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連載）

　　

第三篇 張聞天與毛澤東關係的演變以及兩人的差異與比較

　　一，張聞天與毛澤東關係的演變

　　為了進一步了解張聞天在延安整風中以及此後的遭遇，有必要先簡單談一下張聞天同毛澤東關係的發展變化。

　　張聞天與毛澤東的關係大約可以分為三大階段，每段又可細分成兩個時期，這就是：張聞天在上海中央工作和進入中央蘇區后，是他犯「左」傾錯誤和毛澤東受壓的三年多；長征開始到延安整風的六年，是兩人相互配合和合作較好的時期，只是頭三年中央領導以張聞天為首，后三年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整風后是張聞天離開中央領導做點局部工作和受迫害到死大約各為一半的三十年。

　　（一）紅軍長征前的張毛關係

　　張聞天和毛澤東第一次見面，是在1933年初臨時中央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后，但兩人的相知卻要早得多。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他們就都已參加了中國少年學會。[1] 1920年《少年中國》第1卷第8期同時發表了兩人的入會消息，此後他們的行蹤在《少年中國》上又時有披露。因此，作為會友，他們不但互相知道，還會讀到對方有關的材料。不過由於毛澤東只是「少年中國」的一員，沒有擔任什麼領導職務和有什麼出色表現，所以毛澤東本人和官方黨史編纂學多不大提毛和「少年中國」的關係，而喜歡大講毛創辦的「新民學會」和《湘江評論》。當然，在張毛關係上，真正有點影響還是1931年張聞天回國參加中央工作后（先任宣傳部長列席常委會，從臨時中央成立起即出任常委）。在此期間，兩人並不相識，也無成見， 但卻發生了一些相互有關的事情，主要就是張聞天由於執行「左」傾路線，曾參與對毛澤東的批評和壓制。例如張多次批評中央蘇區領導的「右傾」、「狹隘經驗論」，這當然包括，甚至首先指的就是毛澤東。（不過也有批評得並不錯的，如1932年4月11日在常委會上批評過去中央蘇區「以AB團的問題，而形成黨內恐怖」，「肅反工作是成為最大的罪惡」。[1] 這也都直接與毛澤東有關。）同年10月6日的常委會上，他不但同意博古批評毛的「保守、退卻」和「分散工作的觀點」，還提出「澤東可調回後方做蘇維埃工作」。[1] 不過由於沒有成見，所以張聞天另一方面的意見又起了有利於毛澤東的作用，如反對向忠發兼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而促成了毛澤東出任此職。[1] 直到進入中央蘇區，張聞天才同毛澤東見面並一起工作。 而他下車伊始又參與了博古提出的反「羅明路線」的鬥爭，寫文章、作報告，一時表現得異常積極。不過後來他在整風中反省說，「當時我反對羅明路線時，主觀上並未想到這是為了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當時我覺得毛澤東同志已經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經沒有什麼意義。這從我寫的文章中也可看出。」[1] 反「羅明路線」特別是反「鄧、毛、謝、古」，他也主要是上綱上線寫文章，照他在《反省筆記》中所說，追查「江西小組織系統」、「直接針對毛澤東同志的」是羅邁。雖然如此，這次積極參加，終究是他的一個嚴重錯誤，並在毛澤東心中記下一筆帳，幾乎講了一輩子。

　　不過平心而論，張聞天除參與反「羅明路線」外，總的看來，在蘇區近兩年，他同毛的關係還算不錯，接觸也較多，並促成了他們在某些政策思想上的接近和相互關係的靠攏。張聞天先是分管政府工作，後來乾脆被調去做政府工作（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於總理，毛仍為蘇維埃主席），不但工作關係密切，還比鄰而居，來往頻繁，不時見面。張聞天接觸實際后，政策思想逐漸擺脫「左」的一套，同博古、李德的矛盾趨於激化，其中受毛澤東的影響也可能是一個重要因素，特別是在軍事問題上。對於兩人合著的《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他就對人說，「我這是效法毛澤東同志的辦法呵。」（指開調查會等。）對兩人在蘇區的關係，包括張對毛生病的關心、支持共產國際不同意讓毛到蘇聯養病等，時任國民經濟部部長的吳亮平曾有較詳細的回憶。如說，他們「通過相互接觸，達到相互了解，逐漸走向接近。可以說，張聞天同志後來在遵義會議的轉變，也是與他這一段時間受到毛澤東同志的影響有關的」。[1]

　　可是有些黨史著作卻喜歡強調張聞天來到瑞金以後，長達一年半的時間對

　　毛澤東毫不了解。[1] 其實這是對張聞天《反省筆記》中幾句話的誤解，屬於望文生義。因為就全文的精神看，張聞天檢討的對毛不了解也沒想了解，是指自己沒有認識到毛澤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和應當成為黨的領袖人物。被誤解的原話是：「同他（指毛）關係也還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給他在鬥爭報上發表過。但他究竟是個什麼人，他有些什麼主張與本領，我是不了解，也並沒有想去了解過的。」又如另一地方談到自己「從來沒有想搶著當總書記」，然而對博古當總書記，「他爬在我上面，我總覺得他『不配』！（至於爬在別的同志，如毛澤東同志等的頭上『配不配』，我當然沒有想）。」這裡又特意提到毛，可見上面談的「了解」、「本領」等，都是指毛澤東的路線和領導，並不是真的相處一年半竟「毫不了解」。當然，正如張聞天檢討長征出發前他能和毛澤東合作的原因之一時說的，「我一進中央蘇區，不重視毛同志是事實。但並無特別仇視或有意要打擊他的心理，也是事實。」[1] 因此可以說，張對毛確無成見，進入蘇區后也沒有反對過毛（他認為反對「羅明路線」不是反毛），但卻並不十分尊重，甚至有點看不大起，認為他理論水平不高、性情粗暴等。

　　從毛澤東這方面來說，在張聞天到來前，任弼時、項英等已通過贛南會議和寧都會議剝奪了他的黨權和軍權，早已使他處於半靠邊站狀態。這時直接壓制他的也是博古、李德等，和張聞天則無直接的重大衝突，因此關係「還平常」。並且隨著張聞天思想的轉變，兩人相互了解的進一步加深，還使得後來發展到坦誠相見，相互傾訴對博古中央和最高「三人團」的不滿，並準備同他們進行鬥爭。沒有這個基礎，遵義會議是開不成的，當然也談不上此後五六年的合作。

　　但在看毛澤東同張聞天的關係上，也不可忽略另一方面。正如毛毛在《父親鄧小平在動亂歲月》中所說，「毛澤東是一個偉人，但同時又是一個性情中人，他記怨又記恩，看人和處理人不免帶有很強的感情色彩。」[1] 只有那些受個人崇拜影響較深和不了解領導人之間關係的黨史工作者才會說「毛澤東是不記個人恩怨的」。[1] 所以他在蘇區對張聞天的態度還有影響深遠的以下幾點。第一，張聞天是批評和壓制他的「左」派中央的第二把手，曾經參與批評過他，特別是反「鄧毛謝古」。這是他長期耿耿於懷，有適當機會總要算帳的。第二，對於張聞天這種初出茅廬，不憑工作成績和實際經驗，只靠從莫斯科帶回「幾麻袋教條」，就躍居高位，發號施令，他從心底里就不服，甚至鄙夷。第三，對張聞天被大家看作理論家，三天兩頭寫文章，動輒引證馬列，既引起他的反感，也對他形成很大壓力。這些因素即使在同張聞天合作中也難免時有顯露，在相當程度上還是造成張聞天後半生不幸遭遇的根子。

　　（二）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的張毛關係

　　自從長征出發前張聞天把對博古和最高「三人團」不滿完全向毛澤東坦白起，他們的關係就進入了第二階段。這時相互間不但有了較深的了解（否則不會談及如此重要和深層的問題），而且有了黨內鬥爭的共同目標（首先是反最高「三人團」的軍事路線和專斷作風）。這就更增進了相互間的了解，並終於形成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所謂「中央隊三人團」，用張聞天的話說，就是「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基礎」。[1]     長征后，兩人接近和合作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政見的相同。這可從兩方面來說。從大的方面或長遠講，兩人都是獻身革命，志同道合，也就是毛澤東在整風時說的，在反對蔣介石等問題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從當時情況或近期目標說，他們需要攜手進行共同鬥爭，以改變李德、博古的指揮和領導，從危難中挽救紅軍、挽救革命。這是關係到黨中央和紅軍生死存亡的問題，所以其他一切問題（如毛的個人恩怨和雙方的彼此看不起等）都可暫時拋開或加以擱置，而必須集中力量抓這一當務之急。主客觀條件還使他們在這一革命形勢和戰略

　　大轉變時期必須成為主要的一對合作者。

　　毛澤東無疑是正確軍事路線的代表和反對「左」傾中央的靈魂，但卻不便和很難直接出面領導這場鬥爭。這是因為：第一，他雖經共產國際干預在六屆五中全會上由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但卻不是常委（或稱書記），而且實際上還處於無權地位；第二，從贛南會議和寧都會議被剝奪黨權軍權后，他同軍隊的指揮關係和直接聯繫中斷兩三年，號召力已大為削弱，何況老蘇區的軍政幹部還調換了一部分；第三，有如黃克誠所說，毛在肅反問題上傷害人太多和組織路線上的偏聽偏信等 ，曾使他失掉部分人心；[1] 第四，從共產國際到中共中央幾年來批評他「右傾」、「狹隘經驗論」等，也有損於他的威信。因此，毛澤東知道，要反「左」就必須首先依靠從「左」傾陣營中分化出來並在中央名列第二的張聞天。雖然他對張聞天看不起甚至鄙夷，但為了改善自己的處境，也為了共同事業，所以「他才用很大耐心，隱忍著種種痛苦，極力接近張聞天」。因為「張聞天在中央、在相當一部分人中間是頗有影響的人物，不只因為他的地位和身份，而且還有他個人的為人和修養」。「只要能說服和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通過張聞天再影響、說服別人就容易多了。」[1] 師哲的回憶錄不確切的地方頗多，但這段描述卻比較接近實際，證之以毛澤東在七大的講話：「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1] 可見，毛的接近和依靠張，是當時的客觀需要，是具體歷史條件決定的。許多黨史著作和個人回憶錄，把毛澤東描述成眾望所歸，說「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這大半是多年以後的認識，也是延安整風為黨史學定下的統一口徑，有些領導同志這樣寫《回憶錄》則是為了突出自己。其實，會後的許多事實說明，毛澤東的威信當時並未達到眾望所歸的程度，而是逐漸樹立起來的，其中就有張聞天的幫助。如在會理會議上，作為新上任的總書記和會議主持人，他支持毛澤東、批評林彪等人，其作用是無人能代替的。

　　從張聞天這方面來說，在廣昌戰役后已同博古決裂，再經過反五次「圍剿」失敗和倉皇長征，他對博古、李德的領導和指揮更完全失去信心。由於性格比較孤僻和不善交際，他同蘇區領導人的來往、交談都不多，對最高「三人團」和羅邁更為不滿，所以有意見就比較自然地對向無成見又曾在政府一起工作的毛澤東「坦白」了。而毛也有意和他接近，於是一拍即合。加之長征后兩人都處於半靠邊狀態，所以就經常交談和議論起來。張聞天雖進蘇區近兩年，還參加軍委，經常討論打仗，但終究是個文人，除戰略等大的方面有一定認識外，對打仗的具體問題並不熟悉。因此這方面就聽信毛澤東講的，對毛也更加佩服。由於長征途中爭論越來越尖銳，張聞天更進而萌發改變領導的念頭，並同毛、王（稼祥）等一起展開了對博古、李德的鬥爭。他的這種變化，主要是出於思想覺悟，為了拯救革命，正像他整風時說的，並不是想爭當總書記。事實上，遵義會議已經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由他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他還是再三推辭，拖了二十來天實在推不掉才接任。[1]

　　當然，遵義會議能開好，王稼祥也是立了大功的。他比張聞天覺醒得還要早，跟人醞釀交談的也更多，但說他「投了關鍵的一票」卻是言過其實。因為第一，他是在長征前的五中全會上才補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在中央的地位與鄧發、凱豐等相當，其態度不可能起決定作用；第二，他因負傷，所擔任的軍委副主席和總政主任，在長征出發前就已分別由項英、李富春代替，遵義會議前他既無實職也無實權；第三，他從未進過中央領導核心，在軍隊中並無太大影響；第四，遵義會議上除博古、凱豐二人外，絕大多數都「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已形成共識；並不是贊成和反對的意見只有一票之差，所以根本就談不上「關鍵的一票」。由此可見，許多黨史著作一直重複毛澤東有意抬高王稼祥和貶低張聞天這一論斷，還是受著「兩個凡是」和「句句是真理」的傳統影響。如果一定要講「關鍵的一票」，倒應該指周恩來。從表面上看，似乎張聞天起的作用最大。因為他作了「反報告」，為會議定下基調，又受委託起草決議，最後還當選為總書記。但實則不然。當時是最高「三人團」專政，他雖排名博古之後，卻並無實權。加之一直處於行軍打仗狀態，軍事第一，他在軍中又沒多大影響。周恩來可就不同了。他不但是中央常委和「三人團」成員，而且實際上是中央紅軍的統帥，威信高，影響大，對於改變「左」傾方針和領導，真正起著關鍵作用。試想，如果周恩來不從「三人團」中分化出來，將會是什麼情況。事實證明，他一站出來，博古、李德就沒轍了。所以，陳雲在所謂《傳達提綱》中要特別標出他，說是「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會議還決定他為「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而毛澤東只是他「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1] 這都可看出他當時舉足輕重的作用。

　　遵義會議確立了以張聞天為首的新領導集體，其重要特點之一是毛澤東當選常委進入了中央領導核心。張聞天出任總書記后一開始就著重抓兩件事。一是實行集體領導，發揚民主。他鑒於博古過去領導獨斷專行，所以在他主持下開會較多，特別是開始時。這就是毛澤東後來批評的，「洛甫每天要開二十餘人的中央會議。」[1]  成立「三人軍事小組」後會已減少， 但重要問題仍要集體討論決定，絕不搞一言堂。毛澤東雖然不喜歡開會，但在成為領袖前還是要求適當多開會，[1] 使他的意見有發表機會並被採納。二是重視發揮毛澤東在軍事上的作用，「他決定由毛澤東同志負責軍事工作」。[1] 因為從長征起他就非常佩服毛澤東的軍事才能。「二次回遵義后，我看出周恩來同志領導戰爭無把握，故我提議要毛澤東同志去前方當前敵總指揮。」[1] 隨後他又同意了毛澤東提出的成立以周恩來為組長的「三人軍事小組」。長征途中，先後經過沙窩會議和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會議，才在他的主持下，先後決定毛澤東分工負責軍事工作和出任紅軍縮編后的陝甘支隊政委。[1] 從此，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軍事指揮系統中的地位就完全調了個個兒，由毛為周的助手變成了周為毛的助手。還應指出的是，紅軍到達陝北后，在張聞天主持召開的下寺灣政治局會議上（1935年11月3日），又經他提議和會議通過成立新的中央軍委（名義稱西北軍委），由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最後，還是在他主持下召開的洛川會議上（1937年8月），確立了毛澤東在全國紅軍中的最高統帥地位。[1]

　　單從上列的軍事方面即可看出，《人民日報》記者錢江和范偉國的下述論斷之真實可信：「翔實可靠的資料證明，張聞天在擔任總書記的三年多時間裡逐漸加深了對毛澤東的認識，一步步將毛澤東推向黨的領袖的崗位，並且「扶上馬，送一程。』」[1]

　　不但軍事問題，而且在整個黨對各條戰線的領導上，作為總書記的張聞天和作為紅軍統帥的毛澤東，在這個時期也是互相尊重、密切合作，作到了珠聯璧合的。在他們的領導下，粉碎了張國燾的分裂陰謀，勝利完成長征，把陝北變成領導全國革命的聖地，特別是實現了從內戰向抗戰的偉大戰略轉變。他們合作之密切，從這件事也可看出：從1935年10月抵達陝北，到1938年9月的六中全會，單是兩人聯名 （多署「洛毛」）發出的電報有檔案可查的即達286件。[1] 對他們來說，一生中兩年內與人聯署發電可能沒有比這再多的了。毛澤東雖然分工主管軍事（後來加上外交，即統戰），但有關方針政策和其他重大問題，張聞天也總是要和他磋商，注意徵求和尊重他的意見。標誌著黨的政治路線徹底轉變的瓦窩堡會議（1935年12月），就是二人相互尊重、密切合作的典型例證。這是我們前面說過了的。而且會後由毛澤東傳達決議精神報告（後來標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積極分子會議，也是由總書記張聞天親自主持的。      兩人在重大問題上的相互支持、緊密配合，還能做到放棄自己原來的不成熟意見，接受對方的正確建議，體現了領導集體內的平等相待和民主作風。如處理西安事變，毛澤東就很快改變了他審蔣除蔣的一時想法（後來還作了檢討），同意了張聞天「爭取南京政府正統」和爭取「妥協派」的主張，也就是和平解決的方案。[1] 因為正像日本學者安藤正士所說，張聞天一開始就解決了如何對待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兩個難題，為「制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定下了基調」。[1] 而在紅軍東征問題上，則是張聞天放棄了他原先主張「北上寧夏」的方案，轉而支持毛澤東東征山西的建

　　議。當時一些人對渡河東征思想不通，博古、王稼祥反對，彭德懷猶豫，林彪不久前還提出把重點放到陝南。但張聞天堅決支持東征，不計較一些人的閑話（如王稼祥說他沒主見，是跟毛澤東跑的「泥菩薩」），反而表示自己也要「到紅軍中去」，並代表常委宣布：「中央領導隨主力行動」，後方組成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央局，顯示了總書記親自出征的決心。[1]

　　直到1938年，張聞天同毛澤東的合作都是黨中央總書記同紅軍最高統帥之間的合作，實行集體領導，各按分工行事。張聞天尊重毛澤東對軍隊的指揮領導，但其他重大問題也徵求毛的意見。毛澤東除分工所管外，對其他問題如有意見總是向張聞天提出或建議開會討論解決，而不越俎代庖和隨意插手黨務、組織、宣傳等其他部門的具體事務。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也是歷史事實。但是延安整風創建的黨史學，為了突出毛澤東，總要把事情說成是：雖然從組織上講張聞天是總書記（1982年起還按陳雲一個人的意見改成負總責），但出主意的還是毛主席，一切大政方針都是毛主席決定的。有的甚而說，張聞天「作風民主，對毛很尊重，處處以『配角』自居」，保證了毛澤東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其實這些既無事實根據，道理上也講不通，只是人云亦云。這主要還是由於這些黨史學家嚴守延安整風定下的框架，只顧重複已有結論，而不顧歷史事實。其實，張聞天本人在延安整風時那種強大壓力下寫的《反省筆記》，也只是說能開好遵義會議他「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1] 其他更多說的是同毛澤東同志站在一條戰線上。即以我們上面列舉的處理西安事變和召開瓦窯堡會議這兩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問題而論，張聞天顯然起了政治領導作用，絕對不能視為「配角」。至於遵義會議並未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集體領導，我在第一篇筆記中就已作過論述，這裡就不再重複了。                                                                                                                                                                                                                                                                                       

　　但是也必須指出，張聞天同毛澤東這種總書記和紅軍統帥之間的合作，經過1937年《十二月會議》特別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已發生了根本變化，成為主持日常黨務工作的書記同正在形成中的全黨全軍領袖之間的合作。從此，在毛張關係上才可說張聞天做了「配角」，而且從整風起，連「配角」也不再是了。如上所述，《十二月會議》在組織上的變動就是在名次上毛澤東排在了第一位。這當然不會是王明、康生輩的意思。從事前（蘇聯著重宣傳毛澤東）和事後（六中全會上王稼祥的傳達）的情況看，顯然是在貫徹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意圖。這大概是與會者都有所理解的。而張聞天不僅心領神會，而且立即付諸實際，加以貫徹。正像許多後人和同代人的評價，[1] 他是個光明磊落、豁達睿智的人，從來不爭權、不圖名，多次表示並不熱中於當領導，而是對理論和研究工作有興趣。三年多名副其實的總書記，在歷史賦予的角色中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楊尚昆就說，「自從他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以後，一改過去黨內那種家長制、一言堂的惡劣作風，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團結協調，互相配合，革命事業順利發展。」[1] 現在，這一歷史任務已經完成，從革命實踐中成長起來並得到上（共產國際）下（黨內幹部）認同的領袖已被「扶上馬」。面對這一新的形勢，他不戀棧、不消沉、激流勇退、甘當配角，全力支持毛澤東的領導（這一變化也反映在聯署電報上。1938年毛張聯名發報已大為減少，且署名順序毛在前的為多，不像以前絕大多數為「洛、毛」。六中全會後，他們的聯署電報已基本上沒有了[1] ）。除做好按分工擔負的份內工作外，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他還在兩個問題上對毛澤東起了重大作用。

　　一是支持毛澤東對王明及其他反對意見進行鬥爭。「十二月會議」后毛澤東雖已排名首位，但處境卻有點孤立。這是因為：一來王明有點鬧獨立性，甚至想把中央移到武漢，不願延安使用中央名義；二來領導上對某些問題的認識還未取得完全一致。在這種情況下，張聞天總是同毛澤東站在一起，根據不同對象和不同問題，有時用領導人聯署形式如毛、洛、胡（劉少奇）等，有時用書記處名義，發出指示或答覆問題，保證了中央的統一領導和毛澤東方針的貫徹執行。與此同時，他還一再提出要把總書記職位讓給毛，因毛不同意而拖了下來。他在《反省筆記》中說，「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住處開，我只在形式上當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我實際上是做了宣傳教育部門的工作。」[1] 既然張聞天這時還保留著總書記（起碼是書記處書記）的頭銜，那麼毛澤東要和武漢的王明進行鬥爭，沒有張的同意或簽署，怎麼可以用書記處名義或代表中央意見呢？可見在毛澤東成為實際上黨的領袖后，張聞天的支持仍然是極其重要的。

　　二是在理論問題上張聞天也對毛澤東有不少幫助。延安時期是作為新民主主義理論與政策的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時期，也是毛澤東本人理論創作的鼎盛時期。在這方面，他得到張聞天一些直接和間接的幫助，也就是說張聞天對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做出過不小貢獻。中央到陝北后，張聞天長期主管黨的宣傳教育工作。他重視理論，組織學習，對毛澤東鑽研理論從正反兩方面都起了推動作用，包括書籍供應、研究空氣、無形壓力等。直接貢獻那就更多了，毛澤東思想中不少問題都可找到他的蹤跡，一些名詞也是他在黨內首先使用而為毛澤東所沿用的，如「黨八股」、「文化人」等。這裡只舉兩個理論上的例子，以見一斑。一是關於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論述。張聞天留學蘇聯回國不久即參加了三十年代初著名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所起作用，有如參加論戰的一位積極分子薛暮橋所說，「張聞天同志是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勝利的奠基人。」[1] 此後，他先後在江西共大和陝北紅大，親自講授《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內容包括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領導、前途等。到1938年我上抗大時已編成講義，連同他編著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合稱《中國問題》，成為一門必修課。後來《毛選》所載《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內容與之大同小異，而且其中有的章節張聞天還分工參與起草。[1] 又如他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實際上是第一次對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戰術的全面系統總結。而關於抗日戰爭戰略的持久戰問題，他從1935年11月起草《瓦窩堡會議決議》起就曾一再提出。1937年8月洛川會議上，他關於抗日戰爭戰略是持久戰的論述更引起熱烈討論，會上毛澤東也作了精闢的概括。持久戰的戰略方針逐漸形成全黨共識，「由毛澤東充實、發展並構建為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於1938年寫出了《論持久戰》。[1]

　　舉這幾個例子（實際上要比這多得多）只是要說明，在張聞天和毛澤東合作的過程中是一種互助的關係，而且很難說誰對誰幫助更大些。過去那種毛澤東是教育者和張聞天只是受教育者的說法（包括張的檢討和毛的認可），是不完全合乎事實的，是個人崇拜的一種表現。

　　但是，最後必須指出，在兩人合作得很好的這幾年中，相互間也還存在有隔閡，雖然不佔主導地位，但對日後卻有重大影響，所以先要簡單一提。從毛澤東方面來說，首先是因為同張聞天的合作多少帶有勉強性質。他本來就看不起張聞天，但卻不得不保持某種「君臣」關係（他戲稱張為「明君」，自己為「大帥」），心中自然不服。所以他對師哲說，「在長征路上，他才用很大的耐心，隱忍著種種痛苦，極力接近張聞天」。[1] 同張合作竟感到痛苦，其不得已之情溢於言表。隨著他權力的上升和對張聞天需要的減弱，在同張的關係上就顯得越來越不耐煩了。而且這種厭煩情緒竟保持了一輩子。其次，他同張的作風、性格、愛好等也相差甚遠，造成看不慣和談不來。他把張聞天看成「洋房子先生」，「言必稱希臘」（指馬列），只了解蘇聯一些表面情況，對中國則「一事不懂」。而從張聞天這邊看，他通過長期實踐固然越來越佩服毛澤東的領導與軍事指揮才能，但同時也覺得實在不好相處。一是感到毛這個人容易猜疑和記怨，而且很歷害，在一起共事得處處留神（小心謹慎）。二是可能對毛的不大談馬列和新文化（特別是世界文明），而是言必中國「故紙堆」，有點不以為然。三是正像黃克誠所說，毛喜歡順著來的人（像康生之類），他卻不屑於此，也學不會，同毛合作有點出於相忍為黨，因而被毛批評為清高。總之，由於雙方存在諸如此類的因素，所以相互合作主要是基於政治上的需要，而缺乏私交，感情不深，做不到推誠相見。

　　張聞天同毛澤東的這種合作關係到1941年就結束了。而且隨著上層整風的開始，張聞天也就永遠退出了中央領導。

　　（三）延安整風后的張毛關係

　　從1941年到1945年的整風期間，張聞天和毛澤東的關係完全是一種檢討者和批判者的關係。雖然這時張聞天還保留著政治局委員的名分，但已不起相應的作用，甚至有些意見都沒處提（例如他不同意搶救運動，但直到最後才同任弼時私下談起）。有關這期間的情況，後面將有一章專門談到，這裡暫付闕如。     延安整風以後，張聞天雖然在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可是實際分工，只負責一個中央材料室，這是中央各部門中最小的一個單位。一個政治局委員，只管一個只有四五個人的小單位」。[1] 正好不久日本投降，中央決定開闢東北工作，他為了貫徹執行中央決定和自己深入實際，就懇切要求去東北做地方工作，並迅速得到中央和毛澤東的批准。

　　[1] 從此，他就永遠結束了同毛澤東一起工作的歷史，先是變成一種間接的（即中間隔了幾層）領導和被領導關係，1959年後，連這種關係也告中斷，完全被毛澤東打倒了。

　　我是1945年跟張聞天一起到東北的，1949年起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以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大意如下的一段話：在我看來，張聞天的革命生涯中有兩段時間顯得最為輝煌。首先是他擔任總書記那幾年，主持中央工作，為實現中國革命的戰略轉變、開展抗日統一戰線新局面，做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其次就是在東北先後擔任合江和遼東省委書記期間。這兩個省，地方都不大，但工作比較全面，有一定的獨立自主性，容易發揮他的聰明才智。[1]

　　在東北工作期間，除參加七屆二中全會外，張聞天和毛澤東一直沒有見過面，大概也沒有什麼直接聯繫。因為那時毛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指揮解放戰爭上，而張卻是完全從事地方工作的，即使對毛澤東有報告和建議一般也要經過東北局。但張聞天的大體情況和重要意見，毛澤東還是有所了解的。例如關於農村供銷合作社的盈利分紅問題張同劉少奇的爭論，後來他就明確表示同意張聞天的意見。[1] 應該說，張聞天在東北的四年地方工作還確實顯示出了他的理論水平和領導才能，在實際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貢獻。例如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后掀起的土改中「左」的偏向就被他頂住了。還有些重大的理論與政策問題意見為黨中央和毛澤東吸收採納，如新中國國民經濟的構成等。當然也有些好的意見沒能引起應有的注意，如解放后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對發展資本主義持積極態度，農業合作化不能操之過急等。對這后一點，薄一波曾嘆惜其因未受到「充分重視」而造成農村工作的損失。[1] 當然，這些都與張毛關係無直接聯繫，只是說明延安整風后兩人地位的根本變化和張雖仍持積極入世態度但已起不到很大作用了。

　　正當張聞天興緻盎然和得心應手地從事地方工作之際，1950年他被調去做外交工作，派任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先是劉少奇等提議由章漢夫出任此職，並請示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毛同周恩來商議后複電改派張聞天。[1] 這一調動除表明當時對外交工作還不熟悉和對聯合國工作的重視外，從張毛關係的角度看，也從工作性質、國際慣例、實際情況看，更不排除有「貶官」、「外放」之意，而不是過去人們說的表現了毛對張的器重。這樣考慮的根據是：第一，「外交工作授權有限」、駐外使節只是執行政府指示、承辦些國內委託的事務性工作、參加日常交際活動、反映情況等，且毛澤東在張聞天出使前還特別提醒他：「不說話是金，少說話是銀」。[1] 第二，各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多為大使銜的副部長級，當時蘇聯東歐國家還沒有見到有政治局委員出任此職的；第三，因外交工作授權有限，社會主義國家常對一些「特殊人物」派出國工作，含有「外放」、「貶謫」之意，如蘇聯1933年派反布哈林鬥爭中被撤去教育部長職務的盧那恰爾斯基任駐西班牙公使，1957年派被定為「反黨集團」成員的莫洛托夫任駐蒙古大使，1953年維辛斯基由外交部長降為副部長、任駐聯合國代表；中國黨建國後派定為「教條宗派」並因對整風有點看法等原因在七大中委選舉中落選的王稼祥為首任駐蘇大使（毛澤東曾一再向斯大林告狀，一次還當面指王十年內戰時整他[1]）等；第四，張聞天從未做過外事工作，而在延安時就從事外交（外國和國民黨）工作的重要領導幹部並不少，如葉劍英、楊尚昆、李克農等；第五，聯合國去不成，張聞天即被改派為駐蘇大使，以代替生病的王稼祥；第六，張聞天在駐蘇大使任內曾通過陳雲要求改行做經濟工作。陳雲寫信告訴他，毛主席對他有看法，認為他驕傲，表示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員是不好另行安排工作的。[1] 第七，1952年蘇共十九大，中國黨派以劉少奇為團長的代表團出席，團員有中央委員饒漱石、陳毅、王稼祥，候補委員劉長勝，然而卻沒有時為政治局委員的駐蘇大使張聞天。其政治歧視太過明顯，即不論黨內地位，也不合乎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慣例，當時一些外國人就覺得奇怪。

　　改行不成，張聞天就決心搞一輩子外交工作和國際問題研究了，而且是一心一意，樂此不疲。十年外交工作中，延安整風后所受歧視有增無減，政治局委員的虛位和實際職務間的差距繼續拉大。早在東北，非政治局委員的同志如李富春等任東北局副書記時，他就只任常委兼一個小省的省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出任駐外大使的，在十多個社會主義國家中他也是罕見其匹（據我所知，只有一位保共政治局委員，因系長期流亡蘇聯的一位老太太留下做了保加利亞駐蘇大使，不久即死於任所）。在大使任內，他同毛澤東既無直接工作關係，也無直接個人聯繫。與其他大使不同的，可能就是他經常積極通過外交部向毛澤東並中央反映情況和提建議，但很少聽到有什麼迴音。後來周恩來感到工作實在太忙，對他做外交工作也還滿意，遂建議調他任外交部副部長協助周主持常務。這又開創了共產黨執政國家一個政治局委員當副部長的也許是空前絕後的特例。1956年，時隔十一年（七大黨章規定為三年）召開黨的八大，張聞天作了充分準備，打算以《論和平共處》為題作個發言。[1] 按理，一個政治局委員要求在黨的代表大會上發一次言實屬正常，但卻並未獲准，說是關於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有陳毅一篇發言就行了。[1] 因為在這之前好久就已內定陳毅代周恩來兼外交部長，所以一直不讓張聞天在這方面多出頭（從1955年起，許多外事活動，如參加在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陪總理出訪、接見重要外賓的陪見等，已多由陳毅出面）。

　　張聞天十年外交期間同毛澤東的關係，一般說來也還是正常的。毛澤東絕不會重用張，張自己也明白，並已安心於外交工作和國際問題研究的開拓，做到了盡心盡責，而且建樹不少。關於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常有分析和建議報送毛、周；對外交業務和內部建設更做了許多開創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但他仍然憂國憂民、一直注視和考慮全局問題，有時也向毛寫信報告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對毛澤東定下的方針路線以及各項政策與作法，他都貫徹執行，照章辦事。他一貫謹言慎行，從未表現出對毛的不滿。但也使人感到，他對毛是有意見的，缺乏某些領導人那種「主席不離口」的崇拜感情。幫他起草文章或他自己親筆寫，一般都不用查找和引用毛澤東的語錄。（例如他要我起草的在八大二次會上的發言《關於美國經濟危機》，在《紅旗》創刊號發表時，最後引毛澤東的話作結束，就是陳伯達給加上的。）平時看毛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由於歷史關係，夫人劉英過去同毛較熟，過一段時間總是建議一起去看毛，他多以「主席那麼忙，又沒什麼事，打攪人家幹什麼」為詞推託。據我幾次目睹，他見到毛除談正事外（或沒正事，如參加跳舞），就只是沉默寡言，倒是劉英在旁可以搭上話。總之，使人感覺到張聞天同毛澤東之間存在著無形的隔閡。     在毛澤東方面，本來就看不起張聞天，延安整風后就更不在話下了。對張聞天喜歡發議論、提意見，他並不以為然。有些他認為正確的意見而加以採納，也只是視為「從群從中來」，並不認張的帳，如關於新中國的經濟構成。張的一些報告，他至多是批給大家看。如1959年廬山會議開始時，對張報上來的在外交部務虛會上的總結髮言《關於若干國際問題的意見》曾批示：「印發各同志，很可以一看。」[1] 也就如此而已。實際上，建國后毛對張已越來越厭煩，有時講到歷史問題也是有意褒王稼祥而貶張聞天（如說「遵義會議王稼祥投了關鍵的一票」）。在毛看來，延安整風后張聞天內心並未服，思想並未通。因為延安整風樹起的一個正確與錯誤的標準就是以對毛的態度劃線。此後，隨著個人崇拜的不斷升級，這一標準也越來越嚴。個人崇拜的天然要求是歌功頌德和少提以至不提缺點與批評。張聞天並不是不了解這點，但他從思想上就反對個人崇拜，既不會歌功頌德和順著來，又喜歡揭露缺點和提意見，所以使毛越來越反感。下面的例子很能說明問題。 張1958年4月到上海、杭州參觀訪問，26日寫信向毛澤東彙報，本想在肯定和讚揚大躍進的同時指出存在的問題和缺點，后經一再考慮，定稿時還是刪去了要提的缺點和意見，只剩下讚揚。毛看后認為是張的進步，遂於5月8日回信說，「你這個人通了，我表示熱烈的歡迎和祝賀。我一直不大滿意你。在延安時曾對你有五個字的批評，你記得嗎？進城后，我對陳雲、恩來幾次說過，你有嚴重的書生氣，不大懂實際。記得也對你當面說過。今天看這個報告，引起我對你熱情歡迎。」接著說，上述看法，「可能對你估計過高，即書生氣，大少爺氣，

沒有完全實際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緊，你繼續進步就是了。但你過去能寫出現在的報告嗎？能有這樣的無產階級感情嗎？能有這樣感人的氣氛嗎？在我看來，沒有。現在有了，通了，群眾化了，因此向你致賀。」  轉錄這麼多，不但是為了說明毛喜歡報喜不報憂，也為了活靈活現地顯示出毛的「帝王」氣魄，對張聞天這個「臣下」已毫無平等可言，同時還暴露他對搞崇拜自己的人很容易受騙（所以康生「值得信賴」）。因為不久后的事實證明，張聞天並沒有「通」，而且真正脫離群眾、「不大懂實際」的也不是張聞天，恰巧相反，而是批評者自己。否則中國的生產力和生態環境不會遭到那樣嚴重的破懷，不會有三年困難和餓死三四千萬人。從發展軌跡看，進城后兩人的思想就漸行漸遠，距離越來越大，個人關係也日益變得貌合神離。張對毛是敬而遠之，毛對張是厭惡、歧視、以至侮辱。特別是政治路線和思想作風上的分歧，使他們之間的衝突成為不可避免，並終於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爆發了。而其結局又說明，延安整風立下的以毛劃線已發展成鐵的紀律，個人完全凌駕於一切黨規國法之上。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再經歷二十多年的苦難（反右派、大躍進、三年困難、社教四清、「文革」十年），也就沒什麼奇怪了。
     張聞天一直忠於馬克思主義。廬山會議后他雖受著屈辱的待遇，不斷的批判，不斷的檢查，還從1962年9月起被「專案」審查，取消參加中央會議和閱讀中央文件的資格，但仍孜孜不倦地鑽研馬列理論和中國的實際問題，寫出了大量筆記和文稿，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但由於當時的處境，他不得不採取一些特別的做法，即送請毛澤東審閱指正的文稿，都是較虛的理論問題和反修、頌毛的學習筆記，另外一些確有見解、雖盡量含蓄但仍顧慮有犯忌內容的材料，就沒有上報。例如《張聞天文集》收集刊印他在廬山會議后的文稿共三十篇，其中除一篇關於集市貿易問題給毛並中央的報告、一篇談純理論的《關於生產關係的兩重性問題》外，其餘二十八篇都沒有報送過毛。其實，就是報送毛的許多讀書筆記和報告文稿，毛也基本上不看。據說連那篇談集市貿易的報告都沒看，還是從康生咀里聽到的。在一次中央會議上，康生進讒言說，張聞天現在和孫冶方又在搞利別爾曼 一套。毛說，好啊，讓他們去上街（指鬧事）。那篇建議開放市場的報告也就成了張聞天的翻案活動和一項新的重大「罪行」。
張聞天雖然對廬山會議以來的批判內心並未服氣，正像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承認的：1962年1月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使我覺得我在廬山會議上發表的一些觀點是沒有多大錯誤的，會上的反右鬥爭是過火的。  但他為了照顧大局和使自己能留在黨內，還是不斷地檢討，特別是寄希望於毛澤東並經常寫信。據《張聞天年譜》主編張培森統計，從廬山會議後到去世前共給毛澤東寫了三十二封信（先多后少）。  內容主要是順著毛的恭維的話和提點要求，如：附送報告文稿和《讀書筆記》、彙報思想和工作以至被斗情況、對重大政治事件的表態、要求作結論和分配工作以及要求接見等。可惜，毛澤東沒有再見過他，他的信也大多沒有下文。廬山會議后對他的認罪信，毛有「我以極大的熱情歡迎洛甫這封信」  的批示，並曾送給他看過，此後他再沒得到過任何回信。據《張聞天年譜》記載，僅1960到1962年，張給毛就寫了十三封信。毛有批示的七封。其中五封只是批給幾位中央領導同志傳閱和存檔。另兩封有些內容。一封是參加八屆九中全會後致函毛，表示擁護毛的講話，並懇切申明「裡通外國」是「實屬莫須有的事情」，但仍決心放下包袱，做好中央分配的調研工作，「無負於一個共產黨員所應盡的責任」。毛1961年1月22日看過批道：「已電話告張聞天同志，信已收到，看過，同意他對問題所取態度。」  另一封是參加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后給毛的信，表示擁護劉少奇的報告和毛的講話，並附送《關於蘇共危機的感想》一文。毛於2月22日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說，「張聞天同志來信一件，意見一件，請考慮印發常委、書記處各同志，再加陳伯達、康生、定一同志。請他們研究一下。此人是個動搖分子，累犯錯誤。他說的是否可信，值得研究。」  此信也從側面說明，毛對「七千人大會」和劉少奇報告不盡如意。1962年後，毛對張的來信已很少置理，只有1965年對來信中的兩封批示傳閱存檔。但是毛對張聞天並沒有置諸腦後和不再關注，包括緊張混亂的「文革」時期。和一些有意為毛澤東開脫的說法（如胡喬木所說，在「文革」中毛對彭德懷、劉少奇、賀龍、陶鑄等人在什麼地方、受什麼虐待等情況都不知道  ）相反，毛對以前的中央領導人，包括早己打倒的張聞天，一直都極為關注。
     「文革」中批鬥和游斗彭德懷和張聞天，在北京大概是無人不曉，何況毛澤東。而且對張聞天的待遇、處理和行止，毛也一直在關注著，無人可擅自作主。例如1968年3月15日「王明、蘇修特務專案組」報告：鑒於張聞天的「罪行」和態度，建議將他和劉英送衛戍區「監護」。康生4月12在報告上批示：「張聞天問題要請示主席林副主席。」  1968年5月17日謝富治手諭：「中央決定叛黨叛國分子張聞天、劉英二人在家實行監護。」1969年10月20日，中央辦公廳負責人宣布：毛主席批准解除監護，張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為戰備疏散，遣送廣東中小城市。  此後，張一再給毛寫信，要求調回北京，恢復組織生活和分配點工作。1974年1月19日，周恩來批示要汪東興落實毛澤東指示，讓張、劉參加地方黨的生活和工作。1月20日廣東省委組織部即通知恢復張、劉組織生活，享受縣（團）級政治待遇。後來張給毛寫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養病」。10月18日毛答覆：到北京住恐不合適，可另換一地方居住。  據此，張要求以上海為養老地點，但被駁回。最後獲准去無錫安家，住不到一年即病逝於此，他和毛澤東的生前聯繫也就自然中斷。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張毛二人談不上有什麼私交和個人友誼，也沒有多少學術交流和學問磋商，連聊天的共同語言都不多，他們的關係主要是建立在共同革命理念上的政治上的結合。那麼從政治著眼，也就是過去強調的提到路線   的高度看，張毛關係的這三大階段大概可歸納如下：第一階段，即長征前，基本上是張聞天錯誤和毛澤東正確。說基本上，是因為張也有正確的地方，如反對文藝界的關門主義和在蘇區同博古的鬥爭等；毛也有錯誤的地方，如肅反中錯殺幾千幹部戰士和逼出「富田事變」又錯誤處理等。這個時期雖然還不能說毛有一條完整的正確路線，但當時是軍事第一，而毛在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和戰略戰術等根本問題上還是正確的。第二階段，從遵義會議到全國解放。這期間，雖然中間夾了個延安整風，雙方地位有極大變化，但政治路線上一致，基本上都正確。第三階段是建國后的二十多年。在這個長時期里，毛澤東也有一些建樹，但就全局看，基本路線是錯誤的，其根源大多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風。張聞天基本上是跟著毛澤東走的，但在許多問題上有自己的不同看法。歷史證明，這些看法是正確的。因此總的看來，可以說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基本上是錯的，張聞天基本上是對的（只是就思想而言，行動上還得執行毛澤東的）。這三個階段，還可用張聞天自己檢討的話說，就是：遵義會議前，「當時我在中央工作， 我是反對毛澤東同志的」；  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還有點分庭抗禮的味道」， 整風后開始信服，只是對審干有過意見；  「對主席過去革命時期的一套方針、政策和辦法是相信的（革命勝利也已證明），但對這一套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辦法，是否行，有懷疑。」  
     最後就相互態度來說，則可分為這樣三個階段：遵義會議前，張對毛是輕視與忽視；毛對張是內心看不起，表面還得應付。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前，張對毛是尊重與崇敬；毛對張是表面尊重，實際上仍看不起。從整風起直到「文革」，張對毛是既有個人崇拜，又有不滿和意見，而且天平逐漸后傾；毛對張是不平等相待，政治上壓制，人格不尊重，從批評的諷刺挖苦到借口打倒，使張聞天過了三十年的一半失意和一半屈辱生活。但就張聞天來說，他始終忠於毛澤東，如同在廬山和接著的第三次全國外事會議作檢討時所說，他的動機只是想提醒主席和中央注意，儘早認識與糾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絕無意要反對毛主席，更談不到打倒了。他說，毛主席那麼高的威信，就是誰想打也打不倒。這確是他至死未變的想法和態度，因而對他後來的遭遇一直就感到委屈。平心而論，遵義會議后，張聞天確實對毛澤東只有合作、擁戴，而沒有一絲一毫對不起的地方。

　　關於張毛關係就寫到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第一，張毛的關係悠久而曲折，一本書也說不完，所以只能掛一漏萬地做點簡單回顧；第二，我是有意識地在這些敘述中盡量排除主觀的猜測和設想，甚至連我同張聞天十多年的接觸與談話都不加引用，更不用說主觀的估計和判斷了。對雙方關係力求做到實事求是，「不虛美，不隱惡」。

　　

二，張聞天與毛澤東的差異和比較

　　談過張聞天和毛澤東的關係，就容易聯想到他們的差異和比較。但這個題目更大，單是其中的某些部分，例如政策思想和理論問題，都是須有專門研究的大工程。可我原先既無研究，現在又來不及研究，所以只能就個人的了解作點簡單敘述。需要說明的是，這樣做，正像有的黨史專家所說，「把張聞天和毛澤東放在一起比較，並不是要抬誰貶誰」。[1] 在我，只是想從各人思想、素質等方面的差異來了解他們關係發展的前因後果，以及這些差異對延安整風和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也並不同意「因為歷史早為他們各自做出最為公正的結論」[1] 之說。實際上，即使比較公正的結論，現在還沒有做出，看來今後一個相當時期也很難做出。這正是要對他們兩人做點比較的原因之一。而這個比較之所以著重講差異，並不是由於相同點不重要或者不多，而是因為太多太廣泛，如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基本相同的政治基礎、相當時期的並肩戰鬥、勤奮好學、知識淵博、有文學天賦（如另走條路，毛可成為多產的大詩人，張可成為著名的作家）等等。這些，人們都較為清楚，也容易理解。而差異的對比，則可以從不同側面看出各人的素質、特性、優點缺點、發展變化等。只是對此未能找到什麼參考材料和立論依據，只好按自己的了解與判斷，不分輕重和不講邏輯地作點舉一反三的說明。

　　（一）領導才能

　　歷史證明張聞天和毛澤東都有高超的領導才能。如上所述，張聞天在做總書記時期就已表現出他善於總結經驗、堅持集體領導、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因而主持中央工作實現了偉大的戰略轉變。後來的三十多年，他在各方面更加成熟，卻又失掉機會，無以展才。在工作上，機遇是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一方面軍（三個方面軍會合時人數不到四方面軍的三分之一）出了八大元帥。二、四方面軍只各出了一個元帥，不能說與此絲毫無關。因為無論你有多大的才能，不給你機會，不讓你「錐處囊中」，再大的本領也是無法和無處現露出來的。而張聞天在延安整風后的處境，就大致如此。而且事實證明，在重視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跟上時代潮流、以世界眼光看問題等方面，張聞天要遠勝過毛澤東。這也是建國后兩人思想以至關係漸行漸遠的原因之一。但總的說來，論領導能力，毛澤東終究要比他高出許多。當他還埋頭於文學和只注重書本的時候，毛澤東就已領導過工農兵學運動，有了廣泛的社會經歷和深厚的生活基礎，成為全國性的政治人物，參與了黨的締造，擔任過國共兩黨的重要領導職務，能夠做到多謀善斷，隨機應變，運籌帷幄，干群用命。他還是紅軍和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精通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在軍隊、地方、黨內外都有廣泛影響。張聞天則沒有指揮過軍隊，在干群中影響小得多，更不用說在全國了。就是在做人處事上，毛澤東也早已深沉老練，張聞天卻始終帶有書生氣。例如徐向前說到西路軍失敗后他回到延安時的情況：「剛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見了我。」「他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雞就有蛋。這話使我很受感動。張聞天見我則不同，責備了一番，我沒吭氣。」[1] 這可能寫的有些過分，但還是可以多少說明毛張在待人上的差異。又如劉英說，張聞天任總書記時，一次關嚮應有事找他。他正在寫東西，請關坐下等一會兒。關等了約半小時，看他連頭也不抬，就悄悄走了。劉英告訴他后，他抬頭一看，關已去遠。所以劉英說，他真是個書獃子。此外，張聞天還顯得有點只講原則，不夠靈活，批評人不大講情面，雖然並不整人，但卻得罪人不少。黨的八大選舉，他得的票數竟在劉曉之下，外交部黨組會上就曾議論過。最後應說明的是，建國后毛澤東更進一步登上神壇，張聞天則從不斷下滑直到長期淪為階下囚，兩人的領導才能已無法可比了。

　　（二）  政策思想

　　毛澤東有作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和政策的毛澤東思想，張聞天卻沒有一套顯示於世的完全屬於他自己的體系。在民主革命階段，張聞天確有不少光輝的政策思想，但那都屬於對毛澤東思想的部分貢獻，被納入毛澤東思想的範圍，何況在1935年以前還犯過嚴重的「左」傾錯誤。當然，「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1] 它的核心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也不是毛澤東一個人想出來的。在他之前，斯大林就已指出，「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通過革命軍隊來影響農民」。[1] 在他提出「上山」和「槍杆子里出政權」的同時甚至更早，一些黨的領導人和地方幹部也都提出過類似的主張。例如湖南省委領導人郭亮在「八七會議」前就已到各地督促執行武裝暴動計劃，主張上山「當大王」。[1] 「八七會議」后，各地的起義、暴動更是遍地開花，而大多數根據地也是在瞿秋白領導時期創建的。但是能夠堅持實踐和總結出一套完整的理論和政策，並取得最後勝利的還是毛澤東。這也是他成為新中國主要締造者和一代偉人的原因所在。在這方面，張聞天是無法與之相比的。只是建國后，毛澤東在思想政策上頻頻失誤，犯了一系列嚴重的「左」傾冒險錯誤。這就是人們說的，要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晚年（時間很長）錯誤區別開來。張聞天建國后並無機會提出一整套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但在一些重大的政策思想上同毛澤東卻有原則的分歧。這裡只舉數例以作說明。張聞天主張解放后黨的工作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發展生產，要搞一個較長時期的新民主主義；毛澤東強調階級鬥爭，並在取得政權后即開始實行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張聞天提倡面向世界，抓和平建設，首先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毛澤東則致力於反帝和搞世界革命，並爭著當頭。張聞天一貫強調民主，對集體領導身體力行，反對突出個人（自己也不願意出頭露面）和搞個人崇拜；毛澤東一貫強調高度集中，實行獨斷專行，以對自己的態度劃線，大搞個人崇拜。張聞天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提倡獨立思考和兼容並蓄，總是盡其所能幫助和保護知識分子；毛澤東認為讀書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屬於資產階級範圍，必須經常敲打，摧殘了大批專家學者和優秀人才，推行文化專制和「輿論一律」，嚴格限制言論自由。張聞天反對經濟建設中搞群眾運動，主張按經濟規律辦事，對歷次政治運動持消極態度；毛澤東熱中於搞群眾運動，用鬥爭和運動推動各項工作，造成很大的損失和危害，以及其他等等。以上所舉只是開個頭，有些問題下面還將進一步展開討論。其中許多問題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曾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而歷史做出結論又是，「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並不是毛澤東說的「是一場階級鬥爭」，[1] 更準確些，應說成兩條路線的鬥爭。至於誰對誰錯，大約不會再有什麼爭論了。

　　（三）  理論與實際在這個問題上進行比較，可以看出兩個顯著特點。 一是張聞天始終熱中於鑽研理論，「在黨內是以理論家聞名的」；[1] 毛澤東更重視實踐，被稱為「實幹家」，[1] 相對說來對鑽研馬列興趣不濃，也沒下過功夫。二是兩人的發展軌跡有點背道而馳：張聞天從開始的教條主義逐漸變為能夠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理論聯繫實際，得出較正確的政策思想；而一直強調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毛澤東，在進入建設時期，卻變得「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1] 平心而論，單就馬列理論的水平而言，張聞天要比毛澤東高得多，讀的馬列著作也多得多和熟得多。例如被恩格斯稱為工人階級的《聖經》、列寧稱為馬克思主義 「百科全書」的 《資本論》，據我所知，張聞天就至少精讀過四五遍。[1] 而「毛大概沒有讀過《資本論》」，對政治經濟學「沒有下過大功夫」，「喜歡讀古書， ……曾經認為 『馬克思可用的東西不多了』， 說經典著作讀起來沒

味道」。  至於說到「馬列主義中國化」，張聞天提的不比毛澤東晚。同樣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他的組織工作報告（提綱）中就提到，「要認真的使馬列主義中國化，使它為中國最廣大的人民所接受。」而且整個說來，即使以現在的認識來看，他在1938年六中全會上關於組織問題的報告（提綱）並沒大錯，既非整風中有人說的主觀主義的典型，也不是黨八股的代表作（因系提綱，所以被諷為「甲乙丙丁，開中藥鋪」），水平決不在毛澤東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之下。在任總書記時期，他開拓和執行了符合中國實際的路線，在解放戰爭期間做地方工作，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就更深了一層。但是歷史地看，張聞天對中國實際的了解和認識的深度確比毛澤東要差些。這是因為照我的理解，所謂「中國實際」，應包括現實中國和傳統中國兩個方面。這就是從過去到現在，當然還要面向世界和面向未來。毛澤東由於太熟悉傳統，因而多少受其束縛，對面向未來、面向世界和面向現代化就重視不夠。這大約是他晚年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重要原因之一。這裡舉個易為人們忽視的例子。號稱以農民運動起家和最了解農民的毛澤東，進城后卻用斯大林的辦法剝奪農民搞工業化，實行城鄉二元結構，把農民變成二等公民 （梁漱溟因說「農民在九地之下」而遭到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  用戶口制妨礙城市化和消滅城鄉差別，致使至今存在嚴重的「三農問題」。這總不能說合乎中國實際和時代潮流。要說是理論聯繫實際，那理論也是斯大林的，並非馬克思主義。至於迅速完成三大改造，搞窮過渡，製造農村社會主義高潮，發動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掀起大躍進和反右傾造成三年困難，沒有根據地強調和人為地製造階級和階級鬥爭，以及最後發動「文化大革命」。這都越來越嚴重地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但卻能夠行得通、站得住，而且毛主席的威信反而更高，當然都與中國的傳統有關，即幾千年的皇權和專制主義影響，再加上延安整風造成的一套體制、規則和不斷加溫的造神運動（個人崇拜），也使毛澤東以「馬克思加秦始皇」自詡。毛對中國的封建專制傳統了解得既深且透，活學活用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這是張聞天無法望其項背的。所以張常說主席對中國歷史熟，會用權術。1962年9月17日張在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上被迫檢討交代時就再次承認，「說了主席的壞話，如說主席整人很厲害，主席對人也使用些『權術』，要防止斯大林後期的錯誤。」  廬山會議曾使許多人感到痛心：中共中央的全會（還有所擴大），聚集了當代中國的偉人和精英，可竟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堅持實事求是、說句真話！連張聞天、彭德懷、黃克誠等也痛斥自己、擁護《決議》。估計多數人是心口不一，是為了「顧全大局」和「維護領袖威信」而這樣做的，但也不能忽略黨內長期威懾所起的作用。這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可見傳統影響之大，還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的封建思想意識在作怪。傳統在「實際」中的地位並不限於此。毛澤東思想之為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結合，這「實際」中重要一部分就屬於傳統。如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更多的就不是來源於馬列主義，而主要是中國歷史中農民起義、佔山為王等經驗的繼承和發展。經過廬山會議，張聞天也更悟出了學中國歷史的重要，竟和彭德懷不約而同地讀起了《資治通鑒》。總之，除了1935前十年，就整個一生而言，把張聞天目為「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是不公平也不合乎事實的。把毛澤東稱為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的代表，也只適用於民主革命中的一個時期，建國后的主觀主義（唯意志論）、教條主義（自己的和照搬蘇聯的，還有對馬列的片面和機械理解，以及某些曲解如資產階級法權等），則要比張聞天嚴重得多。
（四）國際與外交   
專門提出討論這一問題是因為：張聞天做了十年外交工作；這個問題比較重要，過去還沒討論過；由於工作關係  這一時期的情況我也有些了解。但這方面問題涉及面太廣，我還計劃寫一本有關新中國頭十年外交中若干問題的書，所以這裡不擬詳細討論，只擇以下幾點為例做些簡單說明。
1，關於和戰問題。張聞天認為，「當今世界的主要趨勢是和平而不是戰爭」，新的世界大戰是可以避免的，不能「把戰爭與和平的可能性看作是半斤八兩」，「不僅要爭取持久和平，而且要爭取永久和平」。促進國際形勢趨向緩和有利於我國經濟建設。他也從不把戰爭與革命聯繫在一起，而是強調和平競賽，「因此，和平共處原則就成了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方針」。  毛澤東同樣主張爭取世界和平，但認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常強調帝國主義一定要打仗，問題只在於「是戰爭引起革命，還是革命制止戰爭」。而且「現在是帝國主義怕我們的時代」，即使「第三次世界大戰準備打上十年吧」，人類「可能損失一半」，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完了仗再建設」。他後來提出的口號也是：「備戰、備荒、為人民」；「保衛祖國，準備打仗」，甚至乾脆主張「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觀察和估量國際形勢，也是認為緊張更不利於帝國主義，因此還要主動製造點緊張，使他們不得安寧。  
2，對世界革命和民族獨立運動的看法。張聞天認為，二戰後世界出現的是民族民主革命高潮，在相當時期內都不會有社會主義革命形勢，資本主義還有較強的生命力。民族獨立運動一般是資產階級領導，建立的也是民族主義國家，但都具有歷史進步性。  1955年還明確提出，戰後形勢已改變了《新民主主義論》關於民族民主革命只能由無產階級領導和「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的論斷。他一再強調「革命決不能輸出」，對民族主義國家，「要向它們證明，我們並不想挖它們的牆角」。「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在外援上不能「打腫臉充胖子」。毛澤東則趨向於推進世界革命，要充當世界反帝的頭（「要頂住美帝國主義的大肚子」）。1958年對《新民主主義論》的修正，  只涉及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資產階級在兩個陣營中可能採取中間立場的問題，仍堅持這些國家要繼續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並向社會主義過渡，把當權的資產階級列為「帝、修、反」中的「反」，號召和支援（按情況給予政治、經濟以至軍事援助）各國人民起來推翻它們。進而得出世界範圍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成為一些國家所謂「毛派」游擊隊的理論基礎。
3，在對外關係上，張聞天主張面向世界，爭取早日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交（曾專門寫報告建議同英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發展商貿關係，推進文化交流，引進外國的資金特別是技術。他在建國前所寫東北經濟構成的報告中即提出六種經濟，內包括「秋林經濟」（當時蘇聯在哈爾濱辦了個秋林公司。張以此名詞代表利用外資）一項，  后被毛澤東、劉少奇修改時刪去，剩下五種。毛澤東也提倡面向世界，但多半是面向世界革命，實際上執行的是閉關自守政策。 先提出 「打掃乾淨房子再請客」， 后發展為「關起門來，自力更生地建設社會主義」。  認為同美英等西方國家遲點建交好，美國越搞經濟封鎖對我越有利，也不急於參加聯合國（五十年代還曾提出，要參加得滿足先決條件：撤銷宣布中朝為侵略者的決議，通過美國為侵略者的決議，修改聯合國憲章。行不通，就和印尼的蘇加諾籌組「新興力量國家」的聯合國）。 所以鄧小平在談及對外開放時曾說，「總結歷史經驗，中國長期處於停滯和落後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閉關自守。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4，張聞天和毛澤東都提倡勤儉辦外交，但張的要求更高，處處強調節儉，並且身體力行。毛卻喜歡講點排場，特別是總想出頭，以大國和援助者自居。1953和1955年，張曾先後建議對國家慶典和外交禮賓應根據樸素大方原則和國際慣例進行改革或重新規定。如一年兩次（五一和十一）檢閱遊行、國際和外交事件動輒百萬人上街（慶賀、聲援、夾道歡迎等）應予精簡。外援要量力而行，適當減少。對外關係中的禮賓工作也須改革和簡化，反對鋪張浪費、弄虛作假、講排場、擺闊氣。但必須照顧國際法、遵守國際慣例，不能為所欲為。他的意見，有些被採納了如五一慶典等，但禮賓改革卻遭到反對，沒能行得通。因為毛澤東實際上還是喜歡規模聲勢大些，特別是以個人好惡任意行事。如對伏羅希洛夫的接待就故意弄得過分盛大（夾道歡迎等），對赫魯曉夫則很不禮貌，一次在赫剛到北京下榻處，未及休息就被接到中南海游泳池由毛穿著泳衣接見。對一些國家或政黨，高興時可以鼎力相助（如柬埔寨的紅色高棉），不高興時不惜斷絕關係（如日共）。毛在外交上不願受約束，認為可以「無

　　法無天」，藐視國際慣例，實行以我劃線。例如對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凡同蘇（「修」）關係好、不接受毛澤東思想的，就一律歸到「帝修反」一邊。結果只是孤立了自己。為了推行世界革命和打倒「帝修反」特別是蘇「修」，對外援助也不斷加碼。除朝、越、阿、柬等友好國家外，對一些當時人均收入已大大高出我許多的國家如馬爾他、敘利亞（還是主動提出）等，也要援助。致使外援達到頂峰的1973年竟占國家財政支出的百分之七以上（二十年後的1993年降為0.36%）。但張聞天在外交禮賓和節儉上也都有很大缺陷。一是對交際活動如接見外賓、送往迎來等有些厭煩，不願多交際，更少同外國人交朋友，原因除個人性格外，也可能是為了珍惜時間和避（裡通外國）嫌。二是過分節儉，影響外交的開展。例如我們在駐蘇使館工作四年，張聞天沒有一次派人或組織去外地參觀訪問，大家幾乎都沒有離開過使館。一次幾個人去列寧格勒訪問，旅程食宿還是自費，實在顯得有點寒磣。

　　下面特別提出兩個黨內生活問題討論，是因為它們比較重要，而兩人在這上面的差異也顯得突出，表現為各執一端，至死不改。

　　（五）民主和集中

　　張聞天強調民主，不但理論上提倡，而且身體力行。這也許與他五四運動後接受西方文化較多、而中國傳統觀念較弱有關。毛澤東更強調集中。 延安整風為他的集中領導奠定了基礎，建國后更逐漸發展到個人專斷、 凌駕於黨之上、破壞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的地步。[1] 而且這也是由來者漸，早就可以看出。例如1940年在延安時，張毛兩人在同一會上講中國新文化的方向，張先提為「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毛澤東后提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去掉「民主的」一項，就已顯示了原則的區別。從兩人對民主的論述中更可看出這種差別。毛澤東明確指出，民主是手段。[1] 他在談到民主時，幾乎不提選舉權和罷免權，多是強調發揚民主以提高下級和群眾的積極性，因此總是講，要讓大家說話，領導者要硬著頭皮聽，頂多是提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即以在延安同黃炎培的著名談話而言，也是籠統提到民主和人民可以監督政府，而沒有強調群眾當家作主，可以起來罷免和改換政府領導人員。張聞天沒見到講過民主是目的還是手段的話，但從他一再提「為自由民主奮鬥」看，民主不但是手段更重要的還是目的。講到民主時，他從蘇區起就一直強調選舉權與召回（罷免）權，在東北做地方工作時更是付諸實踐，有時做得還有些超出黨章的規定。如在開闢新區和進行土改時，對發展黨一時採取過「自報公議黨批准」的作法（因那裡沒黨員，想入黨的找不到介紹人，於是就用經群眾公議認可后報黨組織批准並幫其找介紹人的辦法）。對於實行集體領導，張聞天更是終生不逾，稍為重要一點的問題都要在相關的會議上解決，而避免個人拍板。因此他的領導就顯得會議特多。他也能做到從諫如流。毛澤東批評他遵義會議後主持中央工作「每天要開二十餘人的會」。[1] 他當即接受毛的建議，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的三人軍事小組。但他還是堅持重要問題會議解決，因而還是會多。當總書記，中央的會多；當省委書記，省委的會多；當大使，館務會多；主持外交部常務，部領導每天開碰頭會；[1] 直到被打倒后無權再召開任何會議。相反，整風后毛澤東是逐漸取消集體領導，黨章有關各種會期的規定多成具文。不但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隨意拖延不按時召開，就是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會也帶有極大的隨意性，時間隨便定，出席的人也沒定規，致使身為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張聞天，在七大過了七八年後還有一次問我，「林老是不是政治局委員？」（因林伯渠給蘇聯《真理報》寫了文章，對方要問身份）。我說，「你們不是常在一起開會，怎麼還不知道？」他說，「政治局不大開會。」既如此，作為一個省委書記或駐外大使，他又怎樣能發揮政治局委員的作用呢？至於民主集中制中的少數服從多數，延安整風后，特別是建國后，已逐漸演變成大家服從一人了。例如抗美援朝、向社會主義過渡、農業加速合作化等，都是多數從不同意轉向跟著毛主席走。到1957年的反「反冒進」和1959年的廬山會議，就已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說了。

　　（六）群眾運動和群眾路線

　　這兩者雖有聯繫，但並不是一回事。而且群眾運動的內涵和外延都不十分清晰，往往大運動中還套多少不一的小運動。以前的情況不很清楚，從延安時期起就已經常大搞群眾運動。我趕上參加的就有生產運動、學習運動、整風運動、搶救運動等等。建國后更是運動不斷。張聞天對建國后的群眾運動，態度大致分兩種。他明確反對用群眾運動搞經濟建設，因為他精通經濟學，主張按經濟規律辦事。這曾是後來受批判的重點之一。對於政治運動，他未敢明確反對，但多持消極態度。運動來了，他不能不應付，照例作動員和總結報告。但在運動中我看他的重點是注意教育和防「左」。以反右派為例。他先是在東南亞視察使館工作遲遲不歸，直到周恩來一再電催才回來，這時已劃了一批右派。他接手主管后，面對「積極分子」的熱情幹勁和對他的壓力，但他還是強調慎重，提出能不划就不划。各單位提出要划的對象后，他總是說「再研究研究」，甚至找點借口保護著名知識分子。如著名學者老黨員陳翰笙，下面一定要划，他拖不過去時，就提個理由說，鑑於陳過去的歷史和貢獻，就把他看作「黨內的民主人士」吧，劃成嚴重右傾也可以了。結果，外交部前後只劃了三十多人，不到全體幹部的百分之一（連駐外使館約四千人）。而有的知識分子成堆的機關划的卻在百分之十以上。最後處理，他也盡量設法做到量才使用，如調去研究所或搞翻譯，而不是送往邊疆省份了事。所以1959年廬山會議后的外事會議上就批判他包庇和保護右派。毛澤東則完全相反。他幾乎可稱為製造群眾運動的專家，延安整風后就更加熱中於群眾運動了。其實過去的許多群眾運動並非群眾自願或自發地起來參加，而是運動群眾，如延安的搶救運動、建國后的反右派、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抓「五一六」等等。這方面情況人們盡知，無須多談。

　　再看被列為毛澤東思想基本特徵之一的群眾路線問題。這是毛澤東的創造，表面上看，張毛兩人的說法似乎也一致。但仔細考究起來，還是有根本的區別，根源就在對民主的理解上。張聞天做遼東省委書記時我在省青委工作。一次他在幹部大會上作群眾路線的報告，要我記錄整理以便發表。[1] 他的觀點主要為：「人民群眾是主人」。他說，人民是新社會的主人，是最高統治者，幹部是人民的勤務員，是人民選舉出來為自己服務的，服務不好，可以隨時撤換。他認為這種民主制度現在有些地方還沒做到，是因為一方面某些領導者往往把主人和勤務員的關係顛倒了過來，一方面群眾也把黨政領導當成官老爺，順著來，不敢得罪他們。張聞天不僅堅持這種民主思想和作風，而且在可能的條件下也照此實踐，如在東北做地方工作的一個時期。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則只是一種好的領導方法。他提出為人民服務和依靠人民，聽取群眾意見，一再講「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特別是強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實質上，所有這些都並不意味著真的要人民當家作主，而是為了使領導不要脫離群眾。所以在毛澤東的言論和實踐中，不但從不強調群眾的選舉權和罷免權，也不重視群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這也是為什麼群眾路線講了幾十年，中國不但見不到民主政治，而且越來越缺乏公開性和透明度，許多事情不讓群眾知道，甚至不準議論。至於「從群眾來，到群眾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即使真的做到，也是把領導（統治者）和被領導分開來的。甚至可以說，連封建專制時代少數開明君主和清官都能做到，如封建社會一些時期的「採風」制度等。總之，張聞天的群眾路線是「由民作主」，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則是「為民做主」，兩者有質的區別。

　　（七）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馬列主義建黨學說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毛澤東提倡的三大作風之一。可就在這個問題上，張毛二人又是走了相反的極端。如上所述，張聞天對人（主要是比他稍低的大幹部，對小幹部和群眾則不然）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批評顯得非常嚴厲，不大講究方式方法和人情世故。劉英近來還多次談到這點，說他是書獃子，容易得罪人。但他無整人之心，也決不會抓住幹部的辮子不放。對自我批評，他也主動做，但不像周恩來那樣經常和鄭重。只有在

　　強大的壓力下，他才是來者不拒，無限上綱，包括不少違心之論。事後也不再提起，更不翻案，如同完成了一件任務似的。延安整風時的口頭和書面檢討就是這樣。廬山會議和「文革」中也是這樣。對此下面還要專門討論，此處不贅。毛澤東則相反，批評往往因人而異和看機行事。對一些人，有意見平時也不說，一旦認為時機成熟，不但算總帳，還常有許多偏激過頭之處。對另一些人則不時敲打，大小問題（不一定錯）概不放過。對有些人又是不批則已，一批就要打倒。對多數人，平時很少批評，更多安撫。而且批評還有遠近親疏之別。被歷史上大書特書的對江青及「四人幫」的批評就祥和得多，還顯得頗為親昵。如說，「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難改呢。」又說「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 而且與此同時還著重表揚了江青等人，說他們反對劉少奇、林彪是有功的，「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問題要講明。」[1] 對他的許多老戰友，如功勛卓著、誓死保衛他的彭德懷和對他「扶上馬、送一程」的張聞天，就只有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諷刺挖苦、無限上綱，更不會有那麼多親昵的「呢」和表揚什麼功。至於對自己，正如本人所說，「我是不作自我批評的。」他還對毛遠新說過：「我們不學胡志明，任何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的」，「歷代皇帝下罪己詔的，沒有不亡國的。」[1] 例如在延安整風中，他規定每個人都要寫反省筆記，「可三番五次地寫，以寫好為度」。「我們大家都要寫，我也要寫一點」。[1] 實際情況是，別人必須寫，因為這是「鐵的紀律」，他卻並沒寫。至於延安整風以後，被官方黨史學家和個人崇拜者交口稱道和竭力誇張的自我批評主要有兩次。一次是在發動搶救運動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後向被搶救錯了的人賠禮道歉，說，「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的是我。」[1] 一次是在「人禍」造成三年困難、餓死三四千萬人和大量群眾罹患浮腫之後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說的，原話是；「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1] 這哪裡像自我批評！對於造成那樣嚴重後果的問題這樣輕描淡寫，既不像他在延安整風時強調的一定要列出具體事實和造成的後果，分析錯誤的原因和深挖思想根源；也不像人們批評有些人的所謂「大帽子底下開小差」，因為他講話中間任何帽子（如主觀主義、唯意志論、不實事求是或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等）都沒有。像這樣的自我批評，任何領導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做到，換成其他被整的人更是無法通過和過不了關的。所以廖蓋隆認為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原因之一是，「他丟掉了自我批評的武器，犯了錯不但不承認，而且聽不得人家的批評意見」。[1] 田家英也說, 毛「聽不得批評」。[1] 這都說明，毛不作自我批評又聽不得批評的一貫作風和表現是盡人皆知的。他提倡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作風，是要求別人而把自己除外的。

　　（八）「文化人」與「山大王」            

　　用這兩個稱號毫無貶義。一則他們都曾自稱過。二則一些崇敬他們的人也這樣講。例如馮雪峰1934年在中央蘇區說，「魯迅看了毛澤東的幾首詩詞，認為有一種『山大王』的氣概，毛聽后不禁開懷大笑。」[1] 關於「文化人」，張聞天自己就說，「我同沈澤民書生氣、文化人氣較濃厚。」[1] 而且，「從現有資料看，在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文化人』概念的是張聞天。後來，毛澤東採用了張聞天的提法。」[1] 1940年10月10日張聞天起草下發了《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關於各抗日根據地文化人與文化團體的指示》，[1] 主要精神是尊重文化人、保障寫作自由、幫助和團結他們等。繼承和發揚中國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的優良傳統，如熱愛祖國、忠於信仰、憂國憂民、獨立思考、喜歡探索、與時俱進、站在時代發展前列、以天下為己任、對敵鬥爭勇敢頑強，等等，張聞天都是當之無愧的。他入黨后不久即斷然和他極其喜愛並已有相當成就的文藝決裂。茅盾談到張寫長篇小說之早時曾「自嘆不如」。還說，「假如聞天同志不是後來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全身心投入了革命鬥爭的烈火，他很可能在中國新文學的歷史上佔一席之地，充分發揮出他在文學上的才華。」[1] 然而張聞天，不論是為革命出生入死，還是運籌帷幄，甚至被打倒在地，都是無怨無悔，總是心懷黨國，仍然儘可能反映他的看法和意見，希望採納。其責任心之強，真是少見。我看他確實做到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否則也許不會在廬山栽得那麼慘，被打倒后還提開放市場等建議。在「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的情況下，他沒有寫有關自己的片言隻語，而是偷偷寫了大量總結國家建設經驗的文稿。胡喬木就對劉英說，這是他自己做不到的。張聞天也有中國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的鯁直和某種清高，見不得阿諛奉承和溜須拍馬。當然，他也因清高而吃虧不小，首先是得罪了要別人「順著」自己的毛澤東。1941和1958年批他的五個字中就有一個「高」字，不變動他的外交工作也說是由於他驕傲。其實，人們看來他並不驕傲，完全是一個見人還略帶靦腆的謙謙君子。這是許多熟人在紀念和回憶他的文章中都寫到過的。但是，一般知識分子文化人的缺點和短處，有些他也並沒有克服掉，最明顯的是軟弱性。這首先表現為在黨內鬥爭中不夠堅強，往往會在壓力下作無原則和無限上綱的反省和檢討，給自己戴大帽子、作違心之論。當然也有一定的界限，如決不承認「裡通外國」和「推翻毛主席」。對別人的揭發交代則堅持實事求是，更不落井下石。他的過頭檢討，實有難言之隱。他的軟弱性還表現在說話謹小慎微、與人很少來往。他本來不長於交際，再加上過去運動的教訓，就盡量減少同人來往，甚至過去的熟人也逐漸變成了「生人」，如黨的許多領導人，以及郭沫若、茅盾、田漢等當年文化界的朋友，解放后都很少見面，見了也是多聽少說。他同一些領導人如聶榮臻、王震等散步或遊覽，給我的印象大多是別人滔滔不絕，他卻很少插話。從相互來往看，我一直覺得他同人只有工作關係，好像缺乏知心朋友，和人也少有推心置腹的交談。這種除工作外，多閉戶讀書，少交際聊天，在他可說已習以為常。所以延安整風以後，他不但不大和同級以上幹部交往，更怕見毛澤東、劉少奇，也就是他後來檢討說的是由於怕毛主席批評。毛澤東批評他的五個字中有一「怯」字，如果指此而言，即怕抓辮子搞無限上綱的批鬥，也許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是指在對敵鬥爭和堅持真理中有「怕」，那就根本不合乎事實了。還有一點，就是建國后，他對毛澤東、黨中央一些重要方針和許多政策都有不同意見，但一直不敢提，也很少暴露。這是在他身邊工作的人能夠察覺得出來的。後來大概是憂國憂民的情操和堅持真理的精神使他實在忍耐不住了，於是才有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爆發。毛澤東卻大不一樣。他雖然也出身知識分子，學問很深，見識極廣，但卻很少知識分子文化人的習氣。這除天賦外，也與他的經歷有關。他從小紮根中國社會，種過地，求過學，當過兵，教過書，參加政治活動，領導工農運動。他不像陳獨秀、瞿秋白、張聞天等書生入黨，而是入黨前就已經歷大量社會活動，所以學馬列雖少，卻善於聯繫實際。再加上他們家族有從軍打仗的傳統，尚武精神十分突出。他也從小就尚武好鬥，敢於進擊冒險。傳統哲學對他影響最大的又是「內聖外王」，即梁漱溟說的是要「以其道易天下者」。毛年輕時就說過，「余於近人，獨服曾文正。」1921年1月28日他給彭璜的信中還承認自己「論理喜極端，論人喜苛評」，「略有傲氣」。頭一年的6月7日給黎錦熙的信中也說，「我因易被感情驅使，總難厲行規則的生活。」[1] 上面這些，特別是尚武精神和反叛意識，可說影響了毛澤東的一生。「八七會議」后謝絕瞿秋白勸他去中央工作，而甘心去當「山大王」，即屬情理中事。1927年秋收起義失利，不足千人的隊伍退到瀏陽文家市，進行了一場涉及中國命運的辯論。師長余灑度等仍主張休整后再進攻長沙。毛澤東堅決反對，認為打長沙必敗，主張退到山區去。他說，哪個朝代消滅過山大王？何況我們當「山大王」已和過去根本不同，有共產黨的領導，有黨的政策，將來必會取得勝利。他說服了大家，隊伍沿著羅霄山脈南撤。[1] 這一星星之火，象徵著毛澤東開始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毛澤東的「紅色山大王」路線勝利了，而毛澤東本人在長期的游擊戰和同農民相處中也確實養成了某些「山大王」的作風。他在革命的武裝鬥爭中，還進一步發揚了尚武好鬥、進擊冒險的精神，認定目標就堅韌不拔，奮鬥到底。例如他要留在陝北堅持以寡敵眾的戰爭，有不少人勸他離開，他硬是不聽，還為此和任弼時大吵了一頓，最後以撤掉任的支隊司令了事。至於在中央蘇區和

長征中冒的風險那就更多了，都證明了他的大無畏精神。再就是決心大，有氣魄，能進能退，能屈能伸，既堅持革命原則，又能靈活運用策略，在政治上掌握革命的來潮與退潮，在戰爭中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真不失為大丈夫。很明顯，革命如只守條條框框，不講靈活，毫無權變，那只有死路一條。這也是民主革命中教條主義者失敗，毛澤東最後能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也有些不大好的東西被繼承了下來。如「無法無天」，不受約束。這方面的例證太多，無須列舉。這裡只要指出，把馬克思主義歸之為「造反有理」，  實在是過分簡單化，在革命期間也許還有一定意義，但在取得政權后就更多地起反作用了。特別是在需要法制的情況下，號召「無法無天」，使黨章、憲法以及自己制定的一切法律都成廢紙，只能引起天下大亂，嚴重損害人民利益。如果「文革」真的像毛澤東說的七八年來一次，那中國就可能從世界政治地圖上消失了。又如性格倔強，罔顧他人，事例也是舉不勝舉。毛總是以個人為中心。對於反對他的人，不是當場發脾氣訓斥，就是長期記怨，尋機報復。所以領導幹部都有點怕他。即以生活習慣而言，他也很少顧及別人，想起什麼就叫人幹什麼。例如他在戰爭中養成晚上工作白天睡覺的習慣，在延安和全國解放後生活已安定，但他並未想改，還是要許多人跟著他轉。如作為中央第二把手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不但是跟著他夜間辦公，而且有許多次是吃了安眠藥后還得隨叫隨到。 為了不至於因吃安眠藥容易從床上掉下來，曾長期打地鋪睡覺。
     （九）性格、愛好和作風
     用這麼大個標題，其實只擬著重寫三個問題。因為有些內容前面已經講過了，有些也許不值得多寫。
    1，談起張聞天和毛澤東兩人的性格，差別實在太大。張聞天在1931年前，除小孩時外就一直是和書本打交道，養成一種較為典型的書生氣，性格、品德都和瞿秋白極為相似。他說話算數，從不否認。對過去的功過一概不提（甚至包括過去運動中的過火批判和過頭檢討，他事後既不再多講，也不乘機翻案），既不吹噓「出五關」，也不掩飾「走麥城」，更不像一些人為自己歷史造假。他的工作和生活習慣也有自己的特色，例如一切活動都按原則、守規矩，開會、上班從不遲到。無論在什麼場合，都是那樣溫文爾雅、溫良謙恭，看不出有什麼威嚴。我跟他工作十餘年，從沒見過他和人吵架或發脾氣。例如一次使館翻譯記錯了南斯拉夫國慶節，害得他跑進人家使館就趕快回頭，一路沒說話，只是回到使館臨下車時說了一句「你要很好檢討！」又如一次我幫他起草的稿子，有一句話他要改我不同意，他拿去狠狠說了一句「我自己來改」。他從不罵人，從不說一句髒話。作起報告或講話來，總是文質彬彬，擺事實講道理，只宜宣傳，不善鼓動。有些黨史著作上說他在「左」傾時期，對意見不同者如何「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如果說的是寫文章有時用語兇狠，倒有其事；如果說進行實際鬥爭或整人，那就不大像了。至於說他在中央蘇區肅反中錯殺了多少好同志，更屬於張冠李戴。相反，他不僅反對肅反中的極左，還盡其所能救了一些同志的命，如傅連璋。
     毛澤東則有鮮明的個性，嬉笑怒罵，一般不加掩飾。但出於策略考慮，他也可長期埋在心頭，時機不到，不表而出之。照鄧小平說，毛在建國后就有去掉劉少奇之意，連一「少小離家老大回」  的比喻都不放過，但還是忍耐了好多年。他談話看對象，同有的人可以談得很雅緻，但在氣頭上也不管那一套。所以一般說來，他的性格還是比較粗曠豪放的。但對人也用權術，說話不時出爾反爾，經常改變以前說法（修改發表過的文章或重寫沒發表過的文章也許稱得上空前）。如以前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極為恭敬，還去訴苦告洋狀，後來卻說成一直同他們進行鬥爭（黨史學和某些人的回憶還添油加醋）。斯大林逝世時，我正隨張聞天回國，得知他那幾天情緒極為沉痛，長時獨自坐在沙發上，見人也不說話。他還親自寫了篇《最偉大的友誼》，感情之深，溢於言表，但他後來竟說此系「違心之作」。說過的，事後加以否認；沒說或沒做的，事後又說得有鼻子有眼。這類例子在實際中甚多。此外，或許是由於過去的經歷和從小養成的性格，他容易發脾氣、喜歡講粗話。對於後者，我就曾在1939年的群眾大會上聽到過，還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下半期他給赫魯曉夫的信中看到過。
2，這裡談兩人的愛好，主要指讀書。因為張聞天幾乎沒什麼嗜好，不吸煙、不喝酒，連戲曲也沒多大興趣，主要的愛好可能就是看書和研究問題。參加革命前喜歡讀文學書和研究文藝問題，寫作和翻譯的東西也真不少。中國的古典小說也看，但主要看外國的和新文學，其次兼及一些社會問題。參加革命后即集中閱讀馬列理論，並按工作和研究需要，也涉獵有關人文社會科學以至科學技術等某些專業書籍。例如在駐蘇大使任內，就幾乎每個禮拜日約我上書店，購買一批有關蘇聯情況或國際、外交問題的書。他的工資，除一些捐贈外，恐怕有相當部分是用於買書。他買書不是擺樣子，而是真看，作筆記，寫心得，更有不少批註。但他似乎不大喜歡讀中國古籍。我幫他起草文稿，凡引用句把古文或詩詞，他必定刪掉。這方面他也不太熟。如一次傳達毛主席的講話，裡頭引用李清照《聲聲慢》開頭一句，他竟說成了冷冷清清凄凄戚戚，為大家所笑。
和張聞天一樣，毛澤東也酷愛讀書，只是兩人所好不同。毛對中國古籍百讀不厭，但對通行於世界的經濟學、社會學、國際關係理論一類書卻讀的不多，對外國文學更沒多大興趣，很少讀什麼世界名著，據說只讀了《毀滅》、《簡•愛》兩本外國小說，《紅與黑》還是只看電影沒看原著。但他對中國古籍讀得多，記憶力又好，許多古文、詩詞，可以倒背如流。所以有人說，「他對中國典籍的熟悉程度遠超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熟悉程度。」  他在講話中經常以古喻今，可以長篇引證原文，順手拈來，毫不費力，但從未見他引證過馬克思、恩格斯的大本原著上的話。有人統計，《毛澤東選集》中引用中國古籍比馬列（又以斯大林為最多）要多出四倍。他不但自己愛好古籍，還經常挑選一些古文叫印發給中央領導或某個會議參加者看，如《後漢書》的《張魯傳》、枚乘的《七發》等。有時還要考問一些領導人，《資治通鑒》看了幾遍？直到臨死前還要人給他念庾信的《枯樹賦》、賈誼的《鵩鳥賦》，以及岳飛、張元幹等人的詞。  在讀書上的這種「厚古薄今」，恐怕對他有不小的影響，多少會妨礙他在考慮問題和制定政策上的現代觀念和世界眼光。建國后喪失一次大發展的良好時機，導致中國的落後，不能說與此無關。
3，關於生活作風特別是節儉問題。張聞天真可謂「靜以修身，儉以養德」，模範地實踐了他在《論青年的修養》一文中對青年所提的要求。他作風嚴謹、正派，奉公守法，公私分明。他不但強調幹部是人民的勤務員，而且主張用法制規範幹部待遇，堅決反對特權和特殊化。他非常討厭那些用公款請客送禮（那時還沒聽到行賄受賄的事），拍馬溜須，巴結領導，拉關係，謀私利的人。他的儉樸、廉潔，在黨內歷來是出了名的。自然看不慣有的領導幹部住闊綽寬大的住宅，更反對一些人保有幾處「公館」。他的嚴於律己、以身作則，從以下例證中即可見一斑。在使館，夫婦只佔兩間房子，還兼辦公室用。進北京時有幾處院子讓他挑，他都嫌大，最後住進了一座臨街的小樓，連個放書的房間都沒有，他又愛買書，只好在走廊上擺了一排書架，人走過要側身而行。他回國后看到給他換的新沙發、地毯，也堅決退掉。後來外交部幾位副部長提出搬到東交民巷一個原外國駐華使館大院，正樓讓他住，其餘的樓大家各住一座。可他堅決不搬，別人也只好作罷。直到1959年他被罷官，大家才搬了進去。我在別處曾說過，他對三個親生子女要求之嚴，在高級幹部中可能屬於空前絕後。大女兒始終是普通農婦。二女兒原在外交部當打字員，他回國不久中央提出精簡編製，他就動員女兒回上海自己去找工作，最後當了工人。他送獨生子去新疆建設兵團勞動，一去十五年，直到他病逝時也沒回到身邊。他從不以權謀私，在他那裡更無「後門」可走。他生活樸素，吃穿簡單，衣服好像總是那幾套。生活上以清貧為樂，連發表文章也不要稿費，不是交了黨費，就是分給了起草人和抄寫者。直到生命的最後，還將補發的工資悉數交了黨費。但現在看來，他的節儉有些地方也顯得過分，例如一到外交部就提出降低駐外人員工資，致使最近還有反右傾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著文不點名地批評他。另外，他對子女親屬要求也太嚴，

　　使一些晚輩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影響。[1]

　　毛澤東提倡艱苦奮鬥，號召勤儉建國和勤儉辦一切事業。他能吃苦耐勞，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特別是民主革命時期表現突出。但他不大注意小節，更隨著革命取得勝利和個人威信迅速提高，作風也有很大變化。這裡只提以下三點作一簡單說明。一是造成越來越嚴格的等級和特權制。這既是繼承中國的封建帝王傳統，又是從蘇聯搬來的社會官僚體制。早在延安時期，任弼時任中央秘書長和彭真代中組部長后就已逐漸制度化，經過整風大批絕對平均主義就更屬合法，建國后已發展到超過了蘇聯。有時也聽到他的口頭批評如對警衛制度，但實際並未制止，執行者總是得到好處而不會吃虧。不但等級制森嚴，他也常自比秦始皇。無怪乎丁玲1985年4月參觀延安革命紀念館時，在毛澤東與其他革命前輩的照片前駐足良久，並深有感慨地說，「當年他們是弟兄，可後來卻成了君臣。」[1] 二是在「三年困難時期」頭一年的1959年，各省市為毛澤東（許多地方還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別墅。除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頭、鞍山等也競相效尤。其數量之多，可能古今中外少有。據外交部當時的總務司長等人從各地觀摩回來后說，有些地方裝修標準竟在北京釣魚台賓館之上。對此，辯護者總歸之為地方上「抬轎子」。但上面為什麼不制止？毛還常去一些地方住，如杭州的劉庄和汪庄、上海的西郊、武漢的東湖等。事實證明，「抬轎子」還真有用。而且有些別墅是毛澤東親自交辦的。除廬山「美廬」旁的一處外，1959年6月回韶山時，還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點房子，說以後可以來此辦公、休息。這座別墅，連修公路、美化環境在內，1962年才竣工，正是三年困難時期，毛只於1966年6月去住了12天。[1] 三是關於稿費的處理。蘇聯十月革命后，列寧曾規定除工資外，「黨的高級幹部嚴禁有包括稿費在內的其他任何收入」。後來雖有改變，但為數不多。直到勃列日涅夫，才以稿酬為主要收入。[1] 可是毛澤東建國後頭十多年僅稿費收入就已成「百萬富翁」、當年中國的首富，並單獨立項，只能由他本人決定和批准支出。臨終前江青要去三萬元還曾使他落淚，這是當時全黨傳達過的。這裡值得考慮的是，第一，毛著有許多系別人起草和修改，有許多是黨的文件，多為集體創作，例如：《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多數講話還是胡喬木等人五次三番整理成文的。因此，稿酬完全歸他支配似不盡合理。第二，毛著印數多、稿酬高，且多系黨組織買來發給大家。例如我們夫婦二人，前後已領到不同版本《毛選》七八套，還不算各種單行本和《語錄》。所以毛澤東的稿費實際上主要出自公款。第三，按制度，公家支出的毛澤東費用（包括衣食住行保健保衛等）已是他工資的萬千倍，稿費只是用於買書、生活補貼和資助親友（如每年給章士釗兩千元）等，另為修中南海的室內游泳池補償五萬元，實際上用處有限，因而稿費的積累（利息）和增加（新出和再版書文）就特別快。像這樣的稿費只能完全由個人支配是否合適、算不算按勞分配，確是個問題。[1] 提出以上三點，並不是要批評毛澤東的生活作風，主要是想說明另一方面的真相，也同那些造神者和造假者們唱點反調。因為他們說的和寫的毛澤東如何艱苦樸素，多半是片面的和偽造的。例如關於毛澤東在三年困難時期有幾個月不吃肉，就被宣傳得神乎其神。事實是，醫生鑒於豬肉膽固醇含量高，建議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也一度喜歡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訂製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1] 另如毛去世后全國普遍放映了一個毛主席故居的影片，有他的卧室、書房、衣服、用具和游泳池等，顯得甚為豪華，從住房到游泳池長長的走廊都是耀眼的紅地毯。但是很快這部記錄片不放映了。等故居開放讓大家參觀時，已作了全面的重新布置，一切都顯得非常樸素，紅地毯撤去了，衣架上掛了件帶補丁的睡衣，書案上放了本不像翻過的《資本論》第一卷……和影片兩相對照，弄虛作假的現象甚為突出。質言之，毛澤東進城后就逐漸違背了他自己在西柏坡講的兩個「務必」。關於「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已經替他作了結論。至於「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我們上面提到的幾點，也許可以作為討論的參考。但應該說，這兩個「務必」張聞天是完全做到了。

　　（十）毛澤東成為領袖的原因

　　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已經很多，特別是國外、港台和當年的國統區，老早就已展開。這裡不擬多談，只是想在同張聞天比較中簡單歸納一下毛澤東成為黨國領袖的幾個主要原因。

　　第一是歷史選擇了毛澤東，因為他的道路合乎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革命離開農民就寸步難行。中國黨先期的精英陳獨秀、瞿秋白、張聞天等，一開始都對此認識不足或不深。周恩來領導南昌起義時也沒有準備紮根農村，倒是後來才由朱德、陳毅率領部分起義部隊去井岡山和毛澤東會師。只有毛澤東逐漸認識到並始終堅持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正確的道路。

　　第二，毛澤東也具備了當領袖的主觀條件。由於他有馬列一些基本原則的指導，就使他的領導同歷史上所有農民起義領袖和當代的草莽英雄有了本質的區別。而他的領導能力和水平又超過同時代黨內其他領導人。他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掌握了中國基本國情，在長期的實踐中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還熟讀中國歷史，博古通今，從中汲取了大量有關領導的方法和技術，包括張聞天說的某些「權術」。「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在二十世紀上半期這個英雄輩出的時代，毛澤東成了使中國走上統一強盛道路的「王者」。

　　第三，毛澤東是中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也從未離開過軍隊和根據地。由於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槍杆子裡面出一切東西」[1] ，這就使他不但名播中外，而且有了廣泛的幹部和群眾基礎。例如安排出席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的五十三人中，就有一大半是來自原中央蘇區和一方面軍的幹部。由此就可看出毛澤東的影響。相形之下，張聞天幾乎是光桿司令。

　　第四，毛澤東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如前所述，中共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它的領袖主要不取決於中共本身，而是取決於國際。所以毛澤東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  「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1] 這裡所說的「指示」，就是指王稼祥傳達的季米特洛夫關於「以毛澤東為首」的談話。共產國際作此決定，不只是因為事實證明毛澤東路線的正確，還因為他的影響大，掌握了黨和軍隊的實力。正是由於毛是紅軍和根據地的主要締造者，所以國際過去雖然對他的政策和作風有所不滿，但還是設法保護他，而且在中共領導人中對他的宣傳也最多，1938年乾脆指定以他「為首」。

　　第五，中國封建社會傳統和蘇聯模式的結合，對中國黨的建設和領袖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這主要指個人崇拜和領導體制的高度集中。延安整風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進行的。對領袖呼萬歲和以健在的人命名思想體系，起始於延安整風，大概只是中國的特色，在外國是沒有的。完全以對領袖的態度劃線和根本不按黨章辦事（如定期的會議制度），也是延安整風立下的先例，併產生了長期影響。如果說民主革命時期這樣做還因為毛澤東代表了正確路線，那麼建國后全黨跟著毛澤東的錯誤跑，就只能用個人崇拜和專制體制來解釋了。而且正是延安整風確立了毛澤東終身領袖的地位。

　　張聞天應屬個人崇拜受害者之列，但在毛澤東成為領袖的過程中，他也起了「扶上馬，送一程」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延安整風期間還有意無意地參與了製造個人崇拜的工作。這從他參加和修改《歷史決議》，特別是從他的《反省筆記》和各次檢討發言中，就可明顯地看出來。

下接第四篇  延安整風中的張聞天

　　

  第四篇  延安整風中的張聞天

一，整風開始，張聞天首當其衝

　　毛澤東常說「不破不立」。那麼延安整風要立的和要破的是什麼呢？毛澤東是要「以其道易天下者」，1 這個「道」就是毛澤東思想，所以整風也就是為了立毛澤東及其政策思想在全黨的領導和統治地位；為此就得破對他有妨礙的人和事，主要是蘇維埃後期的「左」傾路線及其代表人物，由於這條路線被後來黨史上定名為「王明路線」，經過長期的宣傳教育，人們自然會認為批判的第一個目標必定是王明了。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整風的醞釀和開始階段，首當其衝的卻是張聞天。2 這是當時延安人大都心裡明白，並在下面有所議論的。

　　毛澤東的幾篇整風報告，聲討教條主義、挖苦「理論家」，人們一看，就知道主要矛頭是對著張聞天。特別是《改造我們的學習》和《反對黨八股》中的「一二三四的現象羅列」、「甲乙丙丁，開中藥鋪」等，更是明顯地指張聞天而言。因為張在六中全會的報告《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與黨的組織問題》（提綱），3 就前後引用了四種符號分段，大家議論中一對比，很容易聯想到的就是這篇。（其實，1939年6月毛澤東的《反投降提綱》，4 所用數字元號比張還多，但因當時多數人看不到，即使聽到看到也不會聯想到，所以沒有相關議論。）

　　批判矛頭首先指向張聞天，這也是張本人完全察覺到了的。他在1943年12月寫的《反省筆記》中就有比較詳細的敘述和檢查。他說，在「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辭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後來）實際上做了宣傳教育部門的工作。」而正是宣傳教育工作常遭到毛澤東同志的批評，有時「還引起了我的反感」。「1939年，王明回延安。我覺得當時王明活動的方針是：一方面組織自己的宗派勢力，……另一方面捧毛澤東同志以抬高自己，對我則暗中加以打擊。」「聯繫到毛澤東同志對我的宣教工作的責備與批評很嚴，對長江局的嚴重錯誤則置之不問，這使我得到這樣一個印象，覺得毛澤東同志受了王明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包圍，因而要打我一下，表示他對我沒有偏心，以便團結其他同志。」由於總是受到批評和責備，所以「我的工作情緒不高，我一方面提出，要求把我的名義上的書記職務完全解放，……另一方面，我盡量推掉自己的工作，……做到少負責任。」「當時我有點苦悶，有時找陳雲、康生談談，發點牢騷，說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點『偏』……中央決議通過的，照著做了又來駁斥（如關於幹部教育的幾個指示，確經中央看過，而且均用中央書記處名義發出的），因此事情不好辦。」5 感到有點動輒得咎，很難正常工作下去。1941年六七月，張聞天終於按陳雲、康生建議，主動找毛澤東談了一次話。這次「他談的很溫和，似乎還不願批評我。第二次，他約了康生、陳雲、弼時同去談，他嚴厲地批評了我一陣，說我有狹、高、空、怯、私的毛病，說我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則打，說我不顧全大局，無自我批評精神，說我在會理會議以前政治動搖等等。我聽了雖然不舒服，但我仍然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九月政治局會議開始時，我覺得會議的主要打擊方向是我。王明當時興高采烈，想乘機向我進攻。」6

　　這裡引張聞天的話多一些，是為了以他自己的親身感受，證明延安上層的整風，從醞釀準備起直到1941年九月會議，批評矛頭一直是沖著張聞天的。而且不僅是毛澤東帶頭責備與批評，更如上引胡喬木的話，批張還成為「當時的一種潮流」，7 文章很多。如李維漢1942年3月16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的《要清算幹部教育中的教條主義》一文，就直接批評「領導幹部教育的負責人」，3月24日陳雲《到什麼地方學習》一文，也批評把「幹部長期放在學校里『學習理論』」，等等。甚至為了批判還可以不顧事實，像胡喬木指出的，「說文藝座談會是為了糾正文委工作（張聞天領導）中的問題，這話不符合實際。這是後來的一種解釋，是做文章」。8 李維漢在八十年代也改口說，「1939—1940年第一階段參加在職幹部學習的共4068人。教條主義也影響輕微。」9

　　就是上述毛澤東的批評，不但偏激過火，而且大部分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同他歷來對張聞天的評價：開明，講明主，不爭權等，就顯得自相矛盾；10有些更是無中生有，如說張聞天在會理會議上煽動林彪、彭德懷反對他，以及「政治動搖等等」。對於諸如此類的批評，特別是毛澤東所談，張聞天聽后甚感委屈。但他沒有多加辯解，而是從大處著想，嚴格要求自己，爽快地承認了錯誤。因為從遵義會議以後，張聞天就一直認為他在臨時中央和中央蘇區犯過嚴重錯誤，為此在六中全會上不僅作了檢討，還鄭重提出請求處分。所以對毛澤東這類過火批評，除個別事實表示保留外，他並不進行解釋和爭論，史是「反求諸己而已矣」。但在毛澤東看來，張聞天的態度不僅表明了他個人已完全服輸「繳械」，而且也標誌著發動主要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的時機已經成熟，是很有把握的了。因而在兩個月後就召開了政治局的九月會議，發動了清算蘇維埃後期「左」傾路線的鬥爭，宣告了上層整風的正式開始。而且正是張聞天在會上第一個站出來擁護毛澤東的報告和深刻檢討自己的錯誤，並表示決心補課。會後不久，他就為了不干擾毛澤東整風方針的貫徹和使自己接觸實際，也為了擺脫難以政黨工作的困境（用他的話，就是「因為對毛主席的思想了解還不深刻，所以有些事情還做不來，做不好」11 ），遂主動要求去農村調查。經中央批准同意，張聞天即於1942年1月率領由原馬列學院一批同學組成的「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去晉西北作調查。從此，他實際上也就永遠離開了中央領導核心。

　　從遵義會議起，張聞天就對毛澤東實行很好的合作。在洛川會議和「十二月會議」后同的關係上毛澤東一度處於孤立時，他也是站在毛澤東一邊的，而且六中全會前後還一再主動讓權。有如以前「扶上馬，送一程」。既然如此，為什麼毛澤東對他還成見那麼深，以至於把他作為中央整風的第一個批判對象呢（而且挖苦諷刺和打擊了大半輩子）？分析起來，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是由於張聞天的歷史地位和現實影響。

　　後來被定為「教條宗派」的主要人物王明、博古、張聞天。實際上，不但在九月會議前，看不出毛澤東有把矛頭指向王明的意思，就是整個1942年，鬥爭矛頭也不是對著王明。12 王明自己1944年3月7日給季米特洛夫的密電，也說是「最近一年就黨內生活問題針對我開展的重大運動」，就是指1943年才對著他。13 而且當年在延安的感受，也實在沒有覺得王明的影響比張聞天大（最近同一些老同志談起，大家都有同感，認為王明多半是後來炒出名的）。詳細情況下節還要談到。至於博古，遵義會議被趕下台後，在黨內已沒有多大威信，這時也未擔任什麼重要職務，顯然不值得對他大動干戈。而張聞天則不然，遵義會議后當了名副其實的三四年總書記，任期內實現了中國革命的重大戰略轉變，在黨內是有相當影響的。這點連毛澤東本人都極為重視。14 而且從形式講，直到這時他的總書記還未被正式和明確免掉，還被稱為「黨的領袖之一」（當時出席一些會議可作報告時介紹的稱呼。又如1939年11月14日山東省委主辦的《大眾日報》轉載張文的編者按說，「中共領袖之一洛甫同志在《新中華報》上論著……」）。連王明這時還要捧毛澤東、攻擊他，並且回國后就「有取張聞天而代之的意向」，15 說明他的地位並非完全虛設。直到上層整風開始的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李維漢在發言中還「談了自己對博古、洛甫兩人的『觀感』：對博古是『敬而畏』，對洛甫是『敬而愛』。這的確說出了張聞天在黨內同志心目中的印象。」16 因此，無論從歷史講還是從現實講，反對教條主義就只能以他為主要對象了。而且從開始發動整風時毛澤東的權威也還有限。完全支持他的劉少奇1937年都曾說過，「我們還滑中國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結果都划（畫）虎不成。」17 就是專門傳達共產國際立毛澤東為領袖的王稼祥，在六中全會的閉幕詞中也沒再提到毛澤東。在第一篇筆記中已經提到，毛澤東來抗大隻被介紹為「我們黨的領袖之一毛澤東同志」，鄧力群說他在1942年以前從未聽到過單獨地提領袖毛澤東。而1943年前，領導人寫文章也幾乎沒有人引證毛澤東。在這種情況下，要立毛澤東的權威，就必須進一步破曾是中央第一把手的張聞天的影響。

　　第二，張聞天主管宣教工作期間沒有重視宣傳毛澤東六中全會以動了一個全黨幹部的學習運動，中央很快成立了幹部教育部，由張聞天兼任部長，規定每天兩小時學習制，自動與強制結合，要求長期堅持下去。各單位也都紛紛制訂

　　計劃（總政後來就定為半天學習），成立學習組織。中央和宣傳、干教兩部還不斷督促檢查。據不完全統計，單1940年，中央下發的有關幹部教育的指示、決定就有七件之多。組織理論學習本是張聞天所長，他興趣大，情緒高，組織領導，認真負責，還帶頭寫文章，上大課（好多機關的幹部在一起上課），很快就在延安掀起了一個學習理論的高潮。這時，機靈的王明已經提出了「學習毛澤東」的號召。但張聞天還是提倡學馬列，而且真干，單是策劃和組織翻譯出版馬恩列斯著作，其數量之多和規模之大，就屬空前，先後有《馬恩叢書》十二種，《列寧選集》二十卷，《斯大林選集》十幾卷，18 及其他一些中外哲學社會科學書籍。雖然沒有提倡學習毛澤東著作，但實際上毛澤東還是從中獲益不小。首先是包括他在內的領導人和各級幹部有可能看到比以前多得多的馬列著作（當時延安懂外文的人很少）。所以大家學習的積極性普遍很高，讀書和討論之風甚盛（因缺燈油，我們往往是每天晚上討論）。平時閑聊，內容也多是學習。人們在那兩年著實讀了些書，以致有些人至今還念念不忘，認為收穫不小，為學習理論和建立革命世界觀打下了基礎。對這場學習運動，頭兩年毛澤東不僅積極參加（如參加「延安新哲學會」，請何思敬講黑格爾哲學和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等），還一再倡導和讚揚（如1938年12月13日在檢查工作的幹部晚會上的講話、1939年5月20日在幹部教育大會上的講話、1939年6月10日的反投降報告等等）。但到1940年後，他就逐漸感到這種只學馬列不讀毛著的學習運動不大對勁，甚至是完全錯誤的，於是就出現了張聞天上面所說的對他不斷地責備和批評。到1941年5月19日高幹會上的報告，更是一鳴驚人，提出必須對我們的學習來一個根本的改造，在職幹部教育和學校幹部教育，都「應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不久，馬列學院改組，也基本上停止了馬列著作的翻譯和編輯工作。大概他認為照以前那樣學下去，只能繼續立「洋教條」（整風中普遍把馬恩列斯的言論稱為「教條」），被他稱為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結合的思想（即毛澤東思想）不但立不起來，而且還會被沖淡甚至貶低。事實上，毛澤東思想的代表性重要著作，毛本人都一再提起的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並沒有被黨的其他領導人看重。連劉少奇直到1941年在《答宋亮同志》的信中還說，中共黨內「偉大的著作還沒有出來」。19 這年5月鄧小平在129師一個會上講文化方針時竟然了不提《新民主主義論》，反而大段地引證張聞天。20 而張聞天同年8月27日竟在政治局會議上當著毛澤東的面說，「同意毛主席的意見。中國革命的理論，趕不上實際的發展。……現在中國同志還沒有人能寫一本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書。」21 連王明在1940年已經稱毛澤東不但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政治家和戰略家」，還是「偉大的理論家」。22 而主管宣教的張聞天直到1941年還對此認識不足。很明顯，這在毛澤東看來，無論是張聞天本人的思想還是他主管的全黨學習運動，都是典型的教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思想）的最大障礙。要進行全黨整風，他又怎能不首當其衝呢？這是連張聞天自己後來也覺悟到了的。例如他在整風後期就曾檢討說，「我在宣傳部工作的時候，我只把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列入臨時的策略教育和時事教育內，只當做中央的一般性文件看待，而沒有當做同馬恩列斯一樣的，甚至對蹣黨員更為重要的理論著作，使之成為每一個中共黨員必須好好研究的馬列主義讀物。」「我對於我們黨內應該有一個單一的壟斷的思想的重要性，當時是了解的很不深刻的。」23

　　第三，是要「取消他的『理論家』的資格」，也改變對理論家知識分子的傳統觀念。

　　整風前，雖然張聞天自己表現謙虛謹慎，從不以馬列主義理論家自居，但人們的心目中他在這方面的名聲卻超過毛澤東。這大概是由於他馬列讀得熟，文章寫得快，水平高，因而受到廣大幹部特別是宣教部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敬佩。例如僅據《年譜》和《文集》所載，1939年和1940年，他每年發表的署名文章都在十篇以上。即使在毛澤東確立為全黨領袖后，人們在談到理論問題時也還是毛張並提。例如徐特立在馬列學院作報告時就說過，「在我們黨內，真正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學通了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潤之，一個是洛甫。」24 對於毛澤東和張聞天1940年1月在邊區文代會上的報告，何思敬在6月21日新哲學會年會開幕詞中也是相提並論，說毛的《新民主主義論》為「中華民族再生的旗幟」，張的《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後的任務》「是給予我們的鬥爭綱領」。25 茅盾當時讀後也將兩者並列為「運用馬列主義理論，對過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對今後提供了警辟的透視與指針」，「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26 總之，在人們的心目中，毛張在理論上似乎不分伯仲。甚至一些知識界人士還認為張的理論水平高於毛澤東，稱張為「理論家」，稱毛為「實幹家」。更為嚴重的是，1940年3月周恩來從莫斯科治傷回來，傳共產國際第二把手曼努伊斯基的話，也說張聞天是中國黨的理論家。毛澤東聽了發火說，什麼理論家，背了幾麻袋教條回來。27 這確實是個大問題。因為從馬恩列斯起，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重要傳統就是黨的領袖必須是理論家。列寧逝世后，聯共黨內群雄並起，首先也是爭當理論上的權威。斯大林一篇《論列寧主義基礎》即初戰告捷，也為他後來掃除一切反對派在理論上打下了基礎。雖然沒有任何根據說明張聞天一定要保個理論家的頭銜，更不用說同毛澤東去爭了。事實上，人們都承認張聞天是個不爭權、不圖名、不愛拋頭露面的人。但問題在於毛澤東既然是黨的領袖，卻不是理論家，只落個實幹家之名，這當然是絕對不行的。毛澤東以前在這方面就吃虧不小，由於馬列書讀得少，受「左」傾中央及其賭注壓制，還長期背了「狹隘經驗論」的包袱。對此他一直耿耿於懷，曾多次說，「我因此，到延安就發憤讀書。」28 例如，《毛澤東哲學批註集》29收集的批註讀本共十一種，抗戰初期閱讀的就佔九種。另一方面，為了在理論上有所表現，那幾年毛澤東在講話和發言中也盡量使用一些理論名詞或術語。例如1941年10月13日在書記處工作會議上談到黨的二十年歷史時說，「五四運動到大革命時期，是唯物辯證主義運用得比較好的時期，是我黨生動活潑時期。1927年下半年，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統治時期，其思想是機械唯物論的。……遵義會議后，又恢復了按辯證法行事，即按實際辦事。」30 在所寫文章中評論劉少奇的用語也說他是「唯物的辯證的革命觀的代表。」31 不過在毛澤東看來，光靠多讀書是不行的，一則時間有限，緊追慢趕也不會比張聞天等人讀得多；二則讀理論書也並非個人所好，不如讀中國古籍那麼有興趣。所以他說，「我常覺得，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32 因為少了，在黨內沒有地位，被人瞧不起；多了呢，用處不大，反而會壞事（相當於後來說的「書讀的愈多愈蠢」），實際上自己也做不到。因此只能從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出發來解決問題，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使馬列主義的一些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結合，做到馬列主義中國化，並徹底改變對理論家和知識分子的傳統看法。於是，被看作理論家和知識分子代表的張聞天，自然就首當其衝了。

　　第四，張聞天是清算蘇維埃後期「左」傾路線的一個重要障礙。本來，遵義會議不但糾正了「左」的軍事路線，實際上也從此改變了錯誤的政治路線，特別是張聞天主持的瓦窯堡會議已經制定出了一套徹底轉變戰略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至此，路線問題應該說已經解決了。而且在這期間，包括毛澤東在內，還都沒有認識到遵義會議前的路線錯誤問題。不但《遵義會議決議》肯定四中全會以後的政治路線「無疑正確」，就是確立了毛澤東為全黨領袖的六中全會上，毛本人在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還特彆強調，「要指出，當時的這種錯誤並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而是執行當時總路線所犯的戰爭策略與戰爭方式上的嚴重原則錯誤。」全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也說，「完全同意政治局五中全會至六中全會的政治路線和具體工作」。33 但是另一方面，長期受「左」傾路線壓制和打擊的毛澤東、劉少奇等人，隨著形勢的變化，思想也在跟著變化，而且對當年受壓一直耿耿於懷，有機會就非出那口氣不可。更重要的是，要「改造黨」、「改造中央」，即確立新的指導思想和改組中央以至各級領導，就必須推倒《遵義會議決議》關於政治路線正確這一橫在前面的主要障礙，因而就要清算歷史和追究有關領導的責任。而張聞天正是到這時還維護《遵義會

議》決議的主要人物。有些黨史著作把「突出兩條路線」說成是「延安整風樹立的黨內鬥爭模式」。34 這當然與實際相去甚遠。因為搞路線鬥爭本來就是從斯大林和聯共那裡搬來的，是用於黨內鬥爭的一個重要手段。只要提到路線錯誤的高度，就意味著一批領導人必須下台，特別是一些所謂為首的，因為毛澤東認為，「為首的，改也難」。斯大林和聯共的做法更往往是清除出黨以至按反革命論處。即以中共自己抓路線問題而論，無論陳獨秀、瞿秋白，還是李立三，基本上都沒有好下場。這也是為什麼大家談路線「色變」，張聞天等人不願承認路線錯誤的原因之一（主要原因還是認識問題）。所以直到1940年12月4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遵義會議決議只說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修改。」35 張聞天卻表示，在蘇維埃後期雖然因反對立三路線不徹底又犯了「左」的錯誤，但當時還是進行了艱苦的鬥爭的，還是為馬列主義而奮鬥的，路線上並沒有錯。36 12月25日，政治局會議上又有激烈爭論，致使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的關於時局與政策的指示時，只好妥協，沒有講這一時期為路線錯誤」。37 張聞天並非是不作自我批評，頑固對抗批評的人，這次第一個站在了毛澤東的對立面，也是形勢使然。當時情況可能是，王明自認一貫正確，似乎第三次「左」傾與他無關，別人這時也確實沒有提到王明；博古自遵義會議下台後雖然也不同意提到路線高度，但他的意見已沒多大份量；周恩來當時並不在延安，沒參加會，而且歷來在這類問題上表態慎重；這樣，不承認路線錯誤的就首推張聞天了。所以直到1941年九月會議前，他都堅持，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儘管犯了許多「左」的錯誤，給革命帶來管理重大損失，但總還是在幹革命的，執行的是國際路線，在大方向上全黨也是一致的，並無兩條路線之分。鑒於張聞天的地位和影響，特別是他在路線問題上的這種態度，毛澤東要發動整風、清算歷史、批判「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矛頭就不能不首先對著他了。

第五，張聞天又是犯路線錯誤者中的「薄弱環節」
在上層整風要「打碎」的「兩個宗派」中，雖然「教條宗派是頭，經驗宗派是腳」，38 但實際上，所謂的經驗宗派的力量和影響要比自以為的教條宗派大得多，打碎「教條宗派」也比較容易得多。所以胡喬木在解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不提宗派的原因時說，「其實關於教條宗派問題早就講了，整風一開始毛主席就講了。政治局檢討歷史時，教條宗派的人頭腦比較清楚，經驗宗派問題，則集中在另一些同志身上。有的同志當時擔負著很重要的工作，說他是經驗宗派就不好工作了。而且一說宗派就把問題說死了，……又牽涉到很多的人。」39 關於整風中整的兩個宗派，在本書的一篇筆記中要作專門討論，說明它們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似乎可有可無，人數也可多可少，具有很大的伸縮性。如果一直追查下去，那麼除毛澤東、劉少奇幾位領袖人物外，多數高級幹部就會「不歸楊則歸墨」，不屬這派就屬那派了。當時對兩個宗派並未全體排隊點名，但人們心目中總有點想法。被認為或被疑為經驗宗派的不但人數多，而且涉及許多領導幹部，他們又統率著千軍萬馬，如果追下去，勢必影響大局。相形之下，教條宗派則顯得勢孤力單，人數有限，上層「人頭比較清楚」的那幾個，基本上都是「光桿司令」，且早已爭相向毛澤東靠攏，還互相揭發。所以整風批判從教條宗派著手，並非因為它是「頭」，而是從黨內鬥爭策略看，這樣做既容易開展又見效快。至於他們中間先從誰批起，則除了考慮到上面講過的地位和影響等因素外，還要估計到他接受的可能和程度。如果頭一個就碰了釘子，那就不利於運動的發展。權衡結果，選定了張聞天。這是因為在教條宗派中，毛澤東與之合作的時間最長也最了解的正是張聞天。經驗證明，他在強大的壓力下首先接受批判和進行檢討的可能性最大，性格中軟弱的一面也較明顯，最適宜作為突破口。例如遵義會議后的長征途中，他因感到同毛澤東、王稼祥不好處，覺得在中央工作實在不痛快，所以在一次討論派一個負責同志去白區工作的會上曾要求自己去。結果被抓住，說是「政治上的動搖」。「在北盤江一個什麼地方同我鬥爭了一晚。我當時似乎承認了錯誤，說要求出動是不對的，是政治上的動搖。」40 其實，除諸如此類的事例外，發動整風前還作了一次偵察和試探，這就是1941年六七月間的那次談話。無論從事情的前後情況和批判內容看，這都是一次精心的安排，而且完全是突然襲擊。因為，如果是領導同志間進行批評和交換意見，那張聞天第一次主動求見和徵求意見為什麼不談；第二次談話為什麼要約上陳雲（時任組織部長）、康生（已完全順著毛澤東）、任弼時（張聞天曾支持將 其從中央蘇區排擠到湘鄂西），而且是那樣有準備地算總賬和無限上綱（後來還一再提起，包括958年5月8日給張聞天的回信和1959年廬山會議后的多次批判），都說明這次談話的不同尋常，可看作中央整風的一次前哨接觸。結果也不出所料，張聞天不但未加抗拒，還當場作了檢討。這就增加了毛澤東很快（一兩個月後）召開九月政治局會議開展中央整風的信心和決心（果然會上又是張聞天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毛澤東報告和帶頭進行上綱上線的檢討）。41 如果不是張聞天而是換成別人，也許不會那麼順利。例如王明，長期來把他定為教條主義的頭子，實際上那卻是整風後期的事，開始時沒有也不可能從他批判起。如上所述，1943年前一直沒有把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矛頭指向王明，毛澤東要求王明的，只是檢查938年武漢時期，還說明是不屬於路線的一些右傾的原則錯誤。42 假定不是這樣，而是按黨史上後來說的「王明路線」，那麼先批評的就應該是王明了。那結果會怎樣呢？必定是開局不利，一開始就陷於僵局。這是歷史已經證明了的。如按毛澤東頭一階段說法，蘇維埃後期錯誤的主要負責者是博古，其次是羅邁（李維漢），洛甫算犯第二等錯誤，那就應當以博古為批判的首先要對象了。但第一，也如前面所說，對他已不值得大動干戈；第二，毛澤東知道博古覺悟遲，以他為突破口沒有把握。（例如1943年12月28日《中央關於學習<反對統一戰線的機會主義>一文的指示》中還說，「現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領導同志都是團結一致的。」）43 至於羅邁，一則，論地位和影響他都站不到前邊來；二則，教條宗派他沾不上邊；三則，當時普遍認為他的態度不好，而且直到晚年也不承認他是王明宗派的人。在教條主義代表人物中，王稼祥是毛澤東印象最好的一個（曾多次強調他在遵義會議和六中全會上的功勞，甚至不合事實地說他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胡喬木談到整風時也說，「開始毛主席是很器重王稼祥的，特意讓他住到楊家嶺。」還說，「開始他是主要指導者之一（按，中央成立學習組，毛澤東為組長，他為副組長），慢慢地很多人攻他，他處於受批判的地位」。44 可見，在批「教條宗派」時不會先把王稼祥拿出來。而且後來的事實證明，王稼祥也不會作過頭的上綱上線的檢討，何況他還「對整風有些看法，曾一度影響工作的積極性」，45 自然不能成為整風中檢查和認罪的榜樣，他也始終沒有承認是王明教條宗派的重要成員。這也是後來七大選舉時，張聞天順利當選中央委員並繼續留在政治局，而王稼祥不但先是落選，后經專門說服動員才當選為候補委員第二名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整風中（後來一切政治運動也都學這點），態度的「好壞」，「揭發交代」和「檢討」的是否「深刻」，是受到極大重視的。從事後看，張聞天確實表率作用。毛澤東批判教條主義先把矛頭指向他，也確實是選准了對象，可謂「知人」。

最後，還應一提的是張聞天沒有國際的支持。
整風開始時共產國際尚未解散，所以只能啟動於蘇德戰爭之後，說明毛澤東還是很注意國際態度的。因此在選擇第一名教條主義批判對象時，不能不考慮其同國際的關係。王明同國際的關係，毛澤東一直沒摸透。所以在國際解散前，他雖然對五明拒不檢討還進行反撲（批評黨在抗戰時期的路線和《新民主主義論》等，還揚言要上國際打官司）極為惱火，但1943年前卻並未將整風的矛頭指向王明。而張聞天不受國際的重視和支持卻幾乎是眾所周知的。如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的，國際從來沒有宣傳過張聞天，五中全會還不同意他進書記處。遵義會議后，共產國際為了保持對中共的領導關係，只能承認會議推選出來代替的總書記是張聞天這一既成事實，以及中共中央報來的常委排名順序：「洛甫、恩來、博古、澤東」，46 卻

沒見到對張聞天有什麼肯定和讚賞的表示。相反，國際派王明等回國后召開的「十二月會議」上，還傳達要加強集體領導、實際上取消總書記的意見；排名順序，張聞天也被排到了毛澤東、王明之後。這些，毛澤東當然完全明白，因此上層整風以張聞天開刀，對蘇聯和共產國際也是不會有什麼顧慮的。

當然，除以上各點外，在整風中張聞天首當其衝，還由於毛澤東對他一直看不慣、看不起、不滿意，兩個人的思想、作風、性格、愛好等都有很大差異。這是我們前面已經談過了的。


二，關於張聞天的《反省筆記》和各種整風檢討

在黨史學習筆記中，我曾多次提到和引證過張聞天延安整風時期的並受到毛澤東肯定的《反省筆記》。現在該是輪到對這部《反省筆記》連帶其他檢討說些話了。因為應該如何看待這部筆記和整風中的其他檢討，還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而這又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下面提到的一些看法當然談不上研究，只是純屬個人的點滴感想。

（一）張聞天《反省筆記》的來龍去脈和寫作背景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全國上下在大力進行撥亂反正，黨史研究也出現了一個稱得上空前的高潮。在此期間，成立了中共中央黨資料徵集委員會，公布了一批檔案和史料，發表了許多研究成果和爭鳴文章。這不僅有助於澄清一些事實，恢復歷史本來面目，而且還掀起了一陣學習黨史的熱潮，使人們得以大開眼界。正是在這時，迎來了遵義會議五十周年紀念。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輯出版了《遵義會議文獻》。為此，就不能不查找遵義會議一個重要人物張聞天的有關言論。出自張聞天手筆的有關遵義會議的言論，大概只有他長征途中的日記、1944年寫的「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國革命紀事」47 和1943年的《反省筆記》。由於前兩種材料在1947年延安撤退時已經燒掉，48 剩下可用的就只有這部《反省筆記》了。這件事也就交由1979年底中央正式批准成立的張聞天選集編輯組（我也名列其中）去處理。當時有的領導同志，如胡喬木、鄧力群，曾提議趁此機會將《反省筆記》全文發表。但編輯組多數同志不同意這麼做，原因是上層整風中的檔案和其他領導人的檢討都未公布，單公布張的手稿顯然不妥，於是就只摘用了與遵義會議有關的一小部分。這就是後來收入《遵義會議文獻》中的《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一節。（現在看來，發表這點摘錄也是不妥當和不公平的，只是滿足《遵義會議文獻》編輯的明顯傾向，卻弄混了一些重要史實。）書中註明，「這是張聞天同志延安整風筆記的摘錄，標題為編者所加。」文後還指出，「據中央檔案館所存手稿。」此後，這份筆記人們在引用時就一律改稱《延安整風筆記》，有些人為明確起見還寫成《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其實對筆記名稱的這種改變，看來不一定合適。因為第一，既然據手稿，就應保持原貌，按理，後人是無權改變的。而且延安整風時期要寫的筆記很多，「四三決定」49 就明確規定對《整風文獻》，「各同志逐件精讀，逐件寫筆記」，用改后的標題反而容易混淆。第二，寫「反省筆記」系毛澤東的統一規定。他原先的提法和中宣部一致，說「學習整風文件一定要寫筆記，不寫筆記經驗就總結不起來。」50 而且這種寫筆記是鐵的紀律，「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還硬」。51 但在1943年6月致彭德懷的電報中又具體提出，「在黨風學習中，自我批評應更發展，應發動各人寫一次反省筆記。」52 當然，這也是鐵的紀律。可見，張聞天同年12月所寫，是執行毛澤東當年的這一規定，已不是頭一年要寫的學文件的筆記。而且事後不久的1944年3月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使用其中的材料時也稱「反省筆記」，沒說是「整風筆記」。53 因此，這個標題是不可也不應隨便改動的。根據這些，我在提到和引用《反省筆記》時都一律使用原名。這是需要附帶說明的。

張聞天的《反省筆記》，以及整風中的其他檢討，包括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除了總的精神是虛心檢查和認真反省外，還有兩個特點。一是過關檢討和無限上綱。二是大力頌揚毛澤東，有些地方已屬明顯的個人崇拜。但這在當時已並非個別的，而是普遍的現象。因此在討論張聞天的反省和檢討前，需要首先談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和他個人的處境。

1941年六七月，張聞天雖然感到委屈但還是接受了毛澤東不夠實事求是也不是與人為善的過火批評。同年政治局九月會議上，他又第一個站出來擁護毛澤東對蘇維埃後期「左」傾路線的估計和批判，進行了深刻的檢討和承擔了主要領導之一的責任，並在實際行動中注意改正，要求和獲准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層對他的表現曾表示滿意。54 從事後情況可以看出，他自己也感到輕鬆，以為放下了包袱，或許可算已經過了檢討的關，所以很愉快地率領農村調查團去了晉西北。一開始也確實進展順利，但很快就出了麻煩，碰了釘子。雖然他並未因此灰心，但這大概會對他了解自己的處境，以及後來的檢討，包括寫《反省筆記》，都有重要的影響，所以值得作一簡要介紹。

張聞天去晉西北，受到晉綏區黨委代理書記林楓和當地幹部的熱烈歡迎。他在《反省筆記》中檢討說，這次去既未擔負任何責任，也打算調查幾個村子就回來。但區黨委同志說，「他們也想派一些負責同志到下面去調查」，要張「幫助他們指導」，張「不好推卻，就答應了」。等「大批材料收集起來后」，他們要張負責總結。張就和大家「座談了許多次」，並對「土地問題和村政權工作提了些意見」，還在林楓去延安未回來前的「一次區黨委召集的會議上作了關於土地問題的報告」。當時晉綏地區一起參加工作的人「對這次調查都很滿意，很興奮」。「但林楓同志一回來，他沒有看過我們一個村的材料、同我們談過一次話，就表示這一套東西完全要不得，說調查也可以是主觀主義的。」張聞天發現「事情不妙」，立即準備結束調查。最後他為滿足當地參加調查工作的同志們的要求，提議把大家召集起來作一次總結，但也被林楓拒絕，「並把這些同志都遣散了」。張聞天一行只好離開晉西北回到陝北的米脂。對這次事件，他說，「我現在反省我在晉西北工作的缺點，是我在幫助總結調查材料時，很老實的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批評了我所看到的各種三風不正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晉西北是很嚴重的），沒有很好的估計到區黨委及其領導同志的威信。」55 其實，事情並非完全如此，主要還是林楓在延安摸清了張聞天是整風重要對象這一氣候。所以當時參加調查團的曾彥修等同志最近還說，他們實際上是被當做不受歡迎的人而被趕走的，臨走時當地竟無一人送行。人們可以看到，一位中央領導同志（當時張聞天還是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而林楓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只是以前的北方局秘書長兼劉少奇的秘書），到一個地區去作點農村調查，竟遭到如此對待，可見張聞天當時的處境和在一些領導同志心目中的地位。這是他自己開始時沒有完全料到的，無疑對他後來的檢討會有一定的作用。

1943年3月，張聞天奉命回到延安。這時延安的氣氛已和他離開時有很大不同。整風已不再是和風細雨，而變成暴風驟雨。特別是各機關已經掀起搶救運動，出現了一種極為緊張和人人自危的恐怖狀態。七大代表集中的和作為肅反重點的中央黨校，很快就成了薄一波說的重災區。56 中央機關自不例外，不但許多幹部，包括一些中央領導人的妻子、秘書和醫生也被打成「特務」。而且還有一些高級幹部遭到「搶救」和懷疑，如柯慶施遭「搶救」，葉劍英等從白區回來的人受到懷疑。57 由於國民黨統治區十多個省的地下黨被打成「紅旗黨」，周恩來的處境也一時變得相當困難。張聞天雖然對「搶救」運動有意見，但不能不受到這種緊張、恐怖氣氛的影響，連意見都沒處提，也不敢在會上提。而且這時的中央領導層的整風也更加緊鑼密鼓。毛澤東早就下定最大決心，說：「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觀主義也要搞，作戰也要搞。總之，一定要搞，搞得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巴爛好要搞。」58 1943年6月共產國際解散，同時在打退國民黨的反共高潮后延安也取得了比較平靜的環境，上層整風的勁頭也隨之更大了。毛澤東在7月13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機會主義者不改正思想

　　上的錯誤，有走向敵人的危險。59 8月8日他在黨校二部開學典禮大會的講話中更公開點出「王明、博古、洛甫教條宗派」。60 政治局整風的九月會議開始后，康生提出王明和四中全會的問題，毛澤東就大講兩個宗派，並號召對王明、博古、洛甫「這些同志要『將軍』，要全黨揭露」。對這次講話，連《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也認為，「另外還有一些過激之詞，有些批評也很不恰當。但當時不可能表示異議」。這個講話定下了基調，「犯錯誤的同志都按照這個思路進行檢討，其他同志也按照這個思路展開批評」。61 10月4日毛在西北局高幹會上的報告中進一步威脅說，「我們要對付黨可能發生破裂的準備」。62 他還「要求犯錯誤的同志寧可把問題看得嚴重些，不要光是解釋，這樣才能認識錯誤，前途才光明。」63 所有這些，就使批判、鬥爭的烈火越燒越旺，以至多數人認為王明、博古等已屬黨外問題，周恩來等經驗宗派的人更危險更嚴重。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批判還是檢查，上綱上線就越來越高。而犯錯誤的人多次檢討還是過不了關。

　　除了這些客觀環境的巨大壓力外，張聞天的自身處境也很尷尬。在晉西北碰了釘子后，回到延安已無多少事可做。他雖然還是政治局委員，但已不作用，實際地位遠在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胡喬木之下，更不用說並非中央委員的彭真、高崗等人了。這時的總學委（九月會議後主任毛澤東，副主任劉少奇、康生，秘書喬木）已在相當程度上代替了政治局（有點類似「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組」）。在大家忙於「搶救」時，張聞天還有時間可以搞點工廠調查，從九月起就停止一切實際工作，集中進行整風學習和自我檢查了。所以他當時給自己提的要求是，「甘於寂寞」（說這是毛澤東給他的指示），不怕「門前冷落車馬稀」，「不怕孤立，不怕丟面子」；更重要的還是「徹底反省自己、揭發（坦白）自己過去的錯誤。」64

　　張聞天的《反省筆記》和其他檢討，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的，其上綱上線、過頭過火、不夠實事求是，不但可以理解，而且在所難免。這主要表現在：只有大帽子，沒有具體內容，或者帽子和敘述的內容相矛盾，還有些明明是正確的東西也當錯誤來檢討，弄得是非不分，等等。這類過頭之處很多，這裡只擇其要者按個人現在的認識舉例作點說明。

　　（二）《反省筆記》中過頭檢討舉例

　　1，關於去蘇聯留學。

　　對此恐怕應該有一個客觀和正確的估計。這不只是張聞天和一些被認為是教條主義者的問題，而且涉及更多的人，是一個帶有相當普遍性的問題。因為中國黨是在共產國際（實為蘇聯）幫助下建立起來並長期接受其領導的。中國黨的許多人都去蘇聯或長或短地留過學，包括除毛澤東外的多數中央領導人，如劉少奇、任弼時等其他留蘇同志。回國后也有不少人成了領導幹部和高級將領。可是張聞天在檢討卻把留學蘇聯說得一無是處，甚至成了一種罪惡，什麼「去莫斯科，從此開始了我的不幸的新的生活」；幾年留學，只是「在思想上學得教條主義」，「養成了宗派主義」，「發展了個人主義」，等等。65 而且不光張個人這樣檢討，延安整風時普遍把留蘇當作一件不好或不光彩的事。我那時遇到的一些人，提到留蘇就先檢討，好象見不得人的樣子。直到1958年錯誤地批判劉伯承的所謂教條主義時，此風猶存。其實無論是張的檢討還是當時的普遍看法，都是不合乎歷史事實因而也是不正確的，起碼顯得過分。因為除了少數叛徒和壞人外，多數留蘇同志都在那裡學到了馬列主義的基本知識，確立和堅定了革命的人生觀，用到了中國的革命實際。即以張聞天而論，他回國后不久就能夠為我們黨在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取得勝利奠定基礎，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能夠提出一套基本上正確的意見，並以此觀察和指導革命行動（如主持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先後提出蘇區和解放后東北的經濟構成等），66 不能不說是得益於在蘇聯的學習。至於「在黨內以理論家聞名」和「成為我黨在理論宣傳和幹部教育工作中成績卓著的主要領導人之一」，67 原因就更不言自明了。

　　2，關於宗派。

　　我在另一篇筆記中將詳細認證，整風中的所謂「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這裡先不詳說。而張聞天在《反省筆記》及其它整風檢討中，不斷地承認和檢討自己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和「王明教條宗派」的重要成員，但卻沒有講出任何事實足以證明它們的存在，也沒有講他是怎樣參加和進行宗派活動的，如同1959年他檢討參加了以彭德懷為首的「軍事俱樂部」一樣。例如「二十八個半」是怎樣產生和活動的，都有些什麼人，自己是怎樣參加的，根本就說不清，完全是一筆糊塗賬。他在《反省筆記》中講的一些情況，還是延安整風中聽楊尚昆說的。現在各方面的材料和許多當事人（包括楊尚昆）都已證明，「二十八個半」是一些人一時的譏諷話，實際上並沒有這個宗派，所以張聞天也就談不上是它的重要成員了。至於「教條宗派」，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講的也是自相矛盾。他只管上綱上線，戴大帽子，但內容卻是空的。如他說同王明、博古、王稼祥不接近，還有矛盾。還一再說，進中山大學學習，「黨內生活很嚴肅緊張，沒有什麼宗派鬥爭」；他只「埋頭於教條的學習」，「並無任何宗派活動」等。至於怎樣成為宗派的，他說，由於「擁護米夫的教育方針，……（就）實際上做了米夫、王明宗派中的人物」，「雖則我們（他和沈澤民）還是不自覺的」。69 至於回國后不存在宗派和宗派活動，下篇筆記將有詳細論述，這裡只舉兩個他稱進行宗派活動或表現的例子，就可見一斑。一是說「我曾經想在馬列學院創造一種新的學風、新的黨風、新的文風，結果卻發展了教條主義、自由主義與黨八股，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歡迎，……以致造成了馬列學院畢業出去的同學，對馬列學院都有一種留戀、一種好感、一種懷念。以不正的學風、黨風、文風培養幹部、團結幹部──在實際上，這應該說是我在馬列學院的宗派主義的表現。」二是說，他在主管宣傳教育工作中對毛澤東的著作和指示的重要性認識不夠，沒有「無條件地為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服務」，「還鬧點獨立性」，「這也是我在宣傳教育部門的宗派主義。」70 可見，張聞天檢討的宗派主義，也從側面證明，實際上並不存在什麼「教條宗派」。

　　3，關於學校教育和幹部學習。

　　過去由於戰爭環境，沒有多少時間學習。幹部又多是工農出身，缺少文化，而馬列主義書籍更是奇缺。不少中下級幹部甚至不知馬克思為何等樣人，更不知道馬克思主義。很多人把共產主義看作只是打土豪分田地。同時抗戰後參加革命的大批知識青年，多出於抗日熱情和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不滿，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並無多少了解和認識。對所有這些人，進行一定的基礎教育，占時不多，作用很大。延安整風前就曾以此辦法先後訓練了幾萬人。主管這一工作的張聞天應該說是立了大功的，所以鄧小平說他「成績卓著」。缺點自然有，但任何工作也都難免。所以毛澤東要根本改造的六中全會後的幹部學習和學校教育而言，其實也是基本上正確的。協助張聞天主管此事的李維漢，經過四五十年的思考後也認為，「1939—1940年第一階段參加在職幹部學習的4068人，教條主義也影響輕微。」還說，「延安幹部學校和在職幹部教育，為抗日、為解放戰爭，也為後來的建設培養了大批幹部。」71 就是當時的學校教育，如我所在的抗大（后改為軍事學院），學期只有幾個月至多不到一年，而且大家的主要情緒並不是熱中於在校學習，而是要求「畢業上前線」。留校人員多不安心，致使毛澤東要親自動員，甚至對留下工作的人員說過，大家要安心工作，「死了埋在清涼山」。但是到整風時，無論學校教育還是在職幹部學習都被說成是完全錯誤了，根本要不得，學的都是教條，在實際中不能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法幣」（據我所知，延安大概沒有這樣的「教授」），「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啃《資本論》，啃《反杜林論》」（按，列寧是十五歲就讀《資本論》等馬恩著作的。所以這句話後來在編入《毛選》時刪掉了）。72 在這種情況下，張聞天自然成了眾矢之的，他也一直檢討了四五年，其實大多是無限上綱、不夠實事求是的。例如說，「六中全會決定加強全黨理論學習，……然而由於我的教條主義根源沒有剷除，所以一開始學習就轉到教條主義方面去了。」被毛澤東多次表揚的學習運動，竟被他完全否定了！還說，「有時毛澤東同志對於宣傳工作的批評還引起我的反感。這種反感，實是假馬列對真馬列的抵抗！」73 這種過頭檢討，誰也會一眼看出。

　　4，關於知識分子政策。

　　這更是一個值得澄清和檢討的大問題。西安事變特別是抗日戰爭以後，大批知識分子不滿國民黨的對外不抵抗（後為消極抗戰）和對內的專制統治，紛紛奔赴延安，經過幾個月的學習，學到了一點革命理論，初步確立了革命的人生觀，然後分配去抗日前線或到後方機關工作，再經過實踐中繼續學習和鍛煉后，多成為抗戰特別是解放戰爭和建國后各條戰線上的骨幹，以整個一代「三八式」著稱。但是正是這些人成了整風中的主要鋒芒所指，74 要他們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使其帶上小資產階級的「原罪感」，成為革命隊伍中的馴服工具。所以普遍整風一開始，就以原馬列學院改組的中央研究院為試點單位。而且一下就整出了個王實味和以他為首的「五人反黨集團」，後來更「清查」出了大批「特務」。張聞天既主管宣傳教育工作，又是馬列學院的院長，自然在劫難逃了。

　　其實，在知識分子政策問題上，我們黨過去長時期里都是存在偏差的，即對知識分子不夠重視甚至懷有偏見。十年內戰時期不用說，就是到了抗戰後，黨的政策對知識分子還是不大信任，無論是建國前還是建國后，「三八式」一代只起了中下層的骨幹作用，上層領導還是用經過長征的工農老幹部。奇怪的是，毛澤東和一些中央領導，雖然本人也系知識分子出身，但卻不大信任知識分子，認為他們屬於小資產階級，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和影響，因而容易動搖，靠不住。而且越往後越不信任。所經胡喬木說，反右派后，「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有很大的敵對心理」。75 其實這種態度和心理在延安整風時就已顯露出來，只是那時稱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不像建國后那樣去年「小」字歸入資產階級範疇。相形之下，張聞天倒是尊重和信任知識分子的。所以在他總書記和管宣傳教育時，例如1938年前後，知識青年真把延安當作理想的聖地，到處歡聲笑語、歌聲不斷，人們享受著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工作、學習、生活在團結緊張和生動活潑的氣氛中。到1941年後，這一切即逐漸褪色，批判和檢討日益佔據主導地位，很快又開始整風和搶救，知識分子也更倒霉了。所以張聞天就為一般青年知識分子所稱道和眷戀，他自然也成了整風中主要批判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也檢討說，他的錯誤在於「過分估計外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作用，強調了他們光明的革命的一面，忽視了他們的陰暗面如個人主義、平均主義、散漫性、無紀律性等」。這些倒還沒有什麼，可是後面就越提越高了。說「沒有估計到他們在國民黨十年統治下所受的反動教育與反動訓練，而提出徹底改造他們的思想與對他們提高警惕性的必要」。說他對「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就發展起來了。1938年我寫的《論待人接物問題》即為這種態度的思想表現」。對這篇文章，康生之流的批評是錯誤的，他的檢討當然也不妥。76 至於分析現代知識分子因受國民黨十年反動教育，所以不如「五四」時代的老一輩知識分子，恐怕也是站不住的。總之，張聞天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和政策本來還是比較正確的，整風時對這個問題的檢討卻顯然錯誤了。

　　5，關於馬列學院的方針問題。

　　1942年5月14日，毛澤東致電作農村調查的張聞天，內稱：「關於過去馬列學院方針是否錯誤的問題，中央研究院已有人提出，凱豐、弼時意見待你回來時討論，我覺不必等你來，即指出是錯了，你的意見如何，或者仍然等你回來，或者你來一電提出意見。盼復。」毛澤東的否定意思是清楚的。張即於5月20日複電：「澤東同志：（一）來電悉。關於馬列學院過去方針請中央根據實際材料作出結論，不必等我回來。（二）根據我最近一個時期的考慮，我認為應該公開說，他是錯誤的，其錯誤即在理論與實際的脫節，即你所說的矢與的的脫離。這種脫離在馬列學院中即表現為教條主義」。77 後來，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還作了長篇大論的檢討，例如說，「我在馬列學院內，特別提倡發揚黨內民主，培養敢作敢為、敢獨立思想的幹部，而結果卻是放鬆了對各種各樣錯誤思想的鬥爭，以致如王實味一類的反動思想在整風開始后得以取得絕大多數人的同情。」「比較長期培養出來的新知識分子，大多數均為教條主義者，而不是理論人才。」78 歷史證明，同毛澤東和張聞天的說法相反，馬列學院在三年的短時間內，招生五期，培養了八九百人，「在後來的各條戰線上都起了應有的骨幹作用」。1988年5月，馬列學院許多學生如李先念、宋平、鄧力群、馬洪、劉曉、段蘇權等幾十人寫了大量紀念和回憶文章，都用歷史事實否定了毛澤東的估計和張聞天的檢討。例如李先念說，它（指馬列學院）「對提高黨的理論水平做了很大貢獻；它培養了一批具有馬列主義基礎知識的幹部……。」宋平說，「馬列學院的教育方針，就是注重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政策的訓練，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不能說青年學生學習理論就一定是教條主義」。鄧力群說，「院長張聞天對毛澤東著作很重視」，「每有報告都派人去聽，每篇文章都組織認真學習」，「學校的政治方向同毛澤東完全一致，不存在任何的對立和抵抗」。段蘇權說，「我一生當中，真正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楚理論，確立共產主義世界觀。是在延安馬列主義學院」。其他文章寫得更生動具體，是真正的有口皆碑。79 這些由親身經歷和通過四五十年實踐得出的感想和結論，不是證明了毛澤東的估計和張聞天的檢討都是錯誤的嗎？

　　（三）關於張聞天的七大發言和參與製造個人崇拜問題

　　1，七大發言的過頭檢討

　　張聞天在七大的發言，通篇是對自己的責備和對領袖的頌揚，過頭之處甚多，整個精神狀態很不健康，現在讀起來都因其不真實而使人感到有點壓抑。例如他說，「我從未想到中國革命有什麼『殘酷性、複雜性與長期性』。」這當然是對自己缺點的過分誇張。人們知道，還在三十年代初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張聞天就已站在正確的方面，認識到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複雜性和不平衡性。進入蘇區后寫的一些文章中，還一再強調「長期戰爭的持久性」，如說「這種國內戰爭是整個時期的長期的死戰」；80 「必須明白中國國內戰爭不是一個短時期的戰爭，面是長期的持久戰爭」，「要進行長期國內戰爭的持久戰」，81 等等。至於張聞天較早論證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說一個在白區出生入死、到蘇區艱苦奮鬥、又參加過長征的人，竟沒想到中國革命的「殘酷性」，恐怕在平時也是沒人肯信的。發言中談到「我和一些『志同道合』『意氣相投』的同志發生宗派的結合」，我在另篇筆記中將論證這是無中生有，張聞天本人也說不清楚，只不過是亂戴帽子而已。

　　張聞天延安整風中的《反省筆記》和其他檢討，無限上綱和不實之處實在太多，無法一一提出分辨。而且這也是各次運動中比較普遍的現象，人們盡知，沒什麼奇怪。如果說奇怪的話，就是有些人卻將其中顯然不真實的敘述當史實加以引證。張聞天的《反省筆記》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通篇不提自己對革命作過什麼貢獻，似乎參加革命后沒有做過什麼好事，甚至有些標題都是《我在這個時期所做的罪惡》，還把有些黨內問題寫成黨外問題等。所有這些，難道可能是真實的嗎？

　　2，參與製造個人崇拜張聞天在延安整風中，不僅個人反省不夠實事求是，而且對毛澤東（個別地方還有劉少奇）的頌揚也有不少太過頭之處，實際上參與了個人崇拜的製造。例如在被以《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為題公布的幾段《反省筆記》中說，「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毛澤東同志當時做了原則上的讓步，承認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為正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的。這個例子，可以作為黨內鬥爭一個示範來看。」82 關於遵義會議上為什麼沒有提政治路線問題，我們上面已有專門筆記論證，而且《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上也多處提及。一言以蔽之，就是連毛澤東在內當時都沒有認識到。直到六屆六中全會作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毛還特意強調，「要指出：當時這種錯誤並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83 如果早已認識到了，這時是完全可以不「指出」的。既然大家

　　都沒有認識到，張聞天根據什麼這樣稱頌毛澤東呢？什麼「原則上的讓步」，什麼「黨內鬥爭一個示範」！這當然不是他的發明，而是按照毛澤東一個月前才定下的基調，即：「遵義會議為什麼不能提出路線問題，就是要分化他們這個宗派。這是我打祝家莊實行內部分化的一幕。」84 毛的這一說法，連胡喬木也是不信的，只是他提出不要深究就是了。張聞天是否真的相信，不得而知，但肯定是接受過去經驗教訓，「順著來」而已。又如他說，「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85 但卻沒有列舉毛成為領導的事實，也沒有敘述到「建立」的過程。其實這正是黨史上一樁最大的疑案，是經不起辯論的。我寫的黨史筆記第一篇，就是論證遵義會議沒有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央集體領導。86 他明知遵義會議只決定毛澤東參與中央領導，做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助手，而接替博古總書記職務的是他自己，也是「他決定由毛澤東同志負責軍事工作，」87 但是他在整風運動擁護毛澤東的熱潮中還是那樣說了。本來他就有一個終其一生的特點，即從來不談個人過去的功績、貢獻、以至擔任過的職務，何況這是在整風運動中。因此把功勞讓給毛澤東，自己承擔各種過錯，就更是自然而然的了。但他在講遵義會議確立的領導問題時終究還是設了幾個限詞，如「實際上」、「開始了……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等。如果按兩個《歷史決議》的寫法和一些黨史教科書說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那還談什麼「實際上」、「開始了……建立」，甚至提以毛為「領導中心的中央」都顯得多餘。例如六屆七中全會特別是黨的七大以後，提到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肯定就不能再用這些限制詞了。這也說明，對這個問題以前的有關論斷還是有問題的。除此以外，張聞天的各種檢討中對毛澤東的恭維奉承之詞也實在不少，為節省篇幅，只簡單舉幾個例子。如說毛主席和劉少奇是服從組織紀律的最好模範。其實，整風期間，違背集體領導、違反黨章黨規，特別是在「儘早召開七大」的問題上不執行中央自己的十多次決定（包括六中全會）和共產國際的一系列指示，以及其他管理機構事件就特別多。從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黨內二把手的劉少奇提出書記處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就是直接違反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的。而一貫堅持集體領導和強調發揚民主的張聞天，已深受這種不按黨章黨規辦事之累，怎麼還能說出這種話來呢？又如在七大發言中說，毛澤東是謙虛和戒驕的模範，所以「無愧為人民的領袖。領袖而驕傲就不成其為領袖了。在共產黨內一切因一時成功而驕傲的『領袖』，是已經都被歷史淘汰了的。」88 這恐怕也不是真心話了。因為張聞天從長征以來受毛澤東驕橫作風之氣不知有多少，以至於想離開中央去外面工作。而且連毛澤東自己年青時就承認「略有傲氣」，後來又很少作自我批評，怎麼稱得上謙虛的模範？如果是為了表達自己的願望，那也是事與願違，事實是全國勝利后毛澤東更驕傲了，也更「成其為領袖」。

　　張聞天還講過不少太過分的奉承話，如談到「群眾觀點」和「群眾關係」時說，「這方面的模範，也是毛澤東同志。……他的痛苦、歡喜與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歡喜與憤怒。他的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他與人民的結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還是人民是他！」89 張聞天講的奉承話中有些是直到七屆二中全會時連毛還不好意思贊成，如把馬恩列斯毛並列。90 而在這之前，就已由於以他的歷史地位和理論水平，特別是對「左」傾錯誤檢討特別深刻，對毛澤東一再進行全面讚揚和高度推崇，所以被指定參加修改《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他「基本上是在重新構想」，他的「修改稿對後來的歷史決議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基礎」，「他加寫了一段評論毛澤東同志的有份量的話」和「一段重要的結語」。毛澤東的七次修改就是在「張稿」的基礎上進行的。91 而胡喬木事後卻批評說，這個《決議》的第一個「缺陷」就是「對毛主席過分突出」。92 一生都反對突出個人的張聞天，延安整風時卻參加了「過分突出」毛澤東也就是製造個人崇拜的活動，這是什麼原因？

　　3，張聞天作過頭檢討和參與個人崇拜的原因

　　張聞天在整風中作上綱上線的過頭檢討和對毛澤東作不夠實事求是的歌頌，看來是出於這樣幾個原因。

　　第一，是思想認識問題。這又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他確實由於認識到毛澤東在總的路線上正確，因而從內心表示崇敬。所以他的檢討和歌頌在相當程度上是真誠的，而不是春意搞兩面派。因為從1938年六中全會後，他就真心新尊毛為領袖，常有自發的流露。1941年初寫的《自傳》時即已承認遵義會議后就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央工作。1942年在農村調查組紀念「七一」的座談會上，他「那天晚上講話的全部內容是歌頌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無可比擬的偉大作用」。他的講話「完全出自心聲」。93 人們知道，中央領導層群起歌頌毛澤東是1943年「七一」前後，而張聞天早一年就自覺地發自內心地歌頌了。因為正像他後來說的，他對毛澤東整風后已開始信服。94 另一方面，思想認識上可能是由於受斯大林搞個人崇拜的影響（《聯共黨史》就是標本），認為維護領袖的威信和黨的團結（每次重大的黨內鬥爭，毛澤東都以有分裂危險相警告），給自己的檢討上綱上線，是為了革命的需要，是「顧全大局」。如同許多人1959年承認「右傾機會主義」，「文革」中承認「反革命修正主義」，甚至「黑幫」、「三反分子」等，就都有這一因素，而不完全是軟弱的表現。其中不少是久經沙場、視死如歸的人物。張聞天也應算其中的一個。

　　第二，是強大的壓力。這點，前面已講過了。1943年下半年延安的情況，上層是緊張的清算路線和歷史，以至有些領導同志很快就變得消瘦憔悴（張聞天、劉英就多次談到，楊尚昆眼看著幾個月就變了個樣）；中下層普遍進行肅反和搶救，許多知識分子被搶救成「特務」。這樣上下交相影響，就使延安出現一種肅殺和恐怖氣氛。試想，人們連一時強加的「特務」都可以承認，還在乎戴其他帽子？因為他們大多相信黨最終總是會把問題弄清的。同時也有如張聞天在廬山會議的發言中所說，「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95 也許只有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對當時那種強大壓力感覺不到或感受不深。

　　第三，大概就是個人考慮了，上綱上線是為了過關。每次政治運動中被整的人都有個過關問題，往往是因為所謂檢討不深刻和揭發交代不徹底而過不了關，很少聽說有因檢查交代過頭而受批挨整的。所以為了過關，不使矛盾轉化，能保住黨籍，不如自己主動上綱上線，還可能落一個好印象。這裡恐怕不能說沒有一點私心雜念。但不管怎麼說，張聞天在整風中這樣做的結果是，「高級幹部對於他的檢討比較滿意」，認為他「整風以來對過去的歷史錯誤認識深刻」。96 後來在七大選舉中他順利當選中央委員，還被留在政治局內。一切正式文件提到「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和「教條宗派」時只剩下王明、博古，而沒了他的名字。這當然與他的錯誤較輕有關。但也可以設想，如果他堅持實事求是，不承認有個「教條宗派」，不承認四中全會是「篡黨奪權」，不承認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反而談起自己在遵義會議、西安事變、瓦窯堡會議等「過關斬將」中的作用，甚至再對毛澤東實事求是地提點批語意見（如在江西無中生有地打「AB團」、西安事變后通電提出審蔣以及在黨內使用權術等），那結果可就會根本不同了。

　　（四）如何看待過頭檢討

　　過頭檢討不能當作真實史料。

　　照此看來，張聞天的《反省筆記》及整風中的其他檢討有些亂戴帽子和不夠實事求是，應該說是肯定無疑的。但是，「一切決定於時間、地點、條件」。在當時的條件下，無論是張聞天自己還是上層領導，都認為他的檢討是真誠的和實事求是的。而且不僅是他，當時上綱上線、亂戴帽子應當說是普遍現象。因此，張聞天的《反省筆記》除了一些空帽子和夾敘夾議中的過分自責等以外，對個人履歷和一些歷史事件的敘述還是基本真實的。正如胡喬木所說，「那時聞天同志才四十齣頭，距所記事件的時間也不遠，所以記憶清楚，寫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價值。」97 雖然他指的不是《反省筆記》，但《反省筆記》同樣「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而且可以看出張聞天人驚人的記憶力，連十幾年來有關的中外人名都如數家珍，更不用說重大事件了。所以在運動高潮期間，參加高層整風的多數人認為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不合法，這時張聞天寫出了他的《反省筆記》，一下子就解決了問題，毛澤東也據此作出了最後結論，98 成了六屆七中全會的一項正式決定，使黨史上這個重大問題得到澄清。99

　　但是，檢討、反省終究是檢討、反省，在延安整風以來的一切政治運動中，任何人能獲得通過的檢討，起碼也只能講缺點和錯誤，而不談功績與貢獻，所以對一個人來說仍然不夠全面。對於被當作批判或鬥爭重點的人就更是如此。如果把他們的檢討、反省不加分析地用作重要史料和立論根據，那隻能使歷史面目全非。例如用張聞天、彭德不廬山會議上及其後的檢討來為那段歷史定性，那就只能是製造冤假錯案。延安整風當然不可同廬山會議相提並論，但用當時的批判重點如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等人的檢討來為黨史立論，為某些事件定性和判明是非，這樣的歷史也一定不會真實。因為每次政治運動的規律和規矩，就是先對某個問題定個基調，然後被批判者就按這外思路進行檢討。廬山會議出現了一個「向黨猖狂進攻」的「軍事俱樂部」，於是「文化人」張聞天就檢討他是怎樣「陷入軍事俱樂部」的，黃克誠也檢討他是怎樣成為周小舟、李銳參加「軍事俱樂部」的「橋樑」。延安整風時定的基調是有個「篡黨奪權」的「教條宗派」（是為「頭」）和「經驗宗派」（是為「腳」），1938年這個合二而一的宗派又在武漢進行活動，於是周恩來等就依此基調檢討。不同的是，「軍事俱樂部」在「文革」后的撥亂反正中被徹底否定了，而「教條宗派」則依舊保留在黨史中，只是「經驗宗派」因涉及面廣，特別是牽連到周恩來等一批重要領導人，因而被含糊了起來（黨史界無人敢說無，也沒人敢說指哪些人）。由於延安整風運動中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不斷地上綱上線，於是就製造了一堆「史從論出」。前幾篇黨史筆記中所談到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遵義會議不提政治路線問題是毛澤東的黨內鬥爭策略、《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會上發言起草的、毛澤東傳達瓦窯堡會議的報告是從內戰到抗日戰略轉變的標誌、張聞天支持毛澤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意見等等，就是這樣在延安整風期間一下從「論」中「出」來的。在這之前，上述這些在一切黨史檔案以至個人論述（包括回憶錄）中，似乎還都滑提到過。由於中共黨史學是在延安整風中創建的，此後又一直只准有一個官方學派，這些從「論」中出的「史」也就越來越變成歷史的真實和如山的鐵案，不容許有不同的意見了。而張聞天的一些亂戴帽子、過頭檢討和過分頌揚也就被派上了用場。其實，這也是一種變相的冤假錯案。

　　總之，張聞天的《反省筆記》，既有珍貴史料，又受當年歷史所定基調的支配，在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提法顯然有誤，因此必須仔細分析。不是用他的這些去印證史實，而是從分析史實印證論斷的準確性，起碼是互相印證。在不公布重要檔案或只公布有利於原定基調的檔案的情況下，這點尤其重要。擴大一點講，一般是不可把各種政治運動中被批判或鬥爭的人所寫的檢討和交代材料定為可靠史料和文獻的。正因為如此，胡耀邦曾作出過兩項深得人心的有關措施。一是在以前提的「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之外，再加一條「不裝袋子」（不把一些黑材料、假材料，包括本人被迫所作違心的交代和檢討，裝進幹部的檔案袋。因為過去有些幹部就常因檔案中有這類材料，如把延安搶救運動中定性錯誤、以至別人亂咬和自己被迫交代的假材料裝進檔案袋，於是每逢政治運動就被揪出來折騰一番，所以從前幹部對自己的檔案袋很重視）。二是「文革」中有關幹部的揭發和交代的各種材料一律銷毀（特殊的例外）。

　　（五）附帶談一個如何看待《回憶錄》的問題

　　不但是運動中批判或鬥爭對象所寫材料，而且許多人的回憶錄也都只可作為研究黨史的參考資料，而不能看作正式歷史文獻。（現在許多黨史著作都是把這些當作權威史料引來引去。）因為正如董必武老人所說，「回憶那時的事，難於擺脫現在的思想意識，如果加上現在的思想就不一定可靠。」何況還有「各人觀察事物的角度不同，距直接獲得印象的時間又有相當間隔」。100 列寧也從來不相信人們的回憶錄。事實上，延安整風以後所寫的各種回憶錄（尤以「文革」後為盛），就都是按延安整風時所定基調寫的，再後來就是一定要和兩個《歷史決議》完全保持一致。於是有些回憶錄所寫就遠離當時的真實情況，甚至不惜削足適履。這裡僅舉兩個例子。

　　一是《遵義會議文獻》選用一篇回憶錄，給人的印象是，似乎在遵義會議的召開和要毛澤東出來領導軍隊的問題上作者本人起了重要作用，整個會議期間卻根本不見作「反報告」、受委託起草決議和被選為總書記的張聞天，而是毛澤東第一個發言批判當時尚無此名稱的所謂「王明路線」。這種與實際情況相距甚遠的「回憶」，能作為研究和佐證遵義會議的「文獻」嗎？

　　另一個例子是最近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因系後人編輯整理，有些地方就與楊本人生前的說法完全不同。我們只以《遵義會議回顧》這一節作一前後比較，就可看出差別之大。1997年3月22日，楊尚昆在和劉英的談話（在場的有程中原和張培森）中說：「遵義會議以後，不知你們注意沒有，有一段時間沒有總書記。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聞天同志謙虛。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但聞天同志非常謙虛，再三推辭。毛澤東同志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較好。於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拖了二十來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決定，聞天同志這才挑起這副擔子。張聞天當總書記，是得到大家擁護的。」這篇談話由程中原整理，送請楊尚昆本人審閱修改後，以《楊尚昆晚年談黨史》為題刊登在1998年《百年潮》雜誌第6期上。但在楊1998年9月逝世后整三年的2001年9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卻編寫成：「會上，許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領導全黨工作，這是眾望所歸。但毛主席不願意，說他身體不好，有病，所以決議上寫了（引者按，至今尚未見到這樣的「決議」，後面帶引號的話只是陳雲憑記憶寫的可能是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原件標題為《（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后被改為《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101）『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意思就是說領導班子的分工暫時還沒有定。以後……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時間大約在1935年2月5日。因為當時沒有設總書記，所以稱『負總責』。」102 前後兩段，哪個為楊尚昆本人所談，不是很清楚的嗎？再加上書中所說，「它（指遵義會議）的最大功勞是在實際上確立了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聞天同志是書生，……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經過毛主席」。103 而在楊生前自己寫的文章中卻說過，「自從他（指張聞天）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以後，一改過去黨內那種家長制、一言堂的惡劣作風，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團結協調，互相配合，革命事業順利發展。」104 「他決定由毛澤東同志負責軍事工作。」105 據此，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即以楊尚昆之名在他死後三年整理出的「回憶錄」，就是要使楊的意見同黨史學的正統說法保持一致，否則不會有這樣大的差異：生前的說法是，「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後來的說法卻是，「許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領導全黨工作，這是眾望所歸，」以及「當時沒有設總書記，所以稱『負總責』，」等等。楊尚昆生前曾長期擔任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的組長，對黨史界的情況可說是相當清楚的。所以他在同劉英的那次談話中曾感慨地說，「現在還沒有一本好的黨史。不少歷史上的問題沒有講清楚。」對於曲解、輕視和因「受過去宣傳的影響」而不了解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所起作用的現象，他提出，「看來要給張聞天撥亂反正。」106 不料他辭世后剛過三年，由權威機關編寫的他的回憶錄，也需要「撥亂反正」了。

　　注  釋

　　1   見梁漱溟：《再憶初訪延安》，載《梁漱溟自述》，灕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頁。

　　2   還可參閱楊松奎：《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999年版，第123-124頁。

　　3   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

　　4   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

　　5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6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53頁。

　　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54頁。

　　9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1986年版，第439-440頁。

　　10  程中原：《張聞天傳》（修訂版），第539頁。

　　11  見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2  參閱《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29-137頁。

　　13  《‹季米特洛夫日記›中有關中國革命重大事件的敘述》，載《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83頁。

　　14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頁。

　　15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頁。

　　16  程中原：《張聞天傳》（修訂版），第543頁.

　　17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817頁。

　　18  宋金壽：《糾正反教條主義中不譯不讀馬列的傾向》，《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9  此信原登在1942年華中局一個內部刊物《真理》第2 期上，六十年代初劉修改此文時刪去了這句話。

　　20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4頁。

　　21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657頁。

　　22  王明：《學習毛澤東》，1940年5月7日延安《新中華報》。

　　23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24  吳介民主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1991年版，第103頁。

　　25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634頁。

　　26  茅盾：《論如何學習文學的民族形式》，轉引自《張聞天傳》，第527頁。

　　27  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頁。

　　28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頁。

　　29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

　　30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32頁。

　　3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4頁。

　　32  轉引自楊松奎：《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3頁。

　　33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654，746頁。

　　34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442頁。

　　35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235頁。

　　36  高新民  張樹軍著《延安整風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頁。

　　3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1頁。

　　38  見《毛澤東傳 1893—1949》（下），第661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

　　3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5頁。

　　40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41  以上均可參閱《張聞天年譜》上卷，第658頁；下卷，第1090頁等。

　　4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199-202頁。

　　43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143頁。

　　4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5，203頁。

　　45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466頁。

　　46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32-333頁。

　　47  胡喬木：《回憶張聞天同志》，載《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頁。

　　48  胡喬木：《回憶張聞天同志》。這兩件珍貴史料是否真的燒掉值得懷疑。我曾聽說過此事的前後情況。在跟張聞天工作的十多年中，以及張聞天逝世后和劉英的二十多年接觸中，都多次談到這批材料。抗日戰爭勝利后，張聞天和劉英是搭乘美國軍用飛機離開延安的，因此不能帶什麼行李。他們就將生平保存下來的照片、多本日記和其他各種珍貴資料，也包括那本《中國革命紀事》，裝在一個小箱里，交中央檔案室代為保存。他們走後兩三年延安才失守，但這個小箱並未經機要交通送給他們。延安撤退前，幾乎所有檔案，包括一般幹部檔案（其中還有整風搶救時的假材料，我的檔案袋中就有）都已轉移，保存了下來。但張聞天的小資料箱卻不知去向。解放后，張聞天也曾一再查問。當時被告知，撤退時因攜帶不便，就將這個小箱以及別的東西分散掩埋，資金積累回來后掘出。但後來忘記具體掩埋地點，一時找不到，還在繼續尋找中。「文革」后，劉英本人和我們「張聞天選集編輯組」又多次追查這箱資料，主管人員斷然告知「已經燒掉」。這就再無尋找之餘地了。同樣令我感到遺憾和奇怪的，就是遵義會議的檔案也丟失得一乾二淨。

　　49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一九四一年四月三日），《整風文獻》第一篇。

　　50  毛澤東1942年4月20日在中央學習組關於整頓三風的報告，見《延安整風五十周年》，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編，黨建讀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頁。

　　51  《關於整頓三風》，《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416頁。

　　5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08頁。

　　53  見《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92頁。

　　54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10頁。

　　55  引語均見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關於晉西北調查不受歡迎的情況，還可參閱《張聞天年譜》，第687-690大米；《張聞天傳》，第549-550頁。另聽到當年參加調查的曾彥修（也是《張聞天選集》編輯組成員）等幾位同志的多次談話。

　　56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364頁。

　　57  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頁；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2，468頁。

　　58  《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416頁。

　　5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3頁。

　　60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702頁。

　　6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7-288頁。

　　62  《延安整風五十年》，第271頁。管好，毛在每次反對重要的黨內對手的鬥爭中，往往會提出黨可能分裂、甚至上山打游擊的話，如反對高饒、廬山會議、「文革」中反對劉鄧和後來批林彪等。

　　63  毛澤東1943年10月13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5頁。

　　64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參閱《張聞天年譜》下卷，第696-704頁。

　　65  見張聞天的1943年《反省筆記》。

　　66  見前面幾篇《黨史筆記》敘述的事實和引證。

　　67  見上引楊尚昆語和鄧小平1979年在張聞天追悼會上的《悼詞》。

　　68  見《張聞天與所謂「教條宗派」》。

　　69  均見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70  均見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7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39-440，449頁。

　　72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風文獻》1949年版，第51-52頁。《列寧傳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頁。參閱《胡喬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73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74  參閱《胡喬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75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21頁。

　　76  參閱《胡喬木文集》第三卷，第384頁。

　　77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678頁。

　　78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79  李先念等人的引語，均見吳介民主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中國社科出版社1991年版。

　　80  張聞天：《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1934年），《張聞天文集》（一），第522頁。

　　81  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張聞天文集》（一），第533，534頁。

　　82  《遵義會議文獻》，第80頁。

　　83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654頁。

　　84  1943年11月13日在政治局整風會上的發言，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4頁。

　　85  《遵義會議文獻》，第79-80頁。

　　86  見本書第一篇。

　　87  楊尚昆：《回憶與懷念》，載《追憶領袖戰友同志》，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頁。按這是楊尚昆親筆所寫。

　　88  《張聞天文集》（三），第254頁。

　　89  張聞天在七大的發言，見《張聞天文集》（三），第259頁。

　　90  《張聞天文集》（三），第262頁。

　　91  參閱《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10-312頁；《張聞天傳》（修訂本），第565-568頁。

　　9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7頁。

　　93  馬洪等《回憶張聞天同志的一次重要講話》，《人民日報》1979年8月28日。

　　94  1959年8月13日在八中全會上的發言。

　　95  《張聞天文集》（四），第337頁。

　　9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10頁。

　　97  《胡喬木文集》第三卷，第385頁。

　　98  1944年3月5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見《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92頁。

　　99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02頁。

　　100  轉引自《關鍵會議親歷實錄》（上），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

　　101  《遵義會議文獻》收錄此件時未作說明。

　　102  見該書，第120頁。

　　103  見該書，第121頁。

　　104  《紀念張聞天同志》（1990年8月29日），原載1990年8月30日《人民日報》。

　　105  楊尚昆為劉英回憶錄所寫的《序》，見劉英：《我和張聞天同志命運開展工作的歷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

　　106  《百年潮》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