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合成 寫的書《 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

第三十二章 殺了也不嫁

蚣壩圩位於道縣東南部的泡水（蚣壩河）之濱，距縣城約20公里，有一條砂石公路通到那裡。圩場本身並沒有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它太普通了，就像大多數湘南地區的農村集市一樣，一條里把長的主街，兩邊起了幾百棟房屋，還有幾塊空坪，用於牲豬、耕牛，以及其他一些大宗農副產品的交易。平時冷冷清清，一到趕圩的日子，四鄉八里的農民擔著擔子，推著車子前來趕圩，一傢伙把個圩場擠得滿滿當當，還真有點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的味道。給我留下較深印象的是蚣壩圩前橫跨泡水的那座木橋。木橋長約50米，寬約1米，全部木質結構，河中松木打樁置柱，上串橫樑，樑上蓋有杉樹圓木，相互連結，構成橋面，很有特色。該橋始建於何年何月，筆者無從考證，當時也無心考證，從風雨侵蝕的程度看，估計應有百年歷史了。每次從橋上過，看著腳下泡水從容流淌，聽著腳步踏在橋面發出鞏鞏的聲音，我總會感到血在血管里流動得如此湍急。朱賢厚就是手指這座木橋告訴筆者，他70歲的老母親在這座橋上被活活地扔進河裡。
這座木橋所在地的蚣壩公社蚣壩大隊有三個女孩子，當時都只有17歲，是叔伯姐妹，名字分別叫：塗月華、塗梅珠、塗秋蕾。文化大革命中的那場災難，對於她們和她們的家人，就像走在馬路的人行道上被後面開來的汽車追上來壓死一樣突如其來。當時正是「雙搶」大忙季節，她們一天到晚在人民公社的田野里揮汗如雨，累得兩頭不見天，每天除了幹活、吃飯、睡覺，第二天再幹活、吃飯、睡覺之外，什麼都不想，也沒功夫想。北京發生了什麼事，長沙發生了什麼事，道縣發生了什麼事，她們通通不知道，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不幹活就沒有飯吃，幹活不賣力就會受批判。
（67年）8月24日那一天晚上，大隊突然召開群眾大會，捆打批鬥了十幾個人，活埋了3個「調皮搗蛋，罪大惡極」的傢伙：一個50多歲的地主分子，一個17歲的富農子弟，還有一個就是塗梅珠的母親、43歲的「地主婆」黃仁鳳。黃仁鳳當時懷有7、8個月身孕，挺著個大肚子，仗著娘家是貧農，竟敢頂嘴，被打得皮開肉綻。據說前一天（8月23日）下午大隊開會討論殺人名單時，定了3個人，其中並沒有黃仁鳳，而是她的丈夫塗宏昌，但塗宏昌「畏罪潛逃」了，只好將黃仁鳳拉來頂替。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筆者一直沒有能夠弄清它的來龍去脈。24日這天殺人的時候，還有幾個人也一起下到了窖里，後來又用繩子拽上來「寬大處理」了。是不是應當這樣理解，蚣壩大隊實行的是「殺一儆百」的戰略方針，並沒有準備大開殺戒，而是像上級指示的那樣，把「調皮搗蛋的殺他一、兩個」給猴子看。可是為什麼第二天突然又召開群眾大會，一傢伙殺了22個，其中包括昨天已經「寬大處理」了的，這中間有何玄機？筆者就這個問題請教過處遺工作組的同志，他們回答說：「當事人中有好幾個已經死了，其他人都把責任往他們身上推，說是他們決定的。說他們說殺3個人太少，革命不徹底，還要多殺幾個才行。死人又不會說話，我們也沒有辦法。」
第二天，8月25日正逢蚣壩圩日，圩場上人流如織。蚣壩大隊支書李自桂、大隊長周時珪、貧協主席蔣紹黃、治保主任朱賢儒、民兵營長蔣學金（已故）、大隊「紅聯」頭頭蔣啟念（已故）等人趕著這個人多的時候在蚣壩圩場上，以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名義召開宣判大會，把全大隊的四類分子及子女不論老少通通地捆了來，當即宣布了塗宏光等22人的死刑，並立即拖到圩場邊上的兩口廢紅薯窖邊執行。其中有個叫周德有的中農，因為與周時珪等人有私人意見，周時珪等人乘著這個機會，把他和他的老婆、兒子也搭在地富一起順便消滅了。因為這一次「下窖」的人較多，為了不出問題，沒有採取前一天那個活埋的辦法，下窖之前都先殺一刀，然後丟進窖里，再填土掩埋。大隊領導宣布：「看誰的刀快，殺得多的有獎！」
把這22個人下窖以後，剩下來四十多個婦女和兒童像牲口一樣被關進了公社供銷社的倉庫里。血腥的恐怖已達到了極點，人們的神經早已麻木，就連小孩子也不會哭了，已經完全喪失了失去父母親人的痛苦。他們就那麼木然地蹲在地上，目光無神地一片沉默，靜靜等候著「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一聲令下，把他們也送上屠場。
8月27日中午，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決定對剩下的這四十來個「階級敵人」斬草除根。
一行人被拖出來押送刑場。
沒有人哭，也沒有人叫，其中一個小男孩因為被捆得太緊，痛得一邊走一邊跳，把褲子都跳脫了，也不做聲。
這時，區里一位領導 路過這裡，看到人堆里那麼多小孩、女孩，就問什麼事。押送的民兵說，都是「地主崽子」，拉去「斬草除根」。該領導說：「大老虎殺掉那是罪有應得，小孩子就不要殺了嘛。一定要殺，必須等中央的指示精神下來后才能處理。」
沒想到，就這麼輕輕巧巧一句話，竟然救下了幾十個小孩和女人，其中就有塗氏三姐妹。真是阿彌陀佛，功德無量!
幾個大隊幹部一商量，覺得還是上級領導有水平，站得高，看得遠，小老虎留著繼續改造，蛆婆子拱得磨子翻？刀把子抓在自己手上，階級敵人什麼時候翻天，就什麼時候專政也不遲。再說還有那麼多女人，殺了太可惜，大隊上還有好多階級兄弟沒有老婆，就是生產隊幹部里還有幾個單身公，正缺女人哩。於是她們又被押送回大隊。父母親人被殺，房子被沒收，財產被分，不過還是給出路，留下一棟房子給塗氏三姐妹帶著幾個更小的妹妹們居住。這時，大隊黨支部已經開始考慮給她們「改成份」的事了，大隊貧協主席下達命令，指名道姓要她們嫁給本大隊的三個單身公，其中一個是傻子，另外兩個褸水得沒法提。在大隊貧協看來，這無論如何都是給她們最好的出路，既解決了今後的生活問題，又改了成分，獲得了新生。然而三姐妹的回答卻大大出人意料，竟沒有一個願意嫁。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人火了：「不嫁就殺了你們！」
她們異口同聲回答：「殺了也不嫁！」
也許是在鬼門關上走過一圈的人，對生和死的問題想得比較清楚了，或者說對死的恐懼已不那麼強烈了，三姐妹想：爸爸媽媽死得，為什麼我們就死不得？
看到幾個地主崽子堅持反動立場拒絕改造思想，大隊貧協十分惱火，早知如此，上次就不該放了她們，有心搞掉算了呢，上面又下了通知，不準再亂殺人了。再說殺了她們，三個階級兄弟沒有老婆的問題還是不能解決。就把她們捆起來，一頓暴打，戴上高帽子批判鬥爭，沒想到三個傢伙還是不肯就範。
硬的不行，來軟的，又派人來做她們的思想工作：「女人家生下來就是別家的人，哪個女人不嫁人呢？嫁過去，吃飯的問題也解決了，成份也變成了貧農了，該有多好！」
可是三姐妹認死理：既然那麼好，你自己的女兒為什麼不嫁他呢？當然不敢說出口來，只敢在心裡想。
後來，三姐妹中塗月華、塗秋蕾冒著被殺的危險逃走了，留下塗梅珠帶著三個年幼的妹妹沒處逃，只好留下來拿命頂。
可是沒想到，你嫌別人打牌賭錢、好吃懶做、智力有問題，人家還怕政治上受你牽連，壞了三代貧農的根，指定塗梅珠嫁的那個男人的哥哥從部隊上寫信回來，嫌她成份太差，怕影響了他在部隊上的前途，堅決反對，事情這才作罷。
然而，在農村，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要養活自己和三個年幼的妹妹，其中艱難可想而知。後來，東門公社水南大隊一個家庭出身貧農的青年，因為家窮娶不起老婆，願意娶她為妻，並答應幫她一起養大三個妹妹，塗梅珠這才嫁了過去。她的丈夫原是大隊團支部書記，為此受了處分，撤了團支記的職。
我在寫這段文字的時候，心裡充滿了對三姐妹的深深敬意。這三位文化水平都很低的女孩子，在死亡和尊嚴面前，勇敢地選擇了後者，（尊嚴是一種昂貴的奢侈品！）無論如何是沉沉暗夜裡的一線光亮，她足以讓我們在回首那段瘋狂而血腥的日子時不至於愧然失語，也讓我們有勇氣作為人繼續好好地生存下去。

第三十三章  塗石匠的被革命家史

多年以後，在對道縣大屠殺進行補充採訪時，筆者再次見到三姐妹之一的塗梅珠。這時的她已是半百老嫗，歲月如刀，把所有的苦難和艱辛都刻在了她的臉上。使人聊以自慰的是，隨著生存環境逐漸改變，她已走出了家破人亡的濃重陰影，逐漸地恢復著做人的尊嚴。她仍然在起早貪黑的忙碌著，為的是活得好一點，稍微再好一點點。
我和她談了一上午的白（不是採訪，因為她不在我這次採訪計劃中。誠如某些人所預料那樣，隨著時間流逝，人的壽命有限，個人的苦難無可奈何地退居到了二線，但，讓人始料不及的是民族苦難和全社會對道縣殺人事件的反思卻更加凸現出來了，一些從前對殺人事件三緘其口的人物也感覺到不能把知道的東西帶到骨灰盒裡去，應當說出來給全社會聽，給子孫後代聽。都是些離天遠離地近的人，心懷一片悲憫，就是不為自己作想，也當為子孫後代作想。我這次是來採訪他們的。）回賓館整理談話記錄時，我卻再一次陷入沉思。對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的採訪，特別是1986年的那次採訪，由於採訪渠道的限制，還有時間的限制，但最重要的是自己思想觀念的局限，使得採訪中只注重殺人事件和殺人過程，而忽略了對人（被殺者和殺人者）的生存狀態和生存環境的觀照和探討，從某種意義上說，後者比前者更本質。我覺得還是有必要將塗梅珠家的「被革命家史」記錄在案，供當政者和相關者研究。
塗家原本不是蚣壩大隊人，老家在蚣壩鄉（公社）上雲壩村（大隊）。
塗梅珠說：「我們家家破人亡的根子要怪我公公（爺爺），要是他好吃懶做，遊手好閒，我們家土改時，肯定是貧農。文革中不講殺別人，肯定不會被別人殺……」
那麼，塗梅珠的爺爺是一個什麼人呢？簡而言之就是一個手藝不錯的石匠師傅。塗石匠出生在上雲壩村一戶普通的農民家庭，父母留給他的東西主要只有兩樣：一個比較機靈的腦殼，一副比較健壯的身體。當然還讓他學了一門手藝，不過這不是主要的，塗石匠不學石匠，可以學木匠、砌匠，就是作田也是個田秀才。那一年，道江鎮修碼頭，塗石匠走狗屎運，包下了碼頭的石匠活，賺了一筆錢。正好第二年，道縣遭旱災，地價濺，塗石匠乘人之危，買了一些地，奠定了他小地主的基礎。
這個塗石匠平生有幾個可恨之處：第一、見了有錢的、有權的人，點頭哈腰，腦袋恨不得撳到褲檔里。第二、見了窮人，特別是那些打牌賭錢、好吃懶做的人，就眼睛翻白。第三，吝嗇，從來一分錢都捨不得花，有了九角錢還要想辦法跟人家再借一角，湊成一元整錢存起來，留著買地。第四、心狠，一天三餐只准崽女吃稀飯，兒子出去幫人家做事，他還要追到門口喊：不準死脹，脹大了肚皮，回家沒得吃。塗梅珠的父親外號叫「疤子」，就是小時候抬煮稀飯的鼎鍋，人小鼎鍋大，不小心弄倒了鼎鍋，讓稀飯燙傷了，留下一腿傷疤。
一個床上不睡兩號人，塗石匠的老婆也跟塗石匠一個德行，一天到晚除了苦巴苦做之外，就是盤算著怎樣發家致富。各種毛病比塗石匠只多沒少。村裡要是有人在他家園子里偷了一個瓜，在他家的茶山上砍了一棵樹，她要罵得半個村子的人都曉得。
因為羨慕人家家裡有斷文識字的人，塗石匠經過長期考察，決定送二兒子塗宏昇去讀書（回頭去看，這也許是塗石匠一生中所做的唯一正確的決定，儘管因為讀了幾句書給塗宏昇帶來了無窮的磨難，但也因之躲過了文革被殺一劫）。

道縣是1951年開始土改的。土改前夕，塗石匠的家庭情況大致如下：五十畝地，一棟大瓦房，一座柴火山，五個兒子（第四子解放前外出謀生，不知下落）、四個兒媳婦，加上孫子、孫女，一家二十多口人，子女全部參加勞動，同時也請了長工。
塗石匠在土改中作為惡霸地主鎮壓了。
據塗梅珠說：「我公公（爺爺）就是不會做人，他對家裡人惡，對別人並不壞。我爸爸媽媽還活著的時候，聽他們講，從前家裡人長年吃稀飯，但請的長工師傅都吃乾飯。人家屋裡的人，你不讓他吃飽，他不給你下手做事；自己屋裡的人，就是不給飯吃，喝涼水也得發狠做。我公公家當時有50畝地，從數字上看確實夠得劃上地主的標準，可是當時我們家有二十幾口人，平均每個人只有兩畝多地，只相當一個中農的標準。土改以後，我們鄉貧農人家按人頭都分了兩畝地，和我們家土改前的情況差不了許多……你說我公公家的財產是剝削來的，不合理，你沒收就是了，不要殺人嘛；你硬要殺人，舊社會吃了剝削飯的人殺了就算了，不要殃及後人嘛。我自己從生下來到現在都是靠雙手勞動生活，從來只有多做少得的，沒有少做多得的，為什麼還要把我做剝削階級搞？那個時候，一個三歲的小孩子都敢罵你，都講你是壞人。壞人總要做了壞事才是壞人，我，我父母，還有一起殺掉了的伯伯、叔叔、嬸嬸們一輩子都沒做過一件壞事……就是舊社會比別人家多兩個錢，那也是那個社會允許的呀！」
土改以後，塗氏兄弟分了家，各顧各地過起了自己的日子，好在都是從小做慣了的，在地里刨口飯吃還是刨得到，至少不用一天三餐都喝稀飯了。1954年，塗家兄弟將上雲壩的房產賣掉，遷到蚣壩圩靠做小生意為生。當時蚣壩圩非常蕭條，僅有一條200多米長的土石路，100多棟木板房、水磚房和茅草屋。因為塗家兄弟精明能幹，很快就在蚣壩圩上紮下了根。也許他們認為離開了老家，不再務農就永遠甩脫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沒想到這頂帽子就像長在腦殼上一樣，任憑你走到天涯海角，走到哪裡帶到哪裡。1958年農村搞人民公社化，一大二公，做小生意的小商小販，做手工業的木匠、鐵匠，通通收了進來，塗家兄弟成了衛星人民公社蚣壩大隊的社員，後來又改為蚣壩人民公社蚣壩大隊。老大塗宏光、老三塗宏昌在蚣壩圩上有鋪面，留在公社供銷社工作，性質就跟民辦教師差不多。小日子應當說過得不錯，在當地農村可以算得上中等以上的水平。只是苦了塗老太婆，要吃輪供，還要挨崽女媳婦的罵。崽女媳婦在外面受了氣，回到家裡就拿她當出氣筒，罵她吃曉不得吃，穿曉不得穿，買田置地害後人。老太婆也自知理虧，縮成一團不敢做聲。後來三年苦日子的時候，崽女自己都沒得飯吃，哪裡還顧得上她，塗老太婆得了水腫病，吃糠團、石榴葉，腸梗塞憋死了。
塗家老二塗宏昇的命運比起三個兄弟要坎坷得多。1953年，因為在國民黨部隊里當過下級軍官，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判刑10年，關在衡陽勞改。1962年刑滿釋放回家。僅憑這一點，他的處境比三個兄弟就要慘了蠻多。他雖然心靈手巧，但體質較弱，加之從小讀書，後來又勞改，勞動力不是很好，農業活有些吃不消。幸虧當年塗石匠作主給他娶了個五大三粗的老婆，雖然長相有些不盡人意，干起活來比一個男人還強。那個時候，想跟塗家攀親戚的人不少，塗石匠選兒媳婦的標準只有一條：不看長相好不好，只看幹活行不行。要當塗家的兒媳婦，必須會篩米、會釀酒、會淹酸咸，特別還要提得起幾十斤重的潲鼎鍋。干這些活塗宏昇的老婆秦繼娥那絕對是一把好手。只有到這個時候，塗宏昇才真正認識到這個老婆的好處，沒有她這個家早就完了，沒有她自己恐怕連稀飯都喝不上。
干農活塗宏昇是半路出家，不象他的兄弟是奶叉子，所以做起事來總是手腳不那麼利索。1963年的某一天，塗宏昇在田裡犁田，吆喝牛的時候，鞭子向後一甩，打在一個貧農社員的額頭上。塗宏明連忙停下犁賠禮道歉。由於打得不重，且是無心之過，對方也沒有怎麼責怪他。本以為事情就這樣過去了。誰知晚上記工分時，治保主任將塗宏明叫上了台，剛上去，七、八個人圍上來掄起扁擔就打，塗宏昇被打得口吐鮮血當場昏死過去。塗家幾兄弟在下面看著，嚇得要死，都低著頭，不敢做聲。等到散會以後，才敢去看，一看人快不行了，連忙找了一塊門板抬回家。第二天又偷偷地抬到蚣壩圩上看醫生。醫生一看就問：「什麼事情打成這樣？」查過傷情以後，醫生說：「傷得太重了，農村醫院治不好，要到城裡去治才行。我這裡給你先開點葯，回家先吃著，要想法子馬上到城裡醫院去治，不然的話，不死也是個廢人。」就這樣又抬回家裡。養了一段時間后，塗宏昇對秦繼娥說：「我這樣不死不活的，終究熬不過去，我還是想到城裡去治病……如果治好了病，我就回來，如果治不好，死在外頭，你也不要管我了。」秦繼娥一聽就哭起來，可是也沒有其它辦法可想，只好同意了。就打發兒子跟他爸爸一起去，路上也好有個照應。塗老二收拾了一個小工具箱（他有修理鐘錶、收音機、鋼筆的手藝），帶著9歲的兒子悄悄地離開了家……
幾年以後，文化大革命暴發了，道縣颳起了殺人風……
塗梅珠說：「殺人的時候，正在搞雙槍，我們每天在隊上出工，連個信都曉不得。那一天，大隊上來人叫我爸爸媽媽去開會，我們都曉不得是什麼事。當時我父親不在家，我母親已經懷孕7、8個月，挺著個很大的肚子跟著去了。我帶著兩個妹妹在家裡等他們回來。一直等到很晚還不見人，我不放心，就跑到二嬸家裡去問情況。一進門，看見我二嬸一個大字樣躺在床上，渾身是汗，胳膊腫得多粗（塗梅珠用兩隻手比劃了個菜碗大小的手勢），儘是血印子，我驚問出了什麼事了。他們連忙搖手，叫我莫做聲，一做聲一屋人都會殺光去。我這才知道，我母親被下到窖眼裡活埋了。本來還沒有埋我母親，我母親娘家是貧農，因為我母親跟他們鬧，所以被埋了。這一次，一共埋了3個，除了我母親外，還有一個地主分子，一個富農子弟，這個人和我一樣大，當時也是17歲，讀小學的時候我們同過學。他們說他調皮搗亂，不服從改造。當時捆我二嬸，新籮索捆斷了兩根，手都捆斷了，他們還說她學了剪刀法。我叔叔塗德被一鋤頭打斷了腿。他們兩個本來也下到窖眼裡去了，後來問他們認不認罪，他們講認罪；問他們老不老實，他們講老實；就用索子又吊出來，作為寬大處理。我這時候也曉不得傷心，只曉得害怕，趕快回到家裡，叫我小妹妹給舅舅家報個信，因為我舅舅家是貧農，請他們過來一趟。第二天一大早，舅舅過來了，也不敢進我們的家門，約在後麵茶山上見面。舅舅也沒有辦法，只是交代我好好守住屋，小心一點，自己不要出了問題。當時，我還不知道我們父親的消息，後來才知道他是聽了消息，連夜逃跑了。聽到隊上的人講，我父親逃跑以後，在洪塘營那邊的瑤山上，被巡邏的民兵發現了，活活地亂刀砍死，拋屍荒野。至今我們都不知道具體死在哪個地方。
「第二天，頭天沒殺的人又被捉了去，殺了。其中就有我叔叔、嬸嬸，還有大伯。當時把我們大隊的，還有其他幾個大隊的地富分子和子女，不管男女老幼，全部捉了去，捆得死去活來，關到公社供銷社的倉庫里，老老小小几十個人……最後決定全部都要下到窖眼裡去。那時候我整個人都是木的，也曉不得傷心，也曉不得害怕，腦子裡一片空白，只曉得他們喊我們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也是命大，拖出去殺的時候，正好碰到區里一個幹部路過，看見了說了一句：『大老虎殺了罪有應得，殺小孩子不符合黨的政策吧。』結果臨時又把我們三十多個小孩子和女崽留了下來，稍大一點的男人們還是下到窖里去了，和殺我母親他們一樣的方法。一共有二三十個人。現在我母親的屍骨和他們的屍骨都還在那些廢窖裡面。我母親的屍骨正在蚣壩農業銀行的櫃檯下面，他們的屍骨就在蚣壩鄉政府圍牆外面不遠的地方……
「我們家父親母親，叔叔伯伯家的男人們都殺光了。只剩下二伯伯和一個堂弟因63年那件事，跑出去治病，才留下命來，現在在新疆工作。82年，我二伯拿著平反通知書回了一趟道縣，大隊上還要抓他，嚇得他跑回了新疆，再也不敢回來。
「父、母被殺之後，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又來搞『第二次土改』，把我家的房屋、牲畜、農具、糧食、衣被抄沒一空。只給我們幾家人留下房子一棟，把堂姐、堂妹和我們姐妹趕到一起住。當時我17歲，大妹妹11歲，二妹妹8歲，小妹妹4歲。可憐我們四姐妹過的日子，真是饑寒交迫，豬狗不如。那一年9月份，治保主任朱賢儒、李德兵幾個人為首的所謂『法院領導』來給我『指婚』，指名道姓要我嫁給同組一個蠢子（傻子）當老婆。我堅決不同意，結果被當場一頓毒打，後來又大會斗，小會批，經常遊街示眾，受盡侮辱，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在家裡獨自流淚時都無法安寧，經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堵在門口對我進行調戲、侮辱。我真是活不下去了，幾次想到尋短見，可是一看到年幼的妹妹，尤其是剛剛4歲的小妹妹美珠，我又不能死。我死了，她們怎麼活呢？後來，聽說縣城裡有部隊叫47軍能救我們，我想反正大不了都是一死，留在屋裡遲早也會餓死，不如拼著一死到縣裡去找條活路。我就在一天夜裡帶著三個妹妹逃了出去，向縣城方向逃跑。妹妹們年紀小，我一個人拖大帶小，實在走不動了，就在路邊一家人家的屋檐底下睡著了。天亮的時候，一個老婆婆把我們叫醒，她就是這家屋裡的主人。她問我們從哪裡來的，到哪裡去。我看著老人家慈眉善目的就像我媽媽一樣，就哭著把我們家的悲慘遭遇對她講了。老人家說：『你這事情，47軍也解決不了。縣城裡好多逃出來的地富（子女）都在那裡要飯，你一個女崽，還帶著3個小女崽，怎麼活得了。我給你指條路，看你走不走。』她就給我介紹了他們村一個叫何維順的青年，要我嫁給他。又把我帶到何維順家去看人，我一看，何家雖然很窮，還有一個70多歲癱瘓在床上的老父親，但人蠻老實，也抻抻吐吐（長相還可以的意思）。不是這種情況，他也不會娶我為妻，而且何維順，就是我現在的丈夫，答應幫我養大三個妹妹。當時我已是走投無路，為了年幼的妹妹，也為自己求一個安定，就答應了。我的丈夫原來是水南大隊的團支部書記，因為跟我結婚，說是喪失了階級立場，把個團支書也給撤掉了。
「1968年的5月，我在丈夫陪同下，麻起膽子回了一次蚣壩娘家，只有短短大半年功夫，我家的房屋竟然變成了豬圈，四壁全無，豬屎滿地，我們生產隊的隊長唐化通把我家房子的板壁拆走了，又把房子做了他家的豬圈……」

第三十四章 一個中游水平大隊的殺人情況
採訪了蚣壩公社以後有沒有必要再去興橋公社採訪呢？當時我們有些猶豫。
興橋公社殺人並不在少數，有264人之多（其中自殺17人），全縣排名第三。特別是該公社洲背大隊文革殺人風中有一個地主分子點火自焚，影響很大。根據處遺工作組有關資料披露：1967年8月25日，蚣壩區興橋公社洲背大隊決定殺害本大隊地主分子何明昆父子4人，民兵來抓人的時候，何的大兒子何社安，當時35歲，帶著14歲的弟弟何解成僥倖逃脫，何明昆和他卧病在床的二兒子何安東被堵在家裡。何明昆用一根杠子把門頂住，抓把刀坐在屋裡。當時外面喊聲震天。何明昆自知無法逃脫，遂放火點燃了自家的房子，水（土）磚木板結構的房屋頃刻大火沖頂，何明昆自己的兩間房子，還有隔壁何平珍 家的一間半房子，以及牛欄、豬圈等全部燒光。何明昆父子在大火中燒成兩段焦炭。此事原作自殺處理，后經複查定為被殺。自殺與被殺最根本的區別在於自殺沒有殺人責任人，被殺有殺人責任人。
實際上要採訪的內容還很多，關鍵的問題是時間不夠，我們在蚣壩採訪花的時間多了一點，還有好幾個重要的區、社急著要去。而且越採訪心裡越虛，根據我們的經驗，這種事件一般都是包得鐵桶一樣，讓我們這樣大大方方地採訪，心裡反而覺得不踏實。我與張明紅商量了一下，他說：「處遺工作宜粗不宜細，我們也要宜粗不宜細，首先抓緊時間把八個區全部跑一遍。以後有時間，再殺他一個回馬槍。」於是我們決定儘快結束在蚣壩的採訪，馬上轉到祥霖鋪去，據說那邊的情況比蚣壩這邊還要驚心動魄。
那天下午，我們早早地在蚣壩鄉馬家嶺村結束採訪以後，準備趕到蚣壩圩坐班車返回縣城。我們離開馬家嶺，沿一條簡易的砂石公路去蚣壩，路過一片茶山時，聽得路邊茶樹林中一陣簌簌的響聲，彷佛有一條趕山狗在裡面穿行，我們心裡一驚，正扭頭觀看時，一個人從茶山裡的小路上竄了出來，氣喘吁吁地攔住了我們，把我們嚇了一跳。該人五短身材，蓬頭垢面，年紀二十上下。
「記者同志，記者同志，我有一個情況要向你們彙報。」他急切地說著，樣子好像很緊張。
這時候我猛然想起，剛才在馬家嶺找村幹部了解情況時，禾堂邊有一個正在做木工活的年輕人，好像就是他。當時他正專心致志做著手上的事，頭都沒抬，莫非在尖起耳朵聽我們談話?
年輕人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看得出追我們追得蠻急：「記者同志，你們是不是下來調查的？能不能到我們大隊去調查一下？」看到他說話很急，我們說：「不要急，有什麼事慢慢說。你是哪個村子的？叫什麼名字？」「我是興橋公社許家大隊的。我們大隊也殺了蠻多人。大隊上的人不準說，說你們這些地主崽子這一次表現好就算了，表現不好，下一次上頭又喊殺，要殺你們個做種的都沒有。把我們那裡的人（遺屬）嚇得都不敢說話。」說完這句話，他轉身又跑進茶山裡，跑得那麼突然，就像他來得那麼突然一樣，沒等我們反映過來，已經消失在茶山之中。
我們站在那裡，良久無言。可以肯定這就是一個遇害者遺屬，我們在道縣採訪期間，採訪遺屬的機會並不多，像這樣自己找上門來的這是頭一次，這個年輕人在彼此都不了解的情況下，追過來向我們反映情況，該是鼓起了多大的勇氣啊！想到這裡，對他不留姓名匆匆離去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張明紅說：「小譚，農村中『左』的影響還是很深，想要肅清『左』傾思想的流毒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還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在採訪中一定要注意，千萬不能給受害者遺屬留下不必要的麻煩。」
我說：「這個我明白，我會注意的。但是我覺得無論怎麼說，許家大隊我們還是要去一趟的。」
「那是當然。沖著這個告狀的遺屬我們也應該去。」
聽到我們說要去許家大隊採訪，處遺工作組的同志感到有些奇怪：「你們要採訪可以去夏柳（殺36人，其中自殺1人），去麥子塘（殺36人，其中自殺4人），去洲背（殺31人，其中自殺2人），那裡殺人比較多，情況比較典型。 許家那邊比較簡單，也就是個中游水平（殺10人，其中自殺1人）。」
但是——許家那邊說簡單也簡單，說不簡單還真不簡單。筆者在前面說過，道縣文革殺人的個案，只要有機會深入採訪，就會有許多深層次有特色的東西浮出水面，許家大隊也不例外。
許家大隊文革殺人的來龍去脈還得從公社召開殺人動員會談起。（1967年）8月24日，興橋公社召開全社大隊以上幹部會議，公社武裝部長楊友道、「紅聯」司令王盛光主持會議並作了「重要講話」，大肆傳播「敵情」。王盛光在講話中傳達了「上級指示精神」，要求「每個大隊把罪大惡極、調皮搗蛋的壞傢伙幹掉兩個。」許家大隊的幾個主要幹部到公社參加會議之後，回到村裡，第二天（25日）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貫徹公社會議精神，經過討論，決定打個折扣，「幹掉一個」。幹掉的對象叫胡成潔，上中農，解放前當過偽保長，民憤很大。
8月26日，大隊召開群眾大會，先沒有驚動胡成潔，只是喊他和其他的四類分子都要參加會議，接受批判。開會時，大隊支書蔣紹友首先把從公社會議聽來的「敵情」傳達了一遍，然後說：「我們大隊也有這麼一個壞傢伙，搞了很多破壞活動，不老實改造，跟外面的『黑殺團』遙相呼應，企圖翻天……他以為自己隱藏得很好，乾的那些壞事別人不知道，但是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的一切反革命活動都在我們掌握中。現在給他最後一個機會，站起來，老老實實交代自己的罪行，爭取坦白從寬。」
此言一出，會場里的四類分子（包括子女）都把頭撳得更低了，都把眼睛看著地下。
蔣支書說：「他現在還不老實，還在負隅頑抗，企圖矇混過關，大家說怎麼辦？」
與會群眾一聲齊吼：「揪出來！」
話沒落音，早就站在胡成潔後面的兩個基幹民兵一把扭住他的手臂，反到後面，把他揪了出來。
會場上馬上響起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
「打到胡成潔！」
「階級敵人要翻天，我們堅決鎮壓！」
……
把胡成潔揪到台前以後，馬上又有人拿過索子來把他五花大綁捆了起來。
大隊貧協主席胡成明代表「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胡成潔的「罪行」和死刑。治保主任黃永恩、民兵營長許家龍帶領幾個基幹民兵把胡成潔拖出去用馬刀砍了。
殺了胡成潔之後，一個名叫楊玉如的地主婆嚇得魂不附體，竄塘自殺，喝了一肚子水沒死成，被家人撈起來，救了回去。
8月27日，公社又召開各大隊貧協主席、文革主任、民兵營長會議，通報殺人情況。會上，許家等大隊因思想保守、殺人太少受到批評。
8月30日上午，興橋公社黨委組織委員鄧宏春來到團結大隊（豹岩村、蓬塘屋村），召開團結片（包括許家、團結、葉子山等三個大隊）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擴大會議，各大隊黨員、紅聯頭頭全部參加，有40餘人。鄧宏春在會上說：「現在道縣的階級鬥爭形勢十分嚴峻，階級敵人蠢蠢欲動，他們要搞政變，搞暴動，要先殺黨后殺干，貧下中農殺一半。我們怎麼辦？我們要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現在貧下中農是最高人民法院，決定要殺誰，貧下中農說了算。團結大隊、許家大隊、葉子山大隊該殺的四類分子還要再殺一批，不殺不平民憤，不殺就不得了。要摸清底子，凡是在社會上搗亂的、擾亂社會治安的、調皮搗蛋的，該鎮壓的立即鎮壓。」
據處遺工作組有關材料披露，團結大隊在文革「殺人風」中共殺20人，其中自殺2人。67年8月30日，公社組委鄧宏春到團結大隊召開會議，督促殺人，這次殺了9人。在策劃組織了團結大隊的殺人行動后 ，鄧宏春又親自來到許家大隊，研究「補火」問題。鄧委員說：「許家大隊對階級敵人的鎮壓行動太過於心慈手軟了......好比煮了一鍋夾生飯，吃不得，要狠狠地補上一灶火。」經研究決定再殺8人，名單如下：地主分子許振舒，男，56歲；許振舒的兒子許家鑾，男，37歲；地主分子許振柏，男，54歲；許振柏的兒子許家益，男，21歲；地主分子許振書，男，54歲；地富子女許家昆，男，33歲；許家倫，男，31歲；上中農許家能，男，50歲。許家能雖然不是四類分子，但這個人嘴巴子多得很，喜歡講怪話，對社會主義不滿，因此決定也同階級敵人一起鎮壓了算了，反正一個富裕中農離階級敵人也就是一步之遙。
當天晚上開會宣布死刑的時候，許家益拚命地喊口號：「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我不做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要做貧下中農的接班人！」大隊支書蔣紹友聽了，對其他幾個主要的幹部說：「家益這個乃崽平時表現得還是蠻老實的，這一次他要走革命的道路，我看還是給他個出路，留下來也好教育其他地富。」其他幾個幹部說：「蔣支書講了給出路，就給出路吧。」於是就叫民兵把許家益牽了過來，跪在地上。蔣支書問他：「家益，你不做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要做貧下中農的接班人，那我問你，貧下中農這一次殺得對不對？」「殺得對，這是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把你老子老兄他們殺了你沒有意見？」「沒有意見，他們是罪有應得！」「判你的死刑，你也沒意見？」「也沒有意見，但是我要求跟他們分開殺，我就是死了也要跟他們劃清界線。」「好！」蔣支書高興地說：「有你這個態度，我們可以考慮對你寬大處理。但是這個事情我一個人做不了主，還得廣大貧下中農說了算。」許家益聽得這個話，轉過身子對著站在一旁的貧協主席胡成明拚命磕頭，留著眼淚說：「成明叔，你老這一次能夠給我一條出路，我這一輩子報答你的大恩大德。」胡成明說：「家益啊，給你一條出路不難，但是你要保證老老實實改造，地富裡面有什麼情況你要馬上彙報。」許家益連聲保證：「我老實改造，我一定彙報。」於是當場就把他的索子解脫了，宣布寬大處理。
這時候，又有人提出來，楊玉如這個地主婆抗拒改造、畏罪自殺怎麼辦？又決定把楊如玉捆起來，陪斬。楊玉如當時躲在家裡，把門閂得緊緊的，民兵跑去敲門的時候，她以為是要來殺她了，一索子弔死在樑上。
7個人被殺對象，當天晚上由治保主任黃永恩和民兵營長許家龍帶領民兵押到鴨子塘那邊，黃永恩一個人一口氣砍了6個人，剩下1個，黃永恩說：「不能只有我一個人革命，你們都不革命。」眾人聞言，一起上來把最後一個亂刀砍死。
殺人之後，大隊成立「浮財清理小組」，將被害人家財物查抄一空。
接下來，大隊團支部書記許立元和他的父親許成仁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大隊還隱藏了一個日本保長，我們不能只殺地富，不殺漢奸。」
原來本大隊有一個叫做許立陞的人，這個人土改時划的中農，土改后參加工作，現在興橋公社夏柳小學當老師。說起他當日本保長這段歷史問題，如果不是許立元、許成仁兩父子提起來，大隊上的人幾乎都不記得了。1944年9月，日本鬼子打到道縣，在縣裡成立了「維持會」，縣「維持會」要求下面各村每村推舉一個保長出來，當時年僅18歲的許立陞因為讀過幾句書，斷文識字，被族人推舉出來應了這個差。到當年年底，日本鬼子退走，許立陞這個挂名的日本保長當了不過兩個月，不但日本鬼子的面沒見過，連縣裡漢奸的面都沒見過。但不管怎麼說這還是嚴重的政治污點。按照鄉親們回憶許立陞在當日本保長期間沒幹過什麼壞事，是族裡人推出來應付上頭的。可是那年年底許成仁被白崇禧部隊抓了兵，懷疑是許立陞背後搞的名堂，一直耿耿於懷，就想趁著這個機會報仇雪恨。
許立陞做夢都沒想到這段經歷會給他惹來殺身之禍。他以為家庭出身中農，又是人民教師，吃國家糧的，不歸農村管，各次政治運動都沒有犯過任何錯誤，就是村裡的人殺光了也莫想殺到他頭上來。所以當許成仁等人帶著民兵來抓他的時候，他憤怒地抗議：「我是中農出身，人民教師，你們憑什麼抓我？」許成仁一句話就把他打蔫了：「你這個日本保長，你這個漢奸！還不老實，老子一槍（鳥銃）斃了你。」
由於許成仁、許立元等人堅持要殺許立陞，大隊上的其他幹部也都同意了。9月21日，許成仁親自把許立陞牽去「執行死刑」。這時候許立陞大概也知道了一點事情的來由，他哀求許成仁道：「成仁叔，（二人年級相仿，但輩分相差一輩）你我無冤無仇，你老放我一條生路，我一輩子都會記得你的大恩大德。」許成仁冷笑一聲：「無冤無仇？你解放前抓了我的兵，這個仇我記了一輩子。」許立陞還想解釋：「成仁叔，那個事情怪不得我……」許成仁打斷他的話怒斥道：「不怪你怪哪個？少啰嗦，今天放了你，好讓你明天來殺我？」說完端起鳥銃對著許立陞開了一銃。許立陞中彈倒地以後沒有死，許成仁又拿過一把馬刀來，把許立陞的手指砍掉放血。許立陞痛得在地上打滾，拚命哀求道：「求你給我一個痛快，求你……」許成仁說：「你想死得快也可以，我問你，認不認罪？服不服法？」許立陞把眼睛死死地閉上，直到斷氣，再沒說一句話。

第三十五章  清溪區殺人的來龍去脈

清溪區位於道縣東部，地跨瀟水、泠水（寧遠河）兩岸。著名的把截大嶺從寧遠入境，向南延伸，形成道州盆地的東部邊緣。瀟水經東門、清溪、青口三個公社流入雙牌縣的紫金山，1961年雙牌水庫築壩蓄水以後，這段河道和三個公社的部分地區成為雙牌水庫庫區。發源於寧遠縣九凝山的泠水，在水市、大陽洞穿過把截大嶺流入道縣，經柑子園公社，沿把截大嶺西麓北行，到達油湘公社，在這裡匯納兩條發源於寧遠的小河，拐頭向西，於青口公社的武家灘注入瀟水（雙牌水庫）。該區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一個殺人「重災區」，共殺617人（被迫自殺51人），其中槍打74人，刀殺93人，沉河180人，炸死14人，投岩洞19人，活埋108人，棍棒打死51人；滅門24戶。
要摸索清溪區文革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還得從該區武裝部長蔣友元說起。蔣部長是個直筒子、爆脾氣，不像鍾昌友那樣天生是塊當政委的料，生性是個喜歡打衝鋒、打硬仗的角色。正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他手下的清溪民兵自衛團在道縣民兵師中也是大腿上綁銅鑼——走到哪響到哪。（67年）8月15日，蔣友元接到「紅聯」總部通知，到營江參加武裝幹部會議。會議在營江小農場的塘邊召開，融融月光下，大家一邊乘涼，一邊吃西瓜，一邊開會。鄭有志在會上介紹了「革聯」8•8搶槍的過程和其他「反革命罪行」，然後出了個題目叫大家討論：「革聯」是屬於什麼性質的組織？「革聯」搶槍是否是反革命政變？與會者對「革聯」的反革命性質和滔天罪行表示了極大的階級義憤。經討論，會議決定：一、每個公社抽調20名民兵集中到營江進行文攻武衛；二、建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勝利」的道路；三、每個區都要把民兵組織起來，設卡站崗，清溪區負責水路，四馬橋區負責湘源錫礦方向的道路，車頭區負責零道公路，壽雁區負責通往廣西方向的道路，嚴防「革聯」下鄉串連，嚴防階級敵人暴動。同時研究了拔掉二中（「革聯」總部）這個土圍子的初步方案。在談到加強對四類分子管制的問題時，鄭有志說：「四類分子調皮搗蛋的可以幹掉幾個。」
會議開了大約一個小時，有人來報，說二中「飛虎隊」要來偷襲。為防萬一，鄭有志連忙招呼大家散會。
8月17日上午，蔣友元在營江給清溪區秘書左昌雲掛了個電話，傳達營江會議精神。電話中特彆強調，四馬橋有地富殺貧下中農，要清溪一定要提高警惕，千萬不能讓敵人先下了手。左昌雲接到電話后不敢怠慢，立即向下面各公社秘書作了傳達。
第二天，蔣友元回到清溪，找到區公安特派員聶告春商量加強對四類分子管制等事宜。兩人議了一下，決定20號開一個全區幹部大會，由蔣友元傳達上級精神。
20日開會之前，鄭有志從營江來過電話，說軍分區趙司令和47軍梁連長要來營江，叫蔣友元趕快趕來彙報敵情。事關重大，蔣友元只好把清溪開會的事交給聶告春和左昌雲等人，自己帶著一隊民兵火速趕去營江。
21日，向趙副司令員和梁連長等彙報敵情，就是筆者前面寫過的「營江彙報會」。
「營江彙報會」結束后，下午3點多鐘，鄭有志招呼蔣友元等人，在白地頭大隊部開了一個各區武裝部長聯席會議。這是一個小範圍的核心會，與會者只有8人：鄭有志、鍾昌友、廖明忠、劉厚善、劉富希、蔣友元、楊衍生、彭仲球（營江公社武裝部長）。會上通過一項重要決議：做好革命的兩手準備，如果47軍不採取措施取締「革聯」，我們就組織力量消滅它。每個區挑選60名比較好的退伍軍人，8月23日晚到一區鄭家大隊集結待命，由劉厚善負總責，其任務是守住去寧遠、（湘源）錫礦的公路，水陸兩路卡死二中（「革聯」）的進出，統一行動，兩面夾攻，消滅「革匪」。另外，發動全縣民兵和群眾不送公糧，也不進城賣小菜，看「革匪」能頑抗多久。民兵組織起來以後，吃飯的問題從公糧中解決，走到哪裡吃到哪裡。
聯席會議開到下午6點多鐘散會，路上，鄭有志詢問各區殺四類分子的情況。劉厚善（一區）、蔣友元（九區）、楊衍生（十區）都說自己的區里沒有聽到有殺四類分子的情況。劉富希（八區）說：「楊家殺了7、8個，怎麼辦？」鍾昌友（二區）說：「梅花打死了一個。」廖明忠（四區）說：「橋頭斗死了一個。」鄭有志：「我們區廖家一個晚上就搞掉6個。武漢、長沙武鬥打死那麼多，死了還不是死了。崔（保樹）部長說了，現在關鍵的問題是解決『革聯』的問題，『革聯』的問題解決了，其他的問題都好辦。」
22日上午，蔣友元從營江回到清溪，剛進區公所，就在房間門口遇上了左昌雲，左笑咪咪地迎上來說：「蔣部長，你回來了。」蔣友元說：「回來了，回來了。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營江的民兵已經組織起來了，還成立了『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有兩個調皮搗蛋的壞東西，被『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幹掉了。我們區如果有調皮搗蛋的也要幹掉一兩個，剎剎歪風。」左昌元說：「蔣部長，我也要向你彙報一個好消息，我們區各項工作都已經全面展開了，尤其是青口公社走在最前面，他們已經開過了『五巨頭』會，搞得轟轟烈烈。」原來，8月15日，青口公社武裝部長李敬學跟蔣友元到營江參加武裝幹部會後，回到公社沒有按照慣例等區里開會以後再跟著開會，而是搶先一步，在8月17日召開了全社大隊支書、民兵營長、治保主任、貧協主席、文革主任會議（俗稱「五巨頭」會議）貫徹營江8•15會議精神，渲染「敵情」，煽動殺人。（區里20日開過會後，該公社又於21日再次召開會議部署殺人。）
聽了左昌雲的彙報，蔣友元連聲說好，又說道：「我在營江那邊還有一些要緊的事要辦，這邊就交給你們了。」
左昌雲連聲說：「蔣部長，你放心，你放心。」
當天下午，左昌雲就向清溪、青口、柑子園、油湘、白芒鋪等五個公社全部打了一通電話，傳達蔣部長關於「調皮搗蛋的幹掉一兩個」的重要指示，並通知各公社主要負責人23號來區里參加脫產幹部會議。
從來做事雷厲風行的蔣友元也於當天把集中民兵的事情辦妥了，並於23日晚帶到平塘，封鎖零道公路，準備攻打二中。但由於蚣壩區民兵未來，破壞了統一步調，攻打二中的事情暫時擱了下來。
這一天（23日）清溪區里召開了第二次殺人動員會。當天下午，青口公社青口大隊將本大隊一名地主分子魏永成和一名地富子弟何靖東（據說參加了革聯）牽出去沉了河。當天晚上，白芒鋪公社白芒鋪大隊在公社武裝部長余芳元的指示下殺了3人；野竹福大隊也將一名四類分子周健沉了河。
其他幾個公社動作稍慢一點。
油湘公社8月25日召開民兵誓師大會，公社公安特派員李本躍主持，公社秘書何潤龍傳達區8•23會議精神，煽動部署殺人。
當天晚上，痛感已經落後於形勢的李本躍親自到油湘大隊找到大隊支書王茂彬面授機宜，當晚即召開大隊幹部緊急會議，研究殺人名單。第二天殺了6人。
8月27日，公社主任陳四桂到同心大隊煽動部署殺人，效果比較明顯，一傢伙殺了16個。
清溪公社的殺人動員會也是在8月25日召開的，主持會議的是公社武裝部長李賢才，傳達區8•23會議精神的是公社秘書廖明彪。此二人在本次處遺工作開展前相繼病故，很多事情因為死無對證變得很難說得清楚。
相對而言，白芒鋪公社的情況要清晰明了一些。白芒鋪公社也是8月25日召開各大隊幹部會議動員殺人的。
下午，公社紅聯頭頭、公社幹部何明玉以特派員的身份下到灣田大隊督促殺人，共殺12人。
當晚，公社婦女主任何茂菊到新鋪大隊煽動督促殺人，共殺34人，其中最小的只有28天。
當天，紅聯頭頭、公社會計左昌琪下到竹山大隊煽動殺人，因大隊幹部意見不統一，沒殺成。28日，左再次來到該大隊，結果殺2人。
8月26日晚，公社婦女副主任吳代貞下到繞塘大隊煽動督促殺人，共殺17人。
8月28日，公社武裝部長余芳元再次召開大隊幹部會，統計殺人數字（根據余部長的統計，白芒鋪公社8月23-28日共殺72人），表揚先進，督促後進。會後，8月29日又形成一次殺人高峰，殺30餘人。
柑子園公社的殺人情況，將在下文中結合「柑子園公社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成立的過程專門講述。
關於清溪區層層開會、層層策劃部署殺人的具體過程不再贅述。不贅述的原因有二：其一、這些會議，從內容到形式都與我們前面寫過的清塘區、蚣壩區大同小異，幾句話反反覆復，說來說去，沒什麼新鮮東西。其二、與清塘、蚣壩等區一樣，現在揭發出的各個責任人在會上的發言、講話、指示都明顯地有作過某種修正的痕迹，特別是某些關鍵性字眼，無一例外地使用其他中性字眼替代了。不過這也容易理解，人都有趨利避害的天性，殺人有功的時候，恨不得說都是自己親手殺的，沒有自己，人就殺不成，他們怕死不革命，老子刀山敢上，火海敢闖；臨到要追究責任的時候，就變成了我從來沒有指示過殺人，開始殺人時我信都曉不得，後來下面殺得血湖血海我才曉得。人們只能從會議之後出現的嚴重後果去反推他們在這些會議上究竟說了些什麼，幹了些什麼!

第三十六章  區武裝部長親臨殺人第一線

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區武裝部長臨上殺人第一線的僅有蔣友元一人，其他人基本都是君子遠庖廚，不去這種地方。對於這一點，蔣友元感到憋屈得慌，他說：「我就是一根腸子到屁眼，筆直的一個人。文化大革命的那些破事，我是老虎不吃人，形象惡。不像有些人躲在後面盡出歪點子，把我頂在前面當槍使。」
那麼這桿槍到底是怎麼使的呢？
前面已經說過，8月23日，蔣友元按照8•15營江會議的決定把清溪民兵自衛團的60名骨幹帶到了指定的集結地，準備打二中，沒打成。這時，一區武裝部長劉厚善來找他借槍，因為一區決定24號在龍江橋開一個萬人殺人現場會，會上準備槍斃1個壞東西（后臨時增加至6個），害怕「革聯」搞破壞，特請求清溪民兵自衛團派武裝民兵支援。蔣友元說：「派人派槍沒有問題，但是沒子彈。」蔣友元手上槍倒是有幾十條，但子彈奇缺，特別金貴，他有點捨不得。劉厚善說：「子彈我來想辦法。到時候，你的人馬一定要到堂，千萬誤不得事。」蔣友元是個實在人，應承的事，就是駟馬一鞭，次日清早就帶著十幾條槍到了龍江橋，索索利利把事辦了，也不待劉厚善說聲多謝，又帶著民兵回了白馬渡 民兵指揮部。
第二天（25日）下午3點多鐘，清溪民兵自衛團設卡站崗時，看到河對面東門公社高車大隊牽著一隊地富去沉河。被沉河的人中，一個叫梁先雨的地富子弟仗著水性好，突然跳河泅水逃跑。高車的民兵沿河一路喊一路追。清溪民兵自衛團的民兵在河這邊看到了，也跟著追。一個名叫李先財的民兵排長端起步槍，瞄著水裡的「逃犯」，「砰砰」兩槍，可惜沒打到。蔣友元的鼻子都氣歪了，大罵李先財：「你浪費我兩發子彈，要賠！還說是什麼複員軍人、神槍手，你就吹吧，反正吹牛不犯法。」罵得李先財面無地色。

說到梁先雨，筆者不禁有點為他惋惜，本來他有可能創造死裡逃生的奇迹，但運氣實在差了一點，碰到了清溪民兵自衛團的民兵。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沉河的一般做法都是將「人犯」雙手捆在背後，再吊一塊大石頭，或者掛一個裝滿卵石的小竹簍子在脖子上，然後丟進河裡。據說梁先雨吊的是一塊石頭，不像竹簍子那樣容易系得牢實，跳到河裡以後，七弄八弄，不知道怎麼弄的，竟然把捆在身上的大石頭弄脫了，石頭一脫，「通」的一聲，腦殼衝出了水面。 隨著民兵們的一聲驚呼，已經順流游出了幾丈遠。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跳河逃跑的舉動，被河對岸的清溪民兵看見了，李先財砰砰兩槍沒有打中。狡猾的梁先雨把頭向水裡一沉，做出一個好像被打中了的樣子，潛在水底向下游游去，再次露出頭來，又是十幾丈開外。雖然還在步槍射程之內，卻已遠遠超出了鳥銃的殺傷範圍。鳥銃打不著，步槍又怕浪費子彈，民兵和幹部們只好高聲吆喝著沿河岸追趕。梁先雨雙手被捆，行動受到極大限制，眼看就要被追上，強烈的求生慾望，竟然使得他猛地掙脫了捆手的繩索，人好像一下就飄了起來，遊動的度明顯加快。沿河遊了大約兩里來地，前面出現了一條廢棄的攔河壩，兩排殘缺不齊的木樁有些還露在水面上，水流過去激起一線水花，遠遠望去一道白森森的水線橫在河中。梁先雨如果能趕在民兵之前游過攔水壩，或許尚有一線生機。但人在水裡游畢竟不如岸上跑得快。沿瀟水兩岸追趕的民兵先後都在梁先雨之前短到了壩上。梁先雨看到前面攔河壩上有民兵短著，轉身向河西遊，河西的民兵端著鳥銃、揮著馬刀短過來；他又轉身向河東遊，河東的民兵端著鳥銃、揮著馬刀短過來。這時候，岸上的民兵已經完全不著急了，輕鬆地在河岸上跑來跑去，看著獵物在河裡作徒勞的垂死掙扎。幾個來回下來，梁先雨精疲力竭，徹底絕望。他放棄了最後的掙扎，手也不劃了，腳也不踹了，讓水流推著他慢慢地靠近攔河壩壩基，當身體觸到了傾斜的壩體，他抬起頭，看著壩上端著鳥銃的民兵，拚命地向前爬了兩下，猛然從水裡站起來，雙臂下垂，閉上眼睛張大了嘴巴拚命喘氣。十幾支上了鐵碼子的鳥銃一齊轟響，一團團灰色的煙霧在壩上騰起。梁先雨身子向後一仰，直挺挺地倒在水中，一圈又一圈殷紅的血液在湍急的流水中漾開，旋即吞沒在白色的水花中……
就在同一天，白馬渡大隊開會研究，決定殺5名壞東西（3名地富、2名貧農），大隊支書黃名佑（黨的「十大」代表）打發治保主任朱榮恩到白馬渡民兵指揮部請示蔣友元。蔣友元說：「群眾講殺就殺。」得到批准后，白馬渡大隊當晚就行動抓人，有2個傢伙得了信逃跑了，只抓得3人，於27日沉了河。為表示對「貧下中農革命行動」的大力支持，蔣友元親臨殺場監斬。
同日，（8月27日），蔣友元帶領清溪民兵自衛團的40多個民兵到油湘公社執行任務，在油湘大隊幹部葉友成家吃晚飯時，葉友虎向蔣部長請示殺人問題，蔣答覆道：「一兩個四類分子殺了還不是殺了。」
第二天，油湘公社在供銷社樓上召開各大隊幹部會，李本躍主持，蔣友元作報告。蔣在報告中著重講了兩個問題：一是「革聯」的問題。他說：「革聯這個組織嚴重不純，9個頭頭有7個出身不好，扛槍的人70%是四類分子（子女）。8月8號，他們搶了武裝部的槍，搞反革命政變，一旦讓他們的陰謀得逞，我們貧下中農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們就跟國民黨一樣，下來搶錢搶糧，殺豬，無惡不作。」二是殺地富的問題。他說：「貧下中農起來殺了幾個地富，這是革命的行動。我們說『好得很』，『革匪』說『糟得很』，說明他們跟地富是一個鼻子出氣的……對於四類分子老老實實的可以不殺，調皮搗蛋的可以殺兩個。」併發了摸底表，要求各大隊上報殺人名單。
會議后，油湘公社再次出現殺人高峰。下面要講的躍進大隊放出殺人「衛星」就是這次會議的一個直接結果。

第三十七章  縣委組織部長指示殺人

道縣文革殺人期間任中共道縣縣委組織部長的王安生，文革初期因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受到衝擊，1967年「一月奪權」以後，作為「犯過錯誤的當權派」掛了起來。「革聯」8•8搶槍之後，「紅聯」總部從縣委大院退守營江，一批受「紅聯」控制（或曰保護）的領導幹部隨之疏散到道縣各地農村。王安生就是這些幹部中的一員，他到了清溪區青口公社團結大隊。團結大隊是王安生搞「社教」時蹲點的地方，他跟這裡的幹部群眾很熟，這裡的幹部群眾跟他也很熟。在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特殊時期，能到這樣的地方暫避風浪，確實是一件讓人心情愉快的事情。雖然王安生這一次來青口，遠遠不如前一次那麼風光，但團結大隊的幹部群眾還是認他這個父母官。有一首文革中頗為流行的民謠說得好：雞是雞來鳳是鳳，鳳凰落毛不如雞；有朝一日毛長起，雞還是雞來鳳還是鳳！王部長就是這樣一隻脫毛的鳳凰。
（1967年）8月中旬，王安生來到團結大隊，先在大隊貧協主席蔣先富家住了三天，后被青口公社副書記周書接到廟頭三隊老貧農何文擾家住，和周書兩人同住一間房子。王安生來大隊時，大隊尚未出現殺人問題。以後大隊先後兩次殺人，王安生都住在何文擾家。
8月21日，青口公社武裝部長李敬學在公社召開各大隊民兵營長、治保主任、貧協主席會議，貫徹上級領導的精神，說是又要殺地富了。團結大隊派去參加會議的民兵營長何昌錕、貧協主席蔣先富、治保主任鄭三喜回來后，向支書何家生做了彙報，當晚即召開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議，決定殺地富分子何靖東、魏永成二人。
8月23日上午，殺何、魏時，王安生和周書都在這個大隊 。梅花公社社長何昌金是青口廟頭人，正好回家休息，當時，瀟水漲水，何昌金到河邊看洪水，看見王部長和周副書記也在這裡，連忙接到家裡。泡上茶，點上煙，擺上紅瓜子，剛坐下來不久，就見民兵營長何昌錕等人趕來報告：「王部長，今天我們大隊要殺兩個壞分子。」王安生點頭笑笑，說了一句他平時最愛說的口頭禪：「那好！那好！」何昌錕等人風風火火地要走。何昌金招呼他們喝杯茶再走，何昌錕搖搖手說：「等一下來喝。」茶水還沒涼，何昌錕等人又來報告：「兩個壞東西已經幹掉了。」王安生又是點頭一笑，又說了一句：「那好！那好！」
9月4日，團結大隊在大隊小學校的大廳屋召開生產隊長以上幹部和黨團員參加的幹部會。周書和王部長列席會議。周書首先領讀了毛主席關於對敵鬥爭方面的幾條語錄。據與會者回憶大概是這麼幾條，一條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一條是「敵人磨刀我們也要磨刀。」一條是「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打倒。」接著要民兵自衛團成員、大隊貧協主席蔣先富介紹外邊階級鬥爭的經驗。聽了蔣先富的介紹，與會的幹部和黨、團員一致認為：我們大隊太保守了，必須迎頭趕上。特別是幾個團員小青年更是嗷嗷地叫著要殺（階級敵人）。治保主任鄭三喜、大隊長魏在華就殺地富反壞的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提出要殺就全部殺光的意見。王安生坐在門邊，笑眯眯地抽著香煙，看到貧下中農被充分地發動起來，他的心裡非常歡喜。具體定殺人名單的時候，怕泄密，又把會議縮小範圍轉移到四隊後面的廣山裡去開。廣山裡會議上定下了殺19個人的大盤子。
9月5日， 19個對象無一漏網，被乾淨徹底消滅。
第二天，王安生到王家灘去，路上碰見了鄭三喜。鄭三喜看到王安生高興得很，問：「王部長，你看我們幹得怎麼樣？」王安生說：「你們的會開得很好！幹得不錯！這問題是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要殺我們。」
王安生從王家灘回到廟頭以後，房東何文擾在王的住房邊碰見王安生。何文擾問王安生：「（地富）子女能不能殺？」因為昨天殺人的時候，把一些地富子女也一起殺掉了，老貧農人老心慈，覺得殺地富天經地義，殺子女是不是有些過火了，想請教一下王部長。王安生回答說：「子女能不殺當然最好不殺，問題是這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敵人，我們不殺他，他就會殺我們的。」
另外據青口公社宜山坪大隊（該大隊文革「殺人風」中共殺7人）的基層幹部揭發，文革殺人期間，他們曾就殺人問題請示過王（安生）部長。當時正是大屠殺開始的時候，該大隊和附近幾個大隊均未開始殺人，宜山坪大隊支書唐芳明問王安生：「王部長，有的地方在開始殺地富了，我們大隊也想殺幾個可不可以？」王安生說：「哈，你看不到呀？群眾要求殺就殺吧。不過你們的動作要快，再遲可能就不行了……」該村第二天就殺了4個。此事1968年47軍6950部隊和道縣革命委員會舉辦的「揭蓋子學習班」上，經檢舉揭發併當面對質，王安生本人當場低頭認罪。
但是這次處遺工作開始以後，王安生對以上問題全部否認。道縣處遺工作組根據上級指示，組成「王安生同志問題專案調查組」進行深入細緻的調查，認定了一些問題，也有一些問題因當事人死亡而難以認定。如此看來，筆者的這段記錄似乎有悖於本文寫作的基本原則：所寫內容，必須是旁證者眾口一詞，當事者供認不諱的。王安生死不認賬，怎麼能寫上呢？但筆者手上有一份1968年「揭蓋子學習班」留下的檢舉材料，白紙黑字記錄著，在這個學習班上，王安生與其他當事人當面對質並低頭認罪的情況，這——能不能認為是王安生已經供認不諱了呢？至於以後的翻案說詞有多大的真實性，盡可見仁見智。

第三十八章 柑子園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正式掛牌

道縣在文革殺人事件中湧現出來的「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數以百計，但大多沒有具體的組織形式，基本上是所謂「貧協」的一個代名詞，正式成立組織掛牌辦公並開庭審案的僅清溪區柑子園公社一家。
1967年8月23日。柑子園公社小會議室。公社武裝部長敬慎修、公社「紅
聯」政委胡代維、公社貧協副主席梁域等人，臨時召開了一個緊急碰頭會，研究區委秘書、區「紅聯」政委左昌雲的電話精神。早晨邊子，左政委從區里打過電話來：
「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現在營江公社成立了『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調皮搗亂的四類分子已經殺了兩個，你們那邊情況怎樣？」公社秘書接到電話后連忙向在公社主持工作的敬慎修等人作了彙報。敬慎修立即指示秘書通知有關人員火速到會議室開會。
會議氣氛十分熱烈，與會者都感到非常振奮。公社貧協副主席梁域(公社小學民辦教師)說：「我們柑子園的工作一貫不落人後，這次也不能例外，我們也要馬上成立『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全體與會者一致表示同意，並推舉梁域任院長。
這一下，倒令梁域感到很不好意思，說：「我能力差，怕擔不起這樣的重擔。我看還是請敬部長兼任比較合適。」
敬慎修說：「梁主席你就不要謙虛了，你是秀才，年紀比我大，水平比我高。我工作多，還是你當更合適些。」
最後決定舉手錶決。
表決結果梁域當選。
梁域當選院長后，馬上找來木牌、油漆等物做招牌。他是小教出身，寫得一手漂亮的美術字。寫完「柑子園公社貧下中農」九個字，正要落筆「最」字時，梁域突然想到一個問題，停住筆請示一旁的敬部長、胡「政委」等人：「這個『最高』兩字是不是改一改？如果寫上了『最高人民法院』幾個字，就表示我們在奪中央的權，中央的權是奪不得的，搞不好要犯大錯誤。」「那，你看怎麼改好呢？」敬慎修問。梁域略一思考說：「是不是改成『高級』？」「好，就改高級!」敬部長一錘定音。
中午時分，在一陣三眼銃和鞭炮的轟鳴聲中，「柑子園公社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的招牌掛上了公社大院的門口。新鮮而工整的油漆字在熾熱的日頭下顯得格外醒目。
好多人跑來觀看，指指點點，議論紛紛。
當即就有紅衛大隊治保主任唐再紅等人向公社武裝部長敬慎修和梁院長報告該大隊陳世碧等人逃跑上山搞暴動的情況。 敬、梁當即帶領公社自衛營民兵三十餘人，趕到紅衛兵大隊「剿匪」。發現陳世碧等人正在田裡搞「雙搶」，一身水一身泥，黑汗水流。梁院長站在田坎上，招招手，把他們喊上來。民兵們一涌而上，把6個正在出工的「土匪」擒住，捆個結實。由於是捆「土匪」必須要捆緊些，痛得陳世碧等人拚命叫喚。梁域命令，押回公社，聽侯處理。陳世碧等人痛得渾身冒汗，身子拘成一團，走路不動。民兵們便在後面，用槍口頂著，催他們快走。陳等人不知死期已近，拚命地喊著：「小心點子，小心點子，千萬別走了火！」
翌日，「柑子園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首次開庭，梁域主審，對陳世碧等人進行審訊，並佐之以繩索棍棒。由於唐再紅等人反映的情況太過離譜，陳世碧等人拚命喊冤。梁院長決定先關起來再說。
同日，公社幹部會上，胡代維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營江有調皮搗蛋的(四類分子)，我們這裡有沒有呢？營江搞掉了兩個，我們這裡也要不要搞掉兩個呢？」
25日，公社召開各大隊主幹會議，作出了「個別四類分子調皮搗蛋，可以搞掉兩個」的決定。
當天傍晚，敬慎修召集梁域等人在公社門口的馬路上，邊散步邊議工作，研究如何處理紅衛大隊抓來的那幾個人，決定寬嚴相濟：殺四人，寬大二人。
正好有個寧遠地方的癲子(精神病人)，叫劉洪福，瘋瘋癲癲竄到了這裡，被站崗的民兵抓住盤查，見他「裝瘋賣傻」，答非所問，認定是「革聯」派來的探子，送來公社處理。敬慎修親自審問后，下令自衛營民兵將他與陳明勛等四人一起執行。行刑時，陳明勛四人嚇得屎尿拉了一褲子，劉洪福覺得好玩得很，高興得不得了。

「柑子園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成立后，先後共開庭審判了13人，其中8人被判死刑，5人「寬大」處理。這在當時還算文明的，因為畢竟還有那麼個「程序」，「人犯」還可以申辯(有沒有作用兩說)。後來，因「手續簡化」，「權力」下放到各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公社這裡就只剩下個空架子，有名無實了。
但敬部長和梁院長閑不住，時時刻刻關注著下面的殺人進度。8月27日，敬慎修了解到艷旗大隊在他與梁域兩次指示幹掉廖上修、鄧足娥等人的情況下，一直拖著不執行，非常惱火，他氣呼呼地給艷福大隊支部書記搖電話：
「萬支書吧，我是敬慎修。你們那裡怎麼搞的，到現在還不動手？岩口已經殺了兩個，你們那裡情況那麼複雜……不能掉以輕心啊!」聽到萬支書還在電話里囁囁嚅嚅，敬慎修說：「怎麼這麼右傾啊？你要好好考慮考慮，不要再拖了!趕快商量一下，該殺就殺。」
當晚，該大隊殺了7人。
同日下午，敬慎修在公社門口碰見紅旗大隊的民兵營長，指示他：「你回去傳達一下，岩口已經殺壞人了，你們大隊有壞傢伙的話，明天開個貧下中農會，發動群眾殺他幾個。」
第二天，該大隊殺了6人。
於是殺得遍地開花，而且花樣翻新、殘忍之極。例如，該公社善祥大隊第二批殺人時，把地富子弟范成先，17歲，弟弟范解光，14歲，妹妹范榮雲，15歲，三兄妹活活下到廢窖里，然後點燃一捆稻草丟到窖里慢慢地熏。滾滾濃煙嗆得范家三兄妹在窖里鬼哭狼嚎，窖上的殺人兇手興奮得手舞足蹈。等到窖里聽不到動靜，估計熏得差不多了，又搬來幾塊大石頭，一陣猛砸，這才揚長而去。
……
緊接著，8月29日，柑子園公社召集各大隊書記、貧協主席、民兵營長等幹部開會。本來說是召開一個制止殺人的會議，開著開著開成了一個動員殺人的會議。這一天，47軍6950部隊奉命進駐道縣，制止武鬥，制止殺人，會上，公社副書記裴××傳達了47軍制止殺人的電話。可是緊接著胡代維的講話，卻表揚了那些行動快、殺人多的大隊，點名批評了那些未殺人的大隊。挨了批評的大隊很不服氣，殺人誰不會呀？會後，東風、勝利等大隊回去就殺了15人。
會議當中，梁域再次行使「柑子園公社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職權，把衛星大隊的幾個主要幹部留下來碰頭。梁域說：「叫你們留下沒別的事，主要就是研究搞掉朱用進的事。這個傢伙『社教』時被劃為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撤了副大隊長的職，黨員也免登了，他一直不服，到處告狀，翻案，很囂張!還揚言要殺我和敬部長。為保衛『社教』成果，『公社貧下中農高級法院』決定今晚行動，幹掉他。」
前來碰頭的幾個大隊幹部說，光搞掉他一個人不行，非得要搞，就連他的兒子朱時佑、朱時春，兄弟朱用章一起搞掉才行，不然後患無窮。梁域表示同意。研究具體行動方案時，大隊幹部提出，朱用進幹部當得久，虎死不倒威，在大隊有一定勢力，要搞掉他家父子恐怕還要公社出面才好。梁域說：「你們放心，只要你們好好監視起來，莫叫跑脫了，其他問題公社解決。」
梁域為什麼非要幹掉朱用進父子呢？
據梁域等人說，是因為朱用進戴上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的帽子以後，不但不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反而十分囂張，多次揚言要殺人，廣大貧下中農對他恨得要死、怕得要死，一致要求對他採取革命行動。
據道縣處遺工作組多方調查，認為——
梁域提出殺朱用進父子的主要原因是：1963年梁域販賣毛線、茶油被寧遠縣水市工商所沒收，梁回大隊要朱用進開出證明，朱未給證明，產生隔閡。梁域「社教」時任大隊貧協主席，整過朱用進家裡划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的材料，並組織批鬥朱用進數次。朱用進一直不服，多次上告。「文革」殺人中，梁域多次向敬慎修彙報朱用進的問題，藉機報復。
關於要殺朱用進父子四人的原因還有一個說法：朱用進有一個弟弟叫朱用通，當時在東北工學院讀書，暑假回家，被懷疑是「革聯」派來的探子，派民兵去抓捕，被他躲在屋檐下面逃脫了。懷疑是朱用進透的消息，所以決定要搞掉他。
不論哪種原因，要殺朱用進父子，梁院長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當晚，趁著月光好，敬慎修、梁域親自帶領公社自衛營民兵，在衛星大隊幹部民兵配合下，將朱用進等四人抓到公社衛生院後面的茶山裡。朱用進對自己也可能被殺毫無思想準備，直到被拖進茶樹林，才曉得大事不好，雙腿一軟，撲通跪了下來，磕頭如搗蒜地求饒：「梁域兄弟，不，不，梁院長，我們也是貧下中農，舊社會一樣受過苦……」
梁域用鼻吼笑了一下：「呸，你以為是你還是貧農、黨員、幹部？你是新生的四類分子！」
「我們犯了什麼罪要砍腦殼，你也得說個明白呀。」
  梁域厲聲喝斥道：「毛主席教導我們：『什麼人站在革命人民一方，他就是革命派；什麼人站在反革命一方，他就是反革命派……』你已經蛻化變質，成了我們不共戴天的階級敵人!」
之後用馬刀將4人殺死。
附帶提供幾個數據，柑子園公社在敬慎修、胡代維、梁域等人的策劃部署下，從1967年8月25日起到9月10日止，共殺128人，其中地富分子及子女89人，中農17人，貧農22人。最先向公社「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告狀的紅衛大隊就殺了4個貧農2個中農。

第三十九章  躍進大隊放出殺人「衛星」

道縣的漢子沒有幫老婆做家務的傳統，生產隊出工，一般要到太陽下山才收工，回到家裡，女人家鋤頭一放，就忙著把圍裙一圍，雙手在圍裙上擦幾擦，算是洗了手，然後便搶火一樣地忙碌起來，將雞、鴨餵了食，收進塒里；又將豬潲熱了，倒進糟里餵豬；如果有毛倈崽(嬰兒)哭得厲害，就從碗櫃里抓出一根「酸咸」（泡菜）塞給他（她）去吮，待到雞、鴨、豬都安頓好了，才能安頓人。飯菜上桌，一般都是掌燈時分了。男人們呢，收工以後，馬上到自留地里打點菜蔬，忙過自留地里的活，就坐在廳屋的門洞里，拿起一根尺把長的煙袋抽著旱煙等著飯熟。藍幽幽的煙霧從嘴巴里、鼻孔里逸出，一天的疲勞好像都隨著辛辣的煙霧從肺葉里吐了出去。但是絕對不會幫著老婆動一下手，不是不想幫，怕人笑話，「男人不摸鍋邊鏟」，在這裡幫老婆做家務就是怕老婆的鐵證，怕老婆就是無能的鐵證。哪怕只是幫著挑一擔水，也會有人開玩笑地說：「哎呀呀，把個婆娘當個皇帝娘娘供起來，怕么是晚上好睏些吧？」
但何芳乾例外，他在大隊當支書，當家理事，說一不二，回到家裡，挑水、燒火、帶乃崽，什麼都做。把同村的女人們羨慕得眼睛都滴血，都說何芳乾的老婆命好，前世做了好事，這世才修得這麼個好丈夫。
（67年）8月28日，何芳乾從公社參加大隊幹部會議回來，見天色尚早，在自留地里打整了一會，又把水缸挑滿，這才含著煙筒，坐在廳屋裡抽起來，看著西邊山上的紅日頭一寸一寸地落下去。
早幾天（8月25日）公社召開民兵誓師大會，根據公社的統一部署，大隊殺了兩個「調皮搗蛋」的壞東西。今天上午，李部長（公社公安特派員李躍本）又在公社供銷社的樓上召集各大隊主要負責幹部開會，會上，何秘書（公社秘書何潤龍）傳達了縣裡領導的指示（實際上是「紅聯」前指的一個代電），通報了全縣的殺人情況，區里蔣部長做了「重要講話」，真是不聽不知道，一聽嚇一跳，全縣階級鬥爭的形勢如此嚴重真的有點出乎他的意料，油湘公社這一次在全縣大落後了，不但公社落後了，自己的躍進大隊在公社裡面也落在了後面。特別是公社抓促領導小組組長李部長在講話中委婉地批評了自己大隊拖了全公社的後腿，給他震動很大。何芳乾雖然身體不是太好，整天病怏怏的，但工作從不落後，領導一指責，驚出一身汗，回大隊的路上就與其他幾個同去開會的大隊領導商量好了，這一次一定要大幹一場，把耽誤的時間奪回來。
這時候，老婆收工回來了。何芳乾忙吩咐：「快點搞夜飯，今晚上有個重要的會要開。」
老婆見他很興奮的樣子，問：「什麼會？」
「公家的事，你們女人家少管。」
老婆馬上閉上了嘴，忙著刷鍋做飯。她知道，老公在外工作，老婆要支持，公家的事，能不問就不問，能不管就不管，免得有人說她吹枕頭風，影響黨的威信。
吃過夜飯，草草地洗個澡，何芳乾匆匆趕去開會。農村幹部開會，時間觀念不強，說好八點到，不到個九點，人難得來齊，可是這回，等他走到開會地點——第五生產隊的禾堂時，只見坪子上，早就漚好了一堆熏蚊子的煙火，黑壓壓一片人頭，參加開會的幹部、黨團員和貧下中農積極分子幾乎到齊了。何芳乾趕緊入座，交待負責站崗的民兵提高警惕。一清人數，洲子上村的都到了，五里洞村的因為路遠些，還有幾個沒到。何芳乾朝五里洞方向看去，黑黜黜的曠野里，幾點火光正向這邊移來，心知是那幾個沒到的人來了，便放心地接過別人敬過來的煙袋，嗞嗞地叭起來。
「何書記，開會吧。只有幾個沒來了，邊開邊等吧。」有人催道。
「不急，再等一下子，今天的會議重要，一個人都不能缺席。」
一會功夫，便聽得站崗的民兵一聲喊：「哪個？口令？」
「哎哎，是我哩。革命！」
開會的人到齊了。搞完「敬祝」，學過「語錄」，何芳乾開始傳達公社會議精神：「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今天在會上，李部長表揚我們大隊，說我們覺悟高、行動快……李部長說，我們大隊搞掉（左）永祥、（左）昌允這兩個罪大惡極的傢伙，狠狠打擊了階級敵人的囂張氣焰。但是我們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現在，好多大隊已經走到我們前面去了。我們自從25號搞掉兩個以後，到現在還是一塘死水，沒有行動。李部長說我們是一個先進大隊，不能落在別人後面，要我們回來查一查，調皮搗亂的還可以搞他幾個。現在，把大家召集起來開會，主要就研究下面三個問題：第一、我們大隊還有沒有調皮搗亂的傢伙，要不要再搞掉幾個？第二、要搞的話，搞哪幾個？第三、怎麼個搞法……」
　第一個問題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怎麼可能沒有調皮搗亂的四類分子呢？四類分子都老實了，共產主義早就建成了，還要抓階級鬥爭幹什麼？階級鬥爭就是你死我活，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要殺我們，當然還是我們先殺他們，免得將來吃了虧，後悔都來不及。
討論第二個問題時，一名貧下中農代表提出：「殺了勞力，老的、小的哪個養？小的養大了好給他們報仇？要就不殺，要殺就一蔸蔸殺。」
何芳乾表示同意：「那就一蔸蔸殺。」
當即要各生產隊報上名單，何芳乾親自負責登記匯總。此事關係重大，交給別人，他不放心。
會議卻一下子靜了場，都垂著頭，叭著手裡的煙袋，黑暗中，猩紅的煙頭象河邊草叢的熒火蟲一閃一閃。每一閃，都把一張憨厚樸實、心情複雜的臉疊印在夜幕上。唉唉！人和人在一塊天下生活，在一口大鍋里撈飯吃，哪能沒個磕著碰著的時候，哪能沒有矛盾呢？可是，無緣無故要殺人家一蔸子，想起來還是有些肝顫。何況這個大隊，以何、左兩姓為主，洲子上的多數姓何，五里洞的多數姓左，姓左的心裡又多有一層不平，上次殺的都是我們姓左的人，未必調皮搗蛋的都姓左，沒有姓何的？
　　何芳乾見大家不開口，只得又起帶著作用，報了自己生產隊的名單。這一來，人們的目光都集中到五里洞那邊了，好了，我們這邊出了人了，你們那邊革不革命？
就這樣，你報一戶，我報一戶，比著來，最後把全大隊的四類分子及子女全部作為要殺的對象報了名，一統計共61人。
何芳乾一看名單，犯了愁：「這麼多人，搞到哪裡去呢？」
副大隊長左昌貴建議：「石頭山水庫尾巴有三眼窖，搞到那裡算了。」
何芳乾說：「曉不得窖壞了沒有，還是請你馬上帶兩個人去查看一下，好不好?」
大隊看水員一邊答道：「我前兩天從那裡過身，看了的，沒壞。」
何芳乾說：「沒壞就好，明天上午就到那裡去開宣判會。」
接著研究具體事宜，安排大隊會計明天領頭喊口號，安排大隊副支書負責寫「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
何芳乾再三交代：「今天晚上都要搞好，不然，明天上午就沒有把戲耍了。」
最後決定，雞叫頭遍開始行動，抓人時打鐘為號，五里洞村和洲子上村的民兵斢換行動，並宣布：「今晚決定的事，任何人不得通風報信，違者同罪！」
第二天清早，隨著第一遍雞叫的聲音，行動開始。鐺鐺鐺鐺……掛在大隊部前面用一塊廢鐵板做成的鐘敲響了。接著，五里洞那邊也跟著響起來。
好！一切順利！
坐鎮大隊部負總責的何芳乾連忙給公社搖了個電話：「喂，喂，我要公社，我找李部長。不在，你是……哦，鄭主任啊。我是躍進的何芳乾，向你彙報一個事情，昨天晚上，我們大隊召開了黨、團員和幹部會議，決定用掃把掃，殺60多個。」接電話的是公社文革主任鄭來喜，鄭來喜「咿」了一聲：「好傢夥，這麼多呀！你們採取什麼措施？」「我們準備了三口地窖，準備全部下到窖里去。」鄭來喜聽罷，有些擔心地招呼何芳乾：「何支書，可要注意安全呀！」何芳乾說：「鄭主任，我做事你就放心吧。」又囑咐鄭主任，把他們大隊的行動儘快報告李部長。
這時，全大隊地富分子及子女都已集中起來，一個個捆好了。副支書左隆交也沒誤事，一大早就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牌子背到了殺場，用兩根棍子叉著立在三眼窖邊。
上午9點多鐘，何芳乾帶隊押著61.5名（其中一名孕婦，腹中胎兒算半個），被殺對象，浩浩蕩蕩向石頭山水庫走去。後面還跟著一群人數可觀的看熱鬧的隊伍。天氣熱，捆得緊，有兩個地富分子年歲太大，走不動，要人拖，大大影響了隊伍前進的速度。押到何家河邊時，幾個民兵拖得不耐煩了，就請示何支書，用鳥銃將那兩個老的打死，丟進河裡。這一招立桿見影，整個隊伍前進的速度馬上大大加快，那些恐懼萬分的人們，朝著死亡的路上迅跑。
到了石頭山水庫的尾端，因陋就簡地開了個群眾大會。大隊貧協主席代表「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61.5人的死刑。然後，驗明正身，用馬刀一陣砍殺，不論死活，推下三口窖眼裡。又將稻草淋上煤油點燃，投入窖里，熏燒，最後蓋土掩埋。至此，加上此前已經「處決」的2人，躍進大隊大躍進，共殺63.5人。何芳乾可能沒有想到（當時也沒有作總結評比），他的躍進大隊後來居上放出了一顆「衛星」，一舉成為全縣殺人最多的大隊。
至於那些被殺的人們當時都說了些什麼，現已無從考證。一個被送上殺場的人心裡該會有多少事在翻騰呀！可惜死人是不會說話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每一個被殺的人都是清白無辜的，不但是清白無辜的，而且是老老實實，絕對不亂說亂動的，所以也就沒有作過任何抵抗的準備。如果進行抵抗的話，那才是真正唯一的罪行。
而殺人者何以如此殘暴呢？刀劈孕婦連眼皮都不眨一眨！莫非人類的靈魂深入真有殘暴基因存在？它有時用於仇恨的報復，有時用於填充某種百無聊賴的空隙，但它一旦在「正義」和「革命」的名義下出現，更會變得百倍瘋狂和理直氣壯。當時最為流行的一句話就是：「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
看著窖眼上那被腳踩實了的新土，做事細緻的何芳乾還是不放心，他和副支書左隆交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邊抽煙邊商量：裡面埋的人太多，薄薄一層土蓋得住嗎？萬一有人沒死拱出來，怎麼得了！於是決定做牢靠的搞，派民兵在這裡看守一夜。
篝火升起來了，野地里星星格外耀眼，水庫里不安分的魚撲哧躍出水面，發出很大的響聲，嚇得守夜人心口怦怦直跳。有個讀過初中的民兵，突然被什麼觸動了，很動情地哼起歌來：「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想念毛澤東……」
事後，何芳乾非常興奮，逢人便吹：「老子當時殺得渾身是血，成了個血人。」
這個「血人」後來被提升為公社書記。
如今那三口窖埋著59.5具屍骨的地方早已為綠草覆蓋，歲歲年年草榮草枯，全無一點血腥的痕迹。再沒人談起那裡，也再沒人敢去那裡，那裡成了一塊鬼地。被一同埋葬的只是一頁瞬間的歷史，但卻是我們這個民族古老而恆久的悲哀。
須知，有些東西是很難腐爛的，埋下了就和埋藏它的土地一樣地久天長了。

卷五

第四十章    營江政法工作會議
第四十一章  祥霖鋪區突擊殺人三天
第四十二章  千斤重擔我擔承
第四十三章  不甘落後的殺人亞軍
第四十四章  一個大隊支書的故事
第四十五章  三個弱女子的血淚控訴
第四十六章  黨叫幹啥就幹啥
第四十七章  夜夜噩夢
第四十七章  仙子腳區為何殺人最少
第四十八章  橋頭公社萬人殺人現場會
第四十九章  最後一個殉難者
第五十章    正崗頭現象

第四十章　營江政法工作會議

道縣愈演越烈的殺人事件，在道縣以及全省，以至全國產生了強烈反響。這種反響是「一分為二」的，除了我們以後將要講到的，它在附近十個縣市引起的大屠殺外，也有強烈的反對之聲。殺人的情況（真假混雜）通過民間、軍方、政府三條渠道傳到省會長沙，乃至首都北京，引起湖南省革委籌備小組、47軍支左部隊和一些群眾組織的關注……人們在慎重地考慮制止殺人事件發展的措施。在這先後，湖南省革籌、47軍支左曾多次打電話給零陵軍分區和道縣武裝部，詢問殺人事件真相。
然而，道縣殺人風還在那片青山綠水中強勁地刮著，而且越刮越烈。它們就象瘟疫一樣，刮到哪裡那裡就殺人。殺人的成分已經越來越擴大，不止是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各種有「歷史問題」的人都有被殺的可能，沒有任何問題而與他人有嫌隙的人也難保安全，甚至觀點不同也成為殺人和被殺的充分理由……人們對開會的消息已經恐懼萬分，因為，只要某地開會，要不了幾天瀟水河裡就會有幾具屍體浮起。道縣殺人風正在向周圍縣市迅猛擴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很可能從農村殺向城市，從道縣殺遍湖南，殺向全國。就連湖南大學這樣的高等學府都掛出了「斬盡殺絕黑七類」的大標語。　
道縣「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攝於各方壓力，於（1967年）8月26-28日，在營江召開了一個為期三天的政法幹部會議，討論制止濫殺問題。
然而這個名為制止濫殺的會議卻出人意料地開成了一個動員殺人的會議。會後，道縣出現了第二次殺人高峰。從1967年8月26日到8月30日，短短五天時間，全縣共殺2454人，佔全部殺人總數的54.5％。原先有些行動遲緩沒有殺人的公社也行動起來了，全縣37個公社（包括理家坪公社）全部殺了人。
道縣處遺工作組的一位負責同志談到這個現象時，說了這樣一段話：「營江前線指揮部在營江公社召開的各區公安特派員和區武裝部長會議（營江政法幹部會）的指導思想是『不準濫殺』和『罪大惡極的可以殺一、兩個』，重點還是落在一個『殺』字上。會上大講階級鬥爭的嚴重性，大講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把那些用老虎凳、辣椒水和烙鐵『逼供信』搞出來的所謂反革命組織大肆渲染。指揮長鄭有志、『紅聯』司令張明恥、政委賀霞都講了話。講了所謂的當前形勢，『革聯』的問題，以及對農村殺人問題的看法。有些同志把這種濫殺無辜的罪行說成是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好得很」，大加讚揚。還上升到理論高度，說是『民主革命的補課』，要求大家認真學習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提高思想認識。鄭有志在會上說：『這一下我們道縣出大名了，連中央都曉得我們了。中央文革都下了批示（指中央文革小組對零陵軍分區上報47軍的《社情電報》的批複）。中央雖然沒有表揚我們，也沒有批評我們，這說明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中央還是支持的。』當然也講了殺人要整材料報批，要將四類分子和四類分子子女區別對待等等，但都是官樣文章。在當時的農村裡，四類分子是四類分子，四類分子子女也是四類分子，連四類分子的孫子都是四類分子，殺起來哪有個青紅皂白。8月28號，鄭有志在會議小結中說：『前段殺得有些亂，不該殺的殺了，該殺的又沒有殺。要勸說群眾不要再隨便殺人了，殺多了就會殺亂了，殺出宗派來，誤殺了好人。但是有些罪大惡極的，群眾有要求的，還是要殺他一、兩個。』8月29日中午，鄭有志又召開全縣電話會議，雖然也講了『不準濫殺』的問題，但在講話中，仍然是大講全縣所謂的階級鬥爭的嚴重情況，說『四類分子』要搞暴動，要殺黨殺干殺貧下中農；說貧下中農起來先下手為強，結果把四類分子殺了；說『亂殺風』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又說了前段殺人殺亂了，有的地方把四類分子子女也殺了，把小偷小摸的也殺了，把脫產幹部也殺了；還有的地方提出要殺『四清』下台幹部，要殺搞副業不給集體交款的人等等。鄭有志說，不能亂殺，對罪大惡極的，要整材料上報，批了之後才能殺。應當說鄭有志等人的講話對於殺人風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當然講這個話的人不止他一個，他是個代表人物。還有一個原因，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更本質的原因，就是左傾思潮把人的思想搞亂了。講個笑話給你聽，那個時候，天不下雨怎麼辦？批鬥階級敵人。山洪暴發怎麼辦？批鬥階級敵人。水庫漏水怎麼辦？批鬥階級敵人。腦膜炎流行怎麼辦？ 批鬥階級敵人。糧食減產怎麼辦？批鬥階級敵人。……總之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靈也靈，不靈也靈……這些事情現在看起來都是個笑話，但在當時神聖得可以掉腦袋。階級鬥爭月月講，天天講，時時講，使人們得出這麼一個簡單的結論：既然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那麼殺四類分子就是天經地義的，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要殺我們。殺不殺是立場問題，怎麼殺是感情問題。『立場』不能錯，『感情』一定要寧左勿右，『左』一點有好處，『右』一點自己吃虧。再有一點就是派性作怪，當時『紅聯』和『革聯』斗得你死我活，『紅聯』把對『革聯』的仇恨發泄到四類分子身上，至於四類分子與『革聯』究竟有什麼關係那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他們聯繫在一起。比如當時就有人造謠說：『革聯說農村殺四類分子就是殺了他們的階級兄弟。』營江政法工作會議還沒結束，各區社就出現了第二次殺人高潮。祥霖鋪區26、27、28突擊大殺三天，殺了500多人。四馬橋區四馬橋、楊家、洪塘營、大平嶺等公社給大隊打電話指示殺人，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抓緊時間搞他幾個，免得將來要整材料。』清塘區有的大隊原來殺得少，有的沒有殺，區里就派人下去督促，說：『別的地方都殺了，你們這裡的四類分子就那麼好？』仙子腳區，那個時候叫紅岩區，該區沙田公社原來只有個別大隊殺了人，營江會議后，公社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會，會上說：『要殺就趕快，不然就沒有機會了。』結果幾乎每個大隊都殺了人。壽雁區在會前只殺了40多人，會後幾天就殺了400多人。營江公社原來只殺了9人，會後幾天就殺了40多人。清溪區柑子園公社在貫徹營江會議精神的當天晚上就殺了39人。特別是該區油湘公社躍進大隊原來只殺2人，28號在公社聽了營江政法會議精神傳達后，29號一天就殺了61人，成了全縣的殺人冠軍。」
筆者在處遺工作組寫給縣委和地委的彙報材料中看到下面這段文字，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營江政法工作會議的組織者和與會者，本身就是道縣文革「殺人風」的點火者、煽動者和部署者，他們去制止殺人無異抱薪救火。

「紅聯」少數頭頭（包括支持他們的一些幹部），一方面與「革聯」打派仗、搞武鬥，一方面插手農村的「亂殺風」，進行了一系列活動。
一是造了大量殺人輿論。
二是對殺人作了動員、部署和督促。各區社開會動員、部署和督促殺人，都是「紅聯」頭頭和站在「紅聯」一邊的幹部搞的，「紅聯」總部和「前指」負責人也都參加了這些活動。
鄭有志多次在一些全縣範圍的會議上動員部署殺人，又兩次在清塘區召開全區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議，鼓動殺人，還在營江公社召開營江公社基幹民兵會議，布置殺人，到橋頭、紅岩、壽雁等地督促殺人，煽動說：「罪大惡極的就是要殺他一兩個。」「只要群眾起來了，先下手為強。」批准清塘、久佳、營江等公社的幾個大隊殺了5人。
賀霞多次在一些全縣範圍的會議上鼓動殺人，說：「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好得很。這是民主革命的補課。」要求大家學習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正確認識和對待殺人的問題。8月26日給祥霖鋪區的苑禮甫打電話說：「把該殺的四類分子都殺掉。」
張明恥在一些全縣性的會議上，對亂殺人問題給予了肯定，要求學習《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正確認識和對待殺人問題，為各區社提供炸藥，支持殺人，並電話布置祥霖鋪等區抓捕站在「革聯」一邊的縣委副書記、縣長黃義大，說：「在哪裡抓到就在哪裡槍斃。」批准壽雁區的何壽植殺1人，指揮營江良種場民兵殺了技術幹部周德俊。
劉厚善8月21日從營江給本區打電話說：「六區、十一區、八區都殺人了，我們那裡有四類分子暴動，要幹掉他，免得貧下中農吃虧。」在萬家莊公社八一大隊、上關公社齊心大隊等地召開大隊幹部會督促動員殺人，說：「最高法院就是貧下中農，要殺就殺。」「四類分子要管好，跳皮搗蛋的，經貧下中農討論，就可以幹掉他。」8月30日指使人將富農分子林彩和殺死在松樹林里，點名將齊心大隊的李如標殺掉。在齊心大隊的龍江橋借槍給一個大隊殺了6人。
鍾昌友8月19日從營江給本區（車頭區）公安員何田打電話，布置殺人，說：「每個大隊把最壞的殺他兩個。」8月20日，聽車頭公社婦女主任電話彙報殺了一個四類分子，說：「這是群眾運動，好得很。」8月29日，又給本區打電話布置：「各大隊把四類分子集中關起來，情況不對，就全部幹掉。」
8月26日至28日，「紅聯」召開的全縣武裝政法幹部會，名義上制止殺人，實際上起到了進一步動員殺人的作用。8月20日左右和9月中下旬，「紅聯」派出人員到一些地方了解所謂敵情和貧下中農反暴動的情況，並布置祥霖鋪等區搜集並整理這方面的材料，為統一向上彙報作準備。

三是組織民兵控制全縣農村。「八•八」搶槍以後，「紅聯」即布置區社組織民兵統一活動，阻止「革聯」下鄉，控制四類分子的活動。全縣所有區社都集中了民兵，成立了「指揮部」、「民兵營」、「自衛隊」一類組織，脫離生產，站崗放哨，攔關設卡，堵截搜查來往行人車輛，全縣民兵上下左右之間都有聯繫，整個農村被「紅聯」嚴密地控制著。
四是「紅聯」統一解決了民兵的用錢用糧問題，為區社提供了炸藥。「紅聯」總部統一向下布置，民兵費用可以用公款、吃公糧。有的區社對這種作法提出疑問，「紅聯」頭頭說：「現在考慮的不是幾個錢、兩斤糧的問題，『革聯』要搞反革命政變了，吃了再說。」有的地方則是由區社統一部署，向生產隊攤派糧錢。「紅聯」總部從縣物資局搞了兩千多斤炸藥，發到了各區社，絕大部分用來殺人。9月初，「紅聯」為集中在「前指」的500民兵每人做了一套軍裝，買了一雙解放鞋、一個軍用水壺和一個搪瓷碗。
五是抓了全縣貧代會組織的建立和健全。8月11-17日和30日，「紅聯」召開了兩次全縣貧代常委會和一次全委會，通過他們抓了全縣貧代會組織的建立健全工作，組織貧下中農參與「亂殺風」活動。不少區、社、隊都建立了貧代會組織，開展了活動，很多地方的殺人宣判活動，都是由貧代會組織的頭頭主持的。縣貧代會的不少常委，都是「亂殺風」的積極分子，如祥霖鋪區蔣良珍，在區社參加了不少組織、指揮殺人活動，在本大隊批准殺了5人。
六是組織專人對所謂反革命組織成員進行了審訊。8月下旬「前指」布置各區社將所謂反革命組織的成員送到營江，由黃濤組織何榮昇（公安局股長）等人統一進行審訊，並專門成立了「紅色前線政治指揮部」，前後被審訊的有二十多人，從九月一號一直搞到十月二十六日，經過審訊的人，放回后絕大多數都被殺掉了。在此期間，「前指」曾作出決定，遇到緊急情況，則將被審訊的人統統殺掉（未成事實）。
七是有人上下聯絡。8月中旬「紅聯」撤到農村后，仍有3人留在縣城與上下左右進行聯絡。他們是唐銘植、劉昌林、王恩昌。唐以「紅總」（道縣紅衛兵總部）出面，劉、王以貧代會出面，經常與各區社通電話，了解動態，要殺人數字，通報全縣各地發生的重要情況，傳達「紅總」和「前指」的意見，答覆區、社提出的問題。祥霖鋪區提出要出殺人布告和組織力量突擊殺人，王恩昌都在電話里做了肯定的答覆。唐銘植還經常與熊炳恩聯繫向他彙報情況。


第四十一章  祥霖鋪區突擊殺人三天

營江政法工作會議，8月25日報到，26-28日正式開會。開會地點，原定在營江公社，后因擔心「革聯」破壞，改在營江小農場。
開會不久，祥霖鋪區公安助理員、區法院幹部蔣光德悄悄溜出會場，給留守區里主持工作的副區長苑禮甫搖了個電話：「苑區長嗎？我是蔣光德。請你趕快把幾個公社的公安員都通知來營江開會，要快。對，對，馬上趕來。」苑禮甫向蔣光德問起營江會議的情況，蔣光德說：「正在討論這個（指濫殺）問題，以後罪大惡極的，貧下中農要求迫切的，該殺的可以殺，但要批了才能殺，要注意階級路線……看情況，馬上就要剎車了，以後動手就沒有現在這麼隨便了。」接著，蔣光德通報了一下其他幾個區殺人情況，蚣壩殺了200多，月岩殺了100多，四馬橋殺了100多……說：「別的區殺得多，我們區進度慢……形勢要求我們抓緊一點，抓平衡一點。」
苑禮甫接到電話，雙眉緊皺到一起。與清塘、蚣壩、四馬橋等幾個「先進區」相比，祥霖鋪區的工作是有些落後於形勢。作為區里最年輕的領導幹部同時又是區「紅聯」的顧問，苑禮甫8月中旬到了營江「紅聯前指」考察革命形勢，回區以後，8月17日出面召開全區脫產幹部會，策劃按照營江「前指」模式成立區里的民兵指揮部。8月21日，在祥霖鋪公社上渡大隊召集全區幹部、民兵骨幹約300餘人開會，正式成立了上渡民兵指揮部。8月23日，苑禮甫、黃尚森等人在水龍農業中學召開全區幹部、大隊文革主任、民兵營長會議部署下一階段抓促工作。當天晚上，新車公社八家大隊在新車圩浮橋 口欄關設卡盤查行人，抓住了3個形跡可疑人員，說是外出搞副業，身上有沒有帶公社和大隊的證明，抓住送來上渡指揮部。第二天，經過突審，發現是3個從本區審章塘公社松柳大隊逃跑出來的四類分子（子弟）。當晚，經區委組織幹事、上渡民兵指揮部指揮長黃尚榮等人批准將3人打死。但這個事情搞得沒有一點聲勢，簡直是偷偷摸摸的，一點都不光明正大。苑禮甫和區里其他幾個領導很不滿意。幸虧黃尚森腦子靈，以「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名義，寫了布告，張貼到祥霖鋪圩上。　　　　　　　　　　　　　　　　　　　　　　　　　　　　　　　　　　　　　　　　　　　　　　　　　　　　　　　　　　　　　　　　　　　　　　　　　　　　　　　　　　　　　　　　　　　　　　　　　　　第二天正逢圩日，一下子轟動了，這才打破了萬馬齊喑的沉悶局面。苑禮甫自己也親自出馬，在上渡大隊召開群眾大會，殺了上渡大隊的4個壞傢伙，總算把全區的工作轟轟烈烈地推動起來……
可是，工作剛剛有了一點起色，就要剎車了。苑社甫非常婉惜。怎麼辦？難道眼睜睜地看著辛辛苦苦開創的大好局面付諸東流？苑社甫心裡反覆分析著、思考著……蔣光德的電話無疑給了他一個訊號，再不殺，機會就不多了。這位年輕的區委秘書兼副區長是道縣重點培養的幹部之一，一向以工作有幹勁、有水平得到縣委領導的高度肯定。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他必須有所表現。
一直站在身邊的黃尚森被他嚴肅的表情嚇住了，悄聲問道：「苑區長，蔣部長在電話講了什麼事？」
也許就在這一瞬間，苑禮甫作出了決定，他一拍黃尚森的肩頭，說：「馬上通知指揮部的脫產幹部和在指揮部的排以上民兵幹部，今天晚上在曬穀坪開一個緊急會議。」
當晚，曬穀坪上點燃了兩盞噝噝作響的大汽燈。開會的人陸續到齊之前，苑社甫又把黃尚森、祥霖鋪公社團委書記李順運、審章塘公社組織委員蔣賢柘、下蔣公社團委書記楊守元、新車公社培植員李正仁、岑江渡公社武裝部長張花榮等幾位骨幹幹部叫出會場，開了一個預備會。苑禮甫傳達了蔣光德的電話內容后說：「……光德同志叫我們採取措施，抓緊一點，抓平衡一點，指揮部的意見是想抽一部分民兵下到各公社各大隊督促一下……看你們的意見如何？」
大家一致認為苑區長這個意見很好。
於是，派民兵下大隊督促殺人的事就這樣定下來了。
接著幾個人回到會場，宣布正式開會。會上苑禮甫作了重要指示：「指揮部決定，以公社為單位，每個大隊派兩個基幹民兵去打突擊。具體派誰去由各公社自己決定。……過去殺一個壞傢伙要寫好多材料，要經最高人民法院批，現在，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就可以批准死刑……以後，等各公社特派員從營江開會回來，又會要批了，我們現在要抓緊時間來一個大掃除。」
會後，苑禮甫又單獨把上渡民兵指揮部的民兵營長楊秀志留下，面授機宜。
次日清晨，上渡民兵指揮部全體民兵緊急集合，召開誓師大會。楊秀志首先傳達了指揮部的決定：「昨天晚上開了個幹部會，苑區長部署了，今天要給每個大隊派兩個民兵去，配合在家的民兵行動，三天之內把該殺的四類分子殺掉。今天大家回去后，要嶄勁搞一把……苑區長又指示了，要我們回去以後要提高警惕，防止二中的革匪來搶人。」
接著大會主持人黃尚森講話，鑒於一些歷史經驗，他反覆強調：「回去只准殺四類分子，不準殺貧下中農，不要殺亂了。」
最後，苑禮甫作總結髮言：
「……同志們這一次回去執行新的任務，既艱巨又光榮，我相信同志們一定能夠圓滿地完成任務。三天後，上來會師，我們在這裡等待同志們勝利的消息。」
他的講話贏得了經久不息的掌聲。
會後，殺了一頭豬，打牙祭（會餐），指揮部又特意趕製了一幅大橫幅：

熱烈歡送我部民兵回第一線執行光榮任務！

在震耳欲聾的鑼鼓聲中，苑禮甫帶領幾名區社幹部為126名（63個大隊，每個大隊派2人）的民兵送行。望著他們兵分四路，在剛剛收割了的田野上，漸行漸遠。年輕的苑副區長心中激蕩起一種叱吒風雲的豪情。他以手叉腰，情不自禁吟詠起毛主席詞詩中的名句：「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
三天後（8月30日），126名民兵，遵照指示準時回到指揮部，彙報戰果：三天共殺569人！


第四十二章  千斤重擔我擔承

關於這些民兵在下面是怎樣督促殺人的，我們想用一名殺人事件責任人的口述實錄作一個回答。因著偶然的機會，我們採訪到了他。我們不想把他稱為殺人兇手，他太不像了！神情委瑣，身材瘦小，一身髒兮兮皺巴巴的衣裳，毫無生氣的臉上透著病態的焦黃，小眼睛怯生生地望著我們。你做夢也不會想到，這樣的人會殺人，甚至能殺人，更不用說還曾威風凜凜地掌管生殺大權！他那絕非偽裝的樸實憨厚，你會以為是那種只會被人殺的人。他叫周光佑，文革殺人時是祥霖鋪區岑江渡公社赤壩塘大隊的貧協主席。當時，剛剛被牛斗傷了腿，傷在大腿那裡，在家休養。走路一顛一顛，痛得跐牙咧嘴，可還是忙上忙下的給我們端茶遞煙。臉上的表情很緊張。在我們再三「不要緊張」的勸慰下，他才心有餘悸地說了起來，話一說開，倒有點收不住的架式：

文革殺人那陣，我在祥霖鋪區岑江渡公社赤壩塘大隊當貧協主席……那時候，亂得很，各地起了輿論，四處颳風，一天好幾個消息傳到村子里來。有人說，清塘公社有個生產隊，三十來戶人家有二十戶地富，二十戶地富先動起手來，把十戶貧下中農都殺光了。有人說，全縣好多村子都殺了地富，地富跑到二中，奪了槍，要血洗道縣。風聲越刮越緊。陽曆8月26日，我們公社開始殺人，15個大隊有13個殺了人。我們沒殺。天天有來鼓潮的，某大隊殺了幾個，某大隊又殺了幾個，我們怎麼還不動手？那個時候講究的是依靠貧下中農，我是貧協主席，就喊攏幾個大隊幹部議了議。我問他們：「別個大隊都殺了，我們還沒動，你們說怎麼辦？」大家心裡都沒底，誰也不做聲。支書周永斌看到支委沒來齊，就提出晚上把人喊齊了，到唐家村去商量。
晚上在唐家開會時，我出了個主意：「是不是先把地富抓起來，關在一起，派人到公社請示，上面喊殺就殺，上面不開口就放。」
大家都說這個主意好。
第二天早上，周支書和周家的周發亭、唐家的唐紹功，他們兩個，一個是大隊長，一個是民兵營長，一同去公社請示。走到半路上，碰到公社幹部黃仁義，三個人問他：「黃同志，殺人的事公社有什麼指示。」黃仁義說：「外面打爛了十面戰鼓，你們還以為是雞啄簟盤！趕快不要到公社去了，快回去，動手殺。區里派了突擊隊下來督戰，你們落到後面去了！」
這天中午，我正睏午覺，唐紹功闖進來，把我從床上喊起：「光佑光佑，區里民兵司令部來人了，罵我們是怕死鬼，你看怎麼搞法？」我說：「既然來人了，還不是只有抓了。」「抓哪些人？」「先都抓起來再說。」我一邊穿好衣服，一邊要他通知貧下中農開會，我又通知民兵抓人。不到一個時辰，唐家倉庫后坪上，貧下中農來齊了，民兵也集合好了，12個地富也都用索子捆起了，關到倉庫里。我看到富農子女唐壽娥手上抱了個兩、三個月的毛乃崽（嬰兒），就叫民兵莫捆她算了。
人到齊后，由支部副書記唐紹光組織骨幹討論，看殺誰不殺誰。他提一個名，大家討論一個，舉手通過。本想只殺幾個應付應付上頭。可是那個場合下，氣氛一下子緊張得不得了。我們這個大隊有三個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們唐家的人就維護唐家的人，我們周家的人也向著周家的人。唐紹志第一個提了周家的富農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喊同意，全部舉了手。周家的人沒有一個人作聲。等到提唐家的地富，周家的人也一致喊同意。唐家的都沒有一個人做聲。你要殺我隊里的人，我就要殺你隊里的人，比著干，唐家出一個，周家也要出一個。我一看那個場合，就曉得了，要麼一個殺不成，要麼就全部殺光。最後決定12個全部殺。
接著開宣判大會。區里民兵司令部派來督戰的民兵隊長是我表哥，我請他講話。他呢，因為走了一上午路趕到我們大隊，我們又沒有招呼得好，沒安排他吃飯，心裡有氣，借口肚子不舒服，不肯講，要我講。我只好往台上一站，叫大家拿起紅寶書來，那時候沒得紅寶書辦事不成的，先讀了幾段語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下面的我現在記不全了，我不識字，但那時候，那厚的語錄本還是背得幾百條。我接著講：「今天的會主要是殺地富，不殺他們我們就要吃二道苦、受二茬罪，我的意見是同意殺！」我不會講話，講了幾句，沒得詞了，說了聲「完了」，就站到一邊去了。
接著就是宣布死刑名單……開完會，我找到文革主任唐紹功研究，人殺到哪裡去呢？我們兩個扯了一氣，開始打算殺在岑江河對門山上，一想那裡是趕鬧子必經的路，怕人；殺到河裡，又怕把水搞髒了；上面大隊殺人，把人丟下河裡，屍體流下來，爛在我們這邊的壩子上，臭氣熏天，我們還跟他們提過意見。扯來扯去，定在周家對面山上。大家也都同意。就決定唐紹功安排船過渡，我就安排民兵押地富，兩個押一個，不能讓跑脫了。
周家對面山上那塊地方原是個老墳場……茅荒草深，學大寨開了幾塊梯田，種了些油茶樹，稀稀拉拉，長得還沒有茅草高。駕船過了河以後，我們選了一塊靠山頂的草坪，把地富牽到坡上一排跪了。我把一百多民兵分五排站好，都與地富面對面站了，兩個對一個。有鳥銃的站在前三排，我們大隊過去和別個大隊搞過械鬥，家家戶戶都有鳥銃，後來民兵又制了一點。拿梭標、木棒的站在後面兩排。還有些看熱鬧的也自動站在了後面。安排好后，我哥哥周光保手發軟，不敢打，我就叫他站到一邊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幹民兵，就和唐紹功站在第一排，槍口對準周玉良。
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壽娥突然哭起求情：「你們不要殺我，不要殺我，我還有個三個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好幾遍，對這個喊，又對那個喊，可是，那個時候，誰還敢理她。
「一、二、三——放！」光保一聲口令。
我的手也發起抖了，鳥銃上的鵝公嘴費了好大的勁才扳開。一排開完槍，從兩旁退下，二排接著上；二排開完槍，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標、棍棒一陣戳、一陣打，接著一窩蜂的人又用石頭砸了一陣……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場擺了，渾身稀軟的，累得要命，一頭倒在床上，心口嘭嘭亂跳。那個心情，就像做了強人（土匪）一樣。剛躺了一會，聽得門外有人喊，山上有人沒有死，已經站起來互相解索子了。我一翻身爬起來，跑到門外，看見周永斌（支書）、周發亭（大隊長）和治保主任唐紹木幾個人正在動員民兵去補火。好話講了一籮筐，就是沒人肯去。他們幾個見了我，又喊我去。我說這一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沒去。他們幾個只好親自過河去補火。唐紹木在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搞過，山歌子打得好，他一個人走在最前面，邊走邊唱：

叫你殺，你不殺，
叫你奪（戳），你不奪（戳），
千斤重擔我擔承……

他們補火回來講，過了河，看見毛家屋場的毛田拐在土裡鋤紅薯草。周永斌就對他說：「田拐老頭，那邊坡上有幾個沒搞死的地富，你去給我敲死了，大隊給你五塊錢工錢。」那個時候，五塊錢作得蠻大的用。毛田拐是個老單身公，去過朝鮮，是復原軍人，膽子大，家裡又窮，聽得這個話，二話不說，扛起鋤頭就去了。上到山上，確實還有幾個沒斷氣的，在那裡哼。他就一鋤頭一個，把沒死的都敲死了。他還從死人身上解下兩條汗帕，拿回家去。我們這裡有個講法，死人的汗帕可以避邪，扎在身上可以長壽。尤其是暴死的人的汗帕最好。毛田拐搞完事，下了山，又過河到大隊部，打了張條子領了五塊錢。（這張條子1986年還存放在處遺工作組的檔案材料里。）
哦，你問那個嫩毛毛？那個沒得哪個打，沒得哪個打得下手。毛田拐也沒打。放在山上沒有管，當天晚上，還有人聽得哭聲……
後來，我就出去工作了，在東昇機械廠當炊事員。這一次清查一開始，剛剛學習了文件，我就主動找到廠黨委坦白交待了。
廠黨委派專人送我回大隊，參加了20多天的學習班。因為我不在，大隊上的人把責任全都推到我一個人身上。那不行，要實事求是！我找到他們，當著工作組的面，一項一項講清楚，哪些事情是我的，哪些事情是你們的，一五一十都講清楚。還有什麼不認賬的！誰不認賬都不行。說記不得了，都是假話，這種事情，哪么會記不得呢？我記得一清二楚，有時間、有地點、有證人，哪個敢不認賬？後來，工作組的同志還對我表示了感謝，協助他們把我們大隊的問題，來龍去脈都搞清楚了。


第四十三章 不甘落後的殺人亞軍

祥霖鋪區位於道縣南部，轄祥霖鋪、審章塘、下蔣、新車、岑江渡五個公社，區政府駐地祥霖鋪圩距縣城20公里。該區南面銅山嶺、黑頭山、貓兒山、馬鞍山橫亘數十里，地勢南高北低。東部緊靠沱水北岸，西部永明河從桐溪尾入境，流經新車、岑江渡二個公社，在兩河口與沱水匯合，形成一大片廣袤平坦的土地，素以盛產茶油、稻米、煙葉而著稱。
祥霖鋪區是道縣文革人事件中的區亞軍，共殺916人（被迫自殺52人）。其中，槍打495人，刀殺152人，沉河88人，炸死28人，投岩洞9人，棍棒打死88人，繩子勒死4人，其他致死52人；滅門57戶。
筆者特別提供一份祥霖鋪區文革殺人進度統計表，這些單凋枯燥的數字，也許能給我們一些有血有肉的思考。

時間（1967年）        人數（人）        備註
8月24日        8        區上渡民兵指揮部率先殺人。新車公社召開會議煽動殺人。
8月25日        24        審章塘公社召開會議煽動殺人。岑江渡公社召開會議煽動殺人。
8月26日        105       
8月27日        242        區上渡民兵指揮部派民兵下隊突擊「補火」 殺人
8月28日        218       
8月29日        109        「突擊」補火殺人結束。47軍6950部隊進駐道縣制止殺人。
8月30日        40       
8月31日        55       
9月1日        35        區召開會議傳達47軍制止殺人的通告。
9月2日        13       
9月3日        15       
9月4日        2       
9月5日        23       
9月6日        4       
9月12日        1       
（註：本表統計時間較早，殺人數字與最後落實人數略有出入）

從上面這張表中可以看出，祥霖鋪區殺戒開得晚，8月24日才開始殺人，十個區它是倒數第一名。
道縣文革殺人事件從1967年8月13日開始，8月21日到8月25日形成第一次殺人高潮，祥霖鋪區只趕了個尾巴。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筆者請教過好幾位道縣朋友，一位重量級的人物這樣回答筆者：「我縣由於地處湖南邊陲，文化大革命亂得比較晚。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縣委執行了所謂『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派了工作組，也抓了『政治扒手』、『右派分子』等等，要把運動納入縣委的軌道里來。這個情況大概全國都差不多。也好理解。當時作為縣裡的領導並不清楚毛主席要打倒劉少奇，所以只能根據上級黨委的指示，比照反右鬥爭的經驗來搞。結果一下子翻過來，受到很大的衝擊，縣區兩級黨委系統處於半癱瘓狀態。公社一級稍好一點，也受到不小的衝擊。這個時候，中央來了一個指示，人民解放軍介入支左。縣人武部作為人民解放軍地方部隊序列就在縣裡支左，從這個時候開始，縣裡的大權實際上掌握在他們手裡了。人武部這些人，原先在同級黨委里位置比較低，一般就是一個常委，有些人常委都不是，所以他們無論做什麼事總要把原來黨委里的某些人拉出來坐在前面，我不是說殺人的問題黨委這邊的幹部就沒有責任，我是說不管表面上看起來怎麼樣，實權在人武部手裡，這些人缺乏地方工作經驗，簡單粗暴，膽子大得嚇人。1968年，47軍支左部隊和縣革命委員會搞了一個『揭蓋子學習班』，針對1967年發生的『亂殺風』進行查處，這個學習班我參加了，我可以負責任地講，到現在為止（1986年）所有的查處，無論是力度還是深度都沒有超過這次『學習班』。當時我們揭出很多問題，可以說鐵證如山。縣裡的問題，我現在不敢亂講，但每個區殺人問題的主要責任人幾乎都是武裝部線上的人，這個話走到哪裡我都敢講。紅岩區殺人殺得最少，就是王先志（紅岩區武裝部長）說：『讓他們先殺，我們看一看再說。』就這麼簡單，一句話的事。祥霖鋪區殺人殺得遲，就是因為陳國保（祥霖鋪區武裝部長）是個病殼子，當時在家養病，他的工作由下蔣公社武裝部長暫時代理，一個公社武裝部長要在一個區裡布置殺人顯然名不正言不順，哪個會聽他的呢？這就需要區里有人站出來。最後苑禮甫站了出來，但是走遲了一步。祥霖鋪開始殺人的時候，全縣已經殺起了風，到8月25號，整個祥霖鋪還只殺了三十幾個人，所以26號蔣光德從營江打回電話以後，苑禮甫要『補火』突擊殺人三天。結果一下子殺了500多人，全區60%的人都是這三天殺的。苑禮甫這個人你們可能不了解，從材料上看，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殺人魔王，實際上文質彬彬，也很正直，還有鄭友志也一樣，從材料上看好像殺人不眨眼，其實蠻忠厚老實的。如果殺人可以不償命而且還是『革命行動』，人太容易變成殺人犯了。」
祥霖鋪區殺人雖然起步晚，但也因其起步晚而呈現出一種不甘落後，奮起直追的態勢，各個公社緊急行動，連軸轉，殺人數字直線上升，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審章塘公社。
審章塘公社是祥霖鋪區殺人最早也是殺人最多的公社。筆者在本文開始時講的那個殺害蔣勛父子、強姦蔣勛妻女的黃土壩大隊就隸屬這個公社。該公社也是全縣的（公社級）殺人亞軍，共殺285人，其中被逼自殺14人。最先殺的3個人是該公社松柳大隊的三個地富子弟。前面已經講過，這三個人因為聽得「又要殺地富」的風聲，害怕被殺嚇得跑出去，想到廣西那邊去避風頭，（1967年）8月23日在永明河新車渡浮橋過河的時候，被八家大隊的民兵抓住，送來上渡民指。當時苑禮甫等人正在水龍農業中學召開全區脫產幹部、大隊文革主任、民兵營長會議，煽動部署殺人，這三個背時鬼正好是送上門來的典型材料。第二天（24日）經過審問，沒審出什麼名堂，當然也審不出什麼名堂，因為根本就沒有什麼名堂。黃尚森和審章塘公社黨委組織委員蔣賢柘、公社秘書楊景榮、公社武裝部長楊家旺等人商量了一下，決定借這三個「壞東西」腦袋發動群眾。按照當時道縣殺人的慣例，區和公社這兩級單位一般都不親自動手殺人，即便是點名要殺的對象，也是交給大隊，交貧下中農「處理」，有人提出是不是打電話給松柳（大隊），要他們來人領回去殺。黃尚森說：「都什麼時候了，還搞煩瑣哲學。簡單處理，由（上渡）指揮部解決問題。」當晚將3人打死，第二天（25日）正逢圩日，黃尚森等人又在祥霖鋪圩場上張貼殺人布告，轟動效應可想而知。
同一天，蔣賢柘、楊景榮、楊家旺、以及公社紅聯頭頭周建斌等人又在洞民大隊召開全公社大隊幹部、文革主任、民兵營長會議，部署殺人。會後，蔣、楊、楊、周等親自下到各大隊督促殺人，形成了審章塘公社第一次殺人高潮。第二次殺人高潮雖然是由苑禮甫派上渡民兵指揮民兵下來「突擊補火」引發的，但蔣、楊、楊、周等人堅決執行、大力配合也是功不可沒。

第四十四章  一個大隊支書的故事

審章塘公社殺人前三名的大隊是：前進大隊，殺39人，其中自殺1人；紅日（送洲）大隊，殺33人；紅岩（葫蘆岩），殺30人，其中自殺7人。三個大隊中，紅岩大隊相對而言更有特色一些。
紅岩大隊，也就是葫蘆岩村，是沱水邊上一個依山旁水的村落。村子東邊的沱水（瀟水的上游）上有一個渡口叫葫蘆岩渡，這個渡口很有名，凡道縣人很少有不知道的，渡口只有一條渡船擺渡，大約可載十八、九人，通往江永、江華的古道從這裡通過，行人不少，渡船在碧水清波中來來往往倒也難得清閑。村后的山上，石多樹少，但總體說來山清水秀，淳樸，自然，簡約，又充滿靈秀之氣。
（1967年）8月25日，紅岩大隊黨支部書記周甫愛等人從洞民大隊參加公社召開的會議回來以後，第二天即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和民兵骨幹開會，貫徹洞民會議精神。
周甫愛把公社開會的那套程序原原本本地搬到了大隊會上，他招呼大家對著牆壁上貼著毛主席像的忠字台站好，拿出紅寶書先搞敬祝。敬祝完畢后，周甫愛說：「大家先不忙著坐下，讓我們一起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請示，大家把紅寶書翻到第×頁，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導我們說：『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一、二、三——起」與會者隨著他的口令齊聲讀道：「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打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掃，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這個程序叫做請示。請示完畢后，會議進入正題。
周甫愛說：「……前一段我們大隊抓革命、促生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和別的先進大隊比，我們還是落後了。現在道縣的階級鬥爭十分複雜，階級敵人的活動十分囂張……別隊早就行動起來殺地富了，我們到現在還沒有行動。今天把大家找得來就是要商量一下，我們怎麼辦？調皮搗蛋的要不要也殺他兩個？」
「要殺！調皮搗蛋的不殺他兩個，以後我們大隊幹部還有威信？」
「上面已經開口要殺了，那就殺吧。」
周甫愛看到大家認識已經統一了，又說：「那好，我們就議一議殺哪幾個。」
他這一開口，下面反倒冷了場。因為問題具體了，點名點姓把人提出來，多少還是有些為難。夠得上砍腦殼條件的，政府早就砍了，剩下的這些人，不說老實阿彌陀佛一個，但也很難想出什麼非殺不可的理由。這種現象，筆者在採訪中多次聽到，第一次研究殺人的時候，很多大隊殺人的名單總是很難提出，總是要上頭（公社）來人督促，或者大隊上有人堅持。殺了第一批以後，事情就好辦多了。
周甫愛見大家不吭聲，就說：「你們不提，我來提。殺一個（周）甫文，再殺一個（邱）聲鳳，大家討論一下。」
此言一出，整個會場驟然安靜下來了，原先還有些人在交頭接耳，這一下都把身子坐直了。怎麼會這麼緊張呢？蹊蹺就在周支書提名的這兩個人身上。周甫文好說，富農（其實是子女），殺就殺了；但是邱聲鳳是個下中農，關鍵是他還是周甫愛母親陳滿女的老相好，這在村子里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周甫愛對此早就憋了一肚子火，覺得太傷面子，按說他是一隊之主，大隊上的事他說了算，要對邱聲鳳採取點措施，也不是什麼難事，但他又是個孝子，有些怕母親，不敢惹母親生氣，所以就變成豆腐跌到灰裡面，吹又吹不得，拍又拍不得。退一步說，邱聲鳳這個人殺了也沒什麼大關係，但陳滿女性子烈得很，殺了她的老相好，會跟你破命的。這個誰受得了？
周甫愛看到眾人不做聲，心裡好惱火，但話已說出了口，怎麼收回來？吐出的口水難道還要自己去舔掉？他把眼睛看著眾人說：「怎麼都啞巴了？怕死不革命啊？」
但是——大家還是不開口。
周甫愛脾氣上來了，一拍桌子說：「今天不回去了，誰都不準走。（周）甫玉（民兵營長，周甫愛的叔伯兄弟）帶幾個人把邱聲鳳、周甫文抓起來。我就不信革命就有這麼難！」
還是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周甫玉立即帶領幾個與會的民兵骨幹將邱、周二人抓起來，又按照周書記的意見，拖出去「處決」了，這才散了會。
由於這一折騰，會議的最後一個程序——喊口號給忘記了。
第二天（8月27日）一大早周甫愛又通知開會，研究殺人問題。昨天剛剛開會除了兩個心頭恨，怎麼今天一覺睡醒來又想起還要再殺呢？
葫蘆岩村的一些村民給了筆者這樣一種說法，殺了邱聲鳳以後，陳滿女哭了一個晚上，只喊要上吊。周甫愛再三給母親解釋，不是自己要殺的，是上頭指示的。但是陳滿女不信，上頭只喊要殺地富，哪個說了要殺貧下中農？你地富不殺，殺貧下中農，分明是成心。也許是這句話讓周甫愛意識到自己昨天的做法有點過了，放著那麼多地富沒開刀，急急忙忙把邱聲鳳殺了，上頭問起來，怎麼交代？想來想去，還得趕緊再殺一批，如果殺的大部分是階級敵人，只有少數蛻化變質的貧下中農，天上說到地下都不怕。
所以，一早起來，他就通知大隊幹部、民兵骨幹開會。會上，周甫愛拿出了一個殺人的大名單，這一次可都是貨真價實的四類分子（包括子女）。但是，出乎周甫愛的意料，群眾居然不同意。很多人對他昨天的做法有意見，認為他私心太重，做事不公，太霸道，太不把人看在眼裡了。幾個昨天死活不開口的大隊幹部這一次開口了：「上頭說調皮搗蛋的可以殺一兩個，我們已經殺了兩個，下一步怎麼搞，還是要聽上面的指示再定。」弦外之音不就是說周支書是在擅自做主嘛。周甫愛聽著心裡窩火，又不好發作，人家的話說得不軟不硬，在情在理，又把個上級領導端出來，叫你很難反駁。有心動用支部書記的權威強行通過，可是這樣的事可一而不可二，昨天已經做了一次，今天連著再做第二次有點說不過去。周甫愛在大隊的威信高是高，但還沒有高到說一不二的程度。再說，這些人殺不殺對自己又有多大的好處？反正只要自己有這個態度擺在這裡就可以了。於是他說：「毛主席教導我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大家說不著急殺，那就不殺算了。」
看起來這些人好像殺不成器了。
但是——當天中午，大隊派到上渡民兵指揮部的兩個基幹民兵帶著區里的指示趕了回來，說要「補火」，大殺三天，該殺地富都要殺光，還說再不動手就沒有這樣好的機會了。上級的指示來得太好了，太及時了!你們不是說要等上面的指示再定嗎？好，現在上面的指示來了，看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周甫愛馬上通知下午繼續開會，討論殺人問題。這一下再沒有人敢唱反調了。個別對殺人問題有保留意見的大隊幹部也把腦殼做個烏龜縮了起來。誰都明白，再唱反調，一頂「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扣過來可不是好耍的。殺，還是不殺，已經不成問題。討論的焦點圍繞著怎麼殺展開。
周甫愛說：「根據蚣壩那邊的經驗，不外乎『金木水火土』五種刑法。金就是背刀砍，木就是用棍子打死，水就是沉河，火就是用鳥銃打、炸藥炸，土就是活埋、下窖眼、丟天坑。大家討論一下用哪一種方法好。」
治保主任邱聲洋說：「我看哪種辦法簡單就用哪種，就是不要搞得太損心了。」
「對，對，簡單好。」馬上就有人附和，「前幾天沿河灘大隊在葫蘆岩下天坑，丟下去沒有死，又用火來熏，又用炸藥炸，搞得太損心。」
邱聲洋說：「乾脆用水刑算了，往河裡一丟就完事，了了撇撇，連船都是現成的。」
「要得，要得，就用水刑。」
「同意！」
「同意！」
這個辦法得到眾人一致擁護。
接下來就是安排誰誰負責抓人，誰誰捆人，誰誰負責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罪狀，誰誰負責行刑，誰誰負責站崗，以及殺人的報酬、行動的時間等等。
最後，周甫愛招呼大隊會計帶領與會者喊口號，這一回，他沒有把開會的這最後一道程序給忘了。
大隊會計站起來，拿出早已準備好的稿子，帶領大家喊口號：
「無產階級大革命勝利萬歲!」
「無產階級大革命勝利萬歲！」眾人跟著振臂高呼。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請客吃飯！」
「不是繡花！」
「繡花！」
……
應當說工作已經做得很細緻了，寸寸節節都有專人負責，但是還是出了一點小問題，因為在殺人的問題上，一反一復，開會的時間拖得有點長，不知怎麼搞的把消息走漏了，到抓人的時候，已經有兩個地富分子「畏罪自殺」了，還有一個傢伙名單上沒有她，也稀里糊塗跟著上了吊，原定11個，最後真正抓人去沉河的只有9個。這9個對象五花大綁，押到葫蘆岩渡口，邱聲洋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死刑，當場就有幾個癱在地上，走不動路。邱聲洋、周甫玉等人帶領民兵把這些人連拖帶拉弄到渡船上，把船劃到河中央，「噗通——」，「噗通——」丟進了沱江。
「這些人臨死前沒有說些什麼嗎？」筆者問知情人。
「沒有。」知情人答道：「人都嚇癱了，還能說些什麼呢？再說，就是想喊點反動口號也不可能，每個人都有一根索子套在頸根上，只要聽得他想開口，背後的人把索子一拉，就鎖住了喉，莫想發出一點聲音來。」
緊接著，8月28日，審章塘公社為了配合上渡民兵指揮部的行動，再次召開全公社各大隊主要幹部開會，統計殺人數字，了解殺人進度，督促補火殺人。
會後，葫蘆岩大隊理所當然又得殺一批。這一次殺地主要都是四類分子子女，但年輕一點的女人家周支書沒捨得殺，特別有兩個地主婆子人長得還可以，勞動力也好，殺了太可惜了。周甫愛發下話來：「地富家的女人，漢子被鎮壓了，如果本人願意嫁給貧下中農的，可以免死。」這個決定得到絕大多數幹部群眾的擁護，都說這個主意好，既可以少死幾個人，也可以解決大隊上好些老光棍的老大難問題，一舉兩得。正是因著周支書這個土政策的出台，葫蘆岩大隊（道縣其他很多大隊也類似）很多四類分子家庭的婦女得以苟全性命，說起來也算是一件積陰德的事情。
十九年以後（1986年），筆者因緣附會來到道縣採訪，聽得葫蘆岩村村民反映這樣一個情況：67年「亂殺風」時，周甫愛等人把地主子弟邱聲向一家殺害，只留下邱妻劉桂翠配給他三哥周甫近為妻。現在處遺工作落實政策，政府賠了人頭費、建房費、補助費等等，因為邱聲向沒有別的直系親屬，大隊上就把錢賠給周甫近。殺了人、奪了妻、佔了財產，政府還把補助費給了他，便宜讓他一個人佔全了，群眾很不服氣。
聽得這個故事，筆者心中如打翻了調味瓶，五味雜陳，也許我比村民們想得多了一點，也許村民也想得很多只是不願說出口，我們想法當然不盡相同，但有一點絕對一致，那就是無可奈何。

第四十五章  三個弱女子的血淚控訴

筆者在前面講述（公社級）殺人冠軍蚣壩公社殺人情況時，引用了三名逃亡者的口述實錄，在這裡，講述殺人亞軍審章塘公社的殺人情況時，準備引用三名劫後餘生的弱女子的血淚控訴。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被殺者男性居多，女性相對較少，男女比例約為3.5：1，但，這並不說明男性受到的傷害更大些，恰恰相反，女性所受到的傷害要大得多。求生是人的本能，但要活下來真的太不容易。多少血淚！多少磨難！多少屈辱啊！但是這次處遺工作中敢於站出來為自己、為死去的親人討一個公道的女性卻很少，絕大多數人選擇了沉默。我能夠理解她們的選擇，同時也因為這理解而生出了一種痛入骨髓的悲哀。很多四類分子家庭的婦女在親人被殺地情況下，被迫嫁人，有些人甚至就是嫁給了殺死自己丈夫或父母的兇手，但十九年的歲月過去，她們已經在新的家庭里生兒育女，並且有了自己另一份新的生活。她們選擇沉默更多的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後代，為了生命的延續，這是老天爺賦予女人偉大的天性。同時，我也向站出來為自己、為冤死的親人討個說法的女人們表示深深的敬意，她們選擇控訴，為的只是四個字：天公地道！

朱桂芳，女，道縣東門鄉東子山人，46歲（1986年）。
我原先是審章塘公社東風大隊鴨婆頸村人，我原先的丈夫叫朱可能，亂殺人的時候在祥霖鋪衛生院當醫生。我們大隊是（1967年）8月26日開始殺人的，怎麼殺起來的我搞不清楚，只覺得來得好突然，說殺就拖出去殺掉了。只說是上頭來了指示，又要殺地主了。由於我丈夫家庭成分有些高，當時我嚇得要死，後來看到沒有動我們屋裡的人，才稍微放寬了一點心，想起丈夫在區里衛生院當醫生，不歸大隊管，總不可能殺到我們屋裡來吧？可是想不到因為我丈夫（朱可能）在外面工作，拿工資，稍微有兩個活錢，日子過得可能比別人好一點點，就惹起好些人眼紅。8月28日大隊上開會研究殺二批，（大隊）文革主任丁運華在會上提出要把我丈夫抓回來殺掉，支書劉進昌表態同意，安排民兵營長唐明生帶人去祥霖鋪抓人。
第二天（8月29日），唐明生帶著大隊上的幾個民兵到祥霖鋪衛生院，把我丈夫朱可能抓回了大隊。聽講當時他在給人看病，他們連病都不讓看完，說是害怕他毒害貧下中農。
我丈夫抓回來以後，當天沒有殺，隔了一天，到古歷7月29日，陽曆大概是8月31號，下午5點左右殺的。殺人兇手我記得清楚，就是唐明生和馮來源兩個人。
殺我丈夫的時候，我都不曉得傷心，只曉得害怕，坐在屋裡渾身發抖。我的兩個乃崽，小的還只有3歲，都懂事得很，也不哭也不鬧，悄悄地走到我身邊，拉著我的手。我把他們一把接在懷裡，發現他們兩個也在發抖，可憐這麼小的年紀也曉得大禍臨頭了。
這時我想起柜子里還有200多塊錢，這是我和朱可能一輩子的積蓄，將來還要靠它度命的。我連忙起身，打發小孩子到外面看到，自己從柜子里把錢找出來，想找個地方把它藏起來。一看屋裡，藏到哪裡都不放心，前幾天殺的那幾家地富，都被抄了家，屋裡翻得稀爛的。我就找了塊布在貼身的內衣上縫了個口袋，把錢裝好，又把口子縫上，感到錢貼著肉，心裡才稍微安了一點。
唐明生他們殺了人，又返回到我屋裡，進門就喊：「朱桂秀出來。」我以為他們要來殺我了，腦袋嗡的一聲，大了，腿肚子嚇得只轉筋，當時我就想，我死了不要緊，兩個乃崽還小，哪個來養他們呢？這時候又聽得唐明生說：「走，到衛生院去，把朱可能的東西搞回來。」我一聽不是來殺我的，一顆衝到口裡的心才落了回去，連忙跟著他們一起到了祥霖鋪衛生院，從我丈夫住的間子（宿舍）里，把他的行李鋪蓋、衣服、洗臉盆、熱水瓶一起收拾好。他們要我一擔挑起，送到大隊部，說是沒收歸公了。接著又搜身，把我身上藏的200多塊錢搜走了，又把家裡的雞、鴨、豬、穀子全部都抄走，把一個屋裡到處翻得稀爛的，還逼我把「隱藏的存摺」交出來。我賭咒發誓說：「從來沒存過一分錢，不信可以到信用社去查，如果存了一分錢，就殺了我。」他們這才作罷。
他們抄完家走了以後，我把家裡稍微收拾了一下，又哄著兩個乃崽睡了。這時候我突然感到胸口一陣一陣地發痛，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怎麼忍也忍不住，又怕哭出聲來驚動了隔壁鄰居，只好拚命地咬緊嘴巴。整個一天，我一個人都是木的，腦袋也是木的，身體也是木的，只想著如何順著他們來，莫惹他們生氣，把一家人的命保下來，到這時才覺得太冤枉了，我們一家人從來沒有哪一個做過一點壞事，沒犯過一點法，他們憑什麼要殺我屋裡的人，抄我屋裡的家？上頭說了要殺地富，可是我們家不是地富啊？朱可能雖然家庭成分高，但他是個子弟啊！我點亮了燈，看著兩個已經睡著了的乃崽，心裡好著急的，丈夫殺掉了，錢也搜走了，屋裡的東西也抄走了，今後的日子怎麼過啊？
第二天下午，唐明生又帶了幾個民兵上門來了，二話不說，拖起我的兩個乃崽就走，我曉得是要斬草除根。我抱住我那個3歲的小兒子，求他們給我留一個。他們一把從我懷裡奪過去，說：「留一個？留到將來好報仇？」
一家四口人就這樣兩天功夫殺了三個。我感到徹底絕望了，什麼不顧了，扯開嗓子，哭得昏天黑地。
後來，天慢慢得暗下來，我的嗓子也哭啞了，眼淚也哭流幹了，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屋子裡，也不曉得餓，也不曉得渴，就是那樣發獃。這時候唐明生又來了，一開始我以為他是來牽我去殺的，我坐著不理他，把個眼睛閉起來，心裡想，殺就殺吧，殺了乾淨，殺了好，一家人可以在陰洞地府里團聚，免得留著我一個人孤零零地在這個世上遭罪。沒想到這個絕兜子（絕後）的一進門就把大門關起，拖起我進了裡面的屋子，就來脫我的衣服。我拚命地拉著他的手，哀求他：「明生兄弟，我求你不要這樣……朱可能才死，做不得這事。」唐明生這個畜牲拿著馬刀架在我的脖子上說：「你這個地主婆，老子搞你是看得你起，再不老實，叫你跟朱可能一個下場。」……最後被他發蠻力把我按到床上強姦了。
被他強姦以後，他看到我一個人躺在床上流眼淚，又嬉皮笑臉地對我說：「哭什麼哭，我這根東西比朱可能那根搞起來過癮些吧!以後你就跟我做愛人（情婦）算了，我保證沒人敢來欺負你。」還講了好多流痞話，我都說不出口。
這個傢伙比畜牲還不如，殺了我的丈夫，殺了我的崽，佔了我的身子，還想長期霸佔我，我心裡又恨又怕，想起鴨婆頸這個地方再也呆不下去了，必須想辦法逃出去。
我正在想辦法逃出去的時候，9月9日這一天，大隊又殺了16個人，大部分是第一、二批被殺人家屋裡的子女。那時上頭已經下了指示不準再亂殺人了，47軍也下來過人到村子里宣布不準亂殺人，但是大隊會計陳友忠堅持要殺，他說：「斬草要除根，我屋裡人手單薄，搞他們不贏，現在殺光了，心裡安然，免得以後給他們報仇。」那個時候要殺人真的太容易了，不要說一個大隊幹部，就是一個貧下中農提出要殺哪個，只要你屋裡成分不好，就殺得成器。殺了你，家裡的人還不能做聲，還要表現好，不然一家人都會殺光了去。要是平時得罪了人那就更危險了。我們村胡忠信就是得罪了胡昌沅、胡忠甫這些人，一家8口殺得一個不剩。

張三妹，女，審章塘公社光輝（皂角壩）大隊人，48歲（1986年）。
我叫張三妹，家住審章塘公社皂角壩村（大隊）9組（生產隊）。67年亂殺風中，我丈夫扈裕發被扈千花等人殺了，我也被扈千花多次姦汙。
我們大隊是怎麼殺起來的？殺人的情況我不是很清楚，要問那些殺人的人。那個時候，我們這些人每天只怕被殺，一天到晚提心弔膽，除了老老實實出工做事，哪裡敢打聽這些事情。我只曉得我們大隊是（農曆）7月13日開始殺人的，第一次殺了一個，是個地主子弟。開了群眾大會宣布的。（農曆）7月半過鬼節的那一天，又殺了一批，好像是3個還是5個，記不太清楚了。又過了兩天，上頭來人督戰，說還要殺一批。這一批殺得多，有十幾個。我丈夫扈裕發就是這一批被殺的。說是殺地富，其實子女也殺，有些不那麼聽話的貧下中農也殺。我們家雖然是地主，但不是分子，是子女，但那個時候不管那麼多，都是一樣對待的。殺我丈夫的都有那些人我搞不太清楚，扈千花有一個我是記死了。
殺了我丈夫的第二天，扈千花他們通知我晚上到大隊禮堂開會。我問他：開什麼會？他說，不要問那麼多，去了你就曉得了。後來我才曉得都是假的，根本就沒有什麼會，是他和扈德立（大隊貧協主席）定下的詭計，要在路上強姦我。但是當時我並不曉得，心裡非常害怕，又不敢不去。那時候，開不得會，開一次會就要殺一次人。
當天晚上，收了工以後，我趕快把夜飯做好，吃了飯，把兩個乃崽安頓好，急急忙忙往大隊禮堂去，我曉得遲到了不得了。這時候天已經麻麻黑了，從我屋裡到大隊禮堂要過一片茶山，我走到茶山邊上時，被扈千花和扈德立兩個人短住了。扈德立上來就把我往茶山上拖。剛開始我還沒想到他要做什麼，後來他把我壓到地下，脫我的衣服，我一下子臉都氣紅了，我們雖然家庭成分高，低人一等，但也是清清白白的人家，人活一張臉，樹活一層皮，他們這樣做叫我以後怎麼見人？我就拚死地反抗，最後被我掙脫了。慌慌張張，我就拚命地往屋裡跑。沒想到扈千花斗在背後追。我剛進屋，他就追了進來，裝模作樣地說：「我不曉得扈德立會幹出這種事情來，太叫人氣憤了。」然後就賴在我家裡不走。
看到他那個樣子，我曉得他心裡又在打歪主意，心裡好氣的，但又不敢趕他出去，那個時候他在大隊造反派（「紅聯」）當頭頭，在大隊上威風得很。我就一聲不吭，陪他干坐著。
他看到我不作聲，就講：「你曉不曉得，不是我給講情的話，你，還有這兩個乃崽，早就上西天去了。你還不感謝我？」
「感謝，感謝。」我沒得辦法，只得昧著良心這樣講。
他就講：「感謝的話，不要盡口裡的，要拿出點實際行動來。」
我講：「你看這屋裡有什麼好東西，你就拿去吧。」
他講：「東西我不要，我只要你的人。」
我講：「要人也做得，但是現在不行，過幾天好不好？」當時我只想著趕快把他哄出去。
他講：「答應了，還等什麼呢？」
上來就動手動腳。殺了我的丈夫，又要佔我的身子，太過於欺負人了！我抓住他的手死活不肯。他講：「你不跟我好，要你和扈裕發一樣的下場。」聽得這個話，我一下就軟了。我並不是怕死，是怕我死了，兩個乃崽沒人養，會要餓死去。最後沒有辦法被他強姦了。
幾天以後，就是（農曆）8月初5的晚上，這個畜牲半夜三更把我屋裡的門抽開，又強姦了我。我們農村那個門，不像你們城裡的門，上下是個門竇子，從下面拿東西一撬就抽開了。以後，為了防止他再來，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我把門栓上，再用一根木杠把門頂住。就是這樣還是沒有防得他住。（農曆）8月28晚上，他又趁我收工之前，躲到我屋裡，第三次強姦我。
後來大隊上安排我們這些殺了男人的女人嫁人，我就趕緊嫁了，這才擺脫了他的糾纏。

（張三妹這個老實巴交、目不識丁的農村婦女搞不太清楚的情況筆者在此略作補充。據處遺工作組查證落實，光輝（皂角壩）大隊在文革「殺人風」中共殺23人。1967年8月24日，大隊支書朱榮躍受其他社、隊殺人的影響，召開大隊幹部開會研究殺人問題，會後殺1人。8月25日朱榮躍、扈德立等人到洞民大隊參加公社召開的殺人動員會，回來以後，立即召開大隊生產隊以上幹部和民兵幹部會貫徹會議精神，第二批殺5人。8月27日，祥霖鋪區副區長苑禮甫等人指派上渡民兵指揮部民兵下隊督促「補火」殺人，光輝大隊第三批殺11人。8月28日，公社開會統計殺人進度，之後該大隊又殺4人。其中貧農社員楊光俊因在「社教」運動中提過朱榮躍的意見，罵過朱榮躍「不得好死」，被朱親手殺害，殺的時候，朱問楊：「看你不得好死，還是我不得好死？」）

楊庚娥，女，江永縣界牌鄉黃家田村人，37歲（1986年）。
我的娘家是道縣審章塘公社張家村，現在娘家已經沒有人了，我的父親楊開錫，死的時候41歲，母親邱代秀，死的時候38歲，哥哥楊景芳，死的時候21歲，弟弟楊發新，死的時候12歲，還有一個小弟弟楊正新，死的時候9歲，他們都是1967年道縣「亂殺風」中，被同村的殺人兇手蔣得得殘酷殺害的。還有一個最可惡的幫凶就是我原來的嫂子朱金姣。
我哥哥楊景芳和朱金姣是1965年結婚的，剛開始夫妻感情蠻好，第二年的冬天朱金姣與本村的蔣得得勾搭成奸，兩人就產生了矛盾。那個時候我們家成分高，在隊里受欺壓，我爸爸人特別老實，我哥哥又怕老婆，都不敢做聲。只有我母親咽不下這口氣，經常跟朱金姣慪氣，有時間在屋裡講一下她的空話，但都不敢在外面講。沒想到，就這樣，蔣得得還是起了殺夫奪妻的心。
1967年8月，殺人風刮到了我們村子，8月25日，蔣得得為首帶著大隊上的一幫人抄了我們的家，把牲豬、雞鴨、穀子……凡數值錢一點的東西都抄起走了。當時大隊上已經開始殺人了，我們家因為人特別老實沒有被殺。隔了一天，8月27號區里來人督戰，說是要「補火」，蔣得得趁著這個機會，把我母親邱代秀和我哥哥楊景芳，拖出去殺了。跟蔣得得一同去的殺人兇手還有張光順。
當天晚上，朱金姣就把屋裡抄家剩下的東西搬到了蔣得得家。
我們屋裡的人看了，心裡氣得要死。我父親要我們千萬莫做聲，臉上也不要做出樣子來，他講：「人已經殺了就算了，東西也不要緊，保住自己的命要緊。你哥哥已經死了，朱金姣遲早是蔣家的人，隨她去吧。」
我們真的是哭都不敢哭，眼淚只能往肚子里流，由著朱金姣在屋裡為所欲為，耀武揚威，聲都不敢做。蔣得得晚上過來，大搖大擺和朱金姣兩個人睡在我哥哥的床上，我們都裝作沒有看見。但是，沒想到我弟弟晚上做惡夢喊媽媽，被朱金姣聽見了，她對蔣得得說：「年紀雖小，大了一定會報仇的，還是要斬草除根才行。」
8月30號，蔣得得帶人把我的兩個弟弟楊發新、楊正新抓去殺害了。
9月3號，蔣得得和朱金姣舉行了婚禮。
我父親趕快打發我到親戚家躲了出去，算是把我的命保下了。
這時候，上頭已經來了指示，不準再亂殺人了。可是蔣得得又在9月10號這一天，在白石塘用鋤頭將我父親楊開錫活活打死。除我一人以外，一家人被他殺光。現在他講他是奉命殺人，這個問題我有看法，他不是奉命殺人，而是勾搭成奸、殺人奪妻、斬草除根、謀財害命！我強烈請求政府讓蔣得得抵命，我們要求也不高，我們5條命，只要他1條命來抵。

（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



第四十六章 黨叫幹啥就幹啥

幾經周折，終於辦好了採訪苑禮甫和鄭有志的手續。我們坐在零陵地區三監獄的接待室里，眼睛盯著窗外的高牆和牆上的電網，腦子裡充滿著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材料和叫人肝腸寸斷的血淚控訴，我們不敢據此去想象他們的尊容，在道縣這一段時間的採訪經驗告訴我們，用沉澱了十九年的想象力去想象那個瘋狂時代的事物，十有八、九者錯。
深深的走廊里傳來了沉重的腳步聲。人來了。我突然莫名其妙地緊張起來，彷彿一個巨大的不可思議的陰影正在逼近。
首先會見的是鄭有志，他在獄警小林的監護下，接受我們的採訪。
鄭有志身材高大魁梧，一雙大眼睛炯炯有神，隱隱透出當年「前線總指揮長」的餘威。他文化水平不高，是個粗人，也不善辭令，所說情況，與我們看到的材料基本無異。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感覺此人比較實在，沒有任何根據，只是憑多年的記者生涯，閱人多矣的直覺罷了。
他說：「我50年當兵，58年轉業回道縣，任郵電局指導員。原來準備提拔我當郵局局長，後來領導看我工作有魄力，積極肯干，就派我去防空襲重點月岩區擔任武裝部長。區內有個千家峒，是防敵特空降的重點區域……我在那裡搞了八、九年，搞出了一點成績，得到縣、地區和省里的表揚。65年和67年先後出席了湖南省軍區和廣州軍區學毛著先代會（全稱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先進分子代表大會）。67年8月1日，縣裡還獎勵一台大拖拉機給我們區。你們肯定看過我的檔案了。從那上面，可以看出，我從來沒有受過任何處分。我總是黨叫幹啥就幹啥，不是沒有個人考慮，反正要求自己鬥私批修。你想，沒有共產黨毛主席，像我這樣的大老粗能當上幹部嗎？我每天學的就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聽到的都是階級敵人搞破壞，要變天要復辟，蔣介石要反攻大陸，我這個管槍的，怎麼能放得下心？67年8月8日，縣裡少數派槍了武裝部的槍，又聽說四類分子要變天，反攻倒算，造紅色政權的反，我就自覺地站到『紅聯』這一邊。縣武裝部、老領導也都是支持『紅聯』的嘛……
「8月16日，我在營江，周仁表來說我們區破獲了兩個反革命組織，都發展了上千人，行動計劃是『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貧下中農全殺光，中農殺一半』等等。我一聽感到問題嚴重了，就同意回去開個幹部會。在會上我傳播了這些敵情，後來聽說都是假的，可當時不知道呀，沒想到後來殺了那麼多人。真的，我當時一點都沒想到！我憑良心講，當時我對殺人是不主張的。8月19日，區秘書曾慶宣打電話來，報告我一個好消息，說清塘廖家一下子幹掉了6個四類分子。我聽了心裡暗暗感到吃驚，說這樣殺要不得，要他趕快制止。這個事，你們可以找曾慶宣調查。第二天，當時縣武裝部部長崔保樹來營江，我向他彙報，說我們區殺了6個人怎麼辦？他說：『現在不是殺人的問題，主要是槍杆子的問題，槍杆子解決了，一切都好辦了。農村裡的事暫且不要去管它。』21號，軍分區趙副司令員、魯參謀、47軍梁代表來營江，我又向他們彙報了殺人的問題。趙副司令問全縣殺了多少？賀霞告訴他，大約殺了一百多。趙副司令說：究竟殺了多少人，統個數字報上來。我又提出：『這麼殺都行的？』趙副司令說：『江青同志講了的，這就叫文攻武衛。殺了還不是殺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保衛貧下中農的問題。』
「你問這些情況確不確實，我這個人是從來不亂講的，有實講實，沒講的不會說講了，講了的也不會說沒講。23號，我與賀霞又商量派人去請熊炳恩出面開會制止殺人。24號，賀霞告訴我熊炳恩說他沒有辦法，槍也搶了，人也打死了，自己的人身安全還沒有保障，怎麼開會？其實，當時究竟殺了多少人，我也不清楚，我看到道江鎮居民，三個五個一夥，到方向好大隊的水井打水，就問他們為什麼到這裡來擔井水，他們說河裡浮滿了死屍，河水吃不得了。我才曉得問題嚴重了。後來，我們商量開個會制止，原定區、社來個領導，『紅聯』來個負責人，25號報到，26號開會，開三天。賀霞與黃濤他們一商量，改成開政法幹部會。
「到29號，會上，有人提出罪大惡極的，貧下中農堅決要殺的怎麼辦？我打電話請示武裝部政委劉世斌，劉政委答覆說：『我也沒得辦法……』
「判我的刑，我沒怨言，就是殺我的頭，也沒怨言。後果太嚴重了嘛！我現在想起來都心驚膽戰。但是判決書上說我在全縣部署殺人，我想不通。我當時所講的話，都不過是把他們講的重複一遍而已。再說當時，我請示這個，請示那個，沒一個人說殺不得人，沒一個人出面制止。都說要支持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四類分子可以殺一、兩個……我一個區武裝部長怎麼負得起那麼大的責任呢？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了，又關了，現在又說我是故意殺人罪，又要坐牢……我認為道縣殺人的事，我有責任，但絕對不是主要責任。」

接下來的是苑禮甫。他為無辜被殺的569條人命坐坐牢，照理應當是無怨而有悔。然而結果卻使我們失望。他與鄭有志形成強烈反差，身材矮小，巧舌如簧。眼睛看人好像很恭順的樣子，但說出來的話句句蘊含玄機。他是1961年從衡陽師專畢業后，從學校調干，作為後備幹部培養的政治學徒。1967年時任道縣祥霖鋪區區委秘書兼副區長，1984年由道縣紀委副書記調任東安縣鄉鎮企業局任局長。入獄后在教師隊教書。
究竟是什麼東西讓這個文質彬彬白面書生似的人物變成了一個殺人魔王呢？
他說：「我因1967年8月道縣殺人事件而判刑的。刑期13年，是脫產幹部中的冠軍。捕后，思想很複雜的，從大局看，想得通，這麼大的事件需要有人來負責；從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法律看，想不通。我們是馬列主義的黨，講究的是實事求是，要尊重歷史，尊重事實。道縣殺四類分子不是偶然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是很多因素組成的。不是哪一個人一聲喊就能殺起來的，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57年以後，黨的路線越來越左，農村階級鬥爭觀念越來越強，農民對階級敵人越來越恨，這是思想根源。62年道縣的戰備教育影響很深，蔣介石叫嚷反攻大陸那陣子，道縣先後開了三次會，當時的縣委書記石秀華對區、社書記講話時就說過，凡是有風吹草動，就要把四類分子通通殺光，要蔣介石走上大陸找不到一個帶路的。當時空飄的反動傳單也很多，對群眾的階級教育抓得很緊，唱歌也唱的是『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群眾對階級敵人恨得很。再就是文革初期，道縣出現大亂，8•8搶槍，各級領導，還有公檢法都癱瘓了。第三個原因就是，少數階級敵人破壞，這裡有反革命組織，那裡有反革命組織，這裡地富反攻倒算，那裡地富造謠破壞，你現在講都是假案，可當時哪個曉得？全縣7起大案，破案4起，抓了人，殺了人(全部冤家錯案)。在寧左勿右、越左越好的思想影響下，以為真的階級敵人要變天了。全縣亂得很，群眾怕得很，從開始殺人到結束，也沒看到上頭誰出來講一句殺人是錯誤的。只講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只講相信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還有一點，當時47軍發了個《社情電報》，下面又錯誤理解，講階級鬥爭嚴重，講貧下農自衛，也產生了很深的影響。
「說到我自己，我是一個很普通的農村幹部，我不可能超越時代，肯定在這個殺人事件中，要有一些表現。但是，判決書與事實出入太大，顛倒是非。責任沒有分清，用法不當。蔣光德打電話來，要我補火，要我抓緊些，抓平衡些，他只判5年，我在會上傳達了他的指示，卻判了13年，要我負主要責任，不合理。蔣光德說是向我彙報工作，這完全不合事實，我作為一個副區長，當時還是掛起來的領導幹部，哪有那樣大的權力？ 你說我對蔣光德的話有所發揮，是的，也許我多說了幾句，但是當時那個情況，我想你也會有所了解的，全國上下人人都在講大的，多說幾句少說幾句有什麼區別？再說當時整個民族都神經不正常了，怎麼能要求我一個人保持清醒呢？當時的情況是只要有人指示了就有人執行。我當時還打電話向縣裡請示了，縣裡叫我莫管。再說，我並沒有布置怎樣殺人，殺多少，相反我還宣布了堅決不準亂殺，誰亂殺誰負責任。現在來判我的刑，我想不通。」
結束了對鄭、苑二人的採訪后，從那扇沉重的大鐵門裡走出來，走上繁華似錦的街市。不知為什麼，我的心裡氣鼓鼓的。特別是對苑禮甫印象壞極了。講了那麼多歷史背景、客觀因素，就是不從個人主觀上找原因，更談不上所謂的良心懺悔。569條人命，13年徒刑，他還有膽喊冤！真的叫人不敢不佩服他。
我對張明紅說：「你信不信，把鄭有志換到苑禮甫那個位置上，他絕對想不出『大掃除』這號損招。」
張明紅一笑道：「那是當然！鄭有志這種人，上頭喊殺，他絕不手軟，上頭喊停，他馬上收手。不像苑禮甫，還要有所發揮，有所發展，有所創造。」
「中國的事情壞就壞在這號人身上！讀了幾句書，背得幾句語錄，就以為真理在手，正義在胸，就要扮演人民的指路人。其實屁都不懂，淺薄得很。你說他屁都不懂，官場學、登籠術，他又無師自通，明明是想用人血染紅頂子，他還講得冠冤堂皇。什麼敵情啦，什麼大案啦，什麼反動組織啦，什麼反動綱領啦，全是他們無中生有，捏造出來的；什麼階級鬥爭新動向啦，什麼群眾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啦，全是他們這號人煽動的。幾十年來，我們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被作為垃圾拋棄，糟粕改頭換面蠱惑人心，這號人物正好風雲際會、沉渣泛起，搞得作田的人沒飯吃，做工的人沒衣穿，他們還不罷手，大話、假話、套話，一套一套，真話一句沒有……」
「好了，好了。」張明紅見我說得義憤填膺，打斷我的話說：「『牢騷太盛防腸斷。』你這樣容易激動，遲早要出問題的。」
沒想到，明紅一語成讖，不久之後，果然因我呈一時口舌之快，致使我們的採訪工作被迫中斷。

筆者的一位朋友針對苑禮甫，還有蔣文經、梁域這類人寫過一篇專論，特錄出與讀者，也與苑、蔣、梁等人共析。

中國鄉村痞子化秀才的根性：
兼論苑禮甫現象

舉世震驚的道縣大屠殺，實是由來自有。竊以為其根植於我國傳統的痞子文化。追本溯源，早在兩千年前，痞子文化即進入中國文化的源頭。楚漢相爭，農村痞子劉邦勝，舊貴族項羽敗，對整個民族的政治文化、精神氣質打下災難性烙印。其後歷朝歷代，上至宮庭鬥爭，下至黑道傾軋，無不滲透了痞子化的實質性影響。中國向來缺乏真正意義的宗教信仰，儒家思想在中華文化中起到某種類宗教的代償作用，經由統治者欽定御用而產生蛻變的旨在調節社會的儒家學說，近代以來，在其他強勢思潮的衝擊下則又禮崩樂壞、日漸式微，實難遏制不擇手段、沒有道德信仰的痞子文化。至於農民起義、農民革命，這種社會的劇烈痙攣，亦不過是痞子化地延續著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其破壞性遠勝於建設性。改朝換代，戰亂頻仍，「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每次戰亂，都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都致使人們流離失所，這也是滋生痞子化的社會土壤。降及近代，整個農村社會在清乾隆中葉即已開始了「鄉紳劣紳化，農民痞子化」的過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魯迅筆下《阿Q正傳》中的「未庄」，其實正是這種劣根效應的文學縮影。及至六十年代，遭逢自然生態大破壞和三年大饑饉，由「一大二公」而「一窮二白」。如此屢經折騰、飽受貧困且又遍地文盲的中國農村，遇上特定的社會大氣候，一旦失控，其痞子化之為禍暴烈，亦自是勢所必然。
河清難俟，否（痞）極泰不來。「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如此，與痞子化鑿枘相應的「貧民政治」，自然也就有了大行其道的「廣闊天地」。二十世紀初，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當此「天時、地利、人和」皆備之際，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毛第一次接觸馬克思主義，便只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 毛成功地將中國農民革命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武裝奪取了政權。繼而，便有了橫行中國大陸數十年的極左政治，有了餓殍千萬的三年大饑饉，有了王光美自作聰明的「桃園經驗」，以及由此派生的「一切權力歸貧協」，有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由此順勢而發，滅絕人性地製造驚天血案的道縣「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焉能不應運而生！此曠古未聞之大屠殺，殺人理論上、力量上皆處於絕對強勢狀態，抵制殺人的則是處於弱勢狀態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孔孟之道和仁政思想。
而苑禮甫者流，就是與農業中國痞子文化血緣最近、最可靠的學生和基本隊伍。這些人能力有大小，個人品行亦有高下，但核心價值觀絕對一致，他們的所有言行，不論以何種面目出現，全部都深深地打上了從娘胎裡帶來的封建主義 烙印。他們骨子裡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什麼假話都敢說，什麼惡事都敢做。切勿小覷了這幫亦文亦武「政治可靠」的痞子化農村秀才幹部的巨大能量，一個強大的系統如果充溢著這種人其危害性更會百倍放大，道縣大屠殺就是他們一手策動並組織實施的，光是農村中那些目不識丁的阿Q們絕對掀不起這樣的滔天惡浪。這些人對中華文化的糟粕無師自通，又無道德信仰約束，一心投上所好，邀功請賞，並期以撓到癢處，而平步青雲。此種例子，屢見不鮮。由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而登堂入室，便是文革前文革中，人們最常見的社會現象。這些人的思想行為亦具雙重性，一方面表現為農民式的非理性理想主義，另一方面則是奴性異化的盲目發泄和盲目追尋出路。而趨炎附勢的習性，又使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一再陷入功利和荒謬。這些人淺薄浮躁而又嗅覺靈敏，不學無術而又不甘寂寞，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隻言片語，雜以封建主義糟粕，奉為金科玉律，以謀私利，以售其奸。他們深悉「寧左勿右」個中妙處，在中共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是此類人推波助瀾，興風作浪，給國家、給民族帶來無窮的災難！道縣大屠殺不過是其中小小一例。一個再偉大的國家，一個歷史再悠久的民族，也經不起這些人經年累月的啃噬。


第四十七章 仙子腳區為何殺人最少

在道縣採訪的過程中，我們特別關注那些沒有殺人的大隊和殺人最少的區、社，企圖從中找出一些所謂規律性的東西。這樣做有兩點原因：一是採訪本身的需要。應當說我們這次採訪是帶有某種任務的，那就是尋找光明面，不能把道縣殺人事件寫成漆黑一團。二是我們自身心理的需要。在道縣採訪的過程中，支撐我們精神世界的所有支柱，都在傾斜、崩裂、坍塌，彷彿經歷了一場心靈的唐山大地震。對別人，對自己，甚至對人類本身，至少是對中國人本身都產生了一種涼透心底的絕望感！許多個夜晚，筆者在一些極其荒誕的夢中驚醒，醒來后，卻又想不起夢中的內容，只有一些天崩地裂的感覺和一身涔涔的冷汗。我們真的非常需要光明面來支撐自己不至於徹底崩潰。
那麼，除了魯草坪大隊因地處深山，沒有接到開會通知，沒有來開會，從而沒有收到殺人指令而沒有殺人外（我們稱之為魯草坪現象），其他那一些殺人較少或沒有殺人的區、社、大隊又因所而何呢？
我們來到仙子腳區進行採訪。
仙子腳區位於道縣西部都龐嶺山麓，區政府所在地仙子腳鎮距縣城32公里。這裡是道州盆地四沿中地勢最高的地方，著名的湖南第二峰韭菜嶺就聳立在該區的西南端。西部都龐嶺，北面紫金山，石灰岩遍布。在兩大山系分界線上，有道縣最為險要的關隘——永安關。永安關雄踞仙子腳公社下壩洞大隊的梯子嶺上，海拔304米，距縣城96公里。梯子嶺下是廣西境界。關口居高臨下，峻峭險拔，昔為兵家必爭之地。近關處有石竇，泉水潺潺，清可見底。道州第二大河流洑水發源於該區橋頭公社崩塘大隊。洑水的源頭是一條地下河，河水從崩塘鄉的一個岩口迸出，水質清澈，長流不斷。據當地人說，這下面的地下河是從廣西全州白嶺山中入口的，在地下穿流三四十里，從這裡流出來。據說有人在這裡看到過從廣西那邊撒入水中的穀殼。洑水河道曲折，水流湍急，發源地下行不遠的上壩村附近，是道縣著名的上壩水庫，山青水秀，風光瀲灧。該水庫文革刮「殺人風」時尚未修築，1971年底開始攔河築壩，1980年4月大壩主體竣工，1983年6月大壩閘門因質量問題，變形斷裂，致使洪水成災，給水庫下游的橋頭、會潭、仙子腳三個公社造成巨大損失。1986年我們到此採訪時，水庫的搶修重建工作已基本完成，然洪水成災的痕迹還依稀可辨。
仙子腳因著一個美麗的傳說得名。相傳舜帝南巡時，在草鞋嶺丟失了一隻鞋履，赤著一隻腳走到這裡。在這裡一隻腳站著，換了一雙新草鞋。在舜帝換鞋的石灰岩坡上，留下了一個碩大的仙人腳印。舜帝的兩個妃子女英、娥皇南下尋夫，在這裡發現舜帝的腳印，非常高興，於是將「五穀豐登」和「人丁興旺」兩句美好的祝願留給了這塊土地。從此，這塊女英、娥皇祝福過的土地，山上山下，年年歲歲，盛開鮮紅的杜鵑花。
「這塊土地，這塊土地，春雷打過，野火燒過，杜鵑花層層開過……」隨身攜帶的半導體收音機播放著專門為歌頌「紅太陽升起的地方」而寫的歌曲，可歌詞的內容竟與眼前的景物如此驚人地不謀而合。在仙子腳區採訪時，處遺工作組的同志專門帶我們來此尋跡瞻仰。我們按照當地人的傳說，五體投地匍匐在舜帝留下的足跡里，想吸取一點帝子留下的仙氣。
仙子腳區是道縣殺人最少的區。全區有八個大隊未開殺戒。說殺人最少，其實殺得也不善！全區共殺152人（被逼自殺32人）。其中，搶殺103人，刀殺4人，活埋一人，棍棒打死12人，其它致死32人。 為唯一沒有滅門的區。筆者初略地算了一下，被殺人數佔全區總人口的3.6‰，如果以當時全國7億人口計算，按這個比例殺遍全國，至少要殺250萬人以上。當然不能跟蚣壩區相提並論，按蚣壩區的比例殺遍全國，要殺3500萬人！
該區開始殺人的時間並不晚，應當說是屬於較早開始殺人的區之一，第一個被殺者是紅岩公社七星大隊的四類分子胡祥，被殺時間為1967年8月21日。因當時「殺人風」剛起，該大隊支書心裡不託底，殺人前，曾三次請示區秘書胡光學。（據處遺工作組查證落實，胡是該區主殺派的一個重要人物，該區的很多殺人事件都與他有關。）胡光學第一次答覆：「你們自己決定。」第二次答覆：「我跟你們講了，這件事由你們自己決定，現在是貧下中農說了算。」第三次答覆：「你們決定要殺，那就整好材料，開會宣布再殺。」並借了區武裝部長王先志的手槍給七星大隊去執行死刑。
七星大隊殺胡祥在仙子腳區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從其他各區情況中我們看到的都是「一花引得百花發，萬紫千春滿園」。仙子腳區的殺人情況又會怎樣發展呢？
（1967年）8月24日，該區「抓促小組」負責人區公安特派員蔣正田，「翻遍了所有的馬列和毛主席的書，沒有查到一處寫著可以隨便殺人」 ，他帶著這個「活思想」敲開了區武裝部長、區「抓促小組」的另一負責人王先志的房門，與他交換意見。王先志表態說：「那就讓他們先殺吧，我們看一看再說。」
8月25日，區里召開會議專門研究殺人問題，由於蔣、王二人的態度，會上出現了意見不統一的局面。會後，胡光學打電話給紅聯頭頭唐銘植、劉昌林等人彙報會議情況，說：「他們說不殺，我們要殺還不是殺。」但是權力核心不動，下面縱使要殺也只有這樣凶。
後來營江「前指」兩次打來電話，督促殺人，該區都沒有往下貫徹。蔣正田的「右傾思想」使得鄭有志等人非常義憤：「這個東西離階級敵人只有三寸遠了！」為了挽救他，幫助他把坐歪了的屁股端正過來，鄭有志請示上級同意后，繳了蔣正田的槍。
遺憾的是我們未能直接採訪到蔣、王二人。他們不願意就這個事情接受任何人採訪，因為當時他們根本就沒有做什麼，只是憑良心說了兩句話而已。他們希望平靜地生活，保持良心的安寧。
當時擔任仙子腳公社黨委書記的周仁者同志接受了我們的採訪，他說：
「我們區（五區）的殺人，主要是在附近區社殺人風的影響下發生的，當然少數區社幹部也有責任，但大部分人對這樣亂殺人還是有看法的。8月下旬，我們公社下石塘、七家灣、老福地等大隊陸續發生了濫殺四類分子的現象。得到這一消息后，我馬上與公社武裝部長周桂章商量，決定召開一個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議制止殺人。我們先後開了六次會，47軍(不準隨便殺人的)通告下達后，我們公社幹部又分頭下到各個大隊，宣傳貫徹。殺人風殺到我們這裡的時候，已經有些變了味，是人都殺。當時我下到的點是老福地大隊，我隱隱聽得一點風聲，這個大隊的貧協和造反派策劃著要搞掉原大隊長睦道義（「四清」下台幹部）。他們在稅務所開了討論會，決定晚上十二點正動手。當時，農村裡有表的人少得很，到了晚上十一點多鐘，其中一個造反派頭頭把電話打到公社郵電所，問幾點鐘了。值班的話務員問他，這麼晚了，問時間幹什麼？那人笑了一下，說十二點殺壯豬哩。話務員多了個心眼，把情況告訴了我。我聽了話務員的報告，雖然搞不清楚是要殺哪個，但知道是要殺人，連忙叫了武裝部長周桂章、公安派員鄭啟炳 ，摸黑跑了七、八里山路，搶在十二點以前到了老福地大隊。一了解情況，要殺睦道義。我們連忙制止了。又把睦道義帶到公社保護起來，直到5天後風浪平息了，才放他回去。」
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殺人最少的是仙子腳區會潭公社，僅殺17人。我們為此專門到會潭採訪，此行的目的不是採訪殺人，而是試圖採訪抵制殺人的事例。一個公社殺17人，放在別的地方，也許不是一個太小的數目，可是在道縣，36個公社殺4500多人，平均每公社125人，能夠把殺人數字控制在這樣的小兩位數上確實不容易。其中一定有抵制「殺人風」的人和事存在！但是，我們很快就失望了，會潭公社殺人較少的原因簡單得叫我們感到絕望：僅僅因為公社沒有召開殺人動員會。而與它同屬一區的沙田公社，比它更偏遠更靠深山老林，卻殺人比較多，就是因為公社召開了殺人動員會。
結果，原本打算採訪抵制殺人，卻出人意料地變成了採訪殺人情況。
一位在仙子腳區搞專案的工作組同志告訴筆者：「會潭鄉的殺人事件雖然公社沒有召開殺人動員會，並且明顯地有受其他區、社『殺人風』影響的跡象，但貧下中農自發起來殺地富的現象可以說基本沒有。所有殺人個案都有社、隊幹部插手的證據。其中問題最大的是公社公安特派員熊景峰，他親自寫條子批准下面大隊殺4人。」
他向我們講了該公社的三個殺人案例。
一、會潭大隊有個四類分子子弟叫熊義楓，是橋頭小學的教員，「殺人風」中，被會潭大隊民兵彭家奇等人從學校抓回大隊，逼他出錢贖命。為活命，熊義楓交出現金150元和存摺170元。幾個兇手把錢分了，又把人殺了。這個案子就是請示過熊景峰的，熊景峰說：「趕快殺了。」
二、石梘大隊要求每個村子（生產隊）殺一個，結果為了湊數，同時也順便減輕集體的負擔，熊家灣村將一個五保戶殺了。
三、大地夫大隊大隊會計何月拱、民兵營長唐廣元等人，在公社已經傳達了47軍制止山人的通告后，仍堅持將地主分子唐修春和他的兒子唐廣友殺害。唐修春有個女兒叫唐廣惠在壽雁鎮雁鄉中心小學教書。何月拱又糾集多人到學校，要把唐廣惠揪回大隊「交貧下中農處理」。由於學校領導不同意，並派人到區公所請來領導制止，唐廣惠這才躲過一劫。人帶不動，何月拱提出，我們這些人辛辛苦苦從會潭趕過來，中午飯都沒有吃，怎麼辦？唐廣惠只好拿出僅有的30元 ，為他們辦了中午飯。吃完飯，何月拱等還不走人，還要跟唐廣惠要路費。唐廣惠沒有辦法，向其他老師借了35元錢交給何月拱。不過，她還算是幸運的，沒有像熊義楓那樣交了錢丟了命。
接著我們馬不停蹄來到沙田公社採訪，想對比一下，開了動員會與沒開動員到底有些什麼不同。
1967年8月21日，沙田公社公安特派員蔣日崗等人召開了一個公社幹部和各大隊主要幹部參加的「抓促」會議，會上，蔣日崗等人大講特講所謂「當前的階級鬥爭形勢」，所謂的「敵情」，當然也講生產問題，但重點講殺人問題。蔣日崗說：「樹欲靜而風不止，想要四類分子不亂說不亂動是不可能的，同志們不能太天真了！……關、斗、殺都得用上，該關的關，該斗的斗，該殺的殺。」又說：「最高人民法院是人民的法院，你們（貧下中農）就是人民。」這次會議之後，該公社陸續殺了26人。當時，公社幹部傅關愛、王許夫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這樣殺人不行。蔣日崗說他們是叛徒，指示民兵把這他們吊起來，捆了7個小時。第二天又專門開會,「幫助他們受教育」，並勒令二人「低頭認罪」。幸虧傅、王二人「根正苗紅」，不然危乎險哉，加之檢討寫得「深刻」，總算把命保住了。
8月29日，蔣日崗從營江參加政法工作會議回來以後，又召開了一個全公社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蔣在會上說：「我這次回來就是要抓幾條大魚的，小魚崽崽我不感興趣。」又說：「你們要殺就快一點，不然就沒有這麼好的機會了。」會後，一些大隊又匆匆忙忙殺了一批，有些原來沒有殺人的大隊，這次也殺了。
沙田公社殺人的一個典型案例是，沙田大隊殺貧農社員何正民。何正民在「社教」中提了大隊長何禮道的意見，文革「亂殺風」時，何禮道借口何正民的叔父何積修（中農）解放前在國民黨手中當過「偽教員」，大隊開會研究殺人名單時，提出要殺。殺何積修的時候，何禮道順便把何正民一起牽出來殺了，遇害時25歲。殺人之後，何禮道帶著幾個殺人兇手，拿著馬刀和索（繩）子，跑到何正民家，用刀指著何正民的妻子陽修元說：「我們這幾個民兵，你跟哪個好，你自己選，不跟就殺了你。」幾個人將陽修元輪姦后，又威逼她嫁給老光棍何好菊。陽修元不願意，又被何正榨霸佔了20多天。直到47軍宣傳不準殺人，來到村子里，陽修元才得以脫身跑回娘家。
筆者在沙田公社採訪時，還發現了一個案例，這個個案在專案組同志的眼裡可能不算什麼，因為它既沒有殺人、又沒有強姦，而筆者卻頑固地認為它的典型意義絲毫不遜於那些殺人奪妻案、殺人謀財案。此案發生在小偉大隊。8月29日，該大隊的幹部在公社開完殺人動員后，回到村裡貫徹公社會議精神，召開大隊黨員、幹部會議研究殺人名單。由於在公社開會時，公社領導說了「調皮搗蛋的殺一、兩個」，同時也說了「不要濫殺」，這個調子定在這裡，不好大開殺戒。「調皮搗蛋可以殺一、兩個」這個不消說，問題是一貫「老老實實的」怎麼辦？該大隊有一個富農子弟叫何漢存，平時表現還算可以，那麼就叫他出錢保命吧。但話不能說得這麼直白，於是生產隊幹部就對何漢存說：「你是屬於那種可殺可不殺的，但是我們還想挽救一下你，就看你自己怎麼表現了。土改那刻，有些地富主動交出浮財、地契，結果都沒有殺，有的還給定了個開明地主。」何漢存一聽，連忙回家拿出僅有的90元現金交到生產隊。隊上的人一看很生氣，這麼一點點錢就想保命？對他說：「你呀，不要想矇混過關，真心愿意重新做人，就要脫掉褲子割尾巴！」何漢存一聽連忙跪下來：「我脫褲子，我脫褲子！」馬上跑回家，把家裡的一頭毛豬、2床棉被，20斤豬油、9隻雞、4床被單、8件衣服、床鋪、洗臉架、銀首飾約3斤，一間房子統統地交了公，總算免了一死。但何漢存的妻子又驚又嚇，憂慮成疾，不久后病死。剩下一個16歲的女兒，何漢存匆匆忙忙地把她嫁了出去，怕萬一又要殺的時候，好給她留條生路。
令小偉大隊的幹部、群眾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次處遺工作組進村以後，何漢存第一個跳出來了，「變天帳」一筆一筆記得清清楚楚。想當年那些東西都是他自動要求交公的，隊上不願意收，他急得直哭。這會子，又說是逼他交錢保命。誰逼他了？大隊幹部氣得要死：早知如此，當初就不該把這小子留下來！

第四十八章  橋頭公社萬人殺人現場會

在仙子腳區，我們發現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該區所屬四個公社（仙子腳、沙田、會潭、橋頭）中，橋頭公社不但殺人多，超過其他三個公社的總和，作派也與其他三社大相徑庭，不但殺得早、殺得有模有樣，而且還像上關公社一樣召開了萬人殺人現場會，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不一致呢？
處遺工作組專案組的同志向我們解釋道：「現在的仙子腳區包括了文革『殺人風』時的一個半區，當時的仙子腳叫五區，包括三個公社：仙子腳、沙田、會潭。橋頭公社隸屬四區，當時叫橋頭區。後來橋頭區撤消，橋頭公社和橋頭林場劃到現在的仙子腳區，橋頭區的另外兩個公社，樂福堂和楊柳塘劃到了壽雁區。 我們說的全縣唯一沒有在區一級範圍召開殺人動員會的，是當時那個仙子腳區，也就是五區，也叫紅岩區。橋頭區，也就是四區，不但區里開了殺人動員會，各個公社都開了會煽動、策劃殺人。這裡面主要責任人有（原）橋頭區武裝部長廖明忠、（原）區公安助理員黃來順、（原）區委秘書魏永登、（原）區農機站培植員柏福然，（原）橋頭公社公安助理員楊盛卿等人。」
「你講的這個廖明忠是不是在營江『紅聯前指』總部擔任前線指揮部副指揮長的那個廖部長？」我問。
「對，就是他。他是橋頭區策劃、煽動殺人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並且親自批准殺害了兩名貧農社員。黃來順比他厲害，不但在全區範圍內策劃、部署殺人，而且親自批准殺12人，橋頭公社召開萬人殺人現場會就是黃來順和楊盛卿策劃的。橋頭公社在公社範圍內為主策劃、部署殺人的是楊盛卿，他親自開口點名殺4人，批准殺20人。還有那個柏福然，他是一個「紅聯」的頭頭，是策劃樂福堂公社殺人的主要責任人，他在該公社親自點名批准殺9人。橋頭公社殺人最多的也是殺人最早的是勝利大隊，共殺57人，位列三甲，冠軍是油湘公社的躍進大隊，季軍是蚣壩公社的沿河塘大隊，亞軍就是勝利大隊。勝利大隊殺人的主要責任人第一個就是楊遜卿，是他最先開口指示殺人的，其餘的就是該大隊的書記何進兵、會計何臣安、民兵營長何來球、治保主任熊福保等人。被殺的人中有一名孕婦，一名在校學生。一個叫熊福昌的貧農，因與熊福保有私仇，也被他牽出去與四類分子（及子女）一起殺掉了。勝利大隊殺人還有一個重要特色是私設公堂，毒刑拷打被殺對象，用了老虎凳、火燒等刑法，搞得險火得很。所以這個大隊不僅人殺得多，致傷致殘的也不少。
「該大隊最先殺的兩個四類分子，一個叫何光照，一個叫謝蘇蘇，這兩個人是開鬥爭會打死的。8月17號上午，楊遜卿路過勝利大隊，區貧協委員、大隊會計何臣安向他彙報大隊的『敵情』，楊遜卿說：『你們怎麼一點動靜都沒有？現在六區、十一區、八區貧下中農都行動起來了，鎮壓階級敵人的破壞。你們還不行動起來，等著地富搞暴動？』何臣安立即將楊部長的指示向支書何進兵等人匯了報。當晚，勝利大隊召開群眾大會，鬥爭地主分子何光照、謝蘇蘇。何光照被當場打死，謝蘇蘇打得七竅流血，用門板抬回去的，第二天也死了。家人不敢伸張，用一床篾席裹了，偷偷埋了。
「19號，大隊召開民兵營長、治保主任聯席會議，點名要把何靜青幹掉。散會後，大隊治保主任何勝強到楊遜卿的住處請示。楊遜卿看到他顧慮重重的樣子，很生氣，說：『你們大隊幹部膽子太小，作不得卵用。』何勝強受到批評以後，連忙回去，對何世兵、何臣安、熊福保等人說：『楊部長的批評我們了，怎麼辦？』大隊馬上召開鬥爭大會，民兵把何靜青押進會場，何臣安帶領大家喊口號，用事先準備好的洗衣棒一陣猛打，何靜青滿頭滿臉是血，暈死過去。民兵營長朱來球（後來當了書記）伸手在何的鼻子上試了試，還有氣，又補了一鳥銃。
「第二天，楊遜卿專門到勝利大隊，找到何臣安說：『何善妙怎麼還不鬥？你們聽不聽講（話），這種人還不鬥，斗誰？……這種人不要說斗，打死都是應該的。』當晚，勝利大隊又召開群眾大會，批鬥何善妙，不過沒有在會上把何善妙打死，是會後拉出去殺掉的。殺了何善妙后，何臣安專門趕到公社，向楊遜卿彙報。楊遜卿說：『好得很，這是貧下中的革命行動……你們為什麼不用槍打？何部長（橋頭公社武裝部長何福章）從壽雁回來，看到的那邊都是用槍打的。』從這以後，勝利大隊殺人，基本都是用槍和鳥銃。
「在這之前，橋頭公社，還有整個橋頭區殺人都不是很多的，接著搞了一個萬人殺人現場會，把全區的『殺人風』推向了高潮。8月21號晚上，橋頭區公安助理員黃來順從營江開會回來，打電話給楊遜卿要他到區里彙報敵情，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區公所和橋頭公社得很近，楊遜卿接了電話，馬上就到區公所向黃來順彙報。聽了楊遜卿的彙報，黃來順說有必要搞一個大動作，充分地發動群眾。研究后決定，乘著趕圩人多的時候，開一個聲勢浩大的群眾鬥爭大會，給大家看看。黃來順說：『以前的那種鬥爭方式已經不跟上形勢發展的要求了，這一次一定要動點真格的。』楊遜卿說：『黃部長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我辦事什麼時候塌過場？』
「第二天上午，橋頭公社召開各大隊負責人開預備會，研究開現場會的時間、要殺的對象、殺人地點等等，區里也來人參加了。黃來順指示說：『你們不要只抓小魚不抓大魚，像蔣豪（軍統特務）、何國瑞（偽團長）、熊艇（偽軍官）這些人危險性最大，一旦階級敵人搞暴動，他們是會指揮戰爭的。』開會之前，楊遜卿把何世兵、何臣安等人喊到一邊打招呼：『今天開會要從你們大隊殺幾個人。』何世兵等人說：『殺就殺吧！』首先點了蔣豪的名，但是年紀太大了，走不動。有人提議用豬籠子抬起來。楊遜卿說：『太麻煩了，換一個吧。』最後換了一個調皮搗蛋的地富子弟叫何廣賢。大家一致同意了。又向黃來順作了彙報。黃來順說：『要殺就殺吧。』
「8月23日，萬人殺人現場會在橋頭圩召開，勝利、大江洲、石排樓、上壩等大隊都組織社員來參加，樂福堂、楊柳塘兩個公社也派代表來取經。整個橋頭圩擠得水泄不通。現場會由公社團委書記蔣子榮主持，楊遜卿講話。在宣布了何廣賢反攻倒算等罪狀后，楊遜卿說：『現在各大隊反攻倒算的，反動組織的，我們要注意他們的動向，揭露他們的陰謀。會後，各大隊都要行動起來，像這樣的（指何廣賢）統統幹掉！』然後公社民兵將何廣賢拖出去槍斃了。現場會以後，區、社兩級幹部紛紛下到各大隊檢查督促，殺人事件在橋頭區，不光是橋頭公社，還有樂福堂公社、楊柳塘公社，很快形成高峰。」
接著，該同志又給我們講了一個橋頭萬人殺人現場會後，楊遜卿到大江洲大隊督促殺人的故事。這個僅殺兩人的故事帶給我們的心靈震撼竟比轟轟烈烈的橋頭萬人殺人會強烈百倍。
故事的開頭是這樣的，8月23日橋頭殺人現場會後，區、社兩級幹部紛紛下到各大隊檢查督促（殺人）工作，8月24日，楊遜卿帶著公社婦女主任魯××下到大江洲大隊。 他發現大江洲大隊開了現場會以後，居然沒有很大的反響，非常生氣，嚴肅地批評了大隊的幾個主要幹部思想保守、行動遲緩，並立即召集大隊幹部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和民兵骨幹會議，研究殺人問題。會後，殺了兩人。
兩個什麼人呢？秦秀容，女，75歲；何國新，男，5歲。
那麼多四類分子及子女尚未開刀，怎麼就優先殺這一老一小兩個「階級敵人」呢？原來大隊開會時候，有人提出地主分子秦秀容家土改時還藏有蠻多光洋沒交出來，還有存摺。秦秀容的漢子（丈夫）在外面當過官，家裡都是讀書人，哪會沒得錢？據在她家做過長工的老人揭發，舊社會，她家裡光洋用升子量，餐魚頓肉，連我們做長工的都跟著吃好的，臘肉切得巴掌大一塊，油水重得粘嘴巴。還說秦秀容跟孫子何國新傳授變天賬，指著那些土改時分掉的田和房子說，這裡原來是我們家的田，那裡原來是我們家的屋等等。現在秦秀容家已經沒得什麼人了，有個小兒子在外縣教小學，已經和她劃清了界線，斷絕了母子關係，好幾年沒有來往，只剩下這一老一小，老的老，小的小，要是哪一天，老的腳一伸走了，那些光洋天曉得會落到哪個手裡。耍不好，那些光洋就是留給蔣介石反攻大陸用的。
於是決定先拿這祖孫兩個開刀。
誰知秦老太太一口咬得釘子斷：光洋一塊都沒有，土改時都交出來了。說到錢，家裡只有祖孫兩個相依為命，又沒有勞動力，吃飯都成問題，哪裡還有錢存？
楊特派員不高興了，老的死頑固，就威嚇小的，不交出光洋，就要上索子（捆起來）；再不坦白交代，就要判死刑！說著還拔出腰間的手槍，比著小孩，嘴裡「叭叭」了兩下。
5歲的何國新哪裡見過這樣的陣式，嚇得跪在奶奶膝下，哭得凄惶：「媽媽（奶奶----道縣方言將袓母稱為媽媽），你把光洋交出來吧，交出來，他們就不會殺我們了。」
秦秀容如泥塑木雕，平靜得叫人憤慨。都說人越老越怕死，這個秦老太太硬是看到棺材不落淚。你自己自尋死路也就罷了，為什麼眼睜睜的看著5歲的小孫子也要陪著自己死？
何國新見奶奶沒反應，又轉過身求那些拿著梭標、馬刀、鳥銃的人們：「叔叔、伯伯，你們莫殺我，我聽話，我會做事，我給你們放牛……」
他抱住這個人的腿，這個人輕輕一腳把他踢開。他跪在那個人面前，那個人把個臉背過去……
「交出光洋和存摺就不殺你們。」楊公安再次交代政策。
「去，跟你媽媽（奶奶）說去，只要她把光洋和存摺交出來，保證不殺你！」大隊上的人見他說得可憐，再次指條生路給他。
何國新又迴轉身抱著奶奶的腿，拚命地哭嚎，拚命地哀求，哭得嗓子都啞了：「媽媽，媽媽，你把光洋交出來啰，他們說了，交出來就不殺我們！光洋是什麼呵，藏起來有什麼用？媽媽，我怕死，我想活……」
可是，秦秀容居然還是無動於衷，還是寧死不交（也許根本就沒有）。老人伸出乾枯的手掌，撫摸著孫子的頭，說：「好細崽，不要以為活在人世上有好大的味道，我走了，誰來養活你？履巢之下焉有完卵。不如跟媽媽（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個伴。」
遂一起被活埋。
回到縣委招待所以後，我失眠了，躺在床上怎麼也睡不著，滿眼滿腦都是秦秀容和何國新撲朔迷離的身影……一點黏黏糊糊的液體最終還是不聽話地從眼角溢了出來，沁濕了我的雙鬢。說來也怪，它一流出來，緊繃繃地心頭頓時就鬆了許多。我悄悄地爬起來，到公共衛生間打了盆涼水，洗了把臉，然後又回到房間里，打開燈，在記錄本上寫下了一首小詩：
叔叔，求求你
把我埋得深一點
再深一點點吧
別讓野狗把我刨了出來

叔叔，求求你
把我埋得深一點
再深一點點吧
像一顆種子那樣
深深地種下

我會慢慢發芽
慢慢長大
在淅淅瀝瀝的春雨中
開出一朵流淚的小花

第四十九章 最後一個殉難者

聽了專案組同志關於仙子腳區殺人概括的介紹后，我問：「聽說上壩大隊殺了一個名叫何余祥的，能不能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來之前，我們在縣裡查閱材料時，得知道縣殺人事件最後一個遇害者是橋頭公社上壩大隊的中農何余祥，但究竟為何被殺，怎樣被殺的，材料中沒有詳細記載。我們到橋頭公社重點要採訪的除了萬人殺人現場會之外，就是這件事情。這封刀一殺不弄清楚，我們對道縣殺人事件的採訪就無法畫上一個句號。
專案組的同志聽我這麼一問，笑了：「我就知道你要問這個事。何余祥是『亂殺風』中最後被殺的一個人。他們叫『封刀』。殺了這個人以後，『殺人風』就算徹底停息了，以後再沒有殺人。實際上這是一樁典型的謀財害命、殺人強姦案。何余祥是（1967年）10月17號被殺的，這個時候，道縣的『亂殺風』已經基本平息。47軍6950部隊是8月29日進的道縣，到9月下旬整個道縣基本上就不怎麼殺人了。殺害何余祥的兩個主謀，一個是大隊長易長進，一個是民兵營長唐貴庭。唐貴庭這個人當過國民黨的兵，惡習很多，他與何余祥過去為一些小事結過仇，想乘這個亂殺人的機會搞報復。正好大隊長易長進想要侵佔何家的房子。兩個人一商量：再不動手就沒得機會了。就利用手中的權力，捏造罪名，說何余祥參加了反動組織『中國自由黨』，在馬鞍橋的涼亭屋用鳥銃將他打死了。殺了何余祥以後，易長進不但霸佔了他房子，還強姦了他的老婆……在這之前，這兩個人還多次參與該大隊的殺人活動。特別是唐貴庭，他在8月29日，參與殺害了地主分子唐廣廈，當晚又夥同另外兩名殺人兇手易長正與劉大鈞把唐15歲的女兒輪姦了。」
聽了專案組同志的介紹，我們提出想去上壩村採訪一下當事人。專案組同志說：「這兩個已經逮捕法辦了，具體關在哪裡，我不太清楚，你們回縣裡一問就知道了。你們要去上壩村採訪，那裡離這邊有蠻遠，路也不好走。你們看這樣好不好，今天在區里歇一夜，明天一早，我們想辦法弄輛車，送你們到上壩水庫，從那裡到上壩村很近。」
專案組同志的這個建議其實很不錯，當時我們要是接受就好了，但是看到時間還早，所以還是堅持馬上動身去上壩村。專案組同志看到我們這個態度，就想辦法幫我們借了兩部自行車，告訴我們騎單車兩個小時可以趕到。他本來也想陪我們一起去的，由於只借到兩部車子，只好十分抱歉了。殊不知正中我們的下懷，這段時間我們的採訪，多數由專案組同志引領陪同，一方面給我們的採訪增添了極大的便利性，同時也限制了它的自由度。從某種意義上說，缺乏自由度的採訪一定有其巨大的局限性。所以，我們像兩隻翅膀開始長硬了的小鳥，躍躍欲試地試圖體驗單飛的滋味。
        沿著一條彎彎曲曲的沙石簡易公路，我們騎車去上壩村。騎單車對我不是什麼難事，我家離上班的地方很遠，每天都要騎四、五十分鐘的車上下班，一口氣騎下來，根本不覺得累，速度還蠻快。可是這回才深刻得體會到沙石簡易公路和柏油馬路完全不是一回事，騎出去沒多遠就已大汗淋漓，再看張明紅，比我好不到哪裡去，想起當年當知青時，擔一百多斤的擔子，走20多里山路到公社糧站送公糧的情景，心中不禁感嘆，人變「修」太容易了。騎了大概十里地，累得呲牙咧嘴，兩個大腿根也被車凳磨紅了。山路卻更加蜿蜒曲折，起伏不平。我們只好採取上坡推車步行，下坡騎行的辦法繼續趕路。這一招還真管用，馬上輕鬆了不少，只是速度就慢了很多。就這樣走走騎騎、騎騎走走，花了大概有三個小時總算到了上壩村。進村一打聽，不巧得很，支書不在家，有事出去了。我們頓時傻了眼，接頭的人不在，找別人，又不當家理事，作不了主。一個我們在很多地方採訪遇到的情況，在這裡同樣也遇到了：被害者遺族對我們有戒心，盡量地迴避我們；基層幹部對殺人情況或者記不清楚、或者說不清楚；殺人責任人要麼千方百計為自己辯解，要麼乾脆躲著不跟我們見面。說來說去，對殺人情況了解得最清楚地還是專案組的同志。我們繞了這麼大一個圈子得的就是這麼個結論。張明紅感嘆道：「看來，哪條路子上來的人，就只能走哪條路子。『打槍的不要，悄悄地進村』，肯定要遇到地雷陣。」
        這時天色已然向晚。山區的夜晚來得很快，也很突然，青紫絳紅的霞光降臨到都龐嶺上，觀察它瞬息萬變的色調確實是一個件耐人尋味的事情。匆匆落日下，月亮在慢慢爬起，眼前的山巒如此雄渾、淳樸，呆然若愚有仁者之風，純凈得你找不到一絲一毫罪孽的痕迹。從群山中吹來的涼爽的夏季風，鼓進衣服里，渾身的汗馬上收盡，但兩條大腿卻痛得更厲害了。沒有辦法，還得趕回去，至少得趕回公社去。
「走吧，回去。明天再來。」我對明紅說。
「怎麼樣，走不動了吧？你硬是太不行了。」張明紅看著我，嘴角含著一絲詭異的笑紋，「還是看我老張的，這附近有個橋頭林場，我們到那裡去想辦法。」
張明紅不愧是「地頭蛇」，橋頭林場的領導看到記者站張站長來了，熱情得不得了，馬上殺雞置酒款待我們。我們也真的餓了，顧不上講太多的客氣就大吃起來。大塊雞、大塊肉倒是很對我的口味，但是那個酒至今我仍然想不通，為什麼那麼打頭，當時我並沒有多喝，儘管場里的幾個幹部輪著勸酒，我還是把著量不敢多喝，但是酒勁很快就直竄頭頂。這酒肯定有問題，有可能是那種劣質的假酒，奇怪的是他們喝起來都沒有我這麼強的反映。也許是他們喝慣了。也許是我太嬌貴了。酒足飯飽，月上中天，幾位場長留我們在場里過夜，我們堅持要回區里去。場里就派了一部吉普車送我們回仙子腳鎮。
上車的時候，我的頭腦還十分清晰，可是吉普車在盤山公路上三晃兩晃，把我晃迷糊了，眼皮像灌了鉛似的沉甸甸的，有些發脹，還有些發痛，但還是強撐著不讓自己睡著了。這時候，車子突然停下來了，車燈的光柱里照著了一隻野兔子。他們幾個人跳下車去打野兔子。我坐在車上感到膀胱脹，有小便的要求，也跟著下了車。其實夜半三更整個公路上就是我們一輛車，下了車扯脫褲子，大尿特尿就是了，可我偏偏就像怕人看見一樣，想躲到路邊一塊黢黑的陰影里去，就一步一步地向那個陰影里走去……這時候，突然一隻手從背後將我拉住：「小譚，你幹什麼？」是張明紅的聲音。「莫吵，莫吵，我解小手。」我試圖掙脫他的手，他卻把我拉得更緊了，連小便都不讓我解，就把我拉上了車，以後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在仙子腳區的旅館里醒來時，已是第二天中午。張明紅哈哈大笑著走進來：「來，來，我們第二次握手。你小子昨天晚上摸了閻王的鼻子，差一點我們今天就要給你開追悼會了。」看著我茫然驚訝地眼神，張明紅告訴我，昨晚他們幾個人下車去追野兔子，野兔子本來還在前面跑，突然一下子不見了，這時候，他一回頭，看見我正向懸崖邊走，連忙大聲地喊我，可是我根本不聽見，急得他跑著追過來，就在我走到懸崖邊上還在向前走的那一刻，他抓住了我。「你小子命大哩！橋頭林場的司機講，那塊懸崖下面有十幾丈深，一腳踩下去，肯定沒命了。」我聽了驚得倒抽一口冷氣，好久嘴都合不上來了。
因為這個情況，我們把再去上壩採訪的計劃放棄了，匆匆地趕回了縣裡。當時想，來日方長，機會有的是。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很多事情一旦錯過就永遠錯過。
不過，在仙子腳區採訪中我還有一個在其他區社沒有的收穫，那就是在一位專案組同志的記事本上，看到了一首小詩。

七律
處遺工作有感
步主席《長征》韻而作

處遺不怕工作難，
廢寢忘餐只等閑。
樁樁血案無法紀，
滾滾人頭似泥丸。
瀟水當年浮屍滿，
道州至今人心寒。
三中全會指航向，
撥亂反正盡開顏。

我把這首詩抄錄下來，不是因為它寫得多好，多深刻，嚴格地說，作為一首七律，不合格律之處尚多，但它表明了一種態度，一種感情傾向！同時也折射著處遺工作的難度。這樣的詩（或文）出現在殺人最少而問題揭露得相對較深的仙子腳區難道僅僅是因為偶然性的因素嗎？道縣處遺工作組中，喜歡舞文弄墨的筆杆子不少，為什麼他們就沒有這種「處遺有感」呢？也許是我沒有發現。但是，我們發現了，每一個處遺工作組具體工作人員對待道縣殺人事件的認識和態度，決定了他所負責的那個地方或那些專案問題揭露的廣度與深度。我們在道縣採訪中看到，有些地方，處遺工作組的人員與殺人責任拉拉扯扯、吃吃喝喝，甚至乾脆就住在殺人責任人家裡，這些地方殺人問題就根本揭不開，揭不透，有些案子甚至越查越糊塗。
道縣縣委在「文革」非法殺人事件處理遺留問題工作情況的總結材料上說：「通過處遺工作，做好了三件事情，第一查清了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第二做好了被害者遺屬的善後安置工作；第三，對犯罪和犯錯誤的責任人進行了認真的處理。通過以上工作，分清了是非，吸取了嚴重的歷史教訓，增強了法紀觀念，絕大多數遺屬感到滿意，絕大多數被處理者認罪認錯。」筆者認為這個結論缺乏事實依據，我們在道縣採訪中看到的情況是，整個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基本查清，但嚴重的歷史教訓並未被真正吸取。大多數被害遺屬感到有冤難申，大多數殺人事件責任人不認錯，更無從談到認罪。我這樣寫，心情十分沉重，感到對不起廣大處遺工作組的同志們，特別是那些給予我們採訪工作以大力支持的同志，我知道他們一定對我失望極了，認為我就是一條養不親的「白眼狼」！
我們深知處遺工作組的同志們非常不容易，兩年多來，付出了極大地辛苦，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工作之艱難，之細緻前所未有。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道縣文革殺人事件很可能成為一個巨大的歷史之謎被掩蓋在重重迷霧之中。
處遺工作組的一位同志曾經告訴我們：「我們剛剛下到道縣時，道江鎮到處都是乞丐。根本莫想在飯館裡面安安生生吃上一餐飯。一端起飯碗，就有好多衣衫襤褸、面有菜色的乞丐圍在一邊，眼睛巴巴地盯著你手中的飯碗，有的甚至乾脆就跪在一邊，等著，也不說話。那個樣子叫人哪裡還吃得飯下。只好放下碗走人。這些乞丐一窩蜂湧上去，連盤子都舔得好像洗過一樣。這些人大多數都是道縣殺人事件遺留下來的孤老孤殘，和有家難歸的遺屬。他們想做工，沒得人要；要干點別的，早已下破了膽子，就只有一條路可走：自古討來不犯法。」
當時在道縣「殺人無罪論」（殺四類分子沒有錯），「殺人有理論」，「殺人有功論」、「殺人保權論」（殺四類分子就是保衛紅色政權）大有市場。傳統的常識遭到顛覆，一些非驢非馬的東西進入了人們的常識範疇，特別是它侵入的不僅是一些文盲半文盲的大腦，還有大量的讀書識理的大腦。意識一旦成為常識，就會變得有理講不清了。工作組一進場，立即包圍在一片反對聲中。有人說：「幾個四類分子，殺了十幾年了，還翻起來搞什麼名堂，真的是吃了飽飯沒事幹！」有的說：「好多工作都沒做好，還來做這號沒屁眼的事。」有的說：「毛主席死了，還鄉團來了！」有的說：「你們到底是來幹什麼的，為什麼盡幫著地富說話？」有的不吃飯不睡覺，拚命地哭：「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老人家來救救我啊……」有的甚至喝農藥、上吊以示抗議……
一個公社書記則說得更具體：「你們下來幫我們抓生產，搞計劃生育，我們殺雞殺鴨打酒給你們吃。搞這個事，不得人心，飯都請你們沒得吃！」

為了幫助群眾搞清是非，提高認識，加強法制觀念，工作組的隊員口都講干、腿都跑細。特別是為了查清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更是逐村逐人，一個一個地落實，真正做到了「來要到頭，去要到尾」。 為此，僅道縣一縣就成立了401個專案組，進行重點清查。工作量之大亦為前所未有。
而我竟然膽大包天，竟敢輕輕巧巧進行否定。但是親愛的朋友們，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所做的一切，所能做的一切，包括想做的一切，有多少可以由自己做主？時代有它內在的苦難，身處其中的人誰也無能逃脫，但是希望可以認識，可以理解，可以超越，面對民族歷史上「最黑暗的篇章」，唯有「對愛的渴望，對真理的追求，對人類苦難的難以忍受的憐憫」，才能拯救我們自己，除了勇敢地大聲地說出事件的真像，我們別無選擇。

第五十章 正崗頭現象

行文至此，我已經把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向讀者作了一個雖然粗略還算全面的交代，我不敢肯定它百分之百符合歷史原貌，但可以保證是百分之百客觀公正。還有一個情況一直沒有講述，那就是那些沒有殺人的大隊的情況，本來打算在寫仙子腳區文革殺人事件時，重點講述的，結果講來講去還是講成了殺人的情況。在道縣，殺人案例很多，俯仰皆是，沒有（或抵制）殺人的情況卻寥若晨星。我們在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付出了極大的精力，依然收穫甚微。物以稀為貴，雖然採訪的東西不多，但仍然覺得有必要記錄在案。
一、壽雁區牛路口公社黨委書記唐仁漢文革一開始就「靠邊站」（文革術語，意指停止行使職權）了，不過公社幹部開會還是喊他參加。在一次公社幹部會議上，他聽到公社武裝部長提議：「現在別的地方已經行動起來了，我們這裡是不是也搞兩個（四類分子），大家研究。」他立即站出來明確表態：「剛才劉部長的講法是錯誤的，要作廢。」由於他極力反對，其他公社幹部也不好意思再講殺人的事，使得這一次部署殺人未能實現。該公社23個大隊中有兩個大隊的大隊幹部與唐仁義有相同的看法，因此這兩個大隊沒有殺人。

二、原道縣農業局局長秦庭良當時作為「走資派」下放到久佳公社建設大隊搞「雙搶」。開始殺人後，與他一同下放的十五名幹部都跑光了，留下他一個人堅持在這裡改造思想。當時這個大隊的支部書記和民兵營長兩次召開會議，討論殺人問題，已經確定了名單，準備第二天動手。秦庭良得消息以後，冒著「站在階級敵人一邊」的危險，跑去找這兩名基層幹部進言：「殺人的事無論如何干不得，自古道，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毛主席教導我們，人頭不是韭菜，隨便割不得。現在這些情況，遲早有一天要追究的。他們要殺，叫他們自己來殺，我們萬萬亂來不得！」支書和民兵營長一聽，覺得講得有理，就改變主意，把人放了。結果這個大隊在文革殺人事件中沒有殺人。

三、油湘公社黃金大隊的大隊幹部（1967年）8月28日上午，參加公社召開的全縣殺人情況通報會後，當晚召開全大隊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貫徹公社會議精神。經過討論，提出要殺26個人，名單也定了。因為大隊支書蔣仁俊一直坐在一邊抽煙，不發言，貧協主席說，還是要黨的一元化領導，請蔣支書表個態。蔣仁俊說：「你們一定要殺，我可以不管，我只能表這個態。殺人要我開口，我是絕對不開的。」看到蔣仁俊這個態度，支委里也有幾個人出來說話了，蔣支書不表態那就算了。蔣仁俊說，既然算了就散會。殺人的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然而，消息還是傳了出去，上了名單的26個人中，有3個膽子小的嚇得自殺了，還有幾個膽大包天的逃跑了。
8月31日，公社公安特派員打電話到大隊，民兵營長陳玉賢接的電話，說該大隊逃跑的一個地富子弟鄧見生被抓住了，要大隊來領人。大隊的幾個「巨頭」，支部書記、治保主任、民兵營長、貧協主席、文革主任等，開了一個碰頭會，商量怎麼搞。有人提出這號人不殺不行。不然，別的四類分子都跟他學樣，那還了得！但蔣仁俊還是不表態。陳玉賢提出是不是請示一下公社。蔣仁俊說，那就請示吧。電話打到公社，公社文革主任鄭來喜接的電話，鄭來喜猶豫了半天，說：「上頭已經來了指示，不準殺人了。」既然上頭是這個態度，於是大隊決定先把人接回來再說。
治保主任鄧江清和民兵營長陳玉賢帶著兩個民兵到公社領人，正好碰上公社公安特派員李本躍。李本躍問：「怎麼搞的，你們大隊還是一點動靜都沒有？」鄧江清說：「主要是蔣仁俊這個人思想太保守，他是支書，他不開口，我們有什麼辦法。」李本躍說：「他的意見，只能代表他個人呢……黨的領導還要聽取群眾的意見。像鄧見生這樣的人，我看就可以殺。」
返回的路上，鄧江清說：「上頭講了鄧見生要殺，牽回去只怕又殺不成。」陳玉賢講：「上頭講了要殺，還管他那麼多，殺了就是。」就在路上把鄧見生殺了。

四、在「紅聯」前線指揮部所在地營江公社，有一個叫正崗頭的村莊，當時叫和平大隊，全大隊有9戶地富，加上其它分子及子女共二十餘人，文革殺人事件中沒有一個被殺，成了名符其實的和平大隊。這又是為何呢？
我們採訪了該大隊文革時任黨支書的蔣良忠老人。我們來到正崗頭時，他正在蓋新房，跑上跑下，忙不贏，聽說「省里來的領導同志」（當時我們被介紹為省里來的幹部）要找他了解文革殺人的事，放下手裡的活計，接待了我們。這是一個典型的道縣老農的形象，身材不高，背已經明顯的佝僂了，打著一雙赤腳，一看就知道是個做慣了事的人，當幹部的經歷雖然看得出來，但已經不十分明顯了。質樸的臉不善表情，見了我們，平淡的笑了笑，算是表示了歡迎。我們有些奇怪，在當時那種黑雲壓城的形勢下，他何以能頂住那股殺人風？他用與他的臉一樣質樸的語言作了回答：「那是一口風咧！喊起要殺的，上頭一喊，下頭就充積極，放肆殺。那些年刮『五風』也是這樣颳起來的，餓死多少人！我到營江開了會回來以後，他們問我，我們大隊怎麼搞？我想，殺一頭豬還要批張條子，殺一個人哪有那麼簡單。土改時殺人簡單也沒有簡單成這個樣子，還有個土改法，上頭還要發個文。自古以來，殺人總得要見官，要批准，還要有人監斬，犯到哪一條辦到哪一條，怎麼能在我們這裡亂了規矩呢？那些謠起要殺人的，都是充積極，想陞官，我不想陞官，也沒得官運，我懶殺得。既然上頭都癱瘓了，我們也跟著癱瘓算了。貧農代表蔣忠尚也支持我的意見，他跟我講，別的大隊要殺，讓他們殺，我們不充這個積極，我們不殺！
「後來，殺人風越刮越凶，別的大隊越殺越厲害，我們大隊也有人坐不住了，把地主蔣福保父子捆了起來，召集幹部在禾坪里開會研究怎麼搞，逼著我表態。蔣福保父子兩個划算自己肯定死得成，已經把幾件好一點的衣裳都換上了，準備去死。別的大隊地富表現怎樣，我不知道，可蔣家父子就在自己眼皮底下，表現怎麼樣，大家未必看不見？除了蔣福保解放前吃過剝削飯以外，其它惡事從來都沒做過，土改處理一回了，未必這回還要處理？我橫直不表態。後來他們逼急了，我就說天氣涼了，要去添件衣裳，跑回去，躲起來。他們幾個見找我的人不到，不敢作主，研究了半天，還是把人給放了。」
我們由衷敬佩地說：「蔣支書，你老真正是覺悟高、水平高！」
蔣良忠老人把個頭搖得象個撥浪鼓：「你講我覺悟高、水平高，縣裡盤副縣長，就是現在在縣裡當人大主任的，到這裡來把我罵得該死，說我是膽小鬼，怕死不革命。」
我們一時竟愣住了，盤副縣長內心傾向我們很明白，也不難理解，但如此明目張膽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稍頓了一下，只好說：「歷史自有公論！」
離開正崗頭村，我們在山迴路轉處，停車回望。這是一個由兩個自然村組成的村落，一條很清的小溪，把它們串聯在一起。在我們眼皮下面，有一座廟，廟裡養了一匹很可愛的小馬，棕色的。而我們背後的這片山林，長滿了低低的馬尾松。這種松林，徐霞客當年遊歷道州時，在《楚中日記》中便有記述：「大道旁邊分植喬松，如南嶽道中，而此更綿密，有松自出柯五六枝，此種特見之，他所無也。」惜乎弘祖先生筆下松圖，如今道縣已難尋覓，不知何年才得再見。說風景幽美、人文厚積，它遠不如樓田村；論自然條件優越，物產豐富，它遠不如水楠村（水楠是道縣著名的柑桔之鄉，該地有一株柑桔樹高約兩丈，粗有一尺，每年都要掛果千斤以上）；倒是與楊家鄉的鄭家村有幾分相似的地方，只不過那裡殺得血湖血海而這裡沒有殺人。
我們把正崗頭村在文革殺人事件的表現稱為正崗頭現象。和魯草坪現象一樣，它們給我們所提供的啟迪一點也不比那些殺人冠軍大隊少！或許正是它們從另一個方向，給我們指明了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真象之所在。在對這類沒有殺人或殺人較少的大隊的調查中，我們發現了這樣一個普遍現象，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符合以下五個條件：一、該大隊黨的基層組織比較渙散；二、該大隊的各項工作一貫比較落後；三、該大隊的地理位置比較遠離行政中心；四、該大隊沒有公社幹部下來指導工作；五、該大隊主要幹部之後的日子都不太好過。例如蔣仁俊就被撤了大隊大隊支書的職。發現這一點，或曰認識到這一點，對我們不僅是一個心理上的，而且是一個生理上的沉重打擊，我像大病一場，整個人都小了一圈。我可以把手捫在尚未完全爛透的良心上，對蒼天起誓：我來道縣採訪的初衷，確確實實是想寫一篇既揭露問題又歌功頌德的紀實文學，但是我做不到，實在沒有辦法做到，請原諒了！

卷六

第五十一章  6950部隊進駐道縣
第五十二章  艱難的制止
第五十三章  採訪「革聯」頭頭劉香喜
第五十四章  採訪「紅聯」頭頭賀霞
附錄一：道縣文革中被殺人員基本情況統計表
附錄二：道縣（36個鄉鎮）文革殺人事件、時間統計表
附錄三：關於與「亂殺風」有牽連的幹部的一些情況  



第五十一章  6950部隊進駐道縣

道縣大屠殺呈波浪型態勢，一浪高過一浪向前發展，很快就殺出道縣，影響到周圍縣市也跟著殺人，大有殺遍湖南，殺向全國之勢。
（1967年）8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7軍駐紮在湖南廣西交界處麥嶺的一支部隊，代號6950，接到軍部從長沙市黃土嶺（47軍軍部所在地）發過來的緊急電報，詢問道縣是否發生亂殺人現象。
6950部隊是一支炮兵部隊，一個團的建制，實際上不足一個團，只有10個連的兵力。他們駐紮在麥嶺，是因為此地曾多次發現台灣國民黨當局空投過來的反動傳單，中央軍委把它作為一支戰備預備隊放在這裡，「準備反空降的鬥爭」。根據毛主席「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最高指示，部隊在這片人煙稀少的丘陵地區開墾了數千畝荒地種花生。團部大門口一幅大標語寫的就是：「一邊防空降，一邊搞生產」。因為國民黨敵特空降的跡象一直沒有出現過，所以部隊目前壓倒一切的任務就是搞生產，說得具體一點就是種花生，對於地方上的情況不甚了解。
8月26日，軍部又追發一份緊急電報：「據悉道縣確有亂殺人現象，希你團火速派人調查制止。」
接到電報后，團領導立即召開黨委會進行研究，鑒於事情緊急，而情況不明，決定派團副參謀劉兆豐帶領3名政工幹部先赴道縣調查情況，再作下一步的行動計劃。
次日清晨，四位軍人乘坐一輛深綠色的軍用吉普急赴道縣。大約兩個多小時以後，到了道縣，吉普車一直開到縣武裝部，劉兆豐等人下了吉普，徑直去找武裝部領導。武裝部領導接待了他們。但對於殺人的情況，說不清楚，只是證實道縣農村確實發生了殺人事件，至於具體的殺人原因，被殺人數，是否還在繼續殺人等問題，武裝部一概搞不清楚。
從武裝部出來，四位軍人走上街進行調查。街面上冷冷清清，幾乎看不到行人，只有滿牆的紅紅綠綠的大字報、大標語，顯示著「紅聯」和「革聯」正在進行著「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從一個大字報棚上面對面的兩張大字報，可以感覺出當時整個道縣的火藥味來。
一張是「革聯」的大字報，在一大段「最高指示」后，這樣寫道：

道縣這場大屠殺，是以「紅戰士」為首的「紅聯」，在黨內走資派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之流指使下，策劃已久的。他們從上到下，以行政的壓力，結集全縣的民兵進行武鬥訓練，集中所有的民間鐵匠大制殺人武器。他們公開盜用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偽造黨中央的文件，利用多種會議，欺騙群眾，堵塞水陸交通，遍設關卡，攔路搜查，私設牢房，以高工分、發錢、發糧等手段，誘騙農民進城武鬥，圍攻革命造反派。在農村製造白色恐怖，殺人如麻！貨真價實的保皇派紅聯反動頭頭公然喊出「槍杆子里出政權！」「刀槍出左派！」「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口號。他們孤注一擲地把賭注押在這場大屠殺上，向黨中央施加壓力，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壓力，妄想使革命造反派懾服於他們的屠刀之下……為了搞武鬥，為了消滅革命造反派，他們不顧一切，不擇一切手段，在廣大農村設立關卡，拆毀橋樑，挖斷公路，封鎖碼頭渡口，抽走生產隊的主要勞動力，集中於區、公社，為搞武鬥脫產集中訓練……大批的公積糧被吃光，大批的國家財產被拿走，而且以高工分優待武鬥人員，大殺雞鴨，大吃大喝，加重生產隊的負擔，生產隊剩下的是一些老弱病殘……紅聯欠下的筆筆血債是清算的時候了！我們一定要徹底清算！

它對面「紅聯」張貼的一張大字報則針鋒相對地寫道：

全縣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戰友們：
全縣廣大革命工農兵同志們：
道江鎮告急！富塘公社告急！營江公社告急！都龐山在怒吼，瀟江水在咆哮！道江、營江、富塘籠罩著一片陰森森的白色恐怖！
八月以來，革聯依仗著非法搶奪縣武裝部的槍支為反動資本，到處橫行霸道，胡作非為，在道江鎮大肆進行打、砸、搶、抓、殺，接二連三地鎮壓我紅色造反派和廣大貧下中農，造成全縣一片白色恐怖。目前，又進行了新的陰謀策動，逐步往富塘、營江等農村圩鎮圍剿貧下中農和紅色造反派，企圖用抓人、殺人來征服人心，瓦解我紅色造反派，達到他們在道縣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目的……革聯是一個大雜燴湊合的反動組織，這個組織原來是以「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等組織組成的，由於在壞分子的操縱下，一部分貧下中農出身的紅衛兵革命小將，看到革聯的大方向不對頭，退出了這個組織……從現有集中在二中的五百來名革聯的成員來看，其中被揪出打倒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佔百分之四，四清下台幹部佔百分之六，貪污分子佔百分之十四，勞改釋放犯佔百分之四，五類分子佔百分之三十二，真正的貧下中農、革命職工等僅佔百分之四十……由於革聯壞頭頭，抗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命令，橫行霸道，胡作非為，造成城鄉白色恐怖，人心惶惶，使革命群眾不能安心生產，安心工作，交通阻塞，城鄉隔絕，逼使全縣形成死水一潭。農民群眾要買要賣的東西，不能及時買回賣出，商業部門要調進調出的東西，不能按計劃及時調撥，已將近兩個月未從外地進貨，物資庫存薄弱，如食鹽、煤油、布匹等生活用品，不少地區已經脫銷，有的地區正在告急。供銷系統的供銷任務，原計劃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三十，供應任務可增長百分之十五，由於革聯造成交通運輸堵塞，城鄉關係斷絕，購銷計劃反比去年同期分別下降百分之十六到三十……革聯反革命暴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鐵證如山，罪責難逃……

整個道縣籠罩在極度的恐怖氛圍之中，居民的家門全都緊閉著。四位軍人好不容易敲開一戶居民的房門，通過了解，得知道縣早就開始殺人了，現在已經殺得血湖血海，至少殺了好幾千人了，而且還在繼續殺人，瀟水裡面像炸麻花一樣浮滿了死屍……
四位軍人趕快又來到瀟水邊上，走上二中後面的鋼絲橋，立即看到，河面上一具又一具屍體隨波逐流向橋下漂來，劉兆豐抬起手腕，看了看錶，時針正指下午5點35分，然後開始計算漂過鋼絲橋下的屍體數，一具、二具、三具、四具、五具……十具……二十具……三十具……四十具……五十具。他抬起手腕再次看錶，正好6點整。短短25分鐘時間裡，漂過鋼絲橋下的屍體竟有50具之多，平均每分鐘兩具。劉兆豐在心裡作了一個簡短的計算，如果按這個速度，1小時120具，1天就有2880具，看來居民所言不虛。
他們正要離開時，一群農民模樣的人哭哭啼啼地趕過來了。這些衣裳襤褸、蓬頭垢面的人太多是道縣農村中逃出來的地富子弟，他們有的擠在二中對面汽車站的棚子里，有的躲在縣招待所旁邊的一家旅社的樓上，其中一個人，頭上被打了一鳥銃死裡逃生的。他們聽到解放軍派人來調查道縣殺人的事，都趕過來了，走近后第一句就是：「解放軍同志，求求你們把我們抓起來關進牢里吧。」
劉兆豐叫他們不要亂說，有什麼情況慢慢反映。其中一個看來有些文化的年輕人說：「道縣農村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指示下，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他們名義上是殺四類分子，實際上不分青紅皂白亂殺一氣，四類分子子女也殺，和他們觀點不同的人也殺，連吃奶的毛乃崽都不放過，許多家庭都被殺絕了。聽說縣城裡很快也要殺人了，說是要把整個道縣出身有問題的人都殺光……我們這些都是死裡逃生跑出來的。我們雖然出身不好，但是黨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我們願意聽毛主席的話，跟黨走，願意改造思想，重新做人，願意跟反動家庭劃清界線，走革命的道路，請求解放軍同志給我們一條生路……」
聽他這麼一說，其他的人也跟著說起來了：「我們願意坐牢，願意改造……」
聽著這群四類分子子弟的哭訴，四名奉命前來調查的軍人，心重如鉛。憑直覺他們感到這些地富子弟說的不是假話，但是當時黨的基本路線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所有的事情都必須用階級鬥爭這個模子來套。所以對這群與「階級敵人」靠得最近的人所說的話，四位軍人不能不在心裡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他們不敢輕信這些人的哭訴，懷著焦慮不安的心情通過各種渠道多方調查。一個又一個善良正直的道縣人，向他講訴了一樁又一樁血腥的故事。

「革聯」也不失時機地派人送來了他們搜集的「紅老保」在農村煽動、實施殺人的材料和證據。
耳聞目睹的一切，使四位軍人深刻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當晚，在住宿的縣工會內，四人幾乎通宵未眠，趕寫調查材料。
考慮到殺人的行動與「紅聯」和「革聯」之間的派性鬥爭有關，第二天上午，他們又分別去拜訪兩派的主要負責人，並通過他們召開「全縣緊急電話會議」，劉兆豐副參謀長代表6950部隊在電話會議上強調：「無論任何人，沒有經過政法部門的批准隨意殺人，都是違法的，必須立即停止！」但他的這個講話遭到了「紅聯」方面一些人的抵制。
當天下午，四位軍人將調查結果電告麥嶺團部，要求團部迅速派人前來道縣制止殺人，越快越好！
團部領導接到劉兆豐等人的急電，立即向軍部做了彙報，同時召開團黨委會討論下一步的行動方案。
通過劉兆豐等人的調查，對於道縣「亂殺風」的規模和嚴重程度，6950部隊的領導已經有所了解。但是部隊種下的幾千畝花生也正在收穫季節，在當時物資極度匱乏的情況下，絕對不可能扔下不管。為了保證搶收花生和制止殺人兩不誤，團部領導討論后提出一個方案；留兩個營在麥嶺收花生，派一個營赴道縣制止殺人。這個方案得到了軍部批准，並命令他們做好接替道縣武裝部介入「支左」的準備。接到命令后，團部從一營抽出兩個連，從二、三營抽出幾十名比較強的政工幹部加強領導，急赴道縣制止殺人。命令連夜傳達到各營連。
8月29日清晨，6950部隊首批赴道官兵登上了北去的卡車。麥嶺距道縣大約100公里，距離不是很遠，但路不好走，部隊官兵在卡車上顛簸了三個多小時才到道縣。卡車停在道縣城郊的小江口，官兵們下車，拍打掉滿身的塵土，整理好軍容風紀，排成四路縱隊，紅旗先導，跑步進城。
縣城道江鎮的居民，聞訊紛紛湧出家門，夾道歡迎。一位居民是這樣講述當年解放軍進城的情況的：「解放軍進城的時候，大概是上午10點鐘左右，聽得這個消息大家高興得不得了，奔走相告，自發地湧上街頭，歡迎解放軍。（當時）有人說，47軍進了道縣，21種人安心了，我們這些不是21種的人也安心了，那個樣子殺下去，天知道會殺成個什麼結果！我聽到消息來到街上的時候，兩邊已經站滿了人，很多人激動得熱淚盈眶，因為事先沒有得到消息，沒有什麼準備，也沒有橫幅，也沒有標語旗幟，也曉不得喊什麼口號好，看到解放軍過來，就是拍手，拚命地拍手。」
然而，6950部隊進駐道縣 以後，全力以赴解決的第一個重大問題卻不是殺人問題，而是「紅」、「革」兩派的一場大武鬥——8•30武鬥。
根據處遺工作調查落實的材料，這場大武鬥應該是由「紅聯」方面挑起的。拔掉二中（「革聯」總部）這個土圍子是「紅聯前指」成立時的既定的方針，為此「紅聯」方面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當然「革聯」方面也沒閑著，他么也迅速地改組了領導班子，將有複員軍人和基幹民兵背景的人推上了領導班子的第一線，並組成了以複員軍人和基幹民兵為主體的武工隊。「革聯」頭頭劉香喜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推選為革聯的總負責人，然而這時候誰也沒有想到，他的上台對「紅聯」而言簡直就是一個致命噩耗。雙方都在為這場遲早都要到來的大武鬥，緊鑼密鼓地做著「戰備工作」。只是武鬥具體發生的時間，還沒有決定。6950部隊的進駐，把時間鎖定在了8月30日。人數和武裝力量都占絕對優勢的「紅聯」在獲知6950部隊將接替縣武裝部介入「支左」的消息后，決定一舉拿下二中，造成全縣一片「紅」的既成事實，逼6950部隊表態。
大約是因為輸得有些過於丟臉，「紅聯」方面的知情人大多不願意多談這次武鬥，我們只好以「革聯」的敘述作為藍本對這場大武鬥做一個簡介。據「革聯」文攻武衛指揮部指揮長李成苟回憶：「武鬥的前一天，就是8月29號，我們得到消息，『紅聯』在（道江鎮）五星居委會的城隍廟和幾個居民點裡關了200多個無辜群眾，準備要殺，其中有縣政協的委員何××，楊×、李××等人，他們都是現在道縣有名的人，劉香喜命令我派人去『勒令』放人，告訴我『紅聯』要挑起大規模武鬥，要我派出巡邏隊加強對道江鎮的防禦工作。我就叫熊××帶人去城隍廟『勒令』放人，當時把人都解救出來了，但是沒想到『紅聯』小頭目、民兵營長聶元保，第二天早上，又把周尚德等9人再次秘密抓捕了，牽到道江鎮南門口河下邊殺害了，把屍體拋進了瀟水。被害者蔣××、汪××家有4個未成年的孩子，被聶元保等人在城隍廟裡，扣在扮禾的大方桶裡面，上面壓上一塊大石頭，活活的悶死了。
「當天晚上（29日），我們派出的巡邏隊在縣城裡和『紅聯』派到縣裡來的先頭部隊發生衝突，被他們打傷了好幾個，抓走了10個人。這個時候，我們已經得到了消息，『紅聯』準備，要血洗二中，還帶了幾千條索子，準備捆人。當時我們『革聯』的幾個頭頭嚇壞了，找到劉湘喜問怎麼辦。這幾個人都是老師出身，耍筆杆子行，遇到這個情況，一個個怕得要命。劉香喜叫他們不要害怕，做好戰鬥的準備。我記得劉香喜當時講，退縮只有死路一條，要想活命，只有死戰一條路可走。劉香喜又把我們幾個人專門叫過去，要我們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擔負起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保衛『革聯』總部的重擔。要我們一切行動聽指揮，團結戰鬥，一定能打敗『紅聯』的猖狂進攻。」
8月30日凌晨，「紅聯」集結在營江等地的民兵隊伍陸續進入縣城，三個尖刀連清一色由複員軍人組成，其中有些人還上過朝鮮前線，真槍實彈地和美國鬼子打過仗，這些人配備有輕、重機槍、步槍，還拉了一輛板車，裝著炸藥包和成箱的手榴彈。相對而言，二中裡面的「革聯」，只有300人不到，100多條槍，處於絕對的劣勢。「紅聯」頭頭張明恥打過電話來，點名找「革聯」頭頭劉香喜，向他發出「最後通牒」，要求「革聯」的人放下武器，繳械投降，可以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劉香喜接到電話后說：「好得很！我已經把所有的槍都擦好了，就等著你們來繳哩。」
這個時候，6950部隊的劉兆豐副參謀長帶著幾名幹部戰士來到二中門口，手舉「紅寶書」，高喊「不要開槍，不要開槍！」劉香喜命令放他們進來，劉兆豐等人進入二中以後，勸說「革聯」放下武器，停止武鬥，由解放軍接管二中的保衛工作。劉香喜說：「放下武器可以，首先，『紅聯』的人必須撤回營江去。」劉兆豐說：「好，你們先等1個小時，我們去做『紅聯』的工作。」不到1個小時，劉兆豐又返回來了，說：「一小時不夠，時間要延長。」就在劉兆豐再次離開二中去做「紅聯」方面的工作時，激烈的槍聲像放鞭炮一樣響了起來……
原來，在劉兆豐等人反覆勸說「紅」、「革」兩派放下武器，停止武鬥的過程中，兩派的頭頭嘴上說的和實際做的完全不一樣。「紅聯」的三個尖刀連已經悄悄得接近了二中，只等總攻的號令一響，就打進二中去。讓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革聯」的武鬥人員並沒有龜縮在二中內，負隅頑抗，而是派出了一支強悍的小分隊，由李成苟帶隊，帶著『革聯』最精良的武器，兩挺機槍，七、八支半自動步槍和充足的彈藥，利用穿城而過的河道 ，乘一隻竹篷船，悄悄地插到了他們的身後，把「紅聯」的先頭部隊和後面的大隊人馬切成了兩截。
據李成苟說：「劉香喜要我們悄悄的爬到郵電局的樓上，把機槍架在上面，把『紅聯』的先頭部隊放進來，關門打狗。他說佔領了這個制高點，勝利就到手一半，他要我們不管『紅聯』的大隊人馬，集中火力打先頭部隊，打掉了先頭部隊，我們就勝利了。我爬到了郵電局的樓上一看，『紅聯』的先頭部隊正好被我們堵在一條長巷子里，一梭子掃過去，曉不得要打死好多人，我一想都是階級兄弟，就交代其他幾個人，不要打人，對天上開槍。我們的槍一響，關在裡面的那三個尖刀連亂成一團，後面的大部隊扔下手裡的梭鏢、馬刀、鳥銃，倒柴一樣地向後面跑，有些人把鞋子都跑脫了……」
這場武鬥的結果是，雙方激戰一個多小時，「革聯」死2人，「紅聯」方面死2人，傷7人，被俘360餘人，被繳槍支160多條，梭鏢、馬刀、棍棒、鳥銃丟棄無數，像一座小山一樣堆在二中的操坪上。6950部隊三營二連副指導員郭學高在制止武鬥中被流彈擊中胸部，不幸以身殉職。
當天上午，「紅聯」召開了有400多人參加的追悼會，沉痛追悼死難「烈士」。清塘區武裝部長鄭有志、「紅聯」頭頭賀霞、張明恥等人在會上聲稱：「四類分子膽敢翻天，就斬草除根！」追悼會後，因擔心「革聯」乘勝追擊，「紅聯前指」由營江倉促遷往清塘。
處遺工作組將道縣文革殺人事件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8月13日—20日，歷時8天，共殺81人，為殺人風開始階段；第二階段8月21日—25日，歷時5天，殺807人，為殺人風的第一次高潮；第三階段8月26日—30日，歷時5天，殺2454人，為殺人風的第二次高潮；第四階段8月31日—10月17日，歷時48天，共殺1177人，為殺人風的制止和平息階段。四個階段對應四個標誌性事件，8•8搶槍，營江彙報會，營江政法工作會議，6950部隊進駐道縣。
一位道縣當時的主要領導幹部這樣總結這段歷史：
「6950部隊進駐道縣以後，的確不負重望，立即發布命令，將省革籌和47軍所發的制止殺人的四條公告在城鎮和廣大農村廣泛張貼；並開動廣播機器，大張旗鼓地進行宣傳貫徹；同時組織兩大派群眾組織坐下來面對面地協商談判，旗幟鮮明地反對武鬥，制止殺人，並派部隊人員深入殺人的重點鄉、鎮、村去面對面地做工作，使形勢很快得到了穩定。雖有個別不法分子仍然頂風作案，但全縣大局很快穩定，『殺人風』逐漸平息。隨後又著手幫助群眾恢復生產，解決宗派械鬥；著手成立新生的革命政權——縣革命委員會，使癱瘓數年的領導班子，逐漸得以恢復開始行使職權，形勢一步步地向好的方向轉化。這是6950部隊的歷史功績，也是道縣人民的幸福。」

第五十二章  艱難的制止

6950部隊進駐道縣后，立即著手做了三件事：一、制止「紅」「革」兩派的武鬥；二、制止農村中的殺人現象；三、調查研究，查詢亂殺風的真像。
9月5日，由部隊出面，召集縣人武部領導、「紅」「革」兩派頭頭，開了一個制止殺人的會議。會上，部隊同志再三表示：「紅聯與革聯都是群眾組織，彼此的關係是『延安和延安』的關係，而不是『延安與西安』的關係，兩派應當團結。」
會後，發了通知，開了電話會議，出動了宣傳車，派出了宣傳隊，「宣講黨的政策，嚴厲制止殺人。」同時，由部隊官兵組成巡邏隊在道江鎮巡邏，穩定人心安定局面。
但由於兩派的鬥爭已不可調合，說白了就是「紅聯」想把「革聯」打成「四類分子、牛鬼蛇神的總代表」，「革聯」想把「紅聯」定為「反革命大屠殺和鎮壓革命人民」的罪魁禍首，必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特別是「革聯」，此時仗著有中共中央《關於湖南問題的若干決定》的支持，以「革命左派」自居，堅決不同意和稀泥。加之殺人事件已成燎原，想要撲滅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此時（9月上旬），6950部隊留在麥嶺收花生的二營和三營已經完成了生產任務，收的花生榨出了近30萬斤花生油，送交廣州軍區。剛剛忙完，就接到軍部命令：全體出動，赴道縣及相鄰幾縣制止亂殺風。
因為當時還在文化大革命相對動亂時期，為防止意外，團部命令將槍支彈藥埋入地下，大炮隱藏起來，留少數人員看管，其他人員隨團部赴道縣。還有四門122毫米榴彈炮，因體積較大不便隱藏，也隨部隊帶到了道縣。並將團部駐紮在道縣，以道縣為中心，派出人員分赴道縣及周圍正在殺人的縣市開展工作。
由於情況混亂，真相不明，謠言滿天，派性鬥爭干擾特別大，甚至還有某某組織準備搶奪解放軍的武器等等傳聞傳來，團部首長想到一個絕招：命令部隊把四門熘彈炮拖到道縣城南小江口的荒山上，並向全縣發出通知，解放軍準備試炮，歡迎廣大革命群眾前來參觀。試炮那天上午，小江口山上，人山人海。試炮開始，只見一條火光從炮口噴出，隨著一聲轟響，南面紫金山打鼓坪的荒山上現出一道濃煙。接著每炮發了兩彈，打鼓坪上騰起八道煙柱。參觀者發出一片歡呼聲，有熟悉地形的人估計，這一炮射出去，少說也有10公里。當時人們把這次試炮叫：炮打階級敵人。
試炮后，道江鎮很快流出一個傳言：「哪一派再搞武鬥，解放軍就用大炮轟他們的總部。」
也許真的是大炮的威力，「紅聯」原準備成立一個500多人的民兵師，於9月8日晚宣布不再成立，並讓集中在營江的民兵返回各區社。
9月9日，6950部隊召集有關人員在縣人委召開緊急會議 ，參加會議的有：6950部隊、縣人武部、「紅聯」、「革聯」四方面的負責人。6950部隊趙永久副團長主持會議。會議主題是：堅決制止武鬥，制止亂抓亂殺，執行中央「9•5命令」（《關於不準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共同維護好道縣的社會秩序。
會上，「紅聯」與「革聯」達成五點協議。據知情人回憶，協議內容為：一、雙方槍支彈藥就地封存，聽命上交；二、雙方不準喊對抗性口號；三、雙方不準搞對抗性遊行；四、雙方不準搞對抗性集會；五、誰先衝擊對方，所產生的一切後果由誰負責。這就是道縣文革史上著名的「9•9協議」。會議在一種十分微妙的氣氛中開始，也在一種十分微妙的氣氛中結束。不過，兩派頭頭都在協議上籤了字。
6950部隊進駐道縣以後，對制止殺人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殺人風」並未停熄，有少數地方甚至加快了殺人速度，類似於祥霖鋪區那樣要「抓緊時間再殺一批。」
據6950部隊團部組織股長吳榮華（現任陝西某部隊農場政委）回憶：「我們到道縣后，馬上組成多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馬不停蹄地開展工作，宣傳黨的政策、國家法令，制止亂抓亂殺行為。工作中阻力很大，特別是在農村中，經常遭到一些不分身份的人，手持馬刀、梭鏢、鳥銃等兇器對我們進行圍攻、威逼、謾罵。罵我們是『劉少奇的部隊』，是『為地富反壞右效勞的』，要跟我們『血戰到底』！有一次，我們在蚣壩宣傳時，受到圍攻長達4個多小時，經反覆說理、辯論，才解除了圍攻。還有一次在縣林業局附近，當時我們宣傳隊正在對群眾進行宣傳，看見一伙人背著鳥銃、大刀，捆著兩個中年男人，說是要押到祥霖鋪區去。我們上前進行制止，遭到他們的攻擊和謾罵，說他們是祥霖鋪『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派來的，我們無權干涉。被捆的其中一個就是縣黨校附近的居民。經我們反覆宣傳毛澤東思想，極力阻止，他們才被迫將二人鬆綁釋放。」
據一營副營長劉福安（現福建省糧食系統退休幹部）回憶：「一天下午，我們得到下面的消息，說清塘區的一個地方要殺人，團政委孫潤清派我帶二連的一些同志趕去制止。到了那裡時，天已經快黑了，人也已經殺了，屍體擺在一口井邊。幾個手持切西瓜用的長刀和鳥銃的人堵在村前，不准我們進去。經我們再三宣傳，才讓我們進了村。當晚，我們沒吃晚飯又沒有地方住，就進了一個小賣部里。小賣部的人看見我們，馬上把能吃的東西全部收起來，不賣給我們。我們拿出錢，問他為什麼給錢不賣東西。他說：『不是不賣給你們，是不敢。大隊上講了，誰給了就抄誰的家，還會掉腦袋。』儘管這樣，我們還是不畏艱難，採取各種措施，從屠刀下救出了很多受害者，阻止了一起又一起的殺人行動。比如也是在清塘區，我們聽到一個村子關了好多人，準備要殺，趕快趕了去。結果走錯了路，被一條河隔住了，要過橋就得再轉一截很長的路。幹部、戰士心裡著急，乾脆就涉水過河，趕到村子里，人正好押去要殺，被我們發現制止了……」
據參謀長劉兆豐（現北京某軍事院校幹部）回憶：「當時的工作非常難做，情況很複雜，殺人的事每天都有發生。有個姓何的人，他的父親當過偽保長，當時他躲在縣城裡面。他們大隊派了三個人到縣裡抓他，抓到以後，他拚命喊救命。有人跑來向我們報告。我帶了幾個戰士趕快跑去將人攔下。我問那三個抓人的為什麼要殺他？他們說，他是反革命。我問，有什麼證據。他們支支吾吾，說不出來。說了半天就是他父親當過偽保長，他自己不好好在生產隊勞動，在外面打流。我就嚇唬他們說，我認為你們是反革命，可不可以殺呢？三個人嚇得跪在地上哭，說我們不是反革命，是貧下中農，我們家還有老父親、老母親，殺了我們，哪個來負擔……我說，你們家有老父老母，人家就沒有？老實說，你們這樣殺人要不得，這是嚴重的犯罪行為。他們說，不關我們的事，是大隊上派我們來的。我說，大隊上派你們來也不對。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沒有處理人的權力，只能教育以後，把他們釋放了。」
我們在採訪期間，聽到的關於6950部隊制止殺人的故事很多，但道聽途說的東西，原則上不能入文。我們且摘錄一段比較原始的資料說明之。這份紙張已經發黃的油印資料是1967年10月17日，道縣下放壽雁區大塘湖農場的一位女知青寫的，標題是《血淚的控訴》。

……九月九日早晨，我場殺人派頭頭杜××召開了一個「貧下中農會議」，提出殺李加太和曾波濤。因為這兩人平時表現較好，大多數人不同意殺，杜××兇相畢露，威脅貧下中農。早餐后，杜××叫××打電話叫東方紅農場何××、周××等六個兇手來我場殺人。將曾波濤、莫方義、何嬋娟等人捆綁、吊在樑上，用鐵棒（約三尺長、鋤頭把粗）毒打，曾波濤脊骨被打斷，莫方義手腳打成重傷，已有六、七個月身孕的何嬋娟也被打得遍體鱗傷。這些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還嫌不足，又將我和楊忠華、於牛順、吳迪、義許成等五人捆綁，亦用棒打，並逼問我們是否加入了青年近衛軍。在場的幾個貧下中農目不忍睹，說了句「參加反動組織也要事實和證據」的公道話，也遭到棒擊。嚇得在場的人敢怒而不敢言，他們把我們飽打一頓之後，將我們五人押至壽雁黃土嶺山上。首先，兇手用鳥槍打了曾波濤一槍，又用馬刀連砍兩刀，血花飛濺，這位響應毛主席上山下鄉號召的好青年就倒在血泊中，慘死在劊子手的屠刀下。接著，義許成又被劊子手們用鳥槍殺了。在暴刑面前，我們只有等死。這時劊子手使出更殘暴的法西斯手段，叫我們知青周繼然親手殺害其他的知青，兇手威脅說：「你不殺他們，就將你殺掉！」他怎麼能忍心殺自己的親兄弟姐妹啊！幸好，就在這時，有人來屠殺場叫去了劊子手們到公社開緊急會議，人民的子弟兵聞訊趕來了，他們發出命令：嚴禁亂殺人。我們從「閻王」手裡脫身了，倖免一死……

從這張曲線圖上，可以看出6950部隊8月29日進駐道縣后，殺人事件立即呈現下降態勢，並開始緩慢平熄。從某種意義上說，6950部隊進駐道縣本身就是制止道縣大屠殺的最重大舉措。
一位因反對殺人而付出沉重代價的道縣當地幹部對我們說：「為什麼47軍進駐之前，道縣殺人風愈演愈烈，進駐以後很快就平息了呢？難道47軍個個都是三頭六臂，我們縣裡的幹部都是草包飯桶？難道進駐之前，群眾的法紀觀念薄弱，進駐后馬上就加強了？難道進駐之前，大家的思想被『四人幫』給搞亂了，進駐以後馬上就撥亂反正了？難道進駐之前，公檢法癱瘓了，進駐后馬上就康復了？難道進駐之前，階級鬥爭形式非常嚴重，進駐后馬上就安定團結了？這其實原因簡單得很，道縣殺人根子不在下面，而在上面，47軍一進駐，縣裡這幫人，還有區社這幫人，害怕了，把手收了回去，他們一收手，殺人風自然就平息了。」
這話聽上去雖然帶有很濃的「派性」色彩，但細想一下，確有發人深省的地方。
筆者手頭有兩份47軍和湖南省革籌發給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的加急電報，從中或可窺見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緩慢平息階段的過程。
九月十五日電報：

據零陵分區武裝部、零陵駐軍和群眾組織報告，該專區部分縣的農村中，出現了一股濫殺人的歪風。半月下旬從道縣的八區、十區開始，九月初已蔓延到江永、江華、寧遠、零陵、新田等六縣。據初步了解，目前已殺兩千餘人。道縣最嚴重，殺了近千人。被殺者絕大部分是四類分子及其子女，也有個別的貧下中農和造反派。由於軍分區、武裝部、政法機關均已癱瘓，當地駐軍又少，所以對濫殺現象制止不力。目前除道縣、寧遠已基本停止外，其餘各縣還在蔓延。由於大量殺人，當地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大批上山或外逃，未跑的惶恐不安，有的要求到公安局坐牢。貧下中農也是人心惶惶，害怕四類分子進行階級報復。
出現這股歪風的真正原因，目前正在調查，現從各地報告的情況來看，主要如下兩點：（略）
上述濫殺現象的發生，我們認為是極嚴重的政治事件，並採取了如下措施：
一、由零陵軍分區、武裝部召開了全縣性的電話會議、廣播會議、區社武裝部長會議，立即制止濫殺現象。
二、已責成零陵軍分區政委朱奎親自負責，組織全區駐軍、武裝部及造訪派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深入農村，一面宣傳毛主席的有關教導、中央「六•六」通令、以及黨的有關政策，一面調查事實真相。
三、準備以省革籌小組和四十七軍的名義，發表一個關於執行中央「六•六」通令，嚴禁打、砸、搶、抓、殺的通告，教育廣大農民群眾，並要求各地駐軍和造反派一起，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制止打、砸、搶、抓、殺的歪風。

九月二十二日電報：

零陵專區道縣濫殺人的詳細情況和我們的措施前已上報。現據我部駐道縣部隊報告，該縣濫殺人現象仍未完全停止，十八日還有殺人的。經與各區、社武裝部長、公安特派員核實，全縣已殺3871人，其中絕大部分是四類分子及其子女，也有少數「四清」下台幹部、外流人員、偽職員、小偷小摸及「革聯」家屬，還有個別貧下中農，農村幹部的造反派。全家被殺的已知八區有16戶，十一區鄭家大隊7戶。此外，四類分子及其子女自殺現象也在發生，據八個區一個公社統計已自殺269人，外逃658人，根據以上情況，我們正在進一步採取措施制止。

1967年9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7軍和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就道縣文革殺人事件聯合發出緊急通告。

……最近道縣、江華、江永、寧遠、藍山、零陵等縣的一些地方不斷發生殺人、破壞通訊和交通運輸的現行反革命事件。為了……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發出以下通告：
一、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國務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堅決制止任何殺人、破壞通訊和交通運輸的事件發生。
二、目前道縣、江華、江永、寧遠、藍山、零陵等縣農村成立的所謂「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是非法的，必須堅決取締。對少數殺人壞頭頭及其主謀者，要嚴加追查，依法懲辦。
三、對各縣保守組織手中的武器，必須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當地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四十七軍所屬部隊。在保守組織手中的武器收繳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組織中的武器亦應封存上交。
四、凡被迫離開本單位的群眾、幹部一律保證返回原單位參加鬥批改，不準以任何借口對其進行圍攻、毆鬥甚至殺害。對於沿途所設關卡，要立即撤銷，並嚴禁攔路搜身，保證行人安全和郵電、交通運輸暢通。
（此通告可在各公社、大隊、生產隊張貼）

通告發出當天，湘南各縣連夜翻印張貼。6950部隊組成若干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分赴道縣及周圍發生殺人事件的縣，深入區社，乃至大隊宣傳通告內容，制止殺人。
10月1日清晨，道縣上空晴朗無霧，隨著一陣嗡嗡的轟鳴聲，一架蘇制伊二型飛機從東北方向的一片雲層中穿出，猛地降低了高度，在道縣上空低空盤旋。正在田裡勞作的農民們，不知道出什麼事了，開始還以為是敵特飛機搞空降了，都不約而同地停下手中的活計，抬起頭來，眯著警惕而又惶惑的眼睛追視陽光下閃閃耀眼的飛機。機身上的紅星和字碼都看得清楚。是自己的飛機。但，它來幹什麼呢？為什麼飛得這麼低？突然飛機尾巴上噴出一片白色的東西，雪片一樣漫天飛舞。原來是飛機撒傳單。  
「飛機，飛機。」
一群小孩在飛機下追逐著，歡叫著，伸手去捕捉那些在空中飄舞的傳單。
這是湖南省革籌和47軍支左部隊為配合6950部隊開展工作，經請示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同意后，派飛機散發制止殺人的傳單。據知情人回憶傳單內容主要有三條（有說五條）：一是中央的「六•六通令」（不準亂殺人）；二是「七•一三通知」（不準農民進城參與武鬥）；三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時間一到，一切都報。傳單上以醒目的大字印著：「制止殺人！」「殺人犯法！」「要文斗，不要武鬥！」「不要群眾斗群眾！」
第二天，飛機又撒傳單一次。
數以萬計的傳單，覆蓋整個道縣以及周邊一些縣的城鎮、村莊、田野，有的甚至沒有解散，成捆成捆落在地上。這些傳單滿地都是，人們都懶得彎腰去撿。成捆成捆的傳單，被當地農民撿了去卷喇叭筒煙。可是現在想要再找一張卻不可得。道縣人民政府曾以5000元獎金（相當於當時一個大學畢業生10個月的工資）懸賞徵集，一直無果。
一位家在縣城附近的農民十分懊惱地告訴我們，當年他撿了好幾大摞，曉不得有用，都卷了「喇叭筒」，要是留下來，一張5000元，那幾摞至少也賣得幾十百吧萬元。我們也為他惋惜，如果他留下了那些卷「喇叭筒」的紙，幾十百吧萬當然不可能，5000元卻是一定的，關鍵是留下了一個珍貴的歷史資料。
進入十月，道縣一片寧靜。由於四周群山的屏障，道縣的秋天來得很晚，金秋的十月尚未退去濃綠的夏裝，換上色彩斑斕的秋裝。但風變得溫柔了，水變得平緩了。文革殺人事件已經漸歸平息，似乎不會再有什麼發生了。突然，（1967年）10月17日，橋頭公社上壩大隊傳來一聲槍響，大隊民兵營長唐桂庭在馬鞍橋涼亭屋，用鳥銃將中農社員何余祥打死。彷佛天意一般，下壩祭刀，上壩封刀，隨著打死何余祥鳥銃的濃重硝煙，在這湘桂交界的山沖里緩慢散盡，歷史的巨手終於為這次震驚中外的文革殺人事件沉重地打下了一個血色的句號。

第五十三章 採訪「革聯」頭頭劉香喜
粉碎四人幫以後，道縣大屠殺被害者遺屬數千人次到長沙（湖南省）、北京（中央）上訪上告，數以萬計的控訴書、告狀信雪片似的飛向地區、省、中央三級政府部門。控訴書和告狀信中，遺屬們眾口一詞地把熊炳恩稱為道縣大屠殺的總指揮、總後台、「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總院長，要求對他進行懲辦。在這些控訴材料中，指控的還有原縣委組織部長王安生、原祥霖鋪區副區長苑禮甫、原六區武裝部部長鄭有志、紅聯頭頭張明恥、賀霞等人。
處遺工作組對此十分重視，成立了專案組，進行調查，查清了一些事實，但對熊炳恩直接「指示殺人」始終沒有找到強有力的證據，或者說熊炳恩始終沒有直接作「殺人的指示」。時任零陵地委書記的鄧有志同志還專門親自找熊炳恩在文革中的對立面原縣委副書記、縣長黃義大談話：「黃義大同志，你對道縣文革殺人的事情比較了解，我要聽你一句實實在在的話，熊炳恩到底指示殺人了沒有？」黃義大回答道：「我與熊炳恩共事多年，他那麼個謹小慎微的人，一直是出格的話不說，過份的事不做，他在文革殺人事件中是犯了嚴重的錯誤，作為縣委主要負責人，沒有制止殺人，反而支持殺人，但是沒有證據表明他策劃和指示殺人。當時，他站出來工作，主要是分管生產，大權實際上還不在他手上。」
但是，問題接踵而至，道縣大屠殺如此整齊劃一，步調一致，迅速鋪開，沒有一個統一的策劃布置可能嗎？
通過中間人溝通，我們採訪了「革聯」總指揮、道縣武鬥的「罪魁禍首」、原道縣糧食局工會主席劉香喜先生。對他進行採訪，無疑有極大的敏感性和風險性，但為了對歷史負責，也就別無選擇。採訪之前，我已了解到，劉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後坐了七年牢，差一點判了死刑，后又長期監督勞動改造。我們擔心他畏畏縮縮，不敢講話，及至見面馬上發現所有的擔心純粹多餘，這絕對不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而是早將生死置之度外的一條漢子。他個子不高，精精瘦瘦，留給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那雙眼睛和嘴邊的法令紋，眼睛又明又亮，特別是那似笑非笑的眼神，竟看得筆者有些發悚；嘴邊的法令紋（俗稱騰蛇）又深又長，麻衣相書云：「騰蛇入口，餓死他鄉。」劉某的騰蛇有驚無險地緊貼著嘴角而過，伸向下骸。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個極其精明強幹、固執而又自負的人。我不由在心裡提醒自己，一定要注意採訪的公正性和可靠性，千萬不要被他牽著鼻子走。劉香喜是道縣本地人，1931年生人，家庭出身貧農，小學文化程度。1951年參加志願軍，抗美援朝，195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7年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宣化通信學院第一期。在部隊歷任文書、無線電班長、軍官學校學員，無線電排長，軍、師、團、司令部通訊參謀等職。因軍訓中，腰部負傷致殘，於1966年2月轉業下地方，回到道縣工作。回來不久就趕上了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坐牢的時間太久了一點，他的語言和思維方式都還停留在文革初期那個年代，他自稱是毛主義革命造反派戰士，而將文革中的對立面 「紅聯」稱為「反革命殺人派」，將熊炳恩稱為「道縣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劉家住在縣糧食局裡，一套老式的宿舍房，陳設老舊，看得出主人的生存狀態有相當程度的窘迫。比較有特色的是，客廳里掛滿了條幅，都是劉本人的墨寶，內容也都是他本人的詩。劉從牢里放出來以後，就開始練字，據他自己說，為的是修身養性療傷，他在牢里身體受到了極大的損傷，雙臂幾乎殘廢。看得出習的是顏體，雖然功力尚嫩拙，卻也方方正正，墨墨黑黑。其中一幅引起我極大的興趣：

七律  「文革」浩劫

白色恐怖「八•一三」，
拯救百姓保城關；
縣中被困難防守，
「革聯」智退殺人狂。

槍林彈雨「八•三○」，
「紅聯」血洗道州城；
英勇抗擊一小時，
生俘賊兵三個連。

反動暴亂「九•二三」，
衝進縣中要搶槍；
破壞中央「九•五」令；
賊心不死更猖狂！

這三首打油詩說的是道縣文化大革命史中，「紅聯」和「革聯」的三次大武鬥。劉香喜便是因此被定為「打、砸、搶分子」的。其間充滿了戲劇性，但不是本文關注的重點，在此便不橫生枝節。
我們採訪到劉香喜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聽一聽他，確切的說是想聽一聽，「紅聯」的對立面「革聯」對道縣大屠殺的說法。
看得出來，劉香喜對於我們的採訪充滿了高度的戒意，也難怪，他兇險多舛的人生經歷早已教育他，在這個世界上，人是第一個不可以輕信的東西。
我們的採訪，嚴格地說是對話，圍繞他在文革中的遭際小心翼翼地展開。這其中必然要遇到道縣文革殺人的問題。以他的精明不會不明白我們想要的東西是什麼。雖然彼此缺乏信任感，但有一點我很自信，我們想要的，正是他特別願意提供的。果不其然，當我提到文革殺人的問題時，劉香喜深沉地一笑說道：「你們算是找對了人，我就是道縣大屠殺的一個『活化石』，你們想要什麼，我都可以提供。」
他拿出一份自己寫的對道縣文革大屠殺的揭發材料給我們看，但不準帶走，要我們當場閱讀，也允許適當地做一些抄錄。這份控訴材料的最後一段赫然寫道：「以上材料若有一字不實，甘願砍頭示眾！」我們仔細地看過了這份材料，憑心而論，拋開觀點不言，所述基本事實與處遺工作組的查證材料出入不是很大，但處遺工作組的材料要更全面一些，更客觀一些，當然也更權威一些。
劉香喜說：「道縣文革大屠殺以後，『紅聯』殺人幫由於執行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倒行逆施，很快就土崩瓦解，廣大受蒙蔽的幹部群眾紛紛反戈一擊，站到了『革聯』這一邊，只有鄭有志等少數頑固派，跑到月岩林場，負隅頑抗。1968年初，道縣成立了47軍6950部隊、革命領導幹部和我們『革聯』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6950部隊的孫政委兼任革委會主任，第一副主任是縣委黃義大書記，我被任命為革委會常委，負責財貿口的工作。革委會成立以後，不到一個月，1968年的3月，在6950支左部隊和縣革委的主持下，我們在縣三糧庫，就是原來的縣委黨校，舉辦了一個大屠殺『揭蓋子學習班』 ，參加的人有各單位的領導，『革聯』還有『紅聯』的代表，還有與殺人問題有牽連的人員，一共250多人。這個學習班開了有21天，對大屠殺進行了深入細緻的揭發交代和對質。當時我們派人深入各個區社，反反覆復，几上幾下，調查取證，工作做得非常紮實。我們搞了一份調查材料，還有一個花名冊，都是鐵證如山的。我記得，這些材料，我們當時列印了幾十份，地區、省里、中央都寄得有。底稿保存在張福山手裡，他也是『革聯』的一個頭頭，東北人，現在已經調回東北去了。本來道縣的文化大革命形勢已經一片大好，大屠殺的內幕也已經水清見底，當時我找到黃義大書記，建議他趕快把材料整好，報到省革委去，把那些罪大惡極的傢伙殺幾個，關一批。可是黃義大這個人太過於心慈手軟，說什麼『不要著急，留到運動後期處理。』『材料擺在這裡，不怕他們飛上天去。』結果留著這些傢伙來搞反革命復辟……
「那個時候，林彪反黨集團為了反革命政變的需要，要把湖南作為他們的戰略基地，當時湖南省軍區政委卜占亞就是林彪的一個黑幹將，他們為了牢牢地控制住湖南這個戰略基地，把47軍排擠出了湖南。1967年7月份，在道縣支左的6950部隊，突然悄悄連夜撤走，連個招呼都沒跟我們打，就撤走了。6950部隊一走，縣裡武裝部的那班人又掌握了大權，就跟還鄉團回來了一樣，一下子天又翻過來了，『紅聯』那幫殺人狂又再次掌權。這些傢伙對我們怕得要死，恨得要死，想方設計，捏造罪名，把我，還有黃義大書記，還有我們『革聯』的其他幾個頭頭，統統抓起來關進牢里，捆綁鬥打，進行殘酷的迫害。張福山也被關進了牢里，他被抓以後，保管的那份材料和花名冊也不知了下落。
「因為我反對他們胡亂殺人，揭露他們的反革命真面目，和他們進行堅決地鬥爭，被他們看成眼中釘，骨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先後兩次被他們抓入牢房，整整關了四年。當時只喊要判我的死刑，聽說向上報了好幾次材料，都沒被批准。我劉香喜忠於黨忠於毛主席，一身正氣，光明磊落，想靠捏造的罪名把我置於死地，也沒有那麼容易。從牢里出來的時候，兩條胳膊幾乎已經殘廢，我沒有別的辦法想，只好每天不停地用手搓，另外一個就是練字，天天鍛煉，用這個辦法來治療。無論如何，我不能讓自己的胳膊廢了。他們想我死，我偏偏要好好地活，活一天就跟他們鬥爭一天，我不相信這世界就沒有天理了。這幫殺人狂的主子林彪說過一句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間一到，一切都報。』這話我也信，總有一天他們也會像他們的主子一樣得到報應的。」
當我們問及：「據你所知，道縣大屠殺，縣一級的策劃部署者是誰？」
他斬釘截鐵地回答：「熊炳恩！」
「證據呢？」
「當然有證據。第一、他的8.5講話和8.11電話會議指示，就是道縣殺人的總動員令。」
「但是——他在講話中，沒有明確指示要殺人呀？」我質疑道。
「你一個當記者的，怎麼對中國的事情這麼不了解？哪個當領導的作指示，會把話講得那麼明白？要靠下面理解執行。哪一次不是領導發話，下面層層加碼？」
「當時講這種話的人，不止他一個人呀！就是當時被打倒的石秀華書記都說過，蔣介石要反攻大陸，我們要殺得他一個帶路的都沒有。」
「那要分時間、地點、對象，熊炳恩是什麼時候對什麼人講的？區武裝部長、公安幹部，這些人是幹什麼吃的？」
「那好，請說第二條吧。」
「第二、他的老婆何德娥就是東門公社馮家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名譽院長』，殺人的時候積極得很。」
「他老婆的事不能算到他頭上吧？」
「怎麼不能算到他頭上？如果他不主張殺人，他老婆會那麼積極？這就跟貪污受賄一樣，老婆出面比自己出面好。熊炳恩那點小九九我還不清楚。」
「請說第三條。」
「第三條最重要，殺人期間，他的秘書王××，多次給下面打電話，了解殺人進度，督促殺人。」
「但是，王××不會同意你的這個說法。當時正是雙搶時節，熊炳恩分管生產，他的秘書打電話給各區社了解生產進度，順便關心一下殺人的情況，這和指示督促殺人不能划等號吧？」
看得出劉香喜有些急了：「你怎麼連這點都不明白？有些話只要把個別字眼變一下，意思就都變了。那些人都是他的人，當然會幫著他說話。熊炳恩當時是一縣之主，一縣之主支持殺人就是指示殺人!」

「話雖然這麼說。但是必須要有證據才行。再說了，事情已經過去快20年了，要查清楚談何容易。」
「談何容易？讓我來查試試看，一個月之內，保證查得一清二楚，那些組織策劃殺人的，一個也跑不脫！乖乖地都得給我交代出來。」
我看了劉香喜一眼，突然一笑：「難怪他們要判你的死刑。」
劉香喜說：「他們要判我的死刑，我不怪他們。如果我上了台，也要判他們的死刑。我不像黃義大他們心慈手軟。『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把黨紀國法拿出來一條條套，套上哪一條就辦到哪一條，沒客氣講！為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早就作好了跟他們血戰到底的準備。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後，他們又把我關了三年，無罪釋放那一天，我衝到縣委，抓住縣專案辦主任楊××這個老反革命分子，要把他扔到南門河裡喂王八。」
臨告辭時，劉香喜突然說：「再給你們提供一條線索，你們可以找賀霞採訪一下，這傢伙是個黑秀才、理論家，他手裡有證據。」
「你是怎麼知道的？」
「上次（1985年）在××賓館辦學習班，處遺工作組廖部長、郭校長、陳書記等三位領導找他談話，要他交代問題。他囂張得很，說手裡有原始記錄，現在不得交，什麼時候抓他什麼時候交。結果，到現在不敢抓他。為什麼？就是怕他手裡的那個東西。你們可以找他要這個東西。」
「他連處遺工作組都不肯交，還肯交給我們？」
劉香喜一笑道：「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劉香喜說的這些，我們在處遺工作組的材料上都看到過，憑這些要把熊炳恩定成道縣殺人事件的總指揮，證據顯然不足。反映熊炳支持殺人的證據非常多，但反映他直接指示殺人的證據很少。老實說，從內心深處，我們也曾隱秘的希望熊就是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的頭號人物。這樣一來，問題就簡單了，罪魁禍首也找到了，來龍去脈也查清了，可以向社會向人民交出一份完整的答案了。當時，熊炳恩已經調離道縣，在零陵地區任副專員。我們希望能夠採訪他，聽聽他本人的說法，但他拒絕了。我想，他大概以為我們是把他作為道縣文革大屠殺的總後台來採訪的，如果真是這樣想，那就真的想岔了，我們不會，至少不會允許自己帶著任何框框條條區採訪任何一個人，不論是處遺工作組的成員、被害者遺屬，還是殺人兇手和殺人事件責任人。我們只是認為，如果他願意開口說話的話，一定會比其他任何人更深刻、更本質。

第五十四章 採訪「紅聯」頭頭賀霞
筆者第一次來道縣採訪時，採訪賀霞以及「紅聯」的其他幾位頭頭已在計劃之中，不過由於對採訪他們比採訪「革聯」頭頭劉香喜等人還要困難，所以安排在最後。但後來我們的採訪工作出了問題，因故中斷，採訪賀霞等人的事也隨之擱淺。與賀霞見面在筆者第一次道縣採訪20年、道縣殺人事件40年後才得以實現。此時，賀霞已是76歲高齡，而筆者也齒牙鬆動了。
賀霞的晚年過得恬淡而閑適，從××局局長的職位上退休后，一直在家含飴弄孫、頤養天年。生活軌跡簡明扼要，每天清早起來到菜市場買菜，接著到周敦頤廣場鍛煉身體，然後看看報，看看電視，關心關心國家大事。除此之外，談論和關心最多的就是養生之道。文化大革命的那些往事，從不與人談起，就連地委、縣委的一些領導，有興趣問他，他都婉言謝絕。
2007年底，筆者第四次到道縣，在一位朋友的幫助下，通過賀霞親近的人，終於做通了他的工作。不過，不是接受採訪也不提供任何資料，是「像朋友一樣談談共同關心過的事情」。筆者覺得賀霞的這個提法很好，因為這時，採訪賀霞已經不那麼重要了，見他只是筆者心中多年的一個夙願。只是想聽一聽經過四十年的社會變革和觀察思考，他對當年殺人事件的看法有些什麼變化。「革聯」把他稱為「筆杆子」、「理論家」、「黑秀才」、「狗頭軍師」，想必有其不同凡響之處。我不知道賀霞同意與我見面基於何種考慮，而我想見他就是這麼簡單。
朋友把我帶到賀家樓下。
這是位於廉溪河畔愛蓮路的一座兩層小樓，寬敞而潔凈。賀霞本人住二樓，一樓辦了個小小的電腦學校。賀霞親自下樓，打開厚重的防盜門，非常客氣地把我們迎進二樓客廳。
這位身高不足1米6的矮個子老頭，面相慈祥平和，俗話說：看人一雙眼。那雙眼睛，雖然略有渾濁，卻還保留著幾分當過局長的那份自信，從中依稀可以窺見當年的精明強幹。說話不急不徐，條理清楚且富於邏輯性。對於文革殺人的事，他的記憶驚人清晰，人名地名，時間地點，絲毫不爽。
雙方分賓主坐下，寒暄之後，朋友起身告辭了。
由於雙方都有思想準備，不該問的我不問，不該說的他不說，氣氛十分融洽。
賀霞首先談了他眼中的殺人事件過程，雖然視角不同，但基本輪廓與我所了解的出入不大。不待我提問，他便主動談起了自己在殺人事件中的表現：「我知道，外面對我謠傳大得很，很多遺族寫的告狀信把我和鄭有志、苑禮甫他們一樣，說成是『亂人風』的罪魁禍首。我可以負責任的說，我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沒有指示過殺人，相反，還在很多場合發言，要求注意黨的政策界線，不能亂殺。這一點在任何時間都經得起調查！你可能不了解，但是領導和同志們都了解，我賀霞為人做事，幾十年來，無論做什麼工作都是一個穩健派。84年，處遺工作開始后，立了我的專案，組織上找我談話，我當時就表了態，如果查出我在任何地方指示殺人，就槍斃我。結果，他們反覆調查，最後地委廖部長他們找我談話時說：賀霞啊賀霞，沒想到你還真的穩，這一次要是查到了你指示過殺人，『二進宮』你靠得住。 我這個人，不像張明恥、鄭有志他們，一個個猛子鬼。不合黨的政策的事，從來不幹。8.13武鬥，當天晚上，張明恥、鄭有志他們，把炸藥堆到二中的圍牆上，要炸平二中。我硬是急得哭，要知道，那會死好多人吶！真正的壞人有幾個，都是階級兄弟。我再三勸阻，不聽，我又跑到武裝部，請他們出面制止，總算沒有釀成大禍。這一點，你們可以去調查。」
「既然如此，為什麼各方面對你反映那麼大呢？」
「那都是因為謠傳。打個比方說，都說我是『紅聯』的政委，連有些官方文件上都這樣寫，實際上，我從來沒有當過『紅聯』的政委。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只是縣委農村工作部的一個一般幹部，文革開始時，我還在下面點上搞『社教』，等我回到縣裡，文化大革命已經搞得轟轟烈烈。我呢，根據縣委的指示，參加了縣委會的『紅戰士』造反兵團，在這個造反兵團的五兵團當了個政委。要講在『紅聯』當政委，就是這麼個政委。『紅聯』總部撤到營江以後，成立了前線指揮部，給我掛了個副政委的頭銜，實際上管事的都是鄭有志、鍾昌友他們。武裝部劉政委、崔部長他們到營江來，只找他們，從來沒有找過我，關起門來談什麼都不讓我們知道。我之所以在道縣這麼出名，就是道縣『一月奪權』以後，縣裡成立了一個三結合（支左部隊、革命的群眾組織、革命領導幹部）的道縣生產指揮領導小組，發了一個文，組長是縣武裝部政委劉世斌，我作為群眾組織的代表，被任命為第一副組長，熊炳恩是第二副組長，名字排在我後面，這一下全縣都曉得有個賀霞了。這個革命領導小組根本就沒有辦過一天公，成立不到一個星期就撤銷了。我這個第一副組長也就當了不到一個星期。」
「據我所知，『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的幾個主要負責人，都是各區的武裝部長，他們和『紅聯』是什麼關係？」我問。
「應當說他們都是『紅聯』的成員。他們是根據縣武裝部的指示，集體加入『紅聯』的……他們加入『紅聯』以後，『紅聯』的領導權自然就由他們接手了。營江前線指揮部成立后，『紅聯』總部就由『前指』取代了。」
「哦——是這樣的。那麼，賀局長，你是道縣文化大革命的過來人，在你看來，道縣出現殺人風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主要原因有6條。關於這6條，我和處遺工作組，還有地委、縣委的領導都談過。第一條就是『革聯』8.8搶槍，在全縣引起很大的震動。」賀霞不假思索地答道。看得出對於這個問題他已經思考得很久很久了。
「文革中，搶槍事件在全國各地都普遍地出現過，為什麼別的縣也搶了槍，卻沒有出現殺人風呢？」我插斷他的話問道。
「你不要急嘛，聽我慢慢講。8.8搶槍后，武裝部發出了錯誤信號。當時，縣武裝部把8.8搶槍事件，定性為階級敵人的反革命政變，是四類分子翻天。搶槍的當天，他們就對下面做了傳達。毛主席教導我們：『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縣武裝部的槍被階級敵人搶了，這使得廣大貧下中農十分緊張，以為真的是四類分子翻天了。8月9日，我本人在得到這個消息后，就馬上跑到縣武裝部打聽消息。在劉世斌政委房裡見了他，當時他十分難過，都哭了，跟我講了很多，中心意思就是這次搶槍事件是階級敵人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政變，要我們組織起廣大貧下中農和革命人民，保衛紅色政權。還有這麼個細節，我們正說的時候，『革聯』的人又來了，因為他們搶去的槍，很多都沒有撞針，打不響，又跑來武裝部要撞針。劉政委把帳子放下來，讓我躲到床上，不要露面，自己去應付。那時候，條件十分簡陋，劉世斌的卧室外面就是武裝部的辦公室，很大的一間房子，擺了很多桌子，大家擠在一起辦公。我躲在床上，聽他們在外邊談判。等革聯的人走了，我才走的。」
「撞針給了『革聯』的人嗎？」我明知故問地問。
「給了。是『革聯』的人從武裝部的天花板上搜去的。」
「他們怎麼知道撞針藏在天花板上呢？」
「還不是武裝部內部出了叛徒嘛。」
「哦，那第二個原因呢？」
「第二個原因是貧下中農和基層幹部對47軍和零陵軍分區的《社情電報》理解有誤。當時47軍和零陵軍分區發了個《社情電報》，電報里把道縣四類分子的反革命活動說得很囂張，說四類分子殺貧下中農、搞破壞、組織反革命組織等等。電報里只講四類分子不宜濫殺，沒有說不準殺。傳達以後，下面就出現了這麼一個說法，『四類分子中調皮搗蛋的可以殺個吧兩個』。」
本來我想順著賀霞的話問他零陵軍分區的電報是根據什麼寫的，又怕這樣追問下去和諧的談話氛圍會被徹底破壞。再說這裡頭的來龍去脈我在20年前就調查得清清楚楚，現在不如賀霞願意怎麼說，我就怎麼聽。
賀霞接著說：「第三個原因是當時全縣的階級鬥爭形勢十分緊張，階級敵人活動猖獗。縣裡連續破獲多起反革命組織，同時，還有國民黨特務在暗中活動。」
「不過，我聽說那全部都是假案。」
「假案？擴大化是有可能的，不可能全部都是假案！那些反動傳單，我親眼見過，醜化毛主席、醜化共產黨，那個語言都是十分惡毒的。現在縣公安局檔案里還有存檔。」
「那麼，第四條呢？」
「第四條就是左傾思潮的影響。由於林彪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長期以來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被絕對化。真理向前一步成了繆誤。第五條是，公檢法組織被砸爛了，法制遭到嚴重破壞。第六條就是謠言滿天飛，說階級敵人組織了『黑殺團』要暴動，要殺貧下中農，要殺共產黨員，部分幹部群眾沒有很好地執行黨的政策，沒有調查研究，採取了極端措施，結果殺得不可收拾。」
「唉——」聽了賀霞講的6條原因，我在心裡啞然失笑，希望聽到一個人懺悔的聲音是多麼幼稚可笑。人的思想要改變，太難了！同樣，一個民族要進步，也需要漫長的時間，需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很多事情當事者本人是永遠轉不過彎子的。懺悔之於中華民族，猶如民主、科學，都是亟需認真學習並且努力踐行的。懺悔是人類精神不朽進化中最具救贖、新生、責任、良知、尊嚴意義的思想精粹；一個缺乏懺悔意識的民族必將文過飾非、重複錯誤、人格分裂、道德淪喪、精神崩毀、人權踐踏、野蠻愚昧；一個勇於懺悔、善於懺悔的民族，無論多麼災難深重、危機四伏，必將能夠精神重塑、文化復興、政治進步、道德高尚、公平正義、尊嚴高貴。同樣，我也深深地知道，懺悔意識的建立需要漫長的時間，需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
於是，我決定將問題更具體化一些，就問：「賀局長，你認為熊炳恩對道縣殺人風應當負什麼責任？他現在已經死了，我們不是為了追究責任，而是進行一下反思。」這個問題20年前我就想問他。
「他沒有什麼很大的責任，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如果說有什麼責任，就是他態度曖昧。」

「一個縣的主要負責人，對發生在自己轄地的事件態度曖昧，應不應當對事件的後果負責？」
「你這個話，如果放在現在，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那是文化大革命，情況特殊。記者同志，你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過來人，應當知道那是怎麼回事。」
「這麼說來，可不可以認為熊炳恩是同情支持殺人呢？」
「嗯——」賀霞沉吟良久，說：「這樣說也可以。當時那個情況下，每個人的態度都是他們所處的位置所決定的。當時持這種態度的縣委領導不是他一個人，可以說絕大多數都和他差不多。這場『亂殺風』有他的偶然性，也有他的必然性，這一點從這麼多黨員和幹部捲入其中就可以看出來，還可以從道縣這邊一殺，周圍的縣市跟著也殺起來，看出來。難道說是地委有人作了指示？這是一場歷史的悲劇，是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必然結果，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是哪個人喊殺就可以殺起來，喊不殺就可以不殺的。」
賀霞的話使我想起1986年第一次來道縣採訪時，一名殺人事件責任人說過的一段話，這位半文盲的貧協主席說：「我殺人，沒有私心雜念，就是為了保衛毛主席，保衛紅色政權。不像有些人，乘機謀私利，搞些個烏七八糟的事。為這個事坐牢，我感到光榮。」
於是我便順口問道：「那麼責任最大的人是誰呢？」
我以為他會答鄭有志。沒想到賀霞非常快、非常乾脆地答道：「是武裝部！」
「憑什麼這麼說呢？」
「記者同志，我看得出來，你對『亂殺風』的情況非常了解。你想想看，哪一個區社殺人，不是通過武裝部這條線貫徹執行的？當時道縣是他們說了算，我們這些人，說要殺也罷，說不殺也罷，實際能起多大作用？」
這個時候，我突然想起當年劉香喜提供的一條線索，於是拋出了最後一個問題：「聽說你手中還有些當年會議的原始記錄材料？」
這個問題問得有些不守信用，賀霞馬上警惕起來：「記者同志，不是說好了，不談這方面的事情嗎？」
我自知理虧，怕對不起牽線搭橋的人，忙笑著把話題岔開。
又說了一些無關痛癢的話，感到該說的都說了，不該說的我也不會問，他也不會說，便起身告辭了。
離開賀家，我沿愛蓮路，漫步到周敦頤廣場。這是道縣新的標誌性建築，位於瀟水西岸，有一座水泥橋通向河中的西洲公園。廣場很大，花崗岩鋪地。高二十餘米，也是花崗岩質地的周敦頤雕像聳立於廣場中央，是道縣最熱鬧的地方，清早，到處都是晨練的老人，白天，熙來攘往著為生計奔波的人群，晚上，則成了霓虹閃耀、熱歌勁舞的海洋。道縣這個地方比較怪，沒有人們常說的小縣城的那種寧靜悠然，讓你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種四向發射的活力。總有一種難以言說的喧囂在涌動。廣場靠瀟水岸邊，有一線麻石雕花欄桿，我依在欄桿上，俯視腳下的瀟水靜靜流淌，自從知道它的故事以後，我每次來道縣，總要到它身邊走一走，坐一坐，看一看，如同拜訪一位老朋友，每次見到它，我都不由自主地心情激動，甚至有一種欲哭無淚的感覺。而它則總是一如既往地平靜，波瀾不驚，默默無言，只有在夜間，夜深人靜，你悄悄地來到它旁邊，才可能聽到它艱辛的喘息聲。
忽然想起1988年的一樁往事，那一年，北京有一家出版社對我的這篇歷史紀實很感興趣，有意出版，但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感到有必要進一步把握，特別派了兩名編輯岳建一和黃曉中，隨我赴道縣落實。我們到道縣時，正是中午時分，便在城邊的一家小餐館用餐。這家小餐館經營野味，小岳和小黃在北京大魚大肉吃得多，吃野味的機會不是很多，我們點了一盤野山雞、一盤竹根鼠、一條鯰魚、還有臘肉、山菇等六、七個菜，燙上一壺米酒，慢慢品嘗。小岳指著盤子里的魚開玩笑地問我：「這條魚沒有吃人肉吧？」我說：「如果它吃了人肉，早就成精了。」我們一邊吃菜一邊喝酒一邊說笑。小岳和小黃把眼睛總是瞟視著路上匆匆來去的行人。我知道他們也像我初來道縣時一樣，企圖看一看這裡的人與其他地方的人有什麼不同。
路的正對面有一家供銷社，一個50來歲的老農民挑著一擔篾貨到供銷社來賣，當時農村的供銷社不但賣商品，也有收購土特產的任務。老農民賣了篾貨，得了錢，就在供銷社的櫃檯上打了一碗燒（白）酒，買了一包小花片，坐在供銷社門口的石階上喝酒曬太陽，拈一片小花片，滋一口酒。當時正值冬季，但道縣的冬天不冷，平均溫度在8、9度，老農穿一條單褲，一件破舊的寡棉襖，袒露著胸口，眯著眼睛，邊喝酒邊曬太陽。喝到高興時，哼哼地唱起了小曲。
小黃問小岳：「你說對過那老頭快樂些，還是我們快樂些？」
小岳說：「肯定他比我們快樂些！」
小黃又問我：「殺人的事，那老頭知不知道？」
我看了老頭一眼，說：「根據他的年紀，不但知道，而且親身經歷過。」
「你估計他是一個遺屬，還是一個殺人事件責任人。」
「這個難說。不過，看他那個怡然自得的樣子，遺屬的可能性不大。」
「我可不可以去問問他呢？」
「當然可以啦。」
小黃端著酒碗，走到路對面，和老農民攀談起來。突然，他直起身來，站到路的中央，仰天長嘯：「可憐愚昧至此啊——」
把我們大家都嚇了一大跳。
等小黃過來，我問他什麼情況。他說：「我問他知不知道文革殺人的事。他說知道。我問你們村子殺了沒有。他說殺了。我又問殺得什麼人。他說都是地富壞傢伙。我問怎麼殺的。他說牽出去用刀殺的。我問這樣殺人對不對。他說殺得對……」
我把眼睛從瀟水上收回來，轉向廣場這一邊，看著來來往往的行人，突然想，如果現在再隨便找一個人，問他道縣文革殺人的事，會怎麼回答呢？我知道這個話題在道縣是很忌諱的，但架不住內心的衝動，還是想做，就像小黃當年做的那樣。
我特意找了一位年紀較輕的、戴著一副很時尚眼鏡的男青年，攔住他問：「請問，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這裡發生了一件大規模的殺人事件，這個事情你知不知道？」他看了我一眼說：「曉得啊，這個事道縣人沒有不曉得的。」「殺人的情況你清不清楚？」「不清楚，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出生。」「你覺得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這樣殺人有沒有道理呢？」「沒有道理，在任何時候殺人都沒有道理。」他把眼睛看著我，反過來問我：「你是幹什麼的？問這些事情做什麼？」我說：「我是來旅遊的，聽到講這個情況，感到很好奇。」他說：「唉，都過去幾十年的事情了，那個時候的事情哪裡講得清楚，現在我們這裡的人都不講這個事了。這是給我們道縣抹黑。」
年輕人的話讓我的心情有些沉重，自1986年採訪之後，我又來過道縣三次，每來一次都有一個嶄新的面貌。這座城鎮的變化真的太快了、太大了。人也是這樣的，如果把這位年輕人放到長沙和北京這樣的大城市，甚至放到上海、深圳這樣的沿海城市，都很難把他從人群中分辨出來。然而總有一個想法縈繞心頭，揮之難去：假如有一天，上頭有人一聲號召，要殺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呢？會不會，振臂一呼而天下雲合響應，再次殺得血流成河？
任何一件事物能夠堂而皇之的發生，就不可能輕而易舉地消亡！
一個民族走出固有的劣根性和悲劇性格需要自身的覺醒和歷史的頓悟。無從迴避，也沒有捷徑可走。
自從86年道縣採訪之後，很久不再寫詩了，採訪賀霞之後，在周敦頤廣場，我寫了一首：

枝頭的果子越來越少
卻越來越甜
心頭的果子越來越多
卻越來越澀
愛的荒原沒有季節輪迴
收穫的歌吟總是響在
地平線的那一側
我有足夠的耐心等待
等待
古蓮開花的那一刻






道縣文革中被殺人員基本情況統計表
全縣36個鄉鎮　
區別        涉及面        性別        成份        政治
面貌        職業        殺人手段        被
殺光戶數        被迫外出人數
        公
社
鎮
個
數        大
隊
個
數        生
產
隊
個
數        戶



數        男        女        合


計        其
中被迫自殺        四
類
分
子        四
類
分
子
子
女        貧下中農        其



它        共產黨員        共青團員        國家幹部        教員        醫務人員        工


人        農
居
民        槍


打        刀


殺        沉


河        炸


死        投

岩

洞        活


埋        棍棒打死        繩子勒死        火燒死        其

它               
梅花        3        32        90        135        138        19        157        19        86        49        22                        2        2        8        1        1        145        53        40        17        21                3        1                3        19        5        58
仙子腳        4        43        99        134        143        9        152        32        71        49        28        4        1                2        8        2                140        103        4                                1        12                        32                26
清塘        5        56        163        269        288        64        352        37        202        107        40        3        2        1        2        10        2        1        337        189        46        47        17                3        8                5        37        7        23
祥霖鋪        5        63        250        543        725        191        916        52        346        520        31        19        2        5        5        25        2        5        879        495        152        88        28        9                88        4                52        57        106
四馬橋        4        54        153        270        400        133        533        52        213        287        32        1                2        1        11        3                518        86        126        1                38        128        22        57        23        52        55        56
清溪        6        59        217        358        446        171        617        51        239        304        70        4        1        3        1        21        3        6        586        74        93        180        14        19        108        18        1        59        51        24        71
蚣壩        4        72        336        643        897        299        1196        122        531        575        75        15        2        2        4        29        2        5        1156        145        442        90        21        137        130        68        4        37        121        46        102
壽雁        4        72        250        396        443        92        535        97        281        201        46        7        1                3        6                        526        241        155        13        7                6        15        1                97        12        133
道江鎮        1        5        8        17        23        4        27        6        13        12                2                                                        27        4                16                                        1                6                12
縣直                12        24        63        64        10        74        18        12        49        6        7                3        9        7        8        19        31        38                1        10                5        2                        18        1        1
合計        36        468        1590        2828        3543        1016        4559        486        1994        2153        350        62        9        18        29        125        23        37        4345        1428        1058        453        118        203        384        234        68        127        486        207        588
說明：梅花區1967年全區人口約29000人，被殺人數占當時人口總數的5.4‰　。原隸屬該區的理家坪公社文化大革命后劃歸雙牌縣管轄，殺人數字也轉到了雙牌縣。
附錄二
道縣（36個鄉鎮）文革殺人事件、時間統計表
（1967年8月13日－10月17日）
時　間        被殺人數        備　　　注
8月13日        1人        祭刀：殺壽雁久佳公社下壩大隊朱敏。「紅聯」、「革聯」8.13武鬥。
8月14日        0人       
8月15日        7人        拉開序幕：殺四馬橋區楊家公社鄭家大隊鍾佩英母子。殺壽雁區壽雁公社平地尾大隊唐明順等。
8月16日        3人        零陵縣(文革後分為永州市和冷水灘市)開始殺人。
8月17日        15人        清塘區召開殺人動員會。清塘區開始殺人。橋頭區開始殺人。江永縣開始殺人。
8月18日        17人        「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正式成立。寧遠縣開始殺人。
8月19日        20人        蚣壩區開始殺人。
8月20日        23人        車頭（梅花）區開始殺人。
8月21日        30人        零陵軍分區、道縣武裝部負責人、47軍6952部隊代表視察營江。第一次殺人高峰開始出現。紅岩區開始殺人。
8月22日        87人        上關公社在寶塔腳召開殺人現場會。上關區開始殺人。
8月23日        205人        柑子園公社「貧下中農高級人民法院」正式掛牌成立。清溪區開始殺人。橋頭公社在橋頭圩召開萬人殺人現場會。瀟水林業管理局（雙牌縣）開始殺人。
8月24日        135人        上關公社在龍江橋召開萬人殺人現場會。祥霖鋪區開始殺人。
8月25日        350人        蚣壩公社沿河塘大隊斬盡殺絕黑四類。
8月26日        638人        「紅聯」在營江召開全縣政法幹部會議討論制止殺人，卻出人意料地掀起第二次殺人高峰。
8月27日        590人        祥霖鋪區布署民兵補火三天「大掃除」，27-29日三天共殺569人。
8月28日        501人        47軍和湖南省革籌電告零陵軍分區、道縣武裝部要求制止殺人
8月29日        452人        47軍6950部隊進駐道縣制止武鬥、制止殺人。
油湘公社躍進大隊放出殺人「衛星」。
8月30日        273人        「紅聯」、「革聯」8.30大武鬥。
8月31日        176人        江華縣開始殺人。
9月1日        155人       
9月2日        142人       
9月3日        88人       
9月4日        91人        祁陽縣開始殺人。
9月5日        156人        零陵軍分區轉發湖南省革籌、47軍關於制止殺人的電報。
9月6日        75人       
9月7日        36人       
9月8日        47人        新田縣開始殺人。
9月9日        72人        「紅聯」、「革聯」簽訂「9.9協議」。
9月10日        25人        藍山縣開始殺人。
9月11日        13人       
9月12日        12人       
9月13日        5人       
9月14日        5人       
9月15日        22人       
9月16日        9人       
9月17日        2人       
9月18日        2人       
9月19日        1人       
9月20日        3人       
9月21日        11人       
9月22日        1人       
9月23日        1人        「紅聯」、「革聯」9•23大武鬥。
9月24日        0人       
9月25日        0人       
9月26日        2人       
9月27日        0人        47軍和湖南省革籌聯合發出緊急通告，制止殺人。
9月28日        0人       
9月29日        0人       
9月30日        7人       
10月1日        0人        飛機散發落款湖南省革籌和47軍的制止殺人傳單。
10月2日        0人        又散發一次。
10月3日        0人       
10月4日　        0人       
10月5日        0人       
10月6日　        0人       
10月7日        0人       
10月8日        0人       
10月9日　        0人       
10月10日        1人       
10月11日        0人       
10月12日        0人       
10月13日        0人       
10月14日        0人       
10月15日        1人       
10月16日        0人       
10月17日　        1人        最後一個殉難者：橋頭公社上壩大隊何余詳。
合計        4509人       

附錄三  
筆者手頭有一份道縣處遺工作組寫給零陵地委彙報材料，1986年初稿時，曾予全文引用，后經一些同志勸說拿下了。拿下的原因很多，有出版方面的要求，有保護材料提供者的考慮，有維護安定團結大好局面的需要等等，但根本原因還是它太尖銳了，太具有震憾力和顛覆性。此次修改，因寫作主旨已不為出版而是留給後人看，所以將此材料補上。補上前，為慎重起見，我把這份材料給一位同樣堪稱「道縣殺人事件活化石」的同志看了，想聽聽他的意見，該同志1968年時參加過「道縣大屠殺揭蓋子學習班」，並受當時的縣革命委員會指派參與了整理材料的工作，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該同志看完材料后說：「真實情況比這嚴重得多，道縣殺人事件的蓋子還是沒有真正揭開。特別是這個材料裡面沒有涉及到人武部這一條線上的幹部，不涉及他們，道縣殺人事件的蓋子就不可能真正揭開。我們在1968年的時候，辦了一個『揭蓋子學習班』，揭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的蓋子。賀霞、張明恥等人都寫了交代。矛頭集中指向武裝部的幾個領導和少數縣委領導身上。（縣人武部政委）劉世斌講得最多，每次開會就通報敵情，煽動殺人。（縣人武部政委）崔保樹欺上壓下，謊報軍情，向47軍和省革籌隱瞞殺人真相。還有一個副政委邱慶龍，這個人水平很差，簡單粗暴，講了很多蠢話。武裝部軍事科科長周××，後勤科長劉××，坐鎮營江『紅聯』總部，問題很大……這些人都對道縣大屠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份材料沒有提到他們的名字，對被提名的這些人顯然不公平。當時（1968年）我們寫了一份《關於道縣人武部幾位領導製造道縣大屠殺的言行》的材料，列印了四十份，上報中央和省、地革委會。這份報告現在縣裡可能已經找不到了，但地區和省里肯定還有，你們找出來一看就什麼都明白了。這些人之所以沒有受到追究就是因為他們穿的是黃軍裝。我就一直想不通，穿藍中山裝的人犯錯誤要追求，穿黃軍裝的犯錯誤就不能追究。一追究就是毀我長城。我們的長城未必是土坯壘的，那麼容易毀呀？我就不相信，一個穿上黃軍裝就變成了另一個人，世上沒有這樣的事情！」

關於與「亂殺風」有牽連的幹部的一些情況

與「亂殺風」有牽連的人員較多，僅國家幹部就有215人（實際還遠不止這麼多）。這些人員中，現已基本查明情況的150人中有公社副主任以上幹部95人，其中地管和地管以上幹部25人。

與亂殺風有牽聯的幹部，原則上可分三種情況：
第一，進行煽動和組織指揮、親自提名、批准、動手殺人。這類人員中，國家幹部有188人，其中公社副主任以上幹部78人（地管幹部10人）。這些人中，問題較大的有：
（1）地區冷水灘造紙廠黨委辦公室主任歐才清。1967年8月27日，歐在梅花公社唐家山大隊主持審問了四名即將被殺的人員，親手捆綁一人，將其中另一人砍了一馬刀，四人都殺掉了。
（2）道縣縣委副書記熊禮衡（原午田公社書記）。1967年8月29日，熊禮衡批准蔣家洞大隊殺了胡洪女等3人。
（3）道縣紀委副書記苑禮甫（原詳霖鋪區副區長）。苑當時是詳霖鋪區「紅聯」和區民兵指揮部的主要負責人，多次主持區社隊幹部會，動員殺人，說：「該殺的在兩三天內統統殺掉。」「可殺可不殺的，堅決要殺。」為首組織殺人突擊隊，8月27、28、29在全區大殺三天，指派了不少區社幹部到社、隊督促參與殺人。在全區主持研究殺人平衡補火問題，親自到一些大隊、生產隊進行督促。參加了祥霖鋪區公社上渡大隊的殺人現場會，在會上說：「上渡的貧下中農對四個壞蛋進行了鬥爭，判處了他們的死刑，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我代表祥霖鋪區民兵營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批准上渡、祝福等大隊殺掉17人。在苑禮甫等人的組織指揮下，祥霖鋪區殺了915人，其中貧下中農23人，國家幹部3人，在職教員14人，工人1人，黨員1人。
（4）原祥霖鋪公社團委書記李順運（現一般幹部）。李在祥霖鋪公社上渡大隊的殺人現場會上，親自宣判了三人的死刑。受苑禮甫等人指派，到祥霖鋪公社的久佳山、祝福、大小盤、達山頭等大隊參與研究和主持殺人活動，共殺55人，其中6人被殺后，李擔心未死，還親手補了刀。
（5）原唐家公社公安員謝林通（現蚣壩派出所幹部）。謝在唐家公社朱子復大隊參與研究和主持殺人會，殺了2人，在殺人會上講了話，到現場驗了屍。
（6）原洪塘營公社書記盤家瑞（現大坪嶺公社副主任）。盤主持召開了全社大隊幹部會，動員殺人，說：「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貧下中農，要爭取一兩天內完成任務。心要硬一點，手要硬起來。」指導各大隊找「消眼」和紅薯窖，說：「丟下去就是了。」號召向殺人最積極的紅花大隊學習，並親自到東江源大隊與隊幹部一起研究殺人名單，殺了13人。
（7）原楊家公社秘書蔣文經（現下蔣公社書記）。蔣1967年8月13日主持鄭家等四個大隊的大隊幹部會，號召殺人說：「毛主席早就開口了，敵人磨刀，我們也要磨刀。」「搞了丟到坡邊就是了，哪個知道。」點名殺鄭家大隊的鐘佩英，后鍾母子三人於8月15日被害，使鄭家大隊首先在全區、全社颳起了「亂殺風」。批准周塘營大隊殺了5人。
（8）原油湘躍公社進大隊黨支書何芳乾（現清溪食品站黨支部書記）。何1967年8月25日主持大隊幹部會，研究決定，並向公社請示，殺了2人。8月28日又主持召開大隊幹部和群眾會討論殺人，親自記名單，當場決定殺64人。何打電話向公社作了彙報后，帶領了一些人用三口紅薯窖活埋了61人。
（9）原梅花公社書記蔣益政（現縣蔬菜公司經理）。蔣主持全社大隊主要幹部會議，號召殺人，說：「理家坪群眾代表最高人民法院把四類分子宰了，現在貧下中農真正發動起來了，各大隊要摸好底子，做到心中有數，交群眾討論決定。」並批准赤源大隊殺了5人。
（10）祥霖鋪區黨委組委黃尚森。黃與苑禮甫等人一起組織指揮了祥霖鋪區的殺人活動，多次在區社隊幹部會上號召殺人，說：「現在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我們講殺哪個就殺哪個。」「四類分子統統給我殺掉，個別調皮搗蛋的子弟也給我殺掉。把該殺的都統統殺掉。」向苑出主意抽調民兵到各大隊突擊殺人，並向突擊殺人民兵作了動員講話。批准審章塘公社楊柳塘等大隊殺了10人，督促白家田、塘背等大隊殺17人。參與祥霖鋪大隊幹部研究殺人名單，殺掉5人。
（11）原上關公社書記楊道明（現蚣壩區委書記）。楊到本社的東方、建設、齊心、鄭家等大隊，與隊幹部一起研究殺人問題。當東方大隊有的支委不同意殺人，開會不發言時，楊說：「共產黨員要慷慨一點，該怎麼樣就怎麼樣，怕什麼？」「你們現在不殺，將來又說難領導，又說工作難做，不要怪我沒有喊醒你們。」在楊的督促下，該大隊殺2人；建設大隊經楊主持研究后殺了3人；鄭家、齊心也殺3人。批准向陽大隊殺了地主子弟黃書平，還點名要殺東方大隊的貧農吳況忠。
（12）原清溪公社白馬渡大隊支書黃名佑（黨的「十大」代表，現白芒鋪公社主任）。黃多次主持大隊支部和大隊幹部會研究殺人問題，當一些黨員和幹部提出不能殺人的意見時，黃多次提出反對意見，最後表態：「要殺，一定要殺。」為首研究決定殺了5人。
（13）原清塘區法庭幹部周仁表（現岑江渡公社副書記）。周多次主持召開區、社、隊幹部會，動員殺人，說：「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今後殺人可以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只要不和貧下中農站在一起的，不管職務多高資格多老，不管是坐單車的、戴手錶的、穿可可鞋的，都可以幹掉。」並下社隊督促殺人。點名批准廖家、蔣家、獅子頭、大神山、團結等大隊殺掉17人。在蔣家大隊親自開槍殺人，給民兵作示範。

第二，隨意表態，同情支持殺人，據初步掌握，這類人員中，國家幹部有27人，其中現任公社副主任以上幹部20人（地管以上幹部11人），主要人員有：
（1）原縣委書記熊炳恩（現地區行署副專員）。1967年8月23日，熊在聽取了縣委辦公室幹事唐告龍彙報農村殺人問題后說：「敵人公開進行活動，要殺貧下中農，階級鬥爭這麼複雜，誰好誰壞，貧下中農最清楚。」熊還對縣委辦公室幹事張瑜說殺掉所謂要炸郵電局的人是辦了一件蠢事，這樣就斷了線。8月24日，縣貧協幹事王恩昌向熊彙報了農村殺人情況嚴重。熊說：「這怎麼行，個別壞的殺一兩個是可以的，你們以貧下中農的名義給下面說說，要他們講究一下策略。」有次黃禮寬從下面給熊炳恩打電話反映殺人問題，熊說：「不要緊，殺幾個四類分子不要緊。」有次鄭有志給熊打電話，反映殺人問題，熊說：「四類分子要造反，殺幾個不是不可以。」殺人高潮中，田正等一些科局長向熊反映殺人問題，要求出面制止，熊說：「我原來沒有講這麼大殺，只說殺一兩個可以。」9月16日，熊在縣委會對張明恥說：「這回貧下中農被充分發動起來了，農村貧下中農殺四類分子是革命行動，殺就殺了，管他那麼多。」10月某日晚，熊在紅岩區糧站對張明恥等人說：「四類分子搗亂，殺個把兩個可以。」
（2）原縣委副書記郁山（現東安縣委副書記）。1967年8月17日，郁在清塘區參加了鄭有志等人主持召開的全區殺人動員會。會後，郁說：「你們這會開得好，開得及時，開得主動。」8月23日，郁在清塘對周盛瑤等人說：「殺人問題，原來我縣民主革命不徹底，這也是一個民主革命的問題。」還在清塘對一些人說：「我們土改時，四類分子逃跑，也是抓著就殺了。」「道縣民主革命不徹底，這次殺四類分子，是民主革命的補課。」9月21日，郁對姚岳松等人說：「對農村殺人問題不要怕，四類分子要暴動，貧下中農自己起來殺的。」9月底某日，郁在大塘大隊對一些群眾說：「毛席主講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到時全報。……我們貧下中農殺幾個四類分子有什麼要緊。」
（3）原縣委組織部長王安生（零陵地區社隊企業局局長）。1967年8月24日王在青口公社指示公社副書記要立山坪大隊幹部唐水光召開大隊幹部會研究殺人問題。30日，唐向王彙報說隊幹部正在研究殺人，王說：「群眾要求殺幾個就殺幾個吧。」9月初某日，王在青口公社青口大隊對一大隊幹部說：「分子可以殺，子女不能殺，這是政策。」還在清溪對一些人說：「我們那裡殺人帶勁啊，刀砍呀，活埋呀，火燒呀，特別沉河有味，到處是死人，狗都吃不完，脹蠢了，亂咬人。」
（4）原縣委副書記胡榮玉（零陵地區輕工業局副局長）。1967年9月4日，胡在青口公社團結大隊參加了公社副書記周書主持召開的大隊幹部會，周在會上動員殺人。胡邊聽邊笑。9月5日團結大隊殺了19人。9月6日胡對該隊三隊社員何元錫說：「你們昨天的會開得好，我們不殺階級敵人，階級敵人會殺我們。這是兩條道路的鬥爭。」還有一次團結大隊幹部研究殺人，請胡參加，胡說：「你們研究就行了。」后殺12人，隊幹部請示胡屍體怎麼處理，胡說：「往河裡丟。」
（5）原縣公安局秘書股長何榮升（現縣人大專職委員）。1967年8月14日，何在壽雁公社聽公社的同志反映殺朱敏的情況后，何說：「這個人土改就要殺的了。這回殺了，給你們減少了一個麻煩。」8月16日，何在壽雁向唐家公社特派員謝林通介紹了壽雁公社下壩大隊和平地尾大隊殺人情況，說：「你們公社何聘之殺了算了。」8月24日壽雁公社平地尾大隊唐國運到區里彙報殺人情況。何說：「這些地主仔子壞傢伙，不殺留他幹什麼。」8月26日，何對橋頭區公安特派員黃來順說：「那兩個正牌子貨（指傳說的一個軍統特務和一個偽團長）殺了沒有？那兩個老牌子貨殺了就好了。」9月1日，何對壽雁公社的何添賢說：「你們大隊搞得冷冷清清的，你們大隊幹部商量一下，是不是有四類分子要殺幹部，如果有，就殺兩個。」何添賢問要不要批，何答：「批什麼，現在貧下中農就是最高人民法院。」
（6）原道縣一般幹部唐銘植（現郴州地區農辦主任）。1967年8月18日晚，唐給梅花區楊繼富打電話，介紹壽雁等地殺人情況，要求對四類分子加強管制，說：「如有調皮搗蛋的，你們可以先幹掉他。」當晚，唐家公社幹部何學能電話向唐反映大劉大隊殺了一人，唐說：「你們少管閑事。」8月21日，紅岩區秘書胡光學電話向唐反映殺了一人，唐說：「別的區比你們殺得多。」8月22日，胡光學又給唐打電話，反映有的地方要殺人，唐說：「群眾起來了，殺幾個就殺幾個。你們區是殺得最少的，九區、二區殺了幾百。」

第三、挾私報復、謀財害命、殺人奪妻這類情況初步掌握有25起。

據初步掌握的情況，與「亂殺風」有牽連的公社副主任以上幹部90人，其中：
1.        動手殺人的5人
2.        批准或提名殺人29人
3.        參與研究殺人8人
4.        指名動員殺人15人
5.        督促殺人8人
6.        表態支持殺人25人
其中：副專員1人；縣委正、副書記2人
副縣長1人；縣委顧問1人；
區委書記2人；地局級幹部2人；
縣委部辦領導4人；縣政府部辦領導4人；
區委副書記3人；區長3人；
副區長5人；公社書記7人；
公社副書記5人；縣廠礦場負責人6人；
區委委員7人；公社主任5人；
公社副主任9人；縣公司負責人5人；
縣股級幹部8人；區直單位6人；
中央和省屬單位處級幹部2人；地屬廠礦級幹部1人。

      分類
職務        動手
殺人        批准
殺人        提名
殺人        參與
殺人        動員
布置
殺人        督促
殺人        同情
支持
殺人        報復
殺人        總計
專員                                                        1                1
省地局處                                                        4                4
縣正副書記                1                                        1                2
正副縣長                1                                                        1
部辦委        2                1                1                1                5
正科局長        1                1                                                2
副科局長                1                1                        3                5
區正副書記                2        1                1                2                6
區長                                        2                2                4
副區長                2        1        2                        1                6
股所長        1        10        2        2        3        3        2        1        24
公社正副書記        1        1        3        2        2        3                        12
正副主任        2        6        2                2                2                14
區委委員                5        2        1        1        2        1                12
一般幹部        6        10        5        13        11        5        2                52
任職不明        3        19        5        10        15        7        5        1        65
合計        16        58        23        31        38        20        27        2        215


        原地管幹部        現地管幹部
動手（殺人）        1        3
批准（殺人）        4        4
提名（殺人）        1        3
同情支持（殺人）        7        11

參與布置（殺人）                1
合計        13        25

名單如下：
同情支持（殺人）：熊炳恩、郁山、王安生、胡榮玉、李明德、祝廣榮、肖福志、張仁達
批准（殺人）：李來文、鄭際田、楊君賢
提名（殺人）：吳榮高
動手（殺人）：歐才清

卷七

第五十五章  寡婆橋的傳說
第五十六章  你熱愛黨，黨會殺你？
第五十七章  占甲小學殺了六名教師
第五十八章  講真話的代價
第五十九章  兩個「右派」家庭的覆滅
第六十章    生命的奇迹
第六十一章  殺場餘生者說
第六十二章  老天爺都在哭啊
第六十三章  浮出水面的石頭
第六十四章  人性的繁複幽暗
第六十五章  道縣出了個李念德
第六十六章  一棟大屋與一群人的命運
第六十七章 「告狀油子」是怎樣煉成的

第五十五章  寡婆橋的傳說

路為什麼總是那麼幽遠，那麼綿長，彷彿無幽不至地化入那一片迷濛的青山綠水間。一個個村落果實般結在河叉的枝頭上。大自然非凡的美麗面對人類偉大的奇迹黯然失色。瀟水和它的幾條支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污染，同時也得到了建設和保護。好在河水依然是豆青色的。我們沿著那些路去尋找當年作過殺場的地方，有公路的地方，乘車去；沒公路的地方，騎自行車去；自行車也不能騎的地方，走路去。火辣辣的太陽照得脊背流油。正是農民們累得脫皮的雙搶大忙季節，呼呼的打稻機聲總在陪伴著我們趕路。那些在責任田裡忙得兩頭不見天的男人和婦女們時不時直起腰來打量我們，對於我們這些吃吊手飯的人，他們見慣不怪，只是有些不明白，大熱的天，不在陰涼地呆著，火辣辣的毒日頭下跑來跑去搞哄門（做什麼）？
在曾經開過萬人殺人現場大會的龍江橋，我們遇到一個四、五歲的小姑娘，趕著六、七隻神氣十足的灰鵝迎面走來。牧鵝小姑娘個頭很小，比最前面那隻公鵝的紫色冠子還要矮上一、兩寸。她雙手在背後，拖著一根長長的柳條，帶著三、兩片葉兒，用稚氣的小眼珠盯著我們。而灰鵝們卻昂首挺胸、不屑一顧地從我們身邊擺過去。這種灰鵝是在國際市場上很受歡迎的道州灰鵝，是道縣一種主要的外貿出口產品。
道縣至寧遠公路旁的上塘嘴，曾是用「土飛機」 送人上西天的地方。我們在這裡看到的卻是，一片低低的馬尾松小樹林，幾個穿著五顏六色統裙、打著印花洋傘的姑娘正在牧牛。
沿著清澈的洑水向上走，在曾經作過斷頭台的寡婆橋上，我們看到的是一隊男歡女笑的農民，挑著一擔擔沉甸甸的濕谷從橋上走過。
……
面對著這些青青的小河，美麗的山林，熱情好客、淳樸憨厚的農民，我們無論如何不敢相信人們對我們所敘述的一切。閉上眼睛，也許能看得到那種種的恐怖景象，聽得到那垂死掙扎的哀號，甚至那震耳欲聾的「土飛機」起飛的聲音……睜開眼睛，想象的翅膀立即被剪斷了，一發似乎都不曾發生過，一切似乎都不可能發生，我們所聽到的一切不過是一個用土紅寫成的神話。
寡婆橋。我們曾兩次來到這裡。
第一次，正逢下雨。東昇機械廠（一家廠址在道縣的三線軍工廠）的黨委書記老劉打著傘，帶我們沿一條田間小路從廠里去寡婆橋。
一時間我們恍若置身於煙雨灕江之畔。這裡的地形地貌也確實與桂林一脈相承，只是看上去更精緻些。兩岸青山，一座座如獨秀峰般拔地而起，在霏霏細雨中滋潤出很光滑的青黛色。明明是清一色的石灰岩山峰，卻這裡那裡長滿了綠油油的樹木，也不知是如何植根於石上，又從何而汲取營養，使人不能不感慨生存的艱辛和生命力的頑強。
一片墨綠色的甘蔗，在風雨中絮語。
「好漂亮的景色！不讓桂林山水。」我情不自禁贊道。
「初次來這裡的人都這麼說，這裡本來又稱小桂林。我們在這裡住得久了，也就不覺得了。」劉書記在一邊笑道。
我們沒有穿雨鞋，路邊的青草把鞋濕透了。前面的路更加泥濘。而寡婆橋已經歷歷在目。這是一座五孔石橋，兩邊橋頭，大樹成蔭。相傳是清代一位寡婦捐款修建的。這位寡婦是橋那邊唐家鄉人氏，家道殷實，而少年喪夫，孤苦伶仃守節一輩子。她哀嘆自己命運不濟，決心行善積德修來世，傾囊而出，在洑水河這段經常有人溺水的深潭上方，修建了這座石橋。後人稱之謂「寡婆橋」。
因路面積水太深，我們停了腳。
「就在這裡看看吧。」
「也好，有些景緻，遠觀比近看更別具風味。」劉書記手指寡婆橋，「文革那陣子，經常可以看到農村裡在這座橋上殺人。那時候，我們廠剛剛搬遷過來，工人們都住在附近的兩個村子里，經常就站在這裡，遠遠地看。因為搞不清情況，不敢太靠近了，也不敢多過問。橋下面是一個深潭，殺人時，橋兩頭都站了崗，不準通行。把要殺的人，押到橋中間，跪了，只看見馬刀亮晃晃地揮動……屍體就從橋上扔到河裡。殺人多的時候，潭水都染成紅色。有沒殺死的，浮起來，守在橋兩頭的民兵就沿岸追著用鳥銃打。」
我們從手頭上的資料中看到，道縣師範的一位負責人就是在這座橋上被殺害的。我們追蹤採訪來到道師，訪問了老校長尹少萼同志。他告訴我們被殺者是該校原教導主任何聘之老師。這位鬢髮蒼蒼的老知識分子，眼含著壓抑的淚水，無比傷感地向我們談起了何聘之老師的一些往事：
「那是一個多好的同志啊！他熱情、正直、能吃虧、肯幫助人，工作有能力，責任心強，對黨的教育事業忠心耿耿。解放前，還在讀中學的時候，他就參加了黨的地下工作，協助地下黨迎接道縣和平解放做了不少的工作。解放后，開始當區幹部，後來在縣法院工作。五十年代初期，組織上根據他的特長，調他到道縣二中教語文。工作換來換去，他毫無怨言，可以用得著那句老話：干一行，愛一行。
「1958年，縣裡籌建師範，讓我負責，人員也由我來挑。我第一個就挑中了何聘之。他那個人辦事讓人放得心。雖然脾氣有點倔，但做事，一是一，二是二，說到做到，尤其可貴的是表裡如一。建校那陣子，條件艱苦，他帶領學生挖基腳，挑土方，撈河沙，累得兩隻眼睛都陷下去了。你們看，就是那面那棟教學樓，所用的木材，全部是他帶領著學生從60裡外的東江源扛回來的。他是我們學校建校的功臣，學校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留著他的汗水。
「學校建成后，組織上安排他當教導主任，抓教學工作，他更是認真負責，工作起來可以說是真正的廢寢忘餐。他常說，我們是培養老師的老師，稍有懈怠，就要誤人子弟。他擔任教導主任以後，仍然不離教學第一線，繼續兼任語文教學工作。他的教學態度，認真得叫人感動，到現在，我還沒有碰到第二個象他那樣認真負責的老師。他提倡為人師表，說當老師的人從人品到學問，都應該是第一流的。他對自己從來就是要求很嚴格的，按照當時情況，我們學校的一般教師都可以解決家屬農轉非（吃國家糧）的問題，但是，他總是首先考慮別人，每次都把指標讓給別的老師，自己從來不向組織提出要求。結果把這個事給耽誤了。
「他這個人多才多藝，精力很旺盛，平時除了教學工作外，還喜歡寫點東西。不過倒霉也就倒在這個舞文弄墨的毛病上。1958年下半年，他寫了一個劇本，叫做《紅旗越舉越高》，是歌頌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用現在的觀點看，這個劇本打下了很深的那個時代『左』的烙印，有的地方，還有為當時的『浮誇風』拍馬屁之嫌。這個劇本，經當時的縣委宣傳部審閱批准，學校師生排練出來，在群眾中公演了幾場。可是馬屁拍在馬蹄子上，就是這個劇本，使出身地主家庭的何老師吃盡了苦頭。在那個荒唐之極的年代，有人競把劇本中反派人面的台詞，當成何聘之老師本人的反動思想來批判。59年反右傾時，他受到了批判。文革初期，又舊事重提，以『反對黨的領導，抵制毛澤東思想，攻擊三面紅旗』等罪名，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批判鬥爭，開除公職，遣送農村勞動改造。
「開除回家后，他老老實實參加農業生產，定期向大隊黨支部寫思想彙報，報告思想改造情況。就是在文革殺人時，他至死仍然相信黨的政策，相信不會亂殺人，相信自己的問題總有搞清楚的一天。就在被牽上寡婆橋砍頭的時候，他還不相信會亂殺人。他反覆向牽他的民兵說：『你們不要殺我，我是冤枉的，我熱愛黨，熱愛毛主席。你們不殺我，我到北京向黨中央反映情況，保證可以搞清我的問題。』可是，那些民兵哪裡會聽他這一套，一把按到跪起，舉刀就砍。他喊『毛主席萬歲』，『歲』字還沒喊出口，就被砍脫了腦殼，丟進洑水河裡。和他一起被殺害的，還有他18歲的大兒子何上明。」
我們問：「殺他的人中間有他的學生嗎？」
我們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過來人，深知那個時候，學生打老師，批判老師那是家常便飯。筆者的母親就被她心愛的學生，剃了陰陽頭，打得幾天起不了床。
尹少萼苦笑了笑答道：「那哪個曉得呀，反正那個時候，師也不師了，生也不生了。」
關於何聘之老師的人品學問，我們在處遺工作組一位有關同志那兒也得到了印證，該同志告訴我們，何聘之在他的學生中威信極高，以至他被打成三反分子之後，還有學生和他划不清界線，冒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危險為他辯護，以至自己也遭到滅頂之災。他給我們講了縣公安局幹部劉良義的故事。正好筆者手頭上有一份道縣公安系統1966年的官方文件，不須多寫一字，用它來表述劉良義的故事可能更具權威性：

關於劉良義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錯誤事實
劉良義，男性，現年28歲，漢，家庭出身中農，籍貫湖南省寧遠縣逍遙公社。劉1953年在寧遠一中讀書，56年參軍，分配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海南軍區直屬通訊營任大型無線電收發報員，1958年退伍回鄉生產。同年8月考入道縣師範學習，195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61年道師畢業后，調教育科工作，62年5月調縣公安局任偵察員。
劉良義的主要錯誤事實有：
一、        包庇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為壞人鳴冤叫屈；
二、        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大字報；
三、        攻擊黨的領導，污衊專政工具；
四、        攻擊黨的工資政策。
根據劉良義的錯誤事實，性質是嚴重的，特別是長期以來，勾結三反分子何聘之，為何辯護，仇視黨，仇視人民，已經墮落到資產階級代言人物，成為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特請報上級黨委批准鬥爭。
道縣公、檢、法文化革命領導小組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

十九年後，劉良義終於獲得平反。
當年翩翩一書生，此時皺滿面鬢如霜。
不用再多說什麼了，其間的磨難和對中國人良知的閹割可想而知。
叫我們稍感疑惑不解的是，這個劉良義到底吃了何聘之什麼迷魂藥，以至如此喪失理智，作為他曾經的學生，即便不願意落井下石，也不至於做抱薪救火的蠢事嘛。
這樣的人越來越少了！
當晚，我們在招待所閱看何聘之老師的劇本和思想彙報（各類檢查和檢討），心頭無比凄涼。人怎麼可以這樣抵毀、貶損和批判自己呢？從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知識分子固有的悲劇性。他違心地、也是自覺地為大躍進之類對國民經濟起到摧毀性破壞的東西歌功頌德（《紅旗越舉越高》），雖有邀功請賞的嫌疑，但絕不缺乏對黨的事業貢獻一切的真情；他自覺地進行自我批判和思想改造（各種思想彙報），甚至到了自虐的程度，卻從來不去對這種批判、改造作進一步的思考。從他的劇本和思想彙報中可以看到，他在喪失生命之前，早已喪失了獨立的人格和獨立思考的能力。他的一生都是一個悲劇，他越真誠，悲劇色彩就越濃。他的死從來就不是什麼他本身的問題，而是他無法逃避的時代悲劇。長久以來，各種改造和運動剝奪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權力，摧毀了他們的精神和人格，打斷了他們的脊樑。何聘之當然也在刼難逃。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從來沒有經歷過做人的時代，只有「做穩奴隸」的時代和「奴隸也做不得」的時代。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精神，雖然講究的是正心誠意、修齊治平，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慎獨其身，但歸根結底還是臣、草民、奴才。何老師本人實在可以樹為 「標兵模範」供人學習，當然也可以作為「階級敵人」殺一儆百，一切視「革命」需要而定。也許他曾為自己設計過上百種死法，其中必定包括以身殉職、殺身成仁、舍已救人、為國捐軀、壽終正寢……絕對沒有一種是他事實上的死法。他也許一直認為自己很有些清醒的頭腦，而直到掉腦袋的那一天他都是稀里糊塗的！這樣議論一個無辜受害者也許有些殘忍，有些鐵石心腸，但是我們實實在在是悲傷得出離了悲傷。何聘之的路過去有人走，現在有人走，將來還會有人走。我們總是在想，何聘之的死應當給我們知識分子帶來一些什麼樣的思考和教訓。
幾天以後，結合採訪其他的個案，我們第二次來到寡婆橋。
這次是個大睛天。
藍天如洗，陽光燦爛。寡婆橋卻在一片濃陰之中。一株華冠如傘的大樟樹，粗大，挺拔，如同一個飽經滄桑、憂患餘生的老人佇立橋頭，似乎有意地裸露出粗大的樹根，供過往行人坐下歇腳，談古論今。橋下深潭，清徹的河水捲起一個個不易察覺的旋渦。幾隻灰鵝，在河面上高傲地游弋，時而撲騰翅膀，時而用堅喙梳理羽毛，自得其樂。橋上，有行人走過，打赤腳的，穿皮鞋的，擔擔子的，騎單車的。有牛走過。還有一隻灰不灰、黃不黃的狗一路小跑顛過。初秋的太陽正當頂，橋頭的欄桿卻涼浸浸的。當年殺人的痕迹似乎蕩然無存，但是我們還是在青石的欄桿上找到了一些依稀可辯的刀痕。手撫刀痕，眼前的一切頓時模糊了，這實在不該是一個殺人的地方，過去，土匪搶東西都要避開這裡5里地！這一刻，我真正體會到什麼叫錐心之痛，禁不住淚流滿面，不是為何聘之哭，而是為自己哭。我們都是讀過幾句書的人，都是所謂的「知識分子」，都自以為有思想、有理想、有分析能力，都自以為自己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人，可是人的思想一旦遭到某種強有力的控制，人的本體也就同時完成了「非人化」的過程。殺人者如此，被殺者亦如此。何聘之比我年長一輩，他們這一代人，還有我們這一代人，與其說是被拖進了靈魂的屠場，進行了閹割，不如說是人人爭先恐後地擠進靈魂的屠場；與其說是人人恐懼精神閹割，不如說是人人「鬥私批修」，自覺地自我閹割，並努力地去閹割別人。那些深入全民族人心的、普及千家萬戶的專制、禁錮、蒙昧、奴性、殘暴、謊言，難道我們就沒有責任嗎？哈維爾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專制社會的受害者和締造者。」長久以來，我們曾經信奉和大力宣揚的社會理論，使得暴行得到所需的辯解，使得壞人得到了持久的堅強意志，使得他們能夠在自己和他人面前粉飾行為，使得他們得到的不是責難和咒罵，而是頌揚和稱譽，使得他們的種種惡行籠上了正義的光環，從而使千百萬人（包括我們自己）遭逢到毀滅性的災難。我們在為別人編造思想牢籠的同時也把自己兜了進去，這太搞笑了!長久以來，我們習慣了對於別人，特別是別的知識分子，蒙難而無動於衷，甚至幸災樂禍，甚至竊竊私喜，甚至以為這些人的蒙難是在為自己平步青雲提供機會。每一次運動都是在清除了一批人的同時，另一批人開始獲得出賣靈魂而輝煌騰達的資格。想想我們那些醜態百出的表演，真的無地自容。
我們這些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從某種意義上是靠下層人民血汗養成的，而我們又回報了他們些什麼呢？我們在製造眾多文化成果的同時，創造了極端違背人性本質的政治文化，創造了極端的專制形式，極端的專制形式用鐵腕囚禁思想，造就了全民族人格的普遍奴化(理所當然也包括知識分子本身的奴化)，全民族人格的奴化必然受到歷史的篾視和命運的懲罰。以史為鑒，中國近、現代史的所有苦難、屈辱和笑語，其終極原因皆出自於此。我們常常哀怨自己在這歷史的篾視和命運的懲罰中所際遇的種種羞辱、不公和苦難，可是下層人民所際遇的凌遲一般的苦難又何止百倍於我們!只不過他們沒有我們能說會道罷了。
寡婆橋啊寡婆橋，你記錄了我們全部的尊嚴和恥辱！
陪同我們採訪的人詫異於我的突然失態，問我哭什麼。
我抺了抺眼淚，掩飾道：「這座橋上被殺的人，有寡婆的後人嗎？」
他被我這個問題搞得有些莫名其妙：「這又怎麼搞得清呢？寡婆那麼有錢，後人中難得沒有成份高的。硬要搞清楚，可以到村裡去查一查族譜。」
「哦，哦，沒這個必要了，不過隨便問問而已。」
確實如此，有與否又何妨呢？說不定何聘之老師本人就是寡婆的後人，說不定殺他的人也有寡婆的後人，就像我們在周敦頤故鄉樓田村看到的那樣。

第五十六章 你熱愛黨，黨會殺你？

與何聘之老師情況類似的還有道縣二中的李景熙老師。
李景熙，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教員，1920年出生，1967年8月29日遇害，享年47歲。
李景熙老師1948年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畢業后回到家鄉獻身教育事業，1949年在道縣二中開始教書生涯，1953年調道縣一中任教，1958年調回道縣二中，擔任高三數學把關老師。同事對他的評價是：「工作特別敬業，做人極其低調，是一位深受學生愛戴、家長信賴的好老師。」
李景熙1965年「社教」運動中被定為「漏網地主」，1966年9月文革開始以後，被正式戴上地主分子帽子遣送原籍道縣祥霖鋪區新車公社桐溪尾大隊勞動改造。關於這一點，筆者開始有些疑惑，為什麼「社教」定了案不馬上處理，要拖到文革開始以後才處理呢？處遺工作組的同志解釋道：「這叫『社教定案，文革處理』。這個現象在道縣很普遍，因為道縣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1965年8月全面展開的，當時零陵地委從各縣抽調了近5000名幹部，在道縣成立了社教總團，下設10個農村分團和1個城關分團。是作為重點樣板來搞的。準備在這裡取得經驗，在全地區全面鋪開。整個運動分兩批按五個步驟進行：第一步，發動群眾，組織階級隊伍；第二步，幫助領導自覺革命，教育幹部放下包袱；第三步，組織職工『洗手洗澡』；第四步，清政治、查階級，開展對敵鬥爭；第五步，進行全面建設。由於文化大革命來得比較突然，1966年文革開始時，社教工作剛剛進行到第四步，到1966年8月社教工作宣布結束，第五步尚未真正開始，因此大量社教中定了的案子，只能留到在文革初期進行處理。」
「我還有一點不太明白的地方，土改的時候，李景熙大概有30歲了，從年紀上看，劃地主分子沒有什麼問題，但他從小在外面讀書，後來教書，沒有參加家庭的剝削活動，沒有吃剝削飯，為什麼還是定了個漏網地主呢？」
「這——我就不大清楚了……當年的事情，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農村的事情，不能用城裡的眼光去看。李景熙老師這個情況在當時定個漏網地主，理由多得很，隨便抓一兩條就夠了。我跟你開個玩笑，你說李老師沒有參加剝削活動，我問你，他讀書的錢是從哪裡來的？還不是家裡剝削來的錢，還不是吃的剝削飯？哈哈，這些事情講不清的，深究不得，深究不得啊。反正現在全部都平反了。」
1966年9月27日，李景熙戴著漏網地主的帽子帶著妻子回到了闊別多年的老家桐溪尾大隊。
桐溪尾位於道縣、江永交界處，夾在都龐嶺和銅山嶺之間，從江永縣涼傘界發源的永明河（淹水）從這裡入境。清澈見底的永明河，兩岸雜樹叢生，風光絕美。這條河，解放前，春夏之季可通航4噸重的木船，秋冬枯水季節也可通航1到2噸重的木船，順流而下，可到道江鎮，溯流而上，可抵永明（江永）縣城，是一條重要的水上通道。解放后，大興水利，沿河修築了好幾條滾水壩，已經基本上無法通航。好在從道縣到江永修了一條公路，永明河能否通航已然無傷大雅，反而因為滾水壩的修築而憑添了一道風景。
滾水壩是湘南農村沿河村寨群眾修築的一種水利工程，因為這些河流一般都比較淺，當地農民選擇河床中比較平坦的地方，夯入兩排松樹木樁，將從兩邊山上采來的數百乃至上千斤重的大石塊，用泥橇沿山坡拖下來，壘在松木樁中，築成一道高約四、五尺的攔河堤壩，提高水頭。水枯季節，水攔在壩內，雨水充沛時，河水可以從壩頂上滾過去，不致泛濫成災，當地農民很形象地將之稱為滾水壩。滾水壩，滾水壩，就是水可以從上面滾過去的水壩。
滾水壩兩端靠河岸處一般都留有過水的缺口，缺口處安著一種古老的提水設備——筒車。筒車狀如一個巨大的車輪，木製，直徑五、六米，乃至十多米不等，輪沿有薄木板做成的葉輪片，並按一定的傾角安裝若干粗大的楠竹筒，這種楠竹筒就是所謂取水器。水從缺口中流下，衝擊葉輪片，帶動筒車轉動，楠竹筒隨著車輪轉動，將河水一筒一筒提起，隨車輪轉動過頂部，由於竹筒的傾斜度，水從筒中流出，注入岸邊水平放置的木槽，從而完成一個取水、倒水的過程，如此周而復始，河水源源不斷地被提起，灌溉兩岸的農田。有史料記載，早在南宋時期這種古老的自動提水工具已在當地農村出現，迄今應有千年歷史。筆者在明人宋應星《天工開物》中，曾讀到關於它的描述，第一次見到實物則是在去桐溪尾的路上，記得第一眼看到它，心臟就猛然收緊了，被蘊藏其間的偉大智慧和歲月積澱強烈地震撼，不由自主地放慢了匆匆趕路的腳步，好讓心沉下來慢慢體味。當時已經開始進入枯水季節，壩頂上失去了往日嘩嘩滾水的壯觀，只有少量河水緩緩漫過，沿築壩石塊的縫隙流出，泛起一片小小的水花。壩體上游的水面更是平平靜靜、波瀾不驚。眼看著滾水壩兩岸矗立的兩個筒車緩慢之極地轉動著，發出一陣陣沉重的咿咿咔咔的聲響，把一竹筒一竹筒少得可憐的水艱難地提到上面的木槽里，真的擔心它馬上就要精疲力竭地轉不動了，甚至會因不堪重負而散架。但是，很快你就會發現這種杞人憂天式的擔心有些多餘，它轉得再慢也絕對不會停止轉動，它響得再沉重也絕對不會散架，它提起的水量再少再艱難也絕對不會停息……
李景熙老師回村以後，生活環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幾十年來很少干過農活，確實很難適應，幸虧思想上做好了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準備，再苦再累還能扛得住。再說畢竟教了幾十年書，有些關係不錯的學生暗中多少有點關照，二來手頭多少還有幾個積蓄，三來親戚裡面還有些出身好或者在生產隊、大隊當點小幹部的人對他還算高看一眼，所以日子過得比當地農民差不到哪裡去。當然，不能跟在縣城裡當老師的時候比。人吶只能到一山唱一山的歌，明白這個道理到哪裡都能活得下去。只是開四類分子訓話會時，要他參加，要低頭認罪，有時間還要跪一下檯子，受點體罰，一開始不習慣，臉皮撕破了，也就不覺得什麼了。
但有一條李景熙老師很長一段時間難以習慣，就是一年到頭吃紅薯。那個年頭，由於糧食不夠吃，農村的人一年之中吃小半年紅薯是很正常的現象。李景熙半路出家干農活 ，勞動力不行，生產隊照顧他，勉強評了個8分的底分，相當於一個婦女勞力，底分低，掙的工分就少，工分少，分的穀子就少，穀子少就只能更加多吃紅薯。他有個教書時留下的老胃病，一吃紅薯就反酸水，一反酸水胃就痛得不行。可是胃再痛也得要出工，不出工就沒有工分，沒有工分就沒有糧食分，沒有糧食分就連紅薯都沒得吃。這還不是最難過的，最難過的是不出工就是偷懶耍奸，偷懶耍奸就是抗拒改造，抗拒改造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就要開會批鬥。人活一張臉，樹活一張皮，誰願意跪在檯子上讓人指著鼻子罵？人吶就是這樣生得賤，在縣裡教書的時候，胃痛起來，躺在床上，捂著熱水袋還痛得冒冷汗，而這時候，只要咬緊牙關，往太陽地里一站，立刻就會好了許多。

萬幸的是，李景熙老師的胃病並沒有因為天天吃紅薯而加重，反而一天天減輕。農村裡有一句俗話說：「細糧養病，粗糧養人。」看來確實有一定的道理。
到了1967年8月，屈指算來，李景熙老師遣送農村將近一年了，他已經開始適應新的生存狀態，看上去就是一個五六十歲的精精瘦瘦的農村老頭。對於組織上把他劃為「漏網地主」，他也從一開始「有些想不通」到現在已經「完全想通了」。他在寫給大隊黨支部的思想彙報中說：
「自己雖然解放前一直在外面讀書，沒有參與地主家庭的剝削活動，但是從小到大，所吃的每一口飯，所花的每一分錢，全部都是剝削的貧下中農的血汗……更何況我在出外讀書之前就已經參加了家庭的收租記賬等活動，這實際上就是徹頭徹尾地剝削活動。從前我對這一點認識不清，只承認自己是變相地吃了剝削飯，現在我才真正的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完全徹底的靠吸食貧下中農血汗養活的寄生蟲。認清這一點對我而言，無疑是很痛苦的，但想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就必須從認識自己的反動本質、承認自己的反動本質做起。我現在真正的認識到，組織上把我劃為『漏網地主』，是我剝削行為的必然結果，也是組織上對我最後的教育和挽救。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導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我作為一個吃剝削飯長大的人，思想深處必然深深地打上了剝削階級的烙印，必須通過長期的艱苦的勞動改造和思想改造才可能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我決心在大隊黨支部和廣大貧下中農的監督、教育、幫助下，徹底地改造世界觀，洗心革面，爭取做一個自食其力的社會主義新人。」
然而鄉親們卻彷彿忘記了他是上面交下來監督勞動的階級敵人，甚至有些有糊塗觀念的人還認為：「李老師人品好，學問好，這號人上面遲早會收回去的。」無論是生產隊還是鄉親們個人有什麼需要舞文弄墨的事總會第一個想到他，因為這些事情李老師搞得好。
這時候，道縣颳起了「殺人風」。
（1967年）8月24日，新車公社秘書張光漢、公社武裝部長蔣良椿等人主持召開了全社各大隊支部書記、治保主任、民兵營長、貧協主席、文革主任「五巨頭」會，煽動、部署殺人。桐溪尾大隊支部書記李成龍、民兵營長李春林、文革主任李結梅等人參加公社「五巨頭」會議以後，回到大隊立即行動，將四類分子控制起來，但沒有馬上殺。
8月26日，公社書記陳平日帶著公社秘書張光漢來到桐溪尾「檢查工作」，看到這種情況，很不滿意。陳平日說：「別的大隊都已經殺了，你們怎麼還不動？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等到敵人搞起暴動來，你們要吃大虧的！」
聽到陳書記的批評，桐溪尾大隊馬上召開黨員和生產隊以上幹部會，進行討論，決定將「調皮搗蛋」的殺掉4個。這4個裡面沒有李景熙，因為李景熙表現得實在太老實了，一個三歲小乃崽罵他，他都陪著笑臉。能做到這一點，也算改造得可以了。
殺掉第一批4個「階級敵人」以後，上渡民兵指揮部又派民兵下來來督戰，說是區里指示還要抓緊時間補火再殺一批。大隊再次開會討論殺人的事。會上，文革主任李結梅提出：「光殺這4個不行，革命太不徹底了！這些都是鳧頭魚，浮在水面上的，要把那些躲在水下面的沉底魚撈出來，這些傢伙才是最危險的敵人。」於是決定再補10個人的火。這10個人中第一名就是「漏網地主」李景熙。
名單報到公社審批，公社書記陳平日說：「貧下中農就是火眼金睛、照妖鏡，階級敵人不管你偽裝得多好，隱藏得多深，火眼金睛一看，照妖鏡一照，就原形畢露。」
當然，以上這些情況，李景熙和他的家人作為監督勞動改造的對象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他至死都不敢相信自己會被「判處死刑」。
李景熙老師的兒子李冬德向筆者講述了父親遇害的情況：
「1967年農曆7月，道縣颳起了『殺人風』，風是從四馬橋那邊颳起的。一開始，祥霖鋪這邊還沒有殺人，還在醞釀階段。我父親在祥霖鋪圩場上趕鬧子的時候，碰上一個在生產隊當幹部的本家叔叔，他把我父親拉到一邊跟他說：『老李，你聽到消息沒有，上頭來了新精神，又要殺地富了，你要及早打主意哦。』我父親回答說：『哪裡會有這樣的事，不要聽信謠言。黨給我們戴上帽子，是為了促使我們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絕對不是要從肉體上消滅。只要我聽黨的話，改造得好，我相信頭上這頂帽子黨遲早會給我取脫的。』話雖是這麼講的，但我父親心裡還是不踏實，到底還是讀過書、見過世面的人，比起鄉里的那些個土地主還是多點見識，回到家裡以後，他把這個情況講給我母親聽了。我母親聽了很著急，對我父親說：『看來這殺地主的事，不像是一口風（謠傳），你戴著帽子，還是想辦法躲出去好。』我父親說：『躲到哪裡去？躲到哪裡不是共產黨的天下？再說我躲出去了，你怎麼辦？孩子們怎麼辦？黨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我們這一輩子沒有希望了，還要為孩子們爭取一個比較好的前途，至少不能再去影響他們。我相信黨的政策不會這麼一刀切的，即使真的要殺地富，也會有個區別對待，總要有現實活動才會殺吧，總不能老老實實接受改造也要殺。』平時，我母親蠻信我父親的話，可是女人家的直覺有時就是比男人准。當時我母親就說了自己心裡還是感覺得很不安然。我父親說：『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安也罷不安也罷，只有聽天由命了。現在我們能做的就是出工要更加下手（賣力），說話要更加小心，千萬別讓別人抓住什麼小辮子。』可憐我父親以為不讓人抓住小辮子就能保命，做夢都沒想到會不分青紅皂白，亂殺一氣。沒過幾天，就被大隊上的民兵捆走了關在大隊部。當天晚上，殺了4個人。這是我們大隊殺的第一批。這一次沒有殺我父親。我父親他們十幾個人陪斬，殺完人以後，又牽了回來。殺的4個什麼人，我不太清楚，因為我當時不在桐溪尾，我是作為知識青年下放到其他地方，要是在家裡說不定也會殺了。聽說殺的4個都是年輕力壯的，說是分子，其實都是子女。
「殺了第一批以後，我父親他們這些沒有殺的，關在大隊部的倉庫里。農曆7月21日，上頭來人督促殺人，說是要『補火』。當晚，桐溪尾大隊在小學校的操場里召開群眾大會，宣判了我父親等10個人的『死刑』。當晚沒有殺，第二天上午9、10點鐘殺的。我父親死蠢，要殺他的事，他早一天就曉得了，是他從前的一個學生，在大隊當基幹民兵，偷偷給的信：『李老師，明天可能會要殺你了，你要想辦法趕快逃跑。』」（這位學生可以說是冒了血海般的干係，因為在大隊討論殺人時，已公布了紀律，給階級敵人通風報信的，按叛徒論處。眾所周知，中國人對待叛徒的態度，比對敵人還更嚴厲，敵人可以只殺1個，叛徒要殺1家。）我父親說：『我不跑，我沒有罪，我熱愛毛主席，我相信黨的政策。』就這樣把最後一次活命的機會給錯過。其實當時要逃跑容易得很，那個關人的地方是臨時改的，跟真正的牢房沒法比，窗戶欞子都是木頭的，一用力就可以搞得脫。要是他跑了就好了，不但他自己活了命，我們今天的日子也要好過得多。」
「是不是你父親害怕他一逃跑，會給你母親和你們帶來災難？」我問李冬德。
「哎——」李冬德長嘆一聲說：「就是這個意思啰。其實跑了就跑了，要殺我們，他不跑也會殺，不殺我們，他跑了也不殺。可那個時候，就是想不明白這一點。第二天上午，天下大雨，我父親這些被殺的人不用說，殺人兇手們穿著蓑衣斗笠都淋得一身透濕。牽到河邊要殺的時候，我父親還跟他們說，我熱愛毛主席，熱愛黨，我沒有做過任何壞事。說的那幫人都不耐煩了，其中有一個最沒得水平的傢伙，好像是個貧協的什麼頭頭，對我父親說：『你講笑話給鬼聽吧，你熱愛黨、熱愛毛主席，黨會殺你？』我父親聽到這個話，也就不再說什麼了，他說：『那就快點動手吧，天下這麼大的雨，你們也作難。』殺人兇手就叫我父親跪下。我父親說：『我沒有罪，我要求站著死。』一個民兵說：『胡說八道，天下哪裡有槍斃人，還讓站著的道理。』一腳踢到我父親的腿肚子上，把我父親踢得跪下了。我父親說：『我有個最後的請求，求你們搞得乾脆一些，不要讓我再受磨了。』他最後的這個要求，得到了殺人兇手的滿足。殺人兇手把鳥銃頂住他左邊的太陽穴，一鳥銃，聽在場的人後來說，我父親連哼都沒哼一聲，倒在地上就死了。
「其他的幾個人也都是用鳥銃和馬刀殺死的。殺了以後，埋都沒埋，往永明河裡一丟。當時拋屍永明河的遇害者不在少數，我們這些遺屬沒有人敢去撈屍，河裡又修了滾水壩，屍體流不下去，浮在水面上就像炸麻花一樣，臭不可聞。有些屍體被衝到滾水壩上，有些屍體掛在岸邊鬼柳樹的根上，在那裡爛成一堆白骨。」

第五十七章 占甲小學殺了六名教師

岑江渡是一個好地方。它指的既是永明河（淹水）下游的一個重要渡口，又是渡口邊那個美麗的村鎮，還是沱江之西、永明河下游這一片豐饒富庶的土地——祥霖鋪區岑江渡鄉。渡口上有一座三孔公路橋，長約百米，南北貫通道縣的唯一一條國道從這裡跨越永明河，經祥霖鋪通向江永（縣）、江華（縣）。永明河在渡口下游成大約80°的角度匯入沱江，因著兩江交匯，江面便突然地闊大了。河道里包容著大大小小15個河洲，最大的叫洲子上，最小的叫郎巴洲。洲上古樟、鬼柳、翠竹叢生，枝繁葉茂，遮天蔽日。樹叢之中若干條小溪縱橫交錯潺潺流淌，形成了河上有洲，洲上有溪的奇景。特別是江州邊上的鬼柳樹，春來水漲，樹木浸在水中，向上瘋長，秋高水退，樹根裸露出來，密密層層，錯落遒勁，千姿百態。環洲江水，湛藍凝碧，清明如鏡，洲上樹，天上雲，空中鳥，倒影水中，隨著波光耀眼的晃動，給人一種不知身在何處的幻覺。當地老百姓把這裡叫做兩河口，是整個道州水系最寬最美的地方。筆者在道縣採訪時，曾假當地農民一葉扁舟到此一游，當扁舟悄無聲息地划入河洲青黛的濃蔭中，我的眼淚禁不住流下來，感覺到胸膛中那顆已經磨得起繭的心，在一種舒服之極的酸楚中慢慢地變軟，慢慢地溶化......
朋友，我要講的故事又要開始了！
這一次我採訪的是岑江渡占甲完全小學。這所小學在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殺了6名教師，被列進道縣十大殺人特色案例。由於事情已經過去19年，被殺者早已死去，殺人者也早已不在這裡，所謂採訪，實際上就像參觀某個歷史遺跡，實地感受一番罷了。儘管來前有所思想準備，還是感到十分失望，它太普通了，可以說毫無特色，這樣的小學在道縣起碼三、四十座，無論歷史沿革還是學校規模，它都排不上隊，唯一使它大大出名的就是文革時殺了6名教員。
據道縣教育局的同志介紹，當時（1967年）道縣的小學，分三個等級，第一等叫中心小學，全縣大約有5所，這種小學一般都帶有附屬初中班；第二等叫完全小學，簡稱完小，全縣約有38所，基本上每個公社一所，這種小學1到6年級全有；第三等叫初級小學，簡稱初小，全縣約有400多所，這種小學一般只有1到4年級，條件差一些開複式班，就是一個老師幾個年級一起上課。中心小學和完全小學沒有隸屬關係，而初級小學一般按行政區劃隸屬完全小學管轄。占甲完小屬第二類。
占甲完小文革殺人的事情牽涉面很廣，當事人互相推諉，好像很難說得清誰該負主要責任。處遺工作組經過多次反覆調查，卻出現了越調查越複雜的情況。好在本文沒有追究誰該為殺人事件負多少責任的責任，只是企圖儘可能完整地將歷史的碎片拼接起來，並使之儘可能接近歷史真相。這就好辦多了。
先從第一個被殺害的周盛洪老師說起。
周盛洪老師因為家庭出身地主，文革開始時被打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受到批判鬥爭，觸及靈魂的時候也被捎帶手觸及了一下皮肉。這件事放在別人身上，當然也嚴重，但不會有他感到的這麼嚴重，他這個人太內向，遇事想不開，愛鑽牛角尖，鑽進去就出不來。照理說把他打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有點抬舉他了，一個師範畢業生，算得哪一號知識分子？當然話又得往回說，當時道縣大學畢業的有幾個？縣委書記石秀華初中文化，筆杆子縣長黃義大也不過是個高中畢業生。說白了後面4個字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前面4個字，或者說後面7個字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開頭的那一個字，是「無」還是「資」，這就決定了你是革命的還是被革命的。這前面的一個「資」字把周老師的膽子嚇破了。
他這個人平時樹葉掉下來都怕打破了腦殼。這個性格又好又不好，不出事就好，一出事就糟糕。57年，縣裡把中、小學老師集中起來，請他們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那樣動員他，他硬是一點意見都不提，說來說去只有10個字：共產黨偉大，社會主義好！一頂右派分子的帽子拿在手上，硬是沒辦法扣到他腦殼上去。這就是好。你想想，他那個家庭出身，要是嘴巴上沒有個站崗的，10個「右派」都打了。但碰到文化大革命這個暴風驟雨，毛病就出來了。1967年8月22日，周盛洪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聽到了殺人的風聲，嚇得魂不附體，惶惶不可終日。其實那是殺別人，並沒有說要殺他。下午兩點多鐘，他帶著一根繩子，悄悄地溜出了學校，到了岑江渡彎塘山，準備上吊。他在一個山坎邊上，找到了一棵比較合適的樹，把繩子掛上去，腳下墊了一塊大磨碌古（圓形的石塊），正要把頸根伸進去……被山上采草菇的一個社員，常青大隊的，叫何代修，看見了。何代修看見有人上吊，一邊喊一邊跑過來，一看，認得是周老師，就問他有什麼事想不開，要尋短見。周盛洪一邊流淚一邊說：「你莫管，讓我清清靜靜的去。」何代修說：「那不行，哪有見死不救的道理。」就大喊起來。這時候，山下巡邏放哨的兩個民兵何代柱和陳興任被驚動了，跑過來，聽到是這回事，也勸他不要犯糊塗。三個人左勸右勸總算勸得他回了心。何代柱和陳興任還不放心，又把他送回了學校。
何代修回到大隊以後把這件事告訴了大隊支書何代積。何代積一聽，跳起腳罵何代修糊塗，腦袋裡少根弦，階級敵人畏罪自殺，你們不但不提高警惕，還要放虎歸山。
因為常青和岑江渡隔得很近，又同屬一個公社，何代積馬上跑到占甲完小找到校長何卷姝，報告了周盛洪企圖自殺的事情。何卷姝根正苗紅，階級鬥爭覺悟很高，她一聽感到事情非常嚴重，說：「周盛洪是個地主，問題很大，必須馬上把他控制起來，但是我們學校沒有這個力量，是不是請你們大隊出面，派人把他抓到公社去。」何代積說：「這個好辦。」馬上就回去派治保主任何光忠帶了幾個民兵到占甲完小把周盛洪抓了起來。接著又打通公社的電話，把人送到了公社。公社秘書莫榮星指示：「捆在公社的電桿樹上。」
因為周盛洪是祥霖鋪公社上渡大隊人，莫榮星馬上打電話給上渡民兵指揮部，要他們火速前來領人。上渡民兵指揮部接到電話后，派祥霖鋪公社人保員何世元帶著一個民兵，坐往返道江鎮和祥霖鋪的短途客車前來領人。這趟客車一天來回有好幾個班次，所以回去的時候也是坐的這個客車。上渡在祥霖鋪圩南面大概2公里的地方，客車轉過祥霖鋪彎時，何世元等押著周盛洪下了車，步行去上渡。這時，周盛洪不肯走了，他跪在地上哀求道：「求求你們就在這裡給我一個痛快吧!」何世元說：「周老師，你不要多心，上頭並沒有叫我殺你，叫我把你帶回上渡去。你不要讓我為難。」但是周盛洪死活也不肯再走。何世元急了，一發蠻，和同來的民兵兩個人架起周盛洪，連拖帶拽把他弄回了上渡。
第二天，經上渡民兵指揮部批准，周盛洪被押到獅子嶺執行死刑。為了滿足周盛洪昨天沒有得到滿足的要求，何世元親自用鳥槍將他打死。跟周老師一起槍斃的還有三個人，據說是審章塘公社松柳大隊三個外逃的地富子弟。
占甲完小第二個被殺的是徐治身老師，也是個地富子弟。據說徐老師被殺跟周老師自殺有一點點關係，不是直接關係，是間接關係。徐治身和周盛洪在學校里關係並不密切，就是一般的同事關係，來往很少，兩個人性格不同，年齡也相差得比較大，最主要的是兩個人出身有問題的人走得太近了，會引起別人一些不必要的懷疑。問題出在徐老師就是常青大隊的人，因為周老師自殺的事，常青大隊介入很多，周老師被殺他們也得了消息，所以（67年）8月25日常青大隊開會研究殺人名單的時候，自然就想起了徐治身，這種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別的大隊殺得，我們大隊就殺不得么？大隊支書何代積提了他的名。他說：「何校長說了，徐治身這個人思想反動得很，這種人不能留在學校里毒害我們貧下中農子弟。」另據知情人說：「別的地方殺人，怎麼搞的我不清楚，我們公社（岑江渡）殺人，都是要報到公社批的。殺徐治身是公社秘書莫榮星批准的。」
8月28日常青大隊把徐治身從學校里捆了回去，當天晚上就殺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