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敬仰毛澤東，學習毛澤東（一） 作者:唐堯

題:敬仰毛澤東，學習毛澤東（一） 參與討論 推薦
作者:唐堯 於 2006-01-19 18:23:00.0 發表　 來自： 發送短消息

敬仰毛澤東，學習毛澤東（一）
（唐堯 2006年1月19日）

我已多次寫關於毛澤東的帖文了。筆者首篇就是《感悟毛澤東》，後來又寫《毛澤東之所以是毛澤東》；為紀念毛澤東逝世112周年，我仍讓以《感悟毛澤東》和《毛澤東之所以是毛澤東》為題寫了兩篇，主要是對毛澤東的敬仰，這回談談學習毛澤東。

一個凡人做了「驚天動地」和「史無前列」的事業，我敬仰他，根本不管別人罵我是什麼「奴才」，這「奴才」我樂意當。我的內心世界比你豐富一點，就是自個心目中有「英雄」，你有嗎？如果你也有，那麼公平一點你敬仰你的，我敬仰我的；如果你沒有，那你沒有資格說我。如同我敬仰自己的父母，你管得著嗎？我敬仰毛澤東，挨你什麼事了？你要罵，說明還是挨著你了，不是嗎？你「自由」，也得給別人「自由」對吧？否則就難以解釋你的「自由」是個什麼「自由」？你沒有「救世主」，我也沒有。可我感恩生我養我的父母，敬重比我優秀的人，敬重為國家和民族做出犧牲的英雄，出色的要敬仰他，就此而已。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他起碼心中有英雄，要比心中沒有英雄的你要強，你沒有資格罵他。我罵他的資格，也僅是他歪曲歷史，顛倒是非。但給我們啟示是我們更要敬仰自己的英雄，忘記歷史就是意味著背叛。

毛澤東，光敬仰是不夠的，還要學習他，所以我選題《敬仰毛澤東，學習毛澤東》。咱寫不了全面的和深刻的，咱根據自己的理解寫點。寫不好，請多提意見。

毛澤東的詞[沁園春]《長沙》中「悵寥廓 問蒼茫大地 誰主沉浮」？我敬佩他的豪情和壯志。也許28歲的毛澤東那是在詩中，不過也讓我折服。同年，毛澤東寫了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開篇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此言一出我折服了，把也字去掉。為什麼呢？因為當時黨內有兩種不健康的傾向，一是以陳獨秀為代表，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忘記了農民，這是右傾；二是以張國燾為代表，只注意工人運動，同樣忘記了農民，這是「左」傾。而他們都感覺自己力量不足，力量的源泉在哪兒呢？毛澤東指出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此時的毛澤東是共產黨的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的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任宣傳部代理部長（國共合作期）。所以，以後的毛澤東投身到波瀾壯闊的農民運動中去，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萌芽和起點。

從此，毛澤東舉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和全國農民協會總幹事。為何要辦農民運動講習所？中國是個落後的農業國，農民同樣也是落後的，需要教育和引導，這是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艱巨任務。他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是那個時期發表的（他花了一個多月完成）。第一句話就是「農民問題的嚴重性」，而第一個策略就是「組織起來」。我不得不以敬仰的眼光看待毛澤東，窮苦的農民是「好人」，比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小資產階級、比資產階級要強，但農民需要教育和引導（如同我們今日的農民一樣）。這個基本點注入他的一生。學習毛澤東，我們不能將這段歷史忘記，這段歷史從孫中山的辛亥革命開始到第一次國內戰爭的結束。

「大革命」失敗了，國共合作全面破裂了。著名的「南昌起義」失敗，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8.7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會後發動和領導秋收起義，建立工農革命軍第1師，后率部上井岡山，發動土地革命，建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毛澤東頒布「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時年朱德、陳毅率南昌起義部隊的余部上井岡山，見面時毛澤東風趣地說：「身背駁殼槍，師長見軍長」。然而怎麼打造這支新建軍隊？他首先建立「士兵會」，由「士兵會」監督指揮員，這個「士兵會」權利挺大，官兵同甘共苦英勇殺敵。此時的毛澤東從軍事作戰、部隊建設、軍民關係、經濟生活，無一不操勞的。也給後人留下了許多光輝的篇章，如《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古田會議報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對本本主義》、《必須注意經濟工作》等。值得一提的是「古田會議」為軍隊建設做出了不朽的功勛。大會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還通過了《政治決議案》、《黨的組織問題》、《黨內教育問題》、《紅軍宣傳工作問題》、《士兵政治訓練問題》、《廢止肉刑問題》、《優待傷病兵問題》、《紅軍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關係問題》等。《古田會議決議》使紅軍建立在共產黨領導的基礎上，肅清了一切舊式軍隊的影響，使紅軍完全成為真正的人民軍隊。這個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對黨和軍隊的建設發揮了重大作用。

正是那個時期，毛澤東培養了一大批共和國的棟樑。在毛澤東的「槍杆子裡面出政權」論斷下，全國出現了許多「紅色根據地」，井岡山已經是革命的「聖地」，以後就成了中央的「蘇區」，這個「蘇區」還成立了中央政府，毛澤東當選政府主席。賀龍元帥在他領導的根據地，首先提出「學習毛澤東」。為什麼不就一目了然了？

今日，為何不帶著現有「黨風問題」、「社會問題」等去學習毛澤東的那些光輝篇章呢？尤其是我們的領導幹部和年輕的一代。這次「黨員」先進性教育，沒有把「學習毛澤東」作為主流。我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我是搞數學的，統計學思想也是一種本能），我們總書記的相關報告中所提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最多，在往下就少了一點，到地方又少了一點，到了單位再少一點，黨委書記的動員報告中似乎已經找不著了，可是在支部討論（關於先進性意義時）中，突然又多了許多，我所在的支部，顯然就成為主題了。可當我說起「大革命時期」中國前途抉擇、白色恐怖和井岡山時期艱苦鬥爭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由來時，青年黨員教師的一臉的茫然。當年將士們唱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把星星之火，變成山上一堆堆篝火，越燒越旺，漫向全國。現在法紀越來越多，誰能說得清，恐怕連專職的紀檢幹部自個也說不全，先進了嗎？先進性是個問題，執政能力也是個問題。要知道當年上井岡山的不少來自舊軍隊的、「落草為寇」的和「找飯吃」的，在毛澤東教育下，絕大多數成為日後各時期的中堅力量，他們先進了。如果你讀一點將帥的回憶錄，不難發現，他們對那個時期自己人格成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堅定了共產主義信仰的作用，給予充分的肯定。才能經受日後各種艱難險阻和生死考驗。另外還有一個組織機構的先進性，從小的說，「支部建在連上」和「士兵會」這樣基層組織；往大的說，「民主集中制」和「黨指揮槍」結構的先進性。而我們現在，除了眾多的個體性腐敗外，值得注意是，群體性腐敗和結構性腐敗，而這樣一個點到點的先進性教育能起多大的作用？當時我寫了一個短帖《說說「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表示這個「活動」中存在的不足。可悲的是，我的「黨性分析」小結，第一次沒有通過（黨委工作組），不是不認真，不是字數不夠（規定不低於三千字），我的小結字數上翻一番，內容上「聲情並茂」，工作組檢查我屬於不合格範疇。明的是我不符合「模式」，暗的我的認識還有距離。黨員，總懂得黨的紀律吧，那就「改」吧（八股文咱也會寫）。

我19歲入黨，33年黨齡，大學期間年年「三好學生」，連續兩年是上海市「三好學生」，政治課挺優秀，所以我幾乎認識「馬列教研室」的所有老師。因為上大學以前，已經學過許多馬列的原著和相應的歐洲近代歷史與哲學。一個在89年的***期間也算挺身而出，怎麼先進性教育中一個「黨性分析」小結通不過呢？到底怎麼了？是我太落後了嗎？不能「與時俱進」嗎？看往哪兒進？我覺得我還是很現代的和先進的，我的那篇《「浪蕩」在「科技江湖」上》帖文還不能說明問題？解放思想是為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不是嗎？問題在哪？這也是我寫《敬仰毛澤東，學習毛澤東》的一個情結。

毛澤東從《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到《井岡山的鬥爭》這一階段，正是體現他的求真務實的思想境界和工作作風。那個時候也體現了他的經濟管理的才華，上千人發展到數十萬的「紅色根據地」，經濟工作誰管？還是毛澤東。他連戰士的伙食他都管（參閱聶榮臻回憶錄）。毛澤東不是天才，他是在實踐的過程中總結出來的。在上井岡山以前，打了一個小勝仗，吃了兩個打敗仗，以後才總結游擊戰的16字方針。毛澤東的書可讀，毛澤東可學。社科院最近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和馬克思主義研究工程；為何不再成立一個毛澤東思想研究院？為何不研究毛澤東思想的普及教育問題？毛選一至四卷，我讀過四、五遍，好讀也好懂，因為歷史和文化背景比較熟一點；馬列的書就難讀許多，歷史和文化背景還不熟，就是障礙。我認為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

（未完待續）

敬仰毛澤東，學習毛澤東（二）
（唐堯 2006年1月21日）

一個凡人做了「驚天動地」和「史無前列」的事業。一個凡人又怎能做得那麼多？靠什麼？兩個字「教育」。當「文革」那時林彪給毛澤東四頂桂冠，「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澤東對斯諾說，他只是教師。我一次火車（軟席），邊上坐著一位非常有個性的將軍女兒（長得挺像）在跟她的同行說他爸，「我爸只有偉大統帥，沒有我們這個家，社會上都叫毛主席，他開口就是偉大統帥……」，我在想一個一生軍旅生涯的，稱毛澤東是「偉大統帥」是可以理解的。從社會角度來說，毛澤東自我評價是最為準確的。因為他做得特別好，所以稱他為「偉大的導師」。如同我們稱馬克思為「革命導師」一樣。

毛澤東是個「師範生」，當過小學教師。革命了，寫文章宣傳革命思想，給工人講課，給農民講課，辦講習所。似乎毛澤東走的路與孔夫子走的路差不多。但是教的對象不一樣，教的內容也不一樣。毛澤東教的對象是社會最大多數人，是社會最底層的人，自然從人數上，孔夫子比不了（孔夫子的弟子號稱三千），毛澤東的學生數不清；孔子教得是「仁義道德」，毛澤東教得「革命道理」。教育的目的，啟迪心靈的共鳴。心靈的哪部分得到了共鳴？是「善」還是「惡」？

當年，毛澤東的教育，在當政者眼裡，不能稱之為教育，只能稱之為「教化」。當年「正統」的宣傳就是，「***」搞「赤化」，搞「打土豪、鬥地主、分田地」，搞垮了地主武裝，建立農民自己的武裝，國共合作破裂。這種破裂是必然的，因為他們各自代表人群不同，利益也不同。北伐戰爭怎麼停止了？蔣介石心目中的英雄是曾國藩，當曾國藩明白「太平天國」不是滿漢民族問題，而是「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問題，他便下了「很勁」，剷除「太平天國」。蔣介石不正是怎樣做的嗎？總的給世人一個理由？極力宣傳共產黨搞「赤色的恐怖」，共產黨和農民們殺了多少土豪劣紳？你蔣介石反過來又殺了多少人？是在同一個數量級的嗎？一個下等人殺一個上等人，是「大逆不道」，而當一個上等人殺一個下等人，如同「碾死一個臭蟲」。可共產黨、毛澤東說這是「白色的恐怖」，才是真的恐怖！問題是這些所謂的上等人頭頂上還有一個上等人，那就是帝國主義列強，不是嗎？毛澤東在紀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在國民黨政治講習班上的講演中說，「在中國鴉片戰爭之後三十年，這三十年中，繼續訂有《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等，足證明歐洲各國，已有能力向東方猛烈地發展，已由資本主義進為帝國主義」。毛澤東繼續指出「現時國內頗有些人懷疑或反對階級鬥爭的，這是不了解人類進化史的緣故。馬克思說:『人類的歷史，是一部階級鬥爭史。』這是事實，不能否認的。」

我小時候，看過一部電影《大浪淘沙》，就是描寫那個時期幾個年輕人的政治取向。這個電影挺不錯的，現在有多少年輕人看過？毛澤東的偉大，在於他為本民族說話，為絕大多數的中國人說話，尤其是為那些沒有話語權的窮人說話。現在有人說他是「***」、「綁架民意」等，無非是那是毛澤東聲音淹沒了你的聲音，你很委屈，反過來你倒是代表民意了？這不笑話嗎？看看歷史，誰代表真正的民意呢？蔣介石代表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他掌握了國家機器，那時共產黨只能稱「***」了，自然是「殺朱把毛」了。我希望一切有良知的人，要在歷史長河中看待毛澤東。毛澤東是如何看待歷史的，請看看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文吧。一個不懂中國近代史（也包括世界近代史）的人，怎麼能隨便罵人呢？毛澤東作為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在紀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在國民黨政治講習班上的講演，是符合「國共合作」和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那時的蔣介石是個什麼職位？誰叛變了「北伐」？蔣介石的上台不就是一個「新軍閥代替了舊軍閥」嗎？

毛澤東是個凡人，毛澤東在與斯諾談話中說過：「過去我當過小學教員，你是知道的，不僅沒有想到打仗，也沒有想到搞共產黨，同你差不多，是個民主人士。後來就不知道什麼原因搞起共產黨來了。總之，這不以我們這些人的意志為轉移。中國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開始還有軍閥的壓迫，這是事實。」什麼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又是什麼「轉移」了毛澤東的「意志」？就是中國這部近代史。正因為像毛澤東這代人的這一「轉移」，才有中國之現代史。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再三強調：」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麼誇張。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麼誇張。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毛澤東自己沒這麼說，他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兩者有什麼聯繫呢？鄧小平說出來了，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這顯然要比孔夫子的三千弟子多得多吧！89年***后，鄧小平認為「教育」上的不足（一手硬，一手軟）。這個教育僅僅是學校的教育嗎？

在「英雄史觀」和「人民史觀」兩者，當然是後者，而前者只是完成「教育和引領」。土話說得好，「渾身的鐵能念幾顆釘子」？毛澤東是誰呀？他是「人民的一員，又是人民的教員」！這必須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看待兩者的關係。有些文人整天在那兒今兒個解密，明兒個剖析，拿著雞毛當令箭，怎麼不看看他留下的整個歷史足跡？一句話，這些人「心術不正」。

現在我們注重社會的「法治」，這是個進步，新中國需要系統和完整的法典；同時也要有完備的社會教育體系。而現在問題是許多地方缺乏教育，輕視了全民教育。如農民不能一包了之吧？工人不能下崗就完事吧？社會不健康東西抬頭不能不管吧？腐敗不能光靠抓，更多的是要防、要教育，可我們現在任重道遠，不能懈怠呀。共產黨從成立那天起，就意味著引領和教育人民，往共產主義道路上奔，不是嗎？如同鄧小平說講的「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個精神財富不能放在「國庫」里，今日要談起毛澤東，有什麼好緊張的，好像毛澤東要壓著誰？當前這個社會需要發展，需要和諧，也需要引導和教育，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責任。我說的學習毛澤東，就想把毛澤東在各個時期，尤其是在「井岡山」、「延安」、「西北坡」、「建國初期」等時期，他是如何做好「教員」工作的。他對人民總是相親相近，誠懇教導；對各種錯誤思想是如何批判的。我只談談自己的領悟，說得不對大家可以批評。

（未完待續）

敬仰毛澤東，學習毛澤東（三）
（唐堯 2006年1月21日）

「萬事開頭難」，這是中國的一句老話。毛澤東比較集中教育，就是從井岡山開始，在
這以前，用「演說」或者用「遊說」（也是教育）。毛澤東率領800餘人的秋收起義（失敗）
部隊向井岡山進發，路經江西永新的三灣當時，不僅官多兵少，槍多人少，而且各種規章制
度很不健全。更重要的是，由於秋收起義的失敗，部隊人心浮動，思想混亂。當晚，毛澤東
主持召開了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第二天，全體官兵集結在三灣村頭那棵千年大楓樹下，傾
聽毛委員關於部隊改編的動員。一是將一個師改編為一個團，番號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
一師第一團」；二是建立黨代表制度，即「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三是總結了秋收起義失
敗的經驗教訓，加強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三灣改編」重要意義，確立了「黨指揮槍」的
原則。到了井岡山，又成立了「士兵會」。還得有個規矩，毛澤東頒布了「三大紀律、六項
注意」。這三大紀律為：(1)行動聽指揮；(2)不拿群眾一個紅薯；(3)打土豪要歸公。而六
項注意是：(1)上門板；(2)捆鋪草；(3)說話和氣；(4)買賣公平；(5)借東西要還；(6)損
壞東西要賠。一年後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敵兵腰包」。今日看來似乎就這麼點
要求？可是做到它也不容易的事，絕大多數做得到更難，問題的根本還不在紙上，嘴上，而
是在實際的行動上，監督作用和無形的環境建設是不可少的。往深了想，這與舊軍隊有著根
本的區別，集中體現了咱們的部隊是人民的軍隊，而不是「***，你是誰，我是誰？」，
所以當時當地流傳著這樣一首歌謠：「紅軍紀律真嚴明，行動聽命令；愛護老百姓，到處受
歡迎；遇事問群眾，買賣講公平；群眾的利益，不損半毫分。」我們基石就是老百姓。都做
到了，不就是一支好部隊嗎？這與「既剝削你，又壓迫你」是天壤之別。紅軍既要「懲惡揚
善」，又要「自我約束」和「相互監督」政治氣氛。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為什麼？人有兩重性，比如「善」與「惡」、「廉」與「貪」、
「公」與「私」、「勤」與「懶」等等，都每個人內心世界存在著，教育可以把後者杜絕在
萌芽狀態。犯錯的要批評教育（二次教育），甚至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紀律的約束
與教育相結合，因為那時部隊組成是很複雜的，大方向是向著光明、向著未來。客觀上部隊
是個大學校，尤其是對貧苦的農民青年，即教他們學文化，又要灌輸革命的道理。我有一個
一起搞項目的軍人，他的岳父（老紅軍）就是未進過校門一天，參加紅軍后，在紅軍這所大
學里所受的教育可大了，不僅文化不差，長征（時任先遣團里的一個排長）以後一直擔任各
級政治委員，說起毛澤東，那感情無法形容。他在擔任一個大油庫的基建處長時，到干休所
看望老岳父，告誡他，「不要當保管員」。我有點不明白，處長與保管員有何關係？他說，
不是你的就別往自己兜里裝，犯事了再掏出來。這不就是保管員嗎？現在教育少了，監督也
少了，懂得自我教育，懂得為人要一身正氣。毛澤東教育出來的人，就是那樣的即簡單可又
那樣的深刻。警鐘長鳴，不然人是會變的。

後來，到井岡山的部隊越來越多，新入伍的也不少，人員和來源的複雜性是顯然的。
體現在的問題也不少。毛澤東將一些錯誤觀點，一一列舉出來：軍政對立；單純軍事觀點；
脫離群眾；忽視宣傳教育；勝驕敗餒；本位主義；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等。分析他們存在的
原因，提出解決的辦法。還提出了「七個關於存在原因和解決辦法」，即關於極端民主化；
關於非組織觀點；關於絕對平均主義；關於主觀主義；關於個人主義；關於流寇思想；關於
盲動主義殘餘等。這就是非常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解決問題，這個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
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對黨和軍隊的建設發揮了重大作用。後來毛澤東針對黨內各級領導
層，寫下了《反對本本主義》，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調查就是解決問題，反對教條
主義；教導指戰員們調查的技術和方法。在井岡山最困難的時候，毛澤東又鼓勵所有的指戰
員，消除悲觀消極思想，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是對當時中央在大革命失敗后，
悲觀主義傾向的批評。這樣一支朝氣蓬勃的軍隊活躍在井岡山上。數量和質量都發生巨大的
變化。先後三次取得反圍剿的勝利。有毛澤東的詩句為證：「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
周山下紅旗亂。」毛澤東所講的「喚起」，不就是「教育和啟發」嗎？他說的「同心干」，
不正是為了千千萬萬個窮苦人共同的事業嗎？馬克思說過：「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
人」。

後來的中央正在犯「左傾」錯誤，擺出與敵人決戰的架子，誰不決戰，誰就是不革命。
多次寫信與毛澤東（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朱德，要他倆到上海（批評他們不參與統一行動），
毛幾次回信，不便去，當然主要對中央「盲動主義」持不同意見，其次部隊還需要進一步教
育和建設，那是在古田會議之前，部隊確實問題眾多，存在散架的危險。而且指出中央對時
局分析是有問題的，缺乏調查研究，只憑韌勁蠻幹。事實正如毛澤東分析一樣。最後把黨在
白區的力量幾乎百分之百的丟完，也丟了百分之八十的蘇區。中央蘇區為什麼選在瑞金？這
蘇區是誰開創的？又怎樣把毛澤東擠出中央紅軍和中央蘇區的領導層？搞到最後把中央蘇區
也丟了，被迫紅軍長征。30萬的紅軍到了陝北，只有3萬。這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中國
革命帶來的危害和災難。其實在第二次反圍剿，已經由項英取代了毛澤東，只是他干不（面
對蔣介石三十萬大軍，他就一個字「逃」），只有毛澤東力挽狂瀾，反對逃跑主義，只才讓
毛澤東指揮，包括第三次反圍剿。正是「橫掃千軍如卷席」。

我很敬佩黃克誠大將的。在80年代初，一股抵毀毛澤東思想和醜化毛澤東的逆流下，
就是曾經在59年廬山會議上反右傾中被錯誤地批判的二號人物黃克誠，出來講真話。他是帶
領部隊隨朱德和陳毅上的井岡山，是個「老井岡」了。他對這股逆流看不下去，出來說話了，
「如何認識和評價毛主席、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對我們黨和國家來說，是一個根本問題。」
他用幾十年跟著毛主席幹革命的親身經歷來闡述這個根本問題。在創建紅軍時期，毛主席為
黨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勛；紅軍能夠粉碎敵人的第一、二、三次圍剿，首先是由於毛主席的
正確決策；毛澤東多少次在危機中挽救了革命，領導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近代中國的
歷史證明，只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救中國；要從十億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以正確
的態度來評價毛主席。最後他說：「現在全世界很多國家存在著『信仰危機』，很多青年人
都感到思想沒有出路，沒有精神依託。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鬥爭中樹立了自己崇高的
理想和信仰，並以此團結教育了廣大人民群眾。我們不能毀掉自己的信仰。當然，我不是說
毛主席的每一句話都正確，他的某些話是講錯了或是過時了，但毛澤東思想的粘髓和基本原
則卻將永遠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器，指導我們不斷將革命推向前進。毛
澤東思想作為一個科學體系，有一個不斷豐富和發展的過程。我們不應苛求前人，只能通過
我們後人的鬥爭實踐彌補前人的不足，不斷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在這面光輝的旗幟上寫
下新的篇章。」

作為探討，可以這樣想一下，為何在戰亂年代需要軍事時，毛澤東卻批判「單純軍事
觀點」、「忽視宣傳教育」？如同我們現在發展經濟，追求GDP時，是不是唯生產力論？再
理解「科學發展」觀的現實意義？在科學發展的內涵中，是不是也要加入全社會的思想教育
這樣一個環節？為何經常處於戰鬥狀態下的部隊（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毛澤東取消了軍
餉制（國民革命軍上校級是一百多大洋，戰士只有幾個大洋），改為供給制？不怕翻船？改
制完成了，又要反對平均主義？看似簡單，其實就是深刻的革命。毛澤東是最懂「辯證法」
的。可我們社會的貧富差距正在拉大？高薪養廉對嗎？應該怎麼辦？還需要不需要，官兵
一致同甘苦？毛澤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能管束部隊和中央蘇區政府。而現在的腐敗
趨勢還未遏止，可我們管束隊伍也是最龐大的，法律、紀律和相關決議規定則更多，那麼
為何效果還是不盡人意？一個向上進取的社會意識形態，該如何建設？

（未完待續）

敬仰毛澤東，學習毛澤東（四）
（唐堯 2006年1月22日）

縱觀黨的歷史，對黨造成危害的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在我的概念
里，「左傾機會主義」要比「右傾機會主義」傷害來得多。右傾有時將它劃歸到敵人哪兒去，
左傾將它劃歸到哪裡去？它的理論的論點比你「高」，口號比你「響」，甚至比你「勇敢」，
拿它沒辦法。不撞南向不回頭，不到黃河不死心。

共產黨是以馬克思理論為基礎，以蘇俄為榜樣。以王明為首的純布爾什維克，由於國
共分裂，莫斯科中山大學停辦，這批學員回國。其中著名的就是廿八個半布爾什維克，而其
總後台，就是王明。帶著共產國際的指令（尚方寶劍），取得了中央領導權。毛澤東只是個
政治局候補委員，在中央沒他的話語權，好在他與朱老總合作挺好，朱老總在黨內的地位還
不如毛澤東，毛澤東足智多謀，朱老總為人正直、帶兵在行，所以井岡山根據地搞得很有起
色。但是，中央執行的是一套「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大量的根據地在他們的控制下，擺出
與國民黨反動派決戰架子，城市的武裝暴動（學「十月革命」？），一次次的失敗，最後也
就「拼」的差不多了，同時許多「根據地」武裝攻打城市，多數連「根據地」也保不住了。
中央機關搬到瑞金。王明雖然人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但他一直遙控著臨時
中共中央的領導。那時臨時中央的行動都是向王明彙報，所以實際領導人仍然是王明。王明
遙控指揮中央蘇區，首當其衝和「山溝里」的毛澤東發生碰撞。毛澤東被閑置起來了，第五
次反圍剿開始了，仍然一如既往的左傾路線，還進行了內部清洗。最後的結局，大家都了解。
好在周恩來醒悟早，站到毛澤東、朱老總這邊來，還有廿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張聞天、王
稼祥等。但此時的「朱毛紅軍」已沒有太多的實力了。「朱毛紅軍」只有「逃」出「魔掌」，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毛澤東的「逃跑」在世界歷史上是「舉世無雙」的。可惜當年
教導的多數將士，已經獻出了他們的生命。「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罪行罄竹難書。

事實上，在當時三個人在黨內具有形象力的，手持尚方寶劍的王明和兩個中共一大時
的少壯派，張國燾與毛澤東。張國燾一大時就是三位中央委員之一。國共合作時持不同意見
而失去中央委員，四大時成為政治局委員，后因南昌起義失敗，丟了位置，六大時又選為政
治局委員，且為中國駐共產國際代表，31年初回國，任中國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
后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一方面軍遭難，四方面軍凸現軍事實力，不足之處就是
不是他「從小帶大的」。也就說李大釗的就義，陳獨秀的錯誤，中國共產黨領導層事實上的
「真空」，王明只是撿了個「便宜」。張國燾另立中央，取代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毛
澤東又以他的「洞察力」，帶中央紅軍「逃」出險境。張國燾的失敗，將八萬多四方面軍，
折騰成不足一萬人，他本人39年脫離共產黨。此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已經差不多是共產
黨的核心。

所以，毛澤東在對「左傾機會主義」鬥爭是他一生最為痛苦的時期。在《東方紅》大型
舞蹈史詩中有這樣一首歌「紅軍戰士想念毛澤東」，也體現了整個中央紅軍的期待。「左傾
機會主義」的錯誤帶給革命事業損失是最大的，紅軍撤出許多個「革命老區」，而「老區」
近十萬民眾遭到了大***。在遵義議會上，毛澤東等掌握分寸不談政治路線，只談軍事上的
指揮錯誤，受批判的同志就不多，有利於團結，而不是用「以牙還牙」的方式，到了與張國
濤的軍閥主義、逃跑主義、分裂主義鬥爭時，政治局基本上做到了團結一致，體現毛澤東的
英明。「左」的錯誤的要害，就是脫離實際。毛澤東之所以是毛澤東，正是因為他重視「調
查研究」、「權衡得失」、「審時度勢」、「實事求是」。頂住共產國際不正確的瞎指揮。
所以在延安，毛澤東將井岡山、瑞金的事業進行下去，而且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毛澤東以民族大義為重，「逼蔣抗日」如同拉毛驢上山，建立「抗日民主統一戰線」。
既緩解自身壓力，又分清主次矛盾。它既反對「速勝論」又批判「亡國論」。從軍力敵強我
弱，到中國有足夠的戰略縱深而日軍卻拉不起的戰線，分析唯有「持久戰」，救中國。拖死
「日本」，「累死」日本。既打擊敵人、消滅敵人，又保存自己、發展自己；對蔣介石既
「聯合」又「鬥爭」；對偽軍既「打擊」又「分化」；對自己人既「學習」又「整風」。延
安時期的學習風氣更濃。毛澤東在這期間寫下了許多不朽的名篇。其中一篇《團結一切抗日
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一九四○年二月一日）中有這樣一段：「這裡一沒有貪官污吏，
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
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為什麼要取消它呢？
只有不要臉的人們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頑固派有什麼資格站在我們面前哼一聲呢？」延安
個「十個沒有」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引領和教育」的結果。當初有的老百姓還希望，雷公
雷婆把毛澤東給劈死，而這時邊區的人民，已經高唱《東方紅》。歷史是人民創造的，而人
民需要教育和引導。

在我的理解里，同樣的人，處於不同的社會環境，結果會不同。一個社會環境的建設
是非常重要的。也許當時「大敵當前」，這樣的社會環境容易建立起來，這個叫外部壓力下
的內部壓力自動提高。當「外部壓力」變小時，而人的不良習氣抬頭，私心會膨脹？所以，
我也一直記住王進喜的名言「井沒壓力不噴油，人沒壓力輕飄飄」。所以，在毛澤東將延安
邊區的事業與方法，推向全國時，阻力重重。似乎是毛澤東「左傾」了？以「集體主義」為
核心的社會意識形態社會，在這樣的生產力狀態下是建不起來的？毛澤東一生，從井岡山到
延安，都是以「改造人性弱點」而不是「利用人性弱點」作為社會的意識形態建設的主線的，
難道全面掌控國家機器以後，反而搞不下去了？問題出在哪兒？

（未完待續）

敬仰毛澤東，學習毛澤東（五）
（唐堯 2006年1月23日）

毛澤東與斯諾在39年九月談話中，斯諾問：「現在的政府是代表地主資本家嗎?」。毛澤
東答：「是的。現在的政府，主要地還是地主與資本家的代表，可是，這些階級的代表，很多
都已逃跑出去了。」斯諾問：「那末，現在還代表什麼？」毛澤東答：「在抗日政策上講，主
要地已放在中產階級及廣大的農民階級基礎之上，已代表了這些階級，但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
到現在還沒有。」在斯諾問及社會革命和改良時，毛澤東說：「我們永遠是社會革命論者，永
遠不是改良主義者。中國革命，有兩篇文章，上篇和下篇。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一道，進行民
族民主革命，這是文章的上篇，我們現在正在做這一篇文章，並且一定要做好這一篇文章。但
是，文章還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一篇文章，
我們也是一定要做的，並且也一定要做好的。目前是民族民主革命，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就會
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種可能性是會要變為現實性的。不過，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
是沒有法子著手做的。」毛澤東對斯諾說：「所謂共產黨對工農的領導，可以分為政治上的領
導與組織上的領導兩方面。……教育工農，是用共產黨員的口，用文章，主要的還是用黨的抗
日的行動，使工農懂得要抗日要反對漢奸勢力的目的。」斯諾說：「中國有的資本家跑了，到
汪精衛那兒去了，這就是說，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階級不再成為政府的主要部分了。這
種情形之下，政府已失掉了依靠力量，為什麼現在還在相當長的時期中代表了這些階級，而沒
有提高工農的組織地位？」毛澤東說：「這就是頑固性，階級基礎變了，而政府組織還沒有變。
因為這些人霸住在那裡吃飯，而不讓人家進去，所以要改變政府組織，是要經過一個過程的，
而不是一霎時的事情。」

「西安事變」后，毛澤東最重視抗日統一戰線。37年5月他在延安召開的共產黨全國代表
會議上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最後報告《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
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如何爭取千百萬群眾，共產黨、八路軍用自己實際行動感化千百萬群
眾，同時把宣傳教育帶到各個根據地和由黨組織的地方，延安先後成立了，陝北公學、抗日軍
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自然科學研究會等。一期期的學員從這了畢業，奔赴抗日前線。毛澤
東經常去那裡講演，參加畢業典禮。著名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就是在「抗大」的講演。
著名的《論持久戰》論持久戰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一周內全部講演。而《新民主主義論》是
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新民主主義的憲政》是延安各界憲政促進
會成立大會上的演說等，毛澤東是個演說家更是個老師。最為著名的要屬《在延安文藝座談會
上的講話》了。歷時三周的文藝座談會，引言就提出四個問題，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
象問題；自身學習問題。就是一個「做什麼人，為什麼人的問題」？三周后的結論更是全面闡
述了「做什麼人，為什麼人的問題」。

「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
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

「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
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於『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
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

「我們的這種態度是不是功利主義的？唯物主義者並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但是反對
封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反對那種口頭上反對功利主義、實際上抱
著最自私最短視的功利主義的偽善者。世界上沒有什麼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裡，不是這一
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
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
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

　　「『人性論』。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
在階級社會裡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
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
不這樣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脫離人民大眾
或者反對人民大眾的，他們的所謂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因此在他們眼中，
無產階級的人性就不合於人性。現在延安有些人們所主張的作為所謂文藝理論基礎的『人性
論』，就是這樣講，這是完全錯誤的。」

「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
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
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

　　 「既然必須和新的群眾的時代相結合，就必須徹底解決個人和群眾的關係問題。魯迅的
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一切共產黨員，
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知識分子要和群眾結合，要為群眾服務，需要一個互相認識的過程。這
個過程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許多痛苦，許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決心，這些要求是能夠達到
的。」

毛澤東之所以是毛澤東，他總是那樣愛憎分明。讓我么看看延安當年的小社會，「十個沒
有」（上文所提）。再看看我們當前的社會。不少的幹部「貪污腐化、當官做老爺」。許多社
會的精英極度掩蓋社會凸現的矛盾，忽悠大眾這是發展中的問題。往「公有制」企業「吐痰」；
「監守自盜」；明明是「分配不公」，反其說成是「仇富心理」；件件是社會該有的公益事，
統統甩到九霄雲外。他們一個個「西裝革履」，可他們的心有多黑，臉皮有多厚？我們的黨校
是不是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作為培養幹部必修課？我們的黨員先進性教育的讀本
里增加這篇光輝的著作？當我們的文化作品多一點「工農兵」的形象？讓我們的社會多一點對
底層百姓的關愛？讓我們的「弱勢群體」不再「看不起病」，讓他們的子女「上得起學」？

（未完待續）

敬仰毛澤東，學習毛澤東（六）
（唐堯 2006年1月24日）

近一二十年總有這麼股陰風，否定毛澤東，說什麼「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我
不想跟著他們的思路走。在八十多年的中共歷史里，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那麼誰是馬
克思主義者？有沒有馬克思主義者？說「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歸根結底，他們
不需要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反毛澤東思想，這才是要害。

在毛澤東的引領和教育下，我們完成了「新民主義革命」，建立起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毛澤東竟然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天大的笑話。毛澤東不僅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在著前面
加上「偉大的」才對。上文（五）中，開頭那段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告訴斯諾，
「中國革命，有兩篇文章，上篇和下篇」。已經清晰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她從一
開始就表明了黨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建國時斬釘截鐵說：「領導我們事業
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通常把馬克思主義分為三個組成部分，它們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共產主義」、「馬
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同時我們也看到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歷史
背景和地域範疇，學習和理解馬克思主義，需要對它們進行必要的了解和學習，但許多理論
家一頭扎進這個歷史的背景和地域範疇出不來。列寧不是這樣的人，所以他有「十月革命」
的勝利和蘇維埃的誕生；毛澤東不是這樣的人，才有新民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中國的
誕生。雖然他們兩人走的路線不同，而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建設社
會主義的國家，走向共產主義這一最終目標。他們是成功者，所以才有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
想。他們成功的秘訣就是應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不是馬克思學說中詞語。在中國毛
澤東用不著太多的研究歐洲的經濟、文化背景和歷史進程，根據馬克思的原理，研究中國的
經濟、文化背景和中國的歷史進程，尤其是中國近代歷史。這也是我前文（一、二）要想表
述（可能水平有限未表達清楚）的內容。誠然，馬克思主義是在與錯誤的思潮鬥爭中產生的。
作為馬克思學說全面掌握，是需要有人來專門的研究和考證。如果只有這樣的人，才稱得上
是馬克思主義者，那麼，你又把馬克思主義理解歪了，「本末倒置」了，你只能成為一個非
馬克思主義者。不是這樣嗎？話語至此，我又不能對最近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有一
種深深的憂慮。（擔心走俄國普列漢諾夫的老路。）

我還是看看毛澤東是如何談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在37年7月在抗大的講演（實踐論）
中深刻表示：「在中國共產黨內，曾經有一部分教條主義的同志長期拒絕中國革命的經驗，
否認「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個真理，而只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書籍中的
隻言片語，去嚇唬人們。還有另一部分經驗主義的同志長期拘守於自身的片斷經驗，不了解
理論對於革命實踐的重要性，看不見革命的全局，雖然也是辛苦地――但卻是盲目地在工作。
這兩類同志的錯誤思想，特別是教條主義思想，曾經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國革
命受了極大的損失，而教條主義者卻是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迷惑了廣大的同志。」毛澤東
的《實踐論》，正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這裡
主要應用馬克思的主要原理（而不是隻言片語）來指導實踐。理論是一個方面，實際又是一
個方面，對自己不了解，怎麼來指導？毛澤東一生作過無數次的調查研究。比如毛澤東與斯
諾談話中，有這麼一段對美國的敘述：「美國獨立有一百八十五年了，美國的建設花了一百
八十五年的時間。除了獨立戰爭時期的反英戰爭和為了解放黑奴而進行的南北內戰以外，你
們國內就沒有經歷過什麼戰爭。你們的地方特別好，氣候和地理條件都很好，兩個大洋保護
著你們。但主要條件是你們一百七十多年前就把英國殖民者趕走了。另外還有一個條件，就
是你們國內沒有過封建地主所有制。」斯諾怎麼不點頭稱是？這就是美國「得天獨厚」的前
提。那麼中國呢？而毛澤東是最了解中國的，所以他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照搬馬克思主義和
列寧主義，只需要他們精髓和原理，實踐證明毛澤東是正確的。

對於《辯證唯物主義》（主要是《實踐論》與《矛盾論》）這個小冊子，毛澤東與斯諾
在65年談話中有這樣一段問答。斯諾說：「西方有些『毛學』專家，互相展開爭辯，觀點各
有不同。我不久前在日內瓦參加了一次『北京問題專家』的會，會上辯論的一個問題是，
《矛盾論》是不是對馬列主義作出了新的貢獻?」毛澤東說：「那時抗日軍政大學要我去講一
講哲學。」斯諾問：「《矛盾論》是講演的一部分?」毛澤東答：「就是。他們強迫我去講課，
我沒有辦法。這是寫的講義的一部分。花了幾個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總結中國革命
的經驗，每天晚上寫，白天睡覺。講課只講了兩個鐘頭。我講課的時候，不准他們看書，也
不准他們做筆記，我把講義的大意講了一下。……其實，《矛盾論》不如《實踐論》那篇文
章好。《實踐論》是講認識過程，說明人的認識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又向什麼地方去。」斯諾
又問「主席看過黑格爾的文章嗎?」毛澤東答：「看過一些，還有費爾巴哈的。海克爾寫的一
本書裡頭有相當豐富的材料，他不承認他自己是唯物主義者，實際上是唯物主義者。」斯諾問：
「什麼時候讀的?」毛澤東答：「那很久了，是打游擊戰爭的時候（井岡山時期）。」

奇怪的是在毛澤東的講演和著作中，很少有大段的引用馬克思或列寧的原話，而是經過
自己理解后的基本精神，所以有人認為毛澤東很少讀馬列的書。其實恰恰相反，毛澤東是讀懂
了，而且理解后通過自己的語言根據中國的實際說出來，針對性就是毛澤東的特點，因為他又
是個最大的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家。所以在國外有一批斯諾所講的「毛學」專家，而且也讓他帶
來在研究中爭議，有望有個權威性的解釋。在他們眼裡，毛澤東無疑是一個偉大的且創造性地
馬克思主義者。除別有用心的傢伙說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外，對毛澤東是否馬克思主義者
有所懷疑的人，他們讀的毛澤東書太少，又不懂中國的歷史，更不懂馬克思主義為何物？

延安時期的毛澤東（條件許可）全面地研究馬列主義，並且用她來指導中國革命。毛澤
東除了各種講演和報刊文章外，比較集中還有延安整風時期的代表作《改造我們的學習》、
《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都是毛澤東進一步地從思想問題上總結了過去中國共
產黨內路線的分歧，分析了廣泛存在於黨內的非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作風，主要是主觀主義的
傾向，宗派主義的傾向，和作為這兩種傾向的表現形式的黨八股。毛澤東號召開展全黨範圍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運動，即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原則整頓作風的運動。毛澤東的這
個號召，很快地在中國共產黨內和黨外引起了怎樣以從實際出發的觀點而不是以教條主義的觀
點來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怎樣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
以及怎樣對待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這段時期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這樣一些重大問題的
大討論，鞏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黨內外的陣地，使廣大幹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使中國共產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包括我上文（五）提到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懷疑他的人，好好讀一下吧！你們羞愧不羞愧？

再說了，當年的延安這個社會，毛澤東說她十個沒有（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
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
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這不具有馬克思意義下的社會雛形？建國
以後大量的「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計劃經濟」不符合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我
們只能說似乎還可以做得更好一點的問題，而不是懷疑她的屬性不是馬克思主義的！

（未完待續）

（唐堯 2006年1月25日）

我在上中學時，學校組織愛國主義教育，走上十來公里就到了金山衛（咱中國有三個衛，
天津衛、威海衛、金山衛）去接受愛國主義教育。那時還沒有金山石化總廠。一條滬杭路阻擋
著杭州灣的潮水，可怎麼也沒有擋著日本侵略鬼子？他們上岸后對當地的老百姓進行瘋狂的屠
殺，一個小小的水塘就槍殺一百多無辜的村民，一個老婆婆給我們講述她那悲慘遭遇，她為了
躲避被姦淫，多少次把自己純潔身體，浸泡在水牛的爛泥塘里，否則有一個就糟塌一個。在金
山衛那個海邊，先後上來一個軍團的日軍，上海淪陷了，這個軍團其中一個師團就是南京大屠
殺最殘忍的師團，金山衛（沿海小鎮）就被這些豺狼殺死上千人，打亭林、松江、嘉興近萬人
慘遭侵略者殺戮，它們一路殺戮到南京，它們是強盜、是惡魔。我小時候也經常聽爺爺、奶奶
講述舊社會的苦難，尤其是抗日戰爭時期幾次大的遭遇，民不了身，我的四個叔叔、姑姑在他
們兒時病死，奶奶兩次死裡逃生，爺爺給日本兵作了個把月的苦力，挨過日本鬼子的打，差點
兒被送往菲律賓做勞工。我奶奶說什麼「和平軍」的事，我問奶奶，幫日本人打中國人的軍隊
為什麼叫「和平軍」？「和平」在哪兒？咱中國怎麼會有那麼多的漢奸與走狗？爺爺奶奶說：
「孫子長大了」。在中國這樣的軍隊和武裝力量的人數要超過在華作戰的日軍人數，這些都是
誰的軍隊（國民黨親日軍隊）？誰的武裝（地主武裝）？每一個中國人還不應該深思嗎？

延展百年的中國屈辱歷史，感慨萬千。區區不到兩萬的「八國聯軍」，清政府在自己的
家門口打不過他們？兩萬五千聯軍直搗京城，火燒圓明園？「義和團」抗擊聯軍，誰在那兒說
他們狹隘無知？兩萬日軍可以佔領「東北三省」，二三十萬東北軍倒去了西北「剿共」？說什
么不要破環中國的經濟大發展的歷史時期？說什麼英美法德會在考慮在華利益會有解決辦法？
咱們中國人的事自己不辦而要外國人來辦（奴顏婢膝，媚外成性）？堂堂的大國領袖在民族危
亡的緊要關頭，要靠部下「兵諫」來換取「抗日」（尊嚴何在）？

國難當頭，千千萬萬個不願做奴隸人起來英勇奮戰，流血犧牲。在這些人群中，共產黨
領導的軍隊和人民是最優秀，毛澤東無疑是最傑出的代表。

在瑞金毛澤東就起草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
抗日救國宣言》提出全方位的「十大綱領」；紅軍長征剛到陝北，毛澤東貼出《中國人民紅軍
抗日先鋒軍布告》；召開政治局瓦窯堡會議，毛澤東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
告，毛澤東提出：「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
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首先提出「抗日反蔣不能
並提」，以民族矛盾為重，使得西北軍（剿共）出師無名（毛澤東的智慧是無與倫比的，即解
脫自己，集中力量打擊日本侵略者）。「西安事變」后，八路軍東渡黃河，開赴前線；延安成
為「革命的搖籃」，也是抗日骨幹的培訓基地，一批批「戰鬥隊」、「工作隊」、「宣傳隊」、
「生產隊」的幹部送往抗日前線，組織和領導抗日統一戰線。他用他的意志和智慧感悟著每一
個來延安學習的熱血青年和基層幹部，把他的思想傳遞到每一個抗日群眾的腦海里，把他的書
帶往全國各地。在外部看來延安是「革命的聖地」、是「中國之希望」，「朝聖」者越來越多，
學習「統一戰線政策與策略」、學習「戰略與戰術」、學習「游擊戰術」、學習「開創根據地
的工作」、學習「堅持敵後鬥爭工作」、學習「生產運動之經驗」、學習「經濟工作制經驗」、
學習「革命的文藝理論」等等，延安就是最好範例。而這一切都是在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和民
族最危難的時期發生的。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卷宗里，是沒有第二篇的。

近年來，有些人在那兒「冷嘲熱諷」，是日本「救了」中國共產黨、「救了」毛澤東？
才讓他們有延安這樣一塊「休息養生」之地？才有他們發展自己、壯大自己，叫做「養虎為
患」？到延安真的是「朝聖」嗎？他們為什麼？求得民族解放之理念！求得人民戰爭之方法！
他們一批批浴血戰場，一個個更加機智而又勇猛殺敵。請問當時的國民政府能做到嗎？「峨眉
山」能做到嗎？在中華民國的軍隊里有可歌可泣的英雄將士，有可歌可泣的仁人志士，他們憑
得是中國人的正氣和良心。而不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教育和引領，否則抗戰（國家層面上）不在
37年而在31年。國民黨的軍隊佔據了多少國家財力和物力？共產黨的軍隊又獲得了多少國家的
財力和物力？相比較而鑒別。「人民是最好的鑒定人，他們知道八路軍新四軍這時數量雖小，
質量卻很高，只有它才能進行真正的人民戰爭，它一旦開到抗日的前線，和那裡的廣大人民相
結合，其前途是無限的。人民是正確的，當我在這裡做報告的時候，我們的軍隊已發展到了九
十一萬人，鄉村中不脫離生產的民兵發展到了二百二十萬人以上。不管現在我們的正式軍隊比
起國民黨現存的軍隊來（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數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擊的日軍和
偽軍的數量及其所擔負的戰場的廣大說來，按其戰鬥力說來，按其有廣大的人民配合作戰說來，
按其政治質量及其內部統一團結等項情況說來，它已經成了中國抗日戰爭的主力軍。」（毛澤
東 1945年4月《論聯合政府》）

正如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說的：「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
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著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
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
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
是為著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
合，而戰鬥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
一的宗旨。」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
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鬥下去。」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有一個很好的內部和外部的團結。在內部――官兵之間，
上下級之間，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後勤工作之間；在外部――軍民之間，軍政之間，我友之
間，都是團結一致的。一切妨害團結的現象，都在必須克服之列。」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有一個正確的爭取敵軍官兵和處理俘虜的政策。對於敵方
投誠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願意參加反對共同敵人的人，一概表示歡迎，並給予適當的
教育。對於一切俘虜，不許殺害、虐待和侮辱。」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形成了為人民戰爭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戰略戰術。它善於按
照變化著的具體條件從事機動靈活的游擊戰爭，也善於作運動戰。」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形成了為人民戰爭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務是
為團結我軍，團結友軍，團結人民，瓦解敵軍和保證戰鬥勝利而鬥爭。」

　　 「在這個宗旨下面，在游擊戰爭的條件下，全軍都可以並且已經是這樣做了：利用戰鬥
和訓練的間隙，從事糧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產，達到軍隊自給、半自給或部分自給之目的，借
以克服經濟困難，改善軍隊生活和減輕人民負擔。在各個軍事根據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
建立了許多小規模的軍事工業。」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還由於有人民自衛軍和民兵這樣廣大的群眾武裝組織，和它
一道配合作戰。在中國解放區內，一切青年、壯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願的民主的和不脫離
生產的原則下，組織在抗日人民自衛軍之中。自衛軍中的精幹分子，除加入軍隊和游擊隊者外，
則組織在民兵的隊伍中。沒有這些群眾武裝力量的配合，要戰勝敵人是不可能的。」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還由於它將自己劃分為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兩部分，前者可
以隨時執行超地方的作戰任務，後者的任務則固定在協同民兵、自衛軍保衛地方和進攻當地敵
人方面。這種劃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擁護。如果沒有這種正確的劃分，例如說，如果只注意
主力兵團的作用，忽視地方兵團的作用，那末，在中國解放區的條件下，要戰勝敵人也是不可
能的。在地方兵團方面，組織了許多經過良好訓練，在軍事、政治、民運各項工作上說來都是
比較地更健全的武裝工作隊，深入敵後之敵後，打擊敵人，發動民眾的抗日鬥爭，藉以配合各
個解放區正面戰線的作戰，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在中國解放區，在民主政府領導之下，號召一切抗日人民組織在工人的、農民的、青
年的、婦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職業和工作的團體之中，熱烈地從事援助軍隊的各項工作。這些
工作不但包括動員人民參加軍隊，替軍隊運輸糧食，優待抗日軍人家屬，幫助軍隊解決物質困
難，而且包括動員游擊隊、民兵和自衛軍，展開襲擊運動和爆炸運動，偵察敵情，清除姦細，
運送傷兵和保護傷兵，直接幫助軍隊的作戰。同時，全解放區人民又熱烈地從事政治、經濟、
文化、衛生各項建設工作。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是動員全體人民從事糧食和日用品的生產，並
使一切機關、學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於工作或學習之暇，從事生產自給，以配合人民
和軍隊的生產自給，造成偉大的生產熱潮，藉以支持長期的抗日戰爭。在中國解放區，敵人的
摧殘是異常嚴重的；水、旱、蟲災，也時常發生。但是，解放區民主政府領導全體人民，有組
織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著各種困難，滅蝗、治水、救災的偉大群眾運動，收到了史無前例的效
果，使抗日戰爭能夠長期地堅持下去。總之，一切為著前線，一切為著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
中國人民，這就是中國解放區全體軍民的總口號、總方針。」

「這就是真正的人民戰爭。只有這種人民戰爭，才能戰勝民族敵人。」

延安是全國最好、最大學校，毛澤東是這個學校最好老師；他又是這場真正人民戰爭的
真正的統帥。

（未完待續）

　　敬仰毛澤東，學習毛澤東（八）
　　（唐堯 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６日）
　　「夕陽輝耀著山頭的塔影，月色映照著河邊的流螢，春風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結成了堅固的圍屏。啊，延安！你這莊嚴雄偉的古城，熱血在你胸中奔騰。千萬顆青年的心，埋藏著對敵人的仇恨，在山野田間長長的行列，結成了堅固的陣線。看！群眾已抬起頭，看！群眾已揚起了手，無數的人和無數的心，發出了對敵人的怒吼；士兵瞄準了槍口，準備和敵人搏鬥。啊，延安！你這莊嚴雄偉的城牆，築成堅固的抗日的陣線，你的名字將萬古流芳，在歷史上燦爛輝煌！」――《延安頌》
　　抗日戰爭的烽火，錘鍊了一批又一批從延安這個學校走出的熱血青年，他們把黨的種子，撒向每一塊被日本鐵蹄踐踏的土地；把主席的思想，送到每個苦難迷茫民眾的心房。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毛澤東與人民鑄就了一部不朽「延安文化」的壯麗史詩，譜寫了中國先進文化絢麗的「華彩樂章」。
　　● 有人問什麼是「延安精神」？那就是毛澤東的「風骨脊樑」。
　　毛澤東他告訴你，「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民眾的翻身」是你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
　　毛澤東他告訴你，「反侵略、反投降、反賣國，打敗侵略者」是你愛國主義的革命情懷。
　　毛澤東他告訴你，「實事求是、調查與研究、理論聯繫實際」是你開展工作的思想品質。
　　毛澤東他告訴你，「為人民服務、不脫離群眾、走群眾路線」是你人生道路的價值取向。
　　毛澤東他告訴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和艱苦樸素、勤儉節約」是你生活的政治本色。
　　● 有人問什麼是「延安之魂」？那就是毛澤東的「思想基石」。
　　毛澤東他告訴你，我們向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發動了第一次「戰役」，產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哲學理論。（《實踐論》、《矛盾論》等）
　　毛澤東他告訴你，我們向戰爭學基本理論領域發動了第二次「戰役」，產生了抗日戰爭發展道路和戰略戰術理論。（《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
　　毛澤東他告訴你，我們向社會基本理論領域發動了第三次「戰役」，產生了系統完備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青年運動的方向》、《＜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
　　毛澤東他告訴你，我們向黨的思想作風領域發動了第四次「戰役」，開創了黨風建設的延安整風新模式。（《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
　　毛澤東他告訴你，我們向黨的歷史研究領域發動了第五次「戰役」，開創了用《歷史決議》的形式統一全黨思想的新舉措。
　　● 有人問什麼是「延安文化」？那就是毛澤東的「教育人民」。
　　毛澤東他告訴你，哲學要從哲學家的課堂里解放出來，辯證唯物地看待事物，實踐出真知。
　　毛澤東他告訴你，把馬克思的人類社會發展理論和階級鬥爭理論作為中國新史學的靈魂。
　　毛澤東他告訴你，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首先為工農兵服務，共同唱響《黃河大合唱》。
　　毛澤東他告訴你，新聞宣傳真實性與戰鬥性相結合，動員人民投入到民族民主革命戰爭。
　　毛澤東他告訴你，人民軍隊為人民的「宗旨」、黨指揮槍的「軍魂」及人民戰爭的思想。
　　毛澤東他告訴你，黨要有理論實踐相結合、和人民相聯繫，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三大作風。
　　● 有人問什麼是「延安風貌」？那就是毛澤東的「換了人間」。
　　毛澤東他告訴你，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開展生產大運動，粉碎一切經濟封鎖。
　　毛澤東他告訴你，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精兵簡政」。
　　毛澤東他告訴你，學習張思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他告訴你，向白求恩同志那樣，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成為真正共產主義戰士。
　　毛澤東他告訴你，發揚愚公移山精神，堅持不懈，我們也會感動全中國的人民大眾。
　　毛澤東他告訴你，繼承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願為而奮鬥，這一宣言，今天完全實現了。
　　毛澤東他告訴你，「這裡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
　　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
　　毛澤東他告訴你，「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六十年前的「延安精神」、「延安之魂」、「延安文化」、「延安風貌」，經過六十年，今日我們將它發揚光大了么？還是覺得時代不同了，這些都可以不要了？

　　（唐堯 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８日）
　　上文以「延安精神」、「延安之魂」、「延安文化」、「延安風貌」，筆者用了二十四個「毛澤東他告訴你」方式，大致敘述了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面上的（沒有包括作為共產黨領袖的大量具體事物）工作。四三年後，這樣的「延安邊區」正在「日偽區」建立和發展。某些不懷好意之徒，說共產黨的武裝力量「游而不擊」。還是讓事實來說話，初到延安時，共產黨的武裝力量是多少，只有幾萬人，而現在已經好幾十萬的軍隊和二百萬的民兵，這些武裝力量在哪兒？在中國後方嗎？他們恰恰在敵占區和根據地，沒有國家財力物力的支持，沒有國際援助，他們靠他們自己，在敵人的鼻子底下，與敵人周旋和搏殺；他們在敵人的後方，在根據地進行著「掃蕩與反掃蕩」的鬥爭，他們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正在壯大發展，使敵人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現在的這支武裝力量正抗衡著在中國戰區過半的日軍和幾乎全部的偽軍，而在整個中國戰區偽軍的數量超過日軍的數量，難道這不是共產黨領導人民的貢獻，難道不是毛澤東的「持久戰之戰略」、「游擊戰之戰術」的勝利嗎？不是「延安精神」發揮的巨大乃至關鍵作用嗎？
　　到抗戰勝利那年的初，將中國分為三個區域來分析。一是「國統區」，包括中國戰略後方（國民政府管區）和與日軍作戰線，人口為二億多；二是「淪陷區」，即日軍佔領和汪偽政府管轄區，人口為一億多；三是「解放區」，即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等，人口近一億。從地域上看經濟狀況，「淪陷區」無疑上等（日寇看準的就是這個）的，隨後是「國統區」，最差的是「解放區」。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雙方到了決戰階段，耗資也到了極度階段，作為三個管區的人民都生活在極其貧困的狀態下，但趨勢卻不相同。經濟基礎最差的「解放區」人民，作出了最大犧牲，但他們最能感覺中國的黑暗即將過去，曙光就要來臨，在黨的領導下，減租減息，生產自救，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反掃蕩」的一個一個的勝利，根據地經濟復甦和根據地擴展，讓他們最能感受勝利的喜悅和中國光明前途的希望。其他兩個管區的知名人士，黨派領袖，來到延安和各根據地實地了解和感受，在這充滿希望之地的一切，抉擇和構架中國之未來。由於他們的感悟和宣傳，兩個管區（蔣管區和敵占區）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對共產黨和毛澤東產生了巨大的興趣，消除了由於反動派宣傳種種誤解，信任之心更多地傾瀉到共產黨和毛澤東身上。
　　「二戰」勝利了，「抗戰」勝利了。中國人民都為這勝利到來，歡欣鼓舞。一個世紀的屈辱和壓迫，尤其從「九一八」開始的這十四年所經歷的苦難與抗爭，比任何一個勝利國的人民，感受更為深刻和強烈。然而，擺在中國人民面前不僅僅是戰後的經濟恢復和生產建設，還要選擇「和」還是「戰」。毛澤東在抗戰勝利前，對中國之未來，寫下了著名的《論聯合政府》，國際三巨頭（蘇美英）也不希望中國戰後，再進入「戰爭狀態」。何去何從需要「國共兩黨」和全國人民做出正確選擇，然而歷史的進程又不能停頓，各方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現仍將繼續，也包括國際三巨頭（蘇美英）。
　　毛澤東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中指出：「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於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及其????實行廣泛的進攻，殲滅這些敵人的力量，奪取其武器和資財，猛烈地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必須放手組織武裝工作隊，成百隊成千隊地深入敵後之敵後，組織人民，破擊敵人的交通線，配合正規軍作戰。必須放手發動淪陷區的千百萬群眾，立即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配合從外部進攻的軍隊，消滅敵人。」然而在日寇的投降問題上，蔣介石政府作出了錯誤決定，一方面派出陣容強大的「接受大員」隊伍；另一方面阻止共產黨接受日偽投降。毛澤東風趣地說：「八年來我們和蔣介石調了一個位置：以前我們在山上，他在水邊；抗日時期，我們在敵後，他上了山。現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來搶奪抗戰勝利的果實了。」（《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所以，日寇投降后，小規模的戰鬥仍在繼續，甚至國民政府，命令「偽軍」轉過槍口來打共產黨的武裝。就是要搶奪抗戰勝利的果實。
　　毛澤東的方針是：「蔣介石對於人民是寸權必奪，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蔣介石需要的是「權」和「利」，而毛澤東需要「土地」和「人民」。他可以將這塊土地和人民改造成為又一個解放區，又一個延安。再來看看蔣介石的「權利」政策吧。那些個接受大員（有的根本就是一個漢奸，周佛海就是典型一例）是如何完成「權利」的接受。民眾說，第一個現象就是「飯店」業，突然興旺發達，上演了「五子登科」的鬧劇。這「五子」是：銀子（金子或票子）、位子（地位）、房子、車子、女子（女人）。這些人早就將中山先生遺訓拋在腦後，敵友不分，滿腦子的權欲和私利；不顧戰後人民的疾苦和國家的困難和重建。國民政府就這麼養著這樣一批政治、經濟的要員？這樣的政府怎麼是勝利後人民的選擇？其實，在日寇侵略那時起，國民政府已經在人民的心目中的地位開始下降，到了上演這「五子登科」的鬧劇后，人民又如何來擁戴這位委員長蔣介石呢？在「國軍」里，雖然湧現了不少英勇抗日的將士，但其總體上還是沒有發揮其中流砥柱作用，發揮真正中流砥柱的是毛澤東領導的人民軍隊。許多戰役連蔣介石都不滿意，在蔣介石的一些軍政訓話中可以看出這一點。有時國軍的十個師干不過日寇的一個師，蔣介石將日寇的師說成「猶如游龍」來形容。所以，從抗戰勝利的戰績表裡，就在積極意義上可以看出，這兩支軍隊的高低了，而國軍擁有國家的財力、物力，擁有國際的多方援助，主要還有（人力）從一開始的幾百萬軍隊。而毛澤東是在幾萬武裝力量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們手裡有何像蔣介石手裡的那些資源？沒有！毛澤東唯有人民的支持和參與。為何有人民的支持？除了筆者在上幾篇所說的，毛澤東懂得教育人民，發動人民，為了人民這根毛澤東思想的精髓，還有毛澤東「脊樑」就是中華民族該有的「脊樑」。
　　現在有人說，是日本侵略，養大了共產黨，養肥了毛澤東。睜開你的眼睛看看，抗戰的那份戰績表吧，同時你不要忘了，共產黨、毛澤東的起點狀態。筆者仍然用，毛澤東他告訴你：「我們解放區的人民和軍隊，八年來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之下，完全靠著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廣大的國土，抗擊了大部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的偽軍。由於我們的堅決抗戰，英勇奮鬥，大後方的二萬萬人民才沒有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殘，二萬萬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沒有被日本侵略者佔領。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給他守衛的，這就是解放區，就是解放區的人民和軍隊。我們保衛了大後方的二萬萬人民，同時也就保衛了這位「委員長」，給了他袖手旁觀、坐待勝利的時間和地方。」如同邊區人民唱得那樣，「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下的仇恨你自己遭殃」。
　　蔣介石政府的腐敗和無能，已經給出了歷史的必然。而這一點，蔣介石到了台灣才明白。所以，針對當前社會上出現的腐敗現象，每一個了解這段歷史的善良人們，怎麼不心急如焚？那「五子登科」的鬧劇，怎能讓它繼續重演？而毛澤東為中華民族樹立的旗幟（歷史所證明了的，為此而付出過巨大代價的。），豈能一丟了之？

　　（唐堯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０日）
　　自１８４０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到１８９４年甲午戰爭的失敗，一個「盛世」毀之。這一切的可恥失敗，不僅僅是清王朝的軍事、外交和政治慘敗，不僅僅是洋務運動和晚清中興的赫然夭折，也不僅僅是損失了２億３千萬兩白銀、割讓了寶島台灣和被迫洞開中國腹地。隨著甲午戰爭的硝煙瀰漫，整個中國社會、東北亞乃至全世界，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持久浩劫……
　　是什麼使一個「盛世」的大清朝在一個甲子年間（６０年）走向「毀滅」？是大清窮？非也；是大清（軍事）弱？非也。只有兩個字「腐敗」！是「腐敗」背棄民心！是「腐敗」葬送了大清朝！
　　痛將士之壯烈，恨晚清之腐敗。偌大之中國，屈服於西方，慘敗於倭寇，讓百姓欲哭無淚。縱觀中國幾千年，未曾如此陽痿不舉。明治維新，戊戌變法，洋務運動，幾乎在相同時代背景下進行，結果卻天壤之別。日本也就花了５０年時間，不僅打敗了中國清王朝，還打敗了俄國。
　　日本帝國主義的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后，倭寇更是事物亟待地中進行侵略和掠奪，抗戰是對每一個中國人最嚴峻考驗，更是對每一個階級、階層、政黨、社團、政府和「領袖人物」的最嚴峻考驗。而事實證明，國民黨自抗戰開始，一路失去民心，蔣、汪分離，蔣介石及其國民黨政府，一個「逼」字，包含其所作所為；而汪精衛則墮落為民族的敗類；共產黨自抗戰起，越來越得到人民的擁護，認定這是領導中華民族的希望，毛澤東是無可替代的人民領袖。
　　抗戰勝利后，雖然制止了，中國人民被奴役和壓迫的百年屈辱歷史，但仍然沒有擺脫帝國主義在華的不平等陰影。英、美、蘇雖然不希望中國內戰，但不願意放棄在華的（不平等的）利益。人民反飢餓、反獨裁，要民主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作為一民主、自由為最高境界的美國，應該起到積極作用，讓中國人民來選擇中國之未來。或者尊重中國人民自己歷史性的選擇。然而又重演了清政府垮台後的那一幕。美國在抗戰中起過積極作用，然而抗戰後起了消極作用。大的來說是，英、美、蘇有聯合走向隱含的對抗（各方都不願意接著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享受「雅爾塔」會議帶給各方的「好處」，也不希望中國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美國不僅不想放棄他的在華利益，而且要擴大在華利益和亞太利益，同時壓制「共產主義勢力」在全球和中國的蔓延。這是美國政府在中國的既定政策。
　　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更不容許異己分子的存在，也就聽不進民主之呼聲。毛澤東此時主張一個民主的「聯合政府」與民主的「自治區域」（向延安那樣），同時拿出誠意放棄八個解放區（在華東、華中地區），好讓「南京政府」安心。誠然，這些地區恰恰是蔣介石無能喪失的，共產黨在「敵後」建立的，從敵人手裡奪過來的，並且是抑制日寇南下（東南亞戰區）作戰和中西南作戰的後方補給線區域。毛澤東在黨內作了大量工作。同時堅決反對中國之未來是一個如同歷史上「南北朝」一樣的政治格局。雙方談判差距甚遠，形勢發展有不能停頓，美國政府的調停與對國民黨政府的軍事援助都同時進行（幾十個美式裝備師已經編製完畢），明眼人一看便懂。一場國內戰爭不可避免。
　　顯然蔣介石的武裝力量，在軍事上明顯處於優勢，加上日趨快速增加的美國駐軍和海空軍，國民黨軍隊在美國顧問團指導下，大舉進攻解放區，和爭奪東北戰役開始了。中國未來之對抉開始了。美國政府有信心，蔣介石更有信心，一年至一年半解決問題。然而這一年至一年半並未解決問題，反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為反攻，再由反攻轉為進攻。這到底是怎麼了？而這一切都是「延安窯洞那盞明燈」。
　　筆者在《敬仰毛澤東，學習毛澤東（八）》中所敘述的那樣，是「延安窯洞那盞明燈」的光芒普照著軍隊和人民。蔣介石他不懂，杜魯門也不懂，連斯大林都覺得神奇。那時的毛澤東掐著手指算，再消滅蔣介石几十個旅，戰役下一步又該怎麼打？而美國的杜魯門又不知如何是好？蔣介石也只有罵娘的份。
　　筆者敬仰毛澤東絲毫沒有「偶像」崇拜之嫌，都將以歷史的事實為依據，如果你仍然說是一個崇拜偶像的奴才，那筆者也還是願意的。
　　那麼「延安窯洞那盞明燈」是什麼？那就是「毛澤東思想」。那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和發展。筆者認為「毛澤東思想」是中華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可是當今有些人將它遺忘了拋棄了，尤其是黨的領導幹部和知識精英中間的一部分。他們要跟著美國走，就意味著中國跟美國一樣。你們不覺得應該看看歷史的這一頁？與以後毛澤東在中美關係歷史中的每一頁？每一頁，中國人民都以血的代價，無數人獻身，幾代人付出而來的。看看「人民英雄紀念碑」吧。當今在人民切身利益，公益事業等出現的問題，正是背離了「毛澤東思想」所發生的；凝聚力、執政能力的下滑也正是背離了「毛澤東思想」所引起的。難道不是這樣嗎？

頂. 好文

　　（唐堯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２日）


　　解放戰爭為何進展如此神速？蔣介石號稱八百萬軍隊（美式裝備）在毛澤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小米加步槍）面前為何如此頃刻瓦解？似乎有點不可理解，然而有著深層的原因和歷史的必然。
　　筆者在小時候受得教育里，總覺得毛澤東如同神仙一般，否則怎麼會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不過總在歷史的回顧中，平時的學習中尋找解答，無神論者是不會相信有神明的存在。答案還是有的，那就是毛澤東和共產黨得到了人民的支持。筆者在三十年前放過三年多的電影，其中有一個電影可以準確地回答這個問題。那個電影叫《車輪滾滾》，那個電影放過許多次，一次也要放好幾場，雖已久遠，但還記得主人公耿東山及其養女耿春梅，帶領運糧支前（獨輪車）小隊，支援部隊投入淮海戰役，他們與天上的「敵機斗」，與流竄的「土匪斗」，勝利的完成運糧任務，一直打到南京，而且還打死了冤家（大地主土匪頭），兄妹（自幼失散）相逢的故事。悲喜交加，非常感人。也許這樣故事有千萬個，這僅僅是一個典型而已。陳毅元帥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老百姓用小車推出來的。為何老百姓會「鐵了心」跟共產黨走？正如毛澤東所說的「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其實在長江以北的三大戰役（遼瀋、平津、淮海）都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尤其是解放區老百姓的鼎力相助。如果說遼瀋、平津毛澤東用的是集中優勢兵力之打法，那麼淮海是六十萬對蔣介石的八十多萬，而且是蔣介石的精銳部隊。沒有山東、蘇北解放區和當地民眾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起碼勝利不會來的那樣快。而軍民魚水情不是說來就來的事，主要還是在抗戰中建立起來的，這些前文已經說過，毛澤東的教導，黨的政策，已經在老百姓的內心扎了根。從減租減息開始到解放戰爭的土改運動，許多支前民工家鄉都進行了土改，鬥地主、除惡霸、分了地、分了房，解放區舊貌換新顏，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農村政權。農民是發自內心感激，自願參加支前的所有活動，老大娘納幾雙鞋也是為了「支前」。前線的仗打的慘烈，後方的供給，戰地救護、傷員的醫治等，沒有百姓的支援是不可想象的。這些與多年黨的教育分不開，與黨的工作分不開，核心的一點，就是黨的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分不開。這樣人民才能跟黨走。解放區都唱著這樣一首「解放區的天」的歌。一個個「邊區延安」模式在解放了的土地上推廣和發展。幾千年來，農民第一次迸發這種當家作主人的精神風貌，天翻地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像《車輪滾滾》主人公耿東山那樣在解放戰爭中表現可歌可泣的事迹數不清。
　　然而，在「國統區」的「反飢餓」、「反獨裁」、「反腐敗」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工人罷工、學生示威此起彼伏。蔣介石如同熱鍋上的螞蟻，最後只能以「下野」來遮人耳目，蔣家王朝氣數已盡。其實這個禍根在抗戰開始時（甚至更早）已經種下，首先他是一個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其次在民族危機時刻消極抗戰；最後加上他的腐敗盛行（抗戰勝利后，對蔣應該是一次良好機遇）。蔣家王朝的覆滅，比歷史上任何封建王朝的覆滅都來得快。是蔣介石弱嗎？不是。他有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經濟軍事上的支持，有幾倍於解放軍的武裝力量，有比解放軍先進的武器裝備。可他確確實實地敗了下來。
　　毛澤東在１９４９年的元旦，發表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辭，他說：「以蔣介石等人為首的中國反動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變至現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長歲月中，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夥滿身鮮血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嗎？難道還沒有證明他們是一夥職業的帝國主義????和賣國賊嗎？請大家想一想，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以來，從一九四五年十月重慶談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以來，中國人民對於這伙盜匪曾經做得何等仁至義盡，希望同他們建立國內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願望改變了他們的階級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絲沒有呢？這些盜匪的歷史，沒有哪一個是可以和美國帝國主義分得開的。他們依靠美國帝國主義把四億七千五百萬同胞投入了空前殘酷的大內戰，他們用美國帝國主義所供給的轟炸機、戰鬥機、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動步槍、汽油彈、毒氣彈等等殺人武器屠殺了成百萬的男女老少，而美國帝國主義則依靠他們掠奪中國的領土權、領海權、領空權、內河航行權、商業特權、內政外交特權，直至打死人、壓死人、強姦婦女而不受任何處罰的特權。難道被迫進行了如此長期血戰的中國人民，還應該對於這些窮凶極惡的敵人表示親愛溫柔，而不加以徹底的消滅和驅逐嗎？只有徹底地消滅了中國反動派，驅逐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出中國，中國才能有獨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這個真理難道還不明白嗎？」
　　毛澤東同時還構架一個美好的未來：「一九四九年將要召集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將是一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適當的代表人物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將革命進行到底》）
　　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然而百萬雄師過大江，解放蔣介石的老巢南京。如同排山倒海，這是人民的力量，是毛澤東領導人民的力量。新中國的誕生就在眼前。正是「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距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唐堯 ２００６年３月６日）

　　１９４５年夏，為恢復陷於停頓中的國共和談，黃炎培與其他五名參政員一起飛赴延安，毛澤東率領在延安的幾乎所有中共領導赴機場迎接。見面時毛澤東緊握黃老的手說，「我們已有２５年未見面了！」，黃老不解，毛澤東講述了曾在１９２０年５月毛澤東在上海聽過黃老的「關於中國教育」的演講；毛澤東說，「您是我先生的先生（黃是毛澤東老師徐特立的老師）」。黃炎培是讀了斯諾的《西行漫記》、毛澤東向斯諾口述的《毛澤東自傳》等等，對這位早已聞名遐邇的中共領袖，有了較詳細的了解，心中很是嚮往。與黃自己一樣，毛也是長在農村，家境貧寒，倆人雖都學歷不高，但資歷頗深，都屬於經驗型的政治實行家，長於操作，又不乏著述，同時好文擅詩，兼有詩人氣質，黃從這位未曾謀面的毛身上感受到了強勁的吸引力。毛澤東早在抗戰開始是就委託徐特立拜見黃炎培商討抗日統一戰線。毛澤東字潤之，黃炎培字任之，故兩人很有緣分。
　　毛澤東對來到延安的黃炎培很是尊敬，共同探討中國之未來，幾天里毛與黃進行了長達十幾小時的促膝談話，這是少見的。這次談話被稱為「黃氏周期率」的著名談話，以黃炎培的《延安歸來》一書為證。當時毛澤東問黃炎培，來延安考察了幾天有什麼感想？黃炎培坦率地說：「我生６０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漸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有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黃炎培這一席耿耿諍言，擲地有聲。毛澤東高興地答道：「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的這番話，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毛澤東怎麼說，就怎麼做。到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如果任其泛濫，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就可能被「不拿槍的敵人」所征服，黨喪失執政地位的危險就可能發生。站在由農村到城市、由戰爭到和平、由革命到執政、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轉折的歷史方位上，毛澤東諄諄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兩個務必」是我們黨總結中國歷史上歷代政權盛衰興亡的經驗教訓，對走出「歷史周期律」的深刻認識。翻開中國歷史長卷，不難發現這樣一個規律性的現象：無論是農民起義建立的政權，還是封建政權的更迭，歷代封建王朝無一不是開國時期勵精圖治，甚至創造「太平盛世」；但奢靡腐化之風也隨之盛行泛濫，國運由此從鼎盛走向衰亡，形成由盛而衰、始興終亡的「周期律」。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君權至上的專制體制決定了無論是明君還是賢臣，都不可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封建政權自身的腐敗問題，都無法跳出從得民心興到失民心亡的邏輯。
　　在進駐北平的前夕，毛澤東想起了李自成。１６４４年李自成率起義軍進入北京后，因為勝利而驕傲，生活腐化，管理混亂，結果在清軍大舉南下時守城失利，不得不於次年退出北京，最終陷入失敗。因勝利而驕傲，因舒適環境而滋生享樂腐化思想，這在古今中外歷史上並不少見，因而對中國共產黨來說也是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課題。所以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嚴肅地提醒全黨要防止因勝利而驕傲、以功臣自居、停頓起來不求進步、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等情緒的滋長，要警惕別人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在離開西柏坡時，毛澤東對身邊的人說：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所以他把進北平當作是進京「趕考」，並表示希望考個好成績，決不當李自成。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執政的確是一場嚴格的長期的考試。革命黨的長處在於破壞一個
　　舊世界，執政黨的難處在於建設一個新世界。創業難，守業更難。
　　如果說，「延安精神」、「延安之魂」、「延安文化」、「延安風貌」，筆者用了二十四個「毛澤東他告訴你」方式，敘述了戰爭年代毛澤東對邊區社會新的勾畫和建設，而且迅速擴展到幾乎所有的解放區。毛澤東他告訴你，「這裡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這樣的新社會，毛澤東要將她推向整個中國大地。毛澤東無疑是中華民族的第一人。正因為這「十個沒有」，才有黃炎培這樣一代社會賢達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諍友；更有億萬農工成為這個新社會的主人。胡錦濤總書記率領中央書記處的同志，到西柏坡學習考察。重溫毛澤東同志的「兩個務必」，並指出：「一個沒有艱苦奮鬥精神作支撐的民族，是難以自立自強的，一個沒有艱苦奮鬥精神作支撐的國家，是難以發展進步的，一個沒有艱苦奮鬥精神作支撐的政黨，是難以興旺發達的。」
　　然而，目前黨內還存在著與黨的執政地位、黨的歷史使命不相適應的現象，如有的居功自傲，貪圖享受；有的權為己用，利為己謀；有的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古人云：月盈則虧，水滿則溢。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如果驕傲情緒盛行，享樂思想瀰漫，那麼就會失去前進的動力。各級領導幹部要用「兩個務必」規範和約束自己的言行，戒驕戒躁，艱苦奮鬥，真正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事實上，現在離毛澤東對黃炎培所說的「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嚴峻的現實告訴我們，離毛澤東這條新路相差甚遠。黃老先生所擔心事情，現在也有蔓延之勢，延安那樸實的風貌也逐漸丟失。筆者贊同這樣說法：「治國必治吏，愛國須愛民。」不是這樣，那麼「黃氏周期率」還是存在的。黃老先生的警鐘，在一直在毛澤東建國以後二十多年裡長鳴著，毛澤東看得更長遠、更深刻。而現在社會的腐敗現象較為嚴重，也許辜負了毛潤之和黃任之在四十多年前對新中國的期望。

　　（唐堯 ２００６年３月８日）

　　九十七年前的今天美國芝加哥市的女工為了反對資產階級壓迫、剝削、和歧視，爭取自由平等，舉行了大罷工和示威遊行。這一鬥爭得到了美國廣大勞動婦女的支持和熱烈響應。次年，一些國家的先進婦女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第二次國際社會主義者婦女代表大會。大會根據主持會議的德國社會主義革命家蔡特金的建議，為了加強世界勞動婦女的團結和支持婦女爭取自由平等的鬥爭，規定每年的３月８日為國際婦女節。聯合國從１９７５年國際婦女開始慶祝國際婦女節，從此「三八」節就成為全世界勞動婦女為爭取和平、爭取婦女兒童的權利、爭取婦女解放而鬥爭的偉大節日。
　　中國婦女第一次紀念「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是在１９２４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廣州的勞動婦女聯合各界被壓迫婦女在第一公園舉行盛大的紀念會，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同工同酬」、「保護童工孕婦」、「同等教育」、「禁止童養媳多妻制」、「建立兒童保護法」等口號，並列隊遊行。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婦女深受重重壓迫。她們被排斥在社會生活之外，禁錮在家庭之中，經濟上不獨立，只能處處依賴男子。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思想下，婦女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更不要說社交自由、婚姻自主、參政議政了。孔子早就提出「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的觀點。封建社會為婦女制定出一套行為準則，要女子遵守三從四德。男尊女卑被視為天經地義。身心上受摧殘，不僅受到一夫多妻制的壓迫和娼妓制度的迫害，而且絕大多數人從小被迫纏足，數百年來，「小腳女人」竟成了中國婦女的一個代稱。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的相繼入侵更加重了中國婦女的苦難。在１９３７年開始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中，有３０００多萬男女老幼慘遭殺害，其中婦女兒童占多數。僅在日軍佔領南京后的一個月內，就發生日軍強姦中國婦女的事件２萬多起。強迫大量中國婦女充當日本侵略軍的「慰安婦」。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主義相勾結對中國人民進行殘酷的壓迫和剝削，把中國推向了亡國滅族的邊緣，也把中國婦女推向了前所未有的苦難深淵。
　　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私有制是婦女受壓迫根源的觀點進行了發展。１９２６年，毛澤東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提出了著名的「四權」理論，他指出：中國婦女深受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四重壓迫。毛澤東把性別壓迫從兩千年被掩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現象中分離出來，又把婦女受性別壓迫同舊中國黑暗的社會制度聯繫起來，揭示了婦女既有同男子一樣受階級、宗族和宗教壓迫的共性（其根源都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同時又有受「夫權」壓迫的特殊性。所以實現階級解放和社會發展是婦女解放的根本途徑。毛澤東在１９３２年就指出：「勞動婦女的解放，與整個階級勝利是分不開的。只有階級的勝利，婦女才能解放。」毛澤東的科學論斷，劃清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婦女運動與資產階級女權運動的界限，是動員廣大婦女投身民族、民主革命和爭取自身解放的理論依據。並且在２９年時深刻指出：「婦女是決定革命勝敗的一個力量。」到１９５６年，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按語中指出：「中國婦女是一種偉大的人力資源。必須發掘這種資源，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他那已享譽世界的名言「婦女能頂半邊天」，更是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對婦女偉大作用的真知灼見。
　　看看毛澤東在中國勞動婦女的解放所做得劃時代的貢獻。從「秋收起義」后的紅軍建設中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已經充分體現了黨的軍隊尊重女性的紀律規範，到１９３１年毛澤東親自製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體現男女平等的根本大法。這在舊中國是不能想象的。長徵到了延安后，在延安邊區的社會形態建設中更是充分體現了勞動婦女真正解放的社會實踐。１９４０年二月毛澤東在《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一文中就鏗鏘有力宣布「陝甘寧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裡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裡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為什麼要取消它呢？」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是男女平等的地方。然而實現男女平等和婦女的徹底解放，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也是艱巨的歷史任務。毛澤東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時期）採用不同的政策和方法。抗戰時期讓更多勞動婦女走出家庭，加入抗戰的經濟建設，動員婦女全面參與社會發展，是婦女運動必須始終堅持的正確方針。１９４３年，中共中央發布了著名的「四三決定」，首次提出了婦女工作「以生產為中心」的方針。毛澤東親筆寫下了《關於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定》，把組織婦女參加生產從工作任務提高到了「指導方針」的高度。儘可能地開展包括婦女在內的勞動群眾的掃盲運動。有一個文藝作品叫《夫妻識字》，就是體現了邊區精神風貌。毛澤東領導開展的勞動群眾掃盲運動，在中國是史無前列的。正是力求從文化上做到男女平等最為基本內涵，歷史上的「孔聖人」也做不到，況且孔夫子是「封建禮教」和「男尊女卑」的倡導者。到了解放戰爭更是掃平封建社會宗族制度和地主階級的剝削制度，掃除迷信提倡無神論，倡導男女平等。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出的「四權」理論，在解放區（解放戰爭時期）已得到基本解決。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迅速推廣至遼闊的中國大地。試問在中國的歷史上有誰能做到？沒有！只有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
　　人類歷史上有誰在推翻「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的壓迫，在解決社會公平、維護下層人民利益方面比毛澤東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毛澤東，一個東方的「凡人」，在世界的歷史上作了一份「驚天動地」、「史無前列」的偉業。鄧小平再三強調：」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麼誇張。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麼誇張。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胡錦濤在紀念毛澤東誕生１１０周年的大會上說：「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驕傲，是中國人民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驕傲」。胡錦濤還說：「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在我的概念里，唯有毛澤東才是中國人的脊樑和靈魂。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我黨在西柏坡有鄧穎超和王明執筆起草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３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草案）提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通過公布。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明確規定：「廢除束縛婦女的封建制度，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教育的、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均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１９５４年新中國制定的第一部《憲法》，對婦女的各項權利都做出了明確的規定。最了不起的就是解放初期「封妓院」和「改造妓女」。毛澤東對彭真和羅瑞卿氣憤地說「新中國決不允許娼妓遍地，黑道橫行，我們要把房子打掃乾淨。」羅瑞卿回答：「是，主席，我馬上考慮把北平的妓院全部關掉。」新生的人民政權向各種社會醜惡現象吹響了進攻的號角，建國不到兩個月，人民政府就果斷地關閉了各地的妓院，解救和改造了大批妓女，讓她們成為新社會的勞動者，消滅了性病。人民政府將「鬼變為人」傳為佳話。許多西方國家的社會學家慕名來到中國解疑和學習。雖然新中國一窮二白，但作為剛剛站立起來的東方巨人，首先在精神文明方面讓所有的國家和人民投來羨慕的眼光。看到了中國婦女在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解放。隨之而來的近三十年，婦女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和家庭生活中，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然而，近二十來年，舊社會那腐朽的一幕（妓女、小老婆、二奶等）迅速發展起來，人們稱之為「無煙產業」。一些社會精英認為是經濟發展中的問題甚至是發展的必然，在地方「人大」開會期間呼籲，向西方國家學習，給出路，即所謂的「性產業的陽光政策」。性產業不僅從低文化人群向高文化人群（女大學生）發展，也從特種行業向一般服務業發展（洗浴、髮廊、飯店）。社會媒體也充當喧染「性文化」和「性解放」，連吃飯也有「性的」享受，「女體宴」就是一例。筆者近二十年為了「科技」，也走南闖北，耳聞目睹了這些腐朽東西泛濫，延安邊區的十個沒有正在死灰復燃。筆者曾以《小城「人體宴」》為名，寫過一帖，來抨擊社會的不良傾向。在新華網上五天點擊數近１２萬，跟帖也有３３８個，第五天新華網關閉回帖窗，而下沉，以後的點擊數還有 ４萬多。這種點擊率是我平時帖子點擊率的百倍，我也十分驚訝，許多網友強烈譴責這腐朽的社會現象和隨之而來的社會問題。不曾想到，以毛澤東為首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社會主義高尚社會形態，變得連自己也不敢相信，性產業的發展是社會的進步嗎？而這些直接傷害者就是弱勢的年輕婦女群體，是什麼將「人變為鬼」？大型的「嫖娼事件」發生在新中國的土地上（珠海），性服務（妓女）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如同六十年前的「慰安婦」。站立起來中國人民再次受到極大的侮辱，許多別有用心的國際傳媒和敵視集團大做文章，誣衊我們的國家和中華民族。國內也有一股「笑貧不笑娼」，為腐朽的社會現象擂鼓助威，為有錢人大開綠燈。然而，消滅貧困是一個是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而不是像某些精英誇口的那樣是用「犧牲一代少女」所換來的，那麼還有什麼「婦女解放」可言？

　　（唐堯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０日）


　　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至１３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提出黨的工作重心應逐步由鄉村轉到城市，規定了奪取全國勝利的各項方針和勝利后中共在各方面的基本政策，尤其是即將迎來的新時期、新起點黨的作風問題，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務必」，讓黨和軍隊的每一個成員，尤其是領導幹部「警鐘長鳴」，不做李自成。
　　毛澤東同志深刻地指出：「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這個勝利將衝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具有偉大的國際意義。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資產階級懷疑我們的建設能力。帝國主義者估計我們終久會要向他們討乞才能活下去。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
　　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
　　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後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進入北平后，新中國成立的籌備工作緊張有序進行著，「國共談判」、百萬雄師過長江、風雨下鐘山、戰上海、解放大西南等等，還等著毛澤東這一代領導人解決。由於連續戰爭，國內的經濟十分糟糕，尤其是包括大上海在內的南方各城市的經濟和供給非常困難，加上國民黨反動派在政治、經濟和治安等方面破壞，毛澤東已經把主要精力從軍事轉向政治、經濟和外交（如中蘇關係）工作，然而重中之重，還是新中國的成立。毛澤東花精力最多的是與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交往，共商國是。最為核心的工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施政綱領，是團結全國人民建設新民主主義中國的大憲章，在五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以前，實際上起了臨時憲法的作用。
　　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５日至２０日召開的新政協籌備會議，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主任的政協籌備會，下設６個小組，起草小組組長是周恩來，副組長是許德珩。周恩來主持或指導了７次會議，廣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見，草案在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作了基本通過。《共同綱領》總結了中國人民百餘年來鬥爭的經驗，特別是近廿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革命鬥爭的經驗，尤其是共產黨在解放區的社會形態和模式，再根據中國的國情制定了符合全國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國家大法。它是一部人民民主的建國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包括序言、七章６０條，它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保障人民廣泛的民主權利，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普選方法產生，在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各級人民政府為行使政權的機關。軍事制度上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統一的軍隊，即人民解放軍和人民公安部隊，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統領，實行統一的指揮，統一的制度，統一的編製和統一的紀律。根據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原則，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建設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並存，在國營經濟的領導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共同綱領》還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外交、民族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她保障全國人民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也規定了人民必須遵守的若干義務。《共同綱領》對於團結一切力量，徹底完成民主革命和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起了重大的作用。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於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至９月３０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等單位的代表和候補代表共６６２人參加了會議。其中共產黨代表劉少奇、特邀代表宋慶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代表何香凝、中國民主同盟代表張瀾、中國人民解放區代表高崗、中國人民解放軍代表陳毅、民主建國會代表黃炎培、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李立三、新疆代表賽福鼎、特邀代表張治中及程潛、華僑代表司徒美堂等人發表了演講。毛澤東向大會致開幕詞，朱德致閉幕詞。會議選出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同時選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他們是：陳毅、賀龍、李立三、林伯渠、葉劍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懷、劉伯承、吳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聶榮臻、周恩來、董必武、賽福鼎、饒漱石、陳嘉庚、羅榮桓、鄧子恢、烏蘭夫、徐特立、蔡暢、劉格平、馬寅初、陳雲、康生、林楓、馬敘倫、郭沫若、張雲逸、鄧小平、高崇民、沈鈞儒、沈雁冰、陳叔通、司徒美堂、李錫九、黃炎培、蔡廷鍇、習仲勛、彭澤民、張治中、傅作義、李燭塵、李章達、章伯鈞、程潛、張奚若、陳銘樞、譚平山、張難先、柳亞子、張東蓀、龍雲。毛澤東在開幕詞中說：「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勇敢的勤勞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這種落伍，完全是被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政府所壓迫和剝削的結果。一百多年以來，我們的先人以不屈不撓的鬥爭反對內外壓迫者，從來沒有停止過，其中包括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在內。我們的先人指示我們，叫我們完成他們的遺志。我們現在是這樣做了。我們團結起來，以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內外壓迫者，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了。」宋慶齡盛讚人民政協勝利召開「這是一個歷史的躍進，一個建設的巨力，一個新中國的誕生！」張瀾稱讚人民政協的開幕日是「世界人類史上值得永久紀念的一個光榮的日子」。黃炎培認為，人民政協會議「寫出一篇意義最偉大、最光榮的紀錄」。對人民政協的召開，程潛說是「劃時代的中國有史以來所有的一次人民大團結」。沈雁冰讚揚人民政協會議「展開了中國歷史全新的一頁」。１０月１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１０月１９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任命董必武、陳雲、郭沫若、黃炎培為政務院副總理，任命譚平山、謝覺哉、羅瑞卿、薄一波、曾山、滕代遠、章伯鈞、李立三、馬敘倫、陳劭先、王崑崙、羅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黃紹宏為政務委員。
　　在新中國的第一任領導里，非中共領導人佔據近一半，可以看出毛主席、周總理的開明和民主，為此毛澤東在黨內作了最多的說服和批評教育工作。然而，現在所聽到「非毛」思潮中所描繪的毛澤東判若兩人。這些人難道歷史都已經忘了？雖然在「共同合作」的過程中，有過不同的看法和意見，但我們必須關注歷史的主流。而在「非毛」思潮中，採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卑劣手法，達到誣衊誹謗之目的。離開歷史主體的真實性，用一些枝節來攻擊毛澤東，筆者為之而憤怒，讀過《往事不能如煙》一書，筆者就是這種感覺。那些人只有個人的名利與地位，然毛澤東是大義、大仁。政治協商是一個層面，然而更是關注全國和全民，否則與改朝換代又有何區別？國內的國民黨反動派、蔣家王朝、官僚買辦階級的反抗和破壞每時每刻都在進行，帝國主義和國際敵對勢力也都希望這個新生政權不能維持而土崩瓦解。然而對新中國給予最大支持的還是農工和平民。新生的政權，不是排隊坐座位，而是在一片廢墟、一窮二白的土地上建設一個新型的國家。中國是個農業國，但中國又是一個吃不飽的國度，而且人口卻有五億之眾，加上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用一個「窮」字來描述是不夠的（有些人喜歡用戰後的日本來相比較，他們在廢墟里建廠，便可以開工，我們不可能），還包括經濟體制、文化教育，科學技術和人員等生產的基本要素，然而四九年是無法統計國內的經濟狀況，筆者用五二年（五二年比起四九年不知要好多少）的統計主要工業數據來比較中國實際情形，世界平均人均水平／我國人均水平，鋼 ８２公斤／２公斤，煤 ７２４公斤／１１５公斤，原油 ２４２公斤／０．８公斤，電 ４４８千瓦小時／１３千瓦小時。工業尤其是重工業不能與世界的平均水平比喻的，工業的「母機」和相關技術與人員更是匱乏。正如毛澤東所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壺茶碗，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說到底，我們只有作坊，幾乎沒有工業基礎的廠，一句話我們絲毫沒有一點「本錢」。我們還面臨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都預計新中國維繫不會太久。
　　我們不了解中國的過去，就無法評說中國的現在，不了解中國的過去和現在，就無法面對中國的未來。而它也是正確與寬容評說，在那段歷史期間的人和事。譬如毛澤東與梁漱溟關於中國發展的爭吵，和他們在個人各自對待雙方的私人態度。後來梁漱溟說過：「自１９５３年９月之後，我的確失去了單獨與毛澤東主席見面談話的機會，但我心裡領會到，我自１９５３年９月之後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並未受到任何組織處理，仍體現了毛澤東主席的意思」。其後在１９７４年國慶招待會之後，當時的哲學社會科學部領導小組給毛主席、周總理寫了一份簡報，反映出席國慶招待會的知名學者的雀躍之情。毛主席閱后很高興，在這份簡報上批示：「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名單上的人參加招待會甚好，可惜沒有周揚、梁漱溟。」可以看出毛澤東的這個批示，其重要性一是點梁漱溟的有其統一戰線政策上的典型意義；二是在毛澤東的記憶庫里並沒有忘卻梁漱溟這位特殊的老朋友。從這兩方面看，毛澤東的這個批示，既是政治性的，又是充滿友情味的。自毛澤東主席逝世，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許多國內外來訪友人，帶著好奇的心態詢問梁漱溟先生，他是怎樣評價毛澤東的？梁漱溟對毛澤東的評價，他說：「無論從一個領袖人物還是從一個老朋友的角度看，毛澤東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可以說他不僅是本世紀中國的偉人之一，而且也是本世紀世界的偉人之一」。所以，如何看待新中國成立時毛澤東與黨外人士交往、合作和分歧，必須是客觀、寬容的心態，況且都是為了新中國的繁榮昌盛。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毛澤東更多地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這與他終身為之奮鬥和理想相關。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回柳亞子先生「七律」中也如此勸道先生：「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

（唐堯 2006年3月12日）

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前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筆者到過***許多次，總要看看巍峨、雄偉、莊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毛澤東這蒼勁有力、大氣磅礴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個大字，周恩來那富有懷念激情的：「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毛澤東起草）的碑文，真乃「天配」；還有那漢白玉的大型浮雕，分別是：「虎門銷煙、金田起義、武昌起義、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南昌起義、抗日游擊、渡江戰役、民工支前、歡呼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會議，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及全體委員宣布就職，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並選舉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沈鈞儒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檢察署檢察長。會議決定：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本政府的施政方針；向各國政府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惟一合法政府，願與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

下午3時，開國大典隆重舉行，毛澤東在在雄壯的國歌聲和神聖的禮炮聲中升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面五星紅旗，54門禮炮齊鳴28響。這54門禮炮象徵著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中的54個民族；28響禮炮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英勇奮鬥的28個春秋。在這莊嚴、熱烈的時刻，毛澤東用響亮的聲音宣讀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中國人民，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人們歡聲雷動，整個廣場沸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雖然開國大典隆重舉行了，但小規模的戰鬥還在大陸進行，台灣和西藏還有待解放。國民黨反動派在大陸若干地區內採取了土匪游擊戰爭的方式，煽動了一部分落後分子，和人民政府作對。國民黨反動派又組織許多秘密的特務分子和間諜分子反對人民政府，破壞僅有不多水平、不高的工廠、鐵路、電力系統，製造通貨膨脹，哄抬物價，進行了破壞人民經濟事業的活動；在人民中散布謠言，企圖破壞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圖離間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團結和合作。對於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採取暗殺手段，為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收集情報。所有這些反革命活動，都有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在背後策動和經濟支助。這些土匪、特務和間諜，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毛澤東要求各級黨的組織和各級人民政府在最近幾個月內實現了全國範圍的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導，爭取了財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貨膨脹，穩定了物價。全國人民用交糧、納稅、買公債的行動支持了人民政府。然而國家去年有廣大的災荒，約有一億二千萬畝耕地和四千萬人民受到輕重不同的水災和旱災。人民政府組織了對災民的大規模的救濟工作，在許多地方進行了大規模的水利建築工作。這段時間內毛澤東在這方面的信函與指示最多。我們看一段50年5月《如實查報蘇南征糧、春耕和救災情況》一文中指出：「特別注意調查川沙、南匯、奉賢三縣（筆者按：這三縣現屬上海市）情況。據黃炎培（筆者按：政務院副總理，川沙人）說，此三縣有災民二十萬，征糧不但不減免，且要重征，以致三縣農民種子沒有，肥料不施，食糧不足，農民體力大減難於下田工作等語，是否屬實，應派員詳查，按照實事求是精神，有則說有，無則說無，是則是，非則非，逐一查明，並加分析具報。」在這裡充分看出毛澤東一貫的工作作風和為民之心。其實這樣的錯誤在根據地時期也時有發生，在毛澤東的著作和指示中經常出現，也就是說毛澤東對損害群眾利益的事，從不姑且遷就（而近年來，筆者對「誹毛」人士什麼髒水往毛澤東身上潑，感到氣憤）。由於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長期統治，造成了社會經濟的不正常狀態，造成了廣大的失業群。革命勝利以後，整箇舊的社會經濟結構在各種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組，失業人員又有增多。毛澤東指出：「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業已開始著手採取救濟和安置失業人員的辦法，以期有步驟地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在1950年六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說：「要獲得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需要三個條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三)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第一和第二是政治和經濟的必須，從第三條「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也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治國理念。然而現在一些政府機關的鋪張浪費已經到了驚人的地步，群眾的公益事業沒有絲毫興趣。難道不該學學毛澤東？

新中國成立后，國民黨有計劃地潛伏和殘留在大陸上的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反動會道門頭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約有三百餘萬人。他們不甘心自己的滅亡，繼續與人民為敵，進行刺探情報，破壞工廠，搗毀鐵路，搶劫物資等活動，甚至進行反革命武裝***。特別是在朝鮮戰爭爆發后，他們的各種破壞和搗亂更加猖狂。為了堅決打擊反革命勢力的破壞活動，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證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戰爭的順利進行，50年夏季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根據七屆三中全會精神，公布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同年秋季中共中央針對「鎮反」運動中存在的右傾傾向，作出了《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中的右傾偏向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糾正對反革命分子「寬大無邊」的偏向，全面貫徹「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者受獎」，堅決鎮壓了土匪（匪首、慣匪）、特務、惡霸、反動會道門頭子和反動黨團骨幹。51年春季，中央人民政府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進一步明確了「鎮反」的方針、政策，使運動很快形成了高潮。到51年秋季，「鎮反」運動基本結束。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勝利，基本上掃除了國民黨反動派遺留在大陸上的反革命殘餘勢力。一些地區曾經困擾歷代政府的匪患以及許多城市的黑社會勢力也在這次「鎮反」運動中被基本肅清。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改運動和抗美援朝戰爭。這使我國的社會秩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民心大振。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三大運動。

土地改革運動。根據七屆三中全會的部署，從1950年冬到 1953年春，在新解放區佔全國人口一多半的農村，黨領導農民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如同解放戰爭中的土地改革，容易犯錯誤，毛澤東給予極大的關注。50年夏毛澤東在給負責「土改」工作的劉少奇「關於土地改革報告的修改」意見中說：「說過去的「左」傾錯誤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土地法大綱》上規定了沒收富農多餘土地財產的原故。如果沒有這段說明，則不能糾正此種錯覺。」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所謂生產力，是指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亦稱生產手段)兩部分。所謂生產資料，在農村中，首先是土地，其次是農具、牲畜、房屋等。糧食是農民利用生產資料生產出來的生活資料。我們將從地主手裡沒收的糧食亦和其他被沒收的東西列在一起稱為生產資料也是可以的，因為這種糧食具有資金的性質（解放前是這樣的，筆者按）。所謂生產關係，是指人們對生產資料的所有關係，即財產的所有權關係。生產資料的使用，例如農民使用(租用)地主的土地，只是地主對於土地的所有關係的結果，這種所有關係表現為佃農對地主的隸屬關係（人與人的關係），即是生產關係。過去許多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二元論（甚至是多元論）的錯誤，將生產關係和使用關係並列，又將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並列，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把問題弄得很糊塗，划錯了許多人的階級成分。曾於一九四七年冬季叫喬木寫了一個文件，題為「中國各社會階級及其待遇的規定」，其前面兩章是我寫的，說明了這個問題，可以參看。」47年秋季中共中央頒發《土地法大綱》，同年冬季，中共中央頒發了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文件，毛澤東發表了《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文告。從那時起，農村中發生的某些混亂現象就停止了，土地改革走上了正軌。而50年在南方許多地方仍然在犯類似的錯誤，比如有些人過去是地主，由於戰亂，染上了「吸毒」，而在土改時已傾家蕩產，劃為貧農；相反也有人乘戰亂（便宜）購置許多地產（屁股還未坐熱）從而劃歸為地主和富農，當然這種比例還是比較低的。是有一些個「輕量級」的地主很是想不通，也就是這個原因。毛澤東問起家鄉來的鄉親，得知自己家劃為中農，卻認為划低了。毛澤東是實事求是的典範。

1951年初，毛澤東還指出：「土改工作主要應注意是否真正發動了群眾，由群眾自己動手(由上面派幹部幫助)推翻地主階級，分配土地。只要合乎這個方向就是好的。有些偏差，例如侵犯中農，破壞工商業，划錯階級成分，消滅富農，使地主一律掃地出門以及捉人太多等等，應由省委、地委兩級隨時指導糾正。要求一點不出亂子是很難的，只要省、地兩級掌握得好，隨時糾正偏差，使農民群眾高高興興地減了租，退了押，清了匪，反了霸，分了土地，農會、鄉政權和民兵都掌握在以貧僱農為骨幹的人們的手裡，那就很好了。北京若干民主人士到各省去看看，有益無害。是我們叫他們去的，不是他們自己要求的。他們到了，是則是，非則非，老老實實地向他們講明白，他們不會妨礙土改的。」每當我們讀起毛澤東的書，對毛澤東的崇敬油然而生，怎麼也不能接受某些人那種一有問題就推向毛澤東，而且添油加醋，無中生有的說辭。毛澤東之所以是毛澤東，他在51年春季給各大區黨委的電文中指出：「請你們計劃一下，在今年夏、秋、冬三季的土改工作和鎮反工作，從各大城市中等城市分幾十批組織各民主黨派、
民主人士、教授、教員、資本家下鄉去參觀，或參加工作。只要他們願意去，就要歡迎他們去。不要怕他們去，不要向他們戒備，因為他們不是反動派。好的壞的，都讓他們去看，讓他們紛紛議論，自由發表意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這就是毛澤東。

（以下是我喝了半斤白酒和兩瓶啤酒所寫，今日山東朋友來）現在有些人總把新中國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錯誤和缺點，甚至是具體工作中的錯誤與缺點都歸於毛澤東，這是不公正的。在這前還有一個跟重要問題。成績與缺點比重問題。筆者是個實幹的人，就是受不了不干事而滔滔不絕批評人的人。因為不干事的人永遠不犯錯誤，最多時批評錯了。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近情理的。毛澤東一生作了兩件事，一是砸碎了舊世界，二是建設了一個新世界。許多無能之輩總說美國，其實他們跟你有何相干？問題是你做了些什麼？所有現在的爭論，歸結為一點，對於中華民族，你有毛澤東做得多嗎？做得有效嗎？他可以從魔掌中自立體系，有利於中華民族的體系，哪怕他有缺點和錯誤。在我的一生中，唯有毛澤東讓我敬佩不已。為何這樣，看人要看他一生幹了些什麼，而不是吹了些什麼？問題的實際是那些無能之輩，自己做錯了，都往毛澤東身上一推了之，這些都是「小人」。為了推卸自己的責任，髒水都潑向毛澤東，可是土改、鎮反和抗美援朝，對中國未來的歷史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一個共產黨領導，工農聯盟為特徵的人民共和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所有爭論的終點，貧民能否參與國家政治？毛澤東與所有歷代帝王的區別就在於此，毛澤東從不為一個強勢集團謀利益。至於他是否為人民謀利益，有歷史來評說。按理我應該站在「泛毛」立場才符合個人的利益。由於良心和同情心不得不站在自己利益的對立面，來審視中國前途。何謂良心？就是回過頭來看看毛澤東對中國的意義。何謂同情心？這二十多年，百姓實際的變化和程度？中國的東北、西北、西南和沿海筆者都到過（況且有六年的實際生活，主要在七十年代，本世紀末回去過），筆者還喜歡與平民層交往與比較。筆者雖比不上「大款」和「大腕」，但筆者年年都在進步。然而如同建國開始幾乎在一條起跑線相差甚遠，而且現在往兩極的趨勢更外分明。這就是在我們前進中核心的問題。問題出現並不奇怪（偌大的中國），奇怪的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無動於衷，這就是良心問題。當然不能「一躍而僦」，這也是實際。如果你到過西南和西北，你就不會那樣輕鬆，如果你到過東北，你就不會知道什麼是愧疚。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許多年輕的朋友（在大學里），都說毛澤東革命行，建設不行；我說，如果他不行，哪有這麼多的「國企」讓他們賣？如果不行，哪有「兩彈一星」？他們無法解答。毛澤東時期這運動、那運動，全是為了中國的一個「新」
字，那就是人民黨當家作主的「新」字，而不是強勢者的天下。馬克思和毛澤東都敘述過一條真理，只有勞動人民的富強和安康，才是社會革命實踐真正道路。儘管毛澤東在以後的實踐中有過錯誤和缺陷，但他的道路無疑是正確的，因為他更多的是對中華民族的貢獻。他的一生從不將運動矛頭對準勞苦大眾。而總是對準既得利益和強勢集團，「治國必治吏，愛國須愛民」。對於人民，戰略上依靠他們（因為他們是歷史真正的創造者），戰術上教育他們（因為毛澤東是人民的領袖）。對一個搞自然科學的工作者來說，深懂「集合」與集合內「元素」對於內外的關係。筆者曾經寫過一個帖子（也許不全面），《馬克思主義就是一句話，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為什麼？就是砸碎社會不合理的制度和文化特徵。毛澤東在建國初期的三大運動不正是為了這樣一個目標嗎？然而對中國未來和發展卻是劃時代的，如果你還知道一點中國的歷史和實際的現狀的話。

（未完待續）

（唐堯 2006年3月14日）

翻開中國的近代史，中國之積貧積弱到何等程度？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大英帝國憑藉十幾條軍艦和四千名陸軍就能迫使滿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二萬五千聯軍就長驅直入中國首都殺人放火，將圓明園付之一炬。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一紙《馬關條約》不但開出了空前的割地賠款，更使大清王朝經營30年以圖通過「洋務運動」獲得發展的美夢徹底破滅。可以看出滿清王朝其本身就是中華民族實現自身利益的第一道障礙。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在中國轟然倒塌。

然而推翻滿清創立民國，舊中國那種隨意被踢開國門、東西方列強隨時可進來燒殺搶掠的現象並未因辛亥革命而結束。北洋軍閥主政下的中國雖然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出席巴黎和會，但就在人們歡呼「公理戰勝強權」的興奮時刻，英、美、法、意、日「五強」操縱的巴黎和會竟然將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全盤轉讓給了日本。北洋政府在轟轟烈烈的北伐運動中倒台了。在蔣介石的民國政府面前，不到二萬的日本關東軍敢對二十萬的東北軍發動「九一八」事變，進而佔領了東北成立滿洲國；八千多的日本華北軍敢對十多萬29軍發動「七七」事變，華北危難在即，整個中華民族危難在即。百年中國的政治舞台，各種力量熙熙攘攘、來來往往，都不乏機會走到前台現身表演，有誰能夠救中國於水火？這些政治力量是多麼的衰落和軟弱，而這種衰落與軟弱又在招致多麼巨大的災難。百年的教訓一個比一個慘痛、一個比一個沉重。

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說：「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新中國誕生，標誌著東西方列強憑藉堅船利炮就可轟開中國國門肆意掠奪的時代一去不返。

1950年夏朝鮮戰爭爆發，新中國發出一次次警告，哪一次能被傲氣十足的遠東美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放在眼裡？仁川登陸之後，他之所以敢於下令向「三八線」以北全力挺進，就依據一條堅信不移的結論：（如同「九一八」事變那樣，筆者按）「中國不會出兵」。可他錯了，中國已經不是蔣家王朝的中國，而是共產黨、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在麥克阿瑟的印象里，中國虛弱之至、衰落之至、一碰就垮、一推就倒。這個深刻的印象對於推動美國戰爭決策者們不顧新中國警告而實行佔領全朝鮮的決定，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說：「中國人民早已聲明，全世界各國的事務應由各國人民自己來管，亞洲的事務應由亞洲人民自己來管，而不應由美國來管」。並且強調：「全國和全世界的人民團結起來，進行充分的準備，打敗美帝國主義的任何挑釁」。毛澤東那句話：「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並不是句「廣告語」。一百多年來，在國家安全面臨重大威脅面前，中華民族第一次不再妥協退讓，而是堅決抗爭。1950年10月，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歷史性重大決策，並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發布組成志願軍的命令。彭德懷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了自己的看法：「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爛了，等於解放戰爭晚勝利幾年。」半個月之後彭大將軍率軍入朝，踏上了硝煙瀰漫的抗美援朝新征程。毛澤東在政治局會上指出：「我們認為既然決定出動中國軍隊到朝鮮和美國人作戰，第一，就要能解決問題，即要準備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第二，既然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和美國軍隊打起來(雖然我們用的是志願軍名義)，就要準備美國宣布和中國進入戰爭狀態，就要準備美國至少可能使用其空軍轟炸中國許多大城市及工業基地，使用其海軍攻擊沿海地帶。」毛澤東進而分析：「這兩個問題中，首先的問題是中國的軍隊能否在朝鮮境內殲滅美國軍隊，有效地解決朝鮮問題。只要我軍能在朝境內殲滅美國軍隊，主要地是殲滅其第八軍(美國的一個有戰鬥力的老軍)，則第二個問題(美國和中國宣戰)的嚴重性雖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時的形勢就變為於革命陣線和中國都是有利的了。這就是說，朝鮮問題既以戰勝美軍的結果而在事實上結束了（在形式上可能還未結束，美國可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承認朝鮮的勝利），那末，即使美國已和中國公開作戰，這個戰爭也就可能規模不會很大，時間不會很長了。我們認為最不利的情況是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不能大量殲滅美國軍隊，兩軍相持成為僵局，而美國又已和中國公開進入戰爭狀態，使中國現在已經開始的經濟建設計劃歸於破壞，並引起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對我們不滿(他們很怕戰爭)。」

從中國的實際狀態「百廢待興」，毛澤東的擔心是國內的經濟不能長期支撐戰爭所帶來的耗費，況且中國至朝鮮境內的道路交通很容易被美軍封鎖掉，而非擔心戰鬥力問題。毛澤東總結「美帝國主義在今天是有許多困難的，內部爭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軍事上只有一個長處，就是鐵多，另外卻有三個弱點，合起來是一長三短。三個弱點是：第一，戰線太長，從德國柏林到朝鮮；第二，運輸路線太遠，隔著兩個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戰鬥力太弱。」在毛澤東的眼裡，「在戰鬥力上，美軍不如德、日的軍隊，這一點不僅鄭洞國知道，就是我們八路軍也是早就知道的。」毛澤東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當即與彭德懷等人安排入朝參戰的第一批（今年深秋與冬季）、第二批（明年春季）、第三批部隊（明年夏季）。根據入朝參戰的四個月經驗，毛澤東又作出了「關於志願軍實行輪番作戰的方針」，毛澤東說：「從目前朝鮮戰場最近進行的戰役中可以看出，敵人不被大部消滅，是不會退出朝鮮的，而要大部消滅這些敵人，則需要時間。因此，朝鮮戰爭有長期化的可能，至少我應作兩年的準備。目前敵人的作戰意圖是企圖與我進行消耗戰。……我軍補充物資只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能達前線，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在途中被炸毀。」對入朝參戰的六個軍擴充到九個軍，擬定在九個軍的基礎上輪番作戰方針，以緩解部隊減員甚大的狀態。毛澤東指出：「同時，我軍南進，後方線長，供應很困難，還須留兵守備。故在敵人未被大量消滅前及我尚無空軍掩護條件下，我如過早逼敵南退，反不利我分割殲敵。」

眾所周知，毛澤東是現代世界著名的軍事專家。在黨內初期對是否入朝參戰有過不同的看法，這完全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通過毛澤東工作，採納了毛澤東的意見，在當時中央內，最後還是集中統一的。實際證明毛澤東主見是正確的。「三八」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產物。涉及到「遠東」地域安定問題，同樣涉及我國的東北問題，即歷史的與現今滿洲里問題，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正是在這裡發生，以後還有滿洲國作為日本國的附庸，還有中蘇在這裡的邊境問題等，然而李承晚在1949年給中國送來一個不好的消息，他在「韓美同盟」草案的第七條就說：「雙方承認並成立諒解：如果解放戰爭（按：即美國的侵略戰爭）一定要在滿洲領土上繼續進行，以答覆中國共產黨對朝鮮的侵略，美利堅合眾國總統閣下將幫助大韓民國總統閣下把解放戰爭進行到勝利的結束。作為這種幫助的酬答，大韓民國總統除了復興大韓民國主要利益所在的北朝鮮以外，保證將滿洲與中國東部其他部分之天然資源的開發移交美國和韓國共同管理。」也就是說「滿洲」仍然是一個「燙山芋」。然而它是中國能源和重工業基地。毛澤東當時乃至以後中蘇矛盾，都涉及這方面問題的思考。光提「抗美援朝」是不夠的，也要「保家衛國」。所以在蘇聯出兵和軍援問題上，順其自然，有些寧可已欠債形勢出現，而不願意留下隱患。蘇聯當時一些許諾有些是不到位的和不兌現的，所以乃至以後赫魯曉夫時期的旅順港問題（日俄戰爭許多在中國的東北發生），毛澤東可以當面謝絕。保家衛國，中國人民志願軍也是為自己國家而戰。毛澤東深知志願軍缺少制空權和海上作戰能力，戰事與淮海戰役有明顯的區別，不能大塊分割殲敵，只能中小型的分割殲敵，不能有效殲敵，便不能完成戰略之目標。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也避免與英勇善戰的志願軍進行大型陣地決戰，打破志願軍給養線，拖延戰爭時間，迫使中國不能支撐這場戰爭。美國對新中國實行經濟封鎖、禁運，阻撓中國同世界各國交往，妄想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更是加緊了它的這一罪惡活動。事實清楚地告訴我們，不是我們不想一心一意搞建設，而是美國不讓我們順順噹噹搞建設。

然而美國人又想錯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在國內同時開展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運動，中國人民從未有過的政治熱情和建設幹勁迸發出來，不僅對贏得戰爭勝利發揮了重大作用，而且對促進國內政治經濟建設也發揮了巨大作用。在這期間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和生產積極性得到空前提高，在黨的領導下，新生政權得到了進一步鞏固，生產也得到了發展。據統計，在戰爭進行期間，僅財政收入一項，1950年為65.19億元，1951年為133.14億元，1952年為183.72億元，1953年為222.86億元(見《當代中國財政》)，都是在成倍的增長。這仗美國是沒法再打下去了，唯一的辦法就是停戰。停戰表面上是「打個平手」，而毛澤東的戰略意圖達到了，而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的戰略意圖沒有實現。

新中國成立時毛澤東代表中國人民向全世界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一仗，的確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與世界上公認的最強國家美國抗衡，與聯合國軍抗衡，這能不叫站起來了嗎？彭大將軍不僅沒有把仗「打爛了」，而且打得很好。抗美援朝這對國際政治形勢的影響是巨大的，抗美援朝戰爭后的新中國卻從此被世人稱作東方巨人，譽為反帝反殖的旗手，巍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從一定意義上說，抗美援朝戰爭奠定了當時中國崇高的國際地位。毛澤東說得好，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偉大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一起，打回到三八線，守住了三八線，這是很重要的。

1951年第四次戰役勝利后，不可一世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被撤職，由侵朝美軍第八軍軍長「細菌將軍」李奇微接任，公然違背國際公約，在朝鮮北部和中國東北地區撒布大量帶有鼠疫、霍亂、傷寒和其他傳染病的動物和昆蟲，企圖以所謂的「細菌戰」從根本上削弱中朝軍民的戰鬥力。此舉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極大公憤，使美國完全陷於世界人民的聲討浪潮之中，一年時間「細菌將軍」李奇微下台，由上將克拉克接任「聯合國軍總司令」。誠然僅僅用「打個平手」來描述「朝鮮戰爭」是極其膚淺的，作為中國人就更不能如此短見。

然而戰爭總要帶來傷亡和耗資。1953年9月，志願軍司令部統計：志願軍戰鬥傷亡36萬；非戰鬥減員（包括病退、病故和事故、裁減等）38.6萬，兩項共計74.6萬（不含朝鮮人民軍的傷亡）。韓國防部編寫的《韓國戰爭史》記載：美軍損失17.98萬（美國公布14.2萬），南朝鮮損失98.84萬，總計為113萬（均不包括非戰鬥減員和其他聯合國軍隊）。總的來說，「聯合國軍」人員的傷亡要比中朝軍隊人員的傷亡要多。中國消耗各種作戰物資560餘萬噸，用於戰爭的經費為62億元人民幣，欠蘇債務13.4億美元。美軍在朝鮮戰爭中消耗各種作戰物資7300餘萬噸，用於戰爭的經費達830億美元。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具有重大歷史意義：首先，保衛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保衛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安全，打出了軍威、國威，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威望；其次，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精神，增強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力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最後，中國人民志願軍不僅圓滿地完成了祖國人民賦予的光榮使命，而且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取得了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的寶貴經驗。筆者年少時讀過作家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70年代又當了三四年的電影放映員，放映過許多朝鮮的電影和抗美援朝時期的電影，而每次讓人激動不已的就數《英雄兒女》，為此筆者在巴金過世后，也寫過一個帖子「巴金與《英雄兒女》」，網友們還是給予較高的評價，好心的網友將其轉帖了許多網站。那時無數的「英雄兒女」獻身這場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也包括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烈士。毛澤東是無私的，更是偉大的。

鮮花獻給最可愛的人！抗美援朝志願軍烈士永垂不朽！

（未完待續）

（唐堯 2006年3月16日）

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三大運動。然而在這期間，還有三件大事引人注目，一是，關於「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二是，「三反五反」；三是，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

電影《武訓傳》上映於1950年冬。它描寫和歌頌了清末武訓「行乞興學」的事迹。在國內幾個大城市上映后，起初好評如潮，武訓是「永垂不朽值得學習的榜樣」；幾個月後，批評文章漸多，「武訓不足為訓」。1951年５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改寫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毛澤東指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

也許是初映的「好評如潮」吧，才讓毛澤東警覺了。武訓故事正是發生在「百年恥辱」那個時期，中國根本出路不是像武訓那樣「行乞興學」，中國的出路是「反帝、反封建」。所以筆者認為，在「三大運動」開始不久（鎮壓反革命剛開始），而《武訓傳》的思想性與新中國成立后唱的第一台戲的主題是格格不入的，「好評」有點「醉翁之意不在酒」。費孝通在他《克服盲從》一文中說：「《武訓傳》的討論給了我一個反省機會，發現了自己正在發展著的不正確的學習態度。……當《武訓傳》的討論展開的初期，我還自己私心竊喜，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發表過意見，可以事不關己；心裡也很知道如果發表了意見，錯誤的成分居多，要檢討時多不好意思。這種態度是很壞的。……非無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是應當「從」的，就是跟著無產階級走，根據自己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來別出心裁，必然會犯錯誤；但是盲不得，一盲了就會跟錯了人，走錯了路。」當然就事論事，一部文藝作品宣傳一下「義乞」，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然而融入到歷史的背景中去，就不是那樣簡單了，也許費孝通的話還是值得深思的。這也是毛澤東建國后與部分「文人」的第一次矛盾。直到現在許多文人仍然認為，這是「文藝作品政治化」了。然而毛澤東的話：「我們的作者們也不去研究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麼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築(政治、文化等等)作鬥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麼東西是應當稱讚或歌頌的，什麼東西是不應當稱讚或歌頌的，什麼東西是應當反對的。」仍然回蕩在歷史的天空上。

在批判《武訓傳》稍晚幾個月，在1951年10月開始的增產節約運動中，揭發出大量的貪污浪費現象，對毛澤東在西北坡提出共產黨領導幹部的「警示」不以為然的現象，毛澤東雷厲風行，對在各級政府機關、學校、團體、軍隊、黨派中進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先從黨和政府內「開刀」，最為著名的就是天津地委前後兩位書記「劉青山和張子善」貪污案的公審並執行死刑，引起了極大震動。毛澤東在1951年11月一份電報指示：「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一樣的重要，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一樣的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隨後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進行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原因是不法資本家為了牟取暴利進行違法活動，許多已經影響了抗美援朝戰場物資供給。毛澤東指出：「在「五反」運動中對工商戶處理的基本原則是：過去從寬，今後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工業從寬，商業從嚴；普通商業從寬，投機商業從嚴。望各級黨委在『五反』中掌握這幾條原則。」並且強調「必須認真負責，實事求是，不怕麻煩，堅持到底，是者定之，錯者改之，應降者降之，應升者升之，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理，總之，必須做到如實地解決問題，主觀主義的思想和怕麻煩的情緒，必須克服。」一年後三反五反運動的勝利結束，打退了不法資本家的進攻，鞏固了工人階級和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在私營企業中建立了工人監督，並實行民主改革，對工商業者普遍進行了守法經營教育，創造了對私營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有利條件；同時也挽救了一批國家幹部，起了清除舊社會污毒和移風易俗的作用。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頒發《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規定黨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全國各地開始普遍發展互助組和試辦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至1952年底，互助組已發展到810萬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3600多個。毛澤東的農業互助合作思想，早在革命根據地、抗日邊區和解放區，人民民主政府就在利用、改造中國農民舊式「換工」習慣的基礎上，積極倡導、組織多種形式的農業生產互助組。由於互助組符合農民的習慣，易於農民接受，並能幫助克服農民家庭經營中遇到的勞動力、畜力、工具不足的困難，因此得到廣泛發展。然而在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問題上黨內存在一些分歧。毛澤東認為新中國成立為「農村改革」創造極好的條件，加上蘇聯在戰後發展還是及其快速的，也包括蘇聯的農村集體經濟及其發展模式，總想把「邊區」、「解放區」互助組模式加以推廣，甚至得以提高。毛澤東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直接成長為更高形式的集體經濟形式和現階段不能動搖農民個體私有制的意見，他提出在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制基礎，也是可行的，明確試辦集體農莊的意見，指示王震：「新疆因為是將軍隊墾出的一部分土地、軍隊修好的一部分水利和房屋讓給農民，如果又能給以機器援助，農民可能很樂意干。」軍隊除擔負警備任務外，集中屯墾經營大農場。這也是新疆建設兵團的來歷。然而「農村改革」的問題就在黨內長期尖銳存在。

（未完待續）

敬仰毛澤東，學習毛澤東（十八 -- 合作社）
（唐堯 2006年3月25日）

　　關於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毛澤東指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周恩來說：「這條總路線，應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周恩來解釋了「所謂相當長的時期，究竟多少年，不可能說得那麼准。毛主席說，要經過幾個五年計劃。過渡時期的長短，決定於是否基本上完成了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要看我們的努力。 」 他還強調「離開了總路線，就要犯大錯誤。我們在工作中犯一些小錯誤，發生一些偏差，是難免的。但如果犯了大錯誤，離開了這條總路線，那就很危險，就會走上另外一條道路，即資本主義的道路。犯這種錯誤不僅不應該，而且是不容許的。」

關於我國工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1949年，機器工業佔百分之十七點四，工場手工業佔百分之七，個體手工業佔百分之六點八，農業及副業佔百分之六十八點八。1952年，機器工業佔百分之二十七點八，工場手工業佔百分之六，個體手工業佔百分之六，農業及副業約佔百分之六十。

　　工業生產方面，總產值如以1949年為一百，1952年則為二百四十五；農業生產方面，總產值如以1949年為一百，1952年則為一百四十八。然而我國又要支付抗美援朝戰爭主要費用。中國消耗各種作戰物資560餘萬噸，用於戰爭的經費為62億元人民幣，欠蘇債務13.4億美元（近40億元人民幣，主要用於武器及物資）。這些多得益於工農業的發展與提高，尤其是佔總量70%的農業。在這期間，日本和台灣都得益於「朝鮮戰爭」所帶來的經濟發展機遇。

新中國的農業和農村，自互助組開始，社會上和黨內矛盾不斷。在毛澤東面前擺著，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同樣得益於解放區土改后的互助組對農村生產力的解放（井岡山時期就有勞動互助社、耕田隊，延安時期有變工隊、互助組、甚至陝北的安塞還有生產合作社）。所以毛澤東力主向互助組、合作社發展；而主管農業的黨內領導，並不贊成互助組與合作社。事實上，都有一定道理，因為各地的農村發展不平衡（好與差之分），歷史背景也不盡相同（黨領導的時間長和短），就是同一個村，還有富裕和貧困的。然而關鍵還在於農村富裕農民的聲調比較高一點（也算是財大氣粗吧），當時富裕類中有家境不錯的中農和富裕中農（包括富農），還有此時家中勞力充足的農民，力主「各自為政」，不希望互助合作，只管自家三畝地，一線的領導自然聽到這樣的「群眾呼聲」，主張「確保私有財產」，「四大自由」，其實明眼人都清楚這些都有利於富農和富裕中農的。

毛澤東之所以是毛澤東，正因為在他沒有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后停滯不前，所以他在黨內外進行尖銳批評。首先在1953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黨內右傾三句話進行批判。一曰「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二曰「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三曰「確保私有財產」。指出要害是「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個總任務，偏離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也是毛澤東與劉少奇建國以後第一次關於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上的矛盾。然而當高崗、饒漱石等藉機反對劉少奇、周恩來所做工作，尤其是劉少奇的工作。此時的毛澤東卻認為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高崗是一個反黨聯盟（不僅僅是對過度時期工作不滿，更是另立山頭，專橫跋扈），嚴重地威脅著黨的團結和統一，毛澤東首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向高崗、饒漱石發出警告，提出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建議，此後高饒聯盟受到揭露與批判，直至瓦解，高崗自殺身亡（1954年8月17日）。1955年3月，中央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但是作為農業發展之矛盾並未解決。

毛澤東力挺農業合作化道路。在黨外有從「雅量之爭」到「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粱漱溟在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會發言中說：「今建設重點在工業。……工人九天，農民九地，過去農民，與共產黨親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勢」，等等。次日在政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以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葉聖陶參加會議，他在事後的日記中寫道：「即使此次梁（指梁漱溟）之發言別無壞意，而客觀上確有反對總路線、挑撥離間工農聯盟之嫌。」幾日後，周恩來在中央政府委員會上作了批駁梁漱溟言論的長篇發言，毛澤東插話，這個插話便是在毛選五卷中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一文，最後一天，梁漱溟發言而被轟下台。以後便是批判梁漱溟反動思想，可是梁漱溟的政協委員照當不誤，待遇不變。然而二十年後的國慶招待會之後，周恩來寫了一份簡報，反映出席國慶招待會的知名學者的雀躍之情。毛主席閱后很高興，在這份簡報上批示：「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名單上的人參加招待會甚好，可惜沒有周揚、梁漱溟。」可以看出毛澤東與周恩來心中仍然裝著梁漱溟這位特殊的老朋友。毛澤東逝世后，許多國內外來訪友人，帶著好奇的心態詢問梁漱溟先生，他是怎樣評價毛澤東的？梁漱溟說：「無論從一個領袖人物還是從一個老朋友的角度看，毛澤東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可以說他不僅是本世紀中國的偉人之一，而且也是本世紀世界的偉人之一」。誠然那些思想分歧依舊成為新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一個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一個是中國孔孟之道的宣傳者，思想分歧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筆者以為，當時梁漱溟的觀點有問題。往大的說，那時的農民是近代最好的時期，梁漱溟不該如此刻薄挑起批評，社會需要和諧，在「仁政」面前，毛澤東所做一切是「前所未有」的。歷代君主和聖人都沒有這樣做過，而且這三年農業發展是有目共睹的。就在這時期國家（抗美援朝期間）還拿出大量資金投入到水利建設，掀起了新中國農田水利建設的第一頁。然而此時的中國社會治安是最好時期的開端，工業和農業恢復最快的時期。這樣也許才能夠理解周恩來在會議上即時、公開批駁一位黨外的朋友（這是極其罕見的）。毛澤東與周恩來心中的農民與梁漱溟（儒學專家）心中的農民不會相同。毛與周心中的農民是占農民百分之七十的貧下中農，這才是問題的根本區別。同樣也是黨內在農民問題上分化的區別所在。讀一讀毛澤東在這個時期關於農民問題的著作就可以了。它們是《把農業互助合作當作一件大事去做》、《解決「五多」問題》、《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農業合作化必須依靠黨團員和貧農下中農》、《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徵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論十大關係》等。在筆者概念里，毛澤東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醫生。在工業、農業乃至全國所有的實際問題，毛澤東他仍然是個戰略家，然而毛澤東又是一個最尖銳的社會批評家（也是他自己常說的「虎氣」），經他批評的黨內外人士不少，在這一點上必須以「革命之名義」來解讀毛澤東才行，毛澤東是不會停止社會變革的腳步，一個新型的國家，在這內外矛盾的環境中，需要毛澤東這樣堅定不移的主心骨，這也是過渡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勝利的政治、思想保證。然而這段時期是普遍公認的新中國成立后最好的時期。筆者的父輩們總是誇獎這個時期，把它稱為「五十年代」，是在世界各地華人普遍受到尊重年代，同時也是歸國華僑最多的時期，他們為了建設一個充滿希望的國家，自己的祖國。筆者重讀毛澤東這些著作時，堅信毛澤東是正確的、無私的、偉大的。然而在當時一些領導人的講話和文章在他們的文選中就是找不到了，包括之後的「反右鬥爭」時期的他們的講話和文章，「相比較而鑒別」不是嗎？現在能見到只是他們在回憶錄中的說法，而不是當時他們原汁原味的觀點。

筆者也有許多的疑問，這麼好的社會發展期，怎麼會有「右派」的進攻？誰之過？難道是毛澤東為了「引蛇出洞」的戰略意圖？用毛澤東對斯諾說地一句話：「這不以我們這些人的意志為轉移。」因為階級鬥爭是客觀的存在著，我們不能對當時的國際形勢和國內的現狀視而不見。然而毛澤東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堅定不移的，他始終站在工人和貧下中農的立場上對形形色色的思潮進行鬥爭和教育。可以看得出他所遇到的某些問題比延安時期更困難些，過去的同路人正在成為自己的對手。毛澤東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一文中指出：「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他又說：「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我們應當積極地熱情地有計劃地去領導這個運動，而不是用各種辦法去拉它向後退。運動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難糾正的。幹部中和農民中存在的缺點或錯誤，只要我們積極地去幫助他們，就會克服或糾正。幹部和農民是在黨的領導之下前進的，運動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們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錯誤，例如：一方面排斥貧農入社，不照顧貧農的困難；另一方面又強迫富裕中農入社，侵犯他們的利益。這些都應該向他們去進行教育，加以糾正，而不是簡單地去進行斥責。」看看這段話，現在鼓吹毛澤東是「***」的那些人不知有何感想？毛澤東重視的是政治和思想教育。毛澤東對一些領導「砍殺」合作社極為不滿：「總之，領導不應當落在群眾運動的後頭。而現在的情況，正是群眾運動走在領導的前頭，領導趕不上運動。這種情況必須改變。」農業合作化運動是中央集體所做的決定，毛澤東更深刻指出：「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

毛澤東注重調查研究，為農業擺脫舊社會的枷鎖想盡辦法，毛澤東說：「為了要增加農作物的產量，就必須：(1)堅持自願、互利原則；(2)改善經營管理（生產計劃、生產管理、勞動組織等）；(3)提高耕作技術（深耕細作、小株密植、增加複種面積、採用良種、推廣新式農具、同病蟲害作鬥爭等）；(4)增加生產資料（土地、肥料、水利、牲畜、農具等）。這是鞏固合作社和保證增產的幾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同時還說：「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建設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進他們的這種積極性。對於他們說來，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這種狀況的農民，佔全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這就是說，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禦災荒，只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這種感覺，已經在廣大的貧農和非富裕的農民中間迅速地發展起來。富裕的或比較富裕的農民，只佔全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他們是動搖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前面說過，貧農和非富裕的農民中間也有許多人，因為覺悟不高，暫時還是觀望的，他們也有搖擺；但是同富裕農民比較，他們是容易接受社會主義的。這是實際存在的情況。……這是看見了較小量的富裕農民，忘記了最大量的貧農和非富裕農民。這是第一種錯誤思想。」在毛澤東的「天平」上，為多數的底層工農謀利益是最重的，甚至為了他們或者「小人物」（如1954年對「新紅學」的那場批判，毛澤東站在小人物的觀點上，用李希凡的話來說，「說句老實話，迄今為止，我仍沒有看到，給《紅樓夢》以崇高、正確而深刻的評價，有誰超過魯迅和毛澤東。」）毛澤東經常不惜「得罪」朋友或高貴者，因為毛澤東肩負著這個國家的歷史使命，而不是單純的「君子之交」如此輕鬆，這就是毛澤東。

（未完待續）

（唐堯 2006年3月28日）

先對建國初中國經濟狀態有個粗略的了解，1950年時人均GDP（美元），中國大陸29.2、中國台灣95.0，印度56.0，日本332.4，美國2412.0，世界平均為1487.0。也就是說，中國大陸是印度近1/2，台灣的1/3，日本的1/11，美國的1/83，世界平均1/51。可有人總說那時日本與中國一樣窮，其實不是，那是對共產黨領導不滿的人才會這樣說。此時人均壽命大陸僅是35歲，日本為55歲，文化教育更是不能比，工業基礎和工業技術也沒法比。然而經濟環境更是兩極發展，新中國雖有數量有限的蘇聯援助，但由於大量「清匪」的小規模戰爭和蔣介石沿海騷擾戰的耗費，尤其是抗美援朝戰爭的耗巨資，加上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新中國是極度的困難；然而朝鮮戰爭與後來的越南戰爭，都給日本（包括台灣）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日本成為世界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從50年至70年間，日本年增長率平均為17%，然而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27年間年增長率平均為8.1%，印度為5.1%，美國為5.5%，世界平均為1.6%。誰說毛澤東不會搞建設，其實毛澤東時期許多建設不是用GDP來計算的，比如「農田水利建設」、「環境治理」（治理黃河、淮河、海河等）、「植樹造林」、「墾荒」等，同樣說到毛澤東逝世時，國家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是不符合實際的，因為那時的人均GDP，相當於日本1950年的水平，遞增了10.5倍，不比后一半時間（后28年）來得遜色。前面進步與後面的進步，作為中華兒女都應該高興才對，為了說明改革開放進步來自不易，硬要說毛澤東時期沒有進步，甚至是倒退，只能說明這些人心態有問題（手心手背都是肉）。毛澤東時期有荒唐事，改革開放時期同樣也有荒唐的事（林子大了什麼鳥沒有？），關鍵看問題不能以點蓋面，要看其總體效果（毛澤東說的是九個手指頭與一個手指頭的關係）。國內有些人連西方國家的主流經濟學家都不如，違背事實說話。

將我國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從50年的51分之一縮小到78年的8分之一，再到2004年的4.6分之一，毛澤東不但沒有愧對中華民族，而且是中華民族最大的功臣。毛澤東接手的是一個牛拉木犁的國度，當他離開時已是「兩彈一星」的初步工業化的大國，經濟總量也列為世界第七（當時還有蘇聯）。1949年我國工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為：機器工業佔百分之十七點四，工場手工業佔百分之七，個體手工業佔百分之六點八，農業及副業佔百分之六十八點八。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佔28％了。用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的話說：「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主要的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這位美國學者還指出：「在毛澤東身後的時代里，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記錄的污點吹毛求疵，而緘口號不提當時的成就已然成為一種風尚――深恐提及後者便會被視為對前者的辯護。然而，對一個基本事實的承認，即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並不就等於是為歷史作非分的辯護。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80年代將找不到要改革的對象。」一個「局外人」能對毛澤東領導的建設成就，能有如此坦誠和深刻直白，筆者真不知如何感激他才是？然而從歷史的長河中看，毛澤東領導所取得的成就來之不易，看看蔣介石「反攻大陸」和利用大陸內反共勢力搞破壞，鎮壓反革命就是這個目的；國際上美國與西方對新中國的敵視政策，然而第三世界「窮兄弟」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抬進聯合國，歐洲幾個工業國先後見毛澤東、周恩來建立外交關係，美國總統尼克松、國務卿基辛格來華討論建立外交關係事宜，這一切正是說明了毛澤東的智慧、骨氣，同時是非曲直都在其中了。有人卻說毛澤東閉關自守，簡直是顛倒是非，是毛澤東帶領站起來的中國人民頂住了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重重壓力，從困境中走了出來還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然而，這些建設成就，就是從「雅量之爭」的「大仁與小仁」開始的，農業哺育工業，改造工商業。筆者認為，靠的就是「運動」，如同現在大家說「改革」一樣。「運動」與「改革」都是達到目的的「手段」。毛澤東就是用「運動」作為「手段」來達到建設成就的，這才是毛澤東在中國社會發展乃至人類社會發展的「特色」與「亮點」。譬如抗美援朝、經濟恢復和社會治安，是由土地改革、互助組、三反五反和鎮壓反革命來保證的。建國開始時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運動，其中還套著「互助組、三反五反、批《武訓傳》」的三小運動。然而混亂的舊貌變新顏。「鐵人」王進喜說過：「人無壓力輕飄飄，井無壓力不噴油。」這話說到點子上了。誰會不滿，只有過去欺壓百姓的剝削階級不滿，那些達貴的文人不滿，說要惠及農民，拯救農民，農民太苦，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有誰惠及農民、拯救農民？然而是誰讓貧困的農民獲得了賴以生存的土地？有是誰要互助組、合作化，使獲得土地的困難農民不再失去（變賣）土地？如同毛澤東所說：「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沒有互助組和合作化運動，農村走過平田地形式后，很快進入兩極分化的狀態，必須有強有力貧下中農與整個農民階級的聯盟，才能保證土改的成果再次土崩瓦解。這才是農民的領袖毛澤東。然而「一窮二白」中國，也只能向農民要取利潤，來哺育中國工業的發展，同時，農民的實際生活水平還要提高。毛澤東的創舉，那就是「組織起來」！建國頭三年，農業遞增了近50%，極大的提高了農業生產率，一改農民的自私和狹隘，歷史上誰見過？毛澤東才是中國社會發展的設計大師！

有了農業的效益，採用戰時的「統購統銷」辦法，運用「剪刀差」來哺育中國工業的成長。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剩餘價值」不是來哺育一個什麼特權階級或階層，而是用於新中國長遠建設，尤其是機械工業和重工業的建設。最近沸沸揚揚說起那公務員的「三公」（車用、招待、考察）9000億一事，筆者只問一句：「良心哪裡去了」？這與毛澤東的建國之路怎麼比？毛澤東時期是「勒緊褲腰帶」搞建設，為什麼非要「勒緊褲腰帶」呢？是帝國主義列強企圖壓垮新的政權，是毛澤東要中國人長志氣，「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在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期間，農民的生活得到應有的保障（毛澤東說還有10%的缺糧戶，李敖說餓肚子不是共產黨的問題，是舊中國遺留問題），而且逐步提高，這是有目共睹的。

建國頭三年時間，就徹底剷除了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建立了強大的國營經濟和覆蓋面很廣的供銷合作經濟，實現了「節制資本」和「統制貿易」，即國家通過對私營經濟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使其符合國家的宏觀經濟計劃和社會發展目標，並且將對外貿易控制在政府手中。恢復時期的三年，雖然實行的仍然是國營經濟領導下的多種經濟成分並存、計劃管理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制，但是由於國家掌握了國民經濟命脈，控制了金融、市場和重工業，黨和人民政府的行政力量空前強大，實際上為1953年以後大陸迅速平穩地向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過渡奠定了基礎。毛澤東指出：「我們現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就是運用從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提出過的贖買政策。它不是國家用一筆錢或者發行公債來購買資本家的私有財產(不是生活資料，是生產資料，即機器、廠房這些東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進行，……全國資本家的固定資產的估價，有這麼一筆賬：工業方面有二十五億元，商業方面有八億元，合計是三十三億元。」毛澤東還說：「我國是個大國，但不是富國，也不是強國。飛機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車也不能造，精密機器也不能造，許多東西我們都不能造，現在才開始學習製造。我們還是一個農業國。在農業國的基礎上，是談不上什麼強的，也談不上什麼富的。但是，現在我們實行這麼一種制度，這麼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階級。」在毛澤東的新中國藍圖中，地主階級變成為農民，資本家變成為工人。毛澤東指出：「這種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麼今天不曉得明天的事。那種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情況，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應該逐步結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總是
要有秩序有步驟地進行，這樣看起來慢，實際上反而快。早兩天我跟朋友們說過，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這樣的話是好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較自然。這不是『聽其自然』的那個『自然』，而是講，經過說服，經過教育，經過批評，克服許多困難而達到的『自然』。」

這裡毛澤東所講的「經過說服，經過教育，經過批評」等，就是通常所說的「教育運動」。過去靠它「打天下」，今天靠它「規劃和建設國家」。毛澤東深刻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的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到1956年我國工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各佔50%。在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許多缺陷和不安定因素，然而進步和發展是肯定的。靠什麼呢？靠黨的領導，靠工農聯盟。所謂「運動」，就是黨和群眾的「互動」。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