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學認識論》

13．控制論循環與經濟調節

    儘管目的價值在人文科學專有的各個領域裡起著非常普遍的作用，遺憾的是這
種價值並不因此永遠是可以度量的，相反收益價值出於其性質本身，則是可以度量
的。由於經濟科學同時研究這兩種價值，所以在經濟學領域內最容易看到在一切人
類行為中所起作用這兩種共同機制的意義。
    總的來說，任何價值，都反映了一個結構的運轉，而任何運轉又都是受調節支
配的一個流量。這裡所謂的調節含有最廣泛的意義，包括自發的平衡過程和意向的
與系統的調節，例如，出自一項穩定或增長政策的經濟調節。因此本節的問題是設
法抽取可應用於各價值領域的最一般調節模型。為此就要研究經濟學家為控制他們
面臨的複雜相互作用系統而使用控制論循環概念的方式。環形（或反饋）模式當然
不是產生於經濟學家的研究工作。相反，經濟學家剛剛開始對伺服機制論的運算內
容感興趣。這不僅出於思想上的惰性，而是因為很難採用複雜的實驗測量。但經濟
學的例子格外有趣。一方面因為這些模式同古典概念，如經濟循環概念相會合；另
一方面因為人們已經隱約看到經濟機制的普遍性。這些機制的某些主要方面，在生
物學、心理學甚至語言學領域內都能看到。
    壞性系統的優點在於賦予無數情況中的某些情況一個確切的地位，在這些情況
中，相互作用概念和循環因果概念應該替代線性因果鏈的概念。在物理學中，作用
與反作用原理，各種各樣系統――通過它們所接受的各種潛在工作的補償而得以保
持其平衡的那些系統――的存在，以及勒夏利埃原理（或與初始干擾相反方向的平
衡移動），早就表明某些因果形式是不可能還原為一個線性鏈圖式的。在生物學中，
組織以及通過每次都帶有收益與損失的連續調節對組織的保存，這一事實本身越來
越使人們不得不考慮環性系統。甚至在表面看來很簡單的環境對機體的作用中（現
象型變更或帶有發生效果的選擇），人們也開始認為機體同樣也選擇和改變環境。
這就提示了有控制論循環的作用。在相互作用永遠伴有自動調節或多少是意向性調
節的人文科學領域，循環概念更加明顯地有其必要性，而且越來越顯得清楚的是，
即使一般的S－R（刺激-反應）圖式也已經屬於循環性的了。因為人只是在感覺到了
刺激時才對刺激有反應的，同時他的反應只是根據決定反應的圖式，反應圖式也不
能反過來脫離通常的刺激而得到解釋。
    在具有可進行廣泛測量這個優點的經濟領域，某些已非常流行的概念都準備著
迎接控制論的模式。例如，一個變數通過其他取決於它的變數自己影響自己。又如
在生產、消費和投資三者關係中的「經濟循環」概念，這三者構成許多循環的因果
關係。再如經濟學家通常使用的並能提供環性系統中的一些簡單變化例子的倍數和
加速度概念。
    為了明確概念，我們在此舉一個把經濟循環表達為反饋的基本例子（來自索拉
里）。假設這一模式參照的是一個封閉的國民經濟（同國外無交流）並只記下以下
三個變數：Y（t）＝國民生產總值；C（t）＝消費總值；I（t）＝投資總值。這三
個變數都是時間（t）的連續函數，表示在一段時間t中的貨幣流量，t＋dto於是就
能得出會計關係：
    Y（t）＝I（t）＋C（t）這個關係可以，比方說，引進兩條行為規律加以補充：
    C（t）＝C

14．功能與價值領域中的同時性問題與歷時性問題

    我們看到（在第9節中），一個規範結構由於發展而達到它的平衡形式（當然，
根據形式與內容之間的關係的不同，穩定程度也不同；請看第八節），這種發展本
身及其各個階段都構成一種平衡，亦即一種自動調節過程。而這種自動調節在不同
程度上，都是結構的產生本身所固有的。也就是說，一方面既沒有建構性機構，另
一方面或事後也沒有改正機構，而是建構這樣的逐漸組織同時也是調節性的，因此
是通過平衡化來進行的。我們將看到（在第18節中），一個意義系統則相反表現出
詞音歷史――詞音目前的意義僅部分地依賴於它的歷史――同相對獨立於歷時性這
一系統的同時性平衡的最大脫節。功能、效用或價值系統在這兩個極端情況中占著
中間位置。饒有趣味的是，在研究共同機制時，人們可以看到這一中間位置，從同
時性與歷時性的關係這個觀點看，在一切帶有功能主義之維的學科，自生物學、心
理學、社會學，直至經濟學中都能找到。換言之，它存在於一切必須把目前效用和
歷史演變關係加以區分的領域。
    例如，在經濟史領域，這一中間情況以下兩個特點為標誌。一方面，人們看到
經常存在於以先前的發展來解釋某一組當前的事實（或任何同時性事實）的努力和
用被認為是「無時間性的」並屬於平衡規律的一般機制來解釋一組歷史事件的相反
做法二者之間的雙極性。但另一方面，人們在馬克思及其後繼者那裡，卻發現了一
種旨在以人們今天可稱之為發生結構主義的東西，在社會學、心理學甚至生物學領
域里，辯證地克服歷史因素和超歷史因素這種二元性的方法論。
    至於人們在那些未受馬克思影響的學者那裡所看到的解釋的二元性，大家都一
致認為大的經濟結構可以用結構的歷史來解釋，而屬於行情的大事（如在第二節中
所談過某些食品廠在十三世紀或十六世紀的價格），則應根據有關價格形成的一些
理論來解釋。這些理論把這些機制看作是「無時間性的、必然的」。這倒根本不是
因為這些價格是不變的，而是相反，因為價格在細節上是按照不規則的歷史曲線變
動的。它們的變動與平衡規律有關，而平衡規律在相當廣泛的社會範圍內都能看到。
    相反，馬克思所作努力的獨創性在於不把結構和運轉規律視為「永恆的」，而
是使這二者都服從於一個總的動力。他試圖以此來克服這兩者之間的對立。就結構
而言，馬克思自然強調資本主義的暫時特性或歷史上的過渡特性，而古典經濟學則
認為資本主義的規律是永恆的。但在運轉規律方面，馬克思著重指出，這些規律往
往是在系統的成熟階段才開始「在純粹狀態下」起作用。因此，研究處於末尾階段
的功能就有可能理解這一運轉所由生的結構的歷史。由此產生了標誌著他的方法論
同生物學問題有關聯的這一基本看法（《政治經濟學批判》）：「解剖人是解剖猴
子的鑰匙」。換言之，最終狀態闡明自身產生的過程，同時這一過程也是最後狀態
的形成所必須的。
    但是，這種對生物學的參照，強調的是結構歷時性和運轉同時性之間關係問題
的極其普遍的特點。它同樣也導致人們去研究功能、效用或價值概念在結構發展方
面的特殊地位，並最終去重新思考為什麼不容易把歷史作成一門正題法則學科的道
理。
    的確，在生物領域，一個器官可以改變功能，而這一改變並不來自有關結構的
先前歷史。一個古典的例子是：魚類的鰾現在對它們起著肺的作用，這不是由於使
無脊椎動物得以過渡到魚類的一般歷史因素，而是由於環境的不可預見的變遷。因
此，人們是否有朝一日能提供一個具有一切已知變化細節的生命史的演繹模式，這
是值得懷疑的。但人們卻可以指望有一個「有機論的」模式（請閱第十節）：這個
模式既說明生命結構的一般特徵，又說明一切或幾乎一切機體的共同大功能：同化、
呼吸（病毒除外）等等。不過，這些「功能不變者」在內容上是有變化的。這樣，
它們在自己的歷史過程中就有所分化。然而，像一切真正歷史一樣，這部歷史構成
的是可演繹的結構化和偶然性組成的一個無法弄清的混合物。儘管對偶然性的反應
是調節或事後的可理解的重新平衡，但反應的更迭並不因此而不是一個不可預料的
系列。而這就使得一個亞結構的當前功能能相對地獨立於亞結構的先前發展。
    在人類歷史領域，情況也部分相同，儘管有人類的兩個特點――構成了一種因
社會相傳而不斷豐富的文化和擁有能增加理性行為（儘管有它們在共同意識中的明
顯限度）的思考智力――所含有的改正。由此產生的結果是，如果某些歷史學家想
通過科學技術史、經濟史和文化史、政治史和歷時性社會學等等這種跨學科的融合
來給自己的學科一個正題法則科學地位的話，那麼人們從中可能抽取的進化規律或
運轉規律，根據所考察的結構類型，因而一方面根據結構與結構間的各種可能關係，
另一方面根據功能、效用或價值的不同，仍然會有顯著差別的可能。
    假設人們可以把發生結構主義的理想作為方法論的理想――它似乎確實是許多
科學的共同理想，那麼可「封閉」的結構和未完成的或註定要永遠開放的結構之間
的區別，依然使人們不得不作出一系列的區分，這尤其表現在人們不得不根據價值
是規範性的或非規範性的等等承認有許多不同種類的價值（第10和11節）。比方說，
一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專家諾文斯基曾注意到：「發生心理學與馬克思理論在方法
上的親屬關係有時是令人吃驚的。然而仍存在著一個重要差別。對皮亞傑來說，平
衡概念作為發展過程的中心機制和必要媒介，仍然是特徵性的，儘管每一個平衡形
式都是憑藉產生它的不平衡來取代前一個平衡形式。相反，對馬克思來說，發展的
中心機制是對平衡的不斷破壞和由此產生的一切方法論上的後果。」然而，這一差
別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智力發展達到的是完成的結構，其中功能與價值完全服從
於有關內在結構變化的規範性規律。由此得出的一個事實是，這樣一種發展是由達
到這一最終平衡的平衡化或自動調節指導的。相反作為經常開放的生物結構、經濟
結構、政治結構等等，由於缺乏封閉，就不可能帶有這種把功能全部歸入結構機制
的整合，由此產生不平衡的歷史作用，這種作用能直至導致結構的分化瓦解。
    正是不可能封閉的結構的這種情況解釋了屬於同時性平衡的價值相對於相應結
構的歷時性形成的相對獨立性。這正是人們在某些危機（當這既不是增長事故也不
是持久的分化時）的情況下所見到的。這時人們可以看到一個人的經濟、政治、社
會價值（聲望、個人信譽）或情感價值的急劇變化。另一方面，這說明在社會領域
描述序列階段（＝按必然的先後順序）的特殊困難，也說明羅斯托相信他在經濟增
長過程（從啟動或起飛到成熟）中發現的「階段」為什麼不成功。事實上，在這方
面總的問題是區別一系列不帶有組織的內在展開的變化和按順序階段進行的發展，
這種發展特別帶有瓦廷頓在胚胎學中稱為「生理常數穩定性」（在來自外部強加的
偏移時自動回到必須的軌道上去）的東西。
    因此，這樣一些事實似乎表明功能與價值越是服從於相應的結構，它們就越依
賴於歷史和歷時性的解釋。相反，一個價值系統是服從於平衡規律或當前的調節規
律的，這些價值越不具有規範性，也就是說，越不單單受結構的限制，這些規律也
就越不依賴先前的階段，而是依賴外部條件可以變更的交換。換言之，這些價值的
平衡在這種情況下並不構成逐漸的歷時性平衡化的最終階段，而是同時性也表達部
分獨立於發展之外的情形。這時起作用的只是一系列重新平衡，其規律可以是恆定
的，但規律內容的變化則一部分是偶然的，另一部分是周期性的。

四、意義及其系統

    任何結構或規則，任何價值，都含有意義，就如任何信號系統都呈現出一個結
構和一些價值一樣。儘管如此，（詞音、形）對（詞義）的關係在性質上仍然與一
個要素的可願望性（價值），或這一因素對這一整體的結構性（或規範性）的從屬
有所不同。而這種意義關係也具有非常普遍的意義，以致跨學科問題在這一領域如
同在上面所說的領域同樣重要。

                         15．生物信號及符號功能

    人們幾乎在動物行為的各個層次都可以看到由標誌或信號發動的反應，而在從
單細胞原生質的簡單感受性直到神經系統的感受性或神經系統對有意義的標誌的反
應之間，存在著種種中間形態。另一方面，這種同信號或標誌聯繫在一起的意義是
唯一能在直到十二至十六個月的兒童身上（感動層次）觀察到的東西。同時，它在
人的整個一生中，在感覺和運動條件反射方面仍然起著作用。因此，先談談這第一
個信號系統的作用很有必要。
    所謂標誌系指與所指無區分的能指（除非通過它的信號作用才有區分）。也就
是說，它構成這個所指的一部分、一個側面或一個原因性結果：看到一個樹枝探出
牆頭就是有一棵樹存在的標誌，一隻野兔的蹤跡就是它新近經過的標誌。一個信號
（例如，使巴甫洛夫的狗產生誕水反射的鈴聲）只是一個標誌，除非賦予它一個約
定的或社會的（電話信號，等等）意義。在這種情況下，它就是一個「記號」（si
gne）。
    在某些高級靈長類和人（從兩歲起）身上，有一整套能指出現，這些能指與它
們的所指有所區別。也就是說，它們不屬於所指的物體或事件，而是由主體（個體
的或集體的）甚至在沒有任何所指當前的知覺刺激情況下，為了追憶或再現這些所
指而產生的：這就是符號（symbole）與記號，而人們把通過有區別的能指來追憶這
種能力稱之為符號學功能（或常說的符號功能），這時，它可以構成表象或思維。
但在這些符號工具中還應該區分兩個層次，儘管在正常兒童身上，這兩個層次幾乎
是同時出現的（圖畫一般除外）。
    第一個層次是符號層次，是索緒爾用來與信號對立的那種符號的層次：這是與
其所指有某種相似或類似的「有動機的」能指。它們以最自發的方式，以象徵性
（或假想的）遊戲，延遲模仿、精神圖象（或內化模仿）和書寫圖象出現在兒童身
上。這些符號的最初特徵是，個體主體能單獨建構它們，儘管它們的形成一般與語
言相吻合（聾啞人除外，他們給上述系列增添一個新項目：手語）。它們的共同源
泉是從感動層次就開始的模仿。在這一層次上，模仿已經構成一種表象，但僅僅是
以動作出現的表象，隨後它又延伸為延遲的或內化的模仿，從而產生出上述的符號。
    符號功能的第二個特有層次（這一層次，在我們沒有掌握更多情況之前，似乎
是人類所專有）是發音語言層次。與第一層次相比它有兩個新特點：一是它必須通
過社會的或教育的傳授，因此它取決於整個社會，而不再僅僅依靠個體反應；二是，
口頭的能指是「信號」而不再是符號了，因為信號，由於它的集體性質，是約定俗
成的或「任意的」。
    於是，這樣一幅圖景所引起的第一批跨學科大問題就是，一方面是如何確定共
同機制以及符號功能的這些不同表現之間的對立，但要一直上溯到有意義的標誌和
目前所認識到的動物語言形式這個層次；另一方面，在發音語言同邏輯可能有的更
特殊的關係之外，確定它們同一般表象或思想發展的關係。
    在第一點上，動物心理學或動物生態學，發生心理學，有關失語症、聾啞人、
盲人等的精神病理學和語言學之間的合作必不可少。動物生態學已經在本能機制中
起作用的遺傳意義標誌（IRM或先天釋放機制）方面以及在學習過程中具有獲得意義
的標誌方面，都搜集了大量資料。弗利希有關蜜蜂語言的研究曾引起了心理學家和
語言學家（邦弗尼斯特）不少反應；勒凡曾就脊椎動物的「語言」與人的語言進行
了系統的比較。一般的傾向認為，動物語言不是建立在記號系統之上，而是建立在
一個「信號編碼」之上的（邦弗尼斯特）。因為，一方面，沒有對話，也沒有因素
的自然組合；另一方面，所使用的信號基本上是模仿性或摹擬性的（但還要確定是
否已經有延遲模仿），因此我們說，這些模仿標誌與先天的或獲得的感動圖式相對
應，但還沒有達到概念化，而在人的語言中，不僅每個詞都含有一個概念，而且它
們的句法組合本身還含有信息。
    於是人們可能被引導在信號語言中去尋找思維本身的根源，而這也是許多心理
學家和語言學家的意見。但是，儘管信號系統由於它在建構上的靈活性和它能夠傳
達為數眾多的意義而無可爭辯地呈現出特別優點，可是，在它的能力限度方面仍然
有兩點需要提出來。
    第一點是，儘管語言是構成內化智力的思維之完成的必要輔助物，但它仍然要
有在它之前以感覺-動作形式出現的智力來活躍它。這個問題不久在我們談到的邏輯
與語言的關係時還要遇到，但還應指出的是，儘管語言是集體性的（在結構、發明、
認可等方面），它的運轉依然同個體智力聯繫在一起。離開了個體智力，其他的能
指就會沒有所指。而且個體智力的感覺-動作圖式已經產生了提供口頭語義亞結構的
種種意義（空-時圖式、永恆對象、因果關係，等等）。
    另一方面，感覺-動作智力要內化成表象或思維，不僅要靠語言，而且還要靠整
個符號功能，在這方面，精神病理學的資料很有價值，而且，從語言學家、心理學
家和神經科醫生之間的合作這方面人們還可以期望得到更多的東西。這裡我們不談
極為複雜的失語症問題，這個問題正在蓬勃發展，但它在神經病學上的影響是如此
之多，以致很難把語言因素同思維因素分開。這裡，我們僅僅指出在天生的但還正
常的聾啞兒童和盲童身上所觀察到的東西。在聾啞兒童身上，智力運算的發展比起
能說話的兒童當然要遲一些，但分類、順序、對應等等這些基本運算，直至某種復
雜程度，一點也不缺少。這就證明了動作的先語言組織。相反，在盲童身上，發展
的遲緩顯得更大一些。這是因為在動作圖式形
    成時缺少感覺-動作控制，而如果說語言能夠部分地彌補這一缺陷，它卻並不足
以代替總的協調，它是在這些總協調較晚形式時建立在它們之上的。

                         16．語言結構和邏輯結構

    語言學同邏輯學的連接當然很重要。這種連結關係一直在蓬勃發展，尤其是因
為它們同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之間的古老爭論所發生的相互影響。
    首先我們指出，這種相互影響毫無偶然性。一種語言學理論，如索緒爾的理論，
和一種社會學理論，如杜爾克海姆的理論，它們基本思想的匯合是一種了不起的事。
語言是從外部傳來並強加於個人的一種集體「制度」；個人只是按照先於它們的一
些共同規則加以革新，而他們的創造是受語言群體制約的。語言群體拒絕或接受個
人的創造，但在接受時，它是根據系統總平衡等的需要的。杜爾克海姆則從他的社
會整體概念中得出這一結論，即邏輯規則是由群體強加給個人的，尤其是通過語言
――智力的形成者和從童年起通過教育就強加於人的種種結構的持有者――這個渠
道強加給個人的。
    當前的社會文化人類學也是朝著相同的方向發展的。大家都知道列維－斯特勞
斯的結構主義曾受到索緒爾的語言學以及音位學（特魯貝茨考伊和傑克伯森）多麼
大的影響。也就是說，在他看來，意義系統能同時闡明部落社會的經濟交換和親屬
關係，因為，經濟交換與親屬關係含有一個同時既是集體性的又是個人操作源泉的
邏輯（因此他反對列維

17.高級符號體系

    索緒爾期望的普通符號學，就如在十五節中人們看到的，含有記號系統與各種
性質低於發音語言的符號或信號系統之間的系統的比較。但它也要求同人們或許可
稱為二次方或性質高於語言水平的符號體系進行比較。所謂二次方符號體系，就是
使用語言、但構成一些詞音、詞形、其集體意義是意識形態的並處於與語言語義不
同層次的這種符號體系：例如，神話、民間故事等等。它們都由語言來傳播，但每
個本身都是一個帶有宗教或情感意義的象徵，它們遵照的是非常普遍的語義規律，
正如它們令人驚奇的和往往是在大陸間的傳播所表明的那樣。
    但問題並不容易掌握，甚至也不容易提出來。在邏輯與數學的唯名論概念中，
人們或許可以說，任何概念或特殊結構還都是一個記號，它用表明它的詞但又超出
這些詞來象徵它所指的物體。這樣，數學的「群」概念只是一個高級符號，其意義
可歸結為可以描述的移動、物理狀態等等。相反，在運算概念中，「群」或任何其
他一個邏輯或數學概念，都構成一個對實在的動作系統。這種動作儘管是內化的，
卻是真正的動作，因此動作本身毫無象徵的東西。符號體系起作用的是在表示這些
運算的任意記號方面，而不在這些運算本身。
    如果人們接受最後這種解釋，那麼不是所有思維都是象徵性的。但符號體系重
新出現在思維的各種形式之中，只要思維的價值不決定於思維的運算結構，而決定
於它的無意識的情感內容。儘管如此，在這樣一種解釋中，仍然存在著廣闊的人類
生產場地，其中有被各種分析主義學派所研究的多少是個體性的「象徵思維」，有
神話和民間傳統的象徵，有藝術象徵，最後還可能有作為表達一時的集體價值而不
是理性結構的某些意識形態（這些表現中的每一種在不同程度上當然都可以是「理
性化」的）。可見在這些層次，普遍語義學的比較領域是相當可觀的，而且在語言
學方法的指導下，這種普遍語義學在本質上仍然是跨學科的。
    榮格的異端派所追隨的並受到布洛勒有關「我向」思維著作幫助的弗洛伊德精
神分析，證明個人的「象徵思維」在夢中、在兒童的遊戲中以及在各種不同的病理
表現中都存在。它的標準是，如果理性思維尋求的是對實在的符合一致，那麼象徵
思維的功能就是通過把表象從屬於情感現象來直接滿足慾望。開始時，弗洛伊德是
以屬於壓抑的偽裝機制來解釋這一無意義的象徵表示的，但他採納了布洛勒用以解
釋象徵表示的「我向思考」，即把自我作為中心這個更加廣泛的概念並把自己的研
究延伸到藝術象徵的方向。另一方面，榮格很快看到這一象徵表示構成一種情感語
言。他通過與神話的廣泛比較，終於能夠證明大量象徵或「原型」有相當普遍的特
征。他毫無證據地認為這些象徵是遺傳的。但（這是另一回事）其延伸卻極其普遍。
    精神分析學家在個人身上發現的多少是無意識的象徵表示和神話或藝術的象徵
表示（人們還記得神話與俄狄普斯「情結」這個典型例子）二者之間這樣建立起來
的連接相當清楚地表明，這樣一種象徵表示的規律既與集體現實有關，也與心理現
實有關。因此，不言而喻在社會與文化人類學領域，直接研究神話表象就能對這種
高於語言層次的普遍符號學作出頭等重大的貢獻。譬如說，列維-斯特勞斯用索緒爾
的語言學設想這一語義學時，他就因此給這一廣闊而又困難的領域引進了一種必不
可少的方法論，而這一方法論是榮格和弗洛依德的分析所特別缺少的。
    不過，工作還只是剛剛開始。因為很顯然，在某種文明水平上可能是普遍的規
律不可能在還具有科學思想的社會中沒有應用。當馬克思提出經濟與技術基礎同意
識形態上層建築之間的對立問題時，他也因此提出了一大堆有關各種可能的意識形
態生產類型的性質和運轉問題。為了證明這些問題是如何必然會提出來的，在這裡
有必要提一下，馬克思學說的最堅決的反對者之一帕爾多在他的社會學中，又採用
了顯然受馬克思學說啟發的一種區分。實際上，在帕爾多看來，社會行為是由他稱
為「剩餘物」的某些感情需要或不變數引導的。但社會行為――這裡唯一使我們感
興趣的一點――實際上不是以赤裸裸的或直接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而是包含在帕爾
多稱為「派生」的各種概念、學說等等之中的。於是人們馬上可以看出這些「派生」
構成一種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但其性質主要是象徵性的，因為它們在一個變化的
和次等的概念機構之下含有基本的和永恆的情感意義。
    本章的宗旨是從方法論觀點，特別是從未來的觀點揭示共同機制並提出跨學科
之間的問題。因此就不能不提一下一種格外有意義的傾向，即有關形式是理智的、
內容是情感的那些學說的象徵意義的研究。因為這些研究在一種建立在高水平符號
系統之上的普遍符號學的可能擴展和受馬克思啟發的社會學甚至經濟學分析之間構
成一個明顯的連接點。弋爾德曼對冉森教義的研究為這種連接提供了一個傑出例子。
我們之所以選擇這個例子，那是因為它是社會學中相當罕見的情況之一：理論研究
導致了對直至那時都沒有注意到的一個事實的存在的預見，即發現了一個被歷史遺
忘的歷史人物。弋爾德曼以路易十四時代穿袍貴族的社會和經濟困難來解釋冉森教
義。這樣，教義所宣揚的全部脫離人世使構成一種集體的、情感的情形的象徵性表
現。但是，根據這種社會象徵性表現的分析所復原的純粹冉森教義，在歷史所知的
人物（阿爾諾等人）身上並未得到全部實現。因此就必須假設有一個全面的冉森教
徒，他正因為是徹底的信徒所以不為人所知，他領導了這場運動，但沒有公開露面。
弋爾德曼經過如此「計算」，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認為必定有這樣一位領導者的
存在之後，終於在巴柯斯神甫身上找到了他，並且證明了直至那時都未被人們想到
的他的實際歷史作用。
    由此可見，有許多文學、藝術和形而上學產品可以屬於這樣的分析。它們的句
法與語義面目應該是基本的，儘管難以揭示，而它們的社會學、甚至經濟學面目則
是明顯的。

                 18．意義領域中的歷時性問題與同時性問題

    如果孔德的社會學已經把問題區分為靜態的（「順序」）和動態的（「進步」），
那麼可能是索緒爾的語言學第一個為人文科學中同時性考慮與歷時性考慮之間的相
對對立提供了一個主動地位。誠然，語言史和詞源學並不能解釋一切，因為詞的意
思在變，如同生物器官可以改變功能一樣。而這種變化是根據語言在某一特定時間
內的真正平衡所產生的需要而決定的。
    然而，作為能指與所指關係的意義系統，在同時性平衡與歷時性變化的關係問
題上，呈現出一種特殊情況。如同我們所見到的（第九節），正是在規範結構領域，
人們遇到了這兩個方面的最大依存，因為規範――諸如智力運算結構等――的發展，
就在於一種逐漸的平衡。在這種情況下，所說的結構越接近它的最終封閉狀態（而
且這一最終狀態絲毫不排除它以後併入新的結構中去的可能），同時性的平衡自然
越依賴於這一逐漸自動調節的過程。在價值方面，我們遇到了一個中間情況：這些
價值越同結構（規範性價值）關係密切，越不符合一個變化的運轉的連帶需要，它
們就越依賴於它們的歷史。至於意義系統所特有的「詞音、詞形」，在它們是約定
的或「任意的」範圍內，它們就更加從屬於一時之需，更加與它們先前的歷史無關。
因此，正是在這些情況下，人們觀察到的是最少的現實平衡與歷時性之間的關係。
比如，人們在一個人為的和專業的記號系統，如數學語言中就可以看到這一點：人
們以A×B，A、B或AB這些記號來表示乘法，或用任何記號來表示其他運算，它們原
則上只取決於當時的約定，而不取決於符號的歷史。符號史包含著一系列可解釋的
變化，但這些變化一般恰恰都同系統在每一特定時期的整體平衡有聯繫。有時，忠
於過去甚至還可能起一種干擾的而非有益的作用，這時候，一個新的符號體系促使
觀點的重新組織，而忠於過去卻加以阻礙。
    的確，正如索緒爾所指出的（在他之前有貝爾斯，但他是按照一種似乎不很合
理的分類法），「詞音、詞形」分成有動機「符號」和任意的「信號」兩種。在這
兩種中間，還存在著種種過渡系列。符號的任意性這個概念本身曾引起從前是葉斯
普森，如今是傑克伯森的爭議。但索緒爾似乎已經事先回答了這些非議。他自己已
把「相對任意性」和「徹底任意性」區分開。從大體上說，表示一個概念的詞同這
一概念的關係（聲音材料同概念意義的關係），看來確實沒有概念同它的意義和內
容的關係那樣密切。即使語言記號有時伴有象徵表示（即索緒爾所謂的象徵物與被
象徵物之間的相似關係或動機關係），即使對講話者來說，詞不帶有任何任意性
（如邦弗尼斯特所指出的），語言的眾多也能證明語言記號的約定俗成特徵，這一
點看來是很清楚的。此外，記號永遠是社會性的（出於習慣的明的或暗的約定），
而符號則可以來源於個人，如同在兒童的象徵性遊戲中或在夢中那樣。
    然而，語言學家們提出的這個問題，即在結構與意義關係領域內的同時性因素
與歷時性因素之間的關係問題，有著非常普遍的意義。而對它的研究尤其能用來闡
明各種跨科學問題，如邏輯結構與數學結構的語言學解釋，或相反，運算的和建構
主義問題的解釋。在這些結構被視為用以表達實驗材料的一種簡單語言的唯名論假
設中，結構的句法與結構的語義之間的關係應服從於確定它們的歷時關係與同時關
系的普遍規律。這一點，初看起來，似乎確是如此：句法規則在時間的長河中，有
連續性意義也有變化。歐幾里得幾何學的各種定理今天仍然是正確的，即使他們由
於兩個基本原因改變了意義。一個原因是，在我們看來，它們不再像過去康德認為
的那樣，是唯一的和必然的空間形式的表達，而只是各種度量中的一種。這就必定
改變了它們的意義並且還以歐幾里德結構與非歐幾里德結構之間的一切可能過渡使
其意義更為豐富了。另一個還更為普遍的原因是，空間形式在我們看來不再是靜態
圖像，而是變化的結果，因為每一種幾何學都從屬於一個基本變化「群」，而這些
群都是以一個亞群能從一個主群內部區分出來的方式相互形成的。但這些意義，盡
管在歷史的每一時刻都取決於當時的認識的同時性系統，卻根本不以任何一個方式
來進行替換，就好像受到意外事件或外來因素的影響似的。改變意義的新發明是通
過思維抽象並以建構的先前狀態為出發點而進行的。在這裡，新發明是逐步平衡化
的一部分，平衡化的同時平衡既是結果又是新建構過程的起點。因此這同「自然」
語言的情況有相當重大的差別。在自然語言中，同時性平衡就是依賴於各種外在和
內在因素的重新平衡。
    於是，這一同時性平衡與歷時性演變的關係問題，引起了另一個與它緊密聯繫
的問題，這就是在歷史過程中改變人類行為的並必然引起重新平衡的新的事物的性
質的問題。在這方面，人們可以區分出三種可能的新事物類型，而它們在當前平衡
與先前平衡過程間的相對聯繫或不連續關係中的作用截然不同。第一種類型是「發
現」類型。所謂「發現」就是揭示與主體不相關的而已經存在的，但直至那時未被
認識或發現的實在（如美洲大陸的發現），在這種情況下，被迫的重新平衡當然不
是由系統的先前狀態單獨決定的。第二，人們稱出自人的主體動作的新組合為「發
明」（不上溯到某些生物學家在極其分化的、特別適應於一種新情況的器官的領域
中稱為有機「發明」的東西）。發明的本質就是：儘管這些組合因素可能已被人知
曉（因此，新事物只是直至那時未曾實現的組合本身），發明仍然可能是別的東西。
比方說，發現一個新符號體系並不排除發明其他符號體系取而代之的可能性。在這
種情況下，在當前的平衡與先前歷史之間自然還會有相對的獨立性。但在人類的行
為中還存在著第三種類型的新事物，這一類型的社會意義可能是很大的：這就是在
邏輯－數學結構領域或總的智力結構領域被人們輪流稱為「發明」或「發現」的類
型。然而數學「發明」並不是一種「發現」（如果不是柏拉圖主義者的話），因為
它是一個新組合。例如，虛數－1就是卡丹在負數和開方之間所獲得的一個新組合的
結果。而且它也不是一個簡單的發明，因為事先人們不得不承認它不可能不這樣。
因此甚至在細節上，它都必然來自其規律。正是在這第三種情況下（這一情況，在
精神發展領域，在邏輯結構的自發建構中，可大量觀察到），同時性平衡緊密地依
賴於先前的演變，因為歷時性建構已經屬於一種逐漸的平衡，同時，當前的平衡構
成這樣一個過程的終端（暫時的）。

                     五、結論：認識的主體與人文科學

    就如人們在第一章中看到的，社會與人文科學提出了一系列為其特有的認識論
問題。但在這方面有兩種迥然不同的問題須加以考慮：一種是與研究本身有關的問
題，換言之，即描述一門作為科學認識的個別形式的學科的認識論特徵問題；另一
種是與研究者本身有關的問題。作為人主體，研究者是認識的源泉。事實上，他是
一切天真的、技術的、科學的等等認識的出發點。這些認識滋養各種社會，並從中
產生出人文科學。在把跨學科問題圍繞在共同的實在即結構或規則、價值與意義的
周圍時，我們參照的就是這一自然主體的活動的三大表現。現在，作為結論，還須
考察一下人文科學是如何把主體作為主體的。因為，儘管還沒有加以充分的分析，
這個問題或許就是將來應予以考慮的最富於成果的匯合點之一。

                      19．認識發展與人主體的認識論

    一切社會與人文科學在其歷時性方面都或多或少地注意到認識的發展。如果沒
有技術史，人類社會的經濟史就會不完全，而從科學的形成這個觀點看，技術史是
基礎。史前人類學延伸了這些研究並就含有工具使用的行為（甚至在類人猿身上也
已對這類行為作了細緻的研究）到純粹技術的過渡提出了種種問題。社會與文化人
類學結合社會與家庭組織、經濟生活、神話和語言，在前邏輯或集體邏輯的構成方
面提出了最為中心的問題。而這一遠未解決的各部落文明的邏輯問題，不僅要求精
確的心理學實驗（這種比較形式還未發展），而且還要求對每一社會的實踐智力或
技術智力與推論思維或僅僅是語言性思維進行深入比較。語言學在認知結構，如計
數系統、分類、關係系統等等的口頭或文字表達方面，提供了重要資料。
    至於從認知工具的形成這個觀點上看的兩個重要分支，即認識社會學與發生心
理學，它們是相輔相成的。認識的社會發生使我們看到了代代相傳並代代發展的各
種思想運動逐漸的和合作的建構，或者使我們看到了減慢這一進程或使之偏航的各
種障礙的作用。越來越要以思想、科學與技術歷史為依據的認識歷史社會學，比方
說，面對希臘奇迹和亞歷山大時代希臘科學的衰落這些決定性的現象應該表態，而
人們馬上看到這最後一個問題――面對這一問題，人文科學不可能閉口不談――是
如何只有通過經濟因素與社會因素同概念與原則的內在展開的比較才能得到解決。
這些概念和原則，出於它們最初的要求，可能就帶有以後不能開花結果的原因。
    發生心理學與比較心理學（包括動物生態學）還遠不足以涉及如此中心的事實。
但它們的巨大優點是可以著眼於較少遺漏、特別是可以隨意再現的系列。作為第一
個例子，人們可以舉出整數或「自然數」的建構。上述各學科所搜集的一切資料向
我們說明，這一建構在各種文明中都有其普遍性，儘管它所達到的水平極不相同，
但這些事實除使我們只認識建構的結果外，沒有一個使我們看到建構本身。相反，
儘管一個幼兒周圍有教他數數的成人，儘管他使用著已經含有計數系統的語言，人
們通過細緻實驗很容易回溯到那些由於還沒有對數字總體的保存（5個因素不再是5
個，如果改變了空間排列，等等），因而還談不到「數」的階段。同時，從這樣的
階段出發，也可以了解數字從純粹邏輯運算開始，但通過包含與順序運算的新綜合，
是以何種機制建成的。這樣的事實就能闡明人種志的與歷史的資料。這或許沒有什
么用處，如果人們能一直上溯到史前人的精神活動的話。但遺憾的是，這在像數字
發生的那些領域是做不到的。另一方面，這些事實提出了一些新的邏輯問題。而人
們不僅已經能夠使數字的發生建構形式化（格里茲與格熱），而且還能夠證明，在
隱蔽的但是必要的形式之下，人們在邏輯學家提供的有關類或關係過渡到數的一切
模式中，又找到了它的基本方面。第三方面，這些事實適合於同動物心理學的有關
動物的數字學習（柯勒等人的實驗）的資料進行有意義的比較。
    第二個有啟示性的例子是空間概念的例子。關於這一問題，人種志和歷史都有
豐富的資料。但它們也一樣，在建構方式方面沒有提供足夠的說明。不過在這一領
域，人們所面臨的是一種從歷史與理論關係的觀點上看相當矛盾的情況。幾何學史
表明，希臘人是從對歐幾里得空間特徵的傑出系統化開始的，其中帶有在投影空間
領域的某種直覺，但沒有做成相似的形式，也沒有任何純粹的拓撲學理論。投影幾
何只是從十七世紀起才成為一個獨立的分支；最後，到了十九世紀拓撲學也成立了。
那時，人們還發現了非歐幾何。但是從理論建構的觀點看，拓撲學是幾何學建築的
出發點，由此一方面產生了投影幾何學，另一方面產生了普通度量學（由此產生歐
幾里得幾何與非歐幾何的分化）。然而發生心理學與有關知覺的研究都證明，自然
發展事實上更接近的是理論，而不是歷史。因為歷史從結果開始顛倒了發生順序，
只是以後才上溯到源泉（這是常見的過程，它本身就足以表明心理發生與歷史展開
之間比較的好處）。事實上，一方面對兒童的空間結構形成研究，證明拓撲結構先
於其他兩個結構並構成它們形成的條件。然後，從拓樸結構同時脫胎出投影結構和
歐幾里得結構。另一方面，呂納布認為他能夠證明初級知覺空間是黎曼空間而不是
歐幾里得空間（對平行線的知覺，等等）。這或許有些誇張，但似乎至少證明存在
著一種未分化的情況。歐幾里得結構只是附帶地從這一情況開始組成的。
    還可以舉出其他許多有關時間、速度、因果性等概念的例子。甚至有時物理學
家也利用心理發生在速度順序概念相對於時間長短而言的最初獨立性方面所提供的
結果。因此搜集到的全部事實表明，跨學科合作在一般人主體的認識論領域是可能
的，而且這一自然思維的認識論是同科學認識的認識論各種大問題交結在一起的。
這正是結構研究的一個特別情況（第二節），但其意義卻非常普遍。

                       20.通過「雜交」的重新組合

    以上的探討表明，人文科學在必須把邏輯和數學結構的源泉、同時還是邏輯數
學結構之所依賴的認識主體，圈進自己的研究範圍時，不單支持了它們之間的整個
跨學科關係（關於這一點，我們已在第一節到第四節中設法證明有其必要性），而
且還把自己納入最終包含全部科學的圓圈或總的網路之中（而且這已經證明了它們
同生物學的關係：2）。以上事實，我們必須提出來，為的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即
設法使人們感到跨學科聯繫的真正意義。
    事實上，這一意義大大超出了僅僅為工作方便這個意義，它倒會縮減成這個意
義，如果實際上只是為了共同開發邊緣地區的話。倘若人們接受許多研究人員都無
意識地附合的公論，即每一個學科的邊界都是一勞永逸地被確定下來的，這些邊界
必然也會保持到將來的話，那麼，關於不同學科專家之間合作的后一種概念就會是
唯一可接受的了。然而，像本書這樣一本著作，著眼的是趨向，而不是結果，是人
文科學的前景和展望，而不僅是人文科學的現狀。它的第一個目標卻相反，在於使
人們認識到，一切創新趨向事實上都是力求在縱向上使其邊界後退，在橫向上使其
邊界成為問題。因此，跨學科研究的真正目的，就是通過實際上是建構性重新組合
的一些交流，改造或改組知識的各個領域。
    誠然，近年來科學運動的最突出事實之一是新知識分支的增多。這些新分支正
是產生於鄰近學科的組合，但事實上都有自己的新目的，這些目的又反射到母學科
並豐富了母學科。人們或許可以說，這是兩個最初是異質的領域的一種「雜交」，
但這一隱喻只是當雜種這個詞不是取其半個世紀以前的古典生物學意義――當時雜
種被設想為不生育的或至少是不純的，而是取其現代意義――現代生物學的「發生
重新組合」，這些重新組合遺傳型更平衡、更適應，並有替代進化機制概念中的突
變的趨勢――時才有意義。在精確和自然科學領域，從拓撲代數到生物物理，從生
物化學直到年青的量子生物物理學，富於成果的雜交到處可見。一個規模小得多但
精神可嘉的運動，在人文科學中產生了許多新分支。我們可以彰明這些雜交，揭示
它們相對於所由生的母科學而有的生產意義而作為對它們的結論。
    人們不可能把只是產生於數學方法或統計方法的細化和這些方法與實驗的更佳
績合的那些分支歸類到產生於重新組合的這些新分支中去。經濟計量學就是一個例
子。如果說，它在某種意義上能豐富數學，那僅僅是因為它給數學提出了一些問題。
埃米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