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策

劉濤：德國Bielefeld大學社會學博士生，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研究員。下面是引用：

我打算在兩年的時間裡發表15到20篇為中國崛起出謀劃策的文章，將包含台海策，對日關係策，對美關係策，對歐關係策，韓半島策，中國軟實力策，國際戰略策，行政體制改革策等等，盼望拋磚引玉，讓更多的中華兒女出來為國家謀划，固然一介布衣，但位卑未敢忘憂國，也常記得總理的話：「為中華崛起而讀書」。願以所學報效祖國，身在德國，心在華夏。中國之崛起是一項大工程，需用無數的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知識分子和知識群體出來為國謀划，因為筆者深信，中國將在我們這一代走向世界一流強國，重新恢復中國在世界文明中應有的地位。為了這一偉大歷史進程，願越來越多的人一起為國謀划，為中華之崛起獻策。

這些文章只是我的一點淺見，是一個小小的開端，我希望可以拋磚引玉，讓更多的知識群體共同出來，群策群力。中國的崛起靠的是千千萬萬如你我一樣的知識分子和專家集體的智慧，絕非靠一人或是數人之力。



中國崛起策一：從中美經濟共生體談起©Liu Tao, July 10, 2006 @ 4:29 p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劉濤來稿)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國際知名的權威性經濟學雜誌《經濟學人》上刊登了一篇題為「龍與鷹」的文章，饒有趣味的闡述了當前世界經濟的根本特點。其論點簡單闡述如下：當前世界經濟由兩個火車頭拉動，中國小火車頭和美國大火車頭。中國是世界的產品生產者，或稱為世界工廠；美國則是世界的消費者或是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負責消費世界各地生產的產品。亞洲各國把對美國的產品出口看成是自己經濟成長的重要來源和經濟驅動力。中國和其它亞洲各國生產的產品源源不斷地銷往美國，產生了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積累了豐厚的外匯儲備。亞洲主要經濟大國為了支撐及推動本國經濟的發展，把自己賺來的外匯儲備再投入到美國的金融和資本市場，購買美國的債券和股票，大力用自己的錢去促進美國消費者的消費。美國消費者本來就有提前消費和超前消費的習慣，在有了亞洲大金主如日本和中國巨額借貸下，美國的消費市場更是無比旺盛，美國人大量購買來自亞洲各國，特別是來自中國的廉價產品，這又進一步刺激了中國這台世界工廠的發動機。這樣就產生了中美經濟連體嬰兒的現象：世界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和社會主義的中國在經濟上緊密相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共同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這種奇特的模式有一個明顯的弊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家庭和個體能在無限制的提前透支消費下去，因為這樣負債消費到一定時候就會達到國際公認的警戒線，置國民經濟於險境。事實上美國的雙赤字現象一直為國際經濟界關注，也就是財政赤字和經常項目赤字的問題。財政赤字是由於美國政府不斷擴大的開支引起的，而經常項目赤字是由於美國政府和消費者支出大於收入所引起的。這兩項赤字就象兩顆不定時的炸彈，一直懸掛在世界經濟的上空。

該文的論點雖說有一定的簡化，譬如說世界各國當然不止出口到美國，中國也當然不僅是世界的生產者，同時也是一個新興的大市場，其重要地位是舉世公認的。但是，該文的中心主旨基本反映了世界的現狀，即世界各地許多重要的經濟體緊靠內需難以拉動其經濟的增長，便過於依賴美國消費者和美國這個全球最大的市場來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於是一個基本問題出現了：為什麼美國能持續地、長時期地消費各國產品？美國內需增長的驅動力在哪裡？

讓我們來簡單地回顧一下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國際經濟史的發展：

二戰後資本主義國際經濟體系確立了美元金本位的體制，美國憑藉強大的經濟地位建立了國際美元金融體系。戰後布萊頓森林體系更是有助於確立美元的霸權地位。 美國實施了馬歇耳計劃援助深受戰爭重創的歐洲大陸和日本，成為國際大金主。資本主義體系內部則吸取了過去原始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的教訓，開始了全面實施凱恩思主義和建立現代福利國家的進程。 這一期間資本主義融合了許多社會主義改良的思想，變得越來越具有人性化和社會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間不僅是德國建立了社會市場經濟，英國和北歐建立了現代福利國家，即使在自由競爭思想高度發達的美國也進行了相當程度的社會工程和社會改良，以改善勞工生活，保護基本的勞工權利，這一階段美國工會的權利也得到了擴張，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參與國家社會政策決策。凱恩思主義更是強調通過改善大眾的生活來提高大眾消費，刺激經濟的發展。凱恩思主義著名的口號就是「節約不是美德」, 節約在古典經濟時期也許是美德，但在現代的市場經濟中卻是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因為過高的儲蓄無法轉化為消費，進而無法轉化為推動經濟發展源源不斷的動力。二戰以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正是通過刺激大眾消費，建立和擴大中產階級，市場經濟配以現代的福利國家和社會保障體系而避免了資本主義崩潰的危機，進而成功的創造了二戰以後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一系列重大變化：一是日本、西德戰後的迅速崛起，改變了國際經濟的版圖。由於戰後布萊頓森林體系規定了美元不可以對其他貨幣貶值，相反日元、馬克、法郎和英磅卻可以對美元進行貶值。日本和西德利用有利的戰後條件如韓戰和越戰等迅速擴大生產，並進一步對美元實現貶值，擴大對美出口，日德因此積累了巨額的外匯儲備。二是美國實力相對的下降。美國許多生產部門不敵日德， 競爭力日趨萎縮。美國巨額投資歐洲、日本的時代宣告結束，日本和德國資本開始大舉進軍投資美國。三是日德的經濟奇迹創造了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成為世界經濟中重要的消費者。如果我們現在倒退到1980年，我們一定會認為世界將屬於日本和西德，他們一定會在經濟上超越超級強權美國。當時響徹雲霄的口號是「日本天下第一」和「日本買下美國」；德國人也很驕傲地宣稱「我們在政治上是被拋棄的民族 (輸了戰爭)，在經濟上是被撿選的民族」(西德的經濟崛起)。

事實上日後的發展證明，日本並沒有買下美國，德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和地位也遠不能和美國相比。其間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德國的國內市場狹小, 分別擁有一億兩千萬人口和八千萬人口 (按今天的標準計算)，國內市場的飽和線很容易達到。一旦國內市場基本飽和后，日德經濟體就非常依賴外在市場。美國擁有超過三億的人口，消費力極為旺盛, 分別相當於兩個半日本和近四個德國 (按人口計算)。美國的金融市場、資本市場是全球最發達和健全的, 美元又是超級國際貨幣，因而一般財經人士都會認為投資美國是最安全、最上算的、穩賺不賠。另外日本德國等新興經濟體生產力的急劇提升和國內市場的相對飽和造成的產品過剩只能通過出口來消化。但是美國消費者也不可能無限制的消費，必需有足夠的資本來源。這樣就產生了本文開頭所闡述的現象，亞洲經濟體源源不斷的注入資本到美國，不僅投入美國的金融資本市場 (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等)，也大量購買美國債券，以資助美國消費者消費。一旦美國消費者偃旗息鼓, 亞洲的生產發動機彷彿就會歇火。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個奇特的現象，美國在生產領域不斷敗下陣來，交出了一個又一個領域的優勢，卻在國際金融領域成了大贏家。無數國際資本投入到美國市場。美國人總是在消費，卻總是有錢消費，也總可以借錢消費。美國是借錢的一方，卻儼然成了大爺。因為美國擁有美元的優勢，可以魔術般地通過升值、貶值和匯率利率的變化來變換借貸的數額；借錢的一方卻無比依賴美國，一是期望美國消費者消費，二是提心掉膽地觀望美國的匯市和股市, 美國一打噴嚏, 全球就感冒。

這種現象也基本反映了當前中國的困境：中國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很像過去日本和西德的崛起。很多當前的經濟現象如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中國積累了巨額的外匯儲備、大舉投資美國資本市場和購買美國債券，都在10年、20年或是30年前國際經濟史中多次出現，只是當時的主角分別是美國對德國、美國對日本、美國對四小龍罷了。中國崛起不同於以往任何一個強權的崛起在於中國是以13億人口進入了世界市場，如果中國的現代化成功，勢必將創造無可爭議的世界最大市場的地位，將創造世界上最大的中產階級和世界上最龐大的消費群體。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正可以借力使力，利用世界最大市場的地位把美國全球金融霸主的地位奪過來，不僅讓世界的生產資本投資中國，也讓世界的金融資本投資中國，並確立人民幣的世界貨幣地位，以改變人為刀殂我為魚肉(美元霸權)的地位。

為什麼我們有這麼有利的條件，卻完全沒有利用起來，甚至長時間忽視了中國龐大的潛在內需市場呢？這恐怕得從思想觀念上談起：我國在過去左傾思想佔主流的計劃經濟時代，由於過度的平均主義和一大二公造成了我國經濟長期的徘徊不前，計劃經濟和國有企業的低效和僵硬更是讓國人痛惜我國錯過了二戰以後最佳的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更讓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出於對過去極左思想的反思和否定，中國一些理論精英在改革開放以後對經濟自由主義思想比較讚賞，對市場經濟的模式鍾愛有加。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和發展經濟至上的思想成為主流論述。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個認識誤區，認為只要實施了市場經濟，只要實現了經濟民營化，只要消除了平均主義，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在1990年代的某段時間內，經濟自由化和私營化的思潮達到了頂峰，我們甚至把教育產業化、醫療制度私營化，各項社會保險制度更是嚴重缺失。由於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保障機制的相對滯后甚至倒退，普通民眾雖然經歷了生活水平的高度提升，但不容忽視的是教育費用、醫療費用的大幅度上漲和基本社會保險的缺乏，造成了普通老百姓的謹慎心理，怕丟掉飯碗、怕生病、怕老無所養、怕孩子念不起書，使得大多數民眾即使在收入大幅度增加后也怯於消費，而寧願把錢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

當然，選擇市場經濟是一項完全正確的選擇，如果沒有鄧公當年英明的決定，也許中國人今天還會為「姓社姓資「糾纏不休，蹉跎歲月。在當時中國百廢待興、經濟還非常落後的時代，如果我們中國人還不能集中精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絕不會有中國崛起的壯闊歷史畫面的展開。然而，任何思想都要根據新的歷史階段和新的歷史條件加以修改，以和新的社會歷史條件相適應。讓我們以發展的眼光並站在更高的歷史角度來檢視一下當前存在於我國非常流行的觀點和某些誤區：

1. 觀點一: 市場經濟是一種最佳的資源配置的模式和最佳的經濟制度. 解析:不全對。市場經濟當然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馬克思本人也說過，資本主義誕生以來200年所創造的財富超過了人類有史以來過去2000年的總和。計劃經濟在全球的失敗證明了市場經濟的有效性和成功。但是市場經濟作為資本主義經濟的一種資源配置模式也具有天然的缺陷。市場經濟容易造成兩極分化，有錢的和無錢的、有能力的和相對缺乏能力的、競爭中成功的和競爭中失敗的極容易分化成兩個不同的階層，形成贏者通吃，敗者被淘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現象。市場經濟中的企業主天然關心的是利潤成長，並不必然關心普通勞工的生活和利益。當越來越多的產品生產出來后，如果勞工的所得收入沒有成長，而福利待遇也沒有增加的話，就會產生早期資本主義的危機，即生產過剩的危機，產品無法被消費，大量積壓，進而引發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危機。另外，如果發達的西方國家的資本控制了某發展中國家的核心領域如能源、交通和金融，那麼儘管該發展中國家也採取市場經濟，但因為本國的民族產業培育不起來，整個生產消費領域完全被外來資本控制，那麼這個國家的經濟也只能始終停留在殖民地經濟的水平。

因而確切的說應該是配有一定的國家宏觀調控,並配有現代化的社會保障的市場經濟才是最好的經濟模式。拉美也實施市場經濟,非洲大多數國家實施的也是市場經濟，但非常地不成功。拉美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經濟奇迹后就怎麼爬也爬不上去了，產業結構依然停留在簡單的加工業和能源出口；非洲則完全沒有培育出現代化的市場出來。確切的說，採取市場經濟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國家只是少數國家，美國西歐不說，後進國家中取得成功的只有日韓和亞洲新興經濟體，也就是說全球加起來也不過只有20多個國家是成功的市場經濟國家，絕大多數國家雖然也採取了市場經濟，但依然在現代化的邊緣徘徊。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一下，凡是成功的市場經濟國家都是建立了現代化社會保險和社會保障的國家，也都是中產階級得到培育、大眾消費得到促進的國家。相反在貧富極端懸殊、社會嚴重兩極分化、社會保障制度缺失的絕對資本主義國家往往也是失敗的市場經濟國家。前一段時間裡國內媒體熱談的中國拉美化現象就表明了國內理論界對單純的發展市場經濟、而忽略社會平衡發展的深刻反思.

2. 觀點二: 社會福利費用高昂，會拖累經濟的高速發展，會讓中國倒退到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時代。解析: 這是一種非常片面的觀點。在當今發達的成功的現代化國家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還沒有建立現代化的社會福利制度，即使是美國，也在羅斯福總統和戰後林登•約翰遜總統時代都經歷了社會福利制度的大幅度擴張，並進行了大量的社會改革。社會福利制度不僅緩和了社會矛盾和衝突，其本身還具有重要的經濟效用，是經濟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不可缺乏的一部分。德國社會學家考夫曼(Franz-Xaver Kaufmann)總結到，福利制度有四大經濟效用: (1)福利政策保護了勞動力免遭過早的折損傷害(比如工傷事故、疾病、職業病等)，提高了工人工作的積極性，同時也穩定和提高了工作效率。(2)國家通過對家庭政策、住房政策的投入促進了人力資本的培育，因為家庭本身也是培育人力資源最重要的機制。(3)國家投入的公共教育制度更是直接培育了人力資本和人力資源，這對一國長期的可持續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4)社會保險如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培育了普通公民長期的安全保障意識，它實現了普通民眾較長階段的生活規劃和生活計劃，穩定了民眾的消費行為，間接卻又是強有力地促進了大眾消費，這又是國民經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

3. 觀點三: 私有化是經濟發展成功之重要手段。 解析: 那要看私有化什麼領域。教育和醫療是公共產品。國家應該通過社會投入建立普遍的社會安全網和大眾普及教育，保障絕大多數人的教育和健康。在這個基礎上可以運用市場機制建立一部分私立學院和醫院，不過這隻能作為一種補充。只有建立了公共教育和醫療系統，才能有效地培養人力資源，才能培育合格的生產者和消費者，讓他們進入市場經濟的發展。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私營化絕對會帶來大災難，其後果往往要到10年20年後才會完全顯現出來。在這裡，著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觀點最發人深省：他在對比了中國和印度在經濟改革時期中國相對較為成功的發展后指出，中國在毛時代所進行地土地改革消除了中國現代化路上的重要障礙。毛時期所推廣的掃盲運動、普通教育和建立的全國範圍內的合作醫療制度，在中國1979年市場經濟改革的轉軌中被有效地運用和整合到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去，意外地成為中國迅猛現代化的強大推動力；而印度在1991年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有一半的民眾既不能讀也不能寫, 其衛生醫療條件也遠遠落後於中國, 無法為市場經濟提供合格的生產者和消費者, 這是印度現代化道路上主要的攔路虎。

4. 觀點四: 中國發展福利制度，哪來的錢? 解析: 改革開放前的毛時代，中國堪稱一窮二白，在那樣落後的生產力條件下，中國尚能建立覆蓋全國的醫療制度、社會救濟制度和進行全國性的掃盲運動，成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典範。在中國崛起的今天，在財政收入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外匯儲備高達8500億的中國，我們難道沒有錢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嗎? 這恐怕還是我們思想觀念應當轉變更新的問題。我們可以有錢投入美國市場，去資助美國消費者消費，卻忘了來培育自己龐大的國內市場，促進國內消費，這是何等的遺憾! 一旦思想觀念能轉變過來，從以他人為主、以美國為主的思維轉變為以我為主，以中國自己為主的模式，那麼中國現代化的動能就能被充分調動起來，其經濟崛起的力道將超過人類有史以來任何一次現代化的規模。

希望中國在轉型的關鍵時期，我們能更多關注中國健康的、長期的和可持續性的發展，畢竟我們在過去28年內已經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再往上一躍我們就可以攀登世界頂峰。尤其在當前這個階段，我們要有正確的策略、要有遠見、要懂得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以及別人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教訓，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衷心期待中國出現自己的社會市場經濟之父，把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公正、社會平衡結合在一起，為真正建立一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長遠的、綱領性的和指導性的藍圖，一如西德在二戰以後所作的那樣。

是為國謀，謹以上文獻給國人。

http://zhiqiang.org/blog/367.html

（劉濤：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在讀博士生。歡迎引用本文觀點或將本文全文轉載，請註明出處和作者姓名。）

[ 本帖最後由 飛天神龍 於 2007-1-23 17:24 編輯 ]

太長了，慢慢看，頂起先。

太長了，慢慢看，頂起先。

好文章啊

有許多不同的解釋模式來探討為什麼非洲國家長期經濟和社會發展停滯不前，比如說市場發育落後、法治國家的缺乏、嚴重的腐敗現象、某些國家的軍人獨裁，殖民地宗主國過去殘酷的剝削等。也有觀點認為，非洲人的國民性比較懶惰，熱帶地區日照太久導致人容易困頓疲乏和工作熱情低落，這些是非洲落後的原因。顯然，有些觀點有一些道理，有些觀點則比較偏頗。有的國家和地區在經濟起飛階段並沒有完全建立起法治國家和民主選舉，但是依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迹，比如南韓的漢江經濟奇迹、台灣經濟奇迹都是在威權社會下產生的，而新加坡和香港則很難說是否屬於民主政體，但是新、港顯然屬於現代化成功的國家和地區。而從國民性的角度來談非洲的落後顯然也有失偏頗，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國民完全是懶惰的，南非、波札那和加彭的經濟奇迹也說明了非洲人同樣可以取得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巨大成功。當然，從殖民地剝削和統治的角度來談非洲的落後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這卻無法解釋為什麼有的國家和地區在殖民地統治結束之後能夠抓住民族命運迅速打了翻身仗，有的國家在殖民地統治結束40多年後的今天依然一貧如洗、甚至生活水平倒退到殖民地宗主國統治之前。筆者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許多非洲國家還沒有完成現代化的第一個基本階段，那就是民族國家形成的階段。許多非洲國家內部並不存在著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國家」只是成百上千個不同種族和更多的部落的零散和碎片化的集合體。在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和公民意識尚未形成的地方，地方的部落、酋長、分裂勢力、游擊隊和其它非政府組織截留了國家的基本職能，人們的認同感尚未達到對國家層面上的民族認同，而僅僅停留在對血緣化的鄉村部落和一些原始宗教團體的認同。「國家」或是中央政府的基本效能嚴重缺乏，導致「國家」效能的低落，「國家」既不能為人民提供一個基本的社會秩序和安全保障，也不能有效地徵收稅收完成國家的基本職能，因此也無法建立基礎的社會福利和社會分配製度來防止飢荒的發生和控制疾病的流行，當然，在「國家」內部各個原子化的社會團體和部落發生流血衝突時「國家」也無力進行協調斡旋，也無法控制內部衝突擴大的局面，這導致非洲「國家」內部的部落和種族衝突往往會擴散成為全國性的動亂和屠殺。當然，如果「國家」力圖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並與地方分裂集團和主要部落發生衝突的時候，大規模的流血衝突和戰爭也就無法避免了。如果政府集團代表著某個特定的種族，當其與另外一個種族發生衝突時，國家就可能動用自己的權力對另外一個種族進行清洗甚至導致種族滅絕的悲劇。

學者斯坦凡·麥爾（Stephan Mair）1999年在研究非洲大陸之後提出了獨特見解：他認為，整個非洲大陸上撒哈拉沙漠以南48個國家中只有15個國家是能夠成功運行的現代國家，也就是33個非洲「國家」尚沒有形成嚴格意義上的現代民族國家。這一觀點對於我們探討後進國家的現代化發展之路是非常發人深省的。如果沒有形成一個有效的民族國家，沒有一個能夠履行其基本職能的中央政府，沒有一個能夠控制全國的基本國家暴力壟斷機關，如果沒有一個可以清晰界定的國家邊界和國民數量，那麼這樣的國家就依然處在前現代化的行列。這樣的國家可以是一黨，兩黨，多黨，可以是威權體制、議會民主制度、總統民主制度，這樣的國家也可以是自然經濟、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也可以發展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但是無論外在的名稱多麼動聽、多麼符合西方人的心意，但是基本的事實就是，沒有有效運行的民族國家就不會有真正的經濟發展，不會有真正的法治國家，不會有現代福利國家，更不會有真正的民主制度。

表一：國家失敗的三種基本表現形式

基本表現特徵
國家和地區

國家失靈 國家基本功能出現缺陷，但是尚未出現分裂解體的問題。比如基礎建設（道路、橋樑、水電系統等）的嚴重滯后，公共醫療系統和教育系統的崩潰，嚴重的腐敗，急劇上升的犯罪率，國家的安全系統被部分地方私有勢力接管 涉及到幾乎所有的非洲國家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
國家衰落 國家的基本職能和效能出現更嚴重的缺陷，因此無法提供基本的社會秩序和行政秩序。一些地方部落、民間組織、西方援助機構和非政府組織接管了部分國家職能，出現了「平行」國家和「國中有國」的現象。但是這些「平行國家體」並沒有分裂國家的企圖。 比如非洲的馬里和布吉納法索就面臨國家衰落的問題
國家解體 部分解體 國家的暴力壟斷僅僅限制在主權國家的一些地區，地方武裝在某些區域接管了部分國家權力，但是尚未對國家整體的統一提出挑戰。 蘇丹、安哥拉、剛果（布）、剛果（金）、查德、塞內加爾、烏干達、蒲隆地等
全部解體 國家在全國範圍內基本喪失暴力壟斷和基本權力控制。各個軍頭、軍閥、軍事強人和反叛力量實際控制不同區域，全國陷入無政府主義和多寡頭統治的現象，中央政府往往軟弱無力，只能控制首都部分地區。 索馬利亞、獅子山和賴比瑞亞（塞國和利國在國內和平進程之前）

表格來源：作者參照葛羅·埃爾特曼（Gero Erdmann）2003年「不祥的三角：國家失靈，國家衰落和國家解體 — 非洲民主的結構性難題」一文製作

西方學者葛羅·埃爾特曼（Gero Erdmann）在其2003年所著「不祥的三角：國家失靈，國家衰落和國家解體 — 非洲民主的結構性難題」一文中非常深刻地指出，非洲國家的問題根源在於國家脆弱和國家職能嚴重不足。而國家失敗導致了任何一種制度構建都難以在非洲大陸上真正紮根和生長。民主制度沒有有效的國家制度動員和國家基本職能的搭配，那麼再好的民主制度都是空中樓閣。葛羅·埃爾特曼把非洲國家的失敗劃分為三種基本類型：一是國家失靈，二是國家衰落，三是國家解體。

國家失靈指的是國家一些基本職能的缺失和管理效能低下，導致國家不能提供社會基本福利，公共教育體系和醫療體系面臨崩潰的局面，基礎設施比如公路、鐵路、學校、水電供應等處在崩潰邊緣，地方的一些私人勢力或是黑幫勢力接管了國家的部分安全職能，形成「黑白兩道」共治的局面，犯罪率急劇上升，腐敗現象極其嚴重。幾乎所有的非洲國家、大部分南方國家、甚至是部分工業化國家在特定領域都面臨國家失靈的情況。

國家衰落指的是較國家失靈更為嚴重的國家效能衰退。國家的各個部門和基本權力機構的職能大幅度萎縮，導致國家無法提供基本的社會和行政秩序。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平行國家體」包括地方部落、酋長、宗教集團、教會、非政府組織、西方國家的發展援助組織和機構等接管了本來應該由國家完成的一些基本職能。這些「平行國家體」無意分裂國家，但是卻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削弱了國家的威望、合法性和基本職能，實際上讓國家的效能更加低下。非洲大陸除了南非、加彭、坦尚尼亞、肯亞和北非馬格裡布國家以外，絕大多數國家都面臨著國家職能不斷衰退的問題。

國家解體是指國家的合法暴力壟斷在國家部分地區甚至是在整個國家受到限制。國家的法律和行政命令、國家的管理秩序被地方武裝軍事集團完全打破，整個國家處在局部內戰和全國內戰的局面。地方的軍閥、軍頭、軍事強人和游擊隊等各種反叛力量各自為政，各自發號施令，形成「軍閥混戰」的局面。在安哥拉、厄利垂亞、蘇丹、查德、剛果共和國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等國家，國家事實上不能控制許多本國領土上的區域，而在情況最嚴重的索馬利亞，政府只能控制首都摩加迪沙的部分地區，政令不出首都，中央政府實際統治範圍也不出首都，全國實際上被數個不同的大軍頭、軍閥、和數百個散亂的部落部族分割治之，形成國家整體崩潰解體的局面。

對於非洲大陸出現了比全世界任何其它地區都更嚴重的國家失靈、國家衰落和國家解體的局面，有很多種不同的解釋，一是認為非洲國家的種族成分是全世界最複雜的，在非洲大陸這片土地上散居著成千上萬個大小不同的部落，常常是一個國家就擁有成百上千個不同的部族和部落。紛繁複雜的民族和部族構成讓非洲大陸成為人類學家研究的寶庫，但是也成為民族國家形成的重大障礙。在一個民族成分極其複雜的國家，政府很難克服社會碎片化和原子化的現象，建立統一的國家意識。一位剛果公民也許首先想到的並非自己是剛果人，而是自己隸屬於某一部族。其二，殖民地國家留下的負面遺產也是非洲國家難以形成現代國家的一個重要原因。殖民者人為地劃分勢力範圍和非洲各個國家的邊界，導致許多非洲國家的現代版圖呈現出人工劃分出來的直線狀態，比如埃及的版圖居然像一個四邊形。在這樣的人為劃分中，許多不同的民族和種族被硬性劃分到一個國家裡，而同一個民族卻被分割開來劃分到不同的國家領土範圍里，造成了連綿不斷的民族衝突和種族糾紛。三是非洲國家歷史上就是一個部落社會，本身就缺乏官僚體系、官僚階層和結構性統治的傳統，因此這樣的歷史文化傳統大大制約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和形成。

當然，除了這樣的解釋因素以外，很少有學者考慮到，發源於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給非洲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打著「市場自由、私有化和削弱國家」的漂亮旗幟，通過精心策劃、宣傳和包裝，把自己打扮成通向現代化的不二法門，然後通過世界銀行和國家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採取威逼和利誘的各種方式誘騙最窮的發展中國家邁向美國樂意看到的新自由之路。但是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就是，新自由主義的一些討論比如消除貿易壁壘、削減稅收、削減公共福利支出進而整體削減國家的能力和效能是發達國家之間的遊戲（美、歐、日），這些發達國家已經進入後現代化社會，早就建立了牢固的現代民族國家，建立了高度發達的經濟科技體系，已經進入了功能分化社會的行列。在這些國家之間可以討論國家、市場和社會之間的相對比重和分額，也可以討論是否存在著國家過度管理、過度干預和過度調控的局面，也可以討論是否存在著過度福利的狀況。在西方國家中，國家的比重多一點、少一點、「強國家」和「弱國家」的探討是在他們早已越過第一、二個階段並且能夠充分承受這樣的分額調整的局面下進行的，這樣的調整對發達國家來說只是政策調整，絕不會傷筋動骨。但是把同一套東西（新自由主義）移到發展中國家來說卻可能是致命的，因為許多發展中國家還處在民族國家形成的初級階段，有的國家還處在第一個階段之外的前現代化時期，急需克服「弱」國家的社會原子化狀態，這個時候最緊要的任務是加強國家的能力和效能，建立和健全國家各個部門，加強國家規劃、調控和管理的角色，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和執政效能，逐步清除全國碎片化和分割的狀態，逐步通過較強的國家調控的力量建立全國統一市場。如果處在第三階段的後現代化國家要求第一個階段和第二階段的國家「開放市場、匯率浮動、貿易自由、削弱國家、削減公共支出」，無論這些要求聽起來多麼動聽、多麼吸引人，但這後面一定是不可告人的動機和陰謀，因為削弱國家能力而全面私有化的結果就是把國家的產業和脆弱的金融市場拱手交給西方跨國集團，最後的結果一定是國家喪失基本的經濟主權和自立，只能以廉價出售能源的形式去償還數不清的債務。而更為嚴重的後果是，一些本來已經進入到第二階段的前社會主義國家，它們本來早就邁過民族國家構建的階段進入工業發展和經濟現代化的階段，但是計劃經濟和極權主義的失靈導致它們必須向市場經濟改革轉向。如果他們能夠穩健地進行漸進改革的話，應該有較好的結果，因為前社會主義國家儘管經濟效率低落，生產力低下，但是畢竟建立了統一的民族國家和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這是其它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可同日而語的。而且社會主義國家普遍建立了較好的公共醫療和教育制度，因此文盲率非常低，國民的身體素質遠遠好過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如果這些國家能夠善用過去制度遺產中的優勢因素的話，並穩健地向市場經濟和功能分化的現代化社會前進，它們一定可以取得經濟奇迹。但是天真地相信新自由主義，想當然地認為別人都是善意的，幼稚地配合別國的方案放棄本國的主權，甚至大幅度削弱國家能力到最小，最終導致國家一分裂，二分裂，再三分裂的悲慘局面。本來已經定型的民族國家分崩離析，各個民族重新出現了碎片化和原子分化的現象，民族間的仇殺一發不可收拾，巴爾幹半島的慘劇和蘇聯解體的慘劇向人們昭示了，以削弱國家和削弱中央政府為導向的改革是多麼可怕，多麼具有災難性。蘇聯本可以循序漸進的在現代化道路上的第二階段善加調整，然後取得市場經濟改革的階段成功后順勢向第三階段演進，但是新自由主義導向的改革讓俄羅斯一度倒退到現代化第一個階段，而今天的俄羅斯依然同時面臨兩個階段的問題（第二階段的市場經濟發展和第一階段的民族國家構建的問題同時存在），其改革成本大大高於從第二個階段循序漸進向第三個階段邁進的中國。如果說俄羅斯的改革讓人感覺到是一個超級大國通過有意識的陰謀削弱另外一個超級大國的話，那麼在非洲推行削弱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就是赤裸裸的罪惡了，一個能夠具有基本分析能力的現代化研究者很快就可以明白其間的「奧秘」，把第三個階段的遊戲用到第一個階段，那就是等於讓許多國家繼續處在永久原子分化和碎片化的狀態，誰在其間佔了最大的利益，誰一步步地用跨國公司和世界銀行架空了許多民族國家政府，只要稍微作一下研究就會恍然大悟了。上當的發展中國家頗這有點像佛教里所說的「墮入地獄永世不得超升」，一旦貧困的、尚未完成民族國家構建的社會再進行私有化和削弱國家力量的話，長時間的沉淪就不可避免了。

如果說蘇聯和東歐集團的確存在著國家過於強大和過於集權的問題的話，那麼非洲大陸卻是正常的國家力量非常薄弱的地區，連民族國家建設的階段都還沒有完成，某些國家卻要在非洲大陸兜售新自由主義，削弱國家，這真是南轅北轍，有意識地把這些國家引向絕境。這其間的教訓太值得我們仔細思考了。

IV 真的是民主自由嗎？

幾年前筆者看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製作的一個特別新聞報道節目，談的是非洲國家賴比瑞亞的內戰，片子里非常真實地向世人展示了戰爭的野蠻性和殘酷性。令人毛骨悚然的殺戮，白骨累累的大屠殺墳地，殘肢斷臂的倖存者，可怕的傷口，大量被政府軍和叛軍徵用的兒童兵。當CNN的記者採訪叛軍首領的時候，叛軍領導人用帶著濃重口音的英語向記者申訴，他的意思我聽明白了，他說：「我就是為了實現民主」，接著他連續說了三遍Democracy，然後他又說「我為了讓自己的人民得自由」，接著他以非常憤怒的口氣指責道：「政府，就是政府，他們不要民主，反民主，我才發動戰爭的。我發動戰爭，就是為了民主自由」。我想，觀眾看完這一段心裡一定會滴血，那麼殘酷的殺戮，天真爛漫的兒童也穿上軍裝去殺人，據說這一切都是源於為了民主和自由。我想，那位叛軍首領肯定知道世界意識形態「市場」上哪種商品是最吃香的，哪種商品是西方人喜歡和西方人愛聽的。民主就是一個最動聽、最美好的詞語，有了這塊寶貝商品的包裝，人彷彿都上了幾個檔次，屠夫都可以變成文明人，恐怕殺戮起來都可能有了更多的正當性。我真想問一聲那位叛軍首領：「先生，請你能否詳細談談，什麼是民主？」

我想，這就是這個世界許多荒謬的地方，打著輸出民主的旗號，可能其實質是要剝奪你的民主；打著新自由的旗號，其實質可能是要剝奪你的自由；打著削弱國家、自由競爭的旗號其實質可能是要你的國家分崩離析，再也沒有能力進行自由競爭。如果看穿了這一切，我們在今天中國崛起的路上就應該倍加聰明起來，凡事多問幾個為什麼，凡事都多過腦袋好好思考一下，凡事都交給精英集團的中國人和民間多去思考思考，因為未來中國崛起的路上一定還會有許多陷阱，甚至是人為的陷阱等著我們，我們真需要群策群力去思考。

這一策表面上在談非洲，但是筆者覺得跟中國崛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為國家的效能和能力是中國實現現代化最重要的基本因素，中國的經濟奇迹跟中國的國家動員能力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中國1990年代社會福利制度的停滯不前也跟中國國家效能在一定領域裡的下降有基本聯繫，了解好中國成功的原因和一些過去失誤的教訓對我們未來的發展真是至關重要。

以上文章完成於德國比勒費爾德 2007年4月2日

（備註：劉濤 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經發表了中國崛起策21篇文章和1篇崛起策副文，還將發表此系列１4篇文章和部分崛起策副文。如果想閱讀前20篇文章請見http://zhiqiang.org/blog/category/china-rises/）

I 大國崛起的經驗和小國失敗的教訓
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無論人們處於什麼樣的立場，無論人們持有什麼樣的觀點，無論學者處於左中右陣營，人們恐怕不會否認的一個基本觀點是：中國處在大國崛起的階段。國際上無論是親華、反華或者是中間陣營的政治力量都已經承認，中國是一個新興的世界大國，其相對力量正處於迅速上升的階段，對世界的影響無論是從正面角度還是從負面角度來解讀都在與日俱增。在中國和平崛起的重要歷史時期，中國政治家、精英學者和普通民眾都表現出對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強烈渴望和追求，《大國崛起》一片的出現和熱播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反映出的是當代中國人從世界歷史中汲取智慧，為中國謀取最大國家利益、追求成為世界強國的強烈願望。在《大國崛起》一片播出以後，網上和媒體進行了持久而又深入的討論，其後續性討論中有許多精彩而又深刻的觀點，其探討範圍之廣泛、理性思考之深入，甚至不下於《大國崛起》的本身。比如說有討論非常深入地提醒大家不要忘記探討大國是如何衰落的，甚至有學者撰寫長文專門來談大國的衰落。也有網友從更多元的角度來談大國崛起之路，比如說從人口發展趨勢的角度和國民閱讀習慣來談大國崛起，這些討論不僅豐富了談論大國崛起的角度，也讓讀者的視野更加開闊和多元，讓今天中國民眾的認知水平不斷得到深化和提高，這些都充分顯示了：中華民族是個追求上進和不甘於落後的民族，是一個具有獨特理想的民族，中華民族註定要成為文明世界的強者。對大國崛起的全面深入的探討正反映了儒家文化影響下中國人特有的入世精神、奮鬥精神和不甘人後的精神，沒有這些精神元素的支撐，很難想象一個民族如此廣泛深入而又理性地探討國家崛起之路。

儘管這些討論已經非常廣泛和全面了，筆者認為仍然需要繼續拓寬論題的視野，從更加宏觀的角度來看待世界各國現代化進程。大國崛起的歷程主要是針對世界歷史進程中的強者和成功者，這九個大國中，都是或曾經是世界強國和世界霸主，都具有卓爾不群的超級硬實力或是魅力十足的文化軟實力。但是，除了這些成功者和強者以外，我們也需要聚焦那些強國之路或是現代化之路上的挫折者和失敗者，或是那些在強國道路上不斷反覆曲線前行的國家。我們不僅需要聚焦大國，也要聚焦一些小國，它們有哪些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它們有哪些失敗的教訓。特別是一些國家在現代化道路上步履蹣跚的歷史，更值得我們去探討其中的根源和究竟。如果我們把焦點對準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和過渡經濟國家，我們就會發現一個特別有趣的現象：解釋世界大國或是強國成功的原因要比解釋小國徘徊不前和停滯發展容易得多。比如說我們可以探求到開拓的商業貿易精神、海洋立國是荷蘭小國大業的原因，也可以從大憲章和光榮革命來解釋為什麼工業革命最先誕生於英國；我們也可以從教育和法治的完善先行來詮釋德國的迅速崛起，也可以從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角度來解釋美國的強大，但是我們很難解釋，為什麼在二十世紀初，拉美的阿根廷和德國處在相同的起跑線上，當時很多國際經濟學家看好阿根廷甚於德國，然而德國今天是世界第三號經濟強國，阿根廷卻依然是一個過渡經濟體，其國民經濟發展經歷了如同過山車一般的上下劇烈震動；我們也更加難以解釋為什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日本和菲律賓也處在相同的社會經濟條件中，雙方的經濟增長率都不錯，二十年過去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菲律賓卻依然停留在經濟後進國家的行列；同樣，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曾經號召新加坡學習科倫坡（斯里蘭卡的首都），因為當時的斯里蘭卡是發展中國家充滿希望和進步氣象的國家，而二十年之後，新加坡大躍進成為亞洲四小龍，邁進先進國家行列，而斯里蘭卡幾乎原地不動，依然停留在中低收入國家行列，而新加坡人卻成為富裕的投資者去斯里蘭卡投資，究竟是什麼導致了這樣的民族命運的大轉換？我們也很難解釋為什麼世界上那麼多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那些沒有加入蘇聯和東歐集團的國家，它們也採取了市場經濟和多黨制模式，但是直到今天卻依然一貧如洗，甚至許多國家的人民還處在營養不良的飢餓狀態，但是中國和越南採取市場經濟短短的20到30年時間，卻取得了大多數國家難以想象的超高經濟增長率和讓這些國家無比羨慕的經濟奇迹，這其間的奧秘和原因究竟在哪裡？以上的每個問題，很難給出一個統一的答案，甚至中國為什麼取得今天這樣的經濟奇迹，國際上主流的經濟學家也很難給出一個像樣的回答和合理的解釋，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給出的答案也是千奇百怪、各不相同。我想，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和普通民眾都很困惑，為什麼偏偏是中國、越南這麼成功？為什麼之前的四小龍和日本這麼成功，為什麼不是阿根廷、巴西、智利，為什麼不是菲律賓、印尼和阿拉伯國家？為什麼世界上那麼多市場經濟和民主選舉國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也難以達到現代化的目標，甚至連現代化的門檻都到不了？為什麼有的國家國民生產總值一度衝到中高收入國家行列（阿根廷），但是一場金融風暴之後就跌入了後進國家的行列，有的國家甚至是辛辛苦苦一百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筆者不想解釋所有的這些難題，但是在本策里卻力圖從另外一個視角來看後進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這裡作者著重選出非洲大陸作為中國的參照目標，來談談第三世界國家現代化道路上的經驗和教訓。為了更加清晰地說明這個問題，筆者決定先提出一個重要的模式來探討現代化道路上三大階段。

II 現代化之路上的三個重要階段

國家這個概念對我們來說既很親近，又很遙遠。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國之一，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和忠孝節烈的思想更是深深形塑了人們的國家觀念和對國家的認同。但是且慢，這裡並不是我們談到的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觀念和國家認同。按照公認的學術界共識和普遍觀念，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和民族國家產生於歐洲大陸上1648年的威斯特法倫和約。當時在歐洲中部的土地上、即在今天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範圍內有大大小小近三百多個城邦國家，在經歷宗教改革后發生了改革宗和羅馬天主教廷的宗教衝突，這樣的衝突又和各個城邦國家的衝突交織在一起，再加上歐洲列強的乘機介入，這場宗教衝突終於演變成為曠日持久的大規模混戰，戰爭持續了三十年左右，其結果是慘烈的和災難性的，在德意志的疆界範圍內人口銳減了三分之一以上，這之後歐洲各個列強和德意志各個城邦國家，齊聚德國的明斯特，在這座城市簽訂了著名的威斯特法倫和約，按照該條約誕生了世界上最早的主權國家的原則。在這個基礎之上，特別是在之後兩個世紀的演變中，歐洲國家逐漸誕生了民族國家的概念和主權國家的概念。歷史上含糊不清的一些模糊區域開始得到明確界定，歐洲列強開始逐步清楚明確地界定現代民族國家的疆界和範圍，開始要求逐漸明確地劃分出什麼是法蘭西、義大利、德意志等的基本邊界和統治範圍。

那麼什麼是現代民族國家和文明古國及帝國之間的根本區別呢？簡而言之，現代民族國家和主權國家是指在明顯確定的邊界範圍之內，有明確可以統計的居民。一部憲法和法律從憲政的形式上聯繫了一個國家的共同體，國家建立的行政機構和官僚管理部門可以有效地執行自己的政策和意志，國家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可以貫徹到整個民族國家的範圍之內。國家是在本國疆界範圍之內唯一合法的暴力壟斷機關（司法、檢查、警察、監獄等）。而在古代的帝國或是文明古國中，國家的概念和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明顯不同。我們就以高度發達的文明古國 — 中國為例子，我們一般都認為中國人很早就有了國家的概念，但是這樣的國家概念往往僅局限於特定的階層之中，比如貴族集團、儒家集團的官僚體系、學士（讀書人），他們具有較強的國家和忠孝節義的觀念。但是就國家整體而言，中央政府對國家控制是很有限的，中央政府的直接治理範圍往往僅至於縣一級的城市，而來到廣袤的鄉村地區，真正統治帝國平面地區的是地主、鄉紳和家族，而國家一極的權力僅和地主和家庭的族長發生聯繫。而在鄉村社會的內部則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家族社會。讀讀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的《鄉土中國》就明白了，形式上統治中國的是北京的皇帝和他所代表的「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的皇權，這個皇權看起來也是專制的和無比強大的，其實觀其本質，這樣的皇權是非常有限的，中央政府的權力僅僅局限在縣一級以上的城市所聯結而成的線上，而無法佔據整個平面真正統治全國。一旦來到鄉土中國，就是我們中國人常常說的「天高皇帝遠」的地區，統治鄉土社會的就是千千萬萬個碎片化的家族、地主和士紳，在大家族的範圍內，皇權和中央政府的權力是無法通行的。而這裡最重要的權力是以族長為中心的家族權力，國法和刑典在鄉土社會裡不起任何作用，一旦遇到糾紛、衝突，起作用的就是家法和宗族的習慣，家族族長的判決就會決定個體的命運。鄉土社會的成員只對家族效忠，家族也對其成員提供基本的保護，並同時通過家法維持基本社會秩序。在鄉土社會裡，除了少部分讀書人以外，絕大多數人並沒有什麼國家觀念，他們的命運完全是同家族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家族成為他們基本的社會認同和效忠對象。其實，無論古代的國家形式上有如何巨大的區別，（比如中國建立了先進高效的儒家官僚統治集團和實現社會流動的科舉考試，而統治非洲大陸的則是更加散亂和碎片化的部落和酋長），但是在所有的古代國家裡，國家的權力、國家的成文法典都無法全面、暢通無阻地運行在國家任何一個基層單位上，國家也不是唯一的合法暴力壟斷機關，國家的權力往往被其它社會單位攔截（比如中國的大家族、非洲的部落、歐洲中世紀的封建采邑等），在社會基層的單位里，真正統治這個國家的並不是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而是無數個原子細胞式的社會單位。當然，在古代的「國家」里，根本就談不上有明確的憲法和全國通行的法典，國家的疆界並不是完全明顯地劃定出來，中國古代帝國和其四周的游牧部落和保護國之間的邊界往往是不明確的、模糊不清的、或是僅僅按照邊民的習慣大致劃定的，真正的主權國家的邊界、主權國家範圍內享有權利和義務的國民和主權國家憲法產生於近代歐洲。

圖一 現代化之路的三個基本階段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筆者認為，任何一個國家通向現代化之路，都必須經歷三個最基本的階段，一是從傳統的封建國家、帝國、部落和家族社會發展成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中央政府能夠有效治理全國的、國家政策和行政命令通行全國的、國家法律深入社會基層單位的民族國家和主權國家。沒有經歷這一個階段，那麼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達到現代化國家的行列。當國家基本權力依然分散在千千萬萬個碎片化和原子化的社會單位里時，就根本無法建立市場經濟所必須具備的全國市場和社會化大生產，根本無法樹立現代公民意識。封建采邑、城邦國家、家族部落截取了國家的基本效能和財源，讓中央政府的實際行政能力僅僅停留在十分有限的範圍之內。這樣的社會中是不可能誕生現代化國家的。歐洲國家邁出的現代化的第一步也是從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開始，沒有統一的法蘭西、義大利和德意志的話，任何現代化和工業化都無從談起。德國在歷史上分裂成數百個城邦國的時候，每個城邦國都有自己的貨幣和關稅，這嚴重阻礙了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全國統一市場及統一關稅聯盟的成立，當然就更談不上現代化的強國之路。一個國家的民族國家構建的過程往往是一個血腥的歷程，這點即使是高舉人權和民主旗幟的歐洲人都不會否認。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是無法拿今天的人權標準來衡量的。歐洲經歷過很多次殘酷的革命、國內統一戰爭和國際戰爭才形成了現代民族國家的疆界。德國的三十年戰爭、英格蘭人和蘇格蘭人的戰爭、拿破崙的歐洲大陸戰爭、義大利的統一戰爭、德國的鐵血宰相卑斯麥的統一戰爭都是形塑歐洲現代民族國家的重要戰爭。特別是拿破崙的歐洲大陸征戰，雖然是民族侵略戰爭，但是拿破崙的軍隊所到之處卻掃蕩了歐洲各地嚴重分割的、碎片化的城邦和封建采邑勢力，並為各地帶來了資產階級民法性質的拿破崙法典和現代國家的管理系統，並意外地激發了被佔領各國的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從此形成了經久不息的歐洲各國的現代民族國家的戰爭，導致很多歐洲國家邁向了統一民族國家的進程。因此在國家現代化的第一階段，是很難用現代民主、法治和人權的標尺去衡量的，因為這個階段的中心任務就是國家統一，國家必須以強有力的動員力量打破國內嚴重的分割局面，打破各個封建領主割據一方、各個諸侯和軍閥混戰的局面，在全國範圍內實現真正的中央政府的治理，這樣的治理必需深入到社會最基本的單位（鄉村、家庭），才能有效地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如果這個階段邁不過去，那麼許多國家還會為一個真正統一的現代國家而付出極為艱巨的努力，整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就非常困難了。

當民族國家得以真正的確立以後，就進入經濟為中心的時代了。後進國家必須動員國家力量和國家資源，建立強有力的現代管理國家，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並培育全國統一市場，用國家集中力量投入現代工業的方式實現超越常規速度的工業化和經濟高速增長。在當前的國際環境里，由於國際金融市場資本流動和國際貿易帶來的風險非常巨大，處在第二個階段中的發展中國家和過渡經濟國家必須建立強有力的國家經濟調控能力，防止貨幣浮動、或是金融市場的投機給本國國民經濟帶來的災難般的影響，同時防止本國脆弱的民族產業被工業化國家的跨國企業摧毀，因此後進國家必須保持較強的動員力量和調控力量，防止國家的力量被弱化。

當經濟得到充分的發展、市場得到充分的培育之後，就必然要求界定產權關係，必然要求保護資本的權力，保護民眾的基本權力，因此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保護產權和公民權，必須建立良好的、獨立的司法系統來界定國家、社會和市場的關係和其它各個社會系統的基本關係（見中國崛起策十八），最終實現功能分化的現代化社會。

以上三個階段的劃分並不是表明，每一個階段都只是完成了一件事情。比如在第一個階段，建立民族國家的同時，也會發展經濟，也會制定憲法和法律，但是在這個階段的中心任務是一個統一的現代國家的形成，很可能經濟建設會被擺在一邊，很可能法律制定了但是僅僅停留在法典里，因為國家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里很難同時兼顧到其它目標。同樣，在第二個發展階段，經濟現代化的同時肯定也在界定產權關係，實現更多的立法，也會逐步注意到保護人權和公民權。但是在社會生產力極低的情況下，恐怕很難一步到位達到人權、法治和民主等社會更高層次的目標。整個社會是在朝向功能分化的社會邁進，但是卻離功能分化的社會仍然有相當的距離，這個階段的中心目標就是生產力的提高，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一旦這些目標逐步實現，社會的力量就會推動著整個國家進入第三階段。很多國家，特別是許多非洲國家，遲遲邁不進現代化門檻，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釋，但是筆者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這些國家在第一個發展階段上就卡了殼。

III 非洲現代化曲折之路

非洲大陸的絕大多數國家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逐步擺脫了殖民統治，實現了民族解放。但是，在國家現代化之路上，非洲國家發展的路徑無疑是曲折的和苦難重重的。六十年代初期，經濟起飛前的台灣和南韓都是當時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和地區之一，台灣的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有250多美元，而飽經戰爭創傷的南韓年人均國民產值只有60多美元，台灣和南韓當時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和許多非洲國家是非常類似的，但是僅僅20年之後，台灣和南韓就躍升為亞洲四小龍，而非洲許多國家的人均國民產值幾乎沒有顯著的變化，反而是部分非洲國家比如衣索比亞陷入嚴重的飢荒之中。到2000年後，台灣和南韓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均超過10000美元，而許多曾經和台灣和南韓處於類似發展水平的非洲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依然在年均200到300美元的低水平徘徊。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甚至低於不少非洲國家，但是僅僅30年之後，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去年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也突破了2000美元，但是許多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依然裹足不前。非洲大陸也有一些國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南部非洲的波札那和南非、中部非洲的加彭、印度洋上的島國模里西斯都取得了不俗的經濟、社會和人文發展，而北部的馬格裡布國家比如埃及、利比亞、突尼西亞和摩洛哥也比非洲其它區域有著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是從整個非洲大陸來看，後進的國家依然在貧困、飢荒、疾病、戰亂和營養不良中徘徊。聯合國公布的48個最不發達的國家中，非洲就佔了33個，其中絕大多數國家處於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區。非洲大陸嚴峻的貧困、疾病和飢荒提醒人們去思考，為什麼一些國家形式上採取了市場經濟和多黨選舉的所謂民主政治，但是經濟發展依然遲緩，社會和人文發展嚴重滯后，許多非洲國家的人民依然深受疾病和飢餓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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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不僅僅是經濟能力問題
在一般民眾的觀念里，都會認為社會福利制度是和經濟發展水平緊密相關聯的，認為經濟水平越發達,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就越發達。這裡面也涉及到了一個普遍的問題，也就是發展社會福利的費用從哪裡來的問題。窮國家怎麼拿得出錢來搞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其實，關於社會福利制度的建設存在著幾大常見的認識誤區：

首先，經濟發展未必和社會福利制度具有必然的關聯。並不存在這麼一條相關曲線，隨著人均國民產值增加，社會福利的發展水平就會立即水漲船高，相應地增加。比如在發達國家內部，美國的人均國民產值高於許多歐洲國家，但是美國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水平卻遠遠低於大多數西歐和北歐國家。美國常常被研究社會福利的專家稱為「社會福利領域的第三世界國家」。同樣，日本也比一些歐洲國家更加富裕，但是社會福利水平也低於許多歐洲國家。

其次，在發展中國家內部，有非常多的例子顯示，一些國家在很早的階段或是在生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極低的情況下就成功地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比如毛時期的中國在1951年這個中國極為落後的年代就開始建立城市裡的公共醫療、事故保障和退休金制度，在1960到70年代將合作醫療擴展到90 ％以上的農村地區。其它的例子還有斯里蘭卡，古巴，波札那，印度的克拉拉邦，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他們在經濟水平極低的條件下建立了覆蓋面很廣、甚至是覆蓋全民的社會福利系統。

第三，經濟發展可能與社會福利發展是同步進行的，但也可能是不同步的，甚至有時候雙方的發展趨勢相反，也就是經濟發展了，社會福利制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倒退了。比如英國在撒切爾夫人執政其間，由於新自由主義開始大行其道，英國逐步取得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但是在同一時候，社會福利和公共支出被大幅度削減，貧困人口，特別是老年貧苦人口迅速上升。美國在里根政府的執政下也出現過同樣的局面。中國在改革開放后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迹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但是在某些社會福利和公共產品領域，卻出現了逆轉型發展，比如農村的合作醫療系統在改革開放初期覆蓋90 ％以上的農業人口，但是其覆蓋範圍在1989年卻迅速下降到不足10 ％的農業人口，整個農村合作醫療系統幾乎解體。1990年代的教育產業化浪潮也讓中國的公共教育制度形成了逆向發展。以上的事實說明了經濟發展和經濟繁榮未必會讓全民獲利，或是未必能讓最貧困階層的百姓從中獲利，這是我們必須嚴肅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

第四，一些國家在很貧窮的條件下發展了社會福利制度，一些國家很富裕，但是在社會領域卻相對比較落後，其根本原因在於，不能簡單機械地用經濟決定論來解釋社會福利系統的發展。一個國家主導文化、主流意識形態、社會觀念和團結觀念是否普及，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比如在毛時期的中國，由於受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國家要竭力顯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特別是要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優於資本主義制度，因此在官方意識形態的驅使下在非常早的歷史時期就開始著手建立一定的社會福利制度，這同樣也可以用來解釋古巴的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斯里蘭卡受到佛教思想影響非常大，對社會的關注程度受到佛教普世文化和精神的影響，而印度的克拉拉邦也長期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因此非常注重社會再分配和社會正義目標的實現。而美國由於個人主義觀念、市場自由主義思想和社會達爾文思想非常流行，這也影響到國家精英階層對社會團結目標的理解。除了文化和主流思想以外，一個國家內部的政治力量結構也會影響到社會再分配力度和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比如在西歐國家和北歐斯堪的那維亞國家，由於工會力量、社會政黨勢力比較強大，這就使得左派力量在政府執政期間可以把左派政黨的理念和政策貫徹實施（歐洲國家的左派跟我國政治環境里的左派是有很大區別的，一般是中間偏左的政黨，而不是激進左派），比如在瑞典，社會民主黨實現了長期執政，這對於瑞典建立社會福利國家創造了很有利的條件。在右派政府長期執政的國家，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就會受到很大影響。此外，歐洲國家工會的組織力量遠遠強於美國，這也是為什麼歐洲國家福利制度更加健全的原因。

第五，美籍印度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迪亞•森給我們非常精確地解釋了為什麼窮國家也可以發展社會福利的原因。大家普遍困惑的是窮國經濟能力和財政能力的問題。阿馬迪亞•森告訴我們，決定一個國家是否可以投入社會福利制度是相對費用的問題，而不是絕對費用的問題。一個窮國家的確比一個富國家擁有更少的財政收入和經濟產出，但是窮國家的生活水平也遠遠低於富裕國家。同樣的一項福利制度，按照本國的實際價格水平和購買力，窮國家用比富裕國家少得多的錢就能建立起來，而富裕國家雖然有錢，但是其絕對花費也高得驚人。舉一個簡單例子，在德國建立社會救濟制度，每個月貧困居民至少必須從福利局獲得345歐元才能保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而不致挨餓受凍（345歐元摺合人民幣約3450元），但這只是在德國的生活水平條件下的精算結果。而在中國大城市，城市的低保線是200到300人民幣，摺合歐元只有20到30歐元；在尚比亞的農村，為了讓極端貧困的農民不致挨餓，能保證他們至少每天吃兩頓，每月只需要資助每位農民5歐元左右。這裡，我們看到每個國家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國情、購買力和價格水平建立相應的社會救濟制度，其花費也是完全不一樣的。阿馬迪亞•森強調的是，一個國家的相對福利支出，而不是絕對的財政水平，是最關鍵的因素，每個國家都有能力建立和本國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社會福利制度。那種認為必須先等待經濟發展，然後再來發展社會福利的觀點是錯誤的。

綜上所述，一個國家能否建立社會福利制度，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能力問題和經濟問題，而主要是國家意願和政府意志的問題。這意味著，不是能與不能的問題，而是政治意願夠不夠的問題。在新自由思想泛濫、市場神話擴散、個人主義和社會達爾文思想流行的地方，無論其經濟如何發達，政府都不願意建立廣泛全面的社會福利體系（比如美國），而我國也在1990年代某一段時期內出現經濟繁榮和社會福利局部倒退的不協調局面，這樣的發展到了我們必須該矯正的地步了。


V 回歸理性中間道路，建立新中間路線
1978后的中國無疑航向了歷史正確的道路上，當久久關閉的國門重新打開時，我們一夜之間發現我們又遠遠落後在歐美國家和日本之後了，不僅是經濟上、科技上的落後，也是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整體的落後。當中國領導人踏上美國和日本的土地時，他們的心情一定是興奮和苦澀的，興奮在於中國終於可以走上正軌，吸收西方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苦澀的是過去極左路線使得中國離世界先進水平相差如此之遠，差距是如此懸殊。在極左思潮的年代，中國經歷了理想主義的濫觴，左派極端思想使得中國舉國進行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實驗，其教訓是慘痛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的文化、教育和科技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告別了左傾狂潮后，新一代的中國領導人成為世界上最務實的領導人，但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很容易從一個方向偏向另外一個方向，就象鐘擺一樣在左右兩個方向晃動。在平均主義、人民公社和鐵飯碗等成為歷史名詞之後，新的中國領導人偏向效率、競爭和生產力提高几乎是必然的結果，市場經濟方向的改革成為理所當然的方向。在領導階層的務實選擇下，中國由左行變成了右行，過去的許多東西被否定，而被否定之否定的東西則重新被肯定。我們很難用今天的標準去要求那個時代的中國人能夠一下就理性看穿了一切，能選擇到最適合我們的模式，能選擇到不左不右、適度適中的航線，那時候的中國領導人也在探索，也在不斷地摸索，有時候矯枉難免過正，告別極左以後，難免行得偏右，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站在新的時代高度，從中國崛起的大歷史角度來看，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改革開放和綜合國力取得巨大進步的同時，在人民生活水平取得巨大提高的過程中，社會政策和社會福利方面我們是有些過於偏向市場自由主義一方，而對公共產品的投入嚴重不足。今天，我們也可以更加理性地看待毛時代，知道那個時代不是一切都好，當然也不是一切都壞。毛時代雖然採取的是和市場競爭和現代經濟制度完全相反的經濟發展模式，但是土地改革卻為中國掃除了現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礙，而全民合作醫療制度和教育的推廣也為後來鄧公開創的市場經濟之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和毛時期對人力資源的培養分不開的，儘管「文化大革命」一度打斷中國的教育和科研事業，但是畢竟一代人打的基礎非常好。在1978年這個特殊的年份，我們既發現了中國科學和技術上被西方拉得很遠，但是又同時發現，中國人的教育水平、識字率和健康指數好過當時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在落後的同時，我們過去的文化遺產中也蘊藏著大量追趕先進國家和後來居上的因素，一旦大方向被鄧公校對準確，毛時代的一些正面因素（比如教育和醫療體系培育的人力資源）中和了儒家文化特有的傳統（如勤奮、上進、不甘落後、求知慾、充滿著對更好的現世生活的強烈追求），再加上新中國成立后建立的強大的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以及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等，這一切都促進中國取得了長時間的經濟奇迹。當然在大方向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一些失誤和偏差也是非常明顯的，比如農村合作醫療的解體，城市醫療制度的市場化，教育產業化，以及社會福利制度嚴重滯後於市場經濟的發展等。在經濟奇迹的同時，民眾中不滿的情緒在上漲，不僅是因為老百姓看病難，子女教育費用昂貴，也是因為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在一個大家都平等窮困的社會，民眾不滿的情緒不會太強，可是在一個大家福利普遍增加、但是財富積累卻嚴重不均的社會，大家的不滿情緒反而會大幅度上漲。為什麼現在社會經濟條件大幅度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但是大家發的牢騷也越來越多，原因大致在於此。本來在一個現代社會裡，當一個社會的發展過於偏向右行的時候，左的力量就會出來要求社會團結、社會分配、社會福利和社會正義，進行一定的平衡和牽制，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左派形成一股力量要求更多地關注弱勢群體和貧困階層，是一件好事，有助於一個社會左右間的平衡。然而中國的政治環境非常複雜，中國的左派往往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類似西方國家社會民主黨和工黨那樣的左派，中國的左派在很大程度上吸收的是過去毛時代的許多負面資源，比如計劃經濟、一大二公、階級鬥爭、人民公社等，有的激進左派甚至從文革中吸取資源，來達到否定改革開放的意識形態的目的。我們看到一些網站在重新神話毛和毛主義，一些思想非常偏頗激進，認為毛時代一切都好，改革開放把一切都搞糟了。在這樣的言論中許多早已被官方放棄的過時的概念和話語比如「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階級鬥爭」、「反動階級」、「買辦階級」、「賣國集團」等又重新開始流行起來，這些話語中往往充滿著語言暴力，充滿著偏激和極端，同時又充滿著理想主義和意識形態。因此筆者最擔心的是，中國總是在左右的兩個極端不停地擺動，而不能達到理性中間的道路。告別過去的極左，我們又不免走得過於偏右，偏右太厲害了，又可能引起極左的強烈反彈，一股新的力量又試圖把中國拉回鐘擺的最左端，這正是我們最值得警醒的。中國社會的一些問題如教育和醫療改革的失誤和偏差可能被特定的群體誇大，用來徹底否定改革開放和中國現代化進程，甚至要大開歷史倒車，同時，這樣的群體利用中國貧富差距擴大和大量社會問題鼓吹明顯行不通的、反現代化的經濟政策（比如重新要求閉關自守、計劃經濟，放棄同外界經濟貿易聯繫等激進主張），來達到實現自己理想的目標。當然這也和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偏差有重要關係，如果我們能夠加大社會分配力度，加快完善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特別是重建公共醫療系統，同時放棄錯誤的教育產業化政策，真正完成一個國家應該完成的基本職能，那麼左派思想在民眾中的吸引力和煽動性就會大大降低。



圖表來源：作者自製

具體說來，新自由主義的右派路線不是我們所要的，在新自由主義路線的誘導下，許多發展中國家過早把本國市場完全對西方國家打開，沒有注意到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保護本國市場，沒有對脆弱的民族產業和民族工業採取最低限度的保護措施，過早地採取了浮動匯率，開放了本國的金融市場，其結果是成為西方國家和國家金融炒家的獵物。而完全採取市場萬能的原則，削弱國家的職能到最低點，導致大量公共設施的不足和公共產品的嚴重匱乏，許多國家的民眾掙扎在貧困線上，城市裡貧民窟內居住的孩子既接受不了任何公共教育，也接受不到基礎的兒童醫療設施，導致大量貧困人口沒有未來。這樣的兩極分化的社會是不可能產生真正以中產階級和大眾消費為主的現代化社會的。同樣我們也反對左右兩邊蹦極的遊戲，反對新自由主義和右派的理想絕對不表示我們要回到另外一個極端，擁抱另外一種意識形態。中國不是特定理想主義者的實驗品，不能拿中國的發展大業翻來複去做實驗，計劃經濟、平均主義、階級鬥爭、壓迫人民的基本自由、極權主義的政治運動絕不是我們所要的，感謝鄧公引導我們脫離了極左思潮的陷阱，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大國崛起的今天。我們需要的是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但是我們也知道市場經濟不是完美的，也是充滿缺陷和漏洞的，因此我們在這個意義上需要強有力的國家，有執行力的政府，來介入社會再分配領域和社會福利制度領域，糾正市場分配的偏差。

其實中間道路和第三條道路這樣的概念並不陌生，二戰以後西歐和北歐國家就多次宣稱自己走出了介於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 — 建立了現代福利國家。而布萊爾、柯林頓和施羅德在執政期間也宣布採取新中間道路或是第三條道路，宣稱要建立鼓勵就業和工作的新型社會福利制度。在伊斯蘭國家，印度和斯里蘭卡等國，它們都宣稱採取了介於美國和蘇聯之間的發展道路，它們都分別援引各自的文化和宗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和佛教），宣稱建立了具有本國特色的社會福利和社會分配製度。這顯示，走中間道路，防止左右兩極間的搖擺，逐漸成為世界上越來越多國家的共識。而中國的新中間道路除了吸取世界各國的經驗和教訓外，也應當根據本國國情、文化和過去歷史發展的脈絡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路徑。具體說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來就強調兩個面向，一是經濟上的市場分配機制，二是社會面向，社會主義國家必然要加大社會投入，建立健全的社會福利和分配製度，社會主義國家也應當利用國家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建立良好的公共設施，防止貧富兩極分化。具有中國特色的中間道路還應該包含有這麼一條，中國應該力爭在現代化道路上走出介於西方多黨選舉的民主制度和威權體制之間的一條新民主道路，這其間的核心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真正完善和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憲政制度，特別是真正落實和完善已經存在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促進公民社會的建立和完善，逐步推進基層民主選舉和黨內民主選舉。而這一切的關鍵是建立法治國家，界定國家、市場、社會的關係和其它基本社會系統之間的關係，使中國社會逐步向功能分化的現代化社會邁進（見中國崛起策十八）。如果中國在現代化道路上實現了富國強民、建立功能分化的現代化國家的基本目標，同時又探索出一條穩定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型民主制度，這將是對人類社會和人類文明巨大的貢獻，將是對人類現存政治制度最偉大的創新，這將給許多已經採取了多黨民主選舉和市場經濟、但是依然在失敗國家行列和邊緣徘徊的第三世界國家提供創新的模式選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未來二十年現代化進程不僅將大大影響世界，其成功本身也將具有巨大的模式效應和世界意義。


有中國特色的中間道路的基本點在於，不糾纏於意識形態。要成為一個真正世界大國的國家當然應當有世界責任感和改造世界的理想，但是新中間道路要求我們不輕易把理想演變成一種意識形態，不輕易談人類社會的終極目標，不把理想主義上升成激進狂熱的思想。因此對於我們來說，中國和平崛起、中國民眾民生樂利才是我們的根本目標，其它的比如經濟機制、政治制度、理想、思潮和主義等都是保障中國民富國強的手段，我們絕不把手段當作終極目標來頂禮膜拜。因此我們不熱衷於任何一種主義，不神話人類任何一種社會制度，無論是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還是福利國家，都有各自的優點和缺點，其中好的東西都值得我們學習、借鑒和利用，不好的東西則要揚棄和遠離。單純追捧任何一種制度都是不可取的，包括筆者所重點研究的歐洲福利國家，筆者認為這是人類比較進步的一種制度構建，但是筆者也不盲目迷信福利國家，因為盲目迷信就會無限上綱到一種意識形態，就會對福利國家的一些弊端譬如過度福利和濫用福利等視而不見。
因此新中間道路要求我們有兩種心態，一是謙卑平和，認識到人類的有限性和不足，不再輕言永遠和終極目標。我們作為有限的人類不追求最好的，只追求符合當前時代精神的更好的制度；二是開放的心態和勇於學習一切的態度，這一點，鄧公以來的中國領導人的務實和學習的精神形塑著整個中華民族的新精神面貌。看看海外三十萬中國留學生，看看每天絡繹不絕奔赴歐美日等國的中國考察團，看看電視片《大國崛起》就會了解到今天中國人的求知慾和一種孜孜不倦探索世界的精神。中國今天的國民心態非常類似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國民心態，也很類似美國人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那種開放和開拓的進取精神。而新中間道路正是需要這種開放和學習的精神，任何人類社會新思維和新思想都是我們學習的對象，隨著時代的演進我們不斷地為中國的新中間道路注入時代精神和新內容，卸下了意識形態包袱的我們可以不斷學習和創新，利用人類一切文明成果來為我們服務。

從八十年代的全盤西化，到九十年代的反西方的民族主義，今天21世紀的中國人多了一份平和與大國氣度，西方人不再是一群高高在上，優越於我們的一群高級存在，也不再是對我們進行和平演變的戰略敵人，我們開始以更多的自信、更加平等的心態，並且開始運用我們的視角來審視西方社會的方方面面。我們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思想和理念的同時也不再盲從，並開始觀察西方社會本身的缺陷和不足。我們向西方求教的時候也不再迷失自我，而以獨立的人格和國格、以健全的本位立場來借鑒和學習西方經驗，既全面吸收，又懂得結合中國國情；既全面學習，又懂得不斷創新；既全面交往，又堅定務實地捍衛國家的利益。我想，新中間立場的出現，本身就反映了中國國民開始出現了健康的強國心態，這一點，對未來中國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

下一策將繼續探討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但是將更多從技術性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

以上文章完成於德國比勒費爾德 2007年3月6日

（備註：劉濤 德國Bielefeld大學世界社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經發表了中國崛起策20篇文章和1篇崛起策副文，還將發表此系列１0篇文章和部分崛起策副文。如果想閱讀前19篇文章請見http://zhiqiang.org/blog/520.html )

[ 本帖最後由 飛天神龍 於 2007-3-14 04:51 編輯 ]

I 二十世紀最大的教訓：理想主義之幻滅
理想，本來是人類社會一個非常神聖的詞語，每個人從小都會有內心憧憬的夢想和理想，有的人為了實現童年的理想百折不撓，有的人隨著年齡的增長明白了兒時的理想難以實現，因此變得現實主義起來，但是無論怎樣，每個人回憶起童年暢談理想的時代都會有一種溫馨的感覺。有些偉大的政治家的理想也激勵了無數人為一個正義的目標而奮鬥, 馬丁·路德·金的一句演說詞「我有一個夢」，就激勵了多少美國人為建立一個沒有種族歧視的平權社會而奮鬥。

本來，理想和理想主義是一件好事，它象徵了人類社會對未來的展望和不懈追求，但是二十世紀人類充滿希望和痛苦的歷史卻給今天的我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教訓：理想固然是人類應當抱有的追求，但是任何追求都必需有一個界限，超過了一定的界限就可能走向反面並給人類社會帶來始料未及的後果。這其間我們必須承認人類是有限的，在浩瀚的宇宙間和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中，我們所知所求都是非常有限和不足的，人類是渺小的和脆弱的，人類是常常會犯錯誤的，因此我對「人定勝天」這句話有很大的疑慮，無論我們有什麼樣的信仰，我們都應該對人類社會、世界和宇宙抱有一定的尊重和敬畏，我們所知何其有限，終其一生我們都在上下而求索，終其一生我們所知道和明了的知識在永恆的宇宙秩序面前都僅僅是滄海一粟而已。所以我對關於終極目標的討論也有相當的保留，這並不表示我反對追求理想，我覺得人類有理想是好事情，而且也應該有對未來的展望、規劃和憧憬，但是我反對動不動就來為人類社會假設一個終極目標，然後不惜一切代價要往這個設想的終極目標發展。我也反對為人類社會訂立一個千年或是萬年計劃，認為人類社會一定會怎樣怎樣，一定要怎樣怎樣，為了這樣的目標可以不惜犧牲一切代價等等。我想，這就等於把人類放在了神或是造物主的位置上，認為我們可以穿透古今，完成一個幾十代以後的終極目標，或者把人類社會的制度構建放在一個超驗層次的構建上，像是預言家或是先知一樣，預言人類社會的終極方向。對於這樣的觀點我往往會敬而遠之，對其預測保持懷疑態度, 而這樣的懷疑態度是建立在理性科學判斷上的。作為一名人文科學工作者，我更相信經驗層次的判斷、科學研究手段和數據分析，我只相信在這個基礎上的合理預測和推理，因此要談未來20年的發展我覺得是可能的，如果要談未來100年或是1000年的發展，那我只能說一聲抱歉，那已經遠遠超出我的認知範圍之外。

20世紀人類社會最大的教訓就是：把人類正常的理想主義上升成為一種意識形態，一種狂熱的思潮，一種激進的、否定人類社會一切現存基礎的對終極目標的追求，就可能給人類社會帶來災難。本來,對平等的追求是人類社會的高尚理想，但是對平等理想的非理性拔高就可能形成反生產力的平均主義，讓大家實現了形式上所謂的平等，卻失去了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和競爭，最後形成大家一起平均窮困的局面；本來人類對天下為公的追求是非常進步和正面的，但是如果把人類對社會目標和公心的追求非理性地拔高為一種意識形態，要求大家完全大公無私，或是狠斗私字一閃念的時候，這樣的理想就會走向反面，因為對私心和個人利益的完全磨滅和忽視會嚴重挫傷工作熱情並導致生產效率的大幅度衰退，革命的意識形態固然可以激勵人於一時，但是持續地對個人正當權益的忽視最終會導致生產力的下降；本來對經濟發展的計劃安排作為對原始積累時期資本主義弊端的矯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把一種經濟手段的運用非理性地拔高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和制度安排的話，就會嚴重窒息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動力，並且會嚴重束縛生產力的發展，計劃經濟的失敗給了我們很多教訓和啟示，那就是用一種國家大包大攬、完全取消市場機制、價格信號和供需關係的機制來發展經濟，可以在特定的時代動用國家整體資源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忽略了千變萬化的市場機制和消費者需求、並且無視價值規律的運行，最終會給經濟發展帶來災難般的後果。蘇俄的十月革命是人類從理想主義到意識形態的急劇上升，其所推動的價值基礎最初多是正面的，比如人人平等、反對剝削、世界大同，但是從善意的理想主義上升到狂熱激進的意識形態僅僅是一步之遙，如果人人平等演變成平均主義的話，如果反對剝削演變成階級鬥爭和階級消滅的話，如果世界大同被世界革命所取代的話，一些讓這些理想的創始人完全無法預料的後果就會產生了。相信我們今天聽到這樣的言語依然會心有餘悸，這實際上就是非理性地追捧意識形態的結果。蘇俄的革命家列寧自己也曾經說過：真理與謬誤僅僅一步之遙，但是在蘇聯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嚴酷的政治迫害讓蘇聯僅僅在1936年到1937年的肅反期間就有上百萬人死於大清洗，而在1970年代柬埔寨紅色高棉統治期間，一百多萬柬埔寨人死於飢餓、勞累、政治改造和迫害，這佔了當時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這幾乎是人類現代史上駭人聽聞的事件。殘酷的歷史進程和變遷告訴我們：僅僅依靠理想主義，而忽略了人性的弱點和缺點，忽略了人類社會的複雜性，善花也會結出惡果來，甚至是從善花開始，結出前所未有的惡果。本來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是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家的美好理想，但是忽略了人類社會本身的權力結構、權力基礎和人性對權力的非理性角逐，沒有同時實現人類權力制度的約束和權力公有化，就會形成經濟制度公有和權力制度私有的局面，如果權力再被一位領袖極人物完全壟斷的話，就會形成一種為所欲為和無法無天的局面。如果領袖人物利用這種舉國一體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度來「改造」該國和推動所謂世界革命的話，其帶來的嚴重後果甚至會超過人類社會其它任何制度形態。畢竟在生產資料私有的社會裡，國家受制於所有制關係不可能調動全國生產力量形成舉國體制的局面。不加約束的私有權力加上完全公有的經濟制度被實踐證明是有嚴重缺陷的，而這一切的產生都和人類20世紀對理想主義，特別是對產權制度和無階級社會的革命性追求有很大關聯。

對理想主義的意識形態化的反思遠遠不僅限於對蘇聯和東歐國家共產主義制度實踐的反思，也會擴展到對西方國家理想主義非理性上揚的反思。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相對不太壞的一種制度，但是必需有一定的歷史、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等基礎條件相積累和搭配，筆者在前面幾篇崛起策的討論中已經多次提及。如果把人類社會的一種政治制度完全美化成為一種普世模式，並致力於全球輸出，甚至在受阻時採取暴力輸出的方式，這也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盧安達在民主化之後發生的兩大種族衝突的悲劇並在短時間裡導致100萬以上的平民慘遭屠殺，南斯拉夫在1990年代巨變后發生的國家一再分裂和民族仇殺的悲劇讓整個巴爾幹半島重新處於嚴重的碎片化狀態，這一切雖然不能完全歸結到民主制度上去，但是那種不顧各國複雜的歷史文化傳統而自以為是地認為民主制度包治百病、或是美國模式適用天下的理想主義要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二十世紀的政治實踐讓人對理想主義這個本來具有正面含義的詞語感到了一絲絲恐懼,其實並不是人類追求理想有什麼不對，關鍵在於對理想的意識形態改造可能讓好的理想完全走樣，形成善花惡果的局面。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與其說我們要遠離理想主義，毋寧說我們應該遠離狂熱激進的意識形態和極端思潮。人類回歸理性和中道才是我們最應該追求的。


II　另類意識形態的神話—— 新自由主義的濫觴
人類社會就是這樣奇妙，當一種意識形態化的理想主義終結后，另外一種神話卻可能同時泛濫起來。當今世界看起來仍然是左右思想共存和平衡的世界，但是實際上左派的思想處於明顯劣勢。儘管許多國家仍然存在社會政黨和共產黨，許多國家的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方興未艾，但是，從國家層面的角度來看，左派的思想的確是勢微了。一是由於過去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問題讓各國左派運動陷入低潮；二是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讓西方陣營數十年的對手改旗易幟，冷戰的結束標誌著人類社會新時代的來臨；三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改革，印度告別尼赫魯主義和甘地主義進入世界市場，越南的市場經濟改革，使得左派思想在全球範圍內失去了旗手國家。在國家層面上左派勢微的局面導致了二戰以後左右相對平衡的局面被打破，當左的一邊的激進思想被絕大多數國家拋棄后，右的方面的激進思想和神話就宣告產生了，另外一種話語權和解釋權開始企圖控制全世界，新的理想主義意識形態應運而生。

二戰後歐美國家普遍經歷了社會福利制度的擴張，資本主義受到社會思潮的改良發展出了現代的福利國家。儘管有多種原因可以解釋二戰後福利資本主義的建立和發展，但是一個不可否認的原因是，冷戰時代東西兩大集團的對峙使得資本主義國家產生了社會改良的緊迫感，不建立普遍的社會福利制度資本主義就可能在內部危機和外部威脅中解體。1980年代隨著右派的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執政，右派的自由競爭思想重新贏得了話語權，二戰後的社會福利國家受到了右派思想的挑戰。右派在英美兩國的重新崛起是對社會福利國家發展趨勢的一種反動，在這以後強調市場競爭和個人奮鬥的思想伴隨著全球化的浪潮逐步成為主導性話語。里根和撒切爾的右派思想和理念在1989年通過華盛頓共識的形式表現出來，華盛頓共識著眼於利用英美等國的發展經驗為全世界發展中國家提供所謂的現代化樣板模式，其基本政策和核心理念是：開放國內市場、消除貿易保護和貿易壁壘、去管制化、 自由貿易、促進市場競爭、貨幣匯率靈活化、建立浮動匯率、削減稅收、削減國家公共支出、削減社會福利項目、全面私有化、開放國內金融市場等等。華盛頓共識基本上代表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由於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普遍吸取了原始資本主義的教訓，放棄了曼徹斯特資本主義的模式，建立了全面的現代社會福利制度，北歐建立了社會福利國家，德國也發展出了社會市場經濟，資本的權力受到了很大的約束，完全的自由市場競爭模式被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拋棄，資本主義制度出現了人性化、文明化的傾向。勞動保護和社會保險制度的全面建立使得單純的市場自由競爭的思想不再成為主流。雖然歐美國家仍然採取的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模式，但是國家大量介入市場失靈和失敗的地方，提供和組織大量的公共社會項目和社會福利制度。在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歐美國家提高了稅收和社會保險費率，為建立社會福利制度提供了全面的財政基礎。而華盛頓共識的出現代表了自由主義思想改頭換面以新的形式出現在人類歷史舞台上，並開始角逐主流話語權。因為這是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共產主義日漸勢微和全球化席捲世界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因此這樣的自由競爭思想被稱為新自由主義。但是其基本思想核心和過去的自由競爭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要盡量削弱國家的力量、國家干預市場的力度、國家的公共支出幅度和國家再分配製度的規模。市場自由主義者醉心的是建立「守夜人」式的國家，就是要讓國家的功能僅僅限制在國防、外交、公共安全等基礎領域，除此之外國家什麼都不用做，這就好像是晚上的守夜人一樣，只要保證了最基本的社會秩序，那麼國家就沒有任何義務介入其它領域。新自由主義者在社會福利制度已經大幅度擴展和社會觀念及社會人權思想深入人心的今天，已經無法完全倒退到原始資本主義的階段和國家無所作為的時期，因此他們不再宣揚廢除社會福利制度的思想，而是改頭換面地要求改革社會福利制度，儘力減少社會福利制度和削減社會福利支出，讓國家儘可能退出社會公共項目的領域，讓市場接管國家的許多基本職能，比如讓市場以產品的形式提供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鼓吹私有化一切領域，包括用水、電氣、能源領域、通訊領域、教育系統和社會福利制度等等。

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全面興盛和重新崛起以及華盛頓共識的出現代表了全球意識形態領域的右擺，資本主義從戰後的「劫富濟貧」的階段又重新出現了向「劫貧濟富」方向發展的趨勢。左派的計劃經濟和中央極權的理想主義和意識形態破滅了，在全球淪為邊緣思想，右派的市場神話在封存了很久以後又重新出山，形成了改頭換面后的「新」理想主義。這裡可以從美籍日裔歷史學家福山在1992年《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一書中對資本主義熱情的謳歌可以看得出來，此君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和意識形態的亢奮宣揚美國的自由市場民主模式已經在全球取得決定性勝利，從此地球上的任何國家都必須朝向美國模式發展，他進一步以宗教般的虔信宣稱人類歷史發展已經達到頂峰，而且進入了歷史終結階段，美國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是不可超越的，任何一個國家都必須主動向美國模式靠攏。這樣的話語非常類似左派對終極目標的描述。不同的是，左派宣稱人類社會要實現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終極目標還要假以時日，起碼還要等100年或是幾百年，至少也是要到本世紀末才有希望，而右派的理想主義者認為全球大同已經實現了，美國目標就是全球目標，美國模式就是全球模式，美國夢就是全球夢。左派和右派理想主義者觀點完全相反，南轅北轍，但是雙方的思維方式卻是驚人的一致，那就是神聖化人類的某些主義和理想，認為這就是人類的終極目標，為了這個偉大目標大家要不惜一切代價以宗教般的狂熱去達到這個目的。而市場至上主義和市場神話早就在資本主義初期被證明是行不通的，即使是資本主義天堂的美國也不可能完全倒退到曼徹斯特資本主義時代，如果是那樣的話，美國一定會陷入貧困急劇增加的社會動蕩和社會內亂中。但是新自由主義者偏偏要熱捧華盛頓共識，全面炒作華盛頓共識，炒作得好像只有按照華盛頓共識改革才能實現現代化不可。事實證明，後進國家完全按照新自由主義路線改革是走進陷阱，俄羅斯、智利、阿根廷、菲律賓以及東歐一些國家是全球最嚴格按照新自由主義方向改革的樣板國家，而這些國家都先後經歷過嚴峻的經濟危機、貨幣貶值、金融風暴和社會體系崩潰等動蕩不安的時期。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國家採取華盛頓共識的改革后，貧困人口都大量增加，社會矛盾急劇尖銳，民族產業普遍被跨國公司特別是美國公司控制，國內經濟產業出現了寡頭壟斷的現象，許多國家發生過金融體系的崩潰。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實踐再次顯示，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和社會理念都不是完美的，都需要有不同思想的平衡與中和，無論是採取極左的理想主義，還是採取極右的理想主義，都是非常不可取的。只有在左右思想的平衡中，採取現實主義的態度，隨著時代的發展進行微調才是最為理性的決策行為。人類的社會政治理念和政策制定一定要告別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意識形態、終極目標和某種彌賽亞般的宗教情緒，走中間道路，才是正道。如果人類社會總是在左和右之間進行激烈地搖晃和擺動，動不動就擺出理想主義的狂熱，那麼我們就不可避免還要經歷更多的動蕩和災難。


III 公共產品
市場機製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手段的確顯示了其優越性和合理性，尤其是在以前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民眾感覺尤其明顯。從商品短缺，物資匱乏，到商品豐富，市場繁榮，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能最深刻地體會到體制轉軌帶來的滄桑巨變。其實市場機制的動力說到底就是一個「私」字，由於假定了「芸芸眾生，皆為利來」，於是乎按照亞當·斯密的觀點，如果每個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會在總量上促進社會生產的極大發展和資源有效配置。如果對市場機制能夠有一個理性的認識的話，我們會認識到市場經濟有極大的優勢，但是也有天然的缺陷。由於每個人在本質上都是在追求個體的利益，那麼一些公共項目的產品和公益目的的產品該有誰來生產？在市場競爭中失敗的公民，或是無力參加市場競爭的窮人該怎麼辦？我們是否要建立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社會，也採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方法，對於市場經濟下的弱勢群體放任自流，任其自生自滅？我想，在二十一世紀人類文明的今天絕大多數人都會說我們不要這麼一個殘酷的弱肉強食的社會，我們需要一個充滿活力和競爭力的市場機制，我們也需要國家投入到公共項目、社會福利和公益事業中，我們也需要節制資本的無限擴張，鼓勵公民自由結社，形成國家、市場和社會相互平衡的局面。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市場主義的神話帶來的危害性。這又回到剛才的話題，把人類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和機制理想主義到神話的地步，都是危險的。新自由主義主張削弱國家的力量，讓國家降到最小化的程度，同時實現市場最大化，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私有化就是最重要的手段。本來私有化並不一定意味著是壞事，在許多國家進行通訊和郵政領域的私有化后，民眾都會發現通訊費用在市場競爭條件下實現了大幅度下降，而以前壟斷的通訊巨頭也被迫改善服務質量，吸引顧客，消費者能夠明顯感覺到競爭帶來的有利於自身的好處。「顧客是上帝」第一次成為可能，因為大家可以貨比三家了。但是私有化的驅動力始終在於「盈利」和「利潤」，實現成本和銷售額的核算始終是一切私營企業的出發點，如果把私有化擴展到所有領域，則會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結果。美國在2005年新奧爾良發生的颶風事件中，防衛海水的大壩潰然決堤，全球的電視觀眾得以目睹這個超級大國的另外一面，貧富差距兩極分化，公共設施嚴重不足，救援行動和調度混亂無序, 那些貧困階層的美國人數日等待救援的悲慘景象讓我們今天仍然記憶尤新。但是新奧爾良悲劇的重要原因是，國家把本來應該由自己完成的公共設施的建設 — 防洪大堤交給了私營企業，私營企業為了謀取利益，在離海水很近很危險的區域破壞了大片海邊灘塗, 建立了繁華的商業區、舞廳和酒吧，甚至房地產商還建立了便宜的民宅，吸引窮困的老百姓來居住, 這些短視的商業行為使得城市在海潮和洪水面前缺乏必要的緩衝。而最應該完成的事 — 修繕年久失修的防洪大堤卻沒有人來完成。我的一位德國朋友在1970年代曾經乘海輪去過新奧爾良，那時侯他就發現大壩問題和漏洞很多，存在著決堤和全城被合圍的危險（新奧爾良地勢非常低），而新奧爾良市的居民也完全知道這個危險，在那個時代大家就在談論可能發生的大壩崩潰的危險，一直到2005年，終於發生了早已意料到的慘劇。開發商在風暴來臨之前早就逃之夭夭，剩下的最低階層的老百姓就承擔了最可怕的惡果。新奧爾良慘劇提醒我們去思考，什麼是可以私有化的領域，什麼是不能私有化的領域。美國國內最近又開始討論監獄和法院私有化的問題，我們不得不問，這些領域也可以私有化嗎？

這裡我們必須引進一個概念，那就是公共產品。公共產品定義了那麼一些產品，由於其消費不僅為個體帶來了利益，從整體來看，也為國民經濟和整個國家的宏觀發展帶來了正面效用。公共產品還包括那麼一些產品，由於其稀缺性和公共性必須由國家來生產，而這些產品的消費也會帶來整體經濟效應。一個例子是教育和醫療，這兩個項目都是屬於典型的公共產品，應該由國家的財政收入來提供。教育的重要性不僅在於每個學生在課堂上所學到的知識，和這之後由於知識積累為個人事業成功創造了重要條件，教育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其「額外效應」，也就是教育為整體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合格的人力資源，這樣的人力資源恰恰是一個現代化社會最需要的。醫療的道理也是同樣的，醫療的確是每個公民個體的事情，但是卻絕不僅僅限於個人領域，因為醫療公共事業的發展為整個國民經濟提供了健康的國民、生產者和消費者，為國家長遠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從國家宏觀的角度來看，良好的醫療條件和公共教育制度是一個國家經濟起飛最基本的條件，因為這樣的制度培育了人力資本，而這樣的人力資本可以被市場機制有效地運用和整合到國民經濟發展中去，形成經濟奇迹和經濟繁榮的局面。因此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制度是典型的公共產品，具有強烈的利他、利集體和利國效應，具有強烈的公益性和經濟加乘效應，因此生產這類公共產品的主體角色只能是國家。因為在這些領域裡的主導原則應該是非盈利性、非功利性的原則，如果把這類產品交給市場和私營企業和機構，那麼這些私營機構必須按照成本和利潤的原則來進行核算，這必將損害這些產品的公益性質，讓許多貧困人口因為缺乏足夠的貨幣無法購買到醫療產品和教育產品。這裡可以看到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危害性：本來市場經濟是一種資源配置比較有效的方式，但是市場不能取代國家的功能，更不能將明顯是屬於公共利益和國民整體利益的產品交給市場，這種將市場經濟非理性上揚到主宰一切的市場萬能模式的後果是讓貧困人口大幅度上升，社會分配的不公正程度以爆發性速度增長，人力資本的培育受到嚴重損害，越來越多的公民既不會讀也不會寫，越來越多的公民因為醫療費用昂貴看不起病因而無法成為健康的生產者甚至過早的死亡，其結果是損害了一個國家長期可持續性發展，嚴重挫傷了國內消費，最終結果是國內市場和消費能力始終培育不起來，形成經濟衰退和失敗國家的局面。因此新自由主義者在全球推行的私有化浪潮，希望不加區別地私有化一切領域，希望把教育、醫療和養老金當作一種市場產品來銷售，其最後的結果不僅僅是在一個國家內部引起了貧窮上升和消費衰退的問題，而且勢必將引起全球消費衰退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窮人越來越多，而且他們必須進行越來越多的儲蓄來為子女念書、可能的疾病、退休后的生活而未雨綢繆，這勢必將大幅度削弱民眾的消費能力。新自由主義者無非是代表了全球資本和跨國企業的利益，希望不顧一切地削弱國家公共支出和社會福利，降低勞工工資，提高利潤，但是弔詭的恰恰在於這裡，如果社會福利經過私有化將貧窮人口排除在基本公共設施之外，再加上減薪項目，那麼資本主義的老矛盾又重新被點燃了：過強的生產能力，過多的產品，卻面臨著消費不足的問題。誰來消費這麼多產品？這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經典問題，新自由主義者從「劫貧濟富」出發，最終還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損害的還是自己的利益，因為老百姓越窮，就越缺乏消費能力，越缺乏消費能力就會造成越來越多的產品積壓和過剩，這時候損害的不僅是老百姓的利益，也損害了資本的利益。沒有了大眾消費，就沒有了資本利潤，沒有了金雞，當然就談不上雞蛋。

原帖由 yinqiangbaima 於 2007-3-10 09:25 發表
原帖由 yinqiangbaima 於 2007-3-8 08:28 AM 發表
此貼為英雄貼，字字句句乃錚錚之言，中華民族有如此兒女，何愁不能民族復興？   

you are Fuxx really sick!!

原帖由 yinqiangbaima 於 2007-3-8 08:28 AM 發表
此貼為英雄貼，字字句句乃錚錚之言，中華民族有如此兒女，何愁不能民族復興？

原帖由 opp19833 於 2007-3-9 16:48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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