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日本侵華中的戰爭責任

佛教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的作用（十四）

　　1876年（明治九年）7月7日，小笠棲香頂奉凈土真宗東本原寺之命，以「中國弘教使」的身份攜谷瞭然、河崎顯成、倉谷哲僧等人由神戶啟程赴上海。8月13號，在上海虹口河南路口的北京路498號租房，建立「真宗東派本願寺上海別院」，20日舉行入佛式暨開院典禮，參加者有日本駐滬領事品川及部屬、駐滬陸海軍軍官及在滬日本各商社商人，中國佛教界以龍華寺住持空山和尚為首的僧俗多人也應邀參加，「不下千人」。小笠棲以流利的漢語致詞說教，贈發所著漢語傳教讀物《真宗教旨》、《真宗說教》及作為供物的饅頭，典禮盛極一時。據別院報告稱，數日後禮佛者仍絡繹不絕，「從前日起，參詣者候教念佛，過去無人知真宗為何物者，至今日參詣者念佛者稱半。此實為佛祖之高德所致」。（註：［日］高西賢正：《東本願寺上海開教六十年史》，東本願寺上海別院昭和十二年編，資料編，第275頁。）

　　以小笠棲為代表的凈土真宗東派在上海設別院開教，揭開了近代日本佛教西渡中國海外開教擴教的序幕，也表明了日本佛教經千年發展定型后首次向其宗教母國的反向輸出，遂成為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大轉折點。（註：［日］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兩千年史》，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中譯本第125-127頁。）

　　縱觀從1876-1945年這70年的日本佛教在華擴張發展史，可以看到一個基本的特徵：即隨日本在華勢力的發展而發展，也隨日本侵華勢力的敗跡而衰亡。

參考：《日本佛教的戰爭責任研究》

佛教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的作用（十五）

    縱觀從1876-1945年這70年的日本佛教在華擴張發展史，可以看到一個基本的特徵：即隨日本在華勢力的發
展而發展，也隨日本侵華勢力的敗跡而衰亡。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876年在華開教到1894年（明治29年）甲午戰爭前，為開創階段。具有以下特點：

    一、凈土真宗東派領銜在華開教，其他各派陸續跟上。

    二、以上海為基地南北拓展。小笠棲於1877年初因病歸國，谷瞭然接任上海別院輪番（住持）兼「中國布教主務」，（註：［日］《配紙》，第690頁。）於10月赴北京力拓北方教務，在駐華公使＠①戶璣的支持下，設直隸教區與教校，次年任命菊池秀言為「直隸省布教掛」。然北方無法立足，北京別院只得暫設於上海別院中。為培養傳教人才，建江蘇教校，先後從日本精選青年僧人數批於中學習。
    鑒於上海別院已成在華傳教中心，原別院已不敷使用，遂於1883年建成乍浦路新堂，頗具氣勢，上海別院遷址於此。為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註：［日］小島勝、木場明志：《アジアの開教と教育》，法藏館1992年版，第12頁；第33頁；第59頁；第60頁；第15頁表；第116頁；第288頁；第33頁；第133頁。）

    三、關於傳教對象的變換。1883年因受朝鮮寅壬午事變與內部紛爭影響，9月13日東本願寺發布「甲第34號」令，以改革教務為名中止在華傳教，並廢釜山別院。（註：［日］《配紙》，第1706頁。）直至1885年11月方允准上海別院恢復，並指令：一、改良布教方式，使之更為有效；二、變換布教對象，即以日僑為主，華人次之。並要求這一方針「維持永遠」。（註：［日］小島勝、木場明志：《アジアの開教と教育》，法藏館1992年版，第12頁；第33頁；第59頁；第60頁；第15頁表；第116頁；第288頁；第33頁；第133頁。）前者是技術性的，後者則帶根本性。

    以華人為主向以日人為主的傳教對象的變化，顯示了初期在華傳教實踐未收實效而不得不取收縮態勢。從別院報告中也可見一斑：「午後二時念佛之中國人，……童子居多，在戶外縱觀者多」（註：（日）《岡崎正鈍日記》「支那在勤雜誌」，轉印自柏原佑泉：《明治期真宗の海外傳道》，載橋本博士退官紀念佛教研究集刊行會編：《佛教研究論集》，第843頁，清文堂，昭和50年版。）。更因未獲在華開教權難以發展。故及至80年代末，上海別院教徒以日本僑民居多，華人甚少，1886年8月於別院內設上海教會，正式會員僅50人。（註：［日］高西賢正：《東本願寺上海開教六十年史》，東本願寺上海別院昭和十二年編，第82頁。）

參考：《日本佛教的戰爭責任研究》, 《日中十五年戰爭下的真宗——與南京大慘案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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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倍可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