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天涯：日本雜議一百則

之二十：錢湯
　　打開電視，看到一個節目在談錢湯，也就是中國人說的公共浴池，想來已經有多年沒去過了。現在住所的附近也有一家，某日經過門前時想起十幾年前的往事，便去了一次。
　　錢湯的起源，據說是鎌倉時代的寺院為僧侶們洗澡所設，也免費接待外來民眾光顧。寺院主導的這個公益事業中斷後，就出現了收費的公共浴池。古時的錢湯曾容許男女混浴，後來江戶幕府下令禁止，但未能悉數封禁。當時的錢湯不僅是維持公共衛生的場所，更起到平民交流娛樂場所的作用，就像今天的一些大型溫泉洗浴設施也會安排文藝演出助興。不過，隨著現代住宅自帶浴室的普及，除了溫泉之外，錢湯受到了極大衝擊，成為不折不扣的夕陽產業。據說在原本比較集中的大阪，錢湯正以每年幾十家的速度關門停業。
　　十幾年前寄住的留學生寮破舊不堪，一樓的洗浴間冬天難以利用，打工回來要去洗澡，只好去鄰近的一家錢湯。那一家在錢湯中屬於中上檔次，入浴費約800日元，設有三種水溫不同的池子，還有葯浴和衝浪浴、露天浴及桑拿室。午夜以後，裡面的顧客不多，我曾浸泡在水中，享受難得的休憩時光。
　　這次去的錢湯簡陋得多，費用亦只有350日元，但因年深日久卻頗有古意。比如男女更衣室之間，並不像現在的洗浴設施那麼隔絕，當中只有一板區別。在分界線處，有一個類似排球比賽中球網處高坐的裁判席那樣的椅子，足以俯瞰兩邊。後來查了資料，那個位置叫「番台」，供管理者高踞之用。那天的番台上，坐著一位四十餘歲的婦女，不知道是店主的女兒還是兒媳。男子的更衣處盡在她目光所及以內，男客們便要在她面前脫去衣服。這種現象，初來日本的中國人肯定會感到驚異。事實上，在那些大型溫泉洗浴中心裡，也不時有負責清掃等工作的中老年婦女在一眾裸體男人當中走來走去。而在公共廁所中，中老年婦女清潔工人更是進出無礙。記得來日之初，我到打工的東陽町車站上廁所，發現男女廁所居然混用一個，而解手時聽到響動，回頭驚見一位女清潔工來取工具，著實嚇了一跳。分析的話，如果以善意角度出發，可以理解場中老年婦女如同母親，男人們都是母親所生，在母親面前自然也沒什麼好特彆扭捏；可假如帶批判眼光來看，這或許能體會到歧視女性的潛台詞，難道中老年婦女的性別不同是因年老色衰而被完全忽略？
　　這麼一想，文化差異就出現了。我來日本那年，趕上媒體報道北海道的一樁人權訴訟案。幾個俄羅斯水手脫了衣服后直接跳進錢湯的浴池中，導致店主在門前立起了「外國人禁止入內」的牌子，結果被人權組織告上法庭。店家後來敗訴，但在錢湯里添加了「要先在淋浴處把身體清洗才能入池」的提示標識。我想到小時候曾去過的一些公共浴池，也和日本的錢湯不同。大家先泡到浴池中，然後再去淋浴，據說這樣才能洗乾淨身上的臟垢。因此，倘若去得晚了，水池裡會比較臟，水面上漂浮晃動的皮屑灰垢至今仍能記起。泡完了再沖洗，先沖洗再去泡，兩者之不同實蘊有觀念分歧。
　　看日本學者實藤惠秀寫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提到當時的日本人對清國留學生印象不好，其中一條是「不愛洗澡」。來自北方的中國人因水資源缺乏（特別是京津地區），洗澡頻率不如日本人是必然的。別樣的生活環境，也就造成了文化的差異。
　　前幾年，西安某大學鬧過一出日本留學生「下流劇」事件，險些演變成中日學生的嚴重衝突。可是，說那幾個日本青年故意在中國留學生面前公然侮辱主人，我倒覺得未必。在日本生活略久的國人，看日本人的一些「祭り」場景恐怕都會有「下流」之感。就在那些天，巧合的是，我正在讀夏目漱石的小說《從此以後》，裡面主人公的傭人喊著要去看「支那留學生的演劇」，因為那些「支那人居然好意思，臉皮真厚」。夏目沒有說明中國留學生們演的是什麼戲，即便是深受漢學熏陶、能寫一手不亞於中國詩人的漢詩的他來說，文化差異的鴻溝可能也是在所難免的。

21.文字密碼
　　有一段腸胃不好，去藥店買葯，店家推薦了一瓶「征露丸」。我還不知道其療效，僅僅看了小盒子上的文字圖畫，就決定要買來試試。為什麼？因為「征露」就是「征討露西亞（俄羅斯）」之意，顯然是日俄戰爭期間的軍方藥品，這個歷史背景便頗有趣了。
　　該葯療效不錯，特點是味道極重，手上拿過也會殘留下強烈的氣味。後來和日本朋友說起，原來它是備受歡迎的家庭常備藥品。如今，該葯已經進軍中國市場，名字改成了「正露丸」。在日本，「征露丸」和「正露丸」兩種名字都有存在，後者是刻意為之，欲減少一點戰爭背景的殺伐之氣。然而，對中文古典熟悉的人看來，這是個更加好玩的小把戲。漢字的「征」，本來就有「正」在，因為中國傳統史觀，或者說儒家道統講「征」是為了「正」秩序。亞聖孟子說「征」是「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征之為言，正也。」「正露丸」比起「征露丸」，高高在上的優越感和「義戰」的意識形態都大大增強了，不但沒減輕兵火之氣，還添加了輕蔑的油。不過，反正俄羅斯人又看不懂漢字背後的玄機。
　　俄羅斯人不管「正露丸」，卻曾對被稱為「露西亞」而耿耿。露這個字，不管是暴露還是露水，意思都不大好。尤其是日本自詡旭日東升，朝露豈不要被蒸發？所以，今天的日語中稱俄羅斯，都用「ロシヤ」（簡稱ロ），和「支那」一詞的命運多少相似。
　　在稱呼外國外族的名字內加入褒貶色彩，源流還在我國，如新之王莽曾詔令將高句麗改名為「下句麗」（今之韓人連「漢城」都受不了，必定抓狂）。而近代以來，東亞一下子被拉扯到西方主導的全球概念當中，那麼多外國要命名之，選用哪一個漢字便成了值得琢磨時人心態的要點。事實上，很多外國地名雖然在現行日文中採用按照發音的片假名，但原本都有漢字。和漢語對應的話，維納即維也納，伊太利即義大利……葡萄牙英吉利等則完全相同。漢字表意，即使是單純取其諧音，總讓人有意在言外的感覺。中文日語里最突出的例子，非「美國」、「米國」莫屬。有日本朋友玩笑說，你們中國人總說我們日本人崇America，可中文為什麼叫「美國」，America就那麼美？我只好用狡辯的口氣說：日文不是也叫英國，English難道就那麼「英」？
　　選字之時，感情色彩是必定有的。最初中國人翻譯西方列強國名，還清一色加了「口」字旁，以示對夷狄的蔑視，遭到抗議后不得不作修改。英國之所以「英」，大不列顛帝國當時雄踞世界霸主，中國敗於其發動的鴉片戰爭倍嘗屈辱，卻是日本第一次與之結盟的超級大國（1902年的日英同盟）。反觀美國，當時的中國人認為美國在列強中對華最為友善，每每冀望它能主持公道；而日本人卻難忘「黑船」帶來的驚恐，更和美國在東太平洋存在利益衝突。日美之戰1941年爆發，但早在二十年代，美國軍方就制訂「橙色計劃」籌備對日作戰。一個用「美」，一個用「米」，各有根源。
　　我不敢妄議日語研究，但說到當代日語對中國人名的稱呼，還有一個問題頗感興趣。在華人使用漢字姓名，而這些漢字日語內也都有對應的情況下，有的用片假名直接音譯，有的用漢字和日語音讀，其間規律何在？舉簡單的例子，成龍一般被稱為ジャッキー・チェン而非「成龍」，姚明則有よう めい（日語音讀）和ヤオミン（直接音譯）兩種讀法。問過一些日本友人，都說不出所以然。以日語音讀方式讀中國人名，有時會鬧出笑話，比如男星李亞鵬的「亞鵬」發音接近日語的「阿獃（蠢貨）」；但若用直接音譯方式讀中國人名，同樣難以避免尷尬，比如姓氏「王さん」聽起來和「小狗」的愛稱類似。
　　人類創造並使用的語言文字，不可避免地蘊含了言說者的情感態度。中日互相指稱的「支那」與「倭」的糾葛，至今仍餘波盪漾。不過，日語有漢字有假名，又有音讀有訓讀，咱們的漢語明顯吃了虧。昔年日本官方在致唐廷的國書中，用訓讀把「天皇」寫為「須明樂美御德」，連張九齡這樣的一代賢相也著了道兒。

22.為啥學外語？
　　閑聊在日本找工作，朋友說最好是教中文，理由很簡單：「咱們是中國人啊。」說老實話，這還真就未必。以前聽說日本警察聘請中文老師，指名要福建福清人，因為他們在北京留學的畢業生，面對福清出身不識字不會普通話的嫌疑人一籌莫展，根本沒法溝通。所以，即便是中國人，也不一定就能教漢語。
　　另一位友人的親身經歷更有意思。他曾到著名的語言教學企業NOVA應募中文教師，第一道考試是日文表達能力，日語專業的他順利通過；第二道是中文水平測試，有填寫拼音和漢字，更有一道題「請默寫出李白、杜甫、白居易每人的三首詩作」！結果，友人身為中國人，栽在了中文測試這一關，傳為「美談」。
　　如今，因經營問題導致破產的NOVA已成往事。每當我經過車站，想到曾經醒目的「車站前留學」廣告牌亦難免唏噓。這家公司1981年創立，開展業餘外語教學事業，1995年在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2003年時營業額達到615億日元。該年度，整個日本的業餘外語教育產業營業額達1233億日元，NOVA獨佔一半。巨無霸垮台後，市場進入群雄亂戰的局面，在電車和地鐵放映的廣告中，現有多家企業各顯風采。
　　值得深思的，是日本的業餘外語學校和中國的「同行」新東方之對比。後者把應試型外語教育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而前者的學員是社會各界對某種外語感興趣的男女老少；後者的終極夢想是能夠輕鬆應對外國的偏狹的語言測試，而前者，NOVA的宣傳材料上寫著其最高目標是「不用字幕看懂外國電影」。近年來，日本政府和社會各界都積極推進「終身教育」，在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下，以退休老人為教育對象的各種產業前景看好。到各個業餘外語學校報名的退休老人頗為不少，這股學習熱情的動機當然更加簡單。
　　中國的外語教育是和應試、出國、升遷、評定職稱等一系列功利目的相連的，有時候竟然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日本則更注重外語教育對於個人素質的裨益，雖然也有各種資格考試，但多限於較容易掌握的應用層面。而業餘外語教育在中日兩國的不同狀況，尤其能夠說明很多問題。一言以蔽之，是功利性當先的應試教育與趣味性為首的素質教育的分野。
　　前面說過內閣府調查各車站前停放的自行車數量，事實上，內閣府調查（或稱總理府調查）是日本政府了解民情的一種手段，有些類似中國古代樂府采詩官的職能。內閣府也曾調查過日本人對學習目的的看法，最多的答案是「出於興趣」（25%），其次是「打發時間，排遣心情」（20%），「豐富教養」（15%），「出於職業需要」和「增加家庭日常生活的知識」都只有13%。不要小看這個「出於興趣」，當國民普遍性的對知識抱有單純而強烈的興趣，會帶來面目一新的氣象。
　　教育是決定一個現代國家和民族發展水平的最根本原因之一，這一點相信已經得到了人類歷史的證明。作為國家之間民眾教育的對比，大概可以分為體制、內容、目的以及對象等幾個方面，不同的國家和民族，對其理解和實踐都各不相同，因此呈現出的結果也有分別。同樣被認為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國與日本，在這方面的差別就極為明顯。甚至可以說，中國與日本的教育政策、中國人和日本人的教育理念的區別，正是導致兩國近現代發展歷程迥然不同的重要因素。日本之所以總是能比中國先一步實現國力的騰飛，不論是明治時代還是二戰之後，其教育優勢的作用最不容忽視。
　　功利目的極強的心態，是中國教育理念至今依舊的重大癥結，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幾十年前，常見的說法尚且是「知識就是力量」；這幾年，那部著名的廣告片則鼓吹《知識改變命運》。知識的增長，固然可能帶來個人命運的改變，但帶著為了追求命運改變的迫切願望，與靜下心來豐富提高自身素養的教育理念對比，無疑更容易出現偏差和挫敗。

23.自然之美
　　春天賞櫻是日本人的重要傳統習俗，初來那年的翌日，我在毗鄰靖國神社的武道館附近看到了正當盛時的櫻花和絡繹如織的遊人，想到了川端康成的諾貝爾受獎辭《我在美麗的日本》。
　　每年近春，日本氣象部門就會在媒體上發表櫻花開花日期預測，稱之為「櫻前線」。十幾年前，我所居住的關東地區大概是四月初開花，現在因氣候暖化之故，時間略有提前，而且花期也有所縮短。
　　春櫻一年一度燦爛地綻放，數日之後便紛紛凋零。這短暫而熱烈的美，便成了日本人的精神象徵。其實中國亦有櫻花，我喜愛的晚清詞人況周頤在《蕙風詞話》中對比中日櫻花，如是說：「中國櫻花不繁而實。日本櫻花繁而不實。薛昭蘊詞離別難云：『搖袖立。春風急。櫻花楊柳雨凄凄。』此中國櫻花也。入詞殆自此始。此花以不繁，故益見娟倩。日本櫻花唯綠者最佳。其紅者或繁密至八重，清氣反為所掩。唯是氣象華貴，宜彼都花王奉之。」
　　況周頤那個年代的人，對日本人民族性格及文化的了解有限，故對日本櫻花有此評語。日本櫻花要的就是「繁」，比如群花像瀑布直瀉一般的枝垂櫻。只有「繁」，才突出了謝落時的須臾壯烈。
　　櫻期的東京，幾個傳統的賞櫻名所都是人聲鼎沸，特別到了周末，處處摩肩接踵。說到「名所」，中國人自然容易聯想到魯迅在《藤野先生》中寫到的上野：「上野的櫻花爛漫時，望去卻也像緋紅的輕雲……」百餘年之後，上野依舊是名所。遊客中雖不復見盤著辮子的清國留學生，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人著實不少，時不時能聽見鄉音。另一個名所就是武道館後面的千鳥淵公園。千鳥淵是一條狹長的湖水，兩側櫻樹絢麗怒放，和水波相映襯，美得盛大又不失溫婉。到夜裡，湖畔燈光亮起，水面鱗光唱和燈下櫻影，若能泛舟湖上，當有其樂何極之感嘆。
　　但是，或許如況周頤所說的中國式美學觀影響，上野或千鳥淵的盛景見過一次之後，總想著找些僻靜的賞櫻之所。我個人推薦位於東京東北的水元公園，交通雖不大便利，但遊人少了很多，櫻花開得有些寂寞，卻別具孤高。
　　令我感慨的，是日本人對於賞櫻的興緻。即使是街道里不知名的小公園，也能看見有人用精良的照相機對準櫻花拍照。據說，有的愛好者會守上整整一天，拍幾百張照片。在名所的差不多每一顆櫻花樹下，都有人鋪下塑料布，席地圍坐，一眾男女老少怡然地飲酒賞花。為了確保一席之地，看起來提前幾天就要去佔位了。
　　這種感懷自然之妙，體驗生命之美的風雅之舉，中國人本來也有。南宋詞人姜夔的《卜運算元》就寫道：
　　月上海雲沈，鷗去吳波回。行過西泠有一枝，竹暗人家靜。 又見水沈亭，舉目悲風景。花下鋪氈把一杯，緩飲春風影。
　　姜夔生活的臨安，在南宋時代達到了繁華的頂峰，自然風景也堪稱人間「天堂『。姜夔在另一首詞中寫到的孤山曾有梅花萬株，一旦開放有如「香雪海」，而宋人也喜歡在其間徜徉，或坐或飲或歌。這份感知並欣賞自然美的傳統，古人是非常珍視的。不過，以今日觀之，很多美麗的自然風景，若能倖免於污染和扭曲則實屬不易。而許多人滿足於聲色犬馬燈紅酒綠的歡娛，已經渾然不解如何感受時序變幻中花鳥山水的佳境。
　　和研究日本文學的張石老師閑談，他多次向我強調文學寫作中自然景物描寫的重要，並指出這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大薄弱處。對自然之美的忽略與漠視，或許是中國文學嬗變過程中最令人遺憾的折損吧。

之二十四：也許是我多心
　　去過日本的神社或寺廟的人，或會對那些寫有祈願的小木牌「繪馬」留有印象。我有時陪別人前往遊覽，最大的樂趣就是流連於掛滿「繪馬」的架子前，看看大家都許下了什麼心愿。這麼做似乎略有偷窺之嫌，也不知道我的好奇會不會破壞了人家遂願的靈驗度。帶著一點愧疚感，看的時候就在心裡默默表達一下我的祝福，願大家都心想事成皆大歡喜。
　　「繪馬」上的心愿，發自進學者居多，尤其是像湯島聖堂（即日本的孔廟），是期盼入學考試順利者的首選。接下來較為常見的，是保佑闔家安康或愛情幸福，世界和平的也頗不少。小小「繪馬」，充滿了庶民的溫情與浪漫。
　　在外國遊客常去的明治神宮等地，外國人寫的「繪馬」越來越多，尤其是港台來客，好像很熱衷在異國留下自己的祈禱。一隻「繪馬」收費約500日元，諸神既然收了錢，當然要辦事。不過好在漢字多少相近，日本的神明們連蒙帶猜估計也能懂。
　　看得多了，其中也有堪琢磨的。前兩年，旅日華人棒球巨星王貞治作為日本國家隊主帥，率隊奪得世界盃冠軍，在那前後，我在某神社看到一隻「繪馬」上的願望竟然是：「期望王貞治快點加入日本國籍。他怎麼還不加入啊？」這個口氣顯然表明「繪馬」不是王貞治教練本人所寫，而來自於某位對他在國籍上仍不是日本人而頗為焦慮的粉絲。
　　祖籍浙江青田、母親是日本人的王貞治，曾在日本棒球界創下曠古爍今的偉大成就，甚至有日本球迷把他的地位和天皇相比。1977年，日本設立國民榮譽獎，第一位得主就是王貞治，他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非日本國籍受獎者。如果姓王的華人對日本人自我介紹姓氏的話，只要說「王選手」或「王監督」的「王」即可。
　　日本是強者崇拜的社會，王貞治身為外國人，以實力贏得日本社會各界的尊重和喜愛。但是，這個「王教練快點加入日本籍」的小「繪馬」折射出了另一種心情。
　　2002年，媒體爆出王貞治已故妻子存放在東京一座佛寺的骨灰被盜。事隔很久之後，有人打匿名電話到王貞治執教的球隊，用骨灰勒索300萬日元，警方介入調查但無疾而終。2003年，產經系的富士電視台在一個搞笑節目中，把王貞治的頭像放在馬桶坐墊上，遭來棒球界的強烈批判而被迫公開謝罪。
　　假如說把王貞治這些遭遇和他的外國人身份聯繫起來過於敏感的話，還有兩個例子，不知道是否純屬巧合。
　　旅日圍棋大師吳清源在棋道領域的地位，比起王貞治之於棒球，應該說有過之而無不及。1961年，在即將迎來名人戰的前夕，吳清源在路上散步時被一輛摩托車撞倒，雖然性命無礙，但棋藝受到嚴重影響，很快告別了巔峰狀態。無獨有偶，韓國旅日棋手趙治勳九段因在日本圍棋史上首度包攬「大三冠」（名人、棋聖、本因坊），聲勢如日中天。但1986年的棋聖戰前夕，趙治勳突然遭遇車禍，被撞成重傷，索性年輕的他憑藉良好的身體素質和頑強意志，日後重現了輝煌。趙治勳車禍案發生后，韓國輿論大嘩，聯想到之前的吳清源車禍案，「陰謀論」的指責紛紛湧現。然而，日本方面也有種種辯解：吳清源最驚人的時代是在中日交戰期間，將日本同代高手統統打到降級，那時候並沒有人對吳清源下毒手。同理，趙治勳的「大三冠」是1983年就已達成，刻意製造車禍的說法值得商榷。這麼說來，確實言之有理，吳清源、趙治勳在自述中也都把車禍當成不幸遇到的意外事故。然而，在日本圍棋界，成就最高、幾近統治地位的兩個外國人先後成了交通意外的受害者，不能不說是非常少見的概率。
　　在日語里，「外國人」和「外人」這兩種說法看似意義相同，實則有強烈的感情差別，後者暗含了「非我族類」的歧視或敵意。「外人」在日本社會的成功，即便是在國際化程度遠遠高於過去的現在，還是要付出更多的代價。所以連王貞治的國籍，也成了那位日本人的心頭大事。

之二十五：既感人也嚇人
　　早在清季，就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人缺乏宗教信仰是個嚴重問題，甚至要為中國近代史以來的衰敗與挫折負上很大責任。如今談及社會風氣，對國人沒有宗教精神而痛心疾首的人士亦大有人在。有人更批判國人的宗教觀念充滿功利盤算，很不純粹堅貞。可是，要說不夠純粹堅貞，日本人的宗教信仰狀況可比咱們厲害。
　　按照各宗教法人報上來的兩億多信徒總數，每個日本人身上要攤到至少兩種宗教。現實生活中，有的人似乎還不止於此，聖誕節去教堂，元旦參拜神社，時不時到佛寺施捨香火錢，今天皈依這個明天改宗那個也不值得奇怪。初來日本的中國人往往會吃驚於看到佛教僧侶們挈婦將雛喝酒吃肉，搞不懂對外在形式很在意的日本人何以到了宗教這裡卻變得相當灑脫隨性。而那位議員搏擊手豬木竟然還一度改宗過伊斯蘭教，也不知道他對自己的姓氏有點另類是真糊塗還是壓根兒沒當回事兒。
　　新興宗教立正佼成會在1946年到1950年期間的調查表明，入教者動機是因為疾病的佔48%，貧困佔18%，家庭不和佔18%，這個結果被學界概括為「病、貧、爭」，看起來雖然比較功利，卻是人類尋求信仰安慰的傳統而普遍的動機，也符合戰後日本社會百廢待興的狀態。對比之下，近幾十年來生活富足之後，崛起的新興宗教則呈現出不同的樣貌。「幸福的科學」調查其信徒，有69%的人是為了「追求真理」，其次，10%的人是為了「讓世界更美好」。這兩個宏偉志願聽起來都蠻感人，仔細琢磨卻也有點嚇人。尤其是看到教主大川隆法以通靈本領，讓孔孟老莊、天照大神、耶穌聖母、林肯甘地、空海道元（日本佛教史上高僧）等地球歷史名人都從他口中說出「靈言」這一招，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宋代詞人劉過《沁園春 斗酒彘肩》詞中提到白樂天、林和靖、蘇東坡等多位前賢，就被岳飛的孫子岳珂譏為「白日見鬼」，若和大川教主的《靈言集》相比，簡直連小巫都沒資格。
　　「幸福的科學」並非特例，作為日本新興宗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另一個信徒數十萬、號稱要「拯救人類」的世界真光文明教團教主岡田據說是五天人事不省后得到神的啟示，和吾國史上的洪秀全何其相似乃爾。宗教信仰屬於個人自由，只要不損害公共和他人利益，可新興宗教的「末世論」和「救世論」就比較值得關注，尤其是在末世究竟何時怕說不準的情況下，很有可能把敵意矛頭指向簡易的外國「敵人」。幸福實現黨主張對朝鮮進行先發制人的攻擊，修改和平憲法；而另一個曾因全部白色裝束被電視台追蹤報道的「千乃正法會」教徒，東奔西走是為了躲避「共產主義者用電波對日本的襲擊」。
　　假如以為這些教團的信徒都是底層民眾，那可就大錯特錯了。「幸福的科學」這次派出參選國會議員的信徒不乏日本四所頂級高校------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早稻田大學和慶應大學的畢業生，職務的來頭則包括索尼、松下、日本央行等耀眼招牌，中國漫畫迷熟悉的《金田一少年事件簿》作者佐藤文也等文化界名人亦在其列。他們，所謂的「精英階層」為什麼會信仰「幸福的科學」？連日本媒體也不禁如是問。
　　最簡單的答案，莫過於精神空虛。進了名校或大企業，有了財富和地位，物質生活的滿足可能會讓人對人生的意義與目的愈發迷惘滿懷疑慮。這不是日本人獨有的問題，全世界有很多人遇到了類似的困惑，並因而轉向了對心靈的進一步追問和探尋。這個過程未必是簡便順利的，有時甚至意味著靈魂的拷問與煎熬。不過，日本人或許有點例外，因為其特點是內在的「空」，自然就少了很多的艱難掙扎。本尼迪克特在名著《菊與刀》里著重強調的有趣現象，可以從一個側面加以說明。她指出，有的日軍士卒在被俘前拚死頑抗，一旦被俘后卻能完全扭轉，儼然變成盟軍的「模範士兵」。本尼迪克特說這些日本人腦子裡「完全沒有行為準則」，實際上，前述的信眾們與之近似，才會輕易地被一種新興宗教的玄談灌了頂。

之二十六：型
　　
　　電視里介紹日本著名空調生產企業大金試圖削減成本，選擇和中國的同行格力合作，因為格力具有日本無法比擬的人力和流通優勢。格力提出希望得到大金的某項先進技術，導致大金高層內部爆發激烈爭執，有人甚至為此提出辭職。最後，大金仍決定和格力合作，但在格力的工廠試驗生產時，日方的代表們紛紛搖頭。一位大金技術人員拿著格力製造的多出毛刺和稜角的部件說：「這就是金型的問題。」
　　日語里的「金型」，中文指工業用金屬模具。但「金型」不僅是一個名詞，這個「型」字在日本有著深刻的文化意義，製品的型號、類型之外，乃至於人的血型。有的日本制西裝內常有一個名簽，可以寫本人姓名和血型，雖然聽說它的用處在於發生意外需要搶救時防止輸血事故，我總覺得還有為此人定性的意思。（大家或聽說過日本人A型血居多，事實上A、O、B、AB四型血的日本國民比例約為4：3：2：1，O型也並不比A型少很多。）畢竟，個人血型與性格、氣質的理論首倡者即為日本人。戰前的日軍一度想搜集全軍官兵的血型，推斷其個性與能力，進而重新編組他所屬的軍兵種，可見「型」之觀念的重要。
　　「型」的顧名思義，含有模式化、精確化和門類化的三大特點。日本工業、尤其是製造業的迅速成長，離不開「型文化」的影響。在日本多年，每次搬家總要置辦一些傢具和用品，但購買時在規格上一般不用費什麼腦筋，因為有周密的「日本工業規格」的規範在。比如去商場買一台燃氣灶，你不用擔心廚房那個凹處的長寬能否容納，一定會恰恰好。而「日本工業規格」就建立在對「型」的強調基礎上，它使得工業製品具有統一而精良的品質，也給市場樹立了講求秩序的規範。前面說到的血型性格論，實際上是想把對工業製品的要求推廣到人身上，若能依照血型把人分門別類，就會減少人與人之間的齟齬矛盾，打造成一個內耗低、行動效率高的集團。不過，人到底是人，不是機器部件，所以，日軍那個「血型部隊」的「偉大理想」沒幾年就被放棄了。
　　因為講求「型」文化，於是，在「金型」上自然就要投注心力精益求精。大金支出格力的缺陷，毋寧說是中國製造業普遍存在的問題，也是兩國之間工業水平差距的一個根本要素。中國人或許至今仍未充分認識到，這種小部件的生產其實才是整個製造業的核心。日本的「金型」製造者們並非那些聲名顯赫的大企業，90%是工作人員在20人以下的小廠，稱之為作坊大概也不為過。大企業的光鮮，要靠這些小廠的支撐。而小廠當中的佼佼者，也會成長為巨無霸，如同本田當年只是為豐田供應活塞環的小分包商。中國企業界流行的是「把蛋糕做大」，「打進五百強」，可與其有一堆大而無當的「偽巨頭」，不如出現一批日本式的中小企業，以堅強的技術能力和品質保證在國際市場上站穩腳跟。
　　日本電影《清兵衛的黃昏》故事背景是江戶時代貧瘠的山形縣，至今仍然是比較偏遠的農業縣，但那裡有一家生產電源線圈的小公司，其產品佔據日本市場的40%，60名員工年銷售額30億日元，是索尼、松下、三菱電機的供貨商。該公司的社長上野說，他們也曾把部分生產轉移到中國大連、廣東等地，還包括監獄，但這種轉移的目的是為了節省成本，進一步加強技術開發，確立未來的優勢。該公司目前正投入大筆資金，研發世界第一的自動卷線機，已經持續了六年。上野說，中國製品的品質和付貨日期存在不確定因素，「製造業的回歸將是歷史的必然。」這句話對那些美滋滋於招商引資、出賣廉價勞動力的中國人而言，無疑是一種警醒。

之二十七：文士與武士
　　和某些日本友人聊天，他們還記著自己祖先的武士身份，但已經並不具備任何實質意義。明治天皇時期，政府採取漸進手段，以發行債券或贖買等方式逐漸取消俸祿，消滅了武士階級。一部分高級武士在這一過程中獲得爵位，成為僅次於皇族的華族。但隨著二戰戰敗，1947年麥克阿瑟憲法頒布，華族階層也成為了歷史。今天在書店裡還能看到介紹華族世系的書，某家後人現在是誰做什麼，可見日本民眾也很八卦。不過，別說華族，皇族中也有混得不怎麼樣的。有皇族憑藉身份，辦個某某功勞獎，只要花錢就能買得到，也頗受在日中國人企業經營者的歡迎。
　　在九年前的住所附近，一戶住宅的門口立著塊石碑，上書「幕末劍士某某習武之地」。我初次經過時停步注視了片刻，腦海中想象著百多年前那位日本武士的樣子。
　　武士的產生是在平安時代，九世紀中期開始，一些地方領主開始建立保衛自己的私人武裝，並利用其擴張勢力。這種武裝逐漸成熟為一種制度化的專業軍事組織，其基礎是宗族和主從關係。到了十世紀，朝廷無力鎮壓地方勢力的叛亂，不得不藉助各地武士的力量，武士更進一步得到了中央的承認，成為日本的特權統治階級。1872年的統計，日本共有士族425872人，加上家屬合計1941286人，他們每年領取的俸祿消耗了日本政府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直到明治維新，武士都是統治日本社會的支配力量，而他們從體制、職能上看，更類似西方的封建領主和騎士，與中國存在明顯差異。
　　這個差異是理解中日兩國發展道路的一個節點。或許可以說，當士分成了文士和武士……
　　士的概念當然出自中國。許倬雲在《春秋戰國間的社會變動》中說：「士的身份為大夫的家臣和武士。」彼時士的六藝中，射、御都和軍事有關。顯然，這個概念與後來日本的武士更加接近。
　　日本的中學世界教科書中提到中國的宋代，稱之為「文治主義」。這或許是士的概念在中國發生根本變化的時期。清末學者汪士鐸批判宋儒及理學，有一段觀點頗值注意：「儒者得志者少，而不得志多，故宗孔子多宗其言仁言禮，而略其經世之說。又以軍旅未學而諱言兵，由是儒遂為無用之學。」他提到能輔助孔子之道的，分別是申不害、韓非、孫武、吳起，后兩者都是軍人。這說明他意識到單純依靠中國式的文士，沒有法家兵家的輔弼，不足以令國家富強。
　　中國的士變成了文士，與武士的脫節，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變化。特別是宋代以降，文士因掌握行政權力，壓抑武人的地位，形成文臣和武將之間長期的難以調和的衝突。雙方互相排斥貶低，造成了嚴重的內耗。而反觀日本則似乎不存在這種情況，武士「文武合一」，既是作戰時衝鋒陷陣的職業軍人，也是和平時期的行政管理人員。武士被要求學習文化，欣賞藝術，哪怕是附庸風雅。「維新三傑」之一西鄉隆盛出身倒數第二級的下層武士，年輕時為了貼補家用，還兼治做代人抄寫的零工。或可以說，日本早在古代起就是一個「軍人政權」了。
　　文士與武士，自然看法不同。清末，日本學者岡千仞來華遊歷了數月，說了解了中國的病根，在於「經毒」和「煙毒」。所謂「經毒」，自然是指中國文士對經書的沉湎。在和那時中國知識分子中眼界最為開闊者之一王韜的交談中，他說：「世謂戰危事，兵兇器。此特言用兵之害耳，若就其神功施與天下者而論之，安知危事兇器非即祥雲慶星也？」這段話鼓吹暴力手段的積極意義，已經顯露出日本未來國策的端倪。
　　王韜對此持反對意見，稱之為「日本儒士一孔之見」，因為「苟必以戰鬥為練兵之具，是殘民以逞而已，非治國家之道也。」王韜的說法也沒有錯，日本後來確實因暴力傾向失控而滑向了殘民以逞的地步。可是，王韜那一刻沒有想到的是，十年之後，中國成了日本暴力的第一個受害者。

之二十九：表裡
　　我來日本后的第一份短工，確切地說是和色情業相關的。
　　同學介紹了一個上海人阿平，他交給我1000張色情錄像帶的宣傳單，讓我挨家挨戶的信箱投遞，報酬是4000日元。這1000張全部發放完畢，大概需要三四個小時。我發了三天後，因為擔心違法決定辭職，但沒有拿到工錢，那傢伙也聯繫不到了。當年我步行奔波過的街市，恰好是十年後的居所，回憶起往事總有萬千感慨。
　　這些宣傳單之所以違法，是由於上面推銷的全部叫做「裏ビデオ」（里錄像帶）。與「裏ビデオ」相對應的，還有所謂市面常見的「表ビデオ」。兩者都是色情錄像帶，區別在於性器官的直接暴露與否，以及前者違法後者合法。我給別人家裡發宣傳品，自己家的信箱里每天也都要被塞進幾張。在那個網路技術尚未普及的年代，今人所說的「無碼」作品需要這種直銷手段。
　　表和里的對應，一度是日本社會的一大熱門議題。除了「裏ビデオ」，還有「裏本」，就是性器官完全暴露的色情畫冊。日本社會那些年曾有持續的論戰，或可稱之為「陰毛之爭」。伊恩•布魯瑪把這當作日本人表裡不一的虛偽道德觀念的展現：「在大眾娛樂方面，強暴、虐待狂、酷刑，所有這些都是許可的，但是官方的底線則畫在陰毛的暴露上。這更令人回憶起學校老師測量學生那一頭亂髮的長度，而不是指點其深刻的道德信念。」
　　確實，我當時也對此深感不解，反正是色情片，難道在男女性器官上加上一團馬賽克就會降低敗壞社會風氣的危險么？一位日本友人的解釋是，馬賽克增加了朦朧和含蓄的氣氛，符合日本的美學觀念。這個說法聽起來滿有道理，但後來我發現他也收藏了一些「裏本」和「裏ビデオ」。
　　「裏ビデオ」、「裏本」的全盛時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發宣傳品的時候大概是最後的輝煌。日本各界、包括部分知識分子為了這團馬賽克和官方鬥爭，換來了官方將馬賽克的方塊數量減少5%的「退讓」。這具有一種日本式的滑稽色彩，依據什麼算出了5%的數字？5%會保證公共道德的安全么？正如伊恩•布魯瑪所說，日本的色情音像製品中有很多比那團馬賽克更具威脅的東西，可那似有若無的法律就是盯著一小團馬賽克。去年，李安的《色，戒》在日本公映，被定為成人限制級。有華人同事滿懷期待去了電影院，後來懊惱地說：「日本怎麼這樣呢？居然還打馬賽克！」
　　與色情音像製品上的表裡不一類似的，是日本的色情服務業。日本法律規定不允許賣淫，一般的色情店鋪禁止提供「本番」（性交）服務，可曾因「土耳其浴室」諢名引起外交糾紛的「ソープランド」卻可以公開營業。「ソープランド」被日本警方稱作「特殊的業務形態……容易成為賣淫的溫床」，可誰都清楚，那裡的「本番」是不折不扣的賣淫，何以就不違法呢？這就是表裡的學問。事實上，「裏ビデオ」、「裏本」雖然名義上違法，繁華街頭卻經常能看到販賣的店鋪，並沒有見到警方嚴加取締。那些塞入住戶信箱的宣傳品標明了電話號碼，如果警察想抓販賣者易如反掌，而我對違法的擔心僅僅是因為外國人的身份。
　　「裏ビデオ」、「裏本」的退潮，源於科學技術的進步。一個是DVD的普及，使得出版者得以利用高清晰的像素實現「薄馬賽克」的境界，中文稱之為「薄碼」，比起過去錄像帶的視覺效果有了欲蓋彌彰的效果，更出現了「裏DVD」；另一個是網路的傳輸，出版者在日本以外通過網路傳播「無修正」（無碼）影像作品，國外發送和日本國內接收都不違法，造成了「事實合法」的狀態。
　　「裏DVD」或「無修正」作品的網路販賣公司，多數把據點放在了美國的夏威夷州和加利福尼亞州。好玩的是其中兩家著名的廠標，一個叫「虎！虎！虎！」，一個叫「神風」，搞得好像要二次進攻美國似的，可他們不遠萬里，不過是為了「出口轉內銷」罷了。

之二十八：與地震同行
　　最近在閱讀英國學者托尼•麥克米切爾（Tony Mcmichael）的著作《人類浩劫：失衡生態的反噬》，其中提到生態環境的變化對人類的生物性、文化、健康與疾病模式的影響，我就想起日本的自然環境之於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關係。最簡單的一個例子，不妨說說地震。
　　今年夏天的地震比較頻繁，傳說中的東海或關東大地震又成了輿論密集議論的話題。根據手邊一本昭文社出版的2007年版日本情勢，未來30年內，東海地區里氏8級地震的發生概率為86%，關東地區里氏6.7-7.2級地震的發生概率是70%，茨城縣海域里氏6.8級地震的概率更是達到90%。類似數字紛紛見諸媒體封面和頭條，頗為吸引眼球。
　　目前的史料中，最早的正史《日本書紀》中就有地震記載，並且描寫了給當時人們造成的威脅。一個族群在相對封閉的土地空間內，不斷經受地震的考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這個族群的發展。托尼•麥克米切爾說人類自身為了因應周遭環境會持續地發生著變異，他稱之為「天擇」。今天的日本人主要是從東亞大陸經由朝鮮半島而來的移民，他們在日本列島上的生活歷程和人類進化史相比雖然短暫太多，但「天擇」必定是在悄然進行的。
　　我已記不得來日本之後遇到第一次地震的確切日期，卻記得因晃動並不算劇烈，沒感到特別的驚恐，反而帶一絲新奇生出的快慰。後來的十幾年裡，經歷過上百次的有感地震，最嚴重的是2005年新瀉地震。當時我在東京電影節設置於六本木高層建築49樓的新聞中心，感到了如同乘船突遇風浪般的搖晃。在那一刻，很多歐美人士驚恐失色，有的甚至划起了十字，可日方人員大體上保持著淡定。當天一共震了三次，時任首相小泉在開幕式上草草致辭就離開前往災區。第三次時，我也有些慌了，問旁邊的一位工作人員情況，他笑了笑：「沒事。放心吧。」讓我不禁為自己的怯懦而暗自慚愧。
　　在主要的破壞性自然災害中，地震或許是來得最突然而無法預知的一種。地震對人類生物性的潛在推動可能是極其漫長的，在心理層面卻見效很快。以我個人的心態變化為例，除了第一次的好奇之外，最初的兩年是恐懼，曾經有半夜半裸著身子跑下二樓的「可恥」舉動。但當幾年之內的地震都沒傷到皮毛之後，會進入一段懈怠期，就是躺在床上繼續大睡，愛怎麼震就怎麼震。這段懈怠期不知不覺地過去，一個新的階段來臨了。我還不知道如何為之命名，它的感覺是有恐懼，但又有茫然。此外的變化，就是開始像很多日本人一樣，買點應急物資已備不時之需，甚至在陌生的建築里去留意安全通道的指示。一種因為較長時間處於戒懼狀態下的緊張感，漸漸演變成了本能的反應。
　　日本人正是在這種環境下，養成了幾乎滲透到血液中的防災意識。幾天前，一輛大阪開往東京迪斯尼樂園的長途客車在高速公路上驟然起火，滿載的乘客以「鎮靜有序」的方式全部脫險，無一人傷亡。這種臨變不驚的素養，得自從小就接受的防災教育。
　　關於地震為代表的惡劣的自然環境，給日本文化帶來的特質，已有不少專家論述過。如果和中國對照的話，我想起歷史學者佐藤慎一在《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文明》中的一段論述：中國歷史上太多的面臨異族軍事侵略導致的失敗，使中國士大夫們在最初的失利之際缺少應有的警覺。失敗太多，何以反倒消磨了警覺？而日本本土在近代之前唯一遭到的外來攻擊就是元軍未竟的遠征，日本人又為何始終保持了對外患的高度警覺？我想，自然環境的不利因素，或是一個關鍵吧。

之三十：兩面
　　
　　高明士在《東亞的政治與教育》中說，日本對隋唐帝國的稱呼有兩面性，在國內用「鄰國」（藩國之意）指稱，與隋唐打交道時則稱「大國」，儼然自甘居小。高明士稱之為「兩面性禮儀」。
　　兩面性。這可能是日本文化最大的特點之一。
　　說到日本武士，大家自然會聯想到死忠，這的確是武士形象極有代表性的一面。來日本這些年，電視經常放映著名的《忠臣藏》，裡面的四十七位武士為了「盡忠」已死的主公，拿別人的自己的生命全不在乎。片子故事極為簡單，卻不斷被翻拍，版本多達數十個，比咱們的第五代導演狂戀秦始皇還厲害（但我認為後者的精神世界更加畸形）。然而，前面也說到本尼迪克特舉的例子，日軍俘虜轉身就能變成配合盟軍的模範，甚至反戈一擊，表現出了截然不同的樣貌。
　　人發明的棋類遊戲能夠折射文化內涵，日本將棋（象棋）就有一個很有趣的規則：對手被吃掉的棋子可以作為己方的兵力，再次投入棋盤之上（名為「持子」）。表面上看，日本將棋和中國象棋、西洋象棋的陣式沒太大分別，但這一招「敵為我用」卻非常獨特。中國與西洋象棋的死子都完全退出戰場，可日本將棋的「持子」竟然能歸來與舊主廝殺。它很精闢地從側面說明，日本文化在對「忠」的大力渲染之外，實際上還有著另一面的價值規範。
　　在日本生活略久，兩面性的人事種種，可以說司空見慣。應該說，不僅是日本人，任何人類的身上都帶有程度不等的兩面性，即所謂雙重人格；而人類的各個文明裡，也都存在表面現象和真實本質之間有所差距的狀況。只是，沒有哪個社會像日本這樣，抽離了對兩面性的道德判斷，並且為這個兩面性設置了極大的闡釋與轉圜空間，似乎是故意地在維護它的兩面性。所以，我們看到：一面是法律明文禁止公開賣淫，一面又允許「ソープランド」打廣告攬客；一面是根深蒂固的男性威權，一面是寄生般壓榨男人的另類女權；一面是風花雪月，觸景生情的閒情逸緻，一面是血光迸現、殘忍好殺的漫畫電影；一面講究「禮儀正しい」和社會公德，一面又在街頭隨地小便，在車廂里脫鞋晾腳……
　　兩面性的日本，對於外來的觀客而言，具有較大的迷惑性。走馬觀花，浮光掠影，外來客匆匆一行，通常看到的是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浮現於表層的一面，另一面則需要假以時日才能發覺或遭遇。這當然怪不得觀光者，就好像遊記這個體裁之所以不好寫，是因為除了單純地描繪風景人物，要想深入揣摩當地的狀態絕非易事。但也怪不得日本人。聽過有些外國人抱怨日本人「虛偽、陰險、兩面三刀」，可不少情況下，日本人並沒有刻意地去隱瞞、欺騙、詭詐，只是不加說明而已。按照日本人對兩面性的習慣，他們或許壓根兒沒覺得有說明的必要，是外來者自己想當然而已。尤其是那些對自己出身的國家、文化滿腹牢騷的，極容易把個人感情投射到他們所接觸的某一面當中去，誤判也就應運而生。由此而怪罪日本的話，我倒有些要替日本委屈了。
　　外國人和日本人打交道，可能會對其兩面性感到些許困惑：摸不透。這恐怕正乃日本人之所欲也，如同他們不大願意見到外國人日語過於流利一樣：太容易被你摸透豈不就顯不出咱們大和民族的獨特了？而且，一個外國人即便意識到了日本的兩面性，他還要去琢磨究竟哪一面真哪一面偽，哪一面多哪一面寡，委實大有難度。其實呢，根本就不必去區分什麼真偽多寡，任何一面都是日本人、日本文化的組成部分。或可以說，日本就建立在這個兩面、雙重的基礎之上。
　　回到中國人對日本的看法。無論是稱讚的還是批判的，常常各自抓住一面滔滔不絕，彷彿真相在手，實則以偏概全。這種現象由來久矣，估計也還會繼續下去。
　　

之三十一：鐵男鐵子
　　
　　「鐵男」不是石油工人，「鐵子」也不是好朋友（東北方言，「鐵」比喻關係親密），他們是愛好迷戀鐵道的男孩和女孩。
　　最近日本媒體報道的一個現象是「鐵子」的急劇增加。從普通年輕姑娘的嘴裡，聽到如數家珍的鐵路站名、列車型號，實在教人有點吃驚。在剛剛結束的鐵道知識大賽中，1000道問題有九人全對，其中女性佔據七席。事實上，日本人對鐵道的無盡熱愛，在書店、圖書館中和電視節目里都有體現，這是一個值得揣摩的現象。
　　來日本那年乘地鐵，瞥見廣告上說翌年是日本地鐵開通七十周年，我想到祖國，很是感慨了一回。1927年啊。幾年後的住處附近小公園裡，有一輛舊式蒸汽機車車頭的實物，說明牌上寫著那是早年東京至橫濱的機車。夜裡，我偶爾散步路過，會在它周圍徘徊片刻，思忖它駛過了怎樣的歷史煙塵。
　　來日後看到針對日本男中學生的調查，說孩子們長大后的第一志願是電車（今日的列車基本已經電氣化）的駕駛員，這也曾讓我感到震撼。電車駕駛員的理想無疑比做官發財更顯溫暖，雖然這個行業的收入也還不錯，按去年統計平均年薪641萬日元，在主要職業中排行第19位。不過，我想這麼多男生，以及那麼多女子對鐵道、列車充滿一種近乎宗教般的嚮往，原因肯定不止於此。在某種程度上，鐵道和列車就代表了日本的現代史進程。
　　「要想富，先修路。」這句話不啻真理。立志維新的明治政府最重要的公共工程首推鐵路建設。日本第一條鐵路由東京至橫濱，1870年完工，1889年延伸到神戶。政府還鼓勵私人興建鐵路，出現鐵路投資熱潮，帶動了股票市場的形成。到1890年，日本已經擁有1400英里鐵路，40%為政府投資經營，60%屬於私人。而中國第一條鐵路是英國人1876年在上海建成，卻被清廷贖回拆除。兩相對照，夫復何言？歷史此後再度重演。日本在二戰戰敗後圖謀恢復，還是把交通建設定為基礎，故有新幹線的問世；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卻長期忽略交通建設，公共交通運力不足的癥結造成大量無畏損耗。
　　鐵路在人類歷史上起到的劃時代意義，是如何形容都不過分的。它改變了人們的時間觀念、距離觀念乃至社會行為方式。安德魯•戈登在《二十世紀日本：從德川時代到現代》中指出，日本人注意到火車是按時間錶行駛，因此需要精確的時間觀念。直到20世紀初，關於日本鐵路運營的投訴，還主要是誤點和工作散漫，但是在慢慢地改善之下，帶動了整個社會遵守時間觀念的形成。不要小看時間觀念，它的變革反映了人的生存模式的演變。在日本，通過鐵道，大致可以做到按時出發抵達，哪怕就是為了赴一次朋友的小聚。而那種因阻塞而難以守時的交通狀況，體現的是一種深層的失敗。
　　如今，日本擁有遍布全國的細密鐵道網，每年輸送人數比中國略少，是美英德法四國總和的二倍，號稱「鐵道王國」。一個汽車工業極其發達的國家，卻有如此之高的鐵路載客量，中國人尤其應該深思緣由。本來，東北以遼寧瀋陽為核心，在日本殖民時期建成了中國密度僅見的鐵道系統，可能發展出類似日本都市地帶電車線路的運行體系。遺憾的是，這條正確的路非但沒有走下去，反而被毀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條條高速公路，和賓士其間的流水般的「私家車」。
　　將來某一天，我會離開日本，最令人懷念的兩樣事物之一，就是那鐵道與列車組成的交通網路。當然，也會有遺憾，即始終沒能實現一次「青春十八」的遠途旅行。顧名思義，「青春十八」飽含著青春的氣息，它能讓你憑藉一張低廉的車票，以不斷換乘的方式實現從北海道到九州的自由遊歷。我曾多次想象：背著行囊的自己，走出空蕩蕩的車廂，踏上一個不知名小站清冷的月台，等候下一趟列車如約而來，帶我駛向未知的遠方。
　　吾欲乘興而行，興盡而返。
　　可惜，青春如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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