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諸侯——西南軍閥和他們的割據時代

回過頭來再說在庫侖作客的十三世達賴。
　　達賴這幾年那叫一個鬱悶啊！俄援不得要領自是不消說了，想要常住庫侖吧，又和當地大活佛哲布尊丹巴積不相能，入覲清廷吧，又總覺得在禮儀上受了委屈……總之是看誰誰不順眼。翻來覆去思想一番，還是覺著呆在自己家裡最妥帖，於是便硬著頭皮於1909年底回到了拉薩。一路上又因為不滿意趙爾豐西進川邊，到處鬧彆扭，犯了不少嗔戒。
　　回到家裡一切總該好了吧？那可不然。這活佛還沒進到拉薩城裡呢，便又和人幹上了。對方是誰呢？大清朝派來的駐藏大臣聯豫，說來這位老兄也是有滿肚子牢騷要發的。
　　本來聯豫大人已經抹下面子，帶著僚屬們很客氣地出城五里迎接活佛了，可偏偏碰上活佛心情不好，對歡迎隊伍熟視無睹，理都不理。聯豫大人那叫一個憋屈啊，咱怎麼說也是號中央大員吧？於是當場便還以顏色，硬說活佛的行李里恐夾帶有俄國軍火，必須嚴格檢查。結果把大小物件弄得亂七八糟，活佛因此相當的不高興。一回頭，活佛便四處散布流言，說朝廷要滅宗教，還唆使各地藏人進兵爭奪川邊。西藏和中央政府的關係立刻緊張起來。
　　說來這活佛也真是淘氣。前幾年吧，他看不慣英國人，於是大家打了一仗，死了不少人，還丟了拉薩；接下來俄國人不肯幫忙，他又恨死了俄國人和庫侖活佛哲布尊丹巴，連香火之誼也不管了，拔腿就跑；現在呢，他又覺著大清朝更討厭了，於是又轉回頭來和英國人拉關係，要給聯豫、趙爾豐們添堵。就這還不夠，他還上書朝廷要求把西藏邊境劃到打箭爐以東的邛州大橋去……敢說松贊干布活過來也沒有這麼大的口氣。

既然是活佛要成心鬧騰，那動靜自然就不是一點半點了，於是整個藏區都擾動起來。
　　大清帝國為鎮定地方，遂派遣成都知府鍾穎帥新軍一標出征拉薩，共混編有步、騎、輕炮等多兵種兩千餘人，鍾穎的參謀長，就是後來國民黨在大陸被俘唯一的一位上將王陵基。
　　就在鍾穎這支遠征軍進抵拉薩的當晚，活佛就帶著心腹們逃到印度的噶倫堡去了。入藏新軍分駐拉薩周邊要地，很快平息了叛亂——然而他們的努力註定是徒勞的，因為辛亥年的風波很快便波及於此。新軍中也多有袍哥組織，故而士兵們也紛紛響應內地的號召，成立了革命政府。一時王綱解鈕，混亂滋生，西藏局面由此大壞。
　　正巧此時俄國人也正一門心思地籌劃著要煽動外蒙古獨立呢，於是英國人便和俄國人達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英國人不干涉俄國人在外蒙搞獨立，俄國人也不干涉英國人在西藏的顛覆活動——舊帝國的崩潰，使得殖民者原已收斂的野心，又一次膨脹起來。
　　在達成了這樣的默契后，英國人便大著膽子拉攏西藏地方勢力，出錢出槍，發動了更為猛烈的新叛亂。而同時，新軍自身又內鬥頻頻，自相殘殺，戰鬥力大為削弱。最要命的是，這幫袍哥出身的兵們紀律也相當的不像話，老百姓實在沒法子喜歡他們。
　　最後，在內鬥中失敗的新軍管帶（營長）陳渠珍，帶著一隻百來人的小部隊，穿越青藏高原無人區，自甘肅回歸內地。那是一場艱苦的長征，這支小小的漢人軍隊幾乎在荒野里全軍覆沒。陳渠珍輾轉回到老家湘西，也拉起隊伍佔山為王，成為當地最大的割據勢力，號稱「湘西王」——故後來的湘西土匪，都把陳渠珍奉為老祖宗，稱之為「老統」。
　　而未來的四川軍閥，國軍上將潘文華呢？此刻還在當隊官（連長），正帶著一百多號人駐守在拉薩至亞東間的交通要點江孜。叛亂分子貿然進攻潘上將的隊伍，吃了大虧。但潘上將也很清楚自己的處境：內無糧草，外無援兵，甚至連祖國在哪裡都是個問題……最後，他只好無奈地接受了英國人的調停，把槍械彈藥作價賣給叛亂者，收了九千多塊錢，然後率隊經印度回國，到內戰的戰場上大顯身手去了。
　　無論是陳渠珍還是潘文華，不管他們未來走的是什麼道路，在當時也都算得上是一時俊傑，他們並不缺乏勇敢與機智。但我們應該思考的是，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這些曾經雄心萬丈的年輕人不能把熱血與勇氣奉獻在一場偉大的民族戰爭中，而只能在內戰的磨盤上把自己攪得粉碎？這個倒霉的時代，當然應該為他們的悲劇負責，但該負責的絕不僅僅只是這個時代。

駐藏新軍的崩潰，是這個天下大亂的時代里，西藏地方勢力開始割據稱雄的標誌。在英國人的指使和資助下，1912年6月間，達賴重新回到了西藏，命令叛軍向川邊發起猛攻。藏軍揮舞著他們的雪山獅子旗湧向川藏邊界，企圖恢復吐蕃王朝時代的疆域，實現所謂「大西藏」的夢想。一時間，川藏邊的昌都、貢覺、江卡、察木多、定鄉、巴塘、里塘等地均趨緊張——也就是相當於今天的國道317、318線，在這兩條自川入藏的要道上，處處風聲鶴唳。
　　西藏方面此種形同趁火打劫的行為，立刻對西南局勢造成了一系列影響。
　　早在1911年10月30日雲南獨立后，滇軍便於當年11月14日和次年1月27日，分別以援蜀、北伐為名進入四川、貴州兩省。援蜀軍入川后，駐川南敘府一帶，隨即又消滅了自稱川南都督的「同志軍」首領周鴻勛的部隊，進佔自流井，掌握了這一當時四川最為重要的財富之地——此地區的鹽稅，歷來是四川最為重要的賦稅收入來源。以1911年的比重來看，鹽稅佔全川常年賦稅的三分一以上，而川南鹽稅又佔了總鹽稅的近九成比例。
　　當時四川的成、渝兩軍政府，對滇軍這一劫奪鄰省財富之舉皆相當不滿，均要求滇軍退出川南。坐鎮成都的尹昌衡乾脆就派出川軍主力第一師向川南壓迫入川滇軍，雙方戰於距自流井三十里處的界牌場。
　　川軍第一師，就是清末第十七鎮的老底子，此時的師長就是尹都督的心腹，日本士官六期同學周駿，其裝備、訓練和軍官素質都不錯，戰鬥力較強。滇軍雖然總體不弱於川軍（說來川軍軍官還有不少是由雲南講武堂委培的呢），但畢竟是孤軍作戰，又缺乏補充，形勢不利，滇軍被迫撤回雲南。
　　滇軍臨行前，也沒忘了在駐地撈上一把。駐軍自流井的第一梯團第三支隊黃毓成部，向當地商會勒索了現洋五萬元，滇軍第二梯團更厲害，在合江襲擊了「同志軍」黃方的部隊，劫奪鹽款白銀三十多萬兩。
　　講到這裡，不妨也講講那個時代里的兩大貨幣單位，即「元」與「兩」之爭。當時中國還沿用明清以來的銀本位制度，銀兩與銀元處於混用狀況，故常常「兩」、「元」同見。銀元每枚，通常是合庫平銀七錢二分，但也有重達一兩的，和低於七錢二分的所謂「小洋」。「兩」、「元」之爭，貫穿清末民初的金融史，直到1933年國民政府通令廢兩改元，再到1935年通行紙幣，「元」單位才終於勝出。

滇軍入川，原是借援蜀獨立之名，此時四川既已自行獨立，則滇軍援蜀之說就站不住腳了，最後只得悻悻地退出——事實上，這種假大義之名的曖昧威脅，倒確實是促成成渝兩軍政府迅速合併的重要外因。
　　然而滇方對四川的覬覦並沒有就此打住。到1912年6月間，恰逢川藏間形勢陡變，雲南方面便又藉機以協助平定藏事為由，企圖再次「援」蜀——無奈雲南方面想出來的題目雖好，可四川都督尹昌衡就是不肯買賬，非要「藏事獨任其難」，拒絕滇軍借道四川入藏的建議——看看後來貴州民黨的遭遇，我們還真不能不佩服尹都督的先見之明。
　　尹都督要「獨任其難」，一來固是對雲南存有戒心，深恐對方是「假途伐虢」之計；二來趙爾豐、鍾穎撫平川邊西藏的成功前例猶在，足見以一川之兵力、財富底定藏邊，並不是什麼的難以完成的任務。
　　下定決心后，尹都督便迅速動員部隊，親自出馬西征川邊。
　　都督出征，論理應該由副都督張培爵代理職務，但尹昌衡信不過出自蜀軍政府系統的張培爵，非要把正坐鎮重慶的親信胡景伊調回成都代行都督職務。
　　尹昌衡身邊的人，大都反對他在這政權尚未穩定的要命時刻親征，更反對他把權力交給胡景伊代理，然而尹都督為了去戰場上大出風頭，已經顧不得這些了。他除了帶上一個混成旅的軍隊，約三千人外，還籌集了一個龐大的幕僚班子，委實是群賢畢集，其中甚至還有位前清的狀元公駱成驤先生——說來慚愧，這四川雖然自古號稱文風鼎盛，但有清兩百餘年，還就出了這麼一位神仙。
　　駱先生是前清乙未科的狀元，也就是康有為「公車上書」那屆了。再往前數一年，就是大名鼎鼎的甲午年，西曆的1894年，是年大清朝和日本鬼子在黃海里幹了幾仗，次次大敗虧輸，到次年又被人家搶走了所有的軍用筏子，遂只好求和。於是就在駱狀元們考進士的時候，李中堂跑到日本馬關的春帆樓，去簽了大名鼎鼎的《馬關條約》，中堂大人個人挨了一槍不說，還賠償了兩億三千萬兩白銀和一個台灣，大家才重歸和平。
　　傳說就因為大清朝吃了這場敗仗，康南海先生很受了些刺激，便不務正業起來——他不肯好好溫書應考，卻到處煽風點火貼大字報，強烈反對對日妥協，主張「拒和、遷都、變法」，要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這些紙上談兵的嚷嚷，可讓年輕的光緒皇帝很是熱血沸騰了一把，所以在最後給進士們審卷子定名次的時候，他看到其中一篇有「殷憂啟聖」、「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等語，便想當然地以為是康有為寫的，便把它從翁太傅排的第十，一下子拎到了第一——孰知最後一出榜，眼鏡跌落一地，狀元是名不見經傳的四川人駱成驤。好在是科康南海也中了進士，於是便有了接下來的「戊戌變法」。
　　此外，怕寂寞的尹都督還帶了一個戲班子，就這樣興沖沖地拍馬西征去了。

對於士官高材生出身的尹都督，指揮川邊的戰事倒不是什麼大問題，一切都進行得相當順利，川軍迅速解了巴塘、昌都之圍，並收復了理塘、貢覺、江卡等地，同時助戰的滇軍也攻佔了川、滇、藏邊的鹽井。然而川、滇兩軍的平叛，也就到此為止了，袁世凱在英國人的強烈抗議下，嚴禁川、滇兩軍進入藏邊。
　　戰事方告一段落，尹都督便耐不住寂寞了。他在指揮若定之餘，與當地人民大搞聯歡活動，還親自去跳鍋莊舞，完全不象個率軍打仗的大都督樣。如果說這還可以勉強理解的話，那麼當戰士們在高原反應下頭暈目眩時，尹都督卻不斷地和當地婦女傳出種種緋聞就絕不是什麼可以原諒的問題了。
　　亂世的邏輯，就是那些大大咧咧，又不斷地失去人心的傢伙，一定會遭到懲罰。
　　就在尹都督西征的時候，坐鎮成都的代理都督胡景伊，卻悄悄地通過老關係，找到曾任四川武備學堂會辦的陳宦將軍，和北京城裡的袁世凱袁大總統取得了聯繫。他表示願意為袁大總統效忠——而作為交換，則希望袁大總統能夠以中央的名義正式任命他為四川都督。袁大總統此刻正在為打不開西南的局面著急呢，對這樣一個友好的請求自然沒有拒絕的理由。於是，任命胡景伊為四川都督的命令很快便頒布了，而前都督尹昌衡呢？則被改任為川邊經略使。
　　怒氣沖沖的尹昌衡跑回成都討說法，但胡景伊都督卻對他避而不見，尹無可奈何——既不敢去都督府上班，也不甘心就這樣回去，只得淹留成都。可接下來就不妙了，1913年7月，國民黨系統的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湖南都督譚延闓以及心不甘情不願而是被下屬所迫的福建都督孫道仁，集體通電反對袁世凱，這也就是民國史上著名的「二次革命」。袁世凱乃下決心以軍事實力解決反對他的各路諸侯，北洋軍各部紛紛南進。而在四川，佔據重慶的川軍第五師師長熊克武也參與了倒袁，尹昌衡手下的團長張煦也為響應熊克武而起兵。
　　張煦參與反袁的消息傳來后，已在成都呆了許久的尹前都督，只得無可奈何地回川邊去收拾殘局。在回去的路上，正逢瀘定橋整修，當地士紳請他寫副對聯，尹前都督揮筆立就：「劈開兩岸奇峰，憑他飛起；鎖定一江春水，迓我歸來！」敢情還是那副臭脾氣沒改哪！
　　然而五都督反袁的事業並不成功——稍微通曉點近代史的就都知道，老袁這時候還是很有實力的，在北洋系強大的軍事壓力之下，這幫「叛黨」分子支撐不住，紛紛逃亡。回到任上的尹昌衡，雖然僥倖攆走了起義的張煦，但很快他的川邊經略使職務也被裁撤——因為袁大總統認為，他終究是個危險人物。
　　這時候的尹昌衡真是百口莫辯——且不說他手下的團長確實參與了針對袁大總統的「叛亂」，就社會關係而論，他和亂黨分子李烈鈞還是日本士官學校同期的同學呢！老袁吃了這一驚，便不肯再玩綏靖，遂盡召危險人物入京述職——尹昌衡自然也得到了這麼一份入京通知書。他琢磨琢磨，自己好歹還是個辛亥元勛呢，這次又沒有公然造反，老袁多少也要留個情面，給個位置放著吧？
　　可一等尹昌衡入京，才知道事情完全不象他想的那樣簡單。他進京前，大概也沒有查過趙爾豐大人的社會關係——這老趙家可還是袁大總統的兒女親家呢！小媳婦兒跑到公公那裡哭著鼻子求他為自家的長輩報仇，而對象又是個落了水的叛黨嫌疑分子，你說老袁還會客氣么？
　　於是尹昌衡立刻就被扣押起來，投入監獄，判刑九年——判刑的理由很有意思，據說是在四川都督任上帳務不清。尹昌衡那個冤枉啊，當時全四川都是俺的，俺還會貪污？這種理由也只有你袁世凱這樣的大腦袋才想得出來的……於是尹昌衡只好很不老實地在牢里呆著——當然不會老實的，那還得有多少牢騷發啊！
　　可過不多久，居然有位專門燒冷灶的先生，一瘸一拐地跑來拜望他了，誰呢？袁大公子克定。老袁當了大總統，未來還要想當皇帝，這袁大公子自然就該是太子爺了，而大公子也確實一向都是以太子爺自居的。說實話，他可為這個得罪了不少人——比如說大名鼎鼎的段祺瑞、馮國璋啥的。
　　可袁大公子雖然不聰明——聰明他就不會鼓搗著老袁去當皇帝了——但也知道自己的老媽不得寵，兄弟又多（比如說袁老五就比他更得老爺子偏愛），本人不但騎術不佳摔瘸了腿，其他能力也相當的有限，到時候是不是真的當得上秦二世，還很是個問題。所以還是趁著老爺子還沒有改變主意，偷偷地培養些屬於自己的力量為好。
　　於是他就跑去拜望尹昌衡，希望藉機拉攏這些地方上的豪傑。他和尹結為金蘭之好，並答應關照正在苦悶中的尹前都督。後來他聽說尹前都督很喜歡女人，便又特意花一萬塊錢買了位名妓良玉樓小姐送給他，總之是表現得相當的有誠意。
　　於是，這對「英雄美人」就成了北京城裡著名的兩對神仙人物中的一對——雖然完全沒有人身自由，但至少這金絲鳥籠還是相當精緻的。比比同樣被召入京，最後只好躲到天津靠織襪子過日子的張培爵，尹昌衡覺著這日子還是可以過的。
　　不過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歡這金絲鳥籠，比如說這兩對「英雄美人」中的另一對就不大喜歡，成天都在仰望天空，挖空心思琢磨著該怎麼逃出去。
　　那一對又是誰和誰呢？那女的很是出名，藝名叫做「小鳳仙」。那男的名頭還要大些，就是咱們前面提到的前雲南都督蔡鍔。
　　蔡鍔，湖南人，梁啟超的弟子，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三期騎兵科畢業生（實際上這個「第三期」，不是士官學校從建校以來的入學期數排行，而僅是指該校接納中國留學生的期數，本書中所說到的其他中國士官留學生期數概與此同。中國留學生的期數和士官學校的日本學生期數也不是全然吻合，中國留學生的第三期，約相當於日本學生的第十六期）。說來第六期出身的尹前都督，在他面前正得恭恭敬敬地叫一聲蔡學長的——唉，就是叫一聲蔡老師也是應該的。這可不是瞎扯淡，與蔡鍔同屆的那批日本學生畢業后，確實有好幾位兄台帶過尹昌衡這一屆留學生，比如侵華日軍的末代主帥岡村寧次先生就當過他們的區隊長。因此和尹都督同期的士官學生，後來當過五省聯軍大帥的孫傳芳，就很恭敬地管岡村叫「老師」來著。
　　蔡鍔這位老兄在日本士官學校校史上也是相當出名的，因為他們即便是和荒木貞夫、小磯國昭、真崎甚三郎、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岡村寧次、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安藤利吉這麼一幫牛人同學，可畢業時還是壓過了人家一頭……
　　這，就是傳說中的牛人！
　

原帖由 chenperu 於 2008-8-28 23:21 發表 [迷惘的諸侯——西南軍閥和他們的割據時代 - 史海鉤沉 -  backchina.com]  
回過頭去看看, 確實很有意義.  

第三章、天下第一雄藩
　　
　　蔡鍔這一屆學生，在1904年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時，很是出了些風頭。
　　他和浙江人蔣百里、同鄉張孝准三個人聯手搶走了這一期畢業生前五名中的三個席位，蔣第一，蔡第二，張第五。張那個第五，還有坊間傳言說原本是第三，日本人覺得面子上實在過不去，硬給改成第五的。但不管怎麼說，那一期畢業生的前五名中，中國人佔了三個最有含金量的名次，這確是不爭的事實。
　　要知道，那可還是中日學生混在一塊同排名次的時代啊——說來這也實在不能埋怨日本同學無能，其實這一期的日本牛人還是蠻多的，首相、大將、陸軍大臣、殖民地總督也出了好幾個，甚至還有改行當文部大臣、外交大臣的，算得上是多才多藝。就是後來的「二二六」、「九一八」什麼的，也大都是這幫人鬧騰出來的，這本事也實在不能算小——可誰叫他們偏偏碰上了蔣百里、蔡鍔這樣的牛人呢？這個拿了天皇御賜軍刀的蔣百里得了便宜還賣乖，後來還在他的大作《日本人》中悲天憫人地寫道：「世界上沒有像我那樣同情於日本人的！一群偉大的戲角，正在那裡表演一場比Hamlet更悲的悲劇，旁觀者哪得不替這悲劇的主人翁下一滴同情之淚呢？」這就很有些歧視落後同學的不厚道了，但誰叫人家是第一名，剛好夠資格說這話呢？
　　再說那蔡鍔，在出完風頭回國之後，先後在江西、湖南等地編練新軍，到1905年，又應清末名臣李經羲之邀，去了廣西。
　　在廣西，蔡鍔先是當南寧講武堂總辦，后又調到廣西陸軍小學當總辦（校長）。滿清末年，各地大辦新軍，缺乏軍事人才，為了培養中下級軍官，各省都辦起了陸軍小學，另數省合辦一所陸軍中學，陸軍中學生入伍見習后，其優秀者才得轉入保定軍官學堂。陸小的學生基本上都留在本省新軍中充任下級官佐，所以陸小的校長如果做得好，無形中就在軍隊基層里具有了相當的號召力。
　　可是這個活並不好乾，那些學生都不是省油的燈，比如說前面說到的姜登選，就是一個倒霉的典型。這種事兒，說實話，是相當講運氣的，相信蔡將軍對此一定有同感。為啥呢？因為像他那樣的大英雄，也曾被人家趕過一回呢！
　　說來這全得怪地域之爭。也真是慚愧，咱們的中華帝國在統一了兩千多年後，大傢伙兒居然還能把鄰省人當成外國人。

本來按朝廷的打算，是要在廣西建立一鎮（師）另一協（旅）的新軍，以防備佔據安南的法國鬼子，於是便預先開辦幹部學堂，準備按此計劃培養兩百餘名下級軍官。但計劃不如變化快，民窮財盡的朝廷很快就發現經費不足，於是便將計劃更改為只編一個混成協。建軍計劃一下子縮減了三分之二，那麼培養兩百多號下級軍官就顯得太多了。正巧當時蔡鍔還兼任著兵備處總辦的頭銜，於是他便決定舉行甄別考試，以此成績為標準淘汰多餘人等——可要命的是，他明明培養的是新式軍官，卻偏偏要考進士一樣以國文水平決定取捨！
　　說來蔡鍔此舉，實在難以逃脫假公濟私，偏袒同鄉之嫌。因為這幫學生中，湖南人不在少數，而眾所周知的是：湖南籍學生的國文水平普遍較廣西籍學生為高。所以這樣一來，最後通過甄別考試留下來的一百二十名學生中，湖南人竟然佔了九十多——這還算是廣西的學堂么？於是桂人大嘩。長期以來一直積累著的湖南人與廣西本地人之間的矛盾也因此而激化，一場轟轟烈烈的「驅蔡運動」爆發了！
　　據後來的民國代總統李宗仁先生回憶：一時間，學生罷課，商人罷市，陸軍小學的學生也整隊到撫台衙門前去請願，而且聲稱不怕殺頭。嗯，代總統說他本人也去了……其中鬧騰得最積極的，居然還是那些和蔡鍔同為亂黨兄弟的同盟會分子！
　　在這樣強大的壓力下，蔡鍔只得離開廣西，去了雲南。

此刻的雲貴總督，正是當年把蔡鍔請到廣西去的李經羲，他一向賞識蔡鍔，便立刻委其為雲南新軍第三十七協協統（旅長），轄下的兩位標統（團長）是丁錦和羅佩金（士官六期），管帶（營長）則是士官六期的唐繼堯（士官六期）、劉存厚（士官六期）、雷飈、謝汝翼、劉雲峰、韓鳳樓（士官六期）、李鴻祥這些人——未來那些護國英雄和割據諸侯，此刻大多都在這裡了。此時的雲南陸軍小學校長，便是未來反袁五都督之一的李烈鈞（士官六期），執掌雲南講武堂的，則是後來做過陝西省長的李根源（士官六期）——李老太爺這輩子乾的最出名的事，就是特批一名冒充雲南蒙自籍，從而混入雲南講武堂的四川學生繼續留校學習——沒辦法，誰叫這位學生在近代史上留下了「朱德」這樣的鼎鼎大名呢？
　　這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六期生，很值得提一提。因為這期的社會名流特別多，一是好出革命的亂黨，二是好出割據的軍閥——看看上面的括弧就夠讓人眼花繚亂的了，可其他的知名同學如什麼閻錫山閻老西，孫傳芳孫大帥，尹昌衡尹都督咱們這還沒算在內呢……還有些大人物更有意思，自稱是士官六期畢業生，可這期名單上卻死活找不到他的本名或是化名，（此處作一修訂，因為找到唐繼堯、趙恆惕的學籍記錄鳥，人家確實是有戶口的）如果只是個把不成氣候的地方軍閥，咱們就不用多提了，可偏偏某位民國期間名頭最大的大人物也說他是六期的呢……唉，那年頭沒有文憑驗證這麼一說，所以有些只混到成城、振武、東斌這些預備校的兄台，回國后就魚目混珠地自稱是士官生（比如說只混過東斌學堂的王陵基，就有不少資料說他是士官畢業），後來一不小心地位顯赫了，更不好意思說真話，於是便想方設法地搪塞——比如說前面說到的這位大人物，乾脆就派副官送筆款子去同學會要求認親。結果弄得四期的老大哥蔣作賓、雷壽榮，六期的同學盧香亭、楊文愷等人莫名其妙，質問收錢的同學總會負責人劉宗紀：咱們哪裡出來這麼個叱吒風雲的大同學呢？劉卻說，人家不是已經捐了五萬塊錢了么，又何必要深究呢？於是就此糊弄過去。
　　不過看看這些有魚目混珠之嫌的人物在民國史上的出息，咱們還真得承認那一條：富貴當思緣由，英雄莫問出處……
　　這閑話扯遠了點。

就這麼一大群亂黨分子聚在一塊兒，還能幹出什麼好事來呢？於是，1911年10月30日，舊曆的辛亥年重九日，雲南便在蔡鍔等人的倡導下起義，宣布獨立，並推蔡鍔為雲南都督。對於屢次提攜他的恩人李經羲，蔡鍔也私恩公怨分明，恭恭敬敬地將其禮送出境。
　　蔡鍔就任都督后，所做的頭等大事，就是派出謝汝翼、李鴻祥、劉存厚、黃毓成等人率軍進入四川，唐繼堯率軍進入已經宣布獨立的貴州。四川的事兒咱們前面已經說過了，那滇軍這麼急匆匆地進入同樣已經脫離清政府統治的貴州，又是怎麼回事兒呢？
　　這說來還是因為吾國政治中的傳統痼疾——黨同伐異。
　　卻說這貴州，向來有兩路人馬在明爭暗鬥，一路是以張百麟為首的革命黨，一路則是康有為、梁啟超一派的保皇黨人。武昌首義后，革命黨人大受鼓舞，紛紛在各地掀起造反熱潮，貴州的張百麟等人也發動新軍，在農曆九月十三日夜成功起義，攆跑了貴州巡撫沈大人，宣告獨立。
　　這幫貴州亂黨謀反，也和那些四川同行如出一轍，自己沒有實力，於是只得請會黨力量幫忙。因此在革命成功之後，就免不了要分一杯羹酬庸。故而獨立之後的貴州，各種秘密的社會組織成員，便紛紛以革命功臣自居，光明正大地出頭露面招搖過市，論股分紅。在一個月內，新開袍哥公口竟達九十餘處，甚至還有革命黨人公然提出讓政府撥稅款充袍哥活動經費的——請黑社會分子吃皇糧？如果說這還不是開玩笑，那天下就沒有玩笑可開了！革命黨人這些幼稚的舉措，使得那些原來的保皇分子，現在的制憲派，未來的進步黨人，更加的不滿意。
　　從名目上就看得出來，這幫大人先生們是不那麼喜歡這種激進的革命的，他們雖然也同樣不喜歡舊時代，但他們仍然希望這場必不可免的改朝換代，來得謙恭有禮些。
　　有皇帝的時候，他們希望皇帝自己覺悟，實行君主立憲和其他政治改革；實在沒有皇帝了呢，他們也希望有一個合乎傳統倫理道德，同時又能夠順應時代潮流的溫和政府來規範這個新時代。總之，他們所信奉的，是源自康有為，總大成於梁啟超的制憲主義，即便最後迫不得已地參與革命了，他們也仍然是溫和派，總想留下些罈罈罐罐，靠緩步漸進的方式來完成這個古老帝國的轉型——而不是孫大炮們所提倡的那種用暴力在短時間內就推倒一切天翻地覆的革命。
　

要改革還是要革命，這從來都是讓那些生活在大變革時代的人們操碎心思的話題，所以這個時代的制憲派與革命黨也未能免俗，很是吵了些架，大家彼此看對方都不順眼。
　　但這回革命黨的拳頭佔了上風，還順便捎帶著一幫在傳統上本該與國家政治絕緣的會黨分子擠進了政治圈子，這就讓制憲派的大人先生們很是生氣。
　　雖然革命黨也曾客客氣氣地請他們出來一同參與全省政治，為民造福，但他們就是不肯領情——在他們看來，革命黨和亂黨就沒有什麼區別，反正都是禍亂天下的罪魁。
　　於是，為了照著他們的理想去建設一個大同世界，同時也為了拯救在亂黨分子「禍害」下的廣大貴州人民，這幫溫和派終於也決定造反了——但他們是造革命黨的反。
　　可是這幫義憤填膺的制憲派大人先生們，也並不比革命黨能耐多少，他們也大多是些只會坐而論道的窮酸書生或土老財，並不具備動刀動槍造反的實力。於是，他們也只好到處找人助拳。
　　
　　正在這時，從與黔省相鄰的雲南傳來了獨立的消息，而且傳說中的雲南都督蔡鍔還是制憲派頭頭梁啟超的得意弟子呢。制憲派們終於高興了——這不正是最可靠又強有力的外援么？於是制憲黨人便派出同為梁啟超門下弟子，秀才出身，后又留日宏文學堂學師範的黨人戴戡，代表全體貴州人民（唉，那年頭誰都說自己就代表人民，可只有天知道他們到底能夠代表多少人民），前往雲南請命求援。
　　當時的人們，用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歷史典故來形容這次求援，叫做「申包胥哭秦庭」。這個典故出自春秋時代，當時吳國大軍攻破楚國都城，楚昭王出逃，楚國幾近亡國。楚國大夫申包胥遂自告奮勇入秦求援，在秦庭痛哭七日七夜，淚盡，繼之以血，最後秦王感動，允諾援助，楚國乃得以復國。
　　戴戡效申包胥哭秦庭入滇請命，果然說動了雲南方面。於是蔡鍔派出營長唐繼堯，統帥四個營的兵力進入黔境，對外卻詐稱是響應湖北黎元洪副總統號召，借道北伐，前往武昌援助革命軍。當時武昌革命軍與清軍戰事正酣，起義的貴州新軍大多已北上助戰，一部前往武昌，一部前往四川，境內空虛。貴州代都督趙德全和樞密院長張百麟等人，以滇、黔兩省同為反清同志，不虞有他，而且手頭無兵，也無力阻止。故滇軍遂得以兵不刃血，長驅直渡茅河口，逾打鐵關，直叩貴陽城下。
　　唐繼堯帥滇軍到達貴陽后，立即分兵佔領貴陽城外各要點，並趁夜包圍了黔軍在南廠的駐軍營地，天明即開炮攻擊，將留在貴陽看家的黔軍全部繳械，並悉數坑殺於螺絲山。貴州軍政府首腦人物如代都督趙德全、巡防軍統領黃復清等人都被殺害，樞密院長張百麟此時正率兵一營在貞豐巡視，也被響應滇軍的地方團練劉顯潛部擊敗，張百麟逃往廣西。其他黔軍在零星抵抗后，也紛紛被滇軍消滅或攆走。援川黔軍在魯平舟的率領下回據遵義，也被劉顯潛逼迫，只得退入四川，被同為革命黨的川軍第五師師長熊克武收編。
　　滇軍順利佔領貴州后，帥滇軍入黔的營長唐繼堯出任貴州都督，而立了大「功」的黔人戴戡則出任貴州巡按使。制憲派取代了革命黨，與滇軍合流，從而掌握了貴州地方政權。滇黔兩省，一時盡入蔡鍔之手。以昆明、貴陽為核心的西南地方勢力雄踞天南，這就是滇軍第一次侵黔之役的結果。
　　

然而貴州人民，尤其是革命黨人，對滇軍的入侵和野蠻屠殺是極其抵觸的，直呼其為「滇寇」。各地輿論也紛紛加以譴責，重慶刊布了《貴州各界泣告海內同胞書》，武昌出版了《黔人血淚》，北京發行了《貴州血腥錄》，連著名的老好人湖南都督譚延闓也忍無可忍，通電要求唐繼堯退出貴州，免為民國開一自相屠戮，彼此兼并的惡劣先例。這個時候袁世凱已經掌握了國家政權，也曾以中央名義出面調停，但毫無成果。
　　老袁對西南這種自立雄長的割據局面相當憂慮，遂在平息五都督反袁之役的同時，挾得勝之威，於1913年9月25日下令調蔡鍔入京，同時以貴州督軍唐繼堯繼任雲南都督，而以掌握貴州團練的劉顯世為貴州護軍使，又以龍建章為貴州巡按使，監督劉顯世。
　　劉顯世，系劉顯潛之弟，其父劉統之以興義團防起家，個人在政治上傾向於制憲派。此前在滇軍入黔時，他曾積極協助滇軍奪取貴陽，所以其所掌握的武力絲毫無損。在唐繼堯帥滇軍退回雲南后，手握團防武力的興義劉家就成了貴州最大的地方實力派。從此後，貴州就成為了興義幫的地盤，此後雖經歷了一系列人事變動，但繼任的貴州統治者，也均出自這一系統或其旁支。
　　1913年10月10日，蔡鍔離滇啟程入京。老袁對蔡既欣賞又猜忌，極力羈縻，給了一堆頭銜，而蔡也韜光養晦，雙方遂相安無事，蔡鍔在北京這一呆就是兩年。到1915年8月後，袁大公子克定和楊度等一幫傢伙力勸老袁稱帝，一時恢復帝制之說甚囂塵上——最有意思的是，很有一幫滿清的遺老遺少，比如說勞乃宣等人，對老袁這個恢復帝制活動極表支持。這幫自詡盡忠報國的笨蛋們，以己度人，滿以為老袁如此大費周章，是要把他們的宣統皇帝重新捧上位呢！就憑著這幫笨到家了的忠臣，大清朝就絕沒有不亡的道理。
　　到最後，楊度這幫急於想當佐命功臣的獃子們，竟然倒騰了一出眾將軍聯名支持帝制的鬧劇——據說當時整個北洋系少將以上的軍人全部簽了名，公然拒簽的只有一個，就是後來把宣統皇帝攆出紫禁城的馮玉祥。蔡鍔當時身在籠中，無可奈何，也只得簽名了事，但他內心深處，卻實在是反對袁世凱恢復帝制的。
　　1915年底，蔡鍔終於在恩師梁啟超的幫助下，尋機逃出北京，並於12月19日輾轉回到昆明——關於這次出逃，有許多優美浪漫的傳說流傳在世間，已經為世人耳熟能詳，此處就不再贅述了。蔡鍔回到雲南后，立即在23日，以唐繼堯、巡按使任可澄等人的名義致電北京，對袁下最後通牒，要求其立刻取消帝制，並誅禍首楊度等十三人，限於24日上午10時前答覆，否則雲南便將於次日宣布獨立。
　　按照老袁的計劃，他原本打算在1916年1月1日登基稱帝，並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此刻這通來自雲南的通電，無異於給他兜頭澆了一盆冷水。然而要他取消帝制，殺楊度等心腹人等，老袁也是不肯爽快答應的。他讓政事堂列舉唐繼堯此前歷次勸進的電文，很幽默地回了一電：「事隔三日，背馳萬里。本堂不信貴處有此極端反覆之電，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轉呈。」發揚鴕鳥精神，裝著什麼也沒看到。
　　而這也正是蔡鍔他們所希望的——如斯則雲南出師有名。

於是，1915年12月25日，唐繼堯、任可澄、蔡鍔、戴戡等人聯名發表通電，宣告雲南獨立，稱「天禍中國，元首謀逆」，非但不再承認袁世凱的大總統身份，而且宣布其為叛逆，出兵討伐，歷時達半年有餘的護國戰爭自此爆發。
　　說來這世界上還真是既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早些年這康有為、梁啟超的保皇黨人和孫中山、黃興的革命黨人，海外海內的你來我往口誅筆伐，每每打得不可開交，就是奮起老拳互毆弄得大家都鼻青臉腫的也有過那麼幾回，再加上辛亥革命之後又添了滇軍侵黔屠殺張百麟的革命黨，侵川打垮熊克武的革命軍這麼幾段過節，所以雙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彼此都不搭理。但這時代不總是在發展的么？眼前這康、梁拆了伙，孫、黃也分了家，再碰上老袁這冤大頭又非要帝制自為，雙方總算找到了共同的敵人，便又訕訕地走到一條道路上來了——先是孫大炮策動了失敗的二次革命，被老袁攆到日本后又繼續在國內策劃新的革命哪、暗殺哪什麼的，現在梁啟超也發表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的投名狀，於是，雙方終於可以握手言和了。通過蔡鍔的士官同學張孝準的聯絡，國民黨中的一批失意軍人便與雲南地方勢力拉上了關係，李烈鈞、熊克武、程潛等一批與雲南及周邊川、湘等省份有淵源的國民黨人便紛紛潛入雲南，開始和進步黨魁梁啟超的弟子蔡鍔共同策劃討袁大計。
　　
　　獨立后，滇軍隨即改稱護國軍，分兩路出師討袁。
　　蔡鍔出任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北進四川；李烈鈞出任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東征兩廣；唐繼堯則兼任護國軍第三軍總司令，作為總預備隊留守雲南。
　　蔡鍔的入川部隊，以羅佩金為總參謀長，分為三個梯團，兩路入川。第一梯團由梯團長劉雲峰率鄧泰中、楊蓁等部隊，出雲南會澤、昭通一路，攻四川敘府（今四川宜賓）；蔡鍔本人則親率第二梯團趙又新（士官六期）部、第三梯團顧品珍（士官六期）部，於1916年1月10日自昆明出發，經貴州畢節，攻敘永、瀘州。劉雲峰梯團入川后，首戰即攻克敘府，揭開了護國戰爭的戰幕。
　　這滇軍入川這一路，人數雖然不多，聲勢卻是不小，而且輕車熟路——因為這條路他們走的次數很是不少了。早在辛亥后不久，滇軍便以援助四川獨立為借口，在謝汝翼、李鴻祥的率領下首次入川，在富庶的自流井一帶消滅了一幫同情革命軍的會黨土匪，又順手抓了一把銀子才回來——為這個，四川革命黨很是耿耿於懷；隨後，在五都督反袁之役中，滇軍又響應袁世凱的號召，入川進攻佔據重慶的川軍第五師熊克武的反袁部隊，協助川軍王陵基等部打垮了革命黨在四川唯一的一支像樣的武裝，攆走了熊克武、但懋辛、楊滄白等辛亥元老，還有未來的劉伯承元帥。當時腿部受傷的劉帥，在流亡途中饑寒交加，曾做七律詩一首以志之，名曰《出益州》：
　　「微服孤行出益州，
　　今春病起強登樓。
　　海潮東去連天涌，
　　江水西來帶血流。
　　壯士未埋荒草骨，
　　書生猶剩少年頭。
　　手執青鋒衛共和，
　　獨戰饑寒又一秋。」
　　此外，熊克武手下還有條大魚沒有跑掉，只得乖乖地做了滇軍的俘虜，他的名字叫做楊森，在民國史上也算得一號大名鼎鼎的人物。
　　

回過頭再來看看四川方面的情況。前面說到胡景伊取代了尹昌衡而為四川都督，但這個不講義氣的傢伙也沒有在這個位置上呆多久——因為老袁終究還是不肯信任這些非北洋系的地頭蛇。
　　1914年12月，袁世凱便派當年替胡景伊走門路的老熟人，時任參謀次長的陳宦出任四川軍務會辦，率北洋軍第四混成旅伍祥楨部、第十三混成旅李炳之部、第十六混成旅馮玉祥部這三個混成旅，分從湖南、湖北、陝西三路入川。待陳宦到達重慶后，老袁便霸王硬上弓，立即任命他為成武將軍兼四川巡按使，並順手將欲哭無淚的胡景伊調進北京城掛了起來。
　　而川軍原有的五個師現在又是什麼情況呢？川軍第一師是原四川新軍十七鎮的老底子，第二師則是收編的「同志軍」，第三師是收編的舊巡防軍潰散部隊，第四師是劉存厚所率的雲南「援川」軍的部分遺留部隊，這四個師均是尹昌衡時代擴編的，從屬於尹昌衡—胡景伊系統。只有第五師是個另類，這是原重慶蜀軍政府的家底，政治上從屬於國民黨，但這個師已經在1913年的五都督反袁之役中被打垮了。在陳宦主持四川后，其餘四個師的舊川軍部隊也都或被分化或被瓦解，番號也作了調整，編為兩個師又兩個混成旅，此時在名義上均聽命於袁世凱。其中第一師周駿部駐重慶、瀘州，第二師劉存厚部駐永寧（今敘永）、成都，第一混成旅黃鵠舉部（后併入第一師）駐江津，第二混成旅鐘體道部駐順慶（今南充）。
　　老袁接到雲南獨立，護國軍入川的消息后，也於1916年1月5日發布動員令，派遣虎威將軍曹錕督師入川。入川北洋軍共計有曹錕的第三師吳佩孚旅，張敬堯的第七師全部，第八師王汝賢旅等部，再加上陳宦帶入四川的馮玉祥等三個混成旅和其他一些零散部隊，全軍共計四萬餘人，已大大超過了蔡鍔的護國軍第一軍。老袁部署停當，覺得相當滿意，已經在北京做再次接見蔡鍔的打算了。
　　這說起來倒是怨不得老袁大意，蔡鍔一軍雖然聲勢浩大，但其所帶的人馬確實少得可憐，對外號稱是一路軍，實際不過三千來人，僅僅一個加強團的規模。所攜的軍餉不足兩個月，彈藥也極其有限，在後來的作戰中，不到一個月就即告罄。
　　可蔡鍔敢於以這三千多人北伐，也還是有些底氣的。首先，雲南地勢偏僻險要，縱使進不能攻，退亦可守，即不能逐鹿中原，也大可以割據稱雄；其次，滇軍論數量雖然只有兩師一旅，加上警備隊共四十營的兵力，但其部隊素質，則遠勝於急速擴充后的北洋軍。其高級軍官大多是日本士官學校出身，而中下級軍官，也均是雲南講武堂畢業，學術優良，思想純正，又具有革命精神，絕非北洋系那些老朽不堪的大煙鬼可比的——其中還很有些牛人，比如說共和國開國元帥朱德朱老總（這裡順便說句閑話，葉劍英元帥也是雲南講武堂出身，不過入校時間較晚，1917年夏才入雲南講武堂第十二期，沒趕得上參加護國戰爭。葉帥畢業后留在本校當教官，到1924年才和王柏齡等人一塊被借調到廣東黃埔參加軍校籌建工作，隨即被任為教授部副主任，從此便走上了另一條道路。雲南對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深層影響，由此可見一斑），號稱民國軍事家之一的楊傑，還有一大批民國時代的名將如朱培德、范石生、金漢鼎……更甭說號稱「士官三傑」之一的蔡鍔本人了。再次，滇軍所用的軍械，也均是清末購自德國克虜伯廠的精良產品（唉，大清朝這個冤大頭），這些裝備在當時都是首屈一指的。

但最重要的，還是在於北洋系內部的分裂。此刻，老袁長期仰仗的兩員大將段祺瑞和馮國璋，均對老袁稱帝有所不滿，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都看不慣袁大公子——要讓老袁稱帝，袁大公子成了太子爺，他們哥倆還能去哪兒混？事實上，老段這時候已經在北京坐上了冷板凳，而坐鎮南京的馮國璋也明顯感到了老袁對他的冷落，到處發牢騷說老袁不拿他當自己人。所以在護國戰爭中，段、馮兩系的人馬都一概地磨洋工，甚至還公然地與南方的各路叛黨分子勾勾搭搭講起價錢來。
　　舊官僚出身的老袁，所擅長的也是舊時代的手腕，他歷來好以功名利祿驅策手下，然而這種手腕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旦功高不賞，這些人便怨尤立生，三心二意起來。段、馮二人的離心離德，正是這樣的明證——可以說，老袁的失敗，也正是這種舊式政治手腕的失敗。
　　此刻不要說段、馮，就是正在蔡鍔對面的北洋系軍隊，也正三心二意地各自打著算盤。
　　第四混成旅旅長伍祥楨是雲南人，與滇軍作戰的意志並不強烈，所以與滇軍一觸即退。這個「一觸即退」誇張到什麼地步呢？咱們用作戰時間來說明問題。第四混成旅面對的是劉雲峰的第一梯團，劉部自昆明出發，二十六日內即攻佔敘府——而昆明與敘府之間的路程，有大小二十四站，就是說光走路也要花上二十四天的時間。所以劉雲峰這一路實際上並無什麼戰鬥，直就是行行軍而已。
　　伍祥楨的第四混成旅，這還是陳宦自稱比較有把握的部隊。其他部隊就更糟糕，馮玉祥反對帝制，早就暗地裡和蔡鍔通上信了。他的第十六混成旅官兵在戰場上一概敷衍了事，朝天放槍不說，還把炮彈整箱地往山溝里倒。甚至在路上撿到的護國軍傷病員，也和自己人一體對待。川軍第二師師長劉存厚，原是蔡鍔的舊部，此時也趁機率一個旅起義響應護國軍。

說來這場仗打得也真是稀里糊塗，雙方將帥官佐間的關係錯綜複雜，交情頗深，怎麼看都不象是真能拚命的樣子。
　　北軍方面，當年陳宦入川時帶的幾個幕僚中，居然還有三位先生是蔡鍔介紹來的湖南老鄉，現在一個在當軍需科長，一個在當軍務科長，都是事關緊要的人物。
　　還有一位湖南人雷飆先生更絕，居然混到川軍第二師劉存厚的部隊里當上了旅長！老袁幾次要陳宦撤換軍政機關里的蔡系人馬，老陳就是不肯執行。結果最後劉存厚起義時，帶來的就是雷飆這個旅。
　　而護國軍方面呢，也好不了多少，蔡鍔的前敵司令韓鳳樓，也曾是陳宦的得意門生。雙方交情若此，陳宦和蔡鍔又怎麼能打得起來？
　　更重要的是，曹錕、張敬堯等手握重兵的袁氏心腹大將入川，也威脅到了陳宦自己的地位，因此陳宦對消滅蔡鍔的熱情並不高於攆走曹、張的熱情。
　　所以四川戰場上雖然滿眼的兵荒馬亂，但認真算來，其實也只有曹錕和張敬堯這兩個二百五是完全看不清形勢的——在北洋系中，曹素以老實聽話出名，張則以驕橫霸道著稱——成天吵吵嚷嚷地要真打，所以蔡鍔的主要對手，實際上只是這兩支部隊。可偏偏他們的部隊紀律都不大好，因而當地老百姓總是想方設法讓他們鑽套子，吃暗虧，所以幾乎不打勝仗。
　　比如說在納溪棉花坡一戰中，張敬堯難得地消息靈通了一回，居然偵知蔡鍔的總司令部在安福街，遂派旅長吳新田親率一個混成團自雙合場渡河，打算繞道偷襲。孰料參謀本部配發的地圖不準確，北軍遂強拉一老百姓帶路。

說到這裡，不得不批評一下參謀本部的地圖編輯工作。四川這地方丘陵山地密布，植被茂密，地形極其複雜，這就讓那些習慣於平原野戰的北方軍隊相當惱火，因此他們對地圖的依賴程度也格外的高。
　　可是該死的參謀本部偏偏自己編不出四川地圖，於是只好去買日本人的成品來配發部隊，這些日造地圖既極粗略，又不正確。早些時候馮玉祥的十六混成旅在綿陽以北的安縣剿匪時，就因為地圖不準確經常走錯路。吃了不少苦頭的馮旅長因而憤憤不平地猜測：「日本出版這種地圖，想是專為賣給中國的！」馮旅長想在當地找代用地圖，可他翻遍了全安縣城，也找不到一張。最後經人點撥，他才在一所聖公會裡，從一位英國牧師手裡借到了兩張中英文對照的地圖。
　　英國人的地圖，馮旅長不看則已，一看卻著實吃了一驚：縣城周圍的大鎮小鎮，鎮周圍的大村小村，村中的大路小路，地圖上都標註得極為詳盡。並且某村至某村有多少路，出產、河流等項，也詳加註明，一目了然。
　　於是馮旅長終於忍不住罵娘道：「英國朋友真替我們操了不少的心！原來四川毗鄰西藏，西藏又鄰近印度。英國獲得印度后，銳意戮力，在西藏、四川替我們操這樣的心，已非一日了……再說地圖，我們更該怪自己。國家設官分職，各有所司，參謀部幹什麼的？各省設陸軍測量局，幹什麼的？他們應當把各省各縣的地圖，五萬分之一的，十萬分之一的，二十萬分之一的，三十萬分之一的，早就測繪得詳詳細細，以備應用。但是他們只是吃飯拿錢，什麼也沒有做出來。而政府主其事者也不考績，也不過問，上面馬虎，下面也馬虎，馬虎對馬虎，敷衍鬼混，沒有底止！長此以往，我們全國版圖被人家侵吞完了，自己還在夢裡呢！」
　　這回張敬堯，就是吃了這批劣質日本地圖的虧。
　　由於其所部素稱殘暴，帶路老百姓對他們極其憎惡，便故意將其引入一條長約三華里的峽谷內，其他老百姓則將此情報飛報蔡鍔。護國軍乃得及時調整兵力，痛殲這股北軍，吳新田僅以身免。
　　就這樣，張敬堯一個近萬人的師，和護國軍打了二十天，減員將近一半，不由得叫苦連天。曹錕也是仗著有吳佩孚這員猛將，才得以勉強支撐。

對這一系列戰鬥，蔡鍔的評價是：「此三星期之劇戰，實吾國有槍炮后之第一戰也！」
　　對於戰場上的大多數人來說，這無疑是一場陌生的戰爭。
　　這些在大刀弓箭的迷信中成長起來的軍人們，不得不在血與火的真實衝撞中，對舊式的勇敢精神，戰略戰術，軍力評估，後勤補給，部隊管理，以及戰鬥開始前那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或是恐懼，重新加以定位和審視。
　　這些剛從舊時代走出來的前輩，足足用了三個星期的時間去認識這場陌生的戰爭。在三個星期後，他們才各自意識到，自己先前的那些戰略目標，都是有些問題的。
　　就北洋軍而言，起初認為護國軍兵力單薄，不堪一擊的他們，終於認識到自身士氣低落，不得民心，同時也不適應西南地區丘陵水系地帶作戰的劣勢；而護國軍也不得不承認自身補給不足，兵力有限的弱點，被迫滿足於眼前有限的勝利，再也無力再發動新的進攻。
　　唯兵力武器論失敗了，唯士氣民心論也失敗了——單憑更多的毛瑟槍保衛不了帝制，可傳說中的民主制度同樣也不能用口水淹死野心家。清醒過來的雙方都意識到，自己無法輕易吃掉對方，戰事乃陷入相持階段，兩軍遂沿敘府至瀘州一線僵持起來。
　　
　　然而正是在這段時間裡，天下局勢出現了巨變，勝負的天平開始向南方傾斜。
　　老袁不是一貫好以功名利祿誘人么？可是魚兒們現在也不那麼老實了，他們也大著膽子和老袁開玩笑：先把魚餌吃掉，再把魚鉤囫圇地吐出來，說不定還附送泡泡兩個。
　　1月27日，貴州護軍使劉顯世在騙到了老袁匯來的三十萬大洋的款項后，宣布獨立，隨即出師四川和湘西。
　　2月底，跟隨袁世凱三十年的第七混成旅旅長唐天喜，主動請纓南下平「叛」。結果貪財的唐旅長一進湖南就被革命黨趙恆惕用三十萬兩銀子收買，轉而偷襲北洋軍第六師馬繼增的部隊。北軍兵潰，馬繼增憤而自殺，最後這路軍隊的統帥換成齊燮元，他一上任就磨蹭起來——他是江西將軍李純的部下，而李純又是馮國璋的心腹愛將，馮不喊打，齊燮元怎麼可能積極嘛？
　　3月中旬，進步黨魁梁啟超在日本人的幫助下，自越南偷渡進入廣西，連他也因為日本人的高效率和早有準備而大吃了一驚——事實上，唯恐中國不亂的日本人，對這種事情一向是「非常積極」和「早有準備」的。在整個反袁活動中，日本人的幕後身影處處可見。
　　沒錯，這些鄰邦的「友人」們，的確是在支持中國人民反抗帝制，可他們所要顛覆的，難道僅僅只是老袁和他的「洪憲帝制」么？
　　政見之爭中流淌的鮮血，糊住了人們的眼睛，也讓這些暴怒的人兒失去了理智。但無論這場窩裡斗的勝利者是誰，也無論他的勝利有多麼輝煌，最終倒霉的，卻註定將是整個國家和民族。

在遠道而來的梁啟超的勸說下，廣西督軍陸榮廷也在騙取了老袁五千支步槍和一百萬大洋的軍餉后，大著膽子宣布獨立。他還順手大義滅親，把老袁派來借道廣西以迂迴雲南的一支軍隊繳了械——儘管帶兵的還是他的親家翁龍覲光和親女婿龍運乾。龍親家足足帶了一萬人的槍械彈藥，陸督軍因此大發了一筆洋財，心情很好，於是便對瑟瑟發抖的俘虜大度地說：「親戚還是親戚嘛！」。
　　此外，湖北的王占元，奉天的張作霖，也都野心勃勃，以或明或暗的手段攆走了老袁派去的地方長官張錫鑾和段芝貴。老袁為了安定後方，並把這兩部軍隊騙出去替他削平南方的叛黨，也只能咬著牙默認了。然而馬匪出身的張作霖也不傻，他很清楚老袁這隻不過是一時鞭長莫及的權宜之計，一旦他緩過手來，自己就該倒霉了。於是假稱願意出兵，也在騙取了老袁一批餉械后，便翻臉不認人，鼓動東北各界成立了保安會，這實質上也就是變相的獨立了。老袁無可奈何，只好咬著牙再補送他一頂「盛京將軍」的帽子。
　　3月19日，老袁又接到他的心腹，直隸巡按使兼將軍朱家寶的密報，稱坐鎮南京的馮國璋串通了江西將軍李純、浙江將軍朱瑞、山東將軍靳雲鵬、湖南將軍湯薌銘等人，正在到處拉人準備發一個要求他取消帝制，懲辦禍首的通電。連馮國璋這樣的北洋系核心人物都開始出手反他，老袁這下可是真的給嚇著了！
　　
　　他只得慌忙宣布取消帝制，但這時人民已經不肯原諒他了。在內外交困之下，他終於在1916年6月6日憂病而死，臨終前相當落魄。如果不是傻乎乎地恢復帝制，這個人本該在中國歷史上，享有與華盛頓一樣崇高的地位——然而他終究沒能抗拒住帝王寶座的誘惑。這也不奇怪，從那個帝王時代里走出來的舊人物，又有幾個能抗拒那樣的誘惑呢？
　　他死了，在舉國的歡呼聲中寂寞地死去了。在他身後，這個原本就不穩固的民國，頃刻間便四分五裂：川、滇、黔、桂、粵、晉、閩、湖、湘、江浙、東北、新疆各立雄長，蒙古、西藏也自樹旗號。財富之爭、南北之爭、權位之爭、政見之爭，充斥了整個國家。而這個國家名義上的看守者，北洋系自己呢？他們也分裂了，皖系、直系、外圍系開始了無休止的爭鬥，大總統、國務總理開始一茬茬走馬燈似地換人。
　　舊秩序徹底地崩潰了，而新秩序呢？卻還遙遙無期。就這樣，一個大割據的時代到來了。
　　對這個時代，我們應該充滿反思。
　　袁世凱的失敗，到底能不能算做是封建專制的失敗？這是一個問題。那個如火如荼的革命時代，以千百萬人的鮮血為代價，推翻了金鑾殿上的皇帝，但她有沒有打倒人們心中的皇帝呢？沒有。老袁企圖恢復帝制，他是失敗了，可那只是權術的失敗，而絕不是封建專制思想的失敗。在他之後，仍然有張勳的復辟，滿洲國的建立，封建帝王的陰影仍然籠罩在華夏世界的蒼穹之上。至於雖無帝號但派頭一如帝王的割據軍閥如唐繼堯之流，更是數不勝數。
　　看著這些例子，誰又能說封建專制的時代就已經結束了呢？

如果我們再看看那個時代的世界局勢，大概還可以得出一個更有意思的結論——當數萬里之外的薩拉熱窩響起刺殺的槍聲時，老袁的失敗命運便已經被註定了。
　　為什麼不是呢？
　　在那幾年裡，那個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日本，逐漸取代了大英帝國的地位，成為民國外交記錄上最為活躍的國家。正是這個急速崛起的國家，起先最積極地慫恿老袁恢復帝制，後來又最積極地反對老袁恢復帝制，用這種出爾反爾的欺詐手段，最終促成了老袁的垮台。
　　日本人一邊用二十一條為代價，贊成和慫恿老袁恢復帝制，一面又暗地裡支持梁啟超、孫中山們反對他。等到老袁把自己搞得騎虎難下了，他們便一手拿著胡蘿蔔，一手拿著更無理要求去逼老袁接受。如果老袁不肯接受，那也好辦，他們就去和叛亂分子談，總會有人肯接受的。他們就是這樣一步步地促成著中國的分裂。
　　說來日本人的此種謀划，由來已久，早從清末便已開始實施。只是由於和以英國為首的歐美列強因分贓不均，彼此羈絆，故而其效不彰——而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以謀求中國的最大利益，也一直是自李鴻章以來中國外交捭闔的出發點。
　　然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使得歐美列強無暇東顧，而且還不得不格外借重和拉攏日本，以對付德國在山東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勢力。日本也因此得以坐大，獨霸東亞，便悍然推行起其蓄謀已久的滅亡中國的種種計劃來。
　　
　　也就是說，從薩拉熱窩的槍聲響起的那一刻起，長期以來中國外交所賴以維繫的基礎崩潰了。接下來的幾年中，老袁和他的後繼者們在對日外交上的捉襟見肘，其實也正是薩拉熱窩刺殺事件的後遺症。
　　所以當我們談起這一段歷史時，絕不能僅僅局限於去譴責個別歷史人物因為在道德、理想上出現了偏差，從而將整個國家引上了歧途的錯誤。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天下大勢的滄桑變幻，對於個人乃至於國家民族的潛在影響，以及那些有幸或是不幸地生活在那個時代里的可憐蟲們，在這種劇烈的變革中的迷惘、惶恐與手足無措。
　　如果有那麼一天，當我們回過頭來再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這段歷史時，請收起我們的幸災樂禍和隔岸觀火心態吧，不要忘記了——那並不僅僅只是歐洲王室秩序崩潰的宣言書。要知道，在那遙遠地方響起的槍聲，也曾在我們祖輩所棲身的東方世界里，掀起過一場同樣浩蕩的波瀾。
　　
　　袁世凱去世后，段祺瑞在實質上接掌了北洋政府，南北軍隊開始全面停戰，等待善後和談。
　　這時候，護國首義的雲南，已儼然成為了天下第一雄藩。它不但在政治聲望，軍事威望上都壓倒了以北洋軍政系統為基幹的北京政府，其勢力也擴張到了西南的川、黔、湘、桂、粵等諸省，軍事政治力量空前強大。
　　在當時眾多的割據諸侯中，還沒有哪一家能夠與之相提並論的。
　　可以說，正是護國之役奠定了雲南在未來的十餘年中，常執西南諸侯之牛耳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