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追思：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連載)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2月28日 13:21 新浪讀書  

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四，要正確處理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的關係，保證國民經濟各部門能夠按比例地發展。「我們強調重點建設，並不是說可以孤立地發展重點，而不要全面安排」。重點建設過分突出，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結果會同有關方面脫節，而無法保證重點。「我們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說可以齊頭並進，而不要保證重點建設」。如果「天女散花」、到處鋪開、百廢俱興，就會影響國家的重點建設，就會造成財政上的困難和人力、物力的浪費。早在1950年8月，周恩來就提出國家建設工作要分清輕重緩急，有步驟地進行，「不可能百廢俱興，要先從


幾件基本工作入手」。同上書，第44頁。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相結合的思想已見端倪。在開始進行「一五」建設的1953年，周恩來一方面強調「我們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來發展重工業。這樣才能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另一方面要求預防孤立地發展重點的做法，「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不是說把一切力量都擺在重工業上，其他的都不搞了，農業不發展了，輕工業也不發展了。那是不行的，因為重工業還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廣大人民不僅需要重工業的生產資料，而且還需要一些輕工業的生產資料。因此，國家對工業（又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的投資比例要恰當」。《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59頁。1956年9月，黨的八大會議上，周恩來在總結「一五」建設的經驗教訓時，系統論述了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相結合的思想。他指出，「一五」建設的前三年，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採取了加速發展農業合作化的方針來促進農業的增產，並且相應地發展了輕工業的生產，這就使國民經濟的幾個主要部門在發展中避免了互相脫節的危險，但也曾經部分地犯過到處鋪開、百廢俱興或者過分突出重點建設的錯誤，造成了一定的浪費和損失，今後必須把重點和全面很好地結合起來。

　　如果處理不好政治與經濟建設的關係，人的精力放在政治運動方面，或者搞空頭政治不抓業務，那麼，經濟建設中心就沒有政治的保障而流於空談。如果處理不好財政和經濟建設的關係，不能開源節流，財政支出不能首先保證經濟建設的需要，那麼，經濟建設中心就沒有經濟保證。如果處理不好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關係，超前消費、甚至吃老本，那就是吃祖宗飯，造子孫孽；不顧國力、不顧人民生活搞高積累，那就會挫傷人民參加經濟建設的積極性。在經濟建設內部，如果處理不好重點建設和全面安排的關係，那就不能保證國民經濟按比例地發展，就不能保證提高宏觀經濟效益。在開始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五」時期，周恩來就探索了以上四個方面的關係，並進行深入的分析，這是難能可貴的。

　　「一五」時期一開始，周恩來就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使三年經濟恢復時期以恢復生產、恢復經濟為中心，及時地、順利地轉到以發展生產、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儘管兩個時期中心任務的側重點和具體內容有所不同，但其以經濟為基礎、以經濟為中心的本質要求則是一以貫之的。

　　「一五」時期，周恩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進一步深化和拓寬了經濟恢復時期對抓生產、抓經濟的重要性的認識。他不僅論述了何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且深入論述了為什麼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探討了怎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他的上述思想認識對正確指導「一五」計劃的經濟建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積極作用。從「一五」計劃到今天開始實行的「九五」計劃，轉眼間已是40多年了。40多年間，我國人民嘗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甜頭，也嘗到了以階級鬥爭為綱、以政治運動為中心的苦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周恩來在「一五」時期提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始終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使我國的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實踐證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不懈，毫不動搖，這才是實現中國的富強與騰飛的根本所在。

　　1954年10月，和阿·伊·米高揚在有關蘇聯援助中國的建設項目協定的文本上簽字。周恩來是舉世公認的大外交家。他光輝的外交思想、豐富的外交經驗、精湛的外交藝術、坦誠的外交風格，是國人的驕傲，為世人所頌揚。但是，周恩來首先是總理，其次才是外交部長；首先是總管家，其次才是外交家。周恩來的外交活動始終圍繞著國家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始終貫徹著為國家富強而奮鬥的根本目的。

經濟建設需要和平環境
打破封鎖禁運(1)
打破封鎖禁運(2)
由此及彼、一舉多得(1)
由此及彼、一舉多得(2)
「天涯處處有芳草」(1)
「天涯處處有芳草」(2)
「天涯處處有芳草」(3)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02月28日 13:23 新浪讀書  

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國家經濟建設需要和平環境。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說：「正像其他的亞洲國家一樣，我們迫切地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我國獨立自主的經濟。」《周恩來外交文選》第11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1955年5月23日，他同法國朋友戈登夫人談話時指出：「法國在兩次大戰中損失很大，死人很多，所以法國人民更懂得和平的可貴，就像中國要建設，需要和平環境一樣。」同上書，第143頁。他還反覆對日本朋友說：「中國需要一個和平環境來建設自己的國家，願意和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平相處。」同上書，第410頁。


周恩來認為只有在和平環境下才能容許我們把完整的工業體系建設起來，才能減少軍費，增加經濟建設費。

　　周恩來外交活動首要的目標就是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爭取持久的和平。

　　新中國成立還不到一年，美國就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飽嘗戰爭苦難，渴望在和平環境下進行經濟建設的中國人民被迫進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爭。周恩來通過外交活動揭露和抨擊美國的侵略政策，同時貫徹邊打邊建以爭取世界和平的方針。1950年10月24日，他說：「最近擬定了一九五一年的經濟計劃，總想減少軍費，增加經濟建設費和文教費」，「但敵人不讓我們這樣做。」敵人打進我們的大門來了，如果我們不抵抗，敵人將得寸進尺。另一方面，「經濟建設不能停止，重工業要有重點地恢復，水利、鐵道、紡織這幾方面的建設要不動搖地進行，並且要照顧到人民生活的改善」。《周恩來外交文選》第29、　33頁。經過艱苦的抗戰、談判和鬥爭，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簽字。

　　1953年底，周恩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團談話時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18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僅在當時是指導中國、印度、緬甸等亞洲國家關係的基礎，並且越來越成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最好方式。

　　1954年，周恩來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出席有中國、蘇聯、法國、英國、美國以及其他有關國家參加下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複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動使新中國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形象和風格展現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有力地挫敗了美國政府敵視中國的政策，贏得了西方社會輿論對中國和平友好政策的普遍同情。經過日內瓦會議，溝通了中國同法國、英國的聯繫，架設了中國與美國官員雙方接觸的橋樑。

　　1955年，周恩來不顧蔣台特務的破壞和自己的生命危險，率領中國代表團毅然出席了萬隆會議。萬隆會議是戰後第一次沒有西方殖民國家參加，由亞非國家自己舉行的國際會議。周恩來提出並堅決貫徹求同存異的方針，保證了萬隆會議的成功，為進一步開展中國和亞非各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創造了條件。

　　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的成功，展現了周恩來外交的魅力，展現了周恩來爭取和平的勇氣、智慧與忠誠。聯繫到1953年至1957年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在經濟建設上所取得的奠基性巨大成就，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爭取和平環境的作用，無論怎樣評價也不會失之過高。正如周恩來1956年11月10日所說：「直到日內瓦會議、萬隆會議以後，到去年年終和今年年初，才慢慢感到國際局勢是緩和下來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才設想今年、明年把國防工業步子放慢」，「重點加強冶金工業、機械工業和化學工業，把底子打好。」同上書，第236頁。

　　同樣，70年代初，周恩來同美國總統尼克松的高級會談，中美《聯合公報》的發表；周恩來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的高級會談，中日關係正常化的實現；這一切不僅為改變世界格局，保持世界力量的均衡，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作出了極大貢獻，而且也對此後中國經濟建設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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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恩來外交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是促進與發展中外經濟交流。

　　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就提出開展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歡迎各國與我建立通商關係。1949年4月17日，周恩來說：「我們願意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國家合作。」「經濟上，有買賣就做，國際貿易要開展，這是於雙方都有利的。」《周恩來選集》上卷，第322、　324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周恩來多次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歡迎外國與我通商的電報


。1948年3月31日，就英國政府願與解放區建立通商關係事，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電：建立通商關係，對雙方都有利。對通商的具體問題，如物資種類，通航路線，外交手續等可繼續進行試探。1948年9月25日，就同英國商談貿易事，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方方、喬冠華、錢之光電：贊成與英國進行商業來往，若對方確有通商誠意，可考慮約其進入華北解放區與華北政府直接商談。1949年6月2日，就對日貿易問題，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東北局電：「在雙方有利而平等的條件下，我們不需要拒絕對日直接貿易，而應歡迎日船日商到中國口岸來通商。」1949年8月10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劉少奇、王稼祥（二人時在蘇聯）電：「東歐各國，均與我們有通商要求」，望轉告「我們歡迎他們派代表來北平商談通商及其他一切有關事宜。」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768、　789、　829、　83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不僅從「你有這，他有那」的普遍性，分析了我國對外經濟交流的客觀必然性，而且從我國經濟、技術落後的特殊性，分析了我國發展對外經濟交流的緊迫性。

　　但是，美國政府在其扶植的蔣介石政權被中國人民推翻之後，就採取了對中國「門戶封鎖」的政策。美國操縱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禁運的項目達500餘種。

　　為打破美國的封鎖禁運，周恩來通過外交活動，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努力。

　　1950年1月、1952年8月、1953年3月，周恩來三次赴莫斯科，尋求蘇聯幫助。1950年1月10日，周恩來乘火車離北京，經過10天的長途旅行后抵達莫斯科。此後，他陪同毛澤東在莫斯科逗留了一個月，參加中蘇會談，不僅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而且就中蘇經濟技術交流交換了意見，簽署了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簽字儀式上，周恩來說，這些條約和協定，將使中國人民感到自己是不孤立的，將有助於中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1952年8月17日至9月22日，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在莫斯科向斯大林介紹了中國國內的經濟現狀及今後五年建設的方針，並在此基礎上闡明了中國希望蘇聯援助的內容。1953年3月8日，周恩來赴莫斯科主要是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弔唁斯大林逝世。但他兼顧了當時正在商談中的蘇聯援助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的有關問題。在周恩來三次莫斯科之行的基礎上，先後達成了蘇聯援建中國156項工程的協議。周恩來對156項工程，從項目的確定到來貨、安裝、生產都親自過問。這156項工程建成后奠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

　　除蘇聯、東歐國家之外，積極發展同民族獨立國家的經濟貿易往來，設法同西方國家建立經濟貿易關係。在周恩來指導下，1952年9、10月間，我國同錫蘭（現斯里蘭卡）簽訂了用大米換橡膠的長期貿易協定，使我國獲得了急需的橡膠。在周恩來具體過問下，1952年6月簽訂了第一個中日民間貿易協議，1953年9月第二次簽訂了中日貿易協議，1955年5月第三次簽訂中日民間貿易協定，開闢了中日貿易通道。在周恩來領導下，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實現了中國貿易代表團首次訪問英國。日內瓦會議前後，周恩來抓住時機，邀請和幫助一大批留在國外的愛國的專家學者，衝破美國的阻撓，輾轉回到祖國。後來，他們為我國建立科學研究基礎，突破核能、航天等技術，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另外，周恩來十分重視發揮香港自由港的作用，把香港作為對外經濟交流的基地。

　　香港在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以後，成了英國的租借地、國際性的自由港。1957年4月28日，周恩來說：「我們不是要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嗎？香港應該化為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為什麼香港可以成為經濟上對我們有用的港口？其一，「香港是自由港，原料來得容易，聯繫的範圍很廣，購置設備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場，技術人才容易訓練出來」。其二，香港與大陸相連，95％以上的人口是華人，「香港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還可以通過它了解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狀況，擴大與發展中外經濟交流。怎樣使香港成為我們對外經濟交流的基地？歸根到底是要掌握好政策，發揮香港企業家的作用。周恩來說：「我們不能把香港看成內地。對香港的政策同對內地是不一樣的，如果照抄，結果一定搞不好。」「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周恩來經濟文選》第352—354頁。在美國封鎖禁運期間，由於我們對香港採取了正確而又靈活的政策，使香港在擴大中外進出口貿易、發展中外經濟交流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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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60年代初，周恩來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及時地把對外貿易的重點和引進技術的對象轉移到西方國家。他在二屆人大四次會議上說，蘇聯撕毀合同，撤退專家以後，我們在設備器材方面不能再從蘇聯和東歐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進口了，而不能不轉到國際市場上，這就需要在外貿工作上展開一個新的局面。儘管美國繼續孤立和封鎖我國，但在周恩來負責下，我國從1962年到1966年同西方國家談判成交簽約的大小成套設備項目達20餘項，合同金額約3億美元，引進了一批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電子和精密機械等技術和設備。




　　70年代初，周恩來根據我國國際環境的變化和外交關係的發展，提出「外交發展了，外貿也要發展」。他取得毛澤東的同意，排除「四人幫」的干擾，批准了43億美元的引進方案，即從西方國家進口13套大化肥、4套大乙烯和1套1.7米軋機等重大成套設備。此外，他還批准從英國引進了斯貝飛機發動機製造技術，從美國引進了我國急需的兩個衛星地面接收站，飛機慣性導航設備等等。這些引進，不僅對當時我國的經濟發展和技術提高起了積極作用，而且對爾後我國對外開放條件下的大規模引進建立了基礎和提供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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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恩來國務之繁忙、兼職之多，是國人都知道的。

　　周恩來辦事之迅速、工作效率之高，也是出了名的。

　　周恩來沒有三頭六臂，不可能在同一時間不同地點干幾件不同的工作。然而，他善於「彈鋼琴」，一會兒經濟、一會兒外交、一會兒文教、一會兒軍事……忙而不亂，井然有序。


他還善於由此及彼、一舉多得。

　　在陪同外賓訪問中，他總是儘可能地兼顧經濟工作。

　　周恩來曾五上梅家塢，在那裡調查研究並指導當地合作社的農副業生產。周恩來逝世后，梅家塢人自發集資舉辦了周恩來總理紀念遙?雜澇都湍鈁饢磺琢倥└幣瞪??諞幌叩娜嗣竦暮米芾懟＞」苤芏骼椿蚴橋閫??尷Ｂ宸蛑饗??蚴橋閫?鞴??飼淄醯?蚴橋閫?啻錮?慰朔蛉說戎匾?獗齜夢什懦尚械模??芳椅餚擻澇恫荒芡?氖侵蘢芾硌?仕?塹納??肷?釙榭觶?匭乃?塹募頁Ｊ隆?/p>

　　周恩來曾三上大寨，在那裡調查、總結大寨的經驗，關心著農業學大寨中大寨自身的發展與成長。大寨人熟悉周恩來的聲音容貌，虎頭山留下了周恩來沉穩的腳印。這三次大寨之行，周恩來是分別陪同阿爾巴尼亞科列加副主席、越南范文同總理、墨西哥埃切維里亞總統來的。每次來大寨，把外賓安排好后，周恩來總要抽空跑幾家窯洞，訪幾戶社員。周恩來第一次上大寨，看見大寨山上沒有樹，田地不能旱澇保收，就對大寨的幹部說：「大寨山上要栽樹，控制水土流失，調節氣候」；「要興修水利，想法子把水引到山上澆田」。周恩來的囑託，對大寨乃至全國農業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周恩來曾三上三門峽，在那裡摸索、探尋著治理、開發黃河的具體途徑，現場解決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施工中的重大問題。他第三次上三門峽，是和陳毅副總理陪同尼泊爾國王馬亨德拉和王後來的。三門峽水利樞紐1960年9月開始蓄水，一年後，出現了嚴重的泥沙淤積問題。1961年10月8日，周恩來陪同外賓先視察了三門峽水工機械廠，接著又視察了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了解蓄水運用情況。

　　周恩來曾七上密雲水庫，親自勘選壩址，組織和安排搶工攔洪，現場解決工地用工和水庫移民問題。密雲水庫是在周恩來直接指揮下建成的。密雲水庫之水是北京的生命水，每一滴都凝聚著周恩來的心血。周恩來七上密雲水庫，其中有四次是陪同外賓來的。1959年9月7日上午，在去密雲水庫的火車上周恩來和阿富汗副首相納伊姆舉行會談。下午，他陪同納伊姆參觀密雲水庫。1959年10月25日，他陪同日本自由民主黨顧問松村謙三先生參觀密雲水庫，並在來回的火車上共進午餐和晚餐。1960年3月13日，他陪同尼泊爾王國首相柯伊拉臘參觀密雲水庫，並在密雲回北京的火車上和柯伊拉臘首相舉行第二次會談，就邊界問題交換意見。1960年8月30日，他陪同美國作家斯諾參觀密雲水庫，在去密雲的火車上和斯諾談中美關係。1959年9月7日的陪訪中，周恩來在工地上把參加施工的各民工支隊負責人找到一起商量：現在水庫能攔洪了，我們還要把農業搞上去，因此要撤一部人回去。他提出不受益縣的民工先回去，受益縣的民工后回去；河北的先回去，北京的后回去；密雲縣的民工最後回去。他還建議，準備留下的民工先回去休息10天，要撤走的民工再堅持一下，等休假的人回來再走。在周恩來周到的安排下，保證了農業和水庫工程兩方面的用工，兼顧了全局和局部兩方面的利益。在1960年8月30日的陪訪中，周恩來在現場再次強調做好水庫移民安置工作，對一部分移民的房子沒有蓋好提出了嚴肅批評，有力地推動了移民安置工作。

　　周恩來曾三上大慶，在那裡調查、總結大慶的經驗，探尋石油工業開發、建設和整個工業發展的道路。其中，第二次、第三次是分別陪同朝鮮和阿爾巴尼亞的客人去的。1963年6月19日，他陪同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崔庸健訪問大慶。周恩來與鑽井工人一一握手，詢問鑽井進尺多少、指標多少；詢問工人們生產、生活方面的情況。在大慶最大的油庫——西油庫，周恩來踏著扶梯，登上四米多高的裝油棧橋，觀看了值班工人做的罐車裝油表演。1966年5月3日，周恩來和李富春陪同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謝胡到大慶，在大慶停留了28個小時，先後在各種場合，與10萬餘大慶人相見。周恩來住在一間簡陋的「干打壘」式的辦公室里，吃的是高粱米芸豆飯、玉米渣子粥和大慶自產的蘿蔔、土豆、白菜加粉條做的大盆燴菜。在1202、1205鑽井隊，周恩來聽說這兩個隊力爭在當年分別打井5萬米，當即表示：如果每個隊打井上5萬米，國務院要鼓勵。在煉油廠，周恩來對他們實行崗位責任制和搞技術革新的情況很讚賞。在座談會上，周恩來不僅認真聽取了大慶全面工作彙報，而且詢問了家屬來礦的安置、農副業生產和計劃生育等問題。周恩來的臨別贈言是：「大慶是成功的，你們自己可不要忘了一分為二呀！」

　　周恩來十分重視鐵路交通建設，多次到交通運輸現場調查研究、總結經驗、解決疑難問題。1971年6月5日，他陪同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總書記參觀南京長江大橋，在現場嚴肅批評否定一切、盲目排外的「左」的做法，系統總結了我國大橋建設的經驗。他說，武漢大橋所用的管柱鑽孔法，是蘇聯專家西林設計的，蘇聯沒有採用，我們在武漢採用了，南京也用了，而且有發展。他認為，對我國的大橋建設西林是有功勞的，武漢大橋給管柱鑽孔法立了一個碑，南京大橋可以掛西林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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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十分關心老根據地的經濟建設。1973年6月9日，身患絕症的周恩來陪同越南黨政代表團訪問延安。他利用這個機會，實地調查延安地區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的生產、生活情況。當他得知延安的許多地方老百姓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時，心情十分沉重。他向延安的領導幹部提出了五年糧食翻一番的要求，並為此舉杯敬酒，而此時他因病已根本不能喝酒。回北京后，周恩來還親自主持成立了首都支援延安辦公室。




　　周恩來陪同外賓去過許多農村，除了梅家塢、大寨，還去過湖北武昌縣五里界區山河鄉、天津武清縣楊村鎮、廣州黃埔人民公社……

　　周恩來陪同外賓去過許多工廠，除了大慶，還去過杭州都錦生絲織廠、北京第二棉紡織廠、北京鋼廠、武漢鋼鐵聯合企業、廣州上游鋼鐵廠、哈爾濱電機廠、北京電子管廠、上海江南造船廠……

　　周恩來還陪同外賓參觀過廣州中國出口商品陳列館、上海工業展覽會……

　　以上所舉一次次的陪訪，無疑都是重大的外事活動。但是，周恩來利用陪訪做了許多重要的經濟工作。周恩來不僅善於通過陪訪將外事工作與經濟工作結合起來，而且善於通過外賓的參與使陪訪中的經濟工作獨具特色，有時起到了專門做經濟工作所不能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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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起，到1975年9月，周恩來接待來華的外國客人，包括民間人士，達2890多次。參見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第314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周恩來把來華的外國客人看作「送上門來的老師」，向他們求教、「取經」，為國家建設服務。

　　周恩來每次出國訪問，更是密切聯繫國內建設的實際，留心出訪國的長處，並設法「引


進」。他認為一切國家、一切民族，都有長處，也有短處，有優點，也有缺點。敢於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就是最有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現，這樣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夠自強的民族。

　　1956年11月17日至1957年2月12日，周恩來在賀龍陪同下先後訪問越南、柬埔寨、印度、緬甸、巴基斯坦、蘇聯、波蘭、匈牙利、阿富汗、尼泊爾、錫蘭等亞歐十一國，實現了尋求友誼、尋求和平、尋求知識的願望，是新中國外交史上一次重大的外交活動。尋求知識，擺在第一位的就是尋求經濟建設的知識。訪問中，周恩來有針對性地參觀了許多工廠、建設工程和科學研究機構。

　　印度、巴基斯坦等國是唐玄奘取經去過的地方。1956年12月9日，周恩來在印度西孟加拉邦政府大廈花園裡接見旅居加爾各答和附近各邦的華僑代表150多人，號召華僑「人人學玄奘」。1956年12月24日，周恩來在西巴基斯坦政府的歡迎宴會上說，我們兩國早在第五世紀就開始了文化和經濟交流。中國高僧為了尋求知識，曾經先後來到這個地區，其中最著名的是法顯和玄奘。他們從你們這裡學習了許多東西，豐富了當時的中國文化。

　　為了建立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實現國家工業化，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建設是以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為重心的。為尋求工業建設的知識，1956年11月29日至12月10日，周恩來在印度先後參觀了印度國立物理實驗所、印度中央水利和動力研究所、浦那附近的青霉素工廠、斯普林紡織廠、印度國家科學研究所、馬德拉斯附近的印度國營火車車廂工廠、奇塔蘭詹的機車製造廠、辛德利的化學肥料工廠等等。1956年12月20日至30日，周恩來在巴基斯坦先後參觀了卡拉奇郊外七英里的信德工業區、海德拉巴的水泥廠和剃刀片工廠、拉合爾的巴塔拉機器製造廠、達卡附近的阿達姆黃麻工廠、達勒斯瓦里棉紡廠等等。1957年1月11日至16日，周恩來在波蘭先後參觀了波蘭最大的帕伐瓦格車廂製造廠、華沙的澤蘭汽車工廠、諾瓦胡塔列寧冶金聯合企業、華沙保衛者紡織廠、密茨凱維奇紡織廠等等。

　　第一個五年計劃後期，我國正在籌劃對黃河、長江這兩條母親河的治理與開發。1955年7月30日，一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決議，批准國務院所提出的關於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計劃在陝縣三門峽地方修建一個最大和最重要的防洪、發電、灌溉的綜合性工程。1956年7月三門峽工程局移駐三門峽工地。1956年6月，毛澤東三次暢遊長江之後，寫下了《水調歌頭·游泳》，描繪出「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的壯麗宏圖。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西南亞國家同中國一樣有著悠久的治水歷史，有一些很成功的水利工程，有不少可以借鑒的水利建設經驗。

　　在經濟建設中，周恩來特別重視水利建設。1956年底到1957年初，周恩來訪問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時，特別留心當地的水利建設。

　　1956年12月23日上午，周恩來從卡拉奇乘專車到達以古堡著稱的海德拉巴城，參觀了吳拉姆·穆罕默德水壩。他題詞寫道：「水利是我們兩國具有共同性的問題。我們很高興地參觀海德拉巴的吳拉姆·穆罕默德水壩，從這裡的工程中我們能夠學到對我們也是有益的東西。」巴基斯坦古城白沙瓦，早在第六世紀，中國學者們就懷著欽佩和尊敬的心情著文介紹過這裡的情況。12月24日至26日，周恩來在這裡逗留了40多小時，參觀了白沙瓦西北19英里的喀布爾河上的瓦薩克水壩工地。

　　1956年12月31日上午，周恩來在尼赫魯總理陪同下參觀了印度著名的巴克拉—南加爾水閘工程。此前，12月2日、7日，他曾分別參觀過印度中央水利和動力研究所、邁頓水壩。這次，他對印度最重要的水力發電和灌溉工程南加爾水閘給予很高的評價，對記者們說：南加爾工程「使我們受益很多」。這年除夕，周恩來是在參觀了南加爾水閘工程后返回德里途中的專車裡同尼赫魯總理一起度過的。周恩來讚賞印度室外河道模型具有室內模型所不能比的優點，回國后還要求水利部學習印度的經驗，在室外做河道模型。

　　1957年1月21日，周恩來參觀了離喀布爾約80公里的蘇羅比水電站。這是一個西德人幫助建設的水電站，周恩來詢問西德工程師如何解決該水電站的泥沙淤積問題。1月23日上午，他乘飛機離開喀布爾前往阿富汗南部的重要城市坎大哈訪問，下午參觀了坎大哈附近的赫爾曼德河水利工程。周恩來對蘇羅比水電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70年12月3日，他接見阿富汗新任駐華大使西迪基，又詢問該水電站是否解決了泥沙淤積問題。西迪基大使回答：「已解決了，辦法是定期挖泥沙。」他當場指示陪見人員，要中國駐阿富汗使館人員去該水電站參觀一下，研究該水電站的泥沙問題是如何解決的，向國內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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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周恩來在陳毅陪同下訪問埃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阿爾巴尼亞、突尼西亞、迦納、馬里、幾內亞、蘇丹、衣索比亞、索馬利亞、緬甸、巴基斯坦、錫蘭等亞非歐十四國，行程十萬八千里，是新中國外交史上又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外交活動。訪問中，周恩來經常用「天涯處處有芳草」的詩句，教育中國代表團人員應該向這些亞非歐國家學習一切有益的東西。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這裡僅舉數例，以饗讀者。




　　例一：參觀阿斯旺高壩

　　尼羅河與黃河同以人類古代文明的發源地而聞名於世，又同以多泥沙河流而著稱。

　　新中國成立后，為綜合治理、開發黃河，修建了宏大的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但由於對黃河的規律摸得不透，未能處理好泥沙淤積問題。該工程自1960年9月開始蓄水，經過一年半的時間，到1962年2月，就淤了15億噸泥沙；不僅三門峽到潼關的峽谷里淤了，而且在潼關以上，渭河和北洛河的入黃河口處，也淤了「攔門沙」。周恩來領導三門峽工程的改建，十分重視借鑒國外治水工程泥沙處理的經驗。

　　1963年12月14日至21日，周恩來訪問埃及，其間，專程去阿斯旺市，參觀尼羅河上正在修建的阿斯旺高水壩工程。他非常重視這一具有灌溉、發電、防洪和航運等多種效益的大型水利工程，詳細詢問了泥沙淤積情況及處理辦法。他還邀請埃及高壩部長到中國參觀、交流經驗，建議中國派代表團到阿斯旺考察。後來，埃及高壩部長應邀率代表團訪華，參觀了新安江水電站，交流了治理黃河經驗。中國也幾次派代表團去埃及阿斯旺參觀。

　　例二：參觀煉油廠

　　1963年12月27日至31日，周恩來訪問了地處北非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摩洛哥王國。

　　一天，在王國首相陪同下，周恩來和陳毅參觀了一座由義大利幫助興建的煉油廠。周恩來非常重視國內石油工業建設。1962年6月21日、1963年6月19日，他曾兩次視察大慶油田。他希望這次參觀，能發現一些對我國石油工業建設有益的東西，以便借鑒。因此，他興緻很高，詢問得很詳細。他給這個廠的題詞中寫道：「這是一個很好的現代化的煉油廠，建設得很快，管理得很好，並且鍛鍊出不少技術人員，值得我們學習。」他很讚賞這座煉油廠的現代化設備和現代管理。

　　返回住所后，周恩來對身邊工作人員說，蘇聯幫我們在蘭州建了一座與此廠生產能力相等的煉油廠，職工多達6000人，而這個廠包括技訓班在內，總共才300人。相比之下，我們的人力浪費何等驚人！他叮囑道：記住，回國后一定要石油部派技術專家來看看這座煉油廠。

　　回國后，周恩來很快指示石油部派了一位總工程師來摩洛哥考察。據這位總工程師說，這個廠不但人員節省，而且由於管道布局合理，佔地面積也節省很多。他在那裡取得了很重要的煉油廠建設的經驗。

　　1966年5月3日，周恩來第三次視察大慶。他在大慶煉油廠詢問了每個車間多少人，全廠多少人，設備儀錶是哪裡製造的等等。在了解技術和管理情況時，他再次提到摩洛哥的那家煉油廠。他說：「我們的煉油技術也有進步，這個煉油廠的人員在國內比不算多，但比國外就多了，我在非洲看過的煉油廠，他們的人很少，當然那也是別國搞的。」在看到本國煉油廠的技術與管理進步的同時，周恩來沒有忽視與國外先進水平的差距，實際上是再次強調了學習國外先進的技術、管理的必要性。

　　例三：引進柑橘優良品種

　　周恩來訪問摩洛哥時，還作出了引進摩洛哥柑橘優良品種的決定。

　　一次，周恩來同陪訪人員與中國駐摩洛哥大使館工作人員共進晚餐后吃水果，大家盛讚摩洛哥蜜柑個大、皮薄、汁多、香甜可口。周恩來則深有所思地說：全世界柑橘的老祖宗在中國，可是近幾十年我們的柑橘退化了，原因是缺少科學技術人員對改良品種進行專門研究，而西方國家則有科技專家來研究，不斷培育出優良品種。這時，中國駐摩洛哥大使楊琪良對周恩來說：「據摩洛哥朋友說，世界上有兩位最著名的柑橘專家，其中一位是法籍教授，就在摩洛哥植物研究所工作。此人對我國很友好，使館和他有交往，能否考慮請他去中國講學。」周恩來說，我們先從國內派幾位專家來看看，有些人不親眼看看是不會相信的，然後再邀請這位專家去中國講學。可能的話，你們先搞些優良品種的樹苗運回國內。

　　周恩來回國后不久，就派了廣州和西雙版納兩個植物研究所的專家到摩考察，並在法籍專家的協助下，挑選了已嫁接好的30來種優良品種的樹苗300株，於1965年初空運到廣州。後來，這位法籍柑橘專家也應邀訪問了中國，作了幾次有價值的學術報告。

　　例四：引種油橄欖樹

　　民以食為天。「食」，不僅要食糧，而且要食油。中國農業沒有過關，不僅全國人民的吃糧是一個大問題，吃油也是一個大問題。60年代初期的經濟困難中，解決全國人民的吃糧、吃油問題，是周恩來工作日程上的一項重要內容。

　　1964年元旦，周恩來是在阿爾巴尼亞度過的。訪問中，汽車幾小時幾小時地穿行在油橄欖林綠陰掩蔽的大道上，那四季常綠、青翠欲滴的橄欖枝給了周恩來深刻印象。他了解到，由於盛產橄欖油，西班牙、義大利和希臘的居民，每人每年平均食用橄欖油分別高達10至20公斤；當地的油橄欖出油率很高，對解決人民食用油很有好處。他想，我國許多省份山地多，山區種植油橄欖樹，發展木本油料，既可以不減少糧食耕種面積，又可以增加人民的食用油。於是，周恩來表示要引種油橄欖樹。阿爾巴尼亞方面當即贈送給我國1萬株油橄欖樹苗，並派專家專程護送到我國，進行技術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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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結束其他國家的訪問，回國到達昆明時，得知昆明海口林場正準備栽種油橄欖樹，第二天便不辭疲勞趕到海口林場栽下了第一株油橄欖。他指示大家一定要像撫養小孩一樣細心照管，使油橄欖在我國過好成活、生長、開花結實、豐產豐收、傳種接代五道關。

　　周恩來要求有關部門，就油橄欖樹在我國的生長情況，每過半年向他專門彙報一次。1974年底的棉油糖煙麻會議上，周恩來再次強調，南方山區多，木本油料不與糧食爭地，可以


多發展，並詢問了油橄欖樹的試種和發展情況。直到病危，他還向雲南省問起油橄欖樹。

　　如今我國已有油橄欖500多萬株?烷祥?使?瓴?懇汛?0多萬斤。周恩來種下的那第一株油橄欖，後來連年結果，至今枝繁葉茂。

　　由於當時的國際形勢及冷戰氛圍，周恩來任總理期間未能實現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訪問，未能身臨其境參觀西方發達國家的工廠、企業，考察他們的經濟、技術發展狀況。但是，作為補缺，他十分重視向西方國家來華的客人們求教；同時，他要求我國駐西方國家的使節們要儘可能多地參觀人家的工業設施，了解人家技術的特長，介紹給國內。他說，駐西方國家大使館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抓好科技調研」，「知道我們有什麼不夠的地方，才可以決定我們要向國外學習什麼」。「文革」期間，他多次抨擊閉關自守的「左」的做法。1973年，他批評科學代表團出國回來「不敢談人家的長處，也不敢談我們的短處，這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他說：「出國參觀、考察，就是為了學習人家的長處。」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看到他國的長處，光是羨慕人家是沒有用處的。應該去學習、拿過來，使其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周恩來對印度室外河道模型、阿富汗蘇羅比水電站、埃及阿斯旺高壩、摩洛哥煉油廠、摩洛哥柑橘、地中海沿岸國家的油橄欖樹的優點、長處，都是採取「拿來主義」的態度。

　　還必須指出，在取人之長的同時，對人家的缺點、短處也要引以為戒。周恩來在這一方面同樣是出色的。十一國與十四國之行，他對一些國家樹砍得過多、森林覆蓋率低十分注意。1964年6月21日，他會見外賓時說，文化越古，不知保護，樹木越少，我去過的地方，如從尼羅河經過中東、中亞細亞到中國這片都如此。他認為沙漠化是由不合理的開發利用破壞了森林植被造成的。周恩來號召中國林業要把重點放在育林，「植樹造林是百年大計，總得堅持到二十一世紀」《周恩來選集》下卷，第447頁。。

　　今天，在對外開放的大潮中，我們只有既敢於和善於取人之長，又敢於和善於避人之短，才能在經濟、技術方面後來居上。周恩來寓經濟於外交中的做法在今天更應進一步發揚光大。

　　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失敗后，林則徐、魏源等有識之士首倡「師夷長技以制夷」，提出了在中國創辦近代工業的主張。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領袖洪秀全、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主張仿效西方國家建立和發展近代企業。變法維新運動的領導者康有為把建立和發展大機器工業看作是富國強兵的首要措施主張把中國「定為工國」；梁啟超說機器為富國第一義，主張「以工立國」。

「一化三改」目標
「一化」與「三改」並舉
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1)
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2)
逐步實現三大改造(1)
逐步實現三大改造(2)
主體和兩翼同時並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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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化」即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三改」即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一化三改」的目標是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人沿著近代中國所有志士仁人救國救民道路的探索，批判地繼承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等先賢們富國強民、振興中華的思想遺產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失敗后，林則徐、魏源等有識之士首倡「師夷長技以制夷」，提出了在中國創辦近代工業的主張。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領袖洪秀全、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主張仿效西方國家建立和發展近代企業。變法維新運動的領導者康有為把建立和發展大機器工業看作是富國強兵的首要措施，主張把中國「定為工國」；梁啟超說機器為富國第一義，主張「以工立國」。民族實業家張謇認為富民強國之本實在於工，提出棉鐵主義，主張以棉紡工業和鋼鐵工業為中心，來帶動其他經濟部門的發展，內而建立獨立的民族工業體系，外而抵制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以達到民富國強。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主張振興實業，「廢手工采機器」。他撰寫了宏大的《實業計劃》，提出在中國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個世界水平的大海港（北方大港、東方大港、南方大港）；修建十萬英里的鐵路，以五大鐵路系統把全國沿海、內地、邊疆聯接起來；修建遍布全國的公路網，開鑿、整修運河和其他內河水道；實現農業機械化，並且大規模移民開墾邊疆；全面開採煤、鐵、石油、有色金屬等礦藏；建設各種輕重工業等等。孫中山還提出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主張，並把其作為振興實業的社會前提。實際上，孫中山是系統論述了實行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問題。

　　總之，實現中國的工業化是近代中國所有仁人志士共同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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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但是，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下，在腐敗的清政府、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下，仁人志士的工業化理想不能實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才為開始中國工業化的建設開闢了一條無限廣闊的康庄大道。

　　新中國成立前夜，周恩來主持起草的《共同綱領》就規定了工業化的目標。1950年8月，周恩來在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上說：「去年，人民政協通過的《共同綱領》規


定了建設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要把中國由一個農業國變為工業國，這也就是規定了中國科學家的奮鬥目標。這個方向和目標是很清楚的，這正是近百年來中國科學家所尋求的。」《周恩來經濟文選》第43頁。三年後，周恩來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起，我國便進入一個過渡時期。過渡時期的中心內容，就是實行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上書，第152頁。但是，方向和目標確定之後，道路要一步一步地去走。建國后首先必須醫治好戰爭的創傷，恢復被破壞了的工業和農業。第一步的具體目標是要爭取實現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在生產關係上是要廢除封建剝削制度，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在工礦碼頭實行民主改革。

　　1952年8月，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及今後五年建設方針的報告提綱》指出，三年來，全國土地改革已經基本完成，經濟恢復工作已經勝利完成，財政經濟根本好轉的目標已經達到。報告提綱確定1953年起開始進行「一五」計劃的經濟建設，為國家工業化打下基礎，並向社會主義前途邁進；提出對私人工業將通過國家資本主義控制在國家手中，對個體農業將大力發展互助合作組織並穩步地引導農民走向集體化。報告提綱不僅初步明確了向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前進的目標，而且分析了向這一目標前進的國際國內的客觀條件。應該指出，報告提綱起草之前，毛澤東已考慮向社會主義過渡和開始進行「一五」計劃的建設問題，報告提綱也體現了毛澤東的設想。1953年9月，周恩來在政協一屆全國委員會第49次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系統論述了「一化三改」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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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一化三改」的整體目標中，工業化是發展生產力的目標；三改造是變革生產關係的目標。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不可分割。也可以說，「一化三改」的整體目標包含著工業化和社會主義兩個相互聯繫的目標。正如1954年9月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所指出的，「我們的國家正在向著工業化的目標前進，正在向著社會主義的目標前進。」《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35頁。




　　工業化從動態的角度看，就是機器大工業在國民經濟中佔主導地位的過程。即用現代科學技術裝備工業，並用它去裝備國防、裝備農業和國民經濟其他部門，使國家由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的過程。

　　工業化從具體的目標看，「就是要使自己有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

　　「一五」建設一開始，周恩來就在醞釀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問題。他反覆強調對任何國家都不要有依賴心理。1953年9月11日，他說：「比如由蘇聯搞重工業、國防工業，我們搞輕工業，這樣行不行呢？我看不行。我國是一個近六億人口的大國，地下資源很豐富，如果不努力建設自己的工業，特別是建設重工業，那就不能立足於世界。」《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52頁。他認為，如果那樣分工，就等於讓蘇聯背上一個比它更重的包袱。我國人口比蘇聯多兩倍，蘇聯怎麼能擔負得起呢！1956年黨的八大會議和八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系統闡明了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思想：在我國建立一個獨立的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主要是說，自己能夠生產足夠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夠獨立地製造機器，不僅能夠製造一般的機器，還要能夠製造重型機器和精密機器，能夠製造新式的保衛自己的武器，像國防方面的原子彈、導彈、遠程飛機；還要有相應的化學工業、動力工業、運輸業、輕工業、農業等等。這樣的工業體系能夠基本上滿足我國擴大再生產和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的需要；能夠生產各種消費品，適當地滿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需要。

　　周恩來認為，我們這樣的大國，有可能也有必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太小的國家，原料很缺，不可能不靠旁的國家。而我們這樣的大國不建立自己的獨立的工業體系，一旦風吹草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支援我們完全解決問題。

　　周恩來曾多次向斯大林和蘇聯政府其他領導人說明，中國必須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他不同意蘇聯政府「讓我們少搞一點機械」的想法。「蘇聯同志不了解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不搞一套完整的工業體系是不成的。」《周恩來外交文選》第173頁。毛澤東非常讚賞周恩來關於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的主張。在1959年擴大的軍委會議上，毛澤東把「二五」計劃批給林彪看，並說，周總理是主張搞獨立的工業體系的，你們看看，沒有工業現代化，哪有國防現代化，你們要認真看看。1956年黨的八大會議上，周恩來關於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思想，為大會所採納。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指出：「我們應當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建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劉少奇選集》下卷，第224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周恩來認為八大提出建設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系的要求，「把過去的為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奮鬥的提法具體化了。」《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32頁。

　　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應該怎樣去走？對此，周恩來同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一起「上下求索」，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思想觀點。

　　第一，必須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周恩來說：「沒有動力工業、鋼鐵工業、機器工業和化學工業等重工業，國家的經濟就不能完全獨立，就談不到國家工業化」。《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58頁。

　　只有重工業為農業提供大量農業機械、電力設備、化肥、農藥等，才能促進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才能使農業現代化、機械化」。

　　只有重工業為輕工業提供先進技術裝備和大量工業原料，才能促進輕工業的技術改造和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並使輕工業相對地減少對農業原料的依賴，生產更多的日用工業品。

　　只有重工業為交通運輸業、建築業等部門提供現代化的技術裝備，促進它們的技術改造，才能保證它們的發展。

　　對於國防，「國防工業是要在重工業的基礎上發展的。我們現在還不能製造坦克、飛機、汽車、拖拉機和高級的炮」。我們要「加速發展重工業以加強國防」。同上書，第142頁。

　　對於人民生活，周恩來說：「歸根結底，也只有依靠重工業，才能保證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斷提高」。同上書，第178頁。

　　第二，必須處理好工業內部的各種比例關係。在工業布局上必須處理好近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在企業規模上必須處理好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之間的關係；在發揮工業企業的生產潛力上必須處理好新建、改建企業和原有企業之間的關係。

　　對於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建設，周恩來認為，我國內地工業相對落後，沿海工業相對發達，必須在內地有計劃地建設新的工業基地。但是，沿海地區原有的工業基礎，是我國工業化的出發點，我們必須充分利用並且加強沿海地區的工業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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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建設，周恩來認為，多建大型企業、少建中小型企業的主張，與多建中小型企業、少建大型企業的主張，都有片面性，必須把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建設結合起來。「我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已經開工和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將要開工建設的許多規模巨大的工業企業，是組成我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骨幹。但是在建設大型企業的同時，還必須建設許多中、小型企業，以便在較短的時間內，能夠增產更多的工業品，滿足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周恩來經濟文選》第298頁。




　　對於新建、改建企業和原有企業的關係，周恩來認為，新建、改建企業「對發展工業生產有重要的意義」，但有了新建和改建的企業還必須注意原有企業的生產，「許多新建和改建的企業還需要依靠原有企業的協作和支援」。同上書，第301頁。我們必須充分利用原有的工業基地和工業企業，發揮它們的潛在力量，增加生產品的產量和品種，使它們在國家建設中發揮重大的作用，為國家建設積累資金，培養人才和供應設備，並且供應人民的需要。

　　第三，必須從我國的國情出發，正確處理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係。為了實現國家工業化，必須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但是，決不能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片面發展重工業，而忽視農業和輕工業。1953年9月，周恩來在闡述「一五」計劃的基本任務時，多次指出：發展輕工業，有利於國家積累資金，有利於滿足人民需要。「如果我們只看到重工業而不看到輕工業，那就會犯錯誤」。同上書，第142頁。農業發展的速度要與工業發展相適應，「地方黨委，特別是省以下的黨委，除去一些城市搞工業外，主要的力量都應該放在農業方面」。同上書，第165頁。但是，「一五」建設的前三年，由於受蘇聯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由於急於實現國家工業化、急於把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在優先發展重工業時，對農業、輕工業的重視和安排不夠。1956年2月，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4月，毛澤東綜論十大關係，鑒於蘇聯片面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教訓，指出：「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此後，周恩來進一步指出：「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建設，是不能夠也不應該孤立地進行的，它必須有各個方面的配合，特別是農業的配合。」③《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26頁。輕視農業和輕工業就會帶來不好的後果，就會發生經濟發展上的嚴重不平衡。周恩來還認為，處理好農、輕、重之間的關係不僅十分重要，而且十分艱巨，「必須經過多次反覆摸索，才能使這三者的比例安排得比較恰當。一個時候恰當了，過一個時候還要修改」同上書，第231頁。。

　　第四，必須正確處理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的關係。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依靠內部積累，依靠本國資源，但不放棄爭取外援。同時需要同世界各國發展經濟、技術、文化交流，關門建設是錯誤的。「即使我們在將來建成了社會主義工業國之後，也不可能設想，我們就可以關起門來萬事不求人了」。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我國同世界各國在經濟上、技術上、文化上的聯繫，必然會一天比一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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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化三改」是「一五」計劃和過渡時期的整體目標。周恩來不贊成撇開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孤立地談實現工業化的目標。1953年6月28日，他在給毛澤東並轉高崗的信上指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這個口號在我們這個過渡時期作為唯一目標來說是不完全的，其中沒有包括農業集體化及利用和改造資本主義工業」。《周恩來書信選集》第49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




　　周恩來認為「社會主義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36頁。即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個體小私有制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逐步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他每次闡述「一五」建設計劃的基本任務，既強調建立國家工業化的基礎，也要求有步驟地促進農業、手工業的合作化和對私營工商業的改造。

　　農業、手工業的個體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不僅是不同性質的私有制（前者以個體勞動者自己及其家庭的勞動為基礎，後者以雇傭勞動者的雇傭勞動為基礎），而且在生產的手段、規模和社會化的程度上也是不同的。有鑒於此，周恩來說：「對於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進行改造，需要用不同的形式和速度。農業和手工業是走合作化的道路，私營工商業是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從改造過程的長短和程度的難易來看，他認為個體農業、手工業是兩個汪洋大海，要做很多的工作。「對私營工商業改造，只要把問題說通了，還是比較容易的，更繁重的還是農業和手工業問題」。《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40—141頁。

　　對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周恩來充分論述了走合作化道路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原則、步驟。

　　為了防止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兩極分化，為了滿足社會主義工業化對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不斷增長的需要，為了鞏固工農聯盟，必須有步驟地促進農業、手工業的合作化。1954年9月，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指出，我國的農業在土地改革以後有了新的發展，1952年糧食和棉花的產量都超過了解放前的最高年產量。「但是農業的發展顯然還趕不上人民和國家對於農產品的需要。為了使農業能夠更快地和更有計劃地發展，必須逐步實行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上書，第187頁。中國的農民和手工業者有走合作化道路的歷史。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在許多革命根據地中，就大量地出現了帶有社會主義萌芽的農業生產互助組，在個別地區已經產生了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完全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全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後，為進一步解放生產力，使生產獲得更大更快的發展，農民和手工業者是願意走合作化道路的。可是，「互助合作運動要根據自願兩利的原則，逐步地由低級到高級，不能性急。」④《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65頁。周恩來說：「如果我們工作做得好，就能夠證明給農民和手工業者看：個體的農業、手工業生產不如集體；個體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合作不如集體農莊。」④只要能這樣證明給農民和手工業者看，那麼，他們就會走上集體化、合作化的道路。如果合作化的產量、技術水平、經營狀況不如單幹，農民、手工業者看不到合作化的優越性，強迫他們走合作化的道路，那麼就會欲速不達，事與願違。關鍵在於做好工作，發揮合作化的優越性。周恩來關於合作化的論述，充分體現了他對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辯證統一關係的科學理解，體現了他的求實精神。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周恩來認為國家資本主義是實現這個改造的必經之路。

　　1949年，周恩來主持制定的《共同綱領》規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條件下，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經濟恢復工作勝利完成後，基本具備了這樣的條件。1953年9月7日，毛澤東提出，現在應明確「肯定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和逐步完成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經之路」。《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98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二天，周恩來在政協常委擴大會上進一步指出：「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比較健全的方針和方法。現在進入計劃建設時期，應該將這個方針和辦法進一步明確化並具體化。」《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45頁。

　　什麼是國家資本主義？周恩來把它表述為「是一種受國營經濟領導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資本主義」。⑤同上書，第154頁。凡是和國營經濟聯繫合作的私營企業，就帶有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我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經營目的基本上為國計民生服務，部分地為資本家謀利。它「既不同於一般的私人資本主義，更不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而是中國型的國家資本主義」。同上書，第148頁。國家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形式，而不是目標，目標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並沒有取消資本主義所有制，它只是有限制的資本主義，還需要繼續改造和提高」。⑤但是，資本主義工商業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需要逐步進行，使其「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不可盲目冒進。

　　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具體形式，周恩來指出，在工業方面，低級的形式，一般是原料主要由私人購買，由私人進行生產，國家收購其產品的大部分，私人還能保留一小部分自銷。中級的形式是加工訂貨，即原料由國家供給，產品由國家收購，由私人進行生產，私人不能到自由市場去購買原料和銷售產品了。高級的形式是公私合營，即企業中有公股參加，公私共同管理，公方處於領導地位，私人所有制是被承認的，但已經受到限制。在商業方面也有代批發、代購代銷、公私合營等由低級到高級的具體形式。周恩來認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具體形式，需要摸索經驗，總結提高，需要到實踐中去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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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的盈利怎麼分法？周恩來闡述了「四馬分肥」的分配原則。第一是國家收的所得稅，第二是工人得的福利金，第三是工廠保留的準備擴大再生產的公積金，第四是資方的紅利。當時一般情況是，國家所得稅佔35%，工人福利金佔15%，公積金佔30%，資方紅利佔20%。周恩來認為資本家所得的少了一些，可以使資本家分得的利潤多一些，不是20%，而是25%，甚至比25%還多一點，這樣可以影響資本家走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但是，國家資本主義決不允許資本家獨佔盈利或者勞資分肥、損害國家的做法。




　　周恩來認為我國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對私人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裡，資本主義是自由泛濫、自由競爭。競爭的結果是壟斷，壟斷就出危機，危機就出戰爭，戰爭就出貧困和死亡，這是資本主義循環的規律」。「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社會，是要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69頁。為了限制私人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為了保證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比重中逐步增長，有必要逐步地把私人工商業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逐步地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

　　列寧曾經設想在俄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但沒有實現。為什麼中國能夠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周恩來認為，其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同我們有過合作的歷史」，同上書，第227頁。有願意接受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可能。其二，「我國政治上居於領導地位的是工人階級，經濟上居於領導地位的是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同上書，第153頁。經過三年的經濟恢復工作，國營經濟已經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國營企業和私營企業的產值比重已由1949年的公四私六，發展到1952年底的公六私四，私營工商業已經同國營經濟有著緊密的聯繫。其三，「現在的勞動生產率以國營企業為最高，公私合營的次之，加工訂貨的又次之，這說明國營工業的優勢和優越性」。《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48—149頁。另外，私人資本主義走上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和國營合作，利潤比自產自銷的大。這使私人工商業者感到「只有走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才能發展生產，對他們自己也有利」。同上書，第167頁。

　　對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農業、手工業合作化的發展，加速了資本主義工商業走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反過來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則推動了農業、手工業合作化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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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化三改」的目標是一個變革生產關係、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相互結合、有機統一的目標，是一個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並舉的目標。

　　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現代化大生產基礎上的，正如列寧所說，如果沒有高度發達的大工業，那就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而對於一個農民國家來說就更談不上社會主義了。在我國要建


立社會主義，就必須改變我國的經濟落後面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建立社會主義物質基礎。但是，中國近代史證明，中國實現不了資本主義的工業化。變法維新運動的失敗說明企圖在君主立憲制下實現「定為工國」的理想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的失敗說明在中國通過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來實現工業化也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只能是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就必須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一個以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製為主要成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周恩來十分重視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並舉。他認為社會主義改造不限於經濟方面，整個社會都在改造，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在改造。所以要著重提出經濟改造，「因為經濟是基礎」，「如果經濟不得到改造，新中國的政治、軍事、文化都立不住」。從發展生產力和建立社會主義物質基礎看，「要做到完全獨立、還必須實現國家工業化」。總起來說：「不實現工業化和經濟改造，我們的國家就不能完全獨立，就不能持久，就不能避免遭受挫折」。《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51頁。「一化」和「三改」同時並舉，決不是說在「一化三改」的矛盾統一體中毫無主次之分。「一化」，即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主體」；「三改」，即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逐步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兩翼」。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中，生產力處於主導的地位，最終起決定作用。周恩來從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出發，深刻地指出「經濟是基礎，經濟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礎，而國家工業化又是實現經濟改造的關鍵」。同上書，第152頁。「三改」的直接目的是為了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而根本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讓人民過上好日子。「三改」能否順利進行需要通過發展生產力去推動。合作化和國家資本主義的優越性也只有由生產力是否得到發展去檢驗。周恩來說：「三大改造也要以生產來推動」。同上書，第253頁。「不要事情還沒有做，一聽到風傳，來一個破壞生產，那就很不好了。農業合作化不是要防止『三叫』嗎，不要人叫、牛叫、豬叫。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當然不能用這『三叫』了，但是如果弄得人叫，機器不叫，企業停產、減產，就對我們不利了」。同上書，第231頁。周恩來的這些話既風趣、幽默，又精闢、透徹，形象而生動地揭示了「三改」與「一化」，「三改」與生產的關係。

　　「一五」計劃和過渡時期，在為「一化三改」的目標而奮鬥時，自然而然地有一個速度問題。周恩來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思想是什麼？有些論者把速度僅僅看成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又把周恩來的基本思想歸結為反冒進。這種看法沒有全面地、完整地理解周恩來在速度問題上的基本思想。

速度問題上的「過」與「不及」
實現「一化三改」不能「一步登天」
反對兩個方面的冒進(1)
反對兩個方面的冒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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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中國的總管家周恩來   作者：曹應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3年9月8日，周恩來說：「現在開始五年計劃經濟建設，國際國內形勢都是有利的；提出過渡時期的問題，也是適時的。但必須承認還有困難。我們的經濟遺產落後，發展不平衡，還是一個農業國，工業大多在沿海。我們的文化也是落後的，科學水準、技術水準都很低。例如地質專家很少，自己不能設計大的工廠，文盲相當多。這些落後狀況會使經濟建設發生困難。我們還有五種經濟並存，要使其能夠均衡發展，並在新情況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關係非常複雜。不估計到這些困難，就會產生盲目冒進情緒；另一方面，如不估計到有利


條件，就會產生保守傾向。」《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40頁。

　　這段話，首先告訴我們，從「一五」計劃和過渡時期一開始，周恩來所講的速度就不是專指社會主義建設速度，而是既指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也指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速度。「一化三改」的目標是「一化」和「三改」之間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整體目標，「一化」與「三改」的速度自然也是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

　　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其次，周恩來通過對國際國內形勢的有利條件和經濟文化落後的不利條件的分析，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提出這個方針是要求避免「過」與「不及」的兩個極端，以求得「一化三改」適中可行的速度。周恩來認為中國從鴉片戰爭到解放戰爭，在建設方面一共耽誤了一百年，在經濟文化方面落後於西方國家一百年。面對落後怎麼辦？我們不能慢吞吞地走路，「我們必須急起直追，力求儘可能迅速地擴大和提高我國的科學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長的時間裡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周恩來經濟文選》第233頁。儘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術把我們國家的各方面裝備起來。誰說周恩來不反對保守傾向，誰說周恩來不著急？誰說周恩來不想快？但也正因為經濟文化落後，不可能一步登天，不能盲目圖快。否則就會欲速不達，得不償失。所以也要反對冒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