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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字千金成《呂覽》 ─呂不韋


　　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呂氏春秋·序意》
　　不韋乃集儒者（原訛作書字）使著其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合十餘萬言。……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楊雄相表裡也。─高誘
　　《史記》中有載：公元前239年，即秦王嬴政八年的一天，秦國首都的城門特別熱鬧，人如潮湧，大家在看什麼呢？原來城門樓上掛滿了成片的寫滿文章的竹簡，城門口上貼的告示說，如果有誰能夠將此書增或刪一個字，就賞賜給他千金。然而一連好幾天過去了，仍沒有人能夠得到這千金。難道這部書真的就這麼完美無缺嗎？其實不然，這部書的作者是當時身為秦國「仲父」的相國呂不韋，誰還敢在太歲爺頭上動土呢？這就是「一字千金」的由來，而這部無價寶書就是《呂氏春秋》。
　　呂不韋在歷史上是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他是戰國末期的衛國人，出身商賈。然而他與一般商人不同的是，他具有非同尋常的政治敏感性，他在趙國都城邯鄲經商時，發現質於趙國的秦貴族子楚有回秦國繼承王位的可能，「奇貨可居」。於是決心進行政治投機，出謀劃策並出資支持子楚取得王位繼承權。子楚即位，就是秦莊襄王，感於呂不韋之恩任其為丞相，封文信侯，食洛陽十萬戶，自此他的買賣可謂獲得了極高的回報。三年後，秦莊襄王去世，太子嬴政（就是後來的秦始皇）立為王，呂不韋做相國，號稱「仲父」，一時權傾朝野。當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都以能夠招聚賓客而聞名天下，呂不韋也開始招攬天下賢士，厚待之，賓客竟達到三千多人。他讓這些賓客將自己的所學所聞記錄下來，然後匯聚在一起，編成八覽、六論、十二紀，總共二十餘萬字，冠名為《呂氏春秋》，也叫《呂覽》。後來因為他與太後有染，遭嬴政罷黜，被發配蜀地後引鴆自盡。
　　儘管人們對呂不韋由商賈從政多有詬病，但是他決不僅僅是一個只會投機鑽營的商人，他具有超人的戰略眼光和政治才華，也有縱橫捭闔、統御天下的才能。《呂氏春秋》的編纂固然有為自己造勢、為自己留名的一面，但同時也為秦國統一天下提供了政治和文化支持。當時，秦國通過商鞅的改革國力日益強盛，滅六國而一統天下的大勢已成。但是出身西戎的秦國在文化上卻是一個矮子，呂不韋深知統一天下可以靠武力，然而統治天下絕非武力就可以成就。因此，在呂不韋專權的十二年中，他一方面派兵攻打趙國、滅周國，另一方面將天下賢士聚集到秦國，使秦國的文化有了一個躍升。後來秦始皇重法家，只是一味強調苛刑竣法，終二世而亡，以此相較足可見呂氏目光之長遠。
　　《呂氏春秋》名列雜家之首，最大的特點就是以廣闊的心胸和非凡的氣魄對諸子百家之學進行取長補短，以求能成一家之言。《孟夏紀·用眾篇》中說：「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乎賢者。……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夫取於眾，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這與執己一端、排除異己的諸子學說明顯不同，以實用為原則，只要有利於我統治的觀點，都可以收羅起來匯入書中，這成為《呂氏春秋》的一個指導思想。
　　儘管《呂氏春秋》觀點龐雜，並且由眾多賓客集體編纂而成，但它有一個系統完整的形式框架，全書分紀、覽、論三大部分，其中紀以春夏秋冬四季來命名，每一個季節又各自分為孟、仲、季三部分，由此形成十二紀，每紀有5篇。覽有八覽，每覽八篇，共六十四篇。六論每論六篇，計三十六篇，全書共計十六篇。這種系統性、整體性的編撰方式在先秦還是第一次，明顯有為秦的統一大業服務的政治功能。
　　《呂氏春秋》的編纂者們既為賓客，就不免帶有戰國縱橫家的雄辯之風，再加上有相國撐腰，所以文章多方言無忌、氣勢恢宏，比較多地運用層遞、排比、反覆、對比等等手法。如：「昔先聖王之為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為宮室台榭也，足以辟燥濕而已矣；其為輿車衣裘也，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其為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為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重己》）又如：「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數，風有八等，水有六川。」由七個排句組成，語句簡潔有力。《呂氏春秋》中廣泛運用排比，使得氣勢浩蕩、節奏暢達、層次分明，對後世駢文有很深的影響。
　　《呂氏春秋》在藝術表現手法上也比較注重博採眾家之長，吸收了諸子文學中善用寓言、神話表達思想的傳統，比如刻舟求劍、掩耳盜鈴、荊人襲宋、涸澤而漁等等。同時文中多有格言警句，如：「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誠廉》）「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自知》）「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務大》）等等。
　　《呂氏春秋》集百家之言，是整合中華文化的一種嘗試，然而統一性同多樣性始終存在著無法解決的矛盾，《呂氏春秋》標誌著諸子時代的結束，而後秦統一六國，而後焚書坑儒，百家爭鳴的盛況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就再也沒有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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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但是沒有上升到民族和歷史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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謳歌的是知青用熱血與青春對國家和社會的無私奉獻：
國家和社會用政策利用了知青，摧殘了知青，也浪費了知青的無私奉獻。

謝謝，受益

　　第三部分　蔚然大國──兩漢文學

　　　　一、千古才情─賈誼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李商隱
　　漢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四月孟夏的一個黃昏，一隻溳鳥（古書中像貓頭鷹一類的鳥）飛到長沙王太傅賈誼的房中，悠然自得地停落在一個角落裡。據說這是種不祥之鳥，「野鳥入室兮，主人不在」。看到它，被貶謫居長沙已三年的賈誼想到自己的生死，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憂傷，援筆寫下了名篇《溳鳥賦》。
　　賦云：「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還。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既然在萬千變化中禍福、憂喜、吉凶這些對立事物皆有其相同之處，相反的事物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差別，那麼也就不必去執著於一端。天道難測，生死有命，誰知道死神哪天會降臨呢？
　　賦中又云：「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止之靜，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既然在世為人只是天地造化的一個偶然，那麼為人一生也無需過分把玩，生命之長短就更無需過分在意了。作者能「同生死，輕去就」，如此看得開，也是無奈中的一種消極自慰，苦悶憂傷到極點後的一種樂觀曠達吧！
　　賈誼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竟能對生死問題如此超然呢？
　　賈誼（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西漢政治家、文學家，洛陽人。是荀子的再傳弟子，十八歲時，就以博學能文得到郡守吳公的賞識，漢文帝因吳公的推薦，任其為博士，不到一年又被提升為太中大夫，當時他才廿三歲，可謂是少年得志。他為漢文帝提出了許多政治改革意見，還積極主張變法，制定了各種儀式法度。漢文帝非常賞識他，想晉陞他為公卿，但這遭到朝中老臣周勃、灌嬰、馮敬等人的反對，說他「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結果文帝讓賈誼去做長沙王的太傅。太傅之職有名而無實，位高但權輕，並且當時長沙在人們眼中仍是蠻荒之地，實際上賈誼是被貶了。當他赴任途經湘江時，觸景生情想起了遭貶的愛國詩人屈原，於是提筆寫就名篇《吊屈原賦》。
　　「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為溷兮，謂跖、蹻為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髷。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這裡通過大量的比喻，描寫了當時楚國黑白顛倒、賢愚倒置的事實。
　　「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蟥？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系而羈兮，豈雲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曾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污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這一部分既寫出了對於屈原一味求忠，未能「遠濁世而自藏」，同時也表達了不甘心自己的才華被埋沒，要「鳳凰翔於千仞」的志向。總體來說，本賦繼承了楚辭中感情激越、鬱鬱不平的特點，同時也脫離了詩的局限，開創了一種新的文體：騷體賦。
　　此後三年，賈誼作了《溳鳥賦》，表達了他謫居長沙的抑鬱心情。文帝七年，賈誼被召回長安，任梁懷王的太傅。後來梁懷王騎馬時不小心摔死，賈誼一直認為是自己沒有盡到太傅的責任，經常悲泣自責，不到一年便死去。
　　賈誼的文章不僅有辭賦，還有政論，辭賦展現出他充沛的感情，而政論文更多表現他的治國才華，然而賦中有文，文中有賦，相得益彰。《過秦論》兼顧了辭賦的文采語勢和政論的雄辯精闢，以汪洋恣肆之文表達經世濟民之意，成為別具一格的辭賦家的政論。
　　《過秦論》旨在講秦二世而亡的教訓。但是作者沒有直接說秦之過而是先列舉秦之功，不直言秦之衰而先詳述秦之興，不先寫秦之亡而先書秦之盛，全文看來只是由「然而」一詞連接的兩個句子，前一句只寫秦之強盛，後一句專寫陳勝等的弱小，但是在兩相強烈對比之下，作者予以點睛：「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辭賦的藝術手段，使得文勢充暢，波瀾壯闊，議論風發，題旨軒昂，使人不僅從理性上可以得到啟迪，感情上也能夠得到震動。
　　賈誼死時只有33歲，他的死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在戰國時代，只要一個人有才能，善於論辯，就可以憑自己的才學去打動君主，獲得地位與權勢。但是隨著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的發展，官僚體制越來越完善，縱橫家與策士的時代結束了。

　　　　　二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

　　後世諸史之列傳，多借史以傳人；《史記》列傳，惟借人以明史。故與社會無大關係之人，並不限於政治方面，凡與社會各部分有關係之事業，皆有傳為之代表。以行文而論，每敘一人，能將其面目活現。─梁啟超

　　《史記》幾乎會出現在所有的必讀書目中。其實沒有比讀《史記》更激動人心的了，經太史公的精心選擇，那一個個的歷史人物無不寫得龍騰虎躍，讀之，讓人不得不佩服太史公的才情。魯迅稱讚《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是對《史記》在史學和文學史上卓越成就的精闢評價。
　　司馬遷出生在黃河之濱的龍門（今陝西韓城附近），自幼聰穎好學，青年時代四處漫遊，獲得了許多書本上沒有的珍貴的第一手材料，為撰寫《史記》積累了很多生動活潑的素材，同時也為《史記》那種「其文疏蕩，頗有奇氣」（蘇轍語）的語言風格提供了豐富的生活基礎。其父司馬談，熟悉史事與天文地理，漢武帝建元初年（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35年）任太史令，他早就有意論載「天下之史文」，但始終沒有如願；司馬談死後，司馬遷繼任太史令，此後不久，開始著手撰寫《史記》。公元前98年，正當司馬遷全力以赴寫作《史記》時，遭李陵之禍下獄受腐刑。司馬遷以先賢鼓勵自己，雖遭大辱，也要完成《史記》，終於用了大約十六年的時間寫完了這部五十二萬餘字的著作。
　　司馬遷一方面深受《春秋》的影響，撰述《史記》要明辨是非善惡，另一方面，他還要在《春秋》的基礎上作創變突破，把史學從政治和道德評價的範圍引向對歷史探索的園地，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史學。
　　如何使史學真正擔負起研究歷史的任務，司馬遷在給任少卿的信中作了敘說：「僕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路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漢書·司馬遷傳》）
　　作為一個優秀的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中形成了極具個性的風格，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史記》首創了紀傳體通史的體裁形式。史書編年體的體裁形式有兩點嚴重不足，一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歷史事件前後的聯繫，二是不能突出表現人在歷史上的作用與地位。編年體的不足引發了司馬遷對史書撰寫的框架提出了一個全新構想。紀傳體史書以人物為中心，結合記言、記事，這種體裁的史書可以更多地反映各類人物在歷史上的活動，記述範圍廣泛，便於突出一定歷史時期的發展形勢。
　　《史記》主要由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史論組成，記載了上自黃帝，下到漢武帝時期近三千年的歷史；精心結構、謀篇佈局，表現了結構美。全書共一百三十篇，中本紀十二篇，記載歷代帝王世系與國家大事，及帝王本人事跡；表十篇，記載帝王、諸侯、貴族、將相大臣的世系、爵位與簡要的政治事跡；書八篇，分別記述天文、曆法、禮、樂、封禪、水利、經濟等典章制度和有關自然、社會情況；世家三十篇，主要記述西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的世系及歷史，漢代丞相、功臣、宗室、外戚、孔子和陳涉的事跡；列傳七十篇，是全書的主要部分，記述社會各階層、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及各少數民族和鄰國的歷史；全書大多篇章後都有「太史公曰」，是作者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評論及一些史實的補充，書的最後一篇《太史公自序》敘述司馬遷自己的家世和事跡，以及撰寫本書的經過、意旨及作者的史學見解。
　　《史記》紀傳體的創造，為後世紀傳體史書的編纂樹立了楷模，對中國史學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後來的史學家撰寫紀傳體史書，在體裁上基本都是沿著《史記》的路子走的。
　　其二，體現司馬遷個性的不僅是他創造了紀傳體通史的體裁，還有他那獨特的文學風格。司馬遷具有高超的語言藝術，他運用時代語言，刻畫歷史人物的性格、特點，生動而簡練。《史記》的人物傳記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節，簡練生動，繪聲繪色，一些人物和故事流傳至今。司馬遷將我國古代散文推向了新的、難以企及的高峰。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歸有光等，他們以《史記》為典範，反對具有種種不良傾向的文風，推動他們倡導的古文革新運動。至於太史公「筆法」、文章的氣勢、韻味等，更是後代作者揣摩、傚法的重點。漢以來的許多作家作品都從《史記》中得到過有益的啟發，傳記文學乃至小說更是直接或間接地受《史記》的影響，它對我國古典小說傳統風格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
　　《史記》的問世，為中國史學，為世界史學，樹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司馬遷是中國文化偉人，也是世界文化偉人，《史記》被譯成英、法、日、俄等文字廣泛傳播。1955年，蘇聯科學界推尊司馬遷為「世界文化偉人」，隆重紀念他誕生2100週年。蘇聯歷史學家將司馬遷和被稱為歐洲「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相提並論，足見司馬遷和《史記》的地位和影響。

　　　　絕代奇書─《淮南子》

　　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環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高誘《淮南子注·敘》
　　惜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書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劉知己《史通·自敘》

　　「絕代奇書」乃是半個世紀以前胡適先生為《淮南子》下的評語，而此書的作者劉安也被稱為「天下奇才」。劉安本是漢高祖劉邦之孫，淮南厲王劉長之子。劉長因為謀叛文帝，被流放四川，在途中絕食而死。後漢文帝又封劉安為淮南王，都城壽春。
　　淮南王劉安同一般的皇親貴族有很大不同：「淮南王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史記·淮南衡山列傳》）。他博學多才，在科學、文學、哲學、音樂等眾多領域中多有建樹。他在壽春會聚了一批「俊偉之士」，一起探討天下大事，研究學術。於是作《內書》廿一篇，《外篇》甚眾，還有《中篇》八卷，一共廿餘萬言。對於劉安其人，史家有不同的評價，較常見的一種看法是，劉安企圖謀叛，在武帝時陰謀外洩，於是在被捕之前自殺身亡。從《淮南子》書中的觀點來看，它承繼黃老之說，而漢朝的中央統治者實行的是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這種道家和儒家治國思想的對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和地方政權之間的矛盾，《史記》中記載劉安曾自稱：「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能北面臣事豎子乎？」顯現了他覬覦皇位的野心。但是淮南王劉安與漢武帝劉徹叔侄倆之間的政治鬥爭無法影響《淮南子》一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從《淮南子》二十篇的總體結構上可以看出它的嚴謹和立意的高遠。劉安自己說：「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可以看出劉安意在對道家的學說進行一個整合，建立一套天、地、人相結合的理論體系。全書二十篇在總體上是一個總分總的關係：第一篇《原道訓》總的把握「道」的精義和真髓；然後《俶真》《天文》兩篇寫宇宙生成和天體運行規律；《地形》講地學；第五篇《時則》綜論天象、地象和人事；第六到第十九篇分別論述了各種人事和政治方略；最後一篇《泰族》總結全書。全書涵蓋了天文、地理、物理、化學、農學、醫學、軍事學，在哲學和政治主張上崇「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學術著作。此外本書還引用了許多傳說、神話、寓言，文章富於變化，饒有趣味。保存了許多已散佚的神話片段，以及機智幽默的民間言談。
　　《淮南子》中記載了我國上古時期開天闢地的神話傳說。在上古時代，世界一片混飩，沒有形狀。不久之後混沌轉化為宇宙，而宇宙產生氣，接著氣一分為二，清而輕的氣上升為天，濁而重的氣下降為地。後來，水神共工（傳說是一個地方的部落首領，但是有引起洪水的本領；在上古時期，人和神似乎是分不開的，部落的先祖一般都成為某一方面的神祇）不滿火神顓頊（黃帝之孫）的統治，與他爭奪帝位，結果共工失敗，怒而頭撞不周山，撞斷了支撐天的柱子，切斷了系大地的繩子。這樣，天傾斜向西北方，太陽、月亮、星星也都移至西北方；而大地的東南方變為空虛之地，所有的河川轉向東南流。這些事情記錄在《天文訓》中，表面的神話實際上反映了古人在宇宙、天文、地理等等問題上的探索成果。
　　接下來是太古時代，因為共工把天柱撞斷了，天上出現一個大窟窿，大地上也出現了許多裂縫，山林中火光沖天，蔓延不止，地底下噴出水來，形成洪水之禍。而原本生活於山林之中的猛獸、野鳥也紛紛逃竄出來，為了果腹殘害人類，使整個人類陷入危機之中。女媧創造了人類，她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們遭受如此大禍，決心修補蒼天，拯救人類。她把五色的石頭溶化，用來填補天空的裂縫；切斷大龜的腳，當做天柱，豎立在天地的四角；殺掉引來洪水的黑龍，用煉五色石剩下的草木灰，來擋住氾濫的洪水；最後驅散了猛獸惡鳥，人類得到了拯救。此外還有名射手后羿的故事。據說他把十個太陽射落了九個，拯救了人類；西王母於是賜給他長生不老的仙丹。後來，他的妻子因偷食了仙丹而奔向月宮，變成了嫦娥，這就是家喻戶曉的嫦娥奔月的故事。在這些美麗的神話中，人們通過他們感性而質樸的思維方式來把握自然界，同時也含有擺脫自然界的束縛，同自然界做鬥爭的精神。

　　兩漢之《詩》、《騷》─漢樂府

　　樂府易不得，難不得。深於此事者，能使豪傑起舞，愚夫愚婦解頤，其神妙不可思議。─劉熙載《藝概》
　　詩之新制，亦復蔚起，騷雅遺聲之外，遂有雜言，是為樂府。─魯迅《漢文學史綱要》
　　前幾年，電視劇《還珠格格》在全國熱播，紫薇對爾康的一句：「山無陵，天地合，才敢與君絕」，打動了乾隆皇帝，也打動了無數情侶的心。然而也許大家不知道，這句話早在漢代已有，並且表達得更為摯烈，那就是漢樂府詩之一《上邪》：「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這是一個癡心女子的愛情表白，濃烈滾燙，一連使用五件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表示愛情的堅決和生死不渝。
　　「樂府」最初是指主管樂舞的機關，它在秦朝就已建立，漢代人把樂府用來配樂演唱的詩稱為「歌詩」，魏晉時期稱為「樂府」，同時在魏晉時期按照這些樂府舊題寫作的詩，不管能不能用來歌唱，也都稱為「樂府」。漢朝是賦的時代，如果說賦是描繪宮廷生活、歌頌盛世、表達士人心境的話，那麼漢樂府則是反映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苦難與真實情感，「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繼承並發展了《詩經》的現實主義傳統。漢樂府詩在語言方面的主要特點是：質樸自然、清新剛健、自由靈活、充沛有力，詩中多雜用五言、七言的句式。
　　漢樂府在內容方面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揭露戰爭的災難，武帝以後漢朝的戰爭就連綿不斷，名篇《戰城南》給人們描繪了一場戰爭後的慘狀：「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謂我謂烏：『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戰士們戰死邊地卻沒有人掩埋，烏鴉隨意啄食人肉，死者為了得到一點點慰藉，竟只能請求烏鴉多為自己哭嚎幾聲，真可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大漢盛事是靠多少平民的屍骨堆出來的呀！二是反映勞動人民的痛苦生活，在封建社會盛事只是屬於統治者的，貧民「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樂府詩對觸目驚心的現實生活多有揭露，如《東門行》：「東門行，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拔劍東門去，捨中兒母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鋪糜。上用蒼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兒。今非！』『咄，行，吾去為遲，白髮時下難久居！』」面對妻子上指天、下指兒保證安分於窮困的生活，我們的主人公於心何忍？可是家徒四壁的生活現實還是把他逼上了「拔劍東門去」反抗官府壓迫的道路。三是反映愛情婚姻生活，《上邪》就是其中一篇，此外還有《飲馬長城窟行》、《江南》等，或綿長或奔放，描述了悲慘生活中的純真愛情。然而愛情不都是美好的，當時廣大女性已受「三從」、「四德」的壓迫，在男權面前毫無地位，面對比比皆是的負心郎，只能默默地哭訴「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白頭吟》），還有《有所思》：「問君有他心，拉雜催燒之。催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以一個女子的口吻，寫出失戀後內心的複雜心情，既愛又悔，將寄託愛意的信物「催燒之」，「揚其灰」。最能控訴封建禮教扼殺人情的當屬哀婉動人的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
　　《孔雀東南飛》最早見於《玉台新詠》，題為《古詩為焦仲卿妻作》。詩前有序文：「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劉蘭芝和焦仲卿本是一對恩愛的夫妻，相親相愛。劉蘭芝聰明美麗、知書達理、勤勞善良，可以說具有中國傳統女性所有的美德，她「奉事循公姥」，「晝夜勤作息」，可是並不能為焦母所容，焦母言「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逼迫焦仲卿休妻，焦無奈只得相從。分別時倆人相約永不相負，可是蘭芝回到娘家後，就有太守為其兒子求婚，其兄長逼她再嫁。她深知需「處分適兄意」，但又不願意違背自己的愛情，便與仲卿相約「黃泉下相見」，訣別後自殺身亡，焦隨後也自縊殉情。合葬後，兩個人的冤魂化作一對鴛鴦，永不分離。
　　全詩熱情歌頌了焦劉生死不渝的真摯愛情，當焦仲卿送別劉蘭芝時表示「誓不相隔卿」，「海必相迎娶」，「誓天不相負」，而劉也表示：「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磐石無轉移。」他們之間的感情是真誠的，然而焦母和劉兄為了各自的利益是絕不允許他們破鏡重圓的，於是他們只能相約黃泉下，以自己的生命來維護愛情的尊嚴，這樣的愛情悲歌、愛情頌歌震撼著千百年來的讀者。
　　焦劉二人的愛情悲劇是必然的，漢朝統治者為鞏固新生的封建制度，通過獨尊儒術，將諸子百家之一的儒學改造為維護封建統治的禮法制度。董仲舒制定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將權力一級級集中於君王的手中，而女性卻成為社會的最底層，「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成為婚姻生活的至上權威。焦仲卿和劉蘭芝看似受到的是焦母和劉兄的逼迫，但實際上他們對抗的是背後的整個封建禮法制度，所以倆人雙雙殉情的結局，無疑是對封建社會扼殺人性的血淚控訴。

　　　　五言之冠冕─《古詩十九首》

　　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劉勰《文心雕龍》
　　用筆之妙，翩若驚鴻，宛若游龍；如百尺游絲宛轉；如落花回風，將飛更舞，終不遽落；如慶雲在霄，舒展不定。此惟《十九首》、阮公、漢、魏諸賢最妙於此。─方冬樹 《昭昧詹言》
　　在楚辭以後，經歷了散文和詞賦興旺的時代，然而文人詩卻出現了斷層。在漢代的樂府中有大量五言詩出現，由於五言詩的表現力強，所以東漢以後有許多文人開始嘗試寫五言詩，比如班固的《詠史》、秦嘉的《贈婦詩》、蔡邕的《翠鳥詩》等，但是論成就之高卻還要數「古詩十九首」。
　　《古詩十九首》作者不可考，都為無名氏，也非一人一時之作，大概產生在漢末桓靈之世。《玉台新詠》收錄了其中八首，並且題為枚乘所作，後來南朝蕭統將它們合為一組，收入《昭明文選》，題為《古詩十九首》。東漢桓帝、靈帝時，皇帝年幼，宦官和外戚常年紛爭弄權，他們壟斷仕路，胡作非為，而正直的官員和敢於議政的大臣卻遭到禁錮和殺戮。由於漢朝實行的是舉孝廉制，士子必須通過上層權貴的保舉才能進入官僚系統，所以許多中下層士子為了謀求前程，只得奔走交遊，拜見官僚權貴。但是在當時的情勢下，他們出仕的門路被堵死了，往往求仕無門，一事無成，只得滯留京師或是周遊彷徨，只落得滿腹牢騷和鄉愁。《古詩十九首》主要就是抒寫這樣的遊子失志無成和思婦離別相思，抒發了仕途失意的苦悶、人生無常的憂慮、相思離別的愁緒以至玩世不恭、頹唐享樂的思想情緒，從一個側面真實地反映出東漢後期政治混亂、敗壞、沒落的時代面貌。
　　《古詩十九首》從思想內容上看，大致可分兩類：遊子詩和思婦詩。遊子詩抒發仕途碰壁後的人生苦悶和失望情緒，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人生寄世如同行客，時光荏苒壽命短促的感傷。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生年不滿百》）、「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東城高且長》）、「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車駕言邁》）、「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忽如寄，豈能長壽考」（《回車駕言邁》）等等。社會的沒落造成思想和文化上的一種頹勢，當孔子說出「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時，人們更多想到的是如何抓緊時間立德立功，而同樣對白駒過隙的感傷到遊子這裡卻激發出他們對及時行樂的赤裸裸的嚮往。既然人生如此短暫，而道路又如此曲折，那又何必枉費心機去求功名富貴呢？還不如抓緊時間在美酒佳人間享受人生。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
　　　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生年不滿百》
　　詩中批判了那些總被瑣事所困擾、憂慮重重的人，清醒地認識到長生虛妄、生命無常的現實，進而強調人們要抓緊時間，夜以繼日地享受，也不白來人間走這一遭。
　　《古詩十九首》中的思婦詩所寫的遊子思婦的離愁別緒，是最為美麗動人的吟誦。《涉江采芙蓉》通過采芳草贈美人的習俗，寫遊子思念妻室；《明月何皎皎》以思婦在閨中望月的情景，表現她為丈夫憂愁不安；《行行重行行》寫一個妻子因丈夫很久不歸而思念、擔憂：「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客從遠方來》抒寫思婦接到丈夫來信，心中充滿的喜悅；《迢迢牽牛星》借牛郎、織女的美麗傳說，將情、景、事巧妙地融合起來，抒發人間的離別愁苦：「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比喻思婦盼望丈夫的愁苦心情。在《古詩十九首》中，最為艷麗直率的當推下面這首《青青河畔草》：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
　　　盈盈樓上女，皎皎當戶皽。
　　　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
　　　昔為娼家女，今為蕩子婦。
　　　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
　　樓外迤邐的春光逗引得樓中美女春情蕩漾，以至於極力怨恨丈夫的不歸，還發出「難獨守」的呼喚；女子本來是歌伎舞女，過慣了燈紅酒綠的繁華熱鬧生活，卻偏偏嫁給一個經常不回家的蕩子，倍感寂寞難奈，於是在守節與不守節之間進行著苦苦的掙扎。然而這些古詩的作者們哪一個不似這「娼家女」？在社會急劇沒落的年代裡，他們在人生的歧路上徘徊掙扎著，承受著內在人格分裂的痛苦，在墮落與非墮落、沉淪與非沉淪之間進行著苦苦選擇。讀這些詩常能給人以直叩心靈的震撼感覺。
　　《古詩十九首》標誌著五言詩歌形式從敘事為主的樂府民歌發展到抒情為主的文人創作，已經趨向成熟，預示著在中華大地上一個詩歌盛世的到來。

　　　　　　巨筆繪興衰──班固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漢書·董仲舒傳》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漢書·東方朔傳》
　　「蘇武留胡節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飲雪，饑吞氈，牧羊北海邊。心存漢社稷，旌落猶未還，歷盡難中難，心似鐵石堅。夜坐塞上時聽笳聲，入耳心痛酸。轉眼北風吹，群雁漢關飛，白髮娘望兒歸，紅妝守空帷，三更同入夢，兩地誰夢睡。任海枯石爛，大節總不虧。寧教匈奴驚心破膽，拱服漢德威。」這首《胡笳十八拍》，多數人在小時候都曾經學唱過，它傳頌了蘇武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高貴品質。這個故事最早見於東漢大史學家班固的《漢書·蘇武傳》。
　　班固（公元32年—93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東漢著名歷史學家和文學家。班家是詩書繼世的書香門第。班固的父親班彪，博學多才，因見《史記》紀事只到漢武帝太初年間，所以採集舊事，寫成《史記後傳》六十五篇。在家父的影響下，班固「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十六歲進入洛陽太學，系統學習儒家經典，並開始致力於漢史的研究。班彪去世後，班固回鄉守喪，承繼父志，在《史記後傳》的基礎上編撰《漢書》。後來有人上書朝廷，惡意中傷，告他私改國史，班固因此被明帝捕入京兆獄。其弟班超聞訊，急忙趕赴宮廷，替他辯白。這時地方官也將書稿送到，明帝看後，非常讚賞班固的才華，不但沒有加罪，反而任命他為蘭台令史。不久，又遷升郎官，典校秘書，奉詔修書。在景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漢書》的編寫工作基本完成，但有些篇章還在繼續補充和修訂中。和帝永和四年（92年），班固因受竇憲一案的株連，先被免官，隨後又遭仇家捕系，死於洛陽獄中，時年六十一歲。
　　《漢書》在古代享有很高的聲譽，是「四史」之一，但一般認為它在許多方面都難以同《史記》相提並論。班固修《漢書》實際上是奉旨進行，並且班固本人具有強烈的正統儒家思想，文風也較為「醇正」，他對《史記》的評價是：「其論術學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所以，在《漢書》中很難看到司馬遷那種深刻的批判意識。但班固仍不失為一個嚴肅而有才華的歷史學家，《漢書》中有不少出色的人物傳記。如《李廣蘇建傳》、《張禹傳》、《霍光傳》、《王莽傳》、《外戚傳》等，都是公認的名篇。《漢書》的語言風格有駢儷化的傾向，代表了漢代散文由散趨駢，由俗趨雅的趨勢。范曄說：「遷文直而事露，固文贍而事詳。」（《後漢書·班固傳》）它詳贍嚴密，工整凝煉，傾向於用排偶，喜歡用古字，重視藻飾，崇尚典雅。
　　《李廣蘇建傳》感情色彩較濃，感人至深，堪與《史記》的名篇媲美。其中描寫蘇武被流放牧羊的一節，寫得可歌可泣，飽含深情，蘇武持節不輟、大義凜然的節氣撲面而來。
　　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嚙雪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公羊），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
　　其中還寫了投降匈奴的李陵（李陵當初領兵五千敵匈奴八萬騎兵，矢盡援絕的情況下不得已投降匈奴，而漢武帝卻將其家滿門抄斬，定其為叛國罪，這樣李陵再也無法像蘇武那樣歸漢了）以老友身份來看蘇武，告訴蘇武他的兩個弟弟因為侍奉天子不周而相繼自殺、其妻改嫁、其子女下落不明，想以此來說降蘇武，但是蘇武毫無所動，說：「武夫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亡所恨。」聽來讓人肅然起敬。當蘇武「苦忍十九年」終可歸漢時，李陵來為他送行，此節寫得異常精彩。
　　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今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催，士眾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絕。
　　這一節儘管是用對照的手法進一步突出了蘇武崇高的品格精神，但是也揭示出降將李陵的悲慘命運和投降匈奴後的複雜心情，人物描寫鮮活真實，讀來讓人嗟歎不已。
　　班固同時也是一個著名的賦作家，以《兩都賦》最為有名，它通過西都賓和東都主人的論辯，展開了對西都景象和東都氣象的描述，探討了返都長安和定都洛陽的重大政治問題。在體制和手法上《兩都賦》模仿司馬相如的《子虛》和《上林》，但也有一定的開拓性，比如在賦作中引入了對政治問題的探討，增寬了視野，不僅描寫天子遊獵，而且描寫了兩都的日常生活。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王充

　　漢得一人焉足以振恥，至今亦鮮有能逮者。──章太炎評論王充
　　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王充

　　有人認為人死以後會化為鬼，鬼具有一定的魔力，對鬼有所衝撞輕者會倒霉敗運，重者導致家破人亡。我國東漢前期思想界就充滿了類似的荒誕迷信，比西漢後期更為嚴重；當時不但有經術家專談天人感應、陰陽災異、鬼神吉凶，而且由於光武帝的倡導，專門偽造神秘預言的圖讖之學也特別風行。中國文化中原有的理性精神，幾乎完全被窒息了。這時候一個叫做王充的思想家勇敢地站出來，反抗這種思潮主流。他很風趣地說，從古到今，死者億萬，大大超過了現在活著的人，如果人死為鬼，那麼，道路之上豈不一步一鬼嗎？王充認為人是由陰陽之氣構成的，「陰氣主為骨肉，陽氣主為精神」，「精神本以血氣為主，血氣常附形體」，二者不可分離。他精闢地指出：「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也就是說，精神不能離開人的形體而存在，世間根本不存在死人的靈魂。至於說有人聲稱見到了鬼，其實是人的恐懼心理造成的，這樣的聲音在當時無疑振聾發聵。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今屬浙江）人。家境寒素，為人耿介，思想尖銳。他只短時期做過郡縣的屬吏，又與上司同儕不合，於是專心於著述。由於王充沒有進入朝廷的機會，又生活於遠離京師的南方，因而更能保持思想的獨立。他的著作有好多種，最重要也是惟一流傳至今的，是《論衡》八十五篇。
　　《論衡》寫作於明帝永平末至章帝建初末的十餘年間。當時正是章帝年間，皇帝親臨白虎觀，大會經師，欽定經義，並命班固把會議的內容編纂成《白虎通義》，鄭重其事地把一套讖緯迷信和天人感應的學說制定為「國憲」，也就是宗教化的國家意識形態。《論衡》恰恰是站在比較接近原始儒學的古文經學立場上，激烈地批判官方這種宗教化庸俗化的今文經學。《論衡》中，《變虛》、《異虛》、《福虛》、《禍虛》、《寒溫》、《變動》諸篇，批判了天象物候與人類社會相互感應的思想，這正是當時官方學說的核心；《死偽》、《紀妖》、《訂鬼》、《難歲》諸篇，批判了世俗的迷信。他的論證方法，主要是羅列大量的生活常識進行層層推進的邏輯推理，以發揚理性，擊破妖妄無據的迷信。舉一個批判「人有所恨則死不瞑目」的例子：
　　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夫則恨耕未蓄谷，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以目不瞑者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死偽》）
　　王充的論述，就是這樣簡樸而明快。他的文章風格，也是平易流暢，毫無修飾。
　　王充堅持反對儒者「好信師而是古」的風氣。儒者「以為賢聖所言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王充認為這是「奇怪之語」、「虛妄之文」得以流行的原因。因此他在與錯誤思想的論戰中，非常強調效驗的力量，說：「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又說：「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眾不見信。」他認為，凡事都要講根據。不管說得多麼動聽，如果缺乏事實根據，就難以令人相信。
　　《論衡》中有許多地方談到作者對文章的看法，在文學批評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王充評價文章的出發點，是傳統儒學的經世致用思想；他提出的文章標準，主要是學術論文的標準。所以他強調文章要有勸善懲惡的實用性，要有真實可信的內容，語言要同口語一致而明白易曉，否定誇張、虛構、想像，反對模擬。從學術論文來說，這樣要求大致上不錯；但當他拿這種標準來衡量文學作品時，有些地方還說得通，不少地方又顯得很片面。他不但完全否定神話傳說、民間「短書小說」的價值，對辭賦也多有苛責。如批評司馬相如、揚雄「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為崇實之化」（《定賢》）。然而辭賦本來不是用來「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的東西，又豈能以此來否定它呢？
　　嚴格說來，《論衡》在中國思想史上，並不是一部深刻的論著；它的文章雖有平易流暢之長，卻顯然是缺乏文採的；它的文學批評，由於不能把學術論文和文學作品加以區別對待，也有不利於文學發展的地方。那麼，在文學史上，它究竟有何意義呢？
　　首先應該說，東漢王朝那種妖妄荒誕的統治學說，並不需要深刻的哲學思辨來對付。打破它，需要的是勇氣，是清楚明白、具有說服力的批判，是尖銳而堅決的抗爭。《論衡》正是這樣適時的著作。沒有理性精神的復甦，沒有對官方學說的懷疑和唾棄，正處於衰微的文學是很難找到出路的，《論衡》又正是起到了喚起理性的作用，所以它不僅預示了思想史上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同樣也預示了文學史上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千古傳唱鳳求凰──司馬相如

　　獨處室兮無依。思佳人兮傷情傷悲。彼君子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司馬相如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
　　　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艷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
　　　何緣交頸為鴛鴦，胡頡頏兮共翱翔！
　　　皇兮皇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永為妃。
　　　交情通意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
　　　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當年司馬相如一曲《鳳求凰》打動了才女卓文君的心，「文君夜亡奔相如」，演出了一幕傳唱千古的私奔佳話。這兩首詩據說就是《鳳求凰》的歌辭。
　　司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7年），字長卿，四川成都人，幼時喜好讀書、舞劍，因為仰慕趙國名相藺相如的行止，所以就更名相如。相如精通楚辭，善於寫辭作賦，漢景帝年間任武騎常侍，但因為景帝不喜歡詞賦，所以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華，常常稱病，被景帝免職。以後他和枚乘一起游於梁孝王門下，在那裡作了著名的《子虛賦》，梁孝王死後歸於成都。
　　相如家裡很窮，無法養活自己，他的一個好友王吉在臨邛當縣令，知道相如困厄，就邀請他去做客。當時臨邛有好多富人，有個卓王孫家資巨萬，他的女兒就是卓文君，才貌雙絕，新寡在家。卓王孫仰慕相如風采，就設宴邀請相如和王吉。席間王吉稱譽相如不僅精於詞賦，而且琴藝絕佳，於是就彈起了這曲《鳳求凰》，意欲挑逗文君。當時文君頗為相如才情所動，「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後相如又通過侍女向文君大獻慇勤，文君遂夜奔相如，與他一同回到了成都。
　　但是相如家貧如洗，怎麼能養活得起嬌妻呢？文君將情況告訴父親，希望得到資助，但是卓王孫卻認為女兒的行為有辱家門，和她斷絕了父女關係。文君乃富家女子，過不了這窮日子，所以從去了成都後就沒有高興過；她想讓相如和她回臨邛，向兄弟姐妹們借貸一點也足以度日。相如答應了，但是回到臨邛後卻把僅有的家產變賣了，在街上租了個門面賣酒，自己穿著酒保的衣服跑堂不說，還讓卓文君坐櫃當爐（溫酒），這就又有了「文君當爐」的美談。此舉將卓王孫羞得連門都不敢出了，最後給了相如一百萬錢和一百個僕人，夫妻雙雙回到成都，置田買房，成了富人。後來武帝即位，讀了《子虛賦》相當讚賞，遂將相如召回長安。
　　司馬相如是西漢的詞賦名家，史有「西漢文章兩司馬」（另一司馬為司馬遷）之稱。《漢書·藝文志》中記載他的著作有二十九篇，但大多失傳，今僅存《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長門賦》、《美人賦》、《哀二世賦》六篇，其中《長門賦》、《美人賦》兩篇的真偽還存在爭議。《子虛賦》和《上林賦》是其代表作，在這兩篇賦中，典型的漢代大賦的體製得到確立。
　　這兩篇賦的內容前後相連，都是在一個虛構的故事中以問答體的形式展開的。賦中假設楚國使者子虛出使齊國，在齊王面前大肆吹噓楚國雲夢澤廣袤、豐饒和楚王到雲夢澤遊獵的盛況，烏有先生不服，批評子虛說：「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接著說齊國「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中，曾不蒂芥」，又誇耀了一番齊地的風景。聽完倆人的誇耀，在旁邊代表天子的亡是公大笑其無知，根本不知道齊楚之外還有更為寬廣的世界。接著他搬出了天上的上林苑，描繪了那裡的壯麗景象和天子遊獵的盛舉，鋪陳出一個總攬天地萬物，吞吐世界的去處。表明了諸侯在天子的威風和氣概之下根本不足與論。
　　這兩篇賦寫得極為鋪張揚厲，用了四千餘字，以寫天子遊獵為中心，將山海河澤、宮殿苑囿、林木鳥獸、土地物產、音樂歌舞、服飾器物、騎射酒宴等等內容包羅在內，展現了社會昌盛、經濟繁榮的漢武盛世，展示了中華民族海納百川的博大胸襟，也展示了中華民族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時代後傲視天下自豪。也只有這種鋪張揚厲的大賦才能體現出那個時代蓬勃向上的生氣，讓人感受到歎為觀止的大漢氣象。
　　《子虛》和《上林》在語言方面表現出高度的修辭藝術。它們將辭賦注重修辭的特點推向了極致。司馬相如在這兩篇賦中，收羅了許多脫離日常生活的陌生孤僻卻極為工整的詞彙，逐字逐句精心選擇，完全清除了在楚辭中殘留的簡單用語。在形式上重點已不是六字句的重複了，數量最多的是四字句，同時和三字句、七字句交錯使用，顯示出一種成熟時期整齊複雜的文學美感。
　　其他幾篇賦也各有特色，《哀二世賦》藉助描寫旅途風景，傷今懷古，開了紀行賦的先河。《大人賦》通過描寫幻想的自然景色，上承楚辭傳統，下開遊仙文學之先河。《長門賦》細膩地描寫了陳皇后被幽禁長門宮的孤獨與悲哀，成為後世宮怨文學的先河。司馬相如在辭賦方面的傑出才能，不愧為「西漢文章兩司馬」的稱號。

　　第四部分　建安風骨　正始玄風──魏晉南北朝文學

　　　　一、文壇三父子──三曹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操 《龜雖壽》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毫，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劉勰 《文心雕龍·時序》

　　公元196年，曹操將漢獻帝劉協接到許昌，改元建安，開始了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統一過程，同時也拉開了中國文學史新的篇章，在這個時代，「三曹」和「建安七子」並世而出，確立了「建安風骨」之詩歌範式。「曹操古直悲涼，曹丕便娟婉約，曹植文采氣骨兼備。」（袁行霈《中國文學史》）
　　三曹的詩賦創作，使從《古詩十九首》開始的由樂府民歌向文人詩的轉化得以完成。不僅五言詩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七言詩和律詩也開始登上文學舞台。
　　建安時代是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連年的戰亂使生產力受到了極大破壞，有志之士憂國憂民，深切同情人民所遭受的災難，因此鑄就建安文學關心民眾疾苦，展示建功立業的抱負，及慷慨悲涼、生機勃發的藝術風格。建安文人和《古詩十九首》時代的文人有很大不同，儘管都面對殘酷的社會現實，都曾發出過生命無常、人生多艱的感歎，但他們沒有內斂，而是外求，以拯救天下蒼生為己任，試圖以建立蓋世功績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續。如曹操看到「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便渴望天下太平；曹植更是希望「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等等。這與三曹同時是經世濟民的大政治家不無關係。
　　建安文學的另一個特點是從以前樂府的敘事詩轉化為更多表達詩人個體性格、情感的抒情詩。這同建安時期的思想解放是分不開的。動亂的社會現實摧毀了儒家思想，尤其是僵化的漢代經學的一尊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各種思想的蓬勃發展。在人人皆可困厄而死的社會環境中，儒家所宣揚的仁義忠孝廉恥等等觀念失去了社會基礎，戰亂年代最易奉行實用主義的政策，所以有了曹操的「唯才是舉」。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和價值觀上的改變，表現在文學中，就是文人敢於直接表達內心的思想感情，表達對社會、對人生的真實理解。
　　「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以其顯赫的政治勢力和傑出的文學創作，居於建安文學的領袖地位。
　　曹操一生戎馬，「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卷，橫槊賦詩」（劉履《詩選補注》卷二）。其詩作成就最高的是幾篇直抒胸襟的四言詩，首推《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這首詩是曹操在赤壁之戰前在連環大船上大宴群臣時即興而就的，全詩從感歎時光易逝、人生短暫寫起，接著過渡到對賓客賢才的渴慕，希望能得到他們的幫助，最後歸結為自己實現天下一統的雄心壯志，建功立業的渴望和信心。生命易逝才越顯彌足珍貴；為了使生命不逝就要追求不朽的功業，以使有限的生命獲得崇高的價值。全詩從「人生幾何」發唱，以「天下歸心」收結，洋溢著奮發進取、積極向上的精神和悲涼慷慨、深沉雄壯的情調，這就是建安風骨的最好詮釋。
　　曹丕沒有其父蒼涼雄渾的霸氣，但是在抒寫相思之情時別有新意，以委婉細緻見長，七言詩《燕歌行》最為著名。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
　　　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
　　　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
　　　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
　　　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此詩成功地描寫了一位婦女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鄉丈夫的情態，情思委曲，深婉感人。《燕歌行》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詩，對後世詩的發展影響很大。
　　曹植在政治上不成熟，在政治鬥爭中敗給了兄長曹丕，但是他的文學成就在三人中是最大的，他的《七步詩》可謂是人口能誦：

　　　「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這是在曹操死後他遭到兄長百般刁難的情況下當場作出的。少年時曹植隨父出征，也曾有縱橫沙場的雄心壯志，《白馬篇》可為證：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
　　　借問誰家子，幽並遊俠兒。
　　　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
　　　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
　　　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
　　　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
　　　邊城多警急，虜騎數遷移。
　　　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
　　　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
　　　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
　　　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
　　　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
　　　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詩中刻畫了一個武功高強，可望為國效力的少年勇士，「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一番報國激情和壯烈情懷溢於言表。但是曹植空有一腔抱負，卻無法施展，自武帝曹操死後，曹丕對其嚴加迫害，最終使他鬱鬱而終。所以從曹丕即位一分為二是曹植詩作的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盡得建安風骨，後一階段因鴻志受挫，詩作中多有懷才不遇的苦悶和無辜蒙冤的悲憤，如《贈白馬王彪》，詩中描摹出一幅蕭瑟淒涼的圖畫。在《美女賦》中已經沒有了早期醇正宏大的氣勢，而是轉而注重文字上的雕琢，引導了漢魏質樸文風向南北朝華艷文風的過渡。

謝謝啦

　　　　瑤林瓊樹嘯傲風塵———竹林七賢

　　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惟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劉勰 《文心雕龍·明詩》
　　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頗多感慨之辭，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鍾嶸 《詩品》

　　古時山陽（在今河南省焦作）是一個風光秀美的地方，白鹿山中竹林掩映、溪流潺潺、鳥啼鶯鳴、四季如畫，令人流連忘返。在魏正始末年（249年）到嘉平四年（252年）年間，曾有7位名士會聚此地，他們在此飲酒做詩、談玄論道，遠離塵囂，忘情於山水之間。這七位世稱「竹林七賢」，即：阮籍、嵇康、山濤、向秀、王戎、阮鹹、劉伶。
　　這7位何以會聚於此呢？這要從正始時代說起了。正始是魏廢帝曹芳的年號，文學史上有「正始文學」之稱，包括從正始元年（240年）到西晉立國（265年）的文學創作。這一時期，儒學經過沉悶的漢代經學之後，陷入了全面的危機中，玄學開始盛行。玄學以《周易》、《老子》、《莊子》為其思想基礎，重點討論的是名教與自然的關係問題，其中以何晏、王弼為代表的「正始玄學」主張名教與自然的和諧統一，而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竹林玄學」則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觀點，就是要用「自然」來對抗「名教」。
　　在這一時期中，社會的政治生活是極為殘酷的。正始十年，司馬懿父子趁皇帝曹芳掃陵之機發動兵變，成功後大肆誅殺曹氏集團，使得「天下名士去其半」。後來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執政，他們大量殺戮異己分子，在嘉平六年、正元二年、甘露三年又分別殺掉了夏侯玄、毋丘儉和諸葛誕，造成極為恐怖的政治氣氛。同時司馬父子為了掩飾自己的殘酷，為了控制人們的行為，為了給篡權做準備，極力提倡儒家的禮法。在如此政治環境之下，人們的性命都懸於刀口之上，他們只能消極避世，再也不敢或不願涉足時政了。
　　社會的激烈動盪和思想潮流的變化，改變了文學的走向。同處亂世，漢末的「古詩十九首」要人們及時行樂，享受稍縱即逝的人生；建安文學則慷慨雄壯，激勵人們通過建立豐功偉績來延續自己短暫的人生，在有限的時間裡創造最大的價值。這兩者都發出了人生短暫的感傷，但是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都找到了不同的解決路徑。但是正始文學卻強調人生與社會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社會的存在就是對人性的壓迫，所以他們強烈地抨擊儒學名教，但是他們也無法找到出路。由於社會政治環境危機四伏，所以正始文人們很少直接涉及現實生活，多是轉向抒寫個人憂憤或者對整個人類社會和歷史的哲理性進行思考。
　　在「竹林七賢」中，文學成就最高的是阮籍和嵇康二人，此外向秀的《思舊賦》和《難養生論》，劉伶的《酒德頌》也比較有名。
　　阮籍，字嗣宗，陳留人，少時就博覽群書，對《老子》和《莊子》尤為喜愛，所以崇尚自然；他對曹魏末年的政治腐敗深感不滿，對名教道德禮俗更為不屑，史載他會「青白眼」，對禮俗之士就以白眼視之，對同道之人才以青眼相看。他的代表作《大人先生傳》是一篇賦作，表達了他對玄學的思考和對禮教的批判。作者塑造了一個超然物外、與天地同生、與道合一的偶像，表達了他超越名教追求自由的理想。文中以世俗的口吻讚美「君子」，實際上是描繪了「君子」的迂腐虛偽，又通過「大人」對「君子」的批駁，抨擊了禮法的虛偽性。其中有一段：「且汝獨不見夫虱之處於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能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饑者吃人，自以為無窮食也。……汝君子之處宇內，亦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表現了作者精湛的諷刺藝術。
　　阮籍為人曠放不羈，任情自適，整日以酒為友，昏昏沉沉，但在消極避世下面掩藏的是他在黑暗的社會政治中無法施展的才華和雄心，在乖張的行為背面藏著的是無法宣洩的對社會對人生不滿的苦悶心情。他一生作八十二首《詠懷詩》，突出地表現了詩人心中的孤獨和苦悶。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
　　　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
　　　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
　　　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詩人心生煩惱，夜不能寐，想起身彈琴排遣一下，看到的卻是月色如水，寒風拂衣，孤鴻悲鳴，宿鳥驚飛，這一片蕭索冷漠的氣象，反而使人更加傷心。沒有任何希望、沒有任何慰藉，只能夠無可奈何地獨自傷神，這就是我們的憂鬱詩人。
　　嵇康，字叔夜，譙郡人，是天生奇才，可以無師自通。由於他少年喪父，少有人對他進行管教，所以形成了倨傲狂放的性格。他和阮籍一樣對社會現實充滿了不滿，可是採取的方式卻迥然不同；阮籍只是一味地消極避禍，但是言語非常謹慎，嵇康則公開對抗，直言不諱，出言不遜。後來阮籍為保全自己不得已入仕為官，而嵇康卻毫不妥協，終究招來殺身之禍。《晉書》中記載了他行刑那一天的情形：嵇康看看日頭，覺得時間還早，就和監斬官要了一張琴，神態自若地彈了一曲《廣陵散》，並說道：「從前袁孝尼要向我學這曲《廣陵散》，我沒有教他，可歎《廣陵散》就此絕傳了！」以此嵇康超邁的性格可見一斑。
　　嵇康的詩歌中四言詩成就最高，代表作有《憂憤詩》和《贈兄秀才入軍》。前者是他在獄中寫就的，回憶了他四十多年的人生經歷和自己思想性格的形成過程，抒發了身在獄中的悲憤，最後表達出自己不改初衷，追求自由自在生活的本性。《贈兄秀才入軍》是他送自己的兄長從軍時寫的組詩，共有十八首，其中寫事抒情，或激越或深幽，第十四篇最受人們喜歡：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
　　　流膽平皋，垂綸長川。
　　　目送歸鴻，手揮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釣叟，得魚忘筌。
　　　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嵇康散文的代表作是《與山巨源絕交書》。山巨源就是山濤，阮籍入仕後他也去做官了，並且在陞遷之後還推薦嵇康來頂替自己原來的職位。所以嵇康就作此書，表達自己決不屈節妥協的態度，更多的是藉此抒發自己憤世嫉俗的情懷以及自己的人生追求和政治見解。
　　阮籍、嵇康的遭遇展示的是整個時代的悲哀。經過兩漢經學的禁錮後，歷史喚起了個性的覺醒，人們以極大的熱情去追求完美、自由、真實的人生，然而嚴酷的社會現實使這種追求化為泡影。人們發現了真實的人，但是卻發現人在茫茫天地間竟備受奴役、毫無寄託，於是在文人心中產生了無法撫慰、無法排遣的孤獨感。

　　　　集鬼神於一身──《搜神記》


　　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民異，故自晉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　　———魯迅
　　「巧匠干將莫邪鑄成雄雌二劍後被楚王殺死，其子赤為父報仇，山中遇俠客以求幫助，並將己頭予客，客持頭往見楚王。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飄出湯中，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落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
　　此文為一篇古代志怪小說，它出自於干寶的《搜神記》。它描寫了一個普通人反抗暴政的悲壯故事。他通過傳說的方式，表達了人們對統治者的兇狠和殘暴的批判，謳歌了敢於向統治者復仇的行為。
　　志怪小說是我國古代短篇小說的一種，主要描寫的是鬼神怪的故事。它繼承了上古時期的神話傳說，古代的《山海經》中許多故事，已具有了志怪小說的雛形。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盪不安，戰亂頻頻，社會的政治、經濟和道德體系崩潰。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普通百姓，無不陷入人生無常、社會動盪的痛苦、窘迫境地。由於人們對社會道德的失望、災難的恐懼和對幸福生活的嚮往，於是佛道思想得以興起和傳播。這就為志怪小說的發展和興盛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適宜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面，魏晉以後散文創作風氣的渾厚，更進一步促進小說的創作。因此，志怪小說就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小說創作的主流。在此時期，志怪小說可考者多達八九十種，但成就最高的則數干寶的《搜神記》。
　　干寶，字令升，河南人，東晉文學家。他少年時，勤奮好學，博覽群書，學識淵博。其父、祖父分別任縣承和三國時吳國武將軍、都亭侯。東晉元帝司馬睿（公元317年—322年）即位後，封干寶為著作郎，領修國史。干寶後做過山陰縣令和始安太守。後因平杜韜有功，賜爵關內侯。經中書監王導推薦，被調回朝裡。先後任過司徒右長史，散騎常侍等職。他生平著作很多，有《周易宗塗》四卷，《春秋左氏義外傳》十五卷，《周官注》十二卷和《晉記》，被時人稱為「良史」。但這些著作多已散失。僅存影響最大的《搜神記》。
　　據《搜神自序》中講，干寶創作的目的是「發神道之不誣」，即為鬼神迷信提供思想證明，宣傳迷信思想。但由於干寶敘述故事來源廣泛，和作者嚴謹的撰寫態度。使其作品具有強烈的社會現實性，已非單純的鬼怪故事。而成為一部極富有積極思想意義的作品。
　　第一、描寫反抗統治者和制度的行動和人物，來體現我國古代人民反抗封建統治的精神。幾千年封建制度，就是人民的悲劇時代，作品中描寫了諸多悲劇人物，大都是一些普通百姓。《干將莫邪》中俠客獻身刺楚王，一方面表達了人們在封建制度下的悲苦生活，另一方面也表達出人們對統治者的反抗。另外，當統治者用大量鬼故事、宣傳鬼的魔力以恐嚇人民的時候，在民間也產生了一些相對的不怕鬼、不信鬼的英雄人物。這些故事進一步反映出勞動人民反抗封建剝削制度的決心。
　　第二、作品描述了人們反抗自然、征服自然的精神和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英雄人物形象。在古代，人類無法認識自然界的無窮變化和強大威力，以天真的想像來解釋自然力，幻想天地萬物都是由神在控制和支配。同時在自己征服自然的過程中，創造了許多英雄。《二華之山》描寫了這樣一個故事：「二華之山，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擎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為兩，以利河流。今觀手跡於華岳上，指掌之形具在。腳跡在首陽山下，至今猶存。」這個美麗的神話故事，反映了古代人們反抗自然、征服自然的堅強意志。《李寄》作品描繪了一個為民除害的少年女英雄形象，是勞動人民機智勇敢，戰勝邪惡的英雄化身。她為保全百姓的生命，決心以一人之力除去危害人們的毒蛇，表現了自我犧牲精神和堅強勇敢的英雄氣概。這一女英雄形象的塑造，表明了人們對封建社會婦女地位低的不滿。對那個時代重男輕女的制度無疑是一個挑戰。
　　第三、反映了青年男女嚮往自由追求幸福美滿的愛情生活的鬥爭精神。關於愛情，《搜神記》裡也有感人肺腑的作品。其中《紫玉》的故事，記述了吳王夫差的小女紫玉與韓重相戀，可是吳王拒絕了韓家的求婚，因此，紫玉愁悶而死。後韓重來紫玉墳前痛哭，她就以魂和韓重相見，並結為夫婦。其中紫玉從生到死，從死到生，真情流注，生死如一的精神體現出人們威武不屈的堅強意志。這些文章，充分揭露了摧殘青年美好愛情的勢力，表達出人們對自由愛情生活的嚮往。
　　此外，《搜神記》在藝術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
　　一、它的許多作品篇幅短小，簡潔明快，但敘事內容完整、曲折。文字有豐富的表現力，這在同期小說中是十分罕見的。
　　二、許多篇章用了多種手段提高了故事描述的藝術性，在氣氛的渲染、場景的描述和設置懸念方面開創了藝術小說的先河。
　　三、對人物的塑造十分生動，有時用內心的情緒波動來表現人物，有時用環境和場面來突出人物，從而使所描述的對象愈加生動形象，神態鮮明。
　　《搜神記》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有許多小說和戲曲都直接取材於它。而志怪小說也以其為傳統延續下來，至蒲松齡的《聊齋誌異》達到高峰。

　　　　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

　　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乎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詞，所以能爾。──《彥周詩話》
　　陶公高於老、莊，在不廢人事人理，不離人情，只是志趣高遠，能超然於境遇形骸之上耳。──方宗誠《陶詩真詮》
　　魏晉時期是中國思想文化急劇變遷的時代，當時的文人競尚浮誕，馳騁玄理，專事清淡。這種風氣在文學上表現為文學內容空泛，形式主義傾向嚴重。然而，在這樣一個文學的貧困時代裡，有一位詩人如同奇葩獨放，以其鮮明的色彩和新穎的風格，一洗往日積垢，為文壇注入了新的血液，這位詩人就是陶淵明。
　　陶淵明，名潛，字元亮，自幼生活在潯陽柴桑一個風景秀麗的山村。在大自然的奇山異水之間，陶淵明勤讀詩書，為後來的文學創作打下了基礎。陶淵明三十歲開始步入仕途，但他對官場上的爾虞我詐、互相傾軋的現象深惡痛絕，曾幾次仕而歸，歸而仕，最後在擔任彭澤令的時候，因為不願意為五斗米折腰而解綬去職。從此，他告別仕途，走入山水田野之間，開始了「不以躬耕為恥」的幽居生活。隱居生活使陶淵明的精神得到徹底的解放，他每日彈琴讀書以消憂，著文賦詩以明志，時常與鄉里鄰居聚集一堂，相互切磋。這樣的生活使陶淵明對山水田園、風土民情有了真切的體會，他吟誦出一首首清新雋秀的山水田園詩，開創了中國古典詩歌的一個重要流派。南朝鍾嶸稱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陶淵明的詩歌從題材和內容上大體可以分為三類：田園詩、詠懷詩、哲理詩。田園詩約三十首左右，數量雖少，卻是中國田園詩的奠基石。詩人把景、情、理三者巧妙結合起來，描繪了優美清新的田野風光和樸實單純的人際關係。一般人認為枯燥平淡的耕讀生活，在他的筆下顯得充實美好、搖曳多姿。
　　《桃花源詩》（並序）是陶淵明的代表作品。梁啟超曾說：「陶淵明的《桃花源詩序》正是浪漫派小說的鼻祖，那首詩自然也是浪漫派的絕好韻文。」（《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桃花源詩》描寫的是一個沒有君主，沒有剝削，自耕自食，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是陶淵明探索人類美好未來的結晶。詩序《桃花源記》的思想和藝術成就超過了正文《桃花源詩》，是中國古代散文中的珍品。
　　作為一個生逢亂世、懷才不遇的文人，陶淵明的出仕與歸隱、希望和失望、痛苦和歡樂，都真實地反映在他的詠懷詩裡。他的田園詩讓人們看到一個平淡沖和的隱士風采，他的詠懷詩則讓人看到陶淵明「金剛怒目」式的一面。陶淵明少時即有熱情奔放的性格和「胸中吐萬丈長虹」的壯志。「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這樣的詩句裡跳躍著一個風華正茂的書生的身影。儘管經歷了仕而歸、歸而仕的痛苦，晚年的陶淵明仍然無法熄滅心中對現實生活的熱情之火，他寫下了三十多首「火氣」十足的詩篇，如《詠荊軻》、《讀山海經》組詩（十三首）等，詩人俯仰宇宙，上下古今，表現出豪氣凌雲的氣魄。朱熹稱：「淵明詩，人皆說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朱子語類》）
　　陶淵明還在哲理詩上作了大膽的嘗試。魏晉時期「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玄言詩壟斷詩壇，但流傳下來的卻寥寥無幾。陶淵明的哲理詩卻以濃郁的情趣與深刻的哲理而大放異彩。陶詩的哲理往往從現實中領悟出來，好像在與讀者促膝談心，沁人心脾，警策動人。
　　陶淵明的辭賦與散文在魏晉時期也是首屈一指的。流傳至今的《歸去來兮辭》和《桃花源記》都是擲地作金石聲的千古絕唱。陶淵明繼承了漢代辭賦結構恢弘、氣勢磅礡與魏晉辭賦短小精悍、纖麗嚴密的優點，走上清新自然、樸素平淡的道路。《歸去來兮辭》開篇從決計歸田敘起，接著寫啟程舟行，抵家見聞，扶策涉園，農事西疇，結以永不復仕之旨。環環相扣，剪裁取捨，恰到好處。宋代散文大師歐陽修稱魏晉無文章，只此一篇。陶淵明的散文無論敘事抒情，都以意盡而後快，行文如行雲流水，造語精到之至，如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對後代散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除了千古不衰的《桃花源記》以外，寄託作者個人理想的抒情散文《五柳先生傳》也是人們至今吟誦不絕的篇章。
　　魏晉兩代的文學以華麗的駢文著稱，陶淵明平淡自然的詩文在當時並不被視為佳品。直到南朝蕭統搜集陶淵明的詩歌、辭賦、散文，為之編集作序，陶淵明的詩名才漸漸興起。至唐宋時名聲大震，推崇他的文人很多，李白、杜甫、白居易都非常欣賞陶淵明的才華。宋代文人對陶淵明的推崇更是無以復加。蘇軾說：「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與蘇轍詩》）愛國詩人陸游也曾夜讀陶詩，樂以忘食。朱熹更是視陶淵明為古今第一流高士。可以說，陶淵明的詩歌，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遠遠超過與他同時代的很多詩人，唯其如此，才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學家，以至直到今天。
　　陶淵明的作品，在國外也有廣泛的流傳。朝鮮文學家許筠、樸厚享深受陶淵明田園詩的影響，寫了許多與陶詩風格頗近的詩文（《中朝文學的傳統友誼》，載《文藝報》）。公元８世紀左右，陶淵明的作品流傳到日本，日本著名詩集《萬葉集》裡有些作品就深受陶詩的影響。正如大矢根文次郎所說：「長期以來，陶淵明的作品在日本一直有著重大的影響。日本各個時期的藝術家都極為推崇陶淵明清高、貞潔的人格，十分愛好他的作品，在藝術上接受過陶淵明的熏陶，從中汲取了豐富的養分。陶淵明作為一個典型的東方詩人，他的作品在日本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筆記小說之先驅──劉義慶

　　記言則玄遠冷雋，記行則高簡瑰奇。──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讀其寓言，晉人面目氣韻，恍然生動，而簡約玄澹，真致不窮。──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
　　《世說新語》是南北朝時劉宋宗室、臨川王劉義慶主持撰寫的一部筆記小說，它主要記載兩漢魏晉時代一些人物的軼聞瑣事。這種「瑣言」體小說，創始於西漢劉向，而盛行於魏晉，西晉郭頒撰《魏晉世語》、東晉袁宏撰《名士傳》、裴啟撰《語林》、郭澄之撰《郭子》，然而這些書皆已散佚。劉義慶《世說新語》是集其大成者，且全書完整地保存下來，因此非常珍貴。
　　劉義慶，彭城（今江蘇徐州）人，襲封臨川王，曾任南兗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宋書》本傳說他「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本人才學不高，但是喜歡「招聚文學之士」，因此，《世說新語》可能是他主持，由他的門客們集體撰寫的。原書八卷（《隋書·經籍志》著錄），劉孝標注本作十卷，今傳本皆為三卷，系經宋人晏殊等刪並。劉孝標注《世說新語》不僅在思想史、文化史、文學史上有重要意義，而且具有很高的文獻學價值，是歷代學子文人案頭必備之書。
　　今本《世說新語》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三十六個門類，主要是記漢末、魏晉以來三百年間士大夫們的言談軼事，重點記東晉這一百年間的人事。《世說新語》主要的思想價值在於通過對漢末至東晉年間士大夫們言談軼事的紀實性描寫，記錄漢魏兩晉士人心態的發展歷程，反映玄學思潮的勃興。透過這個窗口，人們可以察知漢末至魏晉這三百年間社會政治、思想道德觀念、風俗人情演變的實際情況。
　　《世說新語》全面記錄了士人個性意識覺醒的過程及其種種表現。這個覺醒過程肇始於東漢末年的名士。當時的名士是在儒學正統思想哺育下成長起來的士人。他們本是對漢朝忠心耿耿，只因對朝廷不滿，敢於議論朝政，結果受到宦官勢力的打擊和迫害。迫害雖促使他們與大一統政權疏離，另一方面，卻提高了他們在士人中的聲望，他們成了眾人崇拜的名士，更加意氣風發，指斥朝廷，品評人物，成了輿論的中心。
　　魏晉時代士人的心態受社會政治狀況和玄學思想兩方面的影響，在漢末個性解放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魏晉社會狀況有這樣幾個特點：
　　一、戰亂頻繁，人命如草芥，人們開始反思人的生命存在的價值，敏感的士人更是如此，於是感歎人生無常、生命短促成了時代的主旋律。
　　二、魏晉兩朝政治的黑暗腐敗更甚於東漢末年。魏晉兩朝的君主本來得國不正，篡弒奪位本身與傳統觀念是對立的，因此他們自身都是名教的叛逆者。當名士們也傚法統治者縱情任性、曠達放羈，而危及他們的統治時，他們又借名教的名義把士人殺掉。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士人們由東漢末年的清議轉為清談，又由清談轉為談玄。他們不再談政治，而是談「易」，談「志」，談「莊」（即所謂「三玄」），其核心內容即是順應自然。理性已經崩塌，名教成了虛偽，人性便顯露出來。於是追求個性自由發展，注重自我，注重感情，狂簡曠達，縱性任情，追求享樂成了士人的理想和目標。玄學即是這種社會思潮的理論昇華。
　　東漢末年到東晉這三百年間，國家動盪不安，戰亂頻繁，是中國社會最黑暗，老百姓生活最痛苦的時期，痛苦需要解脫，於是道教產生了，佛教也於此時傳入中國。隨著中央政權的崩潰，儒學的統治地位也結束了，道家、名家、法家等各家的思想重新活躍起來。士人的思想得到解放，他們通過對現實、人生的反思，建立起一種融道家、儒家、名家、佛家為一體的新的思想體系──玄學。「玄」是黑色，又有微妙、神秘等意。《世說新語·文學》記載了樂廣談玄的事例，樂廣用辯「至」的名的方法，來析「至」的理。除了名理之外，玄學還涉及到有無、本末、體用、才性、言意，以至養生、聲無哀樂等諸多命題，所有這些問題，實質上都是現實生活中名教與自然發生劇烈矛盾衝突的產物。「玄」學思潮的出現，乃是漢末以來士人心態轉向自我的產物，是對於個性覺醒和由這覺醒而引發的種種問題的理論闡釋。」（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
　　魏晉時代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表現在各方面：因為宇宙的無窮，而感歎人生短暫、無常是一種表現；因人生短暫，而縱慾、而及時行樂也是一種表現；曠達、輕脫也是一種表現。魏晉人士對自我人性的發現是前所未有的。在《世說新語》中，我們看到了人性的諸般展露，從高尚的「德行」，到卑鄙的情慾，如「假譎」、「汰侈」、「讒險」、「儉嗇」等等。它告訴人們人性有善有惡，有好有壞，人的個性和感情世界豐富無比。在《世說新語》裡，人們還第一次發現了自身的人體美：
　　裴令公有俊容儀，脫冠冕，粗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容止》）
　　人們不僅發現了自身的美，同時也發現了自然山水的美：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言語》）
　　魏晉時代又是人的審美意識大發展和文學自覺意識形成的時代。
　　《世說新語》因為展開對人的個性的全面描寫而在中國小說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它不僅開創了「志人」這一文言小說流派，還以玄遠雋永的敘事語言、生動傳神的白描手法為《三國演義》、《水滸傳》、《儒林外史》、《紅樓夢》等白話長篇小說提供了藝術經驗。《世說新語》堪稱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座寶庫。

　　　　情感七始，化動八風──劉勰

　　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劉勰「六觀說」
　　魯迅先生曾這樣評價劉勰的《文心雕龍》，他說：「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里士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導流，為世楷式。」可見《文心》一書不僅在中華民族數千年文學發展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既便在世界文學寶庫裡也堪稱瑰寶，熠熠生輝。
　　劉勰，字彥和。原籍東莞莒縣（今山東莒縣），大約生於劉宋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卒於梁武帝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前後，歷經宋、齊、梁三朝。所著《文心雕龍》成書於齊。
　　劉勰生於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二十歲出頭就到定林寺依「沙門僧佑」生活，一是家境貧寒，更重要的是由於當時佛儒思想的影響。當時的社會是一個佛儒盛行並且合爐共冶傾向很普遍的時代，這種社會風氣和現象對劉勰的人生觀和文學理論、文學思想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響，他的終生不婚娶也與信奉佛儒有很直接的關係。
　　儘管劉勰家道沒落，他還是從小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到定林寺後，一住就是十多年。當時，定林寺是很有名的大佛寺，僧佑是很有名的和尚，劉勰在他搜集整理和研究《三藏經》、《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等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劉勰自幼「篤志好學」，加上在寺中研讀佛經，使他「博通經論」，還「長於佛理」。
　　魏晉時期，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產生了許多專著，文藝領域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為劉勰文學批評專著的寫作，提供了必要的準備條件。30歲後，他動筆撰寫《文心雕龍》， 耗費5年多時間，到37歲時終於完成了這部巨著。當時沈約在文壇上聲望很高，劉勰想請沈約給予鑒定，卻無緣得見，他只好背上書稿，假扮成賣書郎，在沈約家的大門外等候。一天，沈約入朝議事，劉勰趁他上車時走上前去，把書稿呈上。沈約看罷全書，大加讚賞，認為「深得文理」，並將書稿放在案頭，以便隨時翻閱。從此，劉勰和《文心雕龍》才逐漸被世人所知。
　　《文心雕龍》即是在總結前人創作和理論成果、概括歷代各種文學現象的基礎上寫成的。劉勰認為，前人文學理論零星片面，極欠完整，未能建立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他立志要寫一部「彌綸群言」、博大精深的文學理論專著，以探討為文之用心。
　　《文心雕龍》全書約三萬七千餘字，共五十篇。各篇獨立成文，內容上又緊密相聯。分上、下兩編，上編論述文學的基本原則和各種文體的源流演變，下編為創作論、批評論和統攝全書的序。就篇目的編排及其內容看，大致可分為如下幾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原道》、《征聖》、《宗經》三篇，開宗明義地闡述了劉勰的世界觀及其文學理論的基本思想，乃是總綱。
　　第二部分專論文體，從《明詩》到《書記》共二十篇，涉及三十幾種文體，包括韻文、散文以及雜文等。對每種文體，劉勰都從源流演變、定義與實質、代表作家與作品、基本特徵和寫作要領四方面進行分析研究。
　　第三部分是關於文學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創作理論，也是《文心雕龍》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包括從《神思》到《總術》共十九篇，研究文學創作的構思、風格、內容和形式的關係，以及創作過程和表現手法的各種問題。
　　第四部分為《時序》和《物色》篇，闡明文學創作和現實生活的密切關係，提出了「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和「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等著名論斷。
　　第五部分是文學批評論，包括《才略》、《知音》、《程器》三篇，分別從作家、作品及文學批評理論等方面，作了較為集中的論述。
　　第六部分即最後一篇《序志》，是全書的序論，說明了寫作動機與目的。
　　《文心雕龍》系統總結了我國歷代文學理論研究的成果，建立了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它以儒家思想為出發點，確立了文學的基本原則：認為「道」是文學的本源，「聖人」是文人學習的楷模，「經書」是文章的典範。把作家創作個性的形成歸結為「才」、「氣」、「學」、「習」四個方面。《文心雕龍》還系統論述了文學的形式和內容、繼承和革新的關係，又在探索研究文學創作構思的過程中，強調指出了藝術思維活動要具體形象這一基本特徵，並初步提出了藝術創作中的形象思維問題；對文學的藝術本質及其特徵有較自覺的認識，開研究文學的形象思維的先河。
　　《文心雕龍》作為中國5世紀末一部傑出的文學理論巨著，第一次建立了中國式的文學理論體系，全面分析了文學理論的基本問題，對齊代以前文學批評理論進行了一次大型總結，也對齊代以前文學思潮和文學創作實踐經驗進行了一次系統探討。它不僅較全面地總結了前人的文學創作經驗及文學理論的研究成果，而且廣泛探討了文章載體、寫作方法和藝術技巧等問題，嚴謹地評價了一些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提出了前人所未道及的許多新觀點、新思想、新見解，大大豐富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內容，並對中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龍》論述的問題這麼多，涉及面這麼廣，但彼此間卻緊密相聯，形成嚴密的理論體系。清人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詩話》中評價《文心雕龍》「體大而慮周」；魯迅先生認為：「篇章既富，評騭遂生，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里士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楷模。」將《文心雕龍》與《詩學》相提並論，極力推舉，可見它對文學理論發展史影響之巨大和深遠。

　　　　百年文苑知己──蕭統

　　同一件東西司馬遷當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鍾嶸卻認為是活人的止痛藥和安神藥。──錢鍾書
　　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眾美，斯文在斯。──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

　　《文選》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負責組織編纂的一部詩文選集，故又稱《昭明文選》。《文選》首尾可觀，殊成佳作。辭典文艷，既溫且稚。典而不野，麗而不淫，約而不儉，可謂卓爾不群。這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詩文集，在文學史上地位重要、影響深遠。
　　蕭統，字德施，小字維摩，南蘭陵（今江蘇常州）人，是梁武帝的兒子。天監元年（502年）立為皇太子，未及即位便卒，死後謚昭明，故世稱昭明太子。他聰明非凡，記憶超群，尤愛文學，喜歡接納文人，一起「討論篇籍」、「商榷古今」。他的東宮聚書三萬卷，名重一時，成為江南文學中心，蕭統著述甚豐，很多都已散佚。幸運的是，他負責組織編纂的《文選》三十卷，沒有因為時代的推移而淹沒，而以強大的生命力而流傳下來，成為後代的範本和難得的研究資料。
　　《文選》選錄先秦到梁八百年間的詩文七百五十二篇，其中分為賦、詩、騷、詔、冊等三十七類，大致可以概括為詩歌、辭賦、雜文三大類，計詩歌四百三十四首，辭賦九十九篇，雜文二百一十九篇。所選作家除無名氏外，共一百二十九人，前代的許多優秀作家的作品都被選入，這些作家的作品都是可以稱為「先士茂制，諷高歷賞」的，多數皆有定論且為當時文人所重。
　　任何「文選」都體現了編選者的選文標準和原則。蕭統認為，衡量文學作品的根本標準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事」不僅指創作活動這件「事」，更主要的是指構成創作的題材和事物。在蕭統看來，構成創作題材的事物是有意義的對象，必須經過作者的選擇提煉並昇華出意義。但是僅僅有這一點是不夠的，文學作品之所以不同於其他文字，是因為它必須通過藝術的構思，以華美漂亮的文詞來顯示「事」的意義。《文選》的選錄標準反映了當時文學潮流的一般趨向和文風的時尚，也讓人看到藝術文學和應用文學走向各自獨立的現實，泛「文學」的概念開始分化，文學自身的獨立性自覺性開始顯現出來。
　　依照這種標準，《文選》不收經、史、子三部類的文章；雖史書中也收有少量的論贊，那是因為它們「綜輯辭采」，「錯比文華」，具有文采，而大量選入的是辭、賦、詩，其中楚辭、漢賦、尤其是六朝潘岳、陸機、謝靈運、顏延之等人的作品占的比例最大，十分鮮明地突出了《文選》主要作為藝術文學選集的特色。
　　無論在文學史還是文學古籍的校刊整理方面，《文選》都有極其重大的意義。首先，它影響著文學家在文學界的地位。雖然《文選》對所選文學家未加評價，但在對象的選擇方面，就表明了編選者的態度，這對後世之褒貶具有導向作用。其次，對文學觀念的發展，對文學特性的認識，具有重要影響。魏晉以來，文史哲不分家的現象開始改變，文學的獨立性為大家所重視。《文選》之所以重要，在於它以大量的實證例子，揭示出了藝術性文學的本質特徵，從內容表達、形式表現等方面，提供了藝術文學的範本。自《文選》問世以來，人們在創作上不僅以它為模特加以效仿，而且還開闢了「文選學」這一研究的專門領域，影響之深遠，由此可見一斑。
　　再次，《文選》成書於南朝梁代，當時編選者所見到的文本，與今日留存的文本，許多都有差異，而且不少文本至今已經亡佚了，所以《文選》所保存的古代作家的作品原始文本，對古籍整理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此外，《文選》受到各個時代文人學者的重視，成為士子的必讀書，具有文章學教科書的作用。以現代觀點來看，《文選》是把藝術標準放在第一位，尤其重視形式美，不十分注重思想內容的意義。然而過去的文人學士，主要是藉此學習做文章的方法，在辭藻、典故運用等基本功方面得到教益，即從藝術形式和藝術表現入手，找到進入文學殿堂的門徑。
　　從今天的觀點看，《文選》仍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由於它強調典雅華麗、引古征事，過度看中形式的美文特徵，一些清新素樸之作便不入法眼，那些思想內容豐富、極有生活情趣的作品也被忽視了，南朝自然清麗的民歌一首不見，這也顯示了編選者的貴族偏見。
　　第二，分類過於瑣細繁雜，並有不當之處。瑣碎的分類，固然可以使讀者瞭解文章體裁在六朝時的發展狀況，但過於瑣細，反而不利於文體的發展，以及對於文體的整體把握。
　　第三，由於編選者特定的審美標準，為了適合自己的口味，不惜刪改割裂古詩文原貌，這樣不僅有損原作的形式原貌，而且也增加了理解作者本意的難度，甚至會造成內容意義的誤釋。
　　第四，有些收入的文章，由於考證不嚴，整理不精，誤將其他人的文字當做作者之文的錯誤屢有發生。
　　儘管如此，《文選》並不因為編選中的問題而失去燦爛的光輝。
　　《文選》的價值可從「文選學」的形成見出。所謂「文選學」，就是以《文選》的研究和註釋為主體的一項專門學問。早在唐代，就有兩個著名的《文選》注本，即李善的注本和五臣注本。前者將《文選》分為六十卷，引用書籍達一千六百八十九種，註釋探幽發微，準確注出了詞語典故的來源及意義，對於理解作品的內容、瞭解作品背景都有極大幫助。五臣注本是指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人合作的《文選》注，成書於718年。五臣注本疏漏不少，整體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也有其價值，有些註釋也表現出比李善註明白易懂的長處。
　　總之，《文選》作為第一部留存下來的文學作品選本，以其新穎的文學眼光和明確的藝術標準樹規立範，在文學史上的影響不可低估，時至今日，它體現出的文學觀念，尤其是對文學特徵的認識，對我們仍有啟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