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敬仰毛澤東，學習毛澤東（一） 作者:唐堯

（唐堯 2006年3月30日）

毛澤東的「運動」，事實上是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的「互動」。大革命時期的土地運動，共產黨缺少成功的經驗和缺乏有效的組織和領導，儘管群眾有熱情，也有盲從，顯得有些亂，效果欠佳。但主要成果是對官僚、軍閥和地主階級觸動太大，所以反動階級的反撲和鎮壓也達到瘋狂的地步，大革命的失敗是慘重的。然而到了延安許多運動開展的有聲有色（當然也有缺陷和不當之處），筆者已在《敬仰毛澤東，學習毛澤東》（八）中作了小結。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鎮壓反革命」運動后，所開展各項運動里，一個新的問題出現了，那就是在這「新形勢」下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

抗日戰爭時期，主要敵人就是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解放戰爭時期，主要敵人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所有「運動」和「反抗鬥爭」是比較容易得到統一，「大敵當前」嗎？然而革命成功后，主要敵人已經遠離生活和建設的「視線」，許多幹部（黨的同路人）開始飄飄然而不知所以然了，許多文人（知識分子）開始七嘴八舌得意洋洋了，許多經濟界（工商資本家）開始舊社會剝削思想也回潮了，許多農民（比較富裕的農民）的小農經濟思想也開始複發了。而這一切與毛澤東的新中國理念格格不入，況且帝國主義和蔣匪殘餘給予新中國的壓力對於這樣一些群體中的社會成員不再是個問題了，新中國可以提供一個「自由」的發展空間，不需要有什麼太多的「束縛」了，其實社會總有「束縛」的，這種「束縛」就是社會存在的「規則」，誠然這些「規則」就是封建社會遺留下來「規則」（主要體現在農村，如宗族制度、封建禮教等）和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規則」（主要體現在工商業，如利潤驅動、控制資源和物流，甚至是投機倒把等）。所謂的「自然狀態」看似平等，這種平等是舊社會體制（意義）下平等，這裡絲毫沒有社會主義的屬性。對於一個資源短缺、生產力低下、封建的和資本主義（初期）思維混雜的社會形態，加之一盤散沙的民心，能有什麼前途？「只有社會主義救中國」，只是一個耳朵進，一個耳朵出。在共產黨麾下，現在不再是像延安那樣的若干個「邊區」，而是除台灣省、香港、澳門之外的全中國。在「邊區」幾十萬的共產黨武裝力量和黨的幹部和組織，這樣不協調的聲音是極其微弱的，現在這種不協調的聲音卻很有「市場」。從農村的宗族制度到城市的等級觀念和剝削思想，可以說出一堆存在的理由。毛澤東尖銳指出：「……發展下去，勢必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離開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向資本主義發展。」

毛澤東在53年夏季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發問道：「過渡時期，是向社會主義發展，還是向資本主義發展？」、「我們依靠誰？是依靠工人階級，還是依靠資產階級？」
毛澤東再次提出警示：「資產階級一定要腐蝕人，用糖衣炮彈打人。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這種「精神」的糖衣炮彈，就是資產階級思想和封建主義思想。所以毛澤東對新中國成立后的思想改造也一直沒有鬆懈過。毛澤東強調：「為了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實行集體領導，反對分散主義，反對主觀主義。」又說：進城了，分散主義發展了。筆者理解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就是「集體主義」思想基礎，這個「集體主義」是以黨領導的「工農聯盟」為主線的「集體主義」。所以一場曠日持久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伴隨新中國的成長而進行著。在黨內開展「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外進行「批判《清宮秘史》、《武訓傳》和梁漱溟的思想，駁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等」；在民族關係上「批判大漢族主義」；在農村進行「合作化運動」的集體主義教育；在資本家中間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在工廠進行「增產節約、勞動競賽」的教育等等，可以看出毛澤東的「運動真多」。毛澤東之所以是毛澤東，他敢於向一切背離社會主義的世俗挑戰。毛澤東提議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艱難困苦，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我們正在前進。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

1955年初夏，在批「小腳女人」的同時，另一場政治風波由胡風54年向中共中央寫了《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而起，《人民日報》當年初夏發表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和《人民日報》社論，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書，毛澤東寫了序言和按語，這就是「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平反），並在1955年7月開展「肅反運動」。周恩來在1956年1月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在報告講：「大家知道，在一九五五年內，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倡議，黨中央曾經對於黨內的右傾保守思想，進行了一系列的鬥爭。這一系列的鬥爭的最重要的結果，就是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在機關內在社會上都有步驟地徹底展開，預計今後兩年內將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就是農業合作化運動在群眾覺悟迅速增長的基礎上突飛猛進，今年將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並且正在向著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發展；就是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全行業公私合營迅速發展，今年也很有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就是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整個地將要提前和超額完成，預計某些生產部門可以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一九五七年的生產計劃，其他各部門也都有可能提前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所有這些巨大的動人的成就，在一年以前還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展開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鬥爭，那麼這些成就，到現在也還是不可能獲得的。由此可見，右傾保守思想在我們黨內的危害是多麼嚴重。……知識分子問題，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當然胡風《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對胡風的一些理論主張，長時期內一直存在著不同意見，展開過批評，發生過論爭）胡風堅持自己的觀點，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不同看法，如什麼「國統區」文藝創作理論、反對「標語（口號）式和單調的客觀主義」的創作傾向，提倡「主觀戰鬥精神」和「在真實性上得到自我擴張」，揭露「精神奴役的創傷」，鼓動「作家的創作過程中進行自我改造」。筆者自然堅定不移站在毛澤東的文藝創作理論，認為胡風的理論是錯誤的，至於處理上問題（被捕入獄）是可以商榷的。毛澤東指出：「我們所以重視胡風事件，就是要用這個事件向廣大人民群眾，首先是向具有閱讀能力的工作幹部和知識分子進行教育，向他們推薦這個「材料」，藉以提高他們的覺悟程度。」

周恩來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指出：「為著加強黨對於知識分子的領導，加強黨對於整個科學文化工作的領導，中央決定召集一次會議討論知識分子問題。」他說：「許多知識分子從民族的立場進一步認識了人民的立場，覺悟到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才能救中國，才最愛民族。因為封建經濟束縛著中國廣大農村的生產力，買辦勢力束縛著中國的民族工商業；國民黨反動派集中代表了封建和買辦勢力，成為一種反動政治力量，他們依靠帝國主義，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所以要求得民族解放，一定要有人民的立場，而不是只有籠統的民族觀念」。周恩來就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問題，講過六點：「一，所有的人包括共產黨員在內都要自我改造。改造有性質上和程度上的不同。對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的改造，是帶有強迫性的，這與人民內部通過勞動、生產、學習進行的改造有性質上的不同。人民內部的改造，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沒有性質上的不同。二，思想改造是長期的。把資產階級世界觀轉變為無產階級世界觀，需要一個過程。首先是愛祖國，進一步願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更進一步接受黨的領導，逐步改變舊的立場和思想體系。三，改造靠自覺。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決定於自覺性。四，改造的方法要和風細雨，不能粗暴。這樣氣才能順，心情才能舒暢，才能接受幫助。五，改造要互相幫助，互相學習。六，人總有缺點的，世界上沒有完人，永遠不會有完人。自我改造是為了進步，是光榮的事情。」

陳毅還形象地說要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即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冕。事實上毛澤東對知識分子都及其重視的，然而差距太大「恨鐵不成鋼」，要他們「脫胎換骨」。所謂對「知識分子的改造」，無非是讓知識分子同工農相結合，接受他們的再教育，同工農一起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要當面一套，背後一套。當然有些出格的行為，但多數知識分子，尤其是搞農、醫、理工類的知識分子做得比較好，又做出了驚人的成就。然而，有些人（主要是文人）仍然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與人」。毛澤東希望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有個「新」字，相對而言，搞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解決好一些，「脫帽容易，加冕也快」，尤其是搞「應用科學」；人文、社會科學類的知識分子就難點，不但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還有「封建知識分子」的帽子，這個「根」生得很牢，扎的很深。毛澤東也說過「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可這些人不得要領。為何這樣？「立場問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宗旨，是一個根本立場問題、世界觀問題、黨性問題。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的立場不能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忘，堅信群眾是真正英雄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能丟。毛澤東希望：「我國的知識分子繼續前進，在自己的工作和學習的過程中，逐步地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逐步地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步地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後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未完待續）

（唐堯 2006年4月02日）

黨和毛澤東的民族政策是眾多政策最為成功政策之一。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民族為56個民族中的54個（在開國大典上，就是54門禮炮，象徵著參加開國政治協商會議的的54個民族），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有的少數民族人數極少，然而少數民族在歷史上對大漢族存有戒心。建國初期（50年夏）毛澤東就說過：「團結少數民族很重要。全國少數民族大約有三千萬人。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須謹慎對待。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急躁，急了會出毛病。條件不成熟，不能進行改革。一個條件成熟了，其他條件不成熟，也不要進行重大的改革。當然，這並不是說不要改革。按照《共同綱領》的規定，少數民族地區的風俗習慣是可以改革的。但是，這種改革必須由少數民族自己來解決。沒有群眾條件，沒有人民武裝，沒有少數民族自己的幹部，就不要進行任何帶群眾性的改革工作。我們一定要幫助少數民族訓練他們自己的幹部，團結少數民族的廣大群眾。」

事實上，這裡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民族問題，一個是階級問題。毛澤東的思路是先民族問題，后階級問題。即尊重各民族的風俗與習慣乃至信仰，漸進創造條件進行社會主義的民族改革，而改革的核心人民當家作主。這樣才能實現國家各民族的團結，做到社會穩定。這一點毛澤東的做法頗似剛進延安時期一樣，比較耐心。反之要求大漢族擺出團結和諧姿態。毛澤東在1953年3月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判大漢族主義》的黨內指示：「中央認為凡有少數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存在著尚未解決的問題，有些是很嚴重的問題。表面上看來平靜無事，實際上問題很嚴重。二三年來在各地所發現的問題，都證明大漢族主義幾乎到處存在。如果我們現在不抓緊時機進行教育，堅決克服黨內和人民中的大漢族主義，那是很危險的。在許多地方的黨內和人民中，在民族關係上存在的問題，並不是什麼大漢族主義的殘餘的問題，而是嚴重的大漢族主義的問題，即資產階級思想統治著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獲得馬克思主義教育、尚未學好中央民族政策的問題，故須進行認真的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決這個問題。」可以這麼說，國民黨時期的民族政策是極為糟糕的，還不如清朝的康熙時期的民族問題處理，北洋政府時期實際上是對少數民族的迫害，蔣介石也無改善，本質上仍然沿用了大漢族主義的治國理念，所以漢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關係緊張。在民族問題上，毛澤東將其分為兩個層面解決，一個是離散的小民族（有些只是部落形式），不構成較大的地域政治與國際關係的，毛澤東要求大漢民族拿出兄長姿態，多照顧小兄弟就是了，這就是毛澤東的胸懷；另一個是構成地域政治、國際關係和歷史影響的，毛澤東總是尊重、謹慎從事，但必須是團結的而不是分裂的。

中國的民族問題可以分成五大塊，即東北、西北、西南（屬於政治關係比較簡單的那一類）、西藏與內蒙古。東北（滿洲）在遼瀋戰役的同時毛澤東已經將其一併解決了，東北是中國工業和能源基地，邊境問題也急不得，這裡存在中蘇關係問題，對於原來（蔣介石時期）的有關蘇聯的條約還得認帳（否則國際關係便孤立了，包括蒙古國在內），然而斯大林對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還存一些不信任的因素（共產國際的歷史過程，毛澤東已經得罪不少了）。要恢復康熙時期的版圖要求（其實晚清已經不是這個樣子了），蔣介石做不到，毛澤東更有難度，因為沒有國際輿論的支持，而且「遠東」地區國際利益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已經基本劃定，蔣介石政府（他還有美國的支持）為了協調當時的中蘇關係也只能作出以默認「維繫現狀」的無奈之舉。蘇聯的「胃口」不減，毛澤東的基點是在這個現狀下蘇聯不能「得寸進尺」（這也為以後的中蘇問題留了點麻煩），在邊境問題上，毛澤東也只能放到其後而定，把主要精力放在東北的經濟恢復和社會的安定團結上。在政治上東北還是有優勢，這就是在東北的根據地的工作在建國後起到了保證作用，包括民族政策。對待滿族政策，比起國民政府時期「歧視滿族」要好得多，滿族用不著隱瞞其滿族的身份，周恩來就說過：「現在的問題，是要恢復滿族應有的地位。」他還說：「溥儀先生是皇帝，『滿洲國』我們不承認，但宣統我們是承認的。」對溥儀的「勞教」也得到了較為積極的作用。還比如著名作家老舍（作品由《茶館》、《駱駝祥子》、《龍鬚溝》等）就是滿族的傑出代表。

蒙古族問題的歷史過程比較複雜。1911年，蒙古的王公和大喇嘛在沙俄的策動下脫離清政府管轄，宣告自治，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君主***政權。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1921年3月，以蘇赫巴托爾和喬巴山為首的蒙古人民黨（1925年改稱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它領導蒙古人民革命迅速取得了勝利。同年蒙古宣布獨立，建立君主立憲政府。1924年廢除君主立憲制，成立人民共和國。同年召開蒙古人民黨「三大」，確定了「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總路線。1940年頒布新憲法，它宣稱，「蒙古人民共和國是已經消滅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壓迫的勞動者（牧民、工人和知識分子）的獨立國家，它保證向非資本主義道路發展，以便在將來過渡到社會主義」。關於中蒙關係，1924年簽訂的《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古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但在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期間蘇、美、英三國首腦秘密簽署的《關於日本的協定》中，蘇聯為參加對日作戰而提出的第一個條件是，「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維持」。隨後，美國將這一協定內容通知國民黨政府，並要求予以同意。在蘇美兩大國的壓力下，蔣介石派宋子文兩次去莫斯科談判，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雙方並交換了關於蒙古問題的照會。國民黨政府表示，在日本戰敗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證實其獨立的願望，中國政府當承認外蒙古之獨立，以其現在之邊界為邊界」。1945年10月，外蒙古舉行了全民投票。根據投票結果，1946年1月國民黨政府承認了外蒙古獨立，2月蒙古同蘇聯簽訂了《友好互助條約》。其實這裡存在一個問題，蘇聯提出的「現狀須予維持」，其中還包括外蒙古與中國的隸屬關係，即還是認為獨立后仍然屬於「中國圈子」。而蔣介石把隸屬「中國圈」的概念連同承認「獨立」一起「送」出去，當時的蘇聯和蒙古政府是意想不到的收穫，用李敖的話講，叫「賣一送一」。所以現在有人將此問題歸罪於毛澤東，這是對歷史的歪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當月中蒙兩國正式建交。內蒙古的問題建國后基本是穩定的（也出現過整「內人黨」的問題，他們騎著駱駝***到北京，周恩來處理此***事件，總理說：「憑著你們騎著駱駝上北京不是烏蘭巴托，足以說明你們信任黨和政府，我還有什麼理由懷疑你們呢？你們先回去，你們的事我周恩來負責到底，也請你們給我一點時間。」），在內蒙穩定和發展上烏蘭夫功不可沒。還有傅作義、董其武將軍對綏遠（當時轄區為今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彥淖爾盟東部及呼和浩特市、包頭市等地）和平解放的貢獻。筆者在內蒙古巴盟生活了近六年（屯墾戍邊），感受了黨的民族政策。在計劃經濟時期，蒙族百姓的生活待遇都超過漢族百姓（如糧食供應和粗細糧的比例等），三年自然災害時，似乎對蒙族人沒有造成太多困難。一句話內蒙古的情況是好的。

西北（新疆）的民族問題，相比內蒙的民族問題，要多一些。問題的區別就在於黨在那個區域影響力比較小，少一個像「烏蘭夫」這樣的一個具有影響的共產黨人。少數（類別）民族多一些，共產黨在新疆雖沒有「根據地」什麼的，但自從建立陝甘寧邊區后，為打通抗日的國際路線（西路），毛澤東想了不少的點子，派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三位烈士在新疆遇害）等到新疆工作，結交了一批少數民族的朋友，只是一條交通線上的政治影響，第一野戰軍深入大西北，毛澤東英明決策，促成新疆和平解放。然美國人在策動一個陰謀，即鼓動西北五馬軍閥(指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馬步青、馬呈祥)把部隊撤退到新疆，成立一個「伊斯蘭國」，與我們對抗。掃清國民黨反動派殘餘、匪徒和民族叛逆分子鬥爭中，戰役和地方工作的難度就比較大，單是惠民的陽光政策是不夠的，軍事武裝解決不可少。1949年10月賽福鼎•艾則孜在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時，向中共中央寫了入黨申請書，並轉達其他同志請求入黨的堅強志願。毛澤東在賽福鼎入黨申請書上寫了批語：「同意賽福鼎同志入黨。此信由賽本人帶交彭德懷同志即存彭處。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賽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寫入黨表手續。」為維護大西北和邊境（康熙時期的邊境）安定，其使用的方法很多，但要改變被動局面，1954年，毛澤東一聲令下，駐新疆十萬部隊集體就地轉業，組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開始了艱苦創業，以後又有更多的「知青」加盟，擴展為14個師，人數達到250萬，成為新疆工農業的「中流砥柱」。現今雖然也有傳聞，當年「王鬍子」的鐵手腕（俗話說：不用霹靂手段不顯菩薩心腸。），但不可否認對於新疆穩定和發展起著關鍵作用。記得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將撤銷兵團建制，實踐證明問題多多，所以很快又恢復了兵團建制。在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我們的政策是比較穩當的，是比較得到少數民族贊成的。新疆各族人民由衷地感謝毛澤東給他們帶來新的美好生活。和田地區維吾爾老人庫爾班•吐魯木決心要騎著毛驢到北京，去感謝毛澤東。疏附縣帕哈太克里鄉維吾爾族農民在慶祝土地改革勝利的大會上，以長詩形式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致敬信――《獻給毛澤東》，傾訴過去的苦難生活，描述土改翻身的喜悅，抒發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無比熱愛的深厚感情。毛澤東複信給帕哈太克里鄉全體農民，鼓勵他們「在愛國豐產的口號之下，更加團結，努力生產，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並在這個基礎之上，一步一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1962年，新疆發生了伊塔事件（伊犁、塔城邊境地區6萬餘居民逃往蘇聯）。伊塔事件發生的原因，主要是蘇聯當局長期以來有組織、有計劃地策動的結果；同時工作缺點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新疆發生的問題，引起了毛澤東的深思，對新疆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新疆）第一，要做好經濟工作，農業、畜牧業、工業要一年比一年發展，經濟要一年比一年繁榮，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要有積累，但積累不能過多；糧食要徵購，但任務不能過重，徵購不能過頭。要減輕人民的負擔，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二，要政治掛帥，加強思想政治教育。要注意搞好民族關係，增強民族團結」。

西藏解放是新中國成立后（除台灣外）解放最晚的自治區。它地域遼闊，交通運輸極為不便，自然環境異常，社會歷史情況特殊，民族宗教問題突出，內有封建農奴制度的桎梏，外有帝國主義的羈絆，又有較深的民族隔閡和西藏內部的不團結，各種矛盾錯綜複雜。西藏工作不僅艱苦，而且「鬥爭最複雜、最尖銳」。因而毛澤東關於西藏工作的指示最多，在這些指示中提出了解決西藏問題的重大方針和政策，如「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和平解放西藏」，「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不予變更」，「進軍西藏，不吃地方」，一面進軍，一面修路，「慎重穩進」，搞好上層統戰工作，「六年不改」，「邊平叛邊改革」，「對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實行贖買政策」，「穩定發展個體所有制和個體經濟」等。毛澤東解決西藏問題的構想和布局，都是從全局著眼，以廣闊的國際國內政治舞台和深遠的社會歷史背景作為觀察和處理問題的出發點。他的眾多指示涉及西藏革命、建設的諸方面，既豐富又具體，並根據不同的時空條件，採取靈活機動的多種政策和策略。有些看來好像僅僅是一些細枝末節，但都同他那宏偉壯闊的戰略相聯繫。毛澤東成功地解決了西藏由封建農奴制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這一重大課題，從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寶庫，為中國的繁榮和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筆者想起小時候就喜歡聽具有革命浪漫主義，高亢抒情的歌曲「二郎山」和才旦卓瑪的「翻身農奴得解放」等歌曲，上中學時學跳「洗衣舞」和藏族舞蹈。喜歡圍著家裡的酒桌聆聽父親與早期援藏的鄰居漫談著西藏那神奇的風土人情和西藏發生所有變化的「酒話」（那頓酒可是喝了八九個小時）。以後逐漸懂得毛澤東堅持黨的宗旨，尊重西藏民族和全心全意為西藏人民服務的誠意。毛澤東所制定的政策既不是羈縻政策，也不是壓迫政策，而是完全新型的民族平等、團結政策。1955年，達賴喇嘛準備從北京返回西藏時，毛澤東同志親自趕往達賴下榻的賓館送行，使達賴及其隨行人員感動得不知所措。達賴喇嘛當即對毛澤東同志說：「主席突然到這裡來，我像在做夢，經過和主席的幾次見面談話，使我的內心起了極大的變化，我回去后，一定把這些指示變成實際行動。」毛澤東對達賴、班禪說，釋迦牟尼「當時主張普渡眾生，為了免除眾生的痛苦，他不當王子，創立了佛教，為眾生免除痛苦」。毛澤東作為一代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處處都顯示出他那氣吞八荒、囊括四海、只爭朝夕的偉大膽識和氣魄。特別是在中國革命一些生死攸關的問題上，他常常以歷史的大手筆，大刀闊斧地推進中國革命的進程。然而，唯獨在西藏問題上，他顯得慎之又慎，正像他說的「我對西藏的事情非常謹慎」。他在處理西藏的各種問題時，還表現得特別溫和、特別寬容，特別耐心。許多事情寧可不做，也不強求，只要不是根本問題，都可讓步，能妥協的盡量妥協。
毛澤東明確指出「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這兩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須慎重穩進。」1956年毛澤東發現改革條件不成熟，指示立即剎車，果斷地確定至少「六年不改」，並說：「欲速則不達」。

對於毛澤東「慎重穩進」，達賴集團認為軟弱可欺（其實他那裡曉得毛澤東是最偉大的戰略家），企圖達到永遠不改，終於在1959年3月發動全面的武裝叛亂。其實西藏問題毛澤東早已了如指掌，他早在1956年11月說過：「這裡再講個達賴的問題。佛菩薩死了二千五百年，現在達賴他們想去印度朝佛。讓他去，還是不讓他去？中央認為，還是讓他去好，不讓他去不好。過幾天他就要動身了。勸他坐飛機，他不坐，要坐汽車，通過噶倫堡，而噶倫堡有各國的偵探，有國民黨的特務。要估計到達賴可能不回來，不僅不回來，而且天天罵娘，說『共產黨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層反動分子來一個號召，大鬧起事，要把我們轟走，而他自己卻說他不在那裡，不負責任。這種可能，是從壞的方面著想。出現這種壞的情況，我也高興。我們的西藏工委和軍隊要準備著，把堡壘修起來，把糧食、水多搞一點。我們就是那幾個兵，橫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們總是不要先攻，先讓他們攻，然後來它一個反攻，把那些進攻者狠狠打垮。」還說：「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毛澤東作為戰略家，他有過人的「大肚」和博大的胸懷，但底線也十分清晰，可謂愛憎分明。然而兩年多一點時間后武裝叛亂爆發了，毛澤東卻認為西藏勞動人民翻身的時間提前來到了。他即刻指出：「邊平叛邊民主改革」。然而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一個在封建農奴制統治下的舊西藏，一躍而為人民民主的新西藏，翻身農奴當家做了主人。「平叛」后，一些地方急於在西藏搞合作社，毛澤東知道后，立即予以糾正，他指出，西藏社會制度經過改革，生產資料從農奴主所有制變成了農牧民個體所有制，要安定一個時期。印度在此事件上沒辦好事，以後在中印邊界以麥克馬洪線（英國殖民者1914年非法所划）為由，蓄意搞摩擦，得寸進尺，為自己（勢力範圍），也為達賴（歸根結底為自己），想「出口氣」，但中印反擊戰中國獲全勝，從此中印邊境安定至今，可謂是「不用霹靂手段不顯菩薩心腸」。歷史作證，雪域作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對西藏所做得貢獻。真是「巍巍的喜馬拉雅山，滔滔的雅魯藏布江將永遠銘記毛澤東不朽功績」。

綜上所述，歷史上有誰像毛澤東那樣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為中民族和諧與民族團結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改革開放以來，對毛澤東親自製定的黨的「民族政策」繼續貫徹執行（沒有進行重大調整），做好民族工作，鞏固和發展社會穩定、民族和睦的局面，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提供強有力的保證。歷史發展表明：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則政通人和、百業興旺；國家分裂、民族紛爭，則喪權辱國、人民遭殃。中國是這樣，外國也是這樣。毛澤東早就指出：「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