天到蘇區后，開頭在政治上仍堅決貫徹執行四中全會的極左路線，下車伊始就著

文竭力反右，特別是跟著博古大反江西的「羅明路線」，還打擊了一批老幹部，如反對中

央政府何叔衡的「右傾觀點」和福建省張鼎丞的「錯誤」等。 14 但正如前面引證胡喬木等人

的評價，他為人正直，實事求是，在實踐中碰了釘子后能逐步突破「左」的桎梏。到蘇區

接觸實際后，果然就發生轉變，開始了同博古在政治上的分歧與爭論。例如關於對「三條

件」（紅軍「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的了解，博古說只是針對下層

的宣傳號召，他說是既對下層也對上層，既是宣傳的也是行動的號召。對十九路軍的態度

，他批評博古「完全採取開玩笑的態度」，而主張「在軍事上積極配合」。此外，他還在

一些具體政策上反「左」，如反對蘇維埃經濟政策中的「左」、勞動政策上的「左」、黨

內鬥爭和肅反問題中的「左」（毛澤東在打「AB團」、富田事件中錯殺的好同志以萬計，

還沒有材料證明張聞天胡亂殺過人，有材料的，反而證明是救了劉曉、傅連璋和到陝北后

的劉志丹）等等。當然，總的來說，張聞天在蘇區的整個期間執行的仍是「左」傾路線，

和博古在大方向上也是一致的（其實，除軍事上有明顯分歧外，也沒見到其他領導人包括

毛澤東，站出來反對大方向即總路線）。但在相互關係上兩個人就一直不和。張聞天看不

起博古，說「他當總書記，爬在我上面，我總覺得他『不配』……何況他耀武揚威起來，

又要在我頭上屙尿呢！」 15 矛盾的發展，促使博古開始排擠他。五中全會後，張被派去做政

府工作（當人民委員會主席）。他認為這是博古、羅邁的一箭雙鵰，把他排擠出黨中央，

又把毛澤東排擠出中央政府，只當蘇維埃主席。到廣昌戰鬥后的一次討論會上，他更和博

古直接吵了起來。此後即派他去閩贛巡視（實沒必要，因項英才巡視回來），政府領導交

給羅邁，直到長征出發前他才回來。這時一切均由「最高三人團」（李德、博古、周恩來

）決定，關於長征時政府系統幹部的去留，他也只按羅邁（作為中央組織局主任也參加三

人團一些工作）關於三人團的通知行事。 16 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也說，蘇維埃後期的錯誤，

博古負主要責任，其次是羅邁。張聞天算犯第二等錯誤，主要在宣傳方面有許多錯誤。 17 羅

邁的回憶卻不盡相同。 18 這裡只舉不許瞿秋白跟隨長征為例。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說，

秋白向他提要求，他表示同情，反映給三人團，博古不同意。劉英後來在訪問中講得更具

體些。她說，洛甫提出后，博古反對，羅邁說是累贅──因秋白有病，周恩來沒說話，於

是秋白就被留下了。羅邁的說法則是一切人的去留他只是執行三人團的決定。張聞天由於

深感處於無權境地，因而極為不滿，並在同毛澤東閑談中傾訴了這些不滿。 19 雖然這裡用的

主要是張聞天提供的材料，但卻說明了一點，就是到蘇區后他和博古既無宗派關係，更無

宗派活動。至於同王稼祥，由於沒有工作關係，王又長期養傷，平時幾無來往，只是長征

后才接近起來，同毛澤東一起形成「中央隊的三人團」，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除非把

長征中這種結合說成宗派活動，否則張聞天和王稼祥之間根本談不上宗派關係，即使用一

些黨史研究者發明的上述解釋，在這裡也無法自圓其說。

從以上情況看來，並沒有中央蘇區存在一個教條宗派的真憑實據，更談不上「王明小

組織」的活動了。被稱為教條宗派主要成員的博古、張聞天、王稼祥之間的關係尚且如此

，還有哪些人能組成這一宗派集團？何況博古這時任總書記，名正言順代表中央。他得到

的支持又主要不是張聞天、王稼祥，而是羅邁（羅本人又一再聲明「我不是王明小宗派里

面的人」 20 ）、項英、周恩來等被算作經驗宗派的人。我們黨一條最重要的紀律是「全黨服

從中央」，既然中央是被一個「反黨宗派」（主要是博古或王明碼頭）所把持，全黨（包

括每個黨員）該怎麼辦？服從，就是跟著「反黨」；不服從，則是嚴重違紀，可能被清除

出黨。這恐怕是研究中共黨史以至黨建學說的人，碰到的很難也許無法解決的問題。

這樣看來，在蘇區比較活躍的反而是經驗宗派了。但這並非從延安整風到現在的經典

說法，因而沒人敢這樣說；而且也實在說不清。最著名的當算周恩來和項英，但他倆能算

一個宗派嗎？又怎麼個宗派法？作為第一批「欽差大臣」的任弼時和顧作霖在兩個大宗派

中算在哪邊都不合適。至於彭德懷以及其他被別人定為或自己在整風中戴上經驗主義帽子

的，算不算經驗宗派？又是何時參加的？有些什麼宗派活動？看來也是一堆糊塗賬，那些

至今仍在寫兩大宗派的黨史專家大約也是肯定說不清的。

二，說三十年代存在兩大宗派缺乏根據

根據以上的敘述和分析，大概可以提出以下幾點初步看法，並附帶作點說明。這就是

：第一，中共黨史上一直存在教條主義，但並不存在一個從二十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到

抗戰初長江局時期的教條宗派，「篡黨奪權」之說更站不住。這種說法是完全違背黨章黨

規。同樣，經驗主義也很普遍，但在蘇維埃運動後期和抗戰初期也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經驗

宗派。第二，被定為兩大宗派的重要成員，也是延安整風中被認為檢討最好的周恩來和張

聞天，我因在他們領導下長期工作過，所以根據個人的觀察和體會，可以斷定他們不是拉

幫結派搞派性和進行宗派活動的人。他們的檢討和反省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不可

看作定論的。第三，黨內鬥爭中使用的「宗派」（或「集團」、「聯盟」）和「路線」，

多是用來對付不同意見或反對派的兩頂帽子和整人的兩根棍子，源自蘇聯（也是教條主義

），並有發展，如上綱越來越高，從不同的派別和主張、到反黨再到反革命，而且適用范

圍也越來越廣。第四，有必要探討這一現象的產生和能夠長盛不衰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危害

，從中汲取應有的教訓。下面就稍加展開作點說明。

（一）從上層關係看，兩大宗派之說不能成立

沒有一個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這是很明顯的。不但張聞天、王稼祥同王明、博古

沒有什麼宗派關係，進行的不是什麼宗派活動，就是王明同博古之間也並無充分證據說明

他們是宗派關係和進行了宗派活動。一些黨史書上的說法，包括《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的

最終解釋，看來仍然是根據延安整風時的基調和後來中央關於王明問題的決定進行的推測

，並沒有提出任何有根有據的原始資料。《歷史決議》中提到的四中全會前王明等的宗派

活動也顯得勉強。這些人中除博古外還有王稼祥和何子述烈士。（四中全會後羅章龍聯合

何孟雄等十幾人，召開「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成立「臨時中央幹事會」，十多天

后何孟雄等同志英勇犧牲。但無論如何這算宗派活動。陳郁因作了檢討才免於開除，送蘇

聯學習。但《歷史決議》卻讚揚何孟雄，沒點名地批何子述等。這就太不公平了。）而且

國際批評三中全會的來信，他們也只比中央早知道十多天。另一明顯反證就是四中全會上

博古連個候補中央委員都沒撈到，只當上一個團中央宣傳部長。按理，會議由米夫操縱，

候選名單米夫又以國際的名義加以肯定（據李維漢說是「遠東局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擬定了

一個名單，」 21 由於會上有人反對，米夫才說這是國際的意見），選博古以及王稼祥做個中

5

央候補委員應該說是很容易的，何況連劉少奇都從中央候補委員進入政治局。至於毛澤東

在《歷史草案》中批評的「僅以兩個政治局委員指派臨時中央的領導人」， 22 不少黨史著作

又進一步說是王明一個人（那一個人呢？）提出博古負總責，卻也未提供哪怕一點證據，

大約純屬主觀臆測或順水推舟。王明到莫斯科后同博古的聯繫，已經是駐國際代表團和臨

時中央的關係了，而且1933年7月康生去莫任副團長后，就多以王康聯合署名。特別應該提

到的是，1932年以後，由於法西斯威脅日益嚴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政策也開始進行調整

，王明很快就跟了上去。而博古不知是由於消息閉塞、感覺遲鈍，還是個性剛愎或自恃有

遠東局和李德的支持，反倒越來越「左」，因而在一些具體政策和作法上還受到王明的批

評。王明1945年4月20日寫給六屆七中全會的信中列舉的有些事例，如通過國際致電中央提

議修改在富農、土地、工商業、勞動政策等方面的某些過左之處；不同意亂用「右傾機會

主義」的帽子和亂打黨團的許多地方組織與幹部；批評反羅明路線擴大化和反對鬥爭毛澤

東等，都不完全是自吹或捏造。 23 例如王明康生1934年給政治局的信中就批評了臨時中央的

某些過左行為，提到：「A，對於缺點和錯誤的過分的誇大的批評，時常將個別的錯誤和弱

點解釋成為路線的錯誤，……B，對於黨內鬥爭的方法有時不策略（舉了反羅明路線擴大化

為例）」 24 。在博古進入蘇區後排擠和打擊毛澤東的時候，王明卻在蘇聯和共產國際大力宣

傳毛澤東，並一再制止對毛澤東的排擠。如博古擅自作主以張聞天取代毛澤東的人民委員

會主席職務后，王明當即來信提出批評，說莫斯科對此「很不滿意」。 25 直到1937年「十二

月會議」，王明還嚴厲批評博古極左頂峰的六屆五中全會。 26 至於他們有無私下秘密聯繫，

並沒提出什麼有關材料。單從上面這些情況看來，這哪裡像宗派關係和宗派活動？當然，

他們在總的路線上還是一致的，或說成博古是王明路線的繼承者，但這終究不能說是宗派

。而且在總的路線上提出不同意見的又有什麼人？有何文獻證明（事後諸葛亮的某些《回

憶錄》不足為憑）？

說三十年代黨內不存在一個篡黨奪權的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並不是說王明不搞宗

派。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問題。對后一個問題，由於毫無研究，因此無法來談。這裡只能

提一點個人看法和推論：如果王明三十年代搞宗派，那它的重要成員首先應推康生。他們

兩人從上海到莫斯科一直合作得很緊密，這方面的情況《王明評傳》和《康生評傳》以及

其他一些黨史資料已講得很多。直到四十年代季米特洛夫來信還專門提到康生不可靠。但

毛澤東卻始終堅持「康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並使他扮演了反對王明宗派的英雄，地

位得到不斷提升。所以以往在談兩大宗派時從來都是把康生排除在外的，直到康生和毛澤

東先後去世。

至於上引中央通知上說的，1938年「這個宗派又利用長江局活動」，或如毛澤東所說

，「抗戰以後，原來教條宗派有的同志還有宗派活動。……在武漢時期形成兩個中央，造

成黨內危機。」 27 這當然有點聳人聽聞，實際上就是李維漢所說的，1938年約有半年時間只

是毛澤東個人又處於少數以至孤立地位，一次對他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 28 這涉

及兩個問題，第一，武漢時期是否有教條宗派的活動，看來恐怕不能這樣說。因為除了王

明鬧獨立性的言行外，當時長江局同中央在一些問題上確有不同看法（那時還沒有六屆六

中全會那些關於統一紀律的規定），而長江局的不同意見，除王明、博古外，重要成員周

恩來及其他人也是同意的。例如致電書記處批評晉察冀邊區政府成立未經備案，就是王明

、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共同署名的；1938年2月7日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的電報

6

，也是他們聯署。 29 其他情況，大多如此。實際上，當時在長江局起主要作用的不只王明，

還有周恩來。他在延安整風后也一直在為此作檢討。這不但不能算到教條宗派的賬上，而

且也不能看作宗派活動。因為有不同意見，光明正大地提出以至爭論，在黨內生活中應當

看作正常，否則只服從一個人才算無「黨內危機」，那就根本無黨內民主可言。第二，命

令不出窯洞並非史實，只是一種憤激和誇張的說法（在毛澤東的語言中，這類詼諧、誇張

以至極端的說法甚多，可惜有些黨史研究者只從表面了解還真用作憑證，例如說不敢到黨

校作報告；王稼祥在遵義會議投了決定性的一票等，都並非事實）。單從《毛澤東年譜》

中就可看出，在這半年多，他一直在以軍委主席的身份或同張聞天等人聯署以中央書記處

的名義，不斷向各地發出命令或指示，數量並不比以前少。至於處於少數和感到孤立，只

是領導層意見一時未能取得一致的表現。這在黨內生活中特別是戰略轉折時期和尚未樹立

起絕對權威的情況下並不奇怪，而且應該看作是正常的，那種以人劃線和個人說了算反倒

是不正常。其實，一些意見分歧也不完全是從1937年十二月會議始，在這之前的洛川會議

上就已存在。主要是對國民黨態度和軍事戰略方針上一時沒能達成共識。以後一問題為例

，毛澤東一直強調「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一般稱為「山地游擊戰」）。現在看來，

他們也不一定就完全錯誤，不但由於後來有了廣泛的平原游擊戰，而且平型關戰役一直受

到讚揚，百團大戰也恢復了名譽。

列舉這些都在於說明，談了多年的武漢時期的教條宗派活動，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

不能說只要和毛澤東有不同意見就是宗派和宗派活動。何況被列為教條宗派的成員在長江

局只佔少數，其中1938年4月才去的凱豐反而因反對王明鬧獨立性而立了功，後來得以成為

代張聞天的中宣部長。

由此看來，教條宗派的提法實在站不住。經驗宗派也是子虛烏有。特別是像周恩來、

張聞天這樣光明磊落、鞠躬盡瘁的人，哪裡會去拉幫結派、搞宗派活動？

（二）周恩來、張聞天不是搞宗派活動的人

三十年代並不存在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還可從這樣一個側面加以證明，就是被分別

列為兩個宗派的重要成員的周恩來和張聞天在當時中央領導中，包括批評他們的人在內，

比較起來恰巧是最不搞宗派的人。周恩來的情況，人們解。這裡主要談一下張聞天，而且

只能列舉幾條，以窺全豹。

1，張聞天被列為教條宗派成員是同人們平時的說法和印象相矛盾的

延安整風中批判兩大宗派是在很小範圍進行的，從未向下傳達或公開過。直到1959年

廬山會議前，人們的印象和說法都恰巧相反，認為張聞天為人正直、不拉幫結派。五十年

代我就親自聽到過一些領導車場類似的評價。加周恩來、陳毅在外交部黨組會上介紹到張

聞天或談到內部工作時也都提到過。在中下層幹部中更是如此。例如張聞天任外交部副部

長后，原駐蘇使館幾個幹部陸續輪換回部，於是有人反映，張聞天用他熟悉的人，是搞宗

派。記得當時的新聞司司長就在一次會上說，哪有一個政治局委員只拉上幾個秘書搞宗派

的，真是笑話。事有湊巧，在1959年外交部浩大的反右傾運動（規模和聲勢都大於1957年

的反右派）后，定案的「張聞天反黨宗派」主要成員也正是他以前的秘書和身邊工作人員

，只有三個，牽連不大。只是這時的張聞天已不是政治局委員而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了。

2，從張聞天對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關係上看，他並無派性

前面我們從張聞天同王明、博古、王稼祥等人的關係上認證了他不曾參加實際上也並

不存在的教條宗派，現在再從同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關係中看一下他是不是搞宗派的人

，也可說是提點反證。這方面也只能順便舉幾個例子，要全面論述，恐怕就不是幾篇文章

所能解決得了的，何況這裡只能寫一小段。

從臨時中央時期，張聞天不但有點看不起毛澤東，而且對之持批評態度，參與了對毛

的壓制和排擠。這是人所盡知無須多講的。但這主要是出於當時的教條主義思想認識，而

不是由於對毛有成見、有派性。例如在促使毛澤東成為蘇維埃主席這一重大問題上，張聞

天就起了重要作用。1931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討論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人選時，

有人提出自然是特生（向忠發），被張聞天反對掉了。大家認為，蘇維埃主席須具備兩個

條件：一是要有全國威望，二是在蘇區工作。經過商議，最後向忠發（可能他正好不想去

蘇區，怕吃苦）說，「我同意聞天同志意見，……我覺得澤東可做主席。」后經報遠東局

轉莫斯科得到批准。 30 又如毛澤東對張聞天最惱火的一件事是他追隨博古反「羅明路線」，

說他批「鄧毛謝古」是「指雞罵狗」。其實並非如此。張聞天在得到毛稱許的《反省筆記

》中說，「當時我反對羅明路線時，主觀上並未想到這是為了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當時我

覺得毛澤東已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經沒有什麼意義。這從我的文章中也可看出。但羅邁

反江西小組的鬥爭則是直接針對毛澤東同志的。」 31 李維漢的回憶也許可得到點佐證：「福

建反羅明路線、江西反鄧毛謝古與毛澤東有關係，……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個大錯誤

。」32

五中全會後，張聞天同博古矛盾不斷上升，但卻逐漸同毛澤東接近與靠攏。至今還有

不少黨史著作用《遵義會議文獻》上公布的片斷材料，說明張聞天到蘇區后一年多竟不了

解也沒想去了解毛澤東。其實這是只看表面文章，並沒弄清張聞天寫這幾句話的真實含義

（這在分析張聞天的反省筆記時已涉及）。正是由於在蘇區，特別是一同做政府工作后這

段接觸和了解，才奠定了他們聯合反「左」的基礎。以後長時期，它們也有些衝突和誤會

：毛對張有不少或明或暗的指責與懷疑，如認為長征中張曾支持彭德懷、林彪反過他，批

評張政治動搖（指對他的態度），以及常發脾氣等，對這些，張都盡量忍讓，不予計較。

張對毛有時也有點「教條式」地按原則辦事，顯得照顧不周，如堅持少數服從多數，

在鴨溪會議上撤了毛的職，1938年3月否決了毛不讓王明去武漢的意見等。但他們關係的主

流還是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的。同張國燾的鬥爭也是如此，後來同武漢長江局的爭論中更

為明顯。在毛澤東自認處於孤立的半年中，政治局和書記處中大約只有張聞天堅定地和他

站在一起。經過長期合作和延安整風，張聞天對毛澤東已基本折服，雖然此後一直遭到不

合理的對待和多次的批評，以至挖苦諷刺，最後徹底打倒，還不準住在北京。但張聞天對

這些都能盡量加以容忍，他始終認為維護毛的領袖地位和威信是黨和國家根本利益的需要

。所以他雖然在路線和政策上有不同意見，對個人崇拜和獨斷專行一直不滿，但總是以黨

和國家的利益為重，不僅不隨便講，而且仍真誠擁護毛澤東，忠誠執行他的決定。例如他

調入外交戰線后仍一直做經濟工作，曾先後托高崗、陳雲向毛澤東反映。後來陳雲來信，

說主席對你有看法，不把你的政治局委員拉下來是不好安排你的工作的。 33 對此，他不但堅

決服從，而且看不出有什麼情緒波動，使人明顯感到他已下定決心在「授權有限」的外交

8

領域幹下去，把研究重點轉到了國際問題，買的書也以這方面為主。但他仍關心國內建設

，還經常向毛澤東反映點情況和意見。即使在廬山會議上栽了跟頭，無限期地受到批鬥。

但他始終好像無怨無悔，仍然向毛澤東反映意見（如關於開放市場問題），連讀書筆記和

研究心得都呈毛審閱，直到迫害致死也不曾翻案。總之，從他同毛澤東的關係看，張聞天

完全不像有派性的人，更不會搞宗派活動。

再如對劉少奇的關係。張聞天在臨時中央時期是積極參與批評和排斥劉的，他後來對

此也一再檢討。但到蘇區接觸實際后，兩人在一些問題上的觀點逐漸有所接近，如勞動政

策等，他也開始改變對劉少奇的看法。及至到了陝北，張聞天已認識到劉特長白區工作和

臨時中央的某些錯誤（但不承認路線錯誤），並對劉表示了極大信任，主動提出劉代表中

央去領導北方局。此後，張劉之間的信件來往頻繁，劉在重大問題上都及時向張請示彙報

。有的黨史著作談到劉少奇1937年3月4日給洛甫的信，就過去十年白區工作的錯誤進行討

論，認為這是劉少奇向張聞天的挑戰，甚至說是毛澤東要劉放出的準備清算十年「左」傾

路線的氣球，后因在白區工作會議上遭到多數反對而暫退卻。這也多半是猜測。劉少奇的

意見，過去曾多次提過。他在信中也這樣說。此時給張聞天寫信，可能有三個因素：一是

為了求得中央支持，排斥原北方局領導人高文華、柯慶施的干擾；二是張任總書記後作風

民主，對過去的白區工作已承認有錯；三是張派他去北方局說明了對他的信任，他以為能

夠發泄鬱積在胸中之怨（例如他過去四年就沒給博古寫過類似的信）。可見這封信在一定

程度上還可以說是表明了張劉關係的接近和改善。但是後來白區工作會議上的路線之事又

拉開了兩個人認識上的距離。據個人的觀察和體會，在延安整風中，張聞天對劉少奇以及

幾個北方局的同志如彭真、林楓是有些不滿，特別是不同意他們的搶救運動作法（中央反

奸鬥爭委員會以劉為首，彭系成員之一，而他主持的中央黨校被搞成了搶救運動的重災區

），但對他們並無成見。抗戰後他就很同意劉少奇代主席時提出的一些戰略部署，特別是

全國戰略方針的「向北發展，向南防禦」和在東北的「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張聞天是

個有意見就提、認為正確就一定堅持的人，所以在解放戰爭期間同劉少奇也還有些爭論，

如土改問題（他認為劉主持的全國土地會議「左」了）、城市工商業問題、供銷社分紅問

題等。他也受過劉的嚴厲批評和誤解（如鄒大鵬1949年5月向劉少奇告狀，說他主張「消滅

私人資本主義」，劉即以中央名義發出指示加以批評 34 ）。張聞天雖然對於劉少奇的嚴厲態

度和誤解批評有所不滿，但他對劉少奇還是一直尊重的。而且整個說來兩人關係也始終正

常，完全看不出有什麼門戶之見。即使廬山會議也沒揭發出他有什麼反劉言行。而且在「

文化大革命」中他甘願自家受迫害，也絕不在「六十一人案」上作不利於劉少奇等人的證

詞。從張劉近五十年的關係中，實在看不到張對劉搞宗派的影子。

上面只是簡單講了一些張聞天同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關係，單從這些即已看出張聞天完

全不是個搞宗派的人。至於同其他領導人的關係就可以不講了。當然不是說張聞天同各領

導人的關係都一樣，那倒不一定。據我所知，他在延安時同任弼時的關係不錯，例如對以

搶救運動搞肅反和特務如麻的估計，很有意見，但沒處說話，就只能向任弼時反映。在領

導同志中，他和陳雲的關係較好，經過風浪不少，但一直保持到最後。

3，張聞天的人品、作風和性格決定他不會搞宗派

即使不算在延安的接觸，從後來在東北做地方工作起，我在張聞天身邊工作也有十多

9

年。根據當年的觀察體會和長期的研究思考，我總覺得他有點書生氣，始終保持著中國一

些知識分子那種正道直行、重經輕權、淡泊名位、「君子不黨」的一面，也有些經不起正

面壓力和軟弱的一面。近年常和劉英談起，我說聞天同志有點「教條」，照章辦事，過分

認真。最近重讀他的《論待人接物問題》， 35 感到他真是在儘力照辦的。給人印象最深的是

，對於那種「恭維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馬屁的人」，他從來都沒有客氣過。而對於那

種因過去「有過爭論」、「有過惡感」、「常常表示懷恨」自己的人，他也倒確能做到不

予計較，「實行恕道」。像他這樣的人，能去追隨王明或博古搞宗派嗎？即使由於志同道

合（何況不是）想搞宗派，他也不會搞，而且學不會。這可以從以下舉例中看出來。

張聞天性好讀書和鑽研問題，不但不善於交際，而且也不願意多和人來往，嫌浪費時

間。即使同中央領導同志那也是公事公辦，沒事不見。進北京十年，幾乎沒見過他不因工

作去主動看人。有時劉英說，好久沒見到某某同志了，咱們去看看吧！他的回答總是，人

家很忙，沒事去打擾人家幹什麼。如果說他對毛有點敬而畏，可對劉少奇、總理、陳雲、

小平等大都如此，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除呈送文件等必須晉見外，一般只是打電

話請示彙報。即使叫他去或自己要求去，也是談完正事就走人，決不多留一會兒。我陪他

多次見總理，都是談完事就告辭了。例如他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準備了一篇八大發言稿《

論和平共處》，要我陪他一起送周恩來總理審閱定奪。在西花廳的院子里見到總理，當即

說明來意。總理也沒接稿子就說，國際形勢有陳老總一篇發言就行了，我看你就不必講了

。他只是和顏悅色地說了句「那也好」，就拿著稿子回來了，一路上以及此後再未提及此

事，也從未表現過任何不滿。為「克什米爾公主」號（萬隆會議時國民黨特務炸我包機事

）發表政府聲明，我陪他去見劉少奇，情況也是如此。即使別人來看他，他也是很少說話

，不善應對，要不是劉英張羅，定會顯得尷尬。給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次遇到饒漱石來看

他，寒暄后似乎兩個人都沒話了，大部分時間處於沉默狀態。還有就是，同領導同志散步

，他也是少說多聽。由於和聶榮臻毗鄰而居，經常兩對夫婦晚飯後相約去北海散步，也經

常拉我作陪。36 幾乎每次都是聶榮臻滔滔不絕，談論時局，議論領導，他卻很少吭氣，倒

是劉英還裡面插上幾句，我當然不會置喙。一個時期差不多每天如此。他和別人談話，提

到國內外形勢還發表點意見，但絕不議論領導同志，即使別人談起，他也是只聽不說。給

人的印象是，實際上他的性格使他早就完全做到了出使蘇聯前毛澤東的臨別贈言，「少講

話，多請示。不說話是金，少說話是銀。」 37 總之，經過長期的磨鍊和延安整風的洗禮，張

聞天早已失去昔日的風采，變得說話謹慎，沒什麼幽默感，似乎已不會和人聊天了。無怪

乎他在「少年中國」時的舊友左舜生，1945年7月作為參政員代表團訪問延安后，寫到對他

的印象時說，「張聞天少年也是英氣勃勃的，這個時候居然變得規規矩矩，不敢放言高論

了」。

不僅同中央領導和外來客人，就是和同級與下級幹部，他也是公事公辦，相交淡如水

。和人談話，最有興趣聽的一是工作，二是學習，沒有聽到過他和人扯亂談。給人印象深

的另一件事是，十多年沒見過他請人下館子吃飯，他也沒有吃過別人的請。有時留人在家

吃飯，但和他們平常的飯菜並無兩樣。和外交部哪一些副部長比，顯得頗為特殊。分工管

我們辦公廳等幾個單位的副部長，逢年過節總要把他分管的單位負責人請到聽鸝館、萃華

樓之類的地方吃頓飯，聯歡一番。張聞天卻是經常在節假日約幾個人上公園散步，談的還

是工作或學習，散完步各自回家或到張聞天家吃便飯。從未見他給人送過禮，也沒見到別

人給他送禮。外交部有些大使，像後來駐迦納、菲律賓那樣小國的大使，都要經常帶點洋

貨555煙之類給某些部領導（用的當然是公款，甚至有時冒充文件交信使帶），但絕無人敢

給他帶東西。因為人們知道這樣做是會碰釘子的。他最看不慣那種曲意奉承、拍馬溜須、

拉拉扯扯的人和作風。剛到駐蘇使館，主管總務的參贊用公款給他買東西，遭到他一頓批

評。後來還了解到此人把以毛澤東名義準備給斯大林七十壽辰的禮品中未用完的東西如水

瀨大衣之類送人等事，於是堅決要求將其調走。

張聞天還有個特點，就是不但嚴以律己，而且對別人也很嚴，對同級和下級的批評往

往不留情面。每次接任新職，對過去工作除成績外缺點講得更深，更細，因此得罪不少人

，有些同志覺得他不近人情。劉英多次說，他真是個書獃子，好像就他講批評和自我批評

。她還舉例說，在駐蘇使館他批評前任的「孤島論」（意為使館如同地處海外的孤島，要

耐得住寂寞），人家得知后當然不高興，還在主席那裡講了他的許多壞話。日內瓦會議期

間他和李克農談得很好，李竭誠歡迎他回來主持外交部工作。及至他回部后對過去工作講

了不少缺點，就引起了李的不快。八大選舉時，他的票低於劉曉，一次黨組會上有人談起

，他說，「這是民意測驗。」後來在下面聽別人說，這是由於他在東北工作時得罪了一些

人，人家一串連就使他少了許多票。但他不以為然，也不在乎。這都說明，從張聞天為人

處事、作風性格等各方面看，他都不是一個搞宗派的人，即使有此想法也實在不會搞，而

且也學不會。把周恩來打成經驗宗派的頭子，甚至認為更加危險， 38 （恐怕不只是下面少數

人的偏激之詞）同樣冤枉，只是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最後還應提到的是，張聞天不但不搞宗派，而且避之惟恐不及，最怕被懷疑搞宗派。

這是因為他在蘇聯留學五年，正是列寧死後蘇共中央群雄爭奪和搞宗派鬥爭最激烈的時期

，一會兒托洛茨基，一會兒布哈林，一會兒季諾維也夫，而且言詞稍有不慎，就可能萬劫

不復。所以他本來就不善辭令，從那時起就更加謹言慎行，但還是糊裡糊塗受了個警告處

分。瑞加上後來延安整風挨了整，就越發怕和宗派沾邊，萬一被上面定為宗派，他也依調

檢討，這幾乎成了他後半生的一項為人之道。上面提到的他同領導人不大來往、絕口不談

過去的和中央的事等習慣，看來可能也都與此有關。他怕和宗派沾邊的事例真是不勝枚舉

。他出使蘇聯四年，幾乎每個禮拜都要拉我上一趟書店，但卻從未去參觀他過去居住和學

習的地方。他不但絕不單獨會見過去的蘇聯熟人，而且在一般情況下他也盡量避免出面，

而讓別人去見（包括他原來的俄國妻子）。蘇聯有個至今仍講清朝時漢語的少數民族東斡

人，一次派代表一定要晉見新任「欽差大臣」，他也是讓我去接待了事。他要去看王明（

多系奉命）、林彪或是其他長期在蘇養病的人，除劉英外，每次都一定要帶一兩個參贊或

秘書隨行。1953年回國述職（我隨行），適逢中央召開財經會議，毛澤東要他參加。他本

想改行搞經濟工作，所以欣然從命，並積極翻閱材料，還應約為高崗起草了一個大綱草案

。參加了一段會後，發現會議主要是批判薄一波，且毛澤東早已提到「右傾機會主義」高

度，而高崗又顯得很活躍，因此他就想躲開。加之他又患感冒，且會期拖得很長，所以會

開了不到一半，他就不參加了，略事休息后即回使館。 39 然而後來還是出了高饒聯盟問題。

他因在東北工作初期，出於政見不同，曾和林彪、陳雲、高崗等一起反對過時任東北局書

記的彭真（後來毛澤東認為彭真犯了方針性錯誤，遂將其調離，由林彪接任書記）。1955

年開黨代表會議時，陳雲來電話，說中央要他準備發言並作檢討。他可能是接受了延安整

風的教訓，怕又要加倍算老賬，還不如主動檢討的好，於是在發言稿上乾脆承認同高崗在

11

東北就有宗派關係。發言稿寫好后徵求陳雲意見。陳雲不同意他對東北問題的提法，說在

東北問題上，我們的意見是正確的，二中全會上主席已作了結論，而且那時的高崗是那時

的高崗，不能和現在的高崗相混。後來他在發言中作了修改，只是檢討警惕性不高，沒有

及時向中央反映高崗對他講的一些話。可是到廬山會議又遇到舊事重提，說「高饒聯盟」

實際上是「彭高聯盟」，他也是「漏網分子」。他一看在劫難逃，又承認是高饒聯盟的重

要成員了。也就是在廬山會議期間，張聞天一方面已下定決心批逆鱗，犯顏直諫；但另一

方面仍然視宗派如蛇蠍，生怕被誤以為宗派活動。所以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事先請他看，

他堅決不看；念給他聽，也是聽了幾句就走，不敢聽下去。他後來交代說，就是怕被人懷

疑為宗派活動。所以他自己的發言提綱，事先既沒和任何人商量，寫好后也沒給任何人看

過。雖然談「派」色變，避之惟恐不及，結果還是「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真是命

也夫！

上述這一切說明，張聞天是個沒有、不會、也不敢搞宗派的人。在喜歡順著自己而不

原聽不同意見，培植親信和重用個人信賴的人，以至經營山頭和攏絡幹部等方面，可以說

張聞天和某些批判他搞宗派的人相比要單純得多。既然如此，他為什麼又一再被打成反黨

宗派，而且戴了大半輩子帽子至死未摘，至今還遭到黨史界一些人的非議？簡單說來，這

是中共黨內歷來缺乏民主和長期過火鬥爭的結果，是毛澤東心胸狹隘（甚至兩位最忠於他

和至死都在擁護他的人也有近似說法。胡喬木含蓄地稱他為「缺少寬容的美德」。 40 黃克誠

認為他對人「不能一視同仁，不信朱老總寬厚坦誠」 41 ）和大搞個人崇拜造成的犧牲品，是

中國社會傳統帶來的必然產物，也是某種意義上中國知識分子人格、稟賦、遭遇以至命運

的體現，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所以討論張聞天的教條宗派問題，就不完全是他一個人的問

題，而是關係到中國黨內外鬥爭長期存在和說不清的宗派（集團）問題；關係到黨史研究

中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破除個人崇拜傳統與學術壟斷傾向的學風問題；也涉及

中國的社會體制和文化傳統問題、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和特點，等等。個人對這些方面雖

然以往都沒研究（我一再聲明，過去是一直研究國際問題的），但又願意在暮年以外行的

身份參加討論，談點不成熟的意見，就教於方家。

4，周恩來也不是搞宗派的人

關於周恩來，由於我也跟他工作過一個時期，所以也有些直接了解。從我五十年代跟

他工作的個人體會，我認為他也是沒有派性和不搞宗派的人。了解他的人極多，我這裡只

舉幾個小例子，以見一斑。他和張聞天有個共同特點，就是跟他們工作或他們熟悉的人，

就越是使用多照顧少，占不到什麼便宜和得不到較快提拔。所以當年外交部一些老幹部常

開玩笑說，在總理領導的部門工作，就得準備「吃虧」，不要說提拔，少挨剋就不錯了。

事實也確乎如此。總理對外交部幹部就是要求特別嚴一些。而且建部初期他就在幹部會上

不只一次地講過，說這是因為他兼部長，對幹部自然要比別的部嚴些，加之工作特殊，安

排上可能降級使用，要求大家要有這個思想準備，不去和別的單位比。在這種精神下，東

北軍區參謀長伍修權調來只當了個蘇聯東歐司司長（徐以新當副司長）；抗戰時期曾任晉

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建國後任陝西省委書記的潘自力，被調作駐朝鮮大使，如此等等。

當然，時間一長，也不免會有人發點牢騷。例如喬冠華就是如此。他和龔澎久隨周恩來工

作，周對他們夫婦二人也頗為欣賞，但卻長期沒得到提升。1954年日內瓦會議后我也算得

12

他們家一個常客，關係甚為友好，所以也能聽到一點心聲。有的事不但對我說過，我還遇

到他對別人談起。例如他說，當年他和胡喬木並稱南北二喬，可現在（指八大后）人家不

但當了中央委員還是候補書記，相形之下自己真是沒出息。意思是連個候補中央委員都沒

撈到。龔澎還曾在會上公開提過，說外交部重視解放區來的幹部，不重視國統區的幹部

。1955年7月，她乾脆寫了個報告，要求辭去新聞司司長，去國外當記者。時任部長助理兼

幹部司司長的劉英，轉呈周總理時批註：建議派龔彭去當大使，做中國的柯倫泰（前蘇聯

駐瑞典的女大使）。但總理卻不同意，對劉英解釋說，在現在的形勢下派女大使容易引起

西方記者的包圍和炒作。最後還半開玩笑地說，即使要派女大使，第一個也是你，還輪不

到她。 42

周恩來對身邊的人要求嚴格，還可從這樣一個對比中明顯看出。遠的不說，單是建國

后二十多年，一些給中央領導同志當過秘書或在身邊工作過的人，不論時間長短，大多都

得到提升，一般也是出任副部級幹部（當然也有些例外）。但周恩來卻不然。我認識的一

些給他當過多年秘書的或在他身邊工作的人（水平並不低，否則他不要），沒有一個被他

安排為副部級幹部的。其中有幾位我熟悉的「三八式」幹部，至今仍如此。最值得一提的

是，他硬是規定：只要他擔任總理，就不讓自己的妻子鄧穎超出來工作，特別是不得在黨

政系統任職（至於他去世后鄧穎超的工作和表現，也並非他事前安排，更與他無關）。將

周恩來的做法同江青、葉群之流依靠權勢，一步登天，當上了政治局委員相比看，人們會

有何感想？然而現在仍然有不少人和許多書中為另一種做法辯解和開脫，如說，「毛澤東

在很長時間裡（按：從文章看主要包括「文革」前）對江青非常厭惡。他完全了解江青不

道德的品質。」但還是要「使用」她，所以「是有責任的」。 43 單從這幾個具體例子就容易

看出，如此嚴於律己的周恩來，哪兒像個有派性和搞宗派活動的人？

至於說周恩來和項英、彭德懷、鄧發，甚至朱德、任弼時等結成了一個可大（可能包

括向忠發、張國燾等在內，因為在「兩大宗派」中他們只能歸屬一個，並沒說過有更多宗

派）可小（朱德、任弼時等除外）的經驗宗派，那實在是令人無法想像的，恐怕連它的提

出者毛澤東和闡發者胡喬木及其黨史界的繼承者都沒有也根本無法自圓其說。

三，對反對宗派鬥爭的幾點看法

這裡雖只標明反「教條宗派」，但也包括中國黨其他一些反宗派鬥爭。下面就根據近

來學習黨史的心得並結合個人所聞所見，提出以下幾點初步認識和建議，作為本文不是結

論的結束。

（一）反宗派鬥爭的必然性和

由於中共黨史上並不存在「兩大宗派」，延安整風中進行的反宗派鬥爭，最後實在拿

不出多少充分根據，可算得一樁冤案，當然也就不能寫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

。但是那場鬥爭又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還起到了一定的歷史作用

。道理很簡單，古今中外一切政治鬥爭無不黨同伐異，也就是毛澤東常引用的，「黨內無

派，千奇百怪」。而一盤散沙的政黨是成不了氣候的，要取得勝利，就必須設法做到統一

意志，統一力量。延安整風運動就獲得了兩項明顯效果，這就是：通過反對教條主義和經

驗主義，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後來在全國取得統治地位；通過反兩大宗派的鬥爭，

驗主義，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後來在全國取得統治地位；通過反兩大宗派的鬥爭，

13

正式確立和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全民中的領袖地位和絕對權威。這就有利於解

放戰爭的迅速取得勝利。那時完全做到了在全國解放軍和所有解放區的令行禁止，各地只

要一聽是陝北指示（包括新聞廣播），就會堅定無疑，堅決執行。可見，錯誤的事情也是

能夠一分為二的。即如作為延安整風重要組成部分的搶救運動，事後看來是完全錯誤的，

所以黨史界的一些人就硬要把它同延安整風分開，把責任完全推給康生，把有關痕迹盡量

去掉（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有關內容全部刪去等）。但是它對嚴格紀律

、加強統一也起到很大的威懾作用，有利於培養馴服工具和克服個人主義和山頭主義等。

（二）反宗派鬥爭的由來

在延安整風中掀起那場規模浩大的反宗派鬥爭，來源大概有兩個：一是繼承中國的歷

史傳統；一是照搬蘇聯的作法。中國歷史上黨爭幾乎從未間斷。一個政治運動或一支政治

力量之失敗，內爭往往是重要原因。因此要做到孟子「定於一」，就必須削弱異己力量、

取締朋黨（宗派）。沒有，也要製造幾個，如朱元璋。但更直接的來源恐怕還是學蘇聯。

整風被稱為「一次全黨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但實際上學習內容，例如《整風

文獻》，就根本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篇材料，最多的除毛澤東外就是斯大林。而斯大

林在反宗派（集團）問題上可算已蓋棺論定，絕大多數都是製造的冤案。跟他學的結果可

想而知，冤假錯案只能更多。可見，反教條也用的是教條，而且有些本來就不正確或被我

們誤解。例如對經常引用的列寧關於領袖、政黨和階級的關係，連胡喬木都認為，「這段

話確實很不好。」「按《『左』派幼稚病》的說法，領袖專政是完全合理的。」 44 可是事實

上，以前的許多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從蘇聯搬來對我有用的一些理論和作法，

如「黨內鬥爭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等等。經過我們的發展，於是：思想認識的不同

可以上升為階級鬥爭，不承認被安的罪名矛盾就要轉化，為了維護領導就必須不斷挖出上

下大小名目繁多的反黨宗派（集團）。所以說，「八億人，不鬥行嗎？」其後果就是，加

強了領袖專政，扼殺了民主，抑制了科學，阻礙了社會發展。

（三）路線鬥爭往往也是整人的帽子和棍子

其實，「宗派」和「路線」，也是斯大林常用的兩頂帽子和兩根，經過「中國化」后

更發展到極端。因此在討論宗派問題時也應談一下路線問題。據說這是當年「左」傾中央

經常用來整人的，但實際上後來用得更厲害，簡直是談路線色變。延安整風就是起於路線

之爭。毛澤東常說，《黨書》一出，他們就繳械了，那是因為受到「不改正思想上的錯誤

，有走向當敵人的危險」的警告。 45 但是路線鬥爭也不能矯枉過正和一筆勾銷。事實上，建

國后就長期受極左路線的控制，也一直存在著時隱時現的兩條路線鬥爭。廬山會議只是一

次大的爆發，恐怕不是鄧小平說的，「彭德懷同志那次不能算了」。 46 胡喬木就說過，「毛

澤東同志是在革命戰爭中成長起來的，他在革命戰爭得到勝利以後，還想要繼續過去所進

行鬥爭的方法。這樣就同認為中國現在主要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的

頭腦比較冷靜、比較客觀的同志發生越來越尖銳的衝突。」 47 這實際上說的就是兩條路線斗

爭。改革開放以後也仍然存在贊成和反對的兩條路線鬥爭，上海耽誤了十年，到90年代才

起步就是證明。應當說，建國后的「左」傾路線錯誤是中共黨史上時間最長久（二十多年

。第三次「左」傾也才四年）、損失最慘重（下面再談）、影響最深遠（改起來不易，過

14

了二三十年影響仍在，而第三次「左」傾在遵義會議后就徹底翻了過來）的一次。為了辨

明是非和汲取教訓，不妨將這兩次「左」傾造成的損失稍作對比。第三次「左」傾的最大

損失是失掉幾塊根據地特別是中央蘇區，被迫長征。（失掉蘇區和被迫轉移也不能完全歸

之於主觀因素而忽視客觀情況的變化。）但轉戰西北后，也有助於促成西安事變，實現向

抗日戰爭的戰略轉變。所以總的看來，第三次「左」傾對中國歷史和社會發展除了造成損

失以外，還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可建國后這次「左」傾的損失就嚴重得多了。例如造成

經濟發展和科技水平的落後就很明顯。1955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份額為4.7%，1980

年降為2.5%；從日本的近兩倍變成它的1/4；人均產值約從日本的1/2變為不到它的

1/20。1960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我國4600億美元，1985年超過36800美元。 48 經過改革

開放后二十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佔世界經濟份額只回升到4%左右，還沒有恢復到1955年

的水平。這就是說，單從發展生產力這點講，由於路線錯誤，就使中國歷史和社會發展落

后了二三十年，要彌補起來，恐怕還得更長的時間。其他如政治體制和民主改革的滯后、

文化和知識分子遭受摧殘、生態環境的破壞、給人民帶來的苦難（不說各種冤假錯案，單

是大躍進和反右傾造成以三四千萬人計的非正常死亡， 49 恐怕也是古今中外所罕見的）等等

。有些如經濟、生態等用加倍的時間恐怕也還不了賬，有些更是永遠無法彌補的了。至於

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兩個時期一比，輕重也十分明顯。例如第三次「左」傾時，毛澤東

雖受打擊排擠，但仍有工作，仍可參加有權參加的各種會議，並發表意見；而建國后「左

」的作法，則是可以隨便停止任何黨員以至政治局委員的工作和過組織生活，直到剝奪行

動自由，迫害致死；黨章、憲法均成空文。可惜至今一些研究國史和黨史的人，仍不大注

意汲取有關教訓，還是沿著老的路子，繼續誇大第三次「左」的路線和損失；對這后一次

「左」傾，不但不承認是路線錯誤，還繼續弄虛作假、隱惡揚善，人為地拔高成績、縮小

或不提損失。這當然不能說是實事求是和歷史主義的態度。

（四）反宗派鬥爭過去長盛不衰的原因

這裡所說的宗派，後來多稱集團；反宗派鬥爭實際上就是各種大小政治運動。鄧小平

說絕大多數是搞錯了。但為什麼還久盛不衰呢？有些人當時就知道搞錯了、是假的，但還

是衝鋒陷陣充當積極分子（例如具體辦潘漢年一案的領導人當時就不大相信潘是內奸；搶

救運動中不少搶救者也說他本來就不信搶救對象是特務），原因大概是：形勢逼迫，上命

難違，邀功自保，損人利己等。可見這不單是一些人的個人問題，更深層的還涉及到體制

問題。過去這種反宗派政治鬥爭久盛不衰的原因，除常說的對階級鬥爭認識錯誤和過高估

計敵情外，還初步想到有以下幾點。

1，在個人崇拜占統治地位和只唯上、不唯實的政治體制下，往往要壓制不同意見，

以反宗派（集團）鬥爭開展工作。胡喬木談到延安整風時就說，「這些歷史在《決議》中

敘述得不大周到。當然，七中全會時要換一個寫法了不可能。」 50 為什麼不可能？他沒說。

其實就是個人崇拜控制著一切，有不同意見也不敢說。至於八屆八中全會，中央全體一致

反右傾、反「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恐怕都是不能不緊跟。胡喬木在起草第二個《

歷史決議》時還傳達陳雲的話說，「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那麼局

面會不會有所不同？」答案是，「也許不可能」，並舉了「反冒進」的例子。 51 而且只唯上

，不唯實，鬥爭開路，不僅中央如此，下面各級就更甚，往往對持不同意見和不順著自己

15

的人，就以什麼集團為名給搞掉，如陶鑄在廣東製造的「以馮白駒、古大存為首的地方主

義反黨集團」；胡耀邦到陝西任省委書記才一百天，就被西北局劉瀾濤等批鬥得身體都垮

了，后被葉劍英帶著逃回了北京等。再往下，對支部書記有意見就可能是反黨，一株連也

可湊成一個反黨小集團。廬山那場鬥爭可說是反「宗派」鬥爭的一個典型，從反「左」到

反右只在一瞬間。然而總結起經驗教訓來，卻可以有不同的立場與觀點。一種說法是由於

個人崇拜和專橫獨斷；另一種說法則是怪彭德懷「採取的方式和選擇的時機都是不幸的

」，否則，毛澤東「對這些錯誤是能夠承認，能夠改正的」，「這次會議可以得到很好的

結果」。 52

2，為了維護領袖專政和各級領導的一元化，做到「馬克思加秦始皇」，就不能不經

常掃蕩一下有不同意見和不大聽話的人，搞反「宗派」鬥爭。這裡說的馬克思（其實讀的

很少）換成斯大林才比較合適。而毛澤東思想和有關政策又是一貫正確的，有所懷疑和反

對，那就是反黨反革命。自己犯的太明顯的錯誤則盡量設法推了出去，如《歷史草案》上

說，臨時中央「實行肅反中的逼供信政策，把許多蘇區中的黨與非黨的好同志誣陷為反革

命加以逮捕或殺害」。 53 實則相反，在四中全會前一方面軍和贛西南就早已大反AB團。在

這方面，後人和黨史界也是「青出於藍」，起了重要作用，如把延安搶救說成是康生一手

造成；把「文化大革命」的罪責推給林彪、四人幫等。一些領導人和黨史工作者還硬要強

調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功勞和作用，並為他解脫。這說明，到現在為止，黨史界仍然是

只根據領導意圖編寫歷史和為了維護領袖的威信可以不顧史實。由於不能正確對待以往的

反宗派鬥爭，諱言其錯誤和缺點，更不能很好地總結經驗教訓，於是就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一次比一次聲勢大，範圍廣，牽連多，後果嚴重。例如1959年所謂屬於黨內鬥爭的反右

傾，就比1957年定為敵我矛盾的反右派厲害得多，這是過來人都清楚的。到「文化大革命

」，反黨和反革命集團之多恐怕已無人能統計出來。

3，反宗派鬥爭和政治運動能夠長盛不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貫實行的保護積

極分子的政策，即無論他們在運動中犯多大錯誤（整錯人、搞逼供信、違法亂紀等），都

要受到保護，不但不必付出任何代價（因此認錯和懺悔者至今都極少見，即使有也是完全

出自本人良知），一些人還可得到重用。因為他們響應了領導（或曰黨）的號召，容易領

會意圖，做到緊跟，保持一致。所以各級領導就自然使用積極分子及與其思想相同者。特

別是意識形態部門，領導權以至人員構成，更要正統下。存在決定意識。許多積極分子由

於顧及安身立命和利益相關，所以他們看問題就容易肯定過去、強調成績、更多看到運動

的積極面，有時也難免誇大和不顧事實；對以往的錯誤和缺點，則進行迴避、縮小以至抹

煞。對於運動中被整者，即使得到平反，大多也要留點尾巴寫進檔案，影響到信任和使用

（當然也有少數例外）。挨整的自然比較容易看到運動的缺點，自己體會到的也多是消極

面。因此，多年來的規矩是，由於他們或多或少對過去某次運動有不滿情緒，所以對他們

的使用就更加慎重，而盡量多使用積極分子。因而在黨史一些問題上他們雖有異議也就很

難反映出來。連彭德懷在整風期間受到過火批鬥尚且長期耿耿於懷，何況被定為特務而遭

到嚴酷逼供的人。難道彭大將軍的覺悟竟不如一些把整風和搶救描寫得如沐春風的積極分

子和秀才？但是編寫這段歷史的正是這些積極分子秀才及其繼承者，結果自然可想而知了

。

歷史是一種客觀過程，何況現代史，人證雖在減少，但物證（除少數銷毀者）卻俱在

，重要情況總是會遲早弄清楚的。

註釋

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

2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95頁。

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03頁。

4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59頁。

5 1972年6月11日《周總理關於我黨十次路線鬥爭的報告》；《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上卷，第389-390頁。

6 劉伯承1945年5月10日在七大的發言。

7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89-390頁；《周恩來傳》（一）第315- 316

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31頁。

8 有關廬山會議的先後引證，均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223，227，232頁。

9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7頁。

1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2頁。

1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6頁。

1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

13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37頁。

14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5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6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90-334頁；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7 毛澤東1941年10月13日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44，346，341頁。

19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90-334頁；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20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41頁。

2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21頁。

2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9頁。

23 見《王明評傳》，第220-227頁。

24 轉引自《王明評傳》，第226-227頁。

25 參閱楊松奎：《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一和第二章。

26 見《王明評傳》，第303頁。

2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7頁。

2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43頁。

29 《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402，403頁。

30 參閱《任弼時傳》第201頁；凌步機：《六十九年前的一次開國大典》，《中華兒

女》（國內版）2000年第4期。

31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32 李維漢：《在中央蘇區》，《黨史通訊》，1986年第1期。

33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04頁。

34 見《張聞天年譜》下卷，第880-881頁；《張聞天傳》（修訂本），第629- 635頁

。

35 《張聞天選集》，第202-222頁。

36 由於毛劉周都是晚上辦公，他卻是晚十點睡覺雷打不動。總理又特別關照，除非

重大事情不要。但有些事又要經過外交部這一關，於是他就拉我去頂替，雖不是

秘書，平時也得住在他家。

37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14頁。

3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7頁。

39 見《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39-940頁；參閱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

顧》（上卷），第234-246頁。

40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3頁。

41 《黃克誠自述》，第101頁。

42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89頁；多次訪問劉英的談話。

43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7-218頁。

44 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86頁。

45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3頁。

17

46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3頁。

47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2頁。

48 見《人民日報》，1988年4月6日；另見王炳林：《鄧小平理論與中共黨史學》，

第173頁；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頁

。

49 王炳林：《鄧小平理論與中共黨史學》，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177頁。

5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8頁。

5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8頁。

52 《中國問題（共黨史）》，第213-214頁。

5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9頁。

（2001年1月完稿）

第七篇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再思考

一，對延安整風應該重新研究並進行新的總結

（一）從我學習黨史和回顧延安整風說起

從1942年發動全黨整風，到現在已經六十多年了。我也從開始參加整風時不滿二十歲

的青年變成此書完稿時的八十三歲老翁。往事如煙，當年許多情況在記憶中已有些模糊，

只是後來看到所發生的各種事情會經常聯想到延安整風，越來越感到那場運動對黨和國家

影響之長久和巨大。胡喬木說，「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劇，追根溯源還要追到斯大林

」。 1 因為延安整風沒有批判斯大林的教條主義，反而全盤照搬蘇聯，毛澤東又要做「中國

的斯大林」。其實，建國后所發生的一切，既包括下面的，如實現國家的獨立統一，頭些

年保持嚴明的風紀等；也有負面的，從各種運動的折騰到意識形態的嚴格管理，從政治不

民主到喪失經濟科技發展的大好時機，追根溯源，根子又都在延安整風。所以延安整風很

值得進行重新研究，以便尋根究底，找到幾十年來導致我們落後和發生一系列嚴重錯誤的

根源。但我個人過去一直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工作，對黨史一竅不通，雖然不時有點聯想，

卻一直無意問津。只是在1999年初辦了離休手續后，想法才發生變化，開始學習黨史並寫

點筆記。原因倒不是想研究黨史和延安整風，起初動機只是為了向張聞天和劉英贖罪補過

。

「文革」以後，我在回顧以往時，總想到自己過去犯過的不少錯誤。其中最大錯誤之

一，就是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由於中個人崇拜的毒深和企圖矇混過關的私心重，所以

不但自己承認反「三面紅旗」（也就是反黨反毛主席），還參加了揭發批判張聞天反「三

面紅旗」，從而造成了終身遺憾，每次去探望劉英時總有羞愧之感。加之後來看到對張聞

天的平反也很不徹底，所以決定，作為贖罪之一法，想響應楊尚昆「要給張聞天撥亂反正

」 2 的號召，寫一些有關張聞天的材料，而談論延安整風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篇。因為，

這是張聞天政治生涯和人生歷程中一次重大轉折，從此他就離開了中央領導核心，開始走

著下坡路，直到最後被徹底打倒。而且現在看來，整風中對他的批判就已顯然不公。這是

連胡喬木也承認的。 3 整風中對他的政治待遇更有悖黨規黨法，一個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

記（1943年3月前），所起作用如發言權）還不如許多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同志，包括一些

領導人的秘書。處境之困難就更不用說了。他是整風中首當其衝受批判的「教條宗派」的

主要成員，也可算是或多或少反映革命知識分子氣質以及他們的長處與短處、高尚品格和

軟弱性格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整風中以及此後的遭遇和表現，也許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

18

很值得作點調查研究。但是由於上層整風情況一直保密，在我們相處的十多年中，他又守

口如瓶，所以這裡所談整風中的張聞天，主要還是根據近年來能夠看到的材料。

在研究延安整風中的張聞天的過程中，也使我越來越感到對整個延安整風進行重新研

究的必要。因為幾十年來，對整風運動都是全盤肯定，不僅官方黨史論著，就是領導人的

回憶，大體上都是遵循著一定的規格，重複著固有的結論，而且紀律嚴格，輿論一律。這

就使延安整風只有偉大、光榮、正確的一面，而缺點錯誤卻被淡化和掩蓋。經常講的對事

物要一分為二，在這裡似乎不適用了。比方毛澤東就說，「今天總結經驗有兩點，一是優

點，一是缺點……一萬年都有兩點。」 4 那麼為什麼延安整風的缺點錯誤就不大講了呢？而

且更重要的是，延安整風運動到底應該臬評價還是個問題。何況它的一些負面作用和消極

影響，由於沒有及時進行科學總結，還被當作優良傳統繼承下來，甚至進一步加以發揚光

大。直到現在，我們國家的政治模式、領導體制、宣傳教育，以及上層建築其他方面，包

括黨史編纂學在內，都還是延安整風奠定的基礎，不但源遠流長，而且還可能長期持續下

去。這就是說，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對中國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當以百年

計，涉及中國好幾代人的思想、生活、以至命運。這大約是至今一切權威論述和黨史研究

都有些估計不足的。例如胡喬木就把延安整風和1947-48年的整黨相提並論。 5 毛澤東在另

一個地方的說法也和胡喬木一樣：「共產黨內的整風，在抗日時期進行過一次，以後在解

放戰爭時期進行過一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又進行過一次。」 6 對於中國民主革命

和和新中國建設的一次奠基性的思想政治運動，怎能和後來的那幾次整黨同日而語？直到

現在的提法，也只是：「整風運動既是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

思想解放運動。……為黨的七大順利召開奠定了基礎。」 7 從歷史角度看，這些估計都顯得

太低，也並不恰當。這在後面的討論中還會談到。

（二）重新研究延安整風是歷史發展的需要

對延安整風如果能及早總結經驗、汲取教訓，本可收到發揚積極因素和克服消極影響

的效果，但可惜卻一直沒有這樣做。其原因不只是中國長期存在的對上只可隱惡揚善和為

尊者諱的封建皇權主義傳統，更由於延安整風產生的政治格局和歷史結論一直占統治地位

，而此後又只能由整風中崛起和培養的積極分子及其門生們掌管包括黨史在內的意識形態

。因此，自然會堅持整風時定下的基調。至於運動中的缺點和錯誤，就成了黨史研究中的

禁區。「文革」后，提出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對延安整風的研究曾一度出現某種「鬆綁

」，有關文獻也公布了一批，揭示出了一些真像。但不久后就又收緊了，強調黨史研究必

須遵循兩個《歷史決議》，即不允許發表不同意見，也就意味著不許自由討論和百家爭鳴

了。而根據馬克思主義以及列寧的建黨學說，對自己過去的歷史，既要提倡發揚優點和成

績，也應鼓勵揭發缺點和錯誤，這才是一個政黨或國家鄭重的表現和興旺發達的標誌。因

為設禁區、護短，總顯得有點顧忌多端，也是軟弱的表現。因此對於延安整風，應當和可

以做到以下兩點：第一，公布有關整風的文件和資料。胡喬木也說，「黨史上的秘密，經

過一定時期，其秘密性和保密的必要性也就逐步減少，這是世界各國檔案工作中的共同規

律。」 8 但我們往往不大管世界上的「共同規律」，或表面承認，實際反對。如果對延安整

風，既不允許自由討論，許多文件在六十年後仍要保密下去，這就不是一個鄭重的黨所應

採取的態度了。這自然會使人覺得其中必有問題，總有見不得人的東西。第二，真正實行

採取的態度了。這自然會使人覺得其中必有問題，總有見不得人的東西。第二，真正實行

19

百家爭鳴，對整風進行重新認識，以便記取經驗，堅持成績，修正錯誤，而不致發揚不該

發揚的傳統如個人崇拜、搶救運動等，反對不該反對的東西如自由討論、獨立思考等。不

幸的是，後來的歷史恰巧是向相反的方面發展，致使建國後接二連三發生嚴重錯誤，最後

釀成十年「文革」慘禍，教訓不能不說是極其沉痛的。

正是出於上面這些考慮，我認為對延安整風現在也還應當進行認真總結和重新認識

。「文革」甫告結束，就可以並經得起撥亂反正，何況延安整風已經過去六十年了，總不

致嚴重影響當前政治和社會穩定。但從現在形勢看，做到這點並不容易。還歷史本來面目

是肯定的，問題只在時間的遲早，也許還得再過三幾十年。那麼從現在起，適當放寬禁區

、允許討論和發表點不同意見總是可以的吧？中外歷史都一再證明，這對黨和國家的興旺

只有好處。這就是我想到要對延安整風中一些問題作點探討，包括對那次運動中的張聞天

作點分析的原因。

不過必須聲明：第一，我雖然入黨六十多年，但沒有專門研究過黨史，開始學習也是

近兩年的事，所以不但觀點和史實，連一些常識性的錯誤也都難免。第二，多數檔案仍未

解密，我不但無權查檔，而且由於年老體衰、路途遙遠，連跑圖書館查閱公開材料都不可

能了。第三，我雖然參加了延安整風的全過程，但只局限在下面一個單位，這裡要討論的

是有關全局和上層情況，那時並不清楚。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對延安整風作

些反思，提出個人重新認識后的看法。如果能夠公之於世，引起討論，起點拋磚引玉的作

用，那當然是求之不得。否則，作為個人的黨史學習筆記，就教於同好和生前友好，也未

嘗不可。

二，必須分清延安整風的不同層次

（一）現行對延安整風的定性並不準確

過去和現行的各種正式黨史著作，通常都把延安整風稱為「全黨整風」、「全黨範圍

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我黨內部的整風運動」等等。 9 如果作進一步考察，就會發

現這些流傳多年的說法並不準確。因為第一，那次整風並不是「全黨性的」，即使就普遍

整風而言，基本上也限於幹部層，廣大的基層黨組織和普通工農兵黨員並沒有參加運動。

胡喬木就說，那次整風，「其重點是在高中級領導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其主要鋒芒是對著

教條主義和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 10 實際上更確切一點地說，重點還在中央領導層進行

的清算歷史和路線鬥爭。第二，整風並不限於「黨內」，而是所有黨政軍民學的全體幹部

和學員都參加了的。當時延安的許多機關學校中非黨員約佔半數左右，還沒聽說過有什麼

單位的非黨員可以不參加和沒有參加整風。作為整風文獻之一的中宣部關於開展整風學習

討論的《四三決定》就明確規定：「與非黨人員一道 進行討論與檢查」，「學校中包括學

生在內」，可見並不限於「我黨內部」。這倒不是摳字眼，而是要說明事情的真相和一種

制度化的傳統，即凡我們黨控制的地區和領導的單位，只要發動什麼思想政治運動，一般

是不分黨內外，大家都要參加的。建國后仍然如此。例如1959年的反右傾，一再說是黨內

鬥爭，但還是有許多非黨幹部被戴上右傾、嚴重右傾、右傾機會主義等不同名稱的帽子。

可見，在黨成為單獨的執政黨后，政治運動和思想戰線上是不分黨內黨外、全黨還是全民

的。延安整風的作法，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此後適用於全國的制度或模式。第三，延安整風

稱為一次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是否確切，也值得斟酌。（對這個問題還將專門寫篇筆記，

20

這裡只提個頭。）在必讀的從18篇到22篇到最後定為27篇的《整風文獻》中，沒有一篇馬

克思、恩格斯的東西，列寧也只是摘了幾段語錄而無單獨一篇。《整風文獻》中直接選自

斯大林的著作就有六篇之多，此外還有季米特洛夫以至卡岡諾維奇的一些論述或語錄。這

些，例如《聯共黨史》，能否算得上馬克思主義著作，恐怕得要打問號了。而且有如鄧小

平所說，「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

醒的。」 11 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夠把延安整風叫做一場「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呢

？

（二）延安整風分兩個層次進行

更應強調的是，延安整風不可籠統稱為全黨範圍內的一次運動，主要地還因為它是分

成不同層次進行的。按《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所說，「整風運動分高級幹部的整風和全

黨幹部的普遍整風兩個層次進行。」 12 （引者按，這裡的「全黨」改為包括非黨幹部在內的

「全體」更合乎實際。）其實，如行細分，還可再分幾個層次。例如政治局進行清算歷史

的鬥爭，參加中央學習組的絕大多數高級幹部就沒參與，更不用說外地的高幹了。後來對

他們的傳達，也是再分層次、有所區別對待的。至於「全黨幹部的普遍整風」，也是分為

幾個不同層次的，編組學習又因人而異。有些政治問題的傳達，哪些內容傳達到哪一級，

都有嚴格規定，並成為長期以來實行的政治待遇上等級制的一項重要內容。

整風分層次絕不是個形式問題，而是有著目標和內容的區別。長期以來的說法都是，

整風的主要任務和目的是反對主觀主義。實際上還是上引毛澤東自己說的，是要使領導機

關和幹部掌握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結合這個基本方向，也就是掌握毛澤東思想。因此，發

動整風就是為了在全黨確立毛澤東的絕對領導和毛澤東思想的統治地位，這是從來都沒有

什麼爭論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排除上下兩方面的障礙。在上層，就是整那些教

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所以毛澤東直接了當地說，「整風學習的目的是打碎兩個宗派

。」 13 對下層一般幹部（胡喬木說主要矛頭是針對知識分子），是打掉他們的自由主義、平

均主義、極端民主化思想，把他們改造成黨的黨的馴服工具或「螺絲釘」。因此在上層特

別是中央一級，主要是學習《兩條路線》，清算歷史和進行路線鬥爭。下層主要是學習《

整風文獻》，檢查思想和交代歷史。形式上都是「脫褲子、割尾巴」，只是「尾巴」不盡

相同。當然，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上層的整風，而這是經過一個長期醖釀過程的。

（三）上層整風的一些來龍去脈和抗戰初期毛澤東同長江局的分歧

六屆四中全會後的「左」傾路線，給革命帶來很大損失，也使毛澤東長期受壓。遵義

會議糾正了「左」傾路線，毛澤東的正確軍事意見得到尊重和採納，但領導體制確立的卻

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集體領導。毛澤東既沒有成為核心，有時還處於孤立境地。這最明顯地

表現在1937年的白區工作會議、洛川會議和「十二月會議」上。白區工作會議，毛澤東並

未直接出面，只是傾向於支持劉少奇。而劉少奇批評十年白區工作的「左」傾路線造成百

分之百的損失之說，竟遭到絕大多數與會者的反對。後來張聞天肯定總路線正確、只承認

犯了許多策略性錯誤的報告，卻得到會議的一致擁護，當然也包括毛澤東、劉少奇。不過

事後證明，這個「一致」只是表面的，實際上並未解決問題，毛、劉的同意也是暫的妥協

。八月洛川會議上的分歧直接關係抗戰後的政策，影響自然更大。主要分歧之一是紅軍作

21

戰原則。得到張聞天支持的毛澤東主張，抗日軍事戰略只能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即

分散作戰，只打游擊，不同日軍硬拼，不打集中兵力的運動戰和陣地戰，主要任務放在發

展壯大自己力量，依託山地，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所以像後來的平型關戰役和百團

大戰，就沒有得到毛的批准。）得到朱德、彭德懷、博古、任弼時等多數人支持的周恩來

則提出「還是運動游擊戰好」，主張應當運用當年同國民黨打仗時的戰略戰術，平時打游

擊戰，必要時也打運動戰，以「集中力量消滅敵人」，發展自身力量固然重要，但抗戰時

期還應以抗日為主。 14 此外還有對國民黨蔣介石的估計和對策問題。毛澤東估計，「片面抗

戰必敗」，蔣介石必降日。因此必須以壯大人民力量為主，將來打敗日本主要得靠我們。

周恩來等人不同意這一估計，認為蔣不會降日，並主張應當配合下面作戰。由於軍隊急於

出發，會議對上述兩個問題沒能展開討論和取得共識。只是由於主持會議的張聞天居間調

和，暫時掩蓋了雙方分歧，特別是改組了軍委，使毛澤東正式成為全軍統帥（軍委書記，

也稱主席）。但後來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在幾次請示報告都未得到毛澤東

答覆的情況下還是策劃了平型關戰役，造成了運動戰的既成事實。10月8日華北軍分會在一

份文件中更正式提出作戰方針為「運動游擊戰」。 15 接著又是王明、康生、陳雲奉派回國后

舉行的「十二月會議」，連毛澤東也自稱他處於孤立地位。這是因為，第一，王明傳達的

確是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意見，其中就有「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回國前受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接見並面授機宜的，除王明外還有康生、王稼祥、鄧發，因

此王明不可能隨意瞎編。事實上康生、陳雲也並未在會上做出更正和反駁。而根據黨章，

國際意見是必須服從的。因此不能把傳達共產國際的方針說成是王明的投降主義路線。這

就是為什麼毛澤東後來也只能說成，「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

日戰爭初期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裡來的。」 16 所以，王明的報告不但為會議

所一致通過，會上還決定委託王明起草決議。事後各地也是按王明口徑傳達的。如1938年4

月彭真在晉察冀邊區第一次黨代會上作報告時就強調，「一切工作都充分把握住，一切經

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原則」。連六中全會的《政治決議案》，提的也是，「

一切為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於一切的原則」。 17 在「十二月會議」上

，張聞天和毛澤東雖為維護洛川會議精神進行了辯護，但也不能不表示同意王明意見並作

點檢討。例如毛澤東就說，「我同意王明意見，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還進一步提出

「做的時候要經過國民黨」。對此，他後來在七大會上也說，「我們似曾犯過錯誤」。 18 第

二，周恩來的發言反映了多數與會者的意見，沒指名地以山西為例批評沒有堅持「抗日高

於一切的原則」，而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 19 與會者的絕大多數倒不是受王明「迷惑」，而

是出於當時的認識（反映了全民的抗日熱情）和對國際意見的尊重，所以較容易接受王明

傳達的精神。如果說王明的本錢只是「打著國際的旗號」，那麼周恩來的影響可就大不相

同了。1938年中央和長江局一個時期發生分歧，根子也在此。把一切分歧都歸之為武漢時

期的王明路線問題，也需要重新認識。對此，這裡只談以下兩點。

其實，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長期來雖然對毛澤東的政策思想和作風有所不滿，但基本上

還是採取了支持的態度；派王明回國也確實是為了在工作上幫助原有的領導集體，並無讓

其「當頭」之意。這在「十二月會議」上也是表現得明確的。王明在會上宣布的據說是經

過斯大林和國際批准的名單，毛澤東就名列第一。照張國燾說，當時毛澤東「似感不安

」，「力主將王明的名字列為第一名」，王明則「極力表明，他之提出這張名單，決無『

華盛頓人 發表於 2017-1-24 11:05
（七）「五朝領袖」之說與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相互矛盾
    1964年4月16日，毛澤東在一次講 ...

延安整風，實際上是有目標的，一個是張聞天，重點是教條主義。一個是周恩來，重點是經驗主義。他們檢討的時間最長，次數也最多。

華盛頓人 發表於 2017-1-24 11:05
（七）「五朝領袖」之說與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相互矛盾
    1964年4月16日，毛澤東在一次講 ...

  其次，長征一開始，張聞天就同毛澤東接近起來，一路行軍又走在一起，不但經常議論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而且如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所說，還「在政治局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  周恩來1944年11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中也說，「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  可見，毛澤東的意見，會前已多次討論和交換過，張聞天也早已了解，無須只等這次會議上的發言。而且根據張聞天的習慣和他們之間的一貫作法，張聞天根據「經過共同討論」寫出的「反報告」提綱，必定給毛王看過，他們有什麼意見也一定會提出，並且作了反覆磋商和一再修改，最後才能成為代表三個人的「聯合發言」。由此可以斷定，毛澤東在張聞天作了「反報告」（也是他們的「聯合發言」）之後的發言，既不會同張相互重複，也不能相互矛盾，而只能是表示同意和支持，然後作些補充，或對某些問題加以強調、發揮和提高。根據這樣一個發言是無法起草出會議決議的，而且會議也不會作出根據一個人的發言起草決議的「決定」。如果現在通行的這種說法屬實，而毛澤東的發言又確像一些人描寫的那樣全面系統，甚至說成「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那就只能是：或者和共同商定的《反報告》基本重複；或者毛在事前醞釀中沒有把大部分意見和盤托出而要留作自己發言。二者必居其一。按理這兩種情況都不會發生，因此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決議的說法也難以成立。
    還應提到的是，在政治局最後審查通過《遵義會議決議》的同時，還以中央書記處名義發布了一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據一些研究者的分析考證，這個《決議大綱》可能就是張聞天會前起草的那個提綱，經本人略加修改，使之成為傳達和貫徹遵義會議精神的中央書記處文件，和《決議》的內容只是詳簡之分，而不是另起爐灶。  何況反報告提綱是在會上得到「完全同意」的，從法理和情理講，起草決議都只能以它為藍本，再吸收會上毛王周等人發言中的一些意見。而對於起草者張聞天來說，這樣做不但是順理成章和執行會上的決定，而且也比較容易完成任務。因為從遵義會議結束到決議的寫成和通過，緊打滿算只有二十天左右。這期間，紅軍一直處於行軍作戰的流動狀態，張聞天除必須隨軍行動外，還得經常（幾乎每天）參加和後來主持中央的會議、為書記處起草和簽發一些重要的文件電報，而《決議》的起草工作也要查對有關資料和文件（如國際指示和一些人過去的文章或發言等）。環境動亂和時間緊迫，更要求起草決議盡量省事。而以自己的報告提綱為基礎和框架進行加工，自然比較得心應手一些。根據會上一個發言起草，就要另起爐灶、有更多磋商，在內容和結構沒有根本不同又沒硬性規定的情況下，大概是不會有人找這個麻煩的。
    另外，張聞天終其一生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堅持獨立思考，不肯人云亦云。胡喬木自己在《回憶張聞天同志》一文中就說，「綜觀張聞天同志一生，我覺得，敢於獨立思想，敢於獨立地系統地提出和堅持自己的政治見解和理論見解，這是他的品質高尚之處。」  張聞天幾十年的經歷表明，他所寫的文章和發表的意見，總要出於自己認為成熟的考慮（被迫的交代和檢討、反省除外），即使貫徹上面指示或吸取別人意見，也要自己融會貫通，決不生吞活剝。例如他無論在東北做地方工作還是進入外交戰線，在向下面傳達中央會議時，都是要綜合會議精神並結合所在地區或單位的實際進行傳達，如同布置工作一樣，從不照本宣科地只念幾個領導人的講話記錄。這也是我跟隨他工作十多年的親身體會。為此，下面曾提過不少意見，特別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半期在外交部，大家都想知道領導同志特別是毛主席具體說了些什麼，要求很強烈，他這才接受大家意見，大約從1958年起開始宣讀毛澤東的一些講話，但往往還要加上自己的理解（他以前那種傳達方式，也是1959年被批判的一項內容，作為反對毛主席的證明）。在毛澤東的威望如日中天時尚且如此，何況遵義會議期間，毛澤東才被大家推舉為政治局常委，地位還在原有常委張聞天自己和周恩來之後。要張聞天不依大家同意的報告提綱而根據毛澤東的發言起草決議，簡直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張聞天受委託起草決議，主要還是由於他本身的條件，即不僅因為他當時在中央僅居博古之下的地位和公認的思想理論水平，更重要的還是他作的「反報告」和提出的提綱為會議定下了基調，得到會議「完全同意」，可以作為起草決議的基礎，也表明他已和「左」傾中央及其路線宣告決裂，站到了正確路線方面。據研究張聞天的專家張培森、程中原等同志研究考證，  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的轉變、能夠站出來作「反報告」和受委託起草決議，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自身的思想基礎。張聞天原本就同王明、博古他們的思想觀點有差別，進入蘇區參加實際工作后又逐漸覺悟，越來越多地批評一些極左政策。特別是福建事變和廣昌戰役后，他已同博古、李德的領導和指揮直接進行鬥爭了。進蘇區兩年，一直處於戰爭環境，整天接觸和談論的都是軍隊和打仗。他又是政治局常委和軍委委員，要經常參加軍事問題的討論。形勢也在迫使他對軍事問題進行學習、思考和研究。因此不能說張聞天完全不懂軍事。長征前寫的一些文章就是證明。如《我們無論如何要勝利》、《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等，都直接談到軍事問題，批評了「左」傾軍事路線的幾種表現，提出了若干正確思想觀點。《遵義會議決議》不但反映了這些觀點，還採用了很多表達這些觀點的用語。這也證明，張聞天起草決議是以他的「反報告」提綱為基礎的。
    再說，會議「決定」讓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或發言起草決議，也和他們兩個人的身份太不相稱。即使按好久以後才形成的作法，根據領導意圖（更不用說一個人的意見或發言了）起草會議決議，那也是秘書（或寫作班子）的事，總不致讓才推舉出來擔任第一把手的張聞天起秘書的作用。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更加不可能的。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關於《遵義會議決議》的起草，至今還沒見到毛澤東、張聞天等直接當事人的說法。如果決議確系根據毛澤東的發言起草，那麼基於決議在黨史和毛澤東思想形成上的重要地位，在建國后編《毛選》時大概是會收進去的，毛澤東也不一定會反對。收入《毛選》中的文章就有一些是別人起草的，例如《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就有其他人參與起草的部分，其中第一章第二節即由張聞天執筆，  而且文章的主要內容早已在延安一些學校講授，還油印過講義，至於作為附錄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更不用說了。另外，毛澤東著《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大部分就是李富春寫的。 （這種情況其他人也有。例如張聞天1945年11月起草的《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即著名的「陳高洛電報」，當陳雲在世時的1983年就已收入《陳雲文選》，  而張聞天親手起草的原稿檔案尚在。）張聞天是從不講他個人的功勞和貢獻的，在延安整風期間還竭力把一切功勞歸於毛澤東。因此決議如果確系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按理他是會在《反省筆記》或其他談到遵義會議的發言中作點說明的，但事實上卻隻字未提。周恩來、陳雲，也都沒講過決議的起草問題，如果會議真有根據毛髮言起草的「決定」，他們理應是會提到的。胡喬木雖然是黨史方面的主要權威，被稱為「中共黨史研究和編纂的開拓者」，  在黨史問題上往往是「一言九鼎」，但終究不是遵義會議的參加者。而且一大半為後人整理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在談到決議的起草問題時也是只下結論，並不提供任何出處和根據。所有這些都不能不令人存疑。
    撥亂反正和批判「兩個凡是」以後，不是一再強調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嗎？這當然也適用於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總不能說其中不包括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王稼祥等人的貢獻。那為什麼在初步總結第二次國內戰爭經驗的時候，已經站到了正確路線方面的張聞天就不能有點貢獻，起草決議竟沒有自己的思想，而只能「根據毛澤東發言」？在這裡，歷史和邏輯不是又分家了？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認為，關於《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的說法，大概是以訛傳訛。既然如此，為什麼會提出這樣一個既非事實又悖邏輯的問題呢？看來，最初提出，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都是為了突出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地位和權威；而人們後來的附

但在基本上是正確的。九一八事變至遵義會議這一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  毛主席在同一時期寫的「九篇文章」，用的標題也是《關於和博古路線有關的主要文件》，還沒提王明路線。  胡喬木還說，「從遵義會議以來，沒有人提出過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的路線怎麼樣。毛主席寫的《農村調查》的《跋》（1941年4月19日）講到，那時執行的許多政策現在看來是錯誤的，當時也是錯誤的。這是第一次提出這個問題。」  即使單從胡喬木的正面解釋看，遵義會議沒有提政治問題，也並不是什麼策略考慮，要等待多數人的覺悟，而是連毛澤東也沒有認識到。那些事後諸葛亮的說法顯然是缺乏根據的。
而且，這也是遵義會議后的許多事實所證明了的。例如直到1936年秋毛澤東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不但沒有提出政治路線問題，而且還把軍事上的錯誤歸之於右傾，說，「喪失根據地的最顯著的例子，是在反對第五次『圍剿』中喪失了江西中央根據地。這裡的錯誤是從右傾的觀點產生的。」  （書中上一節說的「1931年至1934年的『左』傾機會主義……」則是以前各種版本所沒有而為1951年出版《毛選》時加上的）。其實，第一個比較含糊並且只限於白區工作提出四中全會以後有路線錯誤的樣子，並不是毛澤東而是劉少奇。這就是1937年白區工作會議上引起的一場爭論。劉少奇在報告中批判長期存在的「左」的惡劣傳統，認為四中全會以後，黨在實際工作中還部分地保存著立三路線（他隨後也解釋說，「我覺得我們的錯誤……好像是路線的樣子」）。  這就立即遭到多數與會者的不滿和批評，政治局不得不開會討論白區工作路線問題。不但時任總書記和主持會議的張聞天認為，四中全會後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劉少奇的提法「忽視黨的歷史發展」，「是主觀主義的錯誤」。就是毛澤東，在6月3日政治局會議的發言中也批評劉少奇「擴大化」，是「非辯證法的發展觀」，說黨「只有幾個極短時期犯過總路線的錯誤，在歷史上只有兩個時期（大革命末期與立三時期） 」，其他時期只是在若干問題上犯過原則性的錯誤。這就是說，王明博古時期也不是路線錯誤了。最後，劉少奇不得不進行檢討，承認自己認識有片面性，把問題擴大化了，「至於黨的路線的正確，我是不否認的」。  
如果說，這個時期仍然需要等待多數人的覺悟，還有策略的考慮，那麼在黨史上被說成是批判王明的六屆六中全會總可以少一點顧忌了吧，但事實是提法仍然相反。六中全會通過的毛澤東所作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的提法是，「遵義會議糾正了在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中所犯的『左『傾機會主義性質的嚴重的原則錯誤。」其「特點是在戰爭中的錯誤」。就是說，這次錯誤只限於反五次「圍剿」中的軍事方面。接著還直截了當地表明，「要指出：當時的這種錯誤並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而是執行當時總路線所犯的戰爭策略與戰爭方式的嚴重的原則錯誤。」
其實，也不僅六中全會，而且如上所述，以清算六屆四中全會以後在黨內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左」傾錯誤路線為主要目的的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好久，認識仍比較模糊，還一再發生變化。這從上引胡喬木的敘述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實際上是，直到1945年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才把路線錯誤的性質最後確定下來。建國后，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經多數政治局委員同意，在收入《毛澤東選集》時作了一些修改，加上了王明博古的名字。後來更進一步演變成王明路線，一般不再提博古的名字了。
由此可見，對於王明路線的提出，無論對全黨還是對毛澤東本人來說，都有個過程，是隨著情況的變化和政治的需要，經過不斷變化才逐漸明確起來的，並不是一開始就看得清、提得准。這首先是由於毛澤東在學習斯大林和蘇聯共產黨的歷史與實踐中，進一步認識到並逐漸掌握了路線問題在黨內鬥爭中的重要性，往往可以用路線錯誤置政敵於「死地」，令其「徹底繳械」。所以延安整風一開始就提路線問題（上層），而且越來越強調。但也不是一開始就拿著帽子亂戴，總還有個了解情況和演變的過程。這也合乎當年毛澤東特彆強調的，一切結論只能產生於調查研究之後。對四中全會後黨的歷史的調查研究，只是1940年下半年收集和編輯《六大以來》才正式開展起來。在這之前，特別是內戰時期，長期處於殘酷的戰爭環境，居無定所，又缺乏資料，也沒有時間和條件來全面研究黨的歷史和政治路線。而且從主觀上講，當時整天想的都是打仗，所以毛澤東對軍事問題了解得透，思想比較成熟，對政治路線還了解不多，研究不夠，在很長時間都沒有形成獨特的系統的看法。另一方面，當時的地位和處境，也使毛澤東不大容易了解中央的整個路線問題。所以胡喬木說，「一編《六大以來》，就發現了過去存在的許多問題。過去沒有時間，沒有機會研究四中全會的決議有什麼問題。在30年代以王明為代表的中央發表這些文件的時候，毛主席對這些文件不可能有很多接觸。」  這就是說，毛澤東對四中全會後中央的政治路線也是在延安整風中才加以研究和逐步認識的，並不像一些人事後所猜想的那樣，把毛澤東說成`「先知先覺」。例如研究黨史很有見地的書——《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上面也說，在遵義會議上，「依據他（毛澤東）當時的認識水平，肯定知道『左』傾領導人犯了政治路線錯誤」。這種猜測就太不實事求是了。其實，如果再深一層看，就不應忽視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即整風過程中路線鬥爭的變化。一開始清算的「左」傾錯誤被稱為「博古路線」，還不是「王明路線」，時間也是從博古臨時中央上台的「九一八」前後算起，說王明出頭的四中全會，根本方面還是「正確的」。但由於王明不但不檢討，反而倒打一耙，批評抗戰時期黨的路線了，加上康生、劉少奇、周恩來等對四中全會特別是王明所寫小冊子《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揭發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才在整風後期冠上了王明的名字（但還只限於上層），時間也從四中全會算起了。
    遵義會議上沒有提出四中全會後中央的政治路線問題，還因為那時政治上的分歧不像軍事上的分歧那樣明顯。軍事上，李德、博古的單純防禦路線和瞎指揮成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一個因素，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特別是同前幾次反「圍剿」勝利一對比，兩條不同的軍事路線就清楚地顯示出來了。所以不但代表正確的軍事路線和軍事思想的毛澤東，一開始就處於他們的對立面；就是原來犯「左」傾錯誤的張聞天、王稼祥，也早在長征前就已認識到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並起來進行鬥爭了。當時黨內鬥爭也主要表現在軍事方面，對毛澤東的打擊和排擠，首先就是剝奪他的軍事指揮權。至於在政治領域，兩條路線的分界並不十分清晰，不像軍事路線那樣涇渭分明。例如毛澤東雖然曾被批為執行「富農路線」，但整個說來他在富農問題上還是「左」了。對臨時中央提出的「左」的土地政策，沒有見到他的抗拒和抵制，反而在1933年6月1日由他和項英署名發布的臨時中央政府《關於查田運動的訓令》中，實際上就包含有「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錯誤內容。  特別在肅反問題上，還在四中全會前，毛澤東直接領導的一方面軍和江西蘇區就發生了令人痛心的嚴重擴大化（其實多是無中生有，連擴大化都談不上，因為實際上紅軍和根據地中並沒有什麼「AB團」），反而是此後產生的「左」傾中央派人去糾偏(特別是後來進入蘇區的周恩來)。據《肖克同志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中說，「僅1930年11月到12月的一個月里，在不到4萬人的紅一方面軍內，就打了4400個AB團，」「永新縣接連把六屆縣委都打成了AB團」。  (1930年12月20 日毛澤東寫的《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中也說，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四萬紅軍中肅出4400餘名「AB團」分子。) 還有因錯誤肅反使矛盾激化的富田事變，也發生在四中全會前，同樣是毛澤東親自領導處理的。  這些就都不能歸罪於四中全會後的「左」傾中央了。至於搞過火的階級鬥爭，以鬥爭推動工作，用強迫命令以至肅反的手段進行擴紅等，在中央蘇區甚至毛澤東的眼皮底下，前後都是很盛行的，有些甚至是毛澤東指示那樣做的。
即使從現存文獻看，也很難理出當時一條同第三期「左」傾路線針鋒相對、旗幟鮮明和比較系統完整的正確路線來。甚至在以清算「左」傾路線為主要目的的延安整風中，也是著重以後來的認識揭發和批判「左」傾中央的錯誤，而很少舉出當時在政治路線上與之相對抗的文獻。所以正確路線和錯誤只能豎比（前後），無法橫比（同時）。這就是胡喬木說的編輯

聶榮臻、伍修權、李卓然等都還健在（只有劉伯承已喪失思維），聽過會後傳達的人就更多了，而且可供使用的還有大量檔案和各種資料。按理，這次調查研究應取得重大突破和收穫，弄清一些重要情況，解決幾個重大問題。可惜結果並非如此，實在令人感到失望。
     由於先就有了不可更動的結論（如肯定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又帶著只准證實其是的檔案資料（即陳雲的所謂《傳達提綱》），而沒能完全遵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按照「不惟上，不惟書，只惟實」的原則，所以不但沒能弄清和解決一些重要情況和問題（如會議是怎樣把會後才分工成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助手的毛澤東確立為全黨全軍領袖的等等），反而還把一些問題弄得更亂了，造成了更多的矛盾。例如根據《調查報告》和幾個人幾十年後的個人回憶，在正副報告之後第一個就是毛澤東的「重要發言」，而且「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如果這屬實，那張聞天的「反報告」以及為會議「完全同意」的「提綱」就都沒有了。陳雲對《調查報告》的《答覆》上說，六屆五中全會沒有設書記處和常委，就更是自相矛盾，因為他的所謂《傳達提綱》上說的遵義會議「最後作出」的四條決定中竟有三條提到常委，第一條就是「毛澤東同志被選為常委」。再說，黨的最高領導人（無論稱負總責、書記還是總書記）的更換，恐怕不會只是個常委分工問題。對於當時有無書記處，在1943年3月16日政治局會議上，任弼時報告中央機構調整方案時已說得很清楚：「在中央蘇區時，書記處在政治局之上，實際上等於政治局常委，不合適。」  另外，《調查報告》還斷言「當時中央並無總書記職稱，洛甫和博古也未用總書記名義」，那張聞天多次讓出總書記又怎麼解釋？陳雲和康生在遵義會議后三年半的六中全會上提議選毛澤東為總書記又有何根據？類似問題還有許多，不再一一列舉。
    不過，這裡又牽出來了兩個不小的問題。
一是陳雲的《傳達提綱 》手稿形成的時間和地點以及內容的詮釋，都還值得作進一步考察和研究。如像《文獻》的考證所注，是在「遵義會議后不久從威信到鴨溪的行軍途中」，那為什麼沒有保存在中國？聽傳達的人自應不少，怎麼一直沒人憶及？使陳雲的「傳達」除自己認定外，得不到其他旁證。行軍途中寫的手稿經過什麼途徑（陳雲在長征途中奉派化裝去上海，既無必要，更無可能帶在身上）帶到莫斯科成為共產國際的檔案（中辦於1956年接收來，直到1982年才得到確認 ）？而且原標題為《（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並無「傳達提綱」字樣，為什麼又不公布（或沒有）原件（甲）甚至（丙）的部分？因此這是否是陳雲去莫斯科在那裡向國際寫的彙報提綱？（這個問題早已有人提出並作過論證，但陳雲堅持他在蘇聯沒寫過這個東西，肯定是他長征途中所寫。  於是，在「只惟上」的潛規下，這方面的研究論證只好作罷。）若果真如此，由於時間已過去大半年（陳雲是1935年8月同陳潭秋、楊之華等八人到莫斯科的），且無多少旁證資料可供查考，單憑記憶能寫得如此詳盡已屬大不易，在某些問題上出現遺漏、不確甚至矛盾的地方反而是完全正常的。對此問題，個人既無材料，也無研究，所以不敢妄加論列。但希望有關機構和專家能夠堅持「不惟上，只惟實」的原則繼續深入考查，提出實事求是和令人信服的說明。不回答上面以及有關的許多問題，這個材料恐怕是很難稱為《傳達提綱》、現在史學界也很難以此對一些重大歷史問題做出定論的。
二是個人的回憶能否作為歷史「文獻」看待。對此擬另文論述。這裡只以《遵義會議文獻》中採用的幾篇四五十年以後回憶中的問題為例提點疑問。根據現在的分析估計，一些回憶錄的有關提法是當時不大可能發生的。如周恩來全力推舉毛澤東為我黨我軍領袖並得到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積極支持（伍修權）；「我和王稼祥……堅決主張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聶榮臻）；「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周恩來），等等。另外，有些說法已證明不合乎事實，如：關於正副報告后的發言順序，先是毛澤東，接著是王稼祥，再接著是張聞天和朱德明確表態；成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伍修權）；六屆五中全會「改選了政治局，毛澤東、朱德、博古、張聞天、康生、陳雲等被增選（註：顯然不是增選）為政治局正式委員，沒有設書記處和常委」（陳雲）；等等。
這裡並無意討論這本《文獻》的內容或對它作評價，只是想說明，遵義會議的研究並未因此畫上句號，甚至可以說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都沒弄清。這裡專就張聞天遵義會議后的職務對《文獻》的說法作點辨析。
要了解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以後的職務，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就是這次會議前後中央有沒有書記處。否則，博古和張聞天不但不能稱為總書記，而且說他們是書記都不可以。
1982年12月28日陳雲寫的《對遵義會議調查報告幾個問題的答覆》  中，有不少說法是不確切甚至互相矛盾的。這可能是由於不但事過五十年，而且陳雲年事已高，因此出現這種情況也許並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此後黨史界關於遵義會議的研究和著述，就都把這次《調查報告》和《答覆》以及陳雲1935年那份現在才定名為《傳達提綱》的文件奉為圭臬。這本身就違背陳雲提倡的「不惟上，不惟書，只惟實」精神。
例如《答覆》中說，六屆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都「沒有設書記處，也沒有設常委」，這同歷史事實就大有出入。幾乎一切有關的黨史資料和論著都提到，自五大以後，中央就一直設有政治局常委（五大前我沒有去查）。五大后的常委為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八七會議選出的常委是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六大后的常委為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項英、蔡和森，向忠發任政治局和常委主席。六屆四中全會選出的常委是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 （說會後不久又補上王明，  並無根據），還決定改常委會主席為總書記，仍由向忠發擔任（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和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都一直稱向忠發至死的職務為主席，大概不是事實，而是為了圓「沒有總書記，只有負總責」之說。但卻既未提供證據，也解釋不了常委們鑒於盧福坦覬覦總書記，故決定臨時中央暫不設總書記的事件。而對此，王明、周恩來、博古、張聞天、陳雲等都有正式說明）。臨時中央遷入蘇區后的聯席會議上，博古被推舉為總書記。六屆五中全會決定設立並選出書記處，博古繼續任總書記（書記處稱作常委時，博古只稱書記）。這都是報經共產國際批准過的。
對《調查報告》和陳雲的《答覆》以及《文獻》其他內容，還可提出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        遵義會議后不到八年就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是專門清算十年內戰
時期黨的領導，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這段歷史的。當時主要當事人都健在，而且年富力強，又時隔不久，記憶猶新，留下了大量書面材料，怎麼可能連有無書記處和常委都弄不清？
第二，        如上列舉，起碼從五大算起就一直設有常委，怎麼到六屆五中全
會竟無緣無故地給取消了？既然沒有常委，毛澤東又怎麼會「進入了黨中央政治局的領導核心」？是會後一個多月寫的《傳達提綱》（即使寫於到莫斯科后，也只半年多）可靠，還是事隔四十八年後寫的《答覆》可靠？
     第三，既然沒有書記處或常委會，怎麼能長期以書記處的名義號令全黨並和頂頭上司的共產國際聯繫？六屆五中全會後不到一年做出的《遵義會議決議》又怎麼會多處提到並不存在的書記處？有案可查的常委會及其擴大會的召開和做出的決定不是都成了不合法的？1937年「十二月會議」改組書記處和增補王明、陳雲、康生為書記又從何說起？一個走向成熟的黨，連領導核心的名稱還「不那麼固定，不那麼嚴格」，反倒不如以前有章法，這可能嗎？
     第四，「為了把黨史資料立好，立準確」，是黨中央的正式文件和原始檔案（如各種會議記錄）重要呢？還是個人多年後的回憶重要？而《遵義會議文獻》的編排順序，是看資料的準確程度和參考價值，還是看後來的官職大小？難道會議主持人秦邦憲會後不到十年提供

的材料，還不如被「擴大」進來參加會的聶榮臻四五十年後的回憶重要？無論什麼時間和場合，毛澤東都名列第一，這種規矩是怎麼立下來的，合乎歷史主義嗎？
     第五，《文獻》選材的標準又是什麼？是為了「把黨史資料立準確」，還是只為證實陳雲的《傳達提綱》和《答覆》以及1984年9月《調查報告》的結論？在張聞天任總書記問題上，為什麼一概不用許多不同於陳雲的說法，如中央關於「六十一人案」的批示、鄧小平對張聞天的《悼詞》、《彭德懷自述》等？對挑選的人又為什麼有斷章取義，只摘一方面的說法而不用或刪去另方面的說法？如為什麼對周恩來多次談到張聞天擔任總書記的話不用（包括「文革」期間說的「第五任是張聞天，他當了十年總書記」 ），偏要用「聽毛主席的話」這類屬於「文革」時的語言？為什麼伍修權兩次提到的遵義會議「選舉張聞天同志為總書記」的話被刪去，  卻選用大可懷疑的《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和根本不可能提「王明那一套」的談論？根據這樣鮮明的傾向性選材能「準確」嗎？
     類似的問題還可再提許多，要在說明1984年的《調查報告》和陳雲的《答覆》，並沒有解決遵義會議的一些主要問題，對「歷史情況」的敘述也並不「準確」。它們本身和被《文獻》採用的某些材料還需要作進一步的分析和論證，而不能「以此為準」和「到此為止」。
    （二）張聞天擔任總書記史實確鑿無庸置疑
     在討論張聞天遵義會議后的任職問題前，還得先弄清向忠發和博古是否當過總書記。
     由於六屆四中全會「決定將中央政治局主席改為總書記」，向忠發也就從六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主席變成了總書記，  因而才發生了向忠發被捕叛變后不要再設總書記的問題。這是所有當事人周恩來、博古、張聞天、陳雲等都一再說過的。  所以胡繩主編和黨史研究室所著黨史中關於向忠發被捕前為主席的說法，  顯然
與史實不符。有的書更是自相矛盾，如2000年7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的一本書叫做《延安整風實錄》第5頁上說，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席雖仍由向忠發擔任」，但第10頁卻說，「1931年6月，黨的總書記被捕。」很明顯，兩者只能有一個是對的，而沒有根據的說法又只能是第一個。
     再看博古。根據上述，在上海的臨時中央不設總書記，有如博古1945年5月3日在七大的發言中所說，「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指定我做臨時中央負責人」（注意，沒有像現在黨史書上沒有根據地說王明「指定」），這是情理之中的事。到中央蘇區后，兩個中央局合併的會上要推舉一位中央領導人，竟然只稱為負總責，就有點於理不通了。特別是六屆五中全會，選出了書記處，卻仍然設一個負總責的，就更不可理解了。實際上，在中央蘇區大家都一直稱呼博古為總書記，這是延安整風期間也無人否認過的。至今一些老同志還是這樣說。時任少共中央局宣傳部長、列席過黨的六屆五中全會的劉英，最近就多次談到。當時位居第二的張聞天，在事後不到九年書寫下來的回憶，應該是比較權威的了吧。他在1943年12月所寫的《反省筆記》中是這樣說的：「博古到后（指到中央蘇區）曾召集了一個會議，到會的有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陳雲、洛甫、劉少奇）及中央蘇區原有中央局委員（項英、毛澤東、任弼時、鄧發）。博古做了簡短傳達，……於是多數即推舉他為總書記。對總書記一職，博古不但未推辭，而且很高興。」（此說如非事實，當事人的毛、劉、任、陳雲等怎麼能不糾正，反而會認為「寫得很好」？）「我當時想，我們原來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時，曾經申明中央無總書記，一到中央蘇區，他卻弄起總書記來了。這當然使我不滿意。」此外，他談到博古當總書記的地方還有數處，茲不一一列舉。張聞天的這份《反省筆記》，整風中曾得到大家稱讚。劉英說，「毛主席看后立即到我們窯洞里來，說，『 我一口氣把它讀完了，寫得很好』。」  總之，總書記從來沒人加以否認，怎麼事過四十年後這總書記就一下和一律變成「負總責」了？難道那時對博古不是稱總書記同志，而是稱負總責同志？這能叫上口嗎？
     在大體弄清向忠發死前和博古進蘇區后的任職后，張聞天接替博古的職務及其稱謂也就不言自明了。而且這方面文獻資料又極多，為節省篇幅，下面只摘要列舉數件。
     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後任總書記是有黨的正式文件可征的。遠的不說，只說平反后的就有： 1979年8月27日鄧小平代表中央致的悼詞中說，「就在這次會議上他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   主持這次追悼會的就是陳雲，並且由於他的堅持，會期推遲了一個多月，當時他答應讓主持會或致悼詞都行，悼詞也事先送他審閱過。另一件是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 《關於「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中說，「1936年張聞天同志是中央的總書記，他的批複應該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毛澤東、周恩來等黨的領導人在多次談話中提到張聞天遵義會議后的任職，一再說過他是總書記。例如毛澤東，正面的說法是張當總書記講民主，能聽取大家的意見，所以封他一個「明君」的雅號，這是人所共知的；反面的說法有如李銳所述，「談到王明路線和洛甫任總書記時說，『你當權不如我當權』。」（李銳評
曰：「這當然是對的。」卻值得考慮）
     其他領導同志提到張聞天是總書記的就更多了。如上述伍修權兩次提到總書記的話：「會後解除了博古同志的總書記職務…… 選舉張聞天同志為總書記。」（《偉大的長征》）；「爾後他又被推選為中央總書記，取代博古主持了中央領導工作」（《追求真理   鍥而不捨一一懷念張聞天同志》）。  楊尚昆：「大家習慣稱他總書記」； 「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 。彭德懷：「會議結束后，聽了傳達，大概意思是： 改變了軍委領導; ……撤換了博古的總書記,中央總書記由洛甫 （張聞天） 擔任……」  黃克誠：「遵義會議的情況，我是在三軍團聽毛主席親自傳達的……但擔任總書記的是張聞天（洛甫）同志」。  其他就不再引證了。
     不但黨內，就是知情的黨外甚至外國人，也都知道張聞天是總書記。例如那位在遵義會議上受批判的李德就承認，「洛甫接替博古，成了黨的總書記。」  斯諾在《紅色中華散記》中，寫到他1936年2月16日同張聞天的談話，一開頭就說，「洛甫當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不過也應承認，無論是在國內外還是在蘇區和紅軍中，朱德、毛澤東要比王明、博古、洛甫出名得多。所以連羅瑞卿在中央蘇區任一軍團政治保衛局長時還不知道王明。  可見，王明是批判王明路線后才出名的；博古、張聞天出任過總書記一事能夠被長期埋沒和不被承認，也就都是不難理解的了。
     至於張聞天本人，平時閉口不談過去歷史，但在整風中的多次發言和書面材料中，卻一再提到總書記。在《反省筆記》中除上引談博古的地方外，也多次談到書記處和自己的職務。如談到六屆五中全會時說，「政治局與書記處名單，曾經得到過國際的批准。」 關於書記處名單，「國際回電，曾經不贊成洛甫、陳雲參加，而建議補上張國燾、王明（似乎還有康生？）。但後來博古又去電解釋了一下，說是為了工作方便，算又把我和陳雲補上了。」談到遵義會議，說，「我不但未受處罰，還被抬出來代替了博古工作。」「當時政治局許多同志推舉我當書記。」後邊又講到，還在六屆六中全會前，就已「多次提出解放總書記」，並檢討六中全會時「沒有堅持推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總書記，是我的一個錯誤」。不過，「我確曾向毛澤東同志提過，當時他不主張提這個問題。」「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辭掉，但我的方針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不用再多引證，就已可看出，張聞天確實當過總書記。不然他一再讓的是什麼「位」呢？他始終說的是讓出總書記，沒有說讓的是「負總責」。
     張聞天的《反省筆記》除在自我批評和頌揚毛澤東的問題上頗多過頭之處（但多為空洞的上綱上線的話）外，而對黨史事實的敘述，在延安整風中就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例如關於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的合法與否就是據它確定的。毛澤東1944年3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講話（這是對幾個重大歷史問題所定的基調）中就說，「過去有同志認為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是非法的。現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筆記中說到，對臨

對臨時中央共產國際來電批准過，五中全會也經過共產國際的批准，根據這一點，應當說是合法的，但選舉手續不完備。」
     還應說明的是，張聞天《反省筆記》中敘述的一些史實之所以可靠，不只因為得到毛澤東等領導人的讚揚和引證，還因為他的敘述不像一些人那樣只憑多年後的記憶和根據新觀點的聯想寫《回憶錄》之類，而是擁有充分的原始材料為根據。張聞天是個勤於動筆的人，在整風時還保存有進入中央蘇區的全部日記、工作筆記等資料。此外又據胡喬木說，「他曾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擔任中央領導工作時期的耳聞目睹，寫了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國革命紀事。其中記述了不少外界很少了解的事情，有些事我就是首先從這裡得知的。那時聞天同志才四十齣頭，距所記事件的時間也不遠，所以記憶清楚，寫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認為這些材料在延安撤退時的喪失「是一個極可痛惜而無法彌補的損失」。  可見，張聞天在這時和在這種基礎上寫出的《反省筆記》史料，大概總比陳雲等人四十多年後的一些「回憶」和論證要更可靠得多。
     對張聞天擔任總書記期間情況最了解現在仍健在的要算張聞天夫人劉英。她雖已96歲，但仍頭腦清楚，記憶力極強（她說是由於受過收發報密碼訓練和多年做組織幹部工作的緣故）。她不但在中央蘇區任少共中央宣傳部長，同中央領導多有接觸，而且遵義會議後接替了鄧小平中央隊秘書長的職務，專為政治局和書記處（常委）服務，如照顧中央領導行軍中的生活、安排開會、擔任記錄、進行聯絡等。中央到達陝北后又和張聞天結了婚，政治局及其常委的會幾乎每次都在他們家開，她多在場。派出或回來的負責幹部向中央請示彙報也基本都在她家。她同毛澤東的關係又特別好，至今保持著對毛主席的親切感情和崇敬心理。因此，直到她1937年11月去蘇聯，在這以前三年的中央內部情況，她是了解較多的一位，而且可以說，在周恩來、毛澤東相繼去世后則是唯一的一位了。為了了解張聞天這個時期以及後來的情況，從1999年起我已拜訪了她數十次。對於博古特別是張聞天擔任總書記，她不但一再肯定，而且講了許多生動細節以資證明，這裡無須複述了。她在張聞天平反后寫的懷念文章，還是講「聞天同志在擔任總書記期間，遵循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堅持黨的集體領導制度」。  但1982年以後，由於陳雲提出沒有總書記只有負總責，她為了尊重陳雲、並在有關領導同志竭力勸說下，此後寫的回憶錄中才把總書記改為負總責，只加一句「習慣上稱為總書記」的話。但在多次談話中，她仍堅持張聞天那幾年是名副其實的總書記，掌握全局；毛主席則主要管軍事，自封「大帥」，稱張聞天為「明君」。她還幾次談到，1937年11月去蘇聯治病，共產國際和蘇方都是以總書記夫人身份接待的，住王明原用的別墅。王稼祥領她去見季米特洛夫時就介紹說，這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洛甫同志的夫人。1938年一天，王稼祥單獨密告她，中央書記處進行了改組，實行集體領導，洛甫還是書記之一，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開會議等。等她1939年3月回到延安時，中央的會議已不在他們家而改到毛主席處去開了。
     綜上所述，張聞天當過中共中央總書記是既有正式文件又有大量旁證材料可資證明的，而「負總責」之說似乎只有陳雲1982年證實的所謂《傳達提綱》和一篇書面《答覆》了。（因為《文獻》摘錄周恩來「文革」期中的一次講話，只是提到「撤消博古那個聲明也沒有用『總書記』，」沒說什麼「聲明」；還說「就在那個地方，洛甫才做了書記，換下了博古。」也都沒提到「負總責」。）
     據個人學習這段黨史的心得，張聞天出任總書記的情況可能有如下述。
     六屆四中全會確有改「主席」為「總書記」的決定。這是否有降低向忠發挂名的含義（中國更重視「主席」。毛澤東就不願當「總書記」），沒有研究，不敢妄斷。向忠發叛變后，中央主要負責人周恩來、王明已無法繼續留在上海，決定分別去江西和蘇聯，經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並同周、王等研究，為避免盧福坦想當總書記的糾纏，決定先不設總書記，但指定博古負責，「多管一點事」，並舉薦博古、洛甫、陳雲、康生、盧福坦、李竹聲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報經共產國際批准。批准電報是博古在大多數委員參加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宣布的。再后又成立了包括盧福坦（不久又被排出）、博古、洛甫、康生、陳雲組成的常委。1933年臨時中央根據國際指示遷往中央蘇區，如上所述，在雙方包括毛澤東、劉少奇、陳雲等八人的聯席會上，大家推舉博古為總書記。一年後舉行的六屆五中全會，自然「率由舊章」，博古繼續擔任總書記。同時在共產國際的干預下，毛澤東由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會上還選出書記處。以上均經共產國際批准。所以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劉少奇等雖對四、五兩次中央全會和臨時中央極其不滿，但還是不能不承認其合法。
     至於張聞天任總書記的問題，除本人和其他當事人的敘述外，楊尚昆晚年談得更具體可信。他說，「遵義會議以後，不知你們注意沒有，有一段時間沒有總書記。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聞天同志謙虛。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但聞天同志非常謙虛，再三推辭。毛澤東同志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較好。於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拖了二十來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決定，聞天同志這才挑起這副擔子。張聞天當時當總書記，是得到大家擁護的。」  說是由於毛澤東謙虛，讓洛甫做一做看，已有不少研究者指出，根據當時情況，這是不大可能的，也與毛的性格不合。他說過：「什麼偉大謙虛，在原則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  可見，一位黨的總書記（就算負總責吧），不是政治局會議推舉（當時常開會，照毛澤東的說法，「洛甫每天要開二十餘人的會議」），而由常委分工決定（實際上只是兩個常委的商定），如此缺乏章法，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張聞天的總書記實際任職只到1937年底，多說也是1938年六中全會。在王明、陳雲、康生回國后召開的「十二月會議」上，按照共產國際可能還有斯大林的臨行交代（根據有關資料，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更重視毛澤東，一直在宣傳毛澤東，卻從未宣傳過博古、洛甫、甚至王明 ），改組書記處，增補上述三人為書記，實行集體領導，仍由張聞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於張聞天不爭權和不願多出頭的品德，他並不計較，還按王明等人的意見，於1938年4月12日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聲明說，「中共中央有幾個書記，向無所謂總書記」。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雖然決定政治局常委會議改為書記處會議，但張聞天早已決心移交工作，所以只是「形式上噹噹主席」，以後乾脆連這個召集和主持會議的工作也交給了任弼時，自己離開中央去進行農村調查了。
（三）為什麼要將總書記改成「負總責」
     由此可見，張聞天擔任總書記的前後情況和線條本來是十分清楚的，但在黨史上卻一直被攪得異常混亂，最後竟被完全否認，變成了以前並未聽說過的負總責的。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由於要使黨史跟著政治走，為當前現實服務。因此形勢變了，黨史的一些提法就得跟著改。張聞天的總書記只是一個例子。
     從遵義會議到1938年六中全會，中國革命尚未形成權威的領袖，因此客觀上需要一個作風民主，善於集中大家意見，堅持集體領導，不獨斷專行，能把大家團結起來的為首的人（即核心）。張聞天多方面的條件都適合此任。而且事實證明他也確實幹得不錯，因此獲得「明君」之稱。總書記是全黨全軍的最高領導，既擁有實權又具象徵意義。所以在同張國燾作鬥爭時，毛澤東、周恩來等寧可讓出全軍的最高領導，也不同意張聞天讓出這個可以代表中央號令全黨、召集和主持中央會議的總書記。在這三年中，中央多數領導同志擁護以張聞天為首，人們也都稱他為總書記。「十二月會議」決定實行集體領導，使總書記稱號已失去實際意義，且張聞天排名也失去首位，排在毛澤東、王明之後，所以從此大家只稱他洛甫同志（這時除毛主席、朱總司令外，其他中央領導多以同志稱之），他在群眾場合被介紹時還是使用「我們黨的領袖之一」的名義。整風期間，上下界限分得極嚴，中央情況下面幹部很少了解，只知張聞天和周恩來檢討最深刻，過頭之處很多，當時就令人無法理解。但整風中並無人否認過他和博古當過總書記，陳雲也沒提出他的「負總責」之說，卻是事實。
     整風後期和七大后，張聞天實際上已被排出中央領導核心，只能做一點調研以及後來

的小範圍地方工作和「授權有限」的部分外交工作。至於過去的地位、名義和貢獻，更一直受到全面的埋沒和封殺。例如被喻為中共黨史奠基之作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就只是通篇歌頌毛澤東，對於所謂「第五朝領袖」、在實現從內戰向抗戰的戰略轉變中掌舵的張聞天隻字未提，甚至把張聞天的某些重大貢獻也輕輕歸於毛澤東名下（如上述的瓦窯堡會議和處理西安事變）。延安整風后，知道張聞天的人已經很少，更沒幾個人知道他當過總書記。1959年廬山會議，他一度被以反面教員的身份亮了一下相（在對他進行大規模的錯誤批判時，無論上下，還都說他當過總書記，也沒聽說過「負總責」這個詞）。此後，他就完全在備受無情打擊和殘酷折磨中銷聲匿跡了。
     在張聞天被迫害致死後，沒想到很快就否極泰來，粉碎了「四人幫」，中央提出撥亂反正，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而1959年廬山會議之完全錯誤及其嚴重惡果，幾乎是人人皆知無須多查的。於是張聞天得到隆重的平反昭雪。陳雲主持追悼會，鄧小平代表黨中央致悼詞，正式宣布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而且在這之前的中央在「六十一人案」的批文中也說，「一九三六年，張聞天同志是中央的總書記。」 總之，在強調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這一時期，張聞天在黨史中的總書記地位也得到了恢復，報刊上還發表了不少研究文章對此加以論證。 連1980年出版的《辭海》《歷史分冊》（中國現代史）《張聞天》條中也說，「1935年遵義會議上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八十年代初開始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並且在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上出現了一些分歧和爭論。為了維護這兩者的歷史地位，陳雲提出加寫建國前「歷史的回顧」。因為正如鄧小平所說，這樣一來，「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  這是不言自明的事。社會主義建設不能說幹得好，但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是取得了勝利，「以長補短」，就可以站得住了。而且維護毛澤東，說到底同時也是為了維護自己。「陳雲同志講，一定要我們這一代人還在的時候，把毛主席的功過敲定，……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將來就可能出赫魯曉夫，不但會把毛主席否定，而且會把我們這些作含糊籠統決議的人加以否定。」  在這種號召下，一些老同志寫建國前如長征、抗戰、解放戰爭等的回憶錄，以及理論界和史學界有關的研究，就空前繁榮起來（回憶建國后的卻很少）。正是在這個時候，發現了陳雲的所謂遵義會議《傳達提綱》，他也寫出對有關調查的《答覆》。從此就出現：張聞天的總書記變成了負總責，《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毛澤東會上的發言「就是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等等。雖然沒看到有關總書記變成負總責的正式文件，但遵照黨史研究中的「人治」、「只惟上」的不成文規定和「與中央保持一致」的紀律，史學界照例聞風而動，迅速跟了上來。連一些學者才發表文章論證張聞天被推舉為總書記的原因和經過，再寫文章時已是論證負總責了。一些史書和領導同志的回憶錄，已出版的只好算了，此後的基本上都照改。包括一些並不同意的人，或者只好改，或者被審查和出版機關給改了，否則也許出不來。
     現在書報上稱張聞天為一代總書記的雖多了起來，但卻顯得不夠理直氣壯，還要一再提「負總責「以表白。例如那本書，名叫《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內容卻一再說是「負總責」，只是「實際上相當於擔任黨的總書記」。不過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形勢的變化和研究的深入，歷史的真相總會逐漸顯露出來。在紀念張聞天誕辰100周年以後，大概就會有更多的人稱他為一代總書記了。
     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以後擔任什麼職務，這是客觀存在，終究掩蓋不了，更抹殺不了。但為什麼會時隱時現和變來變去，這一現象說明了什麼，從中又可以得到一些什麼教訓？這倒是很值得思考，很值得研究的問題。這裡只舉一個小例子，看一看說的和做的是怎樣對不上號。
    日前有位朋友來信談到黨史研究說，「雖然都在講要實事求是，但實踐起來卻真難，談所謂『過於敏感』的問題，總是心有餘悸。」其實，許多違背事實的論斷和作法反而都是在實事求是的口號下進行的。張聞天從總書記變為負總責，恐怕就是不「惟實」、只「惟上」的結果。而且為了圓此一說，在正式黨史上竟然否認向忠發和博古當過總書記，還製造了其他不少矛盾。 甚至在拍一部張聞天文獻片上也體現出「權大於史」、和黨史中「人治」的例子。張聞天百年誕辰，中央批准拍攝他的文獻片。製成后，經中央黨史研究室、重大題材審查小組、劉英本人等有關各方審查通過。不期在放映的頭一天，審查小組副組長張振東卻強令剪下郭洪濤談西安事變后政治局第一次擴大會上意見還不一致的幾句話，否則就得去掉郭的整段談話畫面，再不然這部片子的上映就成了問題。攝製組無奈，只好刪掉幾句話。結果放出來，不但畫面上郭洪濤語言不連，而且改變了史學界早已達成共識的事實，變成了政治局在事變后的第一次會上就已認識一致，決定和平解決和派周恩來去西安等等，使好幾次會議和會下的磋商在一次會上完成了。這不是又一次說明，有權就可以改寫歷史，黨史比胡適說的「小姑娘」更可以隨便打扮了嗎？
                                                    （2000年8月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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