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睹為快：《中國不高興》部分內容

　　大目標從哪裡誕生

　　◆ 黃紀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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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里邪氣的「文化」與公民精神的文化

　　中國這 100多年處在劇變當中。劇變社會裡，大家在巨大的內外壓力下匆匆趕路。五四那一代精英的感覺就是國亡無日，著急上火，看什麼都像中國的病根，看漢字、中醫、舊體詩、京劇什麼什麼的都不順眼，覺得中國都是它們害的。那時候他們罵中國罵得很激烈也很過頭，但並不幻滅，你從他們文章中讀不出破罐破摔來。他們認為只要找對路，搬掉路障，實現了現代化，一切就都會好起來。到1949年由亂而治，中國從近代危機里第一次伸出頭來，揚眉吐氣，信心大增。全民族在工業化、現代化道路上日夜兼程。文化上要建設底層文化，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也是不小的抱負。但因為時間短，建樹不多，也不牢固，後來政治上往極左一偏，又把取得的一點成績，如京劇現代化之類全賠進去了。「文革」破產，使整個中國革命名譽掃地，並進而殃及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歷史、山川人民。文化精英經歷了近代以來最深刻也最膚淺的幻滅，所剩無幾的靈魂後來又被市場社會洗劫一空。你看那幫名導演名演員，別看一個個幹得挺歡，不少人懷裡揣的都是外國護照。這年頭揣哪國護照本來用不著指責人家，但起碼這說明他沒看好中國，對中國的命運沒有擔待，只想同甘不想共苦。作為普通人，追漲殺跌、買績優股拋垃圾股都很正常。問題在於他們不是普通人，他們是文化精英。很可惜，這些精英徒有精英的派頭和行頭，靈魂上比小市民還小市民，簡直就是一幫亂鬨哄的精神股民或價值難民。他們幹得再歡，也不過是個文藝包工頭、打工仔，趕緊撈點名利「回家過年」——趕上風吹草動，他們一撒鴨子全沒影，留下的凈是爛尾樓。再造中國文化的歷史使命，肯定不是這樣的肩膀承擔了的。這樣一群精神上的叫花子，由他們做文化藝術的領頭羊，能是什麼結果呢？這30年的文藝當然有成就，但這成就跟中國的走勢和氣勢不成比例。中國本應該出現偉大得多的文藝。

　　就說傳統戲曲吧。上個世紀60年代京劇現代化再創輝煌的氣象早已蕩然無存，沒完沒了老是《三岔口》《穆桂英掛帥》，現代生活也只能演點計劃生育什麼的。古不能為今所「 用」，結果就是滅亡，於是大家紛紛擠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標本盒或收容所去求「生」，一種了無生氣的生存。外來的話劇，這30年來在藝術上沒有完成民族化，思想上基本上沒有走近過當代社會政治生活的前沿，這些年更成了插科打諢的去所，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談不上多少貢獻。音樂劇都是《貓》《西區故事》的生搬硬套，毫無中國氣質，像當年《洪湖赤衛隊》那樣動人心弦的，半個也沒有。繪畫兩點成一線，從畫家的工作室直奔富翁的客廳，跟集郵、炒普洱茶可以分在一個小組了。再說電影，改革開放初期有些電影像《牧馬人》《天雲山傳奇》還能把人民自己的傷心事，哭給人民自己看，而今天那些「大導演」凈組織中國歷史文化向西方賣淫慰安——西方一看中國還這副德行，覺得又安慰又安全，可以繼續猥褻，接著欺負了。詩歌越混越沒樣，好像都不是不足掛齒，而是說著丟人了。唯一有些起色的是電視劇，那也是靠廣大勞動婦女，也就是大媽大姐們坐鎮電視機前把關，創作、製作方才不敢在審美上胡來。小說就沒這福氣，讀者中不少沒吸毒但勝似吸毒的小資白領，他們逼著作者按照他們的嗜好，編些烏煙瘴氣的東西。總的說來，這30年文藝的成就不可能沒有，但也真不是多大，一身邪、戾、匪、嗲、妖氣，有愧於這個滄海桑田的大時代。

　　中國的經濟明明爬到了五樓六樓，可「上層建築」還窩在地下室里，這是中國社會突出卻不顯眼的一個矛盾。在全世界的文化生產鏈中，中國現在相當低端，每部大片都要打造新款美妞送戛納威尼斯，那是生產鏈最低端的賣兒賣女。真正高端的文化產品是要形成我們自己的理想信念、社會關係、生活方式、發展道路、審美標準。有了這些東西，外國人才來取經而不是來嫖妓。所以，要樹立大抱負、提升軟實力、改良社會、重建人心、促進文化藝術的產品升級，應該是未來若干年中國社會特別是文化思想界的一個重要任務。現在這撥所謂的大腕，他們佔據著最大的資源，但凡做出一點垃圾來，就通過強大的資金和權力進行媒體運作，忽悠全民認購。中國文化要真正復興，這些文化藝術的「領軍人物」要麼改邪歸正，要麼下崗出局。他們是這30年的社會文化、社會心理的產物，他們已經完成歷史使命了。中國不往前走則已，中國的文藝不向上走則已，要往前向上，就憑這些人，憑他們這副敗家喪氣的樣子，走在隊伍前頭肯定是要耽誤事的。

　　解決這個問題的資源在哪裡呢？我們先不說文化，先看看體制。今天的文藝體制大致分三塊：一塊是政府機構，一塊是商業市場，一塊是公民社會。

　　高速發展的經濟讓政府財源滾滾，花起錢來大手大腳，往往一台晚會就花出去幾千萬，組織一場什麼「文藝國際研討會」就是幾百萬。那些國家院團還有組委會之類，給人的感覺是，除了錢什麼都沒有——倒也不一定是他們特別有錢，而是說他們有了錢也弄不出像樣東西來。納稅人那麼多錢被他們拿去設了那麼多獎項，請了那麼多評委，擺了那麼多酒席，考察了那麼多山山水水，結果灑出去的人民幣倒是種出點什麼沒有啊？其實問題不在藝術家，也不在院團領導，他們都挺值得同情的。問題的根子在於沒有大抱負的體制的日益僵化，款撥得越多，事辦得越差。你說他拿錢沒辦事那肯定是冤枉他，說他辦少了事也是冤枉他，但說他辦了跟沒辦差不離就沒冤枉他。他們用人民幣搭彩虹橋，堆砌「今天是個好日子」，沒有一點自我批評、自我警戒的能量和氣量，使得一個民族靈魂建設的文藝淪落為指甲油或精華素。文藝的許多部分是需要錢的，但文藝最珍貴、最核心的部分與錢無關，那不是富出來的，是苦出來的。

　　如果說國家院團這一塊是除了錢什麼都沒有，那麼商業市場這一塊則是除了錢什麼都不認。原來好多人覺得只要一市場化，藝術上的問題全都迎刃而解。這七八年我觀察了戲劇和電影，還真沒看出來，看到的是每況愈下。跟好萊塢接軌的那些商業大片，什麼黃金甲、無極之流，真就是錦盒裝的垃圾。他們哪一部都掀媒體狂潮，哪一部都成天下笑柄。戲劇劇場這些年市場化的結果也出來了：各個劇場的那台上和台下就跟組織了互助組似的，你教我無聊，我幫你下流。最盛行的就是戀愛加搞笑，因為投入低產出高啊。演員就差下台一人按住一個觀眾做痒痒肉的工作了。觀眾幾年下來差不多被改造成只會笑的劇場動物。記得有一回在一個挺大個的劇場里看戲，台上的幽默感差極了，但台下的痒痒肉卻發達極了，滿場樂得前仰後合，叮叮噹噹都快把椅子背兒砸劈了。有時候台上明明演的是段悲情，照理該哭，但台下非笑不可，笑得演員導演哭笑不得。所以起碼目前來看，市場一樣擔當不起重建中國文藝的重任。不過，現在電視劇看樣子進入了良性循環，呈現出市場積極的一面。

　　我比較看好的是第三塊——公民社會。公民社會不光是非政府組織，還包括很多並沒有比較穩定的組織，因此無須向民政部申請註冊的關係、組合和活動，包括民間那些一塊野營的爬山的，一塊演戲的評戲的。周末你去公園看看，老百姓自己載歌載舞，唱著唱著就跳起來了，看著看著就加入進去了，那氣氛比國家大劇院過癮多了。目前網際網路其實就是中國最大的公民社會。博客的社會含義是人人辦報紙辦雜誌。人人辦電視台的日子也快了。多少個人博客、論壇、MSN、QQ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圈子，並不斷地伸頭探腦，從虛擬走向現實。寫詩的，攝影的，聊電影的，交流音樂的，傳統的生活類別它幾乎一個不少，傳統沒有的它也造出來了，而且許多都跟市場無關，跟宣傳部門不挨，而且越玩人越多，越弄水平越高。這十幾年網際網路可真解放了不小的文化藝術創造力和生產力。就說傳統文藝現代化吧。那些年網際網路上像王佩寫的對子，王小山寫的快板，生香活色，靈動天成，真讓人叫絕。這就是公民社會的文藝，真比國家那塊有活氣，比市場那塊有靈魂。群眾自發的藝術，才不管什麼市場份額，也不爭什麼金雞金蛋獎，它沒必要為了一鳴驚人而狗急跳牆把自己弄得怪物似的，反倒顯出一種深刻的從容和優雅。我原來在朋友那兒看過她祖上留下來的書畫，都是文人墨客間里互相解悶的，根本不是那些裝腔作勢的書畫家可以比的。老百姓不在那道，不吃那飯，也不受那管，因此倒更可能接近藝術的兩個境界：自由和自然——你看有些簡訊的文學水平多高啊。這些年公民社會對文學藝術的參與一直在進行。再說流行音樂吧，不少音色如崔健和田震的那種嗓子，原來是不入「流」的，但卻在公民藝術的天地里得到發展壯大，最後體制也只好擴大修訂自己的「美學」，開門請人家進來。人家也是一方天地，你把人家關屋外，其實是等於把自己鎖屋裡。網路上的群眾參與造成了文藝上的大民主，像《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像很多非常有新意的作品，對官、商文藝形成了競爭和壓力。作為第三方面，雖然目前還在造反起事的階段，鬧鬧哄哄，副作用也不小，但公民社會參與造就未來中國文藝的大趨勢是明擺著的。2009年山寨版春晚雖然流產了，但卻是一個再明確不過的信號。

　　我絕沒有貶低國家與市場、把公民社會當靈丹妙藥的意思。其實三者本身各有特點。特點而已，用得恰如其分就是優點，過猶不及就成缺點。一個比較理想也還算現實的格局應該是讓國家、市場、公民社會三足鼎立、讓它們揚長避短、形成良性競爭與合作的混合文藝體制。按說這三樣東西目前也都並存，但現在的社會指導理論，卻沒把混合體制當成一個長久的家，而是一個臨時的店——也沒準就當成髮廊裡屋的那張野鴛鴦的床呢。站資本那邊的，他們惦記的是「大資本小政府」，是希望中國改成中華股份有限公司，誰錢多誰控股，看這幫當官的還吃誰！當官的說了：想什麼吶？改公司也是我當董事長，現在大家先練習著管書記叫「老闆」吧，啥時候叫順了啥時候改名，改得成算我吃自己，改不成接著吃你！從無數個案去看，如今官和商的關係真是夠沒勁的，要麼是狼狽為奸，要麼是你吃過來我滅過去。這怎麼行呢？所以我們希望公民社會加入進來，起點好作用。我想起那幾年全國大學生戲劇節，劇協資助了30萬塊錢，他們進行公益基金式管理，營銷上借用了市場的手段，排了40部戲，在幾個劇場里熱熱鬧鬧了近一個月，末了還剩了幾萬塊錢。廉潔、效率、群眾參與、自我實現，應有盡有了。這件看似不大的事情還有一層不小的意義，那就是公民社會改良了政府，借鑒了市場，形成了三者間的良性關係。

　　樹立大抱負，捨棄小吟味

　　中國要有大目標、大抱負，而不是小吟味、小情調。中國的精英，尤其是政治和文化精英，應該建立起這個自覺。

　　遙想當年，秋收起義毛澤東率領百十來人上井岡，靠的就是大目標、大抱負，沒這東西，這小股人馬在近代大漩渦里一圈就轉沒了，連個泡都不會冒。《張學良回憶錄》里說，北伐軍所向披靡，打得直系、奉系落花流水。有天張大帥把少帥找去研討這件事，大帥說：小六子，我想不明白，咱要槍有槍，要炮有炮，還有獨一份兒的德國山炮團，轟他們不就得了唄……咋就轟不動呢？少帥說：爹呀，咱是有槍有炮，咱有德國山炮團人家沒有，但您想過沒？人家有三民主義，咱沒有啊！大帥不服：「三民主義」嘛玩意兒啊，我還「五民主義」呢！過了兩天大帥又把少帥叫去：小六子，你說得對！咱還真缺個「三民主義」啥的。東北的高粱茬子老子還沒吃夠，咱撤！「三民主義」是什麼？是大目標、大抱負、大是大非！有了這些，就有民心，有力量，有方向，那些土軍閥不服氣還真不成，所以國民黨一路就起來了。共產黨也起來了，靠的是兩次世界大戰和上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所鼓盪起來的世界社會主義的天風。我頭些日子見過朝陽區的一位老太太，95歲了，還辦學校、寫書法、不戴眼鏡刻剪紙，真是個老神仙。她是解放后朝陽區文化館第一任館長，輔仁大學學教育的。解放后那陣兒，她說早上起來六點鐘一推門——「革命」 去了，晚上九點鐘一拉門——「革命」回來了，下工廠，跑基層，沒日沒夜。像這樣不計成本，豁出性命的，那個時代大有人在，結果很快就改變了國家一窮二白的面貌。有了大目標，人的精神狀態就不一樣，走路都有彈性。沒有大目標，東也不是西也不是，走走人就走懈了。到了「文革」，老太太說，壞了，一定是奸臣當道了，要不怎麼我敬佩的好人都成壞人了呢？甭革命了，回家吧。中國革命為中國人樹立的大抱負大目標，到「文革」盛極而衰，民心士氣被造反、串聯、鬥批改揮霍光光的。到了「文革」後期，整個風氣開始低靡，社會開始用小情小調來反彈極左政治。夏威夷吉他彈奏的《划船曲》、劉淑芳女士演唱的《寶貝》在青年中廣為流行。劉女士那一句「我的小寶貝啊！啊！我的寶貝！」對於聽者的影響，用當時一首革命歷史歌曲中的歌詞說，就是「撂倒一個，俘虜一個」。「文革」結束之後，小平同志審時度勢，對大目標大抱負做出了歷史性的調整——他明白沒大目標還是不行的。他說，解放全人類的事就先放一放吧，來個短期點的、實際點的——國民經濟翻兩番，每人錢包鼓兩鼓，先鼓后鼓都得要鼓！那時候劉曉慶這樣的歌星影星一天能多掙五毛錢，就覺得像是活在童話小人書里了。所以，甭管先鼓后鼓、讓錢包鼓了再鼓的目標，一個「鼓」、一個「先」，的確給了普通中國人極大的推動，大家狼奔豕突，都想當那「先鼓」的。這個目標當然有代價，代價出自先後之間的距離。按小平同志原來的設想，大家都還在同一個馬拉松方陣里，彼此頂多差個十步八步。沒想到剛跑到一半，前後就差出好幾里地，後面的連前面的背影都看不見，看不見背影人就會絕望，就可能出事。另外，這個目標還有個局限性，局限性出在「一」鼓、「兩」鼓上的數字上，這種數字化的目標,哪怕就是「七」「八 」，也都還是相對容易實現的。容易實現當然也算優點，但同時也是缺點。太容易實現了，人就容易進入酒足飯飽的狀態，酒足飯飽的狀態就容易導致提籠遛鳥、逛八大胡同的行為。今天的精英碰到老同學翻來覆去是那幾句話：「車也有了，房也有了，啥都有，沒急沒慌的，連褲襠都不鬧事，時不時還得帶著偉哥去找小妹提提神兒。」總之，精英無精打采腐朽成這樣，說明既有的目標該調整了。不調整振奮不了精神，進入不了狀態，凝聚不了力量。中華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還需要跨出一步，她需要動力，動力來自目標。

　　現在腐朽分兩路：一路是奔西方的後現代；一路是沒落貴族牡丹亭。因為他們都是窮人，沒有別的可效仿，只有一個是洋腐朽，一個是原來的腐朽，就是牡丹亭那一路。

　　中國應該成為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小情小調、旁門左道，甚至腐朽沒落的東西也應有存在的空間，一個健康的社會理應如此。同性戀、雙性戀讓他們戀去；裸奔找個人少的地方讓他們奔去；像李銀河博士把「虐戀」說得精美絕倫，也沒問題，就是音量別太大了。有那些特殊嗜好的人關上卧室門，拉上窗帘，用小鞭子、小刀子、小銬子切磋技法、創新美感，只要是願打願挨、不出人命，社會不應該干預他們。但同樣，他們也沒必要老跟沒這嗜好的社會大眾兜售那套東西,說這才叫「先進文化」呢，這才美得高級呢！社會的主流不能跟他們走，跟他們走中國就完了。中國還要往上走，往上走要靠天足，而不是靠小腳——《采菲錄》里記古人玩小腳，也玩出《美學》上下卷了。中國這麼大的人口規模、歷史規模和文明規模，既然進入了世界歷史，你就得有大的作為，不然就得出局。

　　現在的文學家、藝術家，從個人來說，大都還挺有想象力，挺有情趣的。但這麼多年的世界觀、人性觀和美學觀教導他們，凡有大目標、大抱負的不是傻子就是瘋子，只有小吟味、小情調、小玩鬧才貨真價實。於是他們苦練「縮身功」——把上半身差不多縮沒了，光剩下頭那倆部位了。就說這「下流話」吧，老的跟少的學，男的向女的學，你追我趕，看誰先把嘴練成肛門。結果很快，他們真的變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傻子、瘋子加混子。哪家孩子要從事文藝，家長不急得飛檐走壁呀！

　　張文木有句話說得挺好：個人的崛起要搭乘民族的崛起才事半功倍。個人跟民族的關係是風箏跟風的關係。如果民族的天風浩蕩，風箏一下子就上去了。天風沒有，您拽根小線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也只能跑出個相對二三級風來，風箏也就五六米高。所以對我們來說，就要立中華民族的大志，要對人類做更大貢獻！

　　猥瑣心態支配下的文化世相

　　◆ 王小東

　　論白岩松不如宋祖德

　　中國如果沒有了大目標，文化上就剩下扯淡了。有個大報的記者採訪我，讓談談宋祖德的問題。他們的切入點是所謂的「偽道德衛道士」和「侵犯名人隱私」。我說，要是從這樣的角度切入，那你們和宋祖德也沒有多大區別——究竟有幾個人拿宋祖德當道德衛道士？大家看宋祖德主要是看他扯淡，開開心。現在的媒體一個勁向下三路看齊，正經事不談，光扯淡，才使宋祖德這樣的人應運而生。但要我說，既然是扯淡，宋祖德比白岩松強。宋祖德是明著扯淡，可白岩松明明是扯淡，卻還裝出一本正經的樣子。比如他報導陳雲林見馬英九，說是「細節很重要」，細節是很重要，可他給我們的是什麼細節？兩個人的眼神！要說兩個人的眼神確實非常特殊，這也算是新聞熱點，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太特殊的，完全是沒話找話，這難道不是扯淡嗎？

　　中國在文化上的衰敗不應該只限於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的這30年，衰敗的過程比這個要早得多。鴉片戰爭以來，我們確實被人家在物質上打蒙了，打蒙了以後，大多數人喪失了所有自信，趕緊模仿。而那些沒喪失信心的，如遺老遺少，他們也沒說出什麼有見識的東西來，不值得稱讚。要學是對的，可那麼著急地學，咱們可以想象，肯定學不太好，要接軌，很難接，是有一個過程的。

　　日本在文化上倒沒有衰敗到這個樣子。日本應該說變了很多，模仿西方的也很多，但是沒到我們這個地步，還有一些原創的、本土的、民族的東西。包括我們自己以為的中式流行文化，如港台流行歌曲，還不完全是西方文化，它的源頭主要是在日本，日本成了東亞黃種人文化的源頭。

　　卡拉OK就是日本人發明的，歐美是跟日本學的。日本還是有相當一部分是原創的。比如繪畫，東山魁夷，人家學了西方畫又保持了東方精神，咱們拿得出這樣的畫家嗎？真的拿不出來！從物質文化角度去解釋，日本受的打擊比中國輕，站起來比中國快，比較快就恢復了自信，比較快就比中國有錢，文化要來自於物質的相對充裕，當時日本也不闊但是比中國有錢。

　　中國有原創性的東西，坦率地說是在毛澤東時代。那個時代我們也沒錢，但因為隔絕了，我們只能自己玩自己的，倒玩出原創性來了。中國歌曲日本人會唱的，除了「文革」歌曲幾乎沒有。我聽到過日本人很豪邁地唱「文革」歌曲，什麼《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東風吹，戰鼓擂》。很多日本人一句中文不會，但是這些歌他們能用中文唱出來，字正腔圓。我決不是說要回到「文革」去，我只是講一個文化現象，文化傳播有自己的規律。

　　日本人會唱「文革」歌曲，當然跟日本當時的學生運動是有關係的，但是不得不承認，「文革」歌曲未必優雅，卻有自己獨特的特色，你可以把「文革」歌曲看成一個種類。當時也還有一些音樂是比較優雅的，比如說《紅色娘子軍》的音樂就並不壞，而且後來這些音樂被電影大量反覆引用，就說明這些音樂是成功的。

　　改革開放之後，大家說中國人在精神上垮了。這種「精神上垮了」我看也不完全是引進了國外物質文化的緣故。說改革開放后我們精神上垮了，首先是「文革」當中精神上已經垮掉了。「文革」中出了好多問題，所以精神上已經垮掉了。這個過程，嚴格講是精神上先垮，物質文化在後面，而西方精神文化附在物質文化上跟進來。

　　還有，所謂的高雅文化，比如《圖蘭朵》那些東西，讓那些所謂的高等中國人去附庸風雅，但是流行文化不得不考慮東亞文化的特點。東亞文化還是有她的純真性的。中國流行文化主要源頭在日本，不喜歡日本人是另外一回事。

　　我認為，大目標對於文化的原創性是非常重要的。毛澤東那個時候就有這種大目標，是否完全正確是另一個問題，但大目標沒有以後，精神上頹喪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出現站得住腳的文化產品的。

　　我再重複講一遍，就是百年奧運這事。「奧運會是中國百年夢想」這個口號提得相當糟糕！奧運會是件好事，辦得也不錯，中國人感到自豪也是真實的，但如果說奧運會是中國的百年夢想，就不是事實了。中國百年一開始的夢想是救亡圖存，救亡圖存成功之後有一段的夢想也是在全世界除暴安良，解放全人類。

　　舉辦奧運會是中國後來幾十年的夢想，那麼到了現在，中國還得有大的夢想才可以，要比奧運會這個夢想大一萬倍。一些官員講的話也很讓人瞧不起，比如說「奧運會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從什麼時候開始算的？「前」指的是什麼時候？是昨天嗎？要是昨天到今天這麼說也對，可你甚至不要說八九十年，就算說個50年，好像也不是中國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挑戰。無論是國內、國外，中國面臨的挑戰在這幾十年中比奧運會大一萬倍的有的是。記得當時中國申奧成功之後不久，一個德國記者來採訪我，用非常蔑視的口氣說：這次你們申辦成功了，你們一定自豪得不行了。我當時一拍桌子說：「你懂個什麼？中國作為屹立在世界上幾千年的超級大國，辦過多少比奧運會大的事！不講幾千年，就講最近幾十年，中國辦過的事比奧運會大的有的是，抗美援朝跟聯合國軍打不比奧運會大嗎？」他當時就傻眼了。

　　改革開放這事不比它大？三峽工程也比它大，「神五」「神六」「神七」不比它大？汶川地震這個挑戰不比它大？奧運是件好事，大家也高興，但是最起碼我們的精英應該明白，奧運會就是玩玩，玩得好點，高興高興是個好事，僅此而已。我們中國的百年夢想就這玩意兒，也太沒出息了。這種猥瑣心態，老往下走，姿態放得越低，越庸俗越好，這個必須改。

　　精英們怎麼扭曲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

　　我把「韜光養晦」這個問題也稍微說一下，這裡面也有個人經歷的問題。那次關於我們寫《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那事，把喬良給請來了，喬良對我們寫的書特別有意見，說我們現在應該韜光養晦，應該潛伏，當時我跟喬良說了，我說戰術上可以潛伏，戰略上是不能潛伏的。因為戰略涉及到幾年或者幾十年，怎麼潛伏？潛伏只能綁住自己的手腳，啥事不幹，這叫潛伏嗎？潛伏是準備打擊敵人的，但這是自縛手腳啥都不幹。

　　什麼東西往低了降，我們就特低，中國古人有一句老話，「取法乎上，得乎其中」，這是「取法乎下」啊！「取法乎下」，能得什麼玩意兒？得的負數，這是有問題的。中國這種普遍的風氣，「取法乎下」這個東西要扭轉，我們不能把老百姓看太低了，老百姓未必喜歡「取法乎下」的東西。

　　這裡再講一下所謂「中國人的劣根性」的問題。就拿這次汶川地震來說，把它跟美國新奧爾良的卡特里娜颶風做一個對比。這個故事我還是聽南方報業集團的攝影記者講的，咱們都知道南方報業集團在理論上是親美的，是逆向種族主義的，絕對不是民族主義的，但是這個記者只講看到的情況，不講理論。他說的是綿陽的那個大體育場。他說：「進去以後一看，中國人就是守紀律（當然守紀律也可以說是優點，也可以說是缺點）。幾萬人的體育場，裡面井井有條，男人都住在邊上，婦女孩子在中間，沒有任何騷亂和不守秩序。」他還說：「官方的老一套組織手法是管用的，在面對災難時，就是能起到一個好作用。經過這麼大的震災，原來的組織系統是找不到了，但是很快就從基層重新建立了黨支部，形成了一定的秩序。再一個就是官方的各級宣傳部門，挨著一個一個點來找榜樣、樹典型，這事還真管用。」

　　當中國的普通老百姓面對危機的時候，他們的抗擊打能力、組織能力遠遠強過美國新奧爾良的民眾。新奧爾良出現了當街強姦、輪姦、搶劫，所以軍隊要拿著槍進去，見一群人圍著就認為是暴徒，就朝頭頂上方打，叫你趴下，作為預防措施。看到這樣的對比，你說到底是中國國民素質高還是美國國民素質高？在應對危機的時候，誰的力量更強？我告訴你，絕對是中國的民眾力量要比美國新奧爾良的民眾強。

　　關於范跑跑的事，我碰到了一些去了現場的志願者，他們說教師當中像范跑跑這樣甩了學生先跑的，他們只聽到這麼一例。這幫知識分子給范跑跑找理由，說人到那個時候都害怕，都跑。我也不知道我在那種情況下害怕不害怕，我可能也害怕。但無論如何，事實是像范跑跑這樣的教師絕無僅有，而像譚千秋這樣的教師卻有許許多多。

　　范跑跑後來發了帖子，劉仰跟他談了很長時間。他承認，發這個帖子是故意的，尤其是把「即使是親媽也不救」那段話加上去更是故意的，過去根本沒有這麼想，寫的時候想一定要加上去，寫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刺激一下大家所謂的虛偽的道德神經，他就是這目的。

　　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平時在思想層面上也很容易受到精英們的誤導，往下三路溜，但是在危機壓力到來的時候，他們的本能反應是很優秀的，素質相當高，遠遠高於歐美民族，這是中國文明幾千年積澱出來的高素質，已經融化到了基因中、血液中。

　　有些人一聽你說中國老百姓素質比歐美民族高，又要跳起來了，他們馬上會提出隨地吐痰的問題。我舉一個親身經歷的事。我去英國，在泰晤士河邊，看到滿地都是口香糖的痕迹，煙頭、煙盒等等，實在是挺髒的。口香糖的痕迹肯定比單純的痰跡難刷掉，據說英國政府每年要花好幾千萬英鎊來刷這個痕迹。講素質對比，我們可以把泰晤士河邊跟上海黃浦江邊比較一下。我們不能講黃浦江邊上比泰晤士河邊上乾淨，其實這兩個地方差不多。但是黃浦江邊的人口密度比泰晤士河邊的高得多，那麼上海市民，以及到上海去的遊客人均造成的骯髒和污染，肯定比英國少多了。你說哪個國家的國民素質更高？

　　我把這個見聞貼到網上，又有一些人躥出來，說我去的肯定是倫敦窮人區。我告訴他們，從我住的地方步行到女王居住的白金漢宮只要20分鐘，如果你說女王也是窮人，女王住的是窮人區，那我也沒話說了。

　　隨地吐痰是壞事，不管外國人在這方面做得怎麼樣，我們都不應該隨地吐痰。但是你們有什麼根據，有什麼理由把這件事拿出來作為中國國民性比外國人低劣的證據？汶川地震中，中國老百姓所表現出來的高素質，你們為什麼就熟視無睹？

　　一個正常的社會，動物性還是少一點為妙

　　◆ 劉仰

　　很多年前，我兒子上幼兒園時，被小朋友稱為「劉鬧鬧」。因此，「范跑跑」「郭跳跳」這兩個2008年使用頻率很高的媒體用語，與幼兒園小朋友的習慣用語、智力水平有一拼。

　　我對於范跑跑的整體情況不太了解，只能對他在地震后的小事說點看法。范跑跑這件小事，肯定要涉及道德問題，也肯定要涉及自由問題。批評范跑跑的人總離不開道德標準，維護范跑跑的人也離不開個人自由、個人權利。這兩個問題在人類歷史上爭論了很長時間，所以，我就把這件小事放大了說說。

　　范跑跑的行為及其理論依據屬於個人自由的範疇。有些自由主義的擁護者也批評范跑跑的「自由」根本不是真正的自由，彷彿范跑跑玷污了他們心目中的自由。這種觀點似乎在說—— 你的自由不是自由，我的自由才是自由。到底什麼是自由，最終又變成抽象概念的思維操練。其實，只要看看范氏「跑跑自由」產生的背景，大概可以清楚一點。

　　范氏「跑跑自由」屬於歐洲近代主張個人權利、個人自由的大潮流，站在一個純粹「自然人」的立場，沒有多少可指責的地方，很多西方理論大師，很多年以前就主張過，不算新鮮。但是，這一個人自由觀念產生的背景是歐洲中世紀宗教道德嚴厲管制后的道德幻滅，因此，這個自由觀念就有點特殊。歐洲中世紀在上帝的名義下，對人們的世俗生活制定了很多道德規範的約束，例如，性生活只能為了繁殖後代，不能為了享樂，因此，夫妻之間性生活，連衣服都不能全脫，諸如此類的很多。可以說，在歐洲中世紀，有一個極為嚴厲的道德權威，或者說，存在一個很不以人為本的普世道德。歐洲近代史上自文藝復興、啟蒙運動開始，出現的各種關於個人權利、個人自由的理論，都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

　　由於極為嚴厲的宗教道德權威的存在，因此，反對這一道德權威的自由主義不免也用力過大。通俗點說，宗教道德權威加上社會等級制度對個人自由控制得太嚴，自由主義的反抗也就超級強大，出於矯枉過正、物極必反的規律，反抗中世紀道德權威的個人自由，在很多方面確實是走得太遠了。在需要革命、需要變革的年代，以極端對付極端，是一個常見的規律。因此，由於歐洲中世紀道德權威過於嚴厲，自由主義的極端反彈就變成不要任何道德約束的「自然人」的天然自由。范跑跑的自由，無疑是接受了那個時間點上的自由，從曲線的角度說，就是道德最低點，自由最高點。

　　但是，身處現代的范跑跑，接受歐洲幾百年前的自由觀，明顯是落伍了，沒有跟上祖師爺前進的腳步。一個社會總是需要道德的，幾百年前的自由觀，經過幾百年的自由實踐，造成很多不良的社會現象，因此，在西方祖師爺那裡，對於老式自由已經有了很多反思和具體矯正。這也是范跑跑的自由，被某些自由主義者批判，說他是玷污自由的原因。因為，幾百年後的新式自由，與幾百年前的老式自由確實是不一樣的。這種不一樣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公共道德對個人自由的限制。老式絕對自由年代里的很多自由，漸漸重新被道德約束，例如，性行為在家裡可以很自由，但是，在公共場合則不能很自由。上個世紀60年代，隨著嬉皮士在歐美的蔓延，公共場合的性行為差一點變成普遍化的習俗，最終還是被打壓下去。現在，雖然在一些天體營、裸體海灘，還殘存著一些公共場合性自由的痕迹，但畢竟要受到相當的限制。從另一個角度看，雖然公共道德制約了公共領域的自由，但是，在隱私權的名義下，個人領域的自由限度還是很開放的。現在不會有人要求男女私下性行為的時候，像歐洲中世紀一樣，不能脫光衣服了。因此，經過幾百年的時間，老式自由經過變化，現在與新式道德產生了一種平衡。在曲線上說，自由降低了，道德提升了，有一個互相的讓步。范跑跑的第一個失誤在於，沒有很清楚地看清老式自由已經不時髦了。

　　第二，職業道德對個人自由的限制。經過幾百年老式自由的實踐之後，人們發現，光是用公共道德限制個人自由還不夠，公共道德只能在公共場合有用，在很多非公眾的職業場合，個人的自由也需要限制。其實，職業道德並不是新鮮事物。早在古希臘時期，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可以算作最早成熟的職業道德。然而，由於中世紀宗教所規定的普世道德非常強大，因此，在那個年代，職業道德往往混在普世道德之中，沒有凸顯出來。現代社會的職業分工比古代要多，職業道德的規定和約束，在公共道德弱化的情況下，地位越來越高。范跑跑的第二個失誤就在於他忽視了祖師爺們已經提升了職業道德的新動向。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范跑跑被批判的原因，一是把幾百年前老式的個人自由，放大到現代公共社會加以推銷；二是在需要職業道德的地方，依然傻乎乎地宣揚老掉牙的骨灰級「自由」。所以，范跑跑在自由觀上，真的沒有與時俱進，沒有跟上祖師爺的前進步伐，也許是信息不靈、眼界不廣的原因。那麼，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贊同范跑跑，甚至還拚命維護范跑跑的權利呢？在我看來，這是因為中國近代的自由主義者，出於實用主義的目的，對於中國歷史產生了普遍的誤讀。這也許是故意的，也許是無意的。

　　看看100年前，甚至到今天，對於中國古代道德墮落、道德虛偽、道德腐敗的種種批判，幾乎沒有一樣不是歐洲歷史上批判宗教道德權威時，使用過的情緒，使用過的比喻，使用過的言辭，使用過的角度。毫不誇張地說，中國近百年來，批判傳統道德的自由主義完全照搬了西方批判宗教道德權威的思路和手段。他們實際上把中國古代的道德傳統等同於歐洲中世紀的宗教道德權威了。在今天看來，如果說歐洲老式自由主義是用鎚子在砸房子，中國的自由主義就是用同一把鎚子在砸雞蛋。他們沒有區分，中國的道德系統與歐洲中世紀的宗教道德權威是有很大不同的。例如，歐洲有處於社會最上層僧侶等級，中國沒有這些享受特權的職業道德家階層；歐洲的等級制度非常僵硬，中國的等級制度比他們柔性得多，等等。

　　簡單來說，中國古代的道德系統沒有歐洲的宗教道德那麼嚴厲，沒有那麼非人性，因此，如果說歐洲幾百年前的老式自由把宗教道德打得半死不活，那麼，這把破壞性過於巨大的武器，則將中國的道德毀滅到奄奄一息的地步。但是，這種毀滅道德的行為並沒有讓中國人真正獲得自由，也就很難讓中國人通過實踐，對於這種老式的西方自由獲得應有的反思。更為奇特的是，上個世紀有很長一段時間，中國人居然還借用了歐洲宗教道德權威的方式，對個人自由實行了嚴厲的打擊。造成的結果是中國幾乎處於既缺乏道德，也缺乏自由的狀況。身處這種狀況的范跑跑們，便很短視地重新祭出幾百年前歐洲祖師爺的老掉牙武器，試圖解救中國同胞於水火之中。這就是有一些人支持范跑跑的原因。

　　因此，如果站在向西方學習的立場，范跑跑也應該學點新的，不應該只學老掉牙的，在地震這種場合，他更應該顯示職業道德，而非幾百年前的老式自由，所以他錯了；如果站在發揚傳統的立場，范跑跑只強調個人權利，放棄道德的行為，讓本來已經很短缺的道德，在一個極為重要的關鍵場合嚴重缺席，所以他也錯了；如果站在中西結合，取長補短的立場，范跑跑更是兩頭不沾邊，兩邊不討好。

　　不管怎麼說，從總體上看，中國社會現在的道德力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范跑跑們要向西方學習，這不算錯，但是，應該針對中國社會的現實需要，學習並應用一些真正有用的東西。生搬硬套別人的理論，別人自己都意識到錯了，已經在改正、彌補了，范跑跑們的眼光還那麼短淺，別說中國人要批評，恐怕西方老師們也不會讚賞吧。

　　再說，沒有一個人是真正擺脫文化、社會的「自然人」，因此，所謂「自然人」的權利，最多只能做一個參考，不能做標準。從沒有社會關係、沒有文化背景的「自然人」，推導出理論上的天然權利，很多時候，與動物的本能差不多。比方說，地震之類災難發生時，動物一般都四散逃開，拿什麼道德教育它都沒有用。當宗教道德權威把人變成木偶的時候，用人的動物性，撒嬌式的、惡作劇式的反抗，確實還有點意義。但是，在一個正常人的社會裡，這種動物性還是少一點好。

　　這個時代的學術腐朽

　　◆ 黃紀蘇

　　如此離譜的學術進口商

　　上個世紀上半葉，中國學術思想界出了梁啟超、梁漱溟、郭沫若、呂思勉、潘光旦、錢穆、陳寅恪、費孝通這些傑出人物，他們都學有根基，富於真知灼見，能成一家之言。新中國時期，學術思想的確出了問題，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想本來是有強大解釋力的，可一旦成為教條，反倒束縛了我們對社會的認識。

　　這30年，學術界按說夠熱鬧的了，以中國社會100多年來的九曲九折的巨變，社會神經感受到的刺激應該是夠強烈了，學術思想的原動力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為什麼看不到多少有原創力的東西呢？當然，回到世界體系內，跟著英美重新當學徒，這是一個比較根本性的原因。既然當學徒，就沒有自己的東西，東西都是師傅的。其實這個問題在毛澤東時代也存在，馬克思主義也不是中國的，那時中國不過是跟著西方另一位師傅當學徒而已。所以從大的歷史視野來看，只有到中國完成了現代化的重生再造，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讓師傅離休下崗，中國的學術文化才可能真正出現大的氣象。

　　但話也得從另一頭說，人文社科跟自然科學還不一樣，它具有很強的地方性、民族性，其普適的程度要遠遠低於後者。你跟外面的師傅學是能學到一些東西，解決共性的問題，但完全屬於你自己的那部分，你是沒有師傅的，你只能把自己當師傅。1840年這一跤，中國真是摔蒙了，天旋地轉，看誰都像師傅。本來「中體西用」放人文社科這塊比放哪兒都合適，晚清民初這批讀書人，從小讀的四書五經史記漢書，他就是想全盤西化，把中國這個「體」當狗扔了它也要自己找回來，魯迅就是例子。青年學子對他說，你對舊東西掌握得那麼圓熟，我們覺得你真棒！魯迅說，這是哪兒跟哪兒呀，那些東西我不是想扔扔不掉嘛！當時就是想扔，連著中醫、中國戲、中國字什麼都扔，但這些東西哪兒那麼容易扔掉的？所以到後來又提「民族化」「民族氣派」，提「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提「 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按說順著這個路子是可以走出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的，你想那會兒帝、修、反都不要，可不只剩自己了么？但到末了連自己也沒剩下——「 文革」時期沒有學術，因為不要的東西太多了，營養嚴重缺乏，把自己整得骨瘦如柴，一切都談不上了。

　　八九十年代的這撥知識精英由於生在封、資、修被通通取締的年代，四書五經還真沒讀過，讀的凈是《半夜雞叫》，他就是想中體西用也無從下手，更何況他們再也不想中體西用了。我有個朋友上世紀70年代末在北大歷史系讀書，他說：這四年什麼都沒讀，娘的光讀外語了——還沒讀出來！他的情況當然極端了一點，但也挺有代表性。就舉外語為例吧。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會七八國外語的在大眾眼裡也就是「挺神乎」一主兒罷了，跟我們看人用腳穿針引線的感覺應該差不太多，會讓我們佩服，但不會讓我們自卑。前面說到錢鍾書從80年代的學術界熱到90年代的全社會，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會好多種外語。我想中國也有會好多種地方方言的人，但就沒有流傳出來成為佳話。其實就是會斯瓦希里語、越南寮國語，甚至俄語、西班牙語也沒什麼用，還是得人均GDP高的那些國家的語言。從這裡我們看到當時那種社會心理、學術風氣的經濟基礎，簡單說，就是美元跟人民幣1∶8的比率。我們再說第三個原因：干西學批發商、零售商、廣告商、運輸隊致富快。80年代出國，省一頓飯就能帶回件小玩意，小玩意別看個頭不大影響很大，往家裡一擺，女同學見了就很可能就變成女朋友。當時經常聽到，有學者出國為了多帶些小玩意回來，頓頓速食麵，由於營養跟不上，回國下飛機都是抬下來的。學者們去西天取經，取回美元馬克和大好前程，被鮮花繞著，聚光燈照著，媒婆堵著，飄飄忽忽，哪兒還記得什麼「中體西用」啊，他只恨自己這「體」生得不對，不幸生在了黃河兩岸，只能站在黃土高坡上臨風做自我批評，說黃土地上的體制不好，文化不好，人種不好，歷史不好，地形地貌全都不好。都不好，怎麼辦呢？一些有宏偉政治抱負的說，那就讓我們把東土改造成西天吧。另一些人說，那得猴年馬月了，咱還爭取直接移民西天得了。他們在爭取移民的過程中發現，西天千好萬好就是使館簽證處不好——不是所有人都給簽。

　　時代尷尬：接軌接出了鬼

　　不讓簽也沒關係，他們照樣跟西方接軌。因為摸著黑接，有時會接出妙趣橫生的結果來。隨便舉個例子，我原來干《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的活兒，有回碰到一篇稿子，談的是中國文學，裡面有這麼個詞兒「世界新質生存母體關懷傾向」，一看頭就大了。我找到作者說：這要譯成英文，估計你也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你能不能把原文告訴我？他說：我也是抄來的，不知道原文怎麼說。我說：那你就用家常話給我解釋一下。他說：你就自己解釋了吧。我說：是新生活么？他說：沒錯，沒錯，就那個意思。作者其實挺樸實的真是個好人，根本不是咋咋呼呼的新新人類，而且40來歲，本來是能好好說話的，但他說現在學術界就吃這套——顯然也是被逼無奈。這路東西，90年代以來在史學理論和文藝批評中比比皆是。我有回瀏覽雜誌看到什麼「A層面上的D線效應」「B層面上的F線效應」，還以為是說二極體什麼的呢，其實說的是中國話劇。學者們走到這一步還真不是學習西方，而是冒充西方了，因為西方好像也沒到這地步。北京開的那家連鎖店「加州牛肉麵大王」，總部據說在加利福尼亞，歷史據說有一兩百年。有愛吃這面的去加州想嘗回正宗，一打聽根本沒這麼個店。前些時香港有位大陸出去在國外繞了一圈繞到那兒的政治學者丁學良教授，他批評中國的經濟學家夠國際學術水準（也就是在國外什麼雜誌上發表了多少文章）的不過五人，當時引起軒然大波，於是我對這個人便有了印象。有次等車買了張小報，上面正好有篇文章介紹他是中國「能品洋葡萄酒」的第一人。後來我又看到一篇報道，講他從安徽山溝到社科院馬列所，再到哈佛大學的成功攀登之路，也真是個人奮鬥的一個小典範啊！他填出生日期只能填出年和月來，因為家裡當年窮得買不起日曆，父母只記得他呱呱落地、嗷嗷待哺的那段日子大雨傾盆，估計是盛夏。最近，我轉到他的博客上瀏覽了一下，見他寫的文章也跟《管錐篇》似的凈是括弧加外文，再一看那外文凈是power、freedom、people之類，都是嚇唬安徽失學農民兄弟的。本來從底層向上奮鬥，特別值得大家的理解和同情，因為它體現了一種公平的精神，也給社會帶來生機和活力。但像這樣把自己奮鬥成一個蹩腳的「 高等華人」，就不太有意思了，而這種情況在今天的學者群體中，可不能說是少數現象。由這幫「睡覺打領帶」的學人出任教授、博導、學科帶頭人，你又怎麼能指望中國很快能出現有原創力、有「自由之精神」、符合中國實際、能夠指導中國發展的學術文化呢？

　　前一段時間，中國政法大學一個男老師被男學生當堂砍死，原因據說是因為一名女學生。這件事情的始末原委還不完全清楚，但從網上報上披露的消息也能看出大概來。這位老師40多歲，來自湖北鄉下，在法國留學多年，自覺血管里流的已經是「法蘭西血液」，要以紅格子褲的另類穿戴，把自己打造成大學校園的一道浪漫風景。這還不夠，他還給女學生們寫「徐志摩體」詩歌，還在課堂上跟學生誇耀自己法文比中文強，還在家裡舉辦法國葡萄酒鑒賞派對，那感覺就好像他一生下來就被法國人抱養了似的。他從底層上來，想快點獲得上層社會的身份標誌，這沒什麼不對。但不幸的是，他弄了個法式徽章，法國不就是多風流韻事嘛。——要是英式、德式也不至於這樣的結局。他正值中年，心未必不花，但也未必多花。不過既然佩戴了「地中海紅帆」的法蘭西徽章，他就不能不花，不花別人會說他那徽章是管人借的。於是寒光一閃，血花四濺。可憐他夫人懷孕5個月，也可憐那個男學生的貧苦父母省吃儉用，剛把孩子培養成人。這個悲劇的背後顯然有崇洋文化的因素。

　　話說回來，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學術的洋奴化應該說稍稍好了點，原因比較簡單—— 學者領到的人民幣多了。國家發放的科研基金幾千已經不叫錢了，動輒幾萬幾十萬，那都是億萬勞動者辛辛苦苦幹出來的，用老話說就是「民脂民膏」。怎奈被貪心學者蜂擁而上、須臾而盡——胡謅一篇誰也看不懂、誰也不會看的《科學發展之我見》就騙去了西部好幾家農民一年的收入！某單位的領導就對下面的學者推心置腹說：小錢（科研基金）你們自己去騙，大錢我幫你們（到財政部）去騙。這些年搞的科研基金，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國學術的健康發展，在多大程度上導致了知識精英對人民資產的搶劫，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學術腐敗如今已嚴重到了見慣不怪、沒人拿它當回事的程度。由於學術的腐敗，讀書人越來越沒讀書人的樣子，一個個看著像官場上的小秘書、市場里的小商販。小時候，商店賣東西的見小孩子淘氣就嚷嚷說：學生，學校是這麼教你的么？那時社會對讀書人的道德水準是有較高期待的。如今誰還把讀書人當回事呢？他們也沒把自己當回事，社會的化糞池裡，他們不算最如魚得水，但也夠能撲騰的了。從歷史上看，讀書人怎麼也都還算是社會中比較健康的力量，帶著棺材上任，國亡自沉的可不儘是讀書人么？相對於其他群體，讀書人成天「上下古今」，本來最有可能超越自身經驗和利益，最有可能截斷惡的鏈條，打破墮落的循環，成為前面說過的、社會改良的啟動基金。但今天，你看他們或一頭扎當權者懷裡，或歪坐在資本家腿上，或一人一夜、被倆主兒輪包。我真納悶，他們怎麼會腐朽得這麼神速呢！

　　切勿去學香港「管家文化」

　　◆ 王小東

　　50年後人們再回頭來看，中國今天學術思想的貧乏，包括文學，就會看得很清楚。這幾十年中，中國壓根就沒人，沒有像樣的作家，沒有像樣的思想家。錢鍾書，韓寒，算個什麼？他們被吹成這樣，其實沒有任何像樣的原創性東西，最多耍一點小聰明！中國的學術界、文化界在精神上跪著，怎麼可能出現原創性的人物呢？原創是需要站著的。

　　我曾經聽到一個笑話：哈貝馬斯來了，大家爭著誰先跟他握手，真沒出息。所以我群發了一個郵件，問：哈貝馬斯是誰？居然就有人躥出來說：你太沒學問了，你都不知道哈貝馬斯是誰！他居然看不出我這個話的諷刺性。

　　跟哈貝馬斯握一個手又有什麼了不起？動不動「三哈」——哈耶克、哈維爾、哈貝馬斯。把「三哈」敬成這樣的一個知識階層，怎麼有自己原創的東西呢？

　　過幾十年來看的話，我們的後代會為這個時代的思想貧乏感覺丟臉和恥辱：什麼都沒有！錢鍾書寫了《圍城》《管錐篇》《談藝錄》，那算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一般般罷了，就被捧成這樣。韓寒更不靈了，無非就是賣了一個80后的偏門。

　　關於制度對於思想原創性的影響，我曾想寫一篇文章，叫做「香港的管家學術」。因為我跟香港人接觸，有一個特別深刻的感覺，就是他們所謂的「學術 」，95%是引用外國說法，外國甲怎麼說，外國乙怎麼說，外國丙怎麼說，天干地支他們全用完了，還不夠。然後自己的5%說一件什麼意義都沒有的事。可我們中國大陸還跟著學，還以為西方學術標準就是這樣。咱們憑良心說，西方學術今天扯淡的也不少，可還不至於到香港這個程度，包括像拉美國家我也接觸過，他們中的一些人畢竟還是一說就直接說問題，一說就說到關鍵。

　　為什麼叫管家學術呢？我們知道香港教授工資非常高，在世界上應該屬於數一數二的高工資，比美國教授工資高多了。我認為這是英國殖民的結果——英國深諳殖民之道，他們大概非常清楚，中國人非常敬重讀書人，連寫字的紙老百姓都會給你收起來，送到文廟去燒掉，所以把知識分子高薪養著，是深得民心的。但是有一條，你是奴僕，你有自己獨立思想是不行的，我養著你，讓你穿光鮮的衣服可以，但是不能想事。想事得英國人自己來，這個是主子乾的活。主子想完了告訴你，你翻譯成中國人能聽懂的話。可實際上他們連翻譯都沒做好，中國人聽不懂。我碰到一個官員從英國培訓回來，說中國知識分子怎麼把英國人挺明白的話都翻譯成聽不懂的。我說這就是叫故弄玄虛，其實他自己連很簡單的道理都沒弄明白，所以就故意雲山霧罩地翻譯出來，讓你看不透他。

　　大陸跟著香港的路子走，有對西方盲目崇拜的原因，也有中國制度本身的原因。它跟英國殖民者的想法差不多，我覺得這確實是一個悲劇。英國殖民者跟你不是一個民族，但是中國官員們跟我們本來是一個民族的人，實在不應該把大陸學術也搞成「管家學術」了。

　　香港「管家學術」本來是最糟糕的一種學術，現在大陸都學了這個。高校老師寫的論文，99%全都是廢話，什麼意思都沒有，生造了一堆不沾邊的概念，然後把這些概念這麼擺那麼擺，繞來繞去，排列組合，就算是「論文」了。更可笑的是，一些畫評家，辛辛苦苦品頭論足，寫完最後一字以後，回頭一看，自己看不懂了。中國大學教授寫出來的文章也會出現這種離奇的現象，寫完以後自己也看不懂了，不知道自己想說什麼，因為本來啥也沒想說，就是扯淡，騙錢！中國現在學術界摻假比三鹿厲害得多。網上說笑話，三鹿是往三聚氰胺里摻奶粉，其實當今中國的學術就是在三聚氰胺裡面摻奶粉，到最後基本上沒摻奶粉，就全是三聚氰胺了，直接拿三聚氰胺當奶粉賣了。

　　要說這個世界上，社會科學方面的大師應該出在中國，因為中國的社會變動是世界上最大的，它是個大舞台。所有大的戲劇，其實都在中國舞台上，集中在很短的時間內上演了。記得那次我罵丁學良：「中國經濟學家可能很差勁，但是有一條，人家是實戰打出來的，你丁學良算個什麼東西啊，你打過實戰嗎？你說別人不合格，你沒有資格。」那次我跟楊帆在博客中國說：「罵也得我們罵，你沒有罵的資格，因為這是我們主子之間的事。主子可以罵主子，你一個管家罵主子，你懂什麼啊？」

　　中國人在這100多年裡打了多少仗，上演了多少大戲劇，西方、美國怎麼可能跟中國比呢？但就是這幫所謂的「主流精英 」，把我們對於本土的認識，都說成是沒有價值的。這一點連余英時（雖然他自己的問題也很嚴重）都看不過去了，他說根據他自己的經驗，中國人在西方能有點出息的，一定能解決中國的問題，說中國的話。

　　西方學術也有很差勁的，當然比「管家學術」強一點。我們還記得1996年有個「索卡爾事件」——紐約大學的量子物理學家艾倫·索卡爾攢了一篇完全胡說八道、杜撰好多概念的偽論文，寄給一家著名的文化研究雜誌《社會文本》，標題是「超越界線：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釋學」，想檢驗一下編輯們在學術上的誠實性，結果編輯還真給登了。登出來以後，這個年輕的物理學家哈哈大笑，說我玩你們呢，我這文章都是胡說八道，一點意義都沒有，假的，你們說你們的學問是真的嗎？你們有鑒別能力嗎？知道哪個有意義，哪個沒意義？

　　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如果有一個大目標要干大事，你會發現，這種扯淡的事我沒工夫扯。我們要干實事，一是一，二是二，包括一些理工科學術腐敗也會立即穿幫。比如2006年引起極大震動的漢芯造假事件。如果真的有一個大目標，做漢芯我不是為了報喜，而是按照目標一步步上，要量產，那一下就穿幫了。量產你總不可能拿美國的晶元來把字磨掉了吧？那成本也太高了。所以大目標這個東西其實很重要，當真的設定一個大目標，這種扯淡，這種假冒偽劣，立馬穿幫。

GOOD

1# 愛華

看完了，書的目的很突出，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是對內國內掌權的「精英」，對外向強硬的西方爭奪話語權。有幾篇寫得不錯，　例如「不能任由美國綁架世界」，　「他們永遠是精神上的侏儒」，有著很好的論述。最大缺限，對內對外看到了相似問題，但對如何應對和解決問題論述混亂，讓人讀後感覺迷惑。

有沒有人寫一本中國老百姓不高興的書？

25# 愛華

lz辛苦了，我回國后要買一本好好學習一下。

在現在中國無能無德無血的精英當道的情況下，這樣的批判思考，很需要。

25# 愛華
看完了!感覺比"中國可以說不"有深度,也有很多對中國現存問題非常有價值地反思.但如何解決現中國沒有原創力,是應該從教育的根子上去找的.

31# 愛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