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國外交生涯回憶

吳左金： 「滿洲國」外交生涯回憶


　　一、家世背景

    我是苑裡人，民前十年十一月十九日生。祖籍福建省詔安縣，第十五世祖吳山來台拓墾，傳至我這代已是第廿二世。共有兄弟三人，大哥左義，弟左煙。祖父吳清風，在日據時期為抗日分子。當年日本軍入苑裡，必須經過通霄，苑裡流氓王嘉芳帶日軍入苑裡，如辜顯榮帶日軍入台北一般，祖父與鄉民等二十七人（或三十二人）起而反抗、被日軍逮捕。當時王若願意保證祖父等人是良民即可釋放，但王卻不願意，所以祖父等人被抓到苑裡車站後面，綁在竹圍上槍決示儆，留下祖母和父親等孤兒寡婦，幸好日本當局未對家族追究。

    日軍統治趨於穩定後，父親吳添旺出來擔任苑裡地區的保正，前後三十年，為本地最有信用的紳士。台灣總督府實行土地丈量時，父親亦屬土地調查委員，日人曾對父親示意，需要多少土地都可划給他，但父親認為有了土地，需繳稅金，因怕繳稅所以不敢要。

    日據時期的保正，權力比現在的縣長還大。日本警察很重視環境衛生，看到居民丟棄死狗，死豬都要罰錢，若當場被撞見，馬上就抓回去教訓，因此很多人都來拜託家父為其說項，結果均非常圓滿，所以家父在地方極有信用。比如公學校校長缺乏預算、善良人被抓，亦找家父幫忙，家父即在保正事務所內為其設法，或是前去派出所說情，通常都能獲得解決、或無罪開釋，可見家父在彼時的影響力。


　　二、求學經過

    小時候我的身體很不好，常常生病，在我十三歲那年，隨祖母的外孫郭進木（台北醫學校畢業）赴日本留學，祖母說日本的空氣好，對我的身體有幫助，所以托他帶去當小留學生，就讀於東京神田町的錦華小學校。當時林獻堂先生也送其子孫輩到日本留學，並於東京租一間房子給他們居住，托拓殖大學教授柯秋潔照料；我留有一張老相片，是在東京的大小留學生和林獻堂的合照。那時我年紀小，獃獃的，同住的郭進木和女友談戀愛，每次他的女友來訪，郭進木即叫我到外面走一走，使我覺得自己像小廝一樣的被喚來喚去，心裡很難過，因此待了三年，唸完四、五、六三個年級即返台。

    十七歲考入台北師範學校，四年後畢業．在苑裡公學校任教三年。由於台灣總督府統治台灣，系根據法律第六十三號治理台灣事務，而當時台灣總督府曾實行愚民政策，在此情況下，以我台北師範的學歷，最高只能做到公學校的校長而已，但做教員到四、五十歲即需退休，退休金很少，根本無法應付往後的生活開銷；另一條出路是任職於總督府，然而台灣人想入總督府非常困難，除了限制人數外，當時也無職務缺額，因此我必須另謀出路。由於我對法律一直很有興趣，所以在卸除教職後，再度赴日投考明治大學法律系，當時的考試很簡單，而且日本大學不似台灣的嚴格，明治大學又為私立大學，沒有什麼嚴格限制，所以我很順利的進入明治大學就讀。

    民國十九年（昭和五年），我完成了明治大學法科的學業，那時很多台灣人在日本的地方大學畢業後，即留在當地的小機關任公務員，其實做公務員也不錯，並不會受日本人的壓迫，但我們和日本人是無法競爭的，除了考試及格之外，別無他途。所以我不願留在日本，直接回台灣。

    次年滿洲事變發生，中國東北置於日本轄下，隨後關東軍醞釀成立「滿洲國」，民國二十一年（昭和七年）三月一日，「滿洲國」成立；八月，我到滿洲求發展，適逢「外交部」招募工作人員，因此我通過考試，在「外交部」做了一年多的職員。在此之前，有人介紹我去找當時的外交部長謝介石（新竹人），請他代為安排，但根本沒用，因為「滿洲國」是日本關東軍扶植的傀儡政權，謝介石能當外交部長，乃因他原是關東軍軍部利用的人，在「滿洲國」未成立前，他即與溥儀，鄭孝胥等人非常接近，所以「滿洲國」成立，他才能擔任外交部長，是故，所有人事權全由關東軍決定，他根本無緣置喙，當我去找他時，他要我等候看看，但等再久，甚至一輩子也沒用，我知道很多人去拜託他，也都無功而返。

    後來實施外交官制度，我想與其一輩子當個委任官，不如以在職身分參加「滿洲國」的外交官考試，若第一年沒考上，次年再考，只要再接再勵，不怕不能成功。那時台灣人被視為中國人，能講一種外國語即可應考，我具有日語能力，考試比較容易。與我一同參加考試的台灣人尚有黃清塗，試場在新京（長春）。那時深恐自己考不上，因此和妻子約定，放榜當天若被錄取，在回家的路上將會高舉雙手為記，若否，妻子也不必追問，幸好果如所願。及格後分發的第一個職務，即是「滿洲國」駐朝鮮新義州副領事．展開我在滿洲的十四年外交生涯。


　　三、「滿洲國」見聞

   （一）「滿洲國」的體制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一日，關東軍策動的「滿洲國」成立，年號大同，定首都於新京（長春），國旗為象徵五族（漢，滿、蒙、日、鮮）的新五色旗；執政溥儀，國務總理鄭孝胥；建國宣言為建立王道樂土，達成五族協和的目標。民國二十三年，溥儀改稱帝制，年號康德，表面為立憲君主制，但實際權力則握於關東軍之手，為關東軍的獨裁政治，皇帝之下分成四府二院二局，四府為尚書府，宮內府，祭祀府，參議府；二院為立法院，國務院；二局為審計局，各外局。國務院之下又分成各委員會，總務廳及興安局。總務廳為「滿洲國」政務中樞，有軍事部（軍事顧問部），民生部（禁煙總局）、文教部、外交部、司法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廳），興農部（開拓總局）、交通部（郵政總局）、新京特別市（首都警察廳）、各省公署（各市．縣，旗公署）。原先只有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民國二十二年，熱河省併入「滿洲國」版圖；三十二年，關東軍將行政區重新劃分，包括新京特別市在內，劃分為十九省（吉林、龍江、北安、黑河、三江、東安、牡丹江、濱江、間島、通化、安東、奉天、四平、錦州、熱河、興安西、興安南，興安東、興安北）。

    「滿洲國」之成立，引起中國政府的抗議，提請國際聯盟仲裁，國聯乃派以李頓（Lytton，Victor Alexander George Robert，Second Earl 1876—1947）為首的調查團前來，民國二十一年八月，陸軍大將武藤信義為駐滿全權大使兼關東軍司令官；九月十五日，日滿議定書成立，此為日本承認「滿洲國」，及關東軍支配滿洲的基礎；十月李頓調查報告書(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e Into the Sino-Japanese Dispute ）出爐，請日本軍事勢力退出滿洲，日本關東軍不予理會，並於二十二年三月退出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來時，曾到外交部，所有行程由外交部安排，但是時我的職位尚低，詳細情形不太清楚。而日本報紙則宣傳李頓者流是來壓迫日本人的，當時日本駐國聯代表為松岡洋右（曾任滿鐵總裁），在李頓來滿洲前兩三年，即至莫斯科與蘇俄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滿洲國」的公務員皆著協和服，協和服之款式為：領子外翻，前襟為雙層；扣子縫於內側；胸口及下擺各有兩個口袋，口袋由外縫於衣一，沒辦法裝很多東西，不似中山裝的口袋可以裝很多錢。褲子則與一般相同。另外有一頂圓帽，用一條繩子綁在上衣口袋上，很難看；帽子上方則有國旗，表示公務員的身分。平常我們皆著協和服，樣子不難看，但圓帽很少戴。

   （二）任職新義州副領事

    1. 初任新職

    到滿洲之後，我和任職於「滿洲國」的日籍官員共同學習滿洲話（即北京話）；那時我們有個語言津貼，學成後測驗，及格者分一、二、三，三級，考頭等的人發三個月獎金三十元，二等的二十元，末等只有十元。考試結果，我以三級及格；同為台灣人，任職於文教部的陳錫卿先生，則因年輕學得好，考上一級。學會滿洲話，在會議時很有幫助，因為會議中，日語和滿洲話都說，有人說日語，稍後即翻譯成滿洲話，反之亦然，若兩種語言都懂得的話最好。

    民國二十三年（昭和九年），新義州領事館開館，由國務總理署名的任命狀，派我赴朝鮮新義州擔任副領事，領事則是滿洲人，當時領事由新京奉領溥儀皇帝的玉照回到新義州車站，我著大禮服去迎接，車站四周及沿途均由警察實施交通管制。開館典禮時，會場懸掛「滿洲國」五色旗和日本國旗，氣氛莊嚴隆重。在新義州領事館，前後兩年才凋回新京的外交部。在新義州期間，對當地居民的風土人情多少有些了解，不過那裡的人不多，糾紛亦少，中國僑民多為滿洲人，並無台灣人。

    當時國民政府在朝鮮亦設一中國領事館，負責當地中國僑民的事務，但中國僑民發生糾紛，多利用「滿洲國」新義州領事館的權勢。因為日本比較偏向「滿洲國」這一方，所以僑民有事都來找我們，通常只要協調一下即通融過去，而中國領事館的作用則不大。在我任內，曾有一兩個中國僑商被日本憲兵抓走，他們跑到領事館求救，我去說情，日本憲兵隨予放行。

    2. 痛失手足

    弟弟吳左煙，於日本新瀉醫科大學就讀，在校為橄欖球健將，有火車頭之譽，在日本非常出名。與當地的舟崎正子小姐相戀，舟崎小姐的父親是辯護士（律師），認為台灣人是三等國民，不願將女兒嫁給台灣人，所以弟弟和舟崎小姐極端痛苦，最後兩人於旅館雙雙殉情。時為民國二十四年（昭和十年）一月十日，我在新義州驚聞此事，異常哀痛，急赴新瀉了解究竟。在得知事情全貌後，覺得弟弟不應出此下策，若家長不答應，小倆口搬到外面住就好了，何必尋死？而舟崎先生與我會面後，才知我們並非下等人，有點後悔不應如此反對，但為時已晚。

    稍後我將弟弟及舟崎小姐兩人的骨灰，合盛於一個骨灰罈，雙方家長各持一半，我帶一半回台灣，在日本的墓地即位於新瀉醫科大學宿舍旁，前幾年我曾帶媳婦，孫子前往祭拜。

   （三）任職新京外交部

    民國二十五年（昭和十一年），我調回新京外交部，擔任外交部政務司第一課庶務官，三年後升任課長；民國三十二年（昭和十八年）派駐汪政權轄區內的濟南擔任總領事。在政務司課長任內，日蘇在滿蘇邊境發生「張鼓峰事件」和「諾門坎事件」。

    1. 張鼓峰事件

    張鼓峰位於「滿洲國」琿春縣最南瑞，靠近朝鮮及蘇俄沿海洲的邊境，在圖們江北方間島地域的山脈中，雖只是一個海拔一百五十公尺的丘陵，但站在山頂便可一眼望見朝鮮的鐵路和羅津港，為戰術上的要衝之地。日本如取得這座山峰，其軍隊便可以監視海灣及其附近區域，並在必要時使其處於日方炮火控制之下。俄軍則於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乘機佔據張鼓峰山頂，構築陣地。一時之間，日俄兩國陷於緊張狀態，最後關東軍部妥協於俄方所提的停戰協定。但日俄兩軍卻是暗潮洶湧，一年後又發生諾門坎事件（蘇俄又稱ハルヒゴ－ル(Khalkhin－Gol)事件）。

2. 諾門坎事件
    諾門坎是蒙古地名，介於滿蒙之間，中間有條哈勒欣河，日方認為以哈勒欣河為界與外蒙接壤，外蒙（蘇俄）則指界線在哈勒欣河以東平野，兩者各執己見，互不相讓，自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以來．即陸續發生小規模的衝突。四月，關東軍訂定國境紛爭處理要項，第一線部隊越境攻擊；五月十二日，外蒙騎兵渡河開入滿洲國境；十四日，日本軍出而迎戰，雙方終於發生大規模的軍事衝突。

    此事件蘇聯早有預謀，事先在哈勒欣河底部造一可通戰車的地道，日方在河這邊掘地修船，五月某日午夜．俄軍忽開來大批戰車，對滿境日軍噴火，煞時火光衝天，屍橫遍野，小松原師團的滿境日軍與之苦戰；八月二十日，蘇蒙軍大軍壓境，日本軍死傷率達百分之七十三，共一萬一千多人（多為蒙古人，滿洲人，日本人不到十分之一），此為關東軍建軍以來的最大敗績，我們組成代表團前往現地時，屍身仍未收完。

    諾門坎衝突後，由「滿洲國」外交部派一位蒙古人為主任委員，及十四、五位成員，另外關東軍派技術人員十餘位，共同組成國境確定談判委員會，赴蘇俄赤塔，與蘇俄外長交涉，要求返還屍體及俘虜，並於九月十五日成立停戰協定，我為外交部調派成員之一，負責談判期間的文書工作。會議之初，因國際局勢至為緊張，蘇聯刻意對滿洲和日本示好，用專用特別列車往返載我們與會，會議期間亦招待周到，特別清出一間旅館供我們居住。前後共兩星期。兩國確定國界，由關東軍負責測量，大體照蘇方主張達成協議，於民國二十九年八月正式予以認定。

    此一會議結束後，日本外相松岡洋右訪歐，並赴莫斯科簽定日蘇互不侵犯條約（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如今回想，我以一台灣人而能參加此一國際會議，感覺很光榮。

    3.「滿洲國」的外交官

    「滿洲國」成立，世界各國原先只有義大利、德國、日本三個國家承認，和他們均訂有國家間的協定，稍後，泰國、捷克等國亦陸續與之訂交。義大利墨索里尼曾至「滿洲國」訪問十天，事前外交部發出公文徵求懂得義大利文者，結果全「滿洲國」的官員中，僅有井上先生通曉。井上先生的父親曾編纂義文井上辭典，可謂家學淵源。墨氏去後，井上留用於外交部。

    滿洲共在中國天津、上海、北京、南京、濟南，以及朝鮮的新義州設有領事館；國外僅羅馬，柏林兩處。其中北京是大使館，上海、天津、濟南、南京是總領事館，新義州僅是領事館。至於外交官的監督權責關係，依「滿洲國」法律論，外交官中，特任官由皇帝委任，總領事屬簡任官，領事屬薦任官，簡任官以下均由國務大臣任命。以我為例，國務大臣發公文「任命吳左金派任領事」，外交部則是「領事吳左金派在濟南辦事」，所以外交政策命令需受外交部的指示監督。總領事、領事以下，受駐在國的大使指揮監督。當時並無硬性規定多久回國述職，述職地點亦不固定。如我第一年到南京開會，第二年就到朝鮮，而且各地區的外交官集合地點也不同。

    在新義州為副領事，薪給為二五○元，派任濟南總領事則屬國外，所以薪給較多，每月三五○元，花用不完。因我並無在大陸久居的打算，所以很多同事在當地購地買屋，我則將余錢寄回台灣；沒想到戰後那些曾經回台把房子賣掉，「滿洲國」產業又丟了的人變得一無所有，我反而較好了。也許這是上帝的旨意，否則我怎會這樣打算。

    4.喪妻之痛

    太太鄭鴛鴦為我苑裡的同鄉，其祖父為清朝的文秀才，叔公則是武秀才，為苑裡地區有名的家族，我們經由媒人介紹成親。十七歲時，我剛過在台北師範學校的第一個暑假，祖母即要我娶她回來，但我甫入台北師範學校，不願意這麼早成婚，因此與她約定四、五年後再娶。後來她至淡水女學校讀書，在此期間我不敢寫信也不敢去找她，每次回家父親和祖母都會在我耳邊念個不停，比如說祖母這麼疼我，不應該惹她生氣；或是我不結婚，祖母不會安心，若她過世了少個人送怎麼辦等等，雖然覺得她們這種想法是舊頭腦，但經不起祖母一直勸說，只好答應。結婚那年我二十二歲，鴛鴦二十歲。

    婚後我們一直很恩愛，她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我受她的影響，也信仰上帝。民國二十四年（昭和十年），我送弟弟的骨灰回台安葬，辦完喪事，回新義州時，即攜眷同往。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戰後，當時長春因為自來水已沒有鉛制水管，所以用水泥管代替，埋在地底，受霍亂菌的滲透，長女和鴛鴦同時喝了受感染的水，當時沒藥可治，太太抵抗力較弱，因而病逝，時年四十，與她同時感染的多是當地的家庭主婦，亦皆病逝。舉行日式告別式後兩個月，我被調任濟南總領事，次年（民國三十三年），才將她的骨灰帶回台灣。

    愛妻過世，可說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打擊，是時長女錦鶯十九歲，次女錦雲十七歲，長子天生十四歲，幼女錦娥十二歲，我父兼母職，獨力擔負起教養的責任。不意戰後國民政府以漢奸罪名將我逮捕，次女錦雲因之焦慮過度，精神耗弱，使我對國民黨的政治完全失望，回台乃專心照顧子女，不涉仕途。

    5.淺談幾位人物：

    ⑴ 陳重光

    我在滿洲共待了十四年，同行或認識的台灣人如今差不多都凋零殆盡，和我同時期回台者，我可算是最高齡的，陳重光八十一歲，算是小弟弟。他在滿洲新京做生意時，與我很熟，後來他到上海，我三次因公出張（出差）赴滬，都由他招待。陳的頭腦很好，在大陸來來去去從事貿易，妻子為日本小姐，父親曾任日新國民學校的校長。

    ⑵ 林景仁

    他是板橋林家的少爺，號小眉，在「滿洲國」任外交部歐美局情報司長，詩文很好，英文亦佳，不過因他是有錢人家的少爺，仍不改好賭的本性。太太是印尼華僑張福英，但精神有異，長年住在精神病院。在新京他住我的隔壁，生活放蕩，常向我借錢，我說：「我賺的錢還比你少，怎麼借錢給你？」不過他的房租仍是我替他交的，後來他跑到廈門一段時間，最後在新京過世，葬禮亦由我代為安排。我還保存—張當時葬禮時的照片，這張照片也許林家都沒有也說不定。

    ⑶ 陳錫卿

    陳在滿洲任職於文教部，初到滿洲與黃清塗先在大同學院訓練六個月，這裡的學員多是在日本或台灣錄取的滿洲官員，訓練項目包括開車、騎馬等適合年輕人的運動。後來陳派赴安東做視學，放假常坐車到新義州來找我，因為新義州的蘋果比安東便宜很多，人蔘也物美價廉，安東和新義州之間只隔一條鴨綠江，平時走鴨綠江上的鐵橋，冬天江水結冰，人們多踏冰而過。陳回台後曾任彰化市長、縣長。他為人很好，朋友拜託的事，在法律範圍內，都儘力幫忙。後來又擔任過省府民政廳長。

    ⑷ 黃子正

    他是溥儀的御醫，和我及陳錫卿都是好朋友，在長春開大同醫院，假日我們這些台灣同鄉皆至其住處聚會。

    ⑸ 吳金川

    吳先生是「滿洲國」中央銀行的要人，有關「滿洲國」的財政及經濟問題他最熟悉，回台後曾任彰化銀行的總經理，為楊肇嘉先生的女婿，現在身體不太好，走路不怎麼方便。

    ⑹ 黃清塗

    在「滿洲國」政務司任官，晚我五，六年到滿洲，他一直待在新京。回台後曾任台北市商工課長五年，之後又擔任松山區長九年。甫於今年（八十三年）元月三十一日過世，享年八十二歲。

    ⑺ 黃千里

    東京早稻田大學英文系畢業，在「滿洲國」總務廳任統計課長；光復後回台，吳三連為台北市長時，他為自來水廠廠長，今在美。

    ⑻ 吳三連

    為台北師範學校早我三屆的學長，東京商科大學畢業。我在東京留學時，彼此又碰面，此後一直保持聯絡。赴大陸後，我在濟南，他在天津，曾言要來濟南找我，但未成行日本即投降。

   （四）滿洲點滴

    我覺得在滿洲，日本人的確用真心建設，到那裡的日人多有久居的打算，這和在台灣的日人不同，在台日人多半想撈點錢財即回日本，所以在滿洲日人較好相處，較無優越感。他們曾對新京做了非常完善的都市計劃，建築完全按照設計施工。

    在滿洲的台灣人有小型和大型兩種聚會，我和陳錫卿、黃千里、黃清塗等人常舉行小型聚會；大型者則約兩年一次於新京開辦，每次聚會即通知任職於各部的同鄉，大家聚合後，登錄姓名資料以便聯繫，當時約有二十多人，聚會都講台語。現在在台灣有個東北會，我曾要求他們開會時通知我，但都沒下文，不過現在我行動不方便，必須有人陪我一道去才行，否則也無法參加。

    離開東北後我不曾再回去，四、五年前想回去看看，但坐飛機到北京後需換機到長春，之後再換機到濟南；而中國民航的國內線實在太危險。根據他們每年十架平均掉下來一架的紀錄來看，我不敢坐。若回大陸，我最想去看的是濟南的監獄，以及在長春住過的地方，三年前兒子曾到長春，我告訴他當年住處的地點，他仍記得，回來告訴我房舍仍在。（房子是日本人蓋的，我承租。）

    滿洲和日本比較起來，日本氣候較好，滿洲在十月份就要用煤氣取暖了，因此「滿洲國」當局於每年十月至翌年四月皆有冬季津貼，當做公務員購買煤炭生火取暖之用。

    「滿洲國」政府曾設一六年制的建國大學，專門培育「滿洲國」的官員．從這裡畢業的學生，出來都有工作，台灣人很多［按：修完全部課程畢業的只有三人］，現在差不多都七、八十歲。

    在滿洲的小學、中學分兩種，一種是日本人的學校，另外有專為滿洲人設的小學校、公學校及中學，對其學制我沒有研究，不太清楚，台人子女都上日本學校。

    除學制的不同，在滿洲的日本人和台灣人，待遇是相同的，不過在生活津貼上稍有分別；至於滿洲人，待遇也差不多，但他們沒有生活津貼。此外，委任官因月薪較低，有生活津貼，升薦任官後，因薪水高，不再津貼。

    滿洲醫學校很多，奉天醫大很早就有了，此外哈爾濱、新京也有醫科大學，有不少台灣人前往就讀。當時苑裡好多人到滿洲念醫學校，大部份就讀於青島醫科大學。如陳南洲、陳南垣、陳南邦等，皆回台開業。我的大女婿劉震嵩，亦畢業於青島醫科大學。

    我在新京的生活並無特別的娛樂，假日都帶孩子出外午餐，逛逛金泰洋行，只要兩元即可大快朵頤、飽餐一頓。


　　四、牢獄之災

    二次大戰結束時我在濟南擔任總領事，領事館為德式建築，由「滿洲國」向德人購得。總領事之下設副總領事一名（由日本人擔任），及五、六個館員。在我任內，濟南當地非常平靜，多半處理一些小糾紛，即使是大糾紛，也只是無端傷人的案件而已。總領事有機密費（即庶務費）可運用；在滿洲和日本，機密費並未設限，只要是業務需要，申請多少都會允許。機密費主要用來支付收集情報的支出和國慶紀念日、萬壽節（溥儀皇帝生日）時，策動記者報導及登廣告宣傳的費用等。至於總領事館和濟南政府方面的聯繫，有事即由館員以電話直接和濟南省政府外交課接洽。濟南時為汪精衛政權轄內，所有接觸僅是一般事務，並無「中滿提攜」之事。

在日本投降前兩日，「滿洲國」外交部曾打電報來，要我看看所余公款尚有多少，分發給副領事，領事和職員後，造冊呈報至外交部。我完全照辦，心裡已有譜（知日本即將投降），同時希望濟南不要發生動亂，否則就麻煩了。
    當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的軍隊進入濟南時，好多士兵，今天穿草鞋，明天就穿皮鞋，全是敲詐來的。我在領事館，每天都有土兵要來領東西，我要求他們拿證明來，因為接收沒有證明，我無法確知他們是否為冒領，是誰拿了這些東西，我必須留下憑據。後來有個階級高一點的人拿了證明來，我才讓他們把東西領走。在此之前，幾乎每天都有一些人來要東西，好像把領事館當百貨店，最後我自己連半套西裝也沒留下。

    當時我對中國的局勢不太了解，所以還很天真的認為：即使日本戰敗，依國際法，殖民地人民頂多遣回本土，因此對局勢並沒有太過憂慮，沒想到國民政府竟然以漢奸罪名把我關起來。

    在投降至被抓的幾個月期間，我曾想回台，但沒有飛機。我寄往北京的行李，因上面均寫著「滿洲國駐濟南領事館」，所以在火車運送途中即被搶光了，這是我全部的財產，再賺幾輩子也賺不回來，尤其很多珍貴的資料和相片也一併失去。在這段期間，我未曾到天津找吳三連，若去找他，和他在一起，我也許不會被抓。

    國民政府以漢奸的名義將我扣留，我問他們依據哪一條法令？他們回說依漢奸條例第二十七條。我再問此條例何時公布？回說民國二十七年[按：國民政府處理漢奸案件條例，於民國二十七年公布，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修訂，其第二條：「對於漢奸案件，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無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一）曾任偽組織簡任職以上公務員或薦任職之機關首長者。」吳先生應當是按此條例被審判。］我說當時我處在日本領土內，為日本國籍，何能得知此法，受此法之約束及制裁？他們乃遲遲未做裁決。

    濟南的監獄我差不多都待過，設備之差為全中國之最，剛開始被抓時，住在漢奸收容所，一大間囚房關四、五十人，擁擠不堪；吃飯佐以沒洗凈的菜湯，底下都是沙粒；麵包是小米做的，我吃了差點死掉，因為吃下去無法消化，上廁所全部下來。之後又將我送到警察署。原來重慶命令長春市政府送我回台灣，但他們以沒錢為由，將我送到警察署。在警察署內的監獄里，只有幾個榻榻米，卻擠了二、三十個人，晚上根本無法睡，每個人都側立著。後來又送到高等法院。

    他們一再追問我犯了什麼罪，我說我沒犯任何罪行。他們又問我是漢奸或戰犯？我說我二者皆不是。他們就說：「你是日本人，日本人就是戰犯！」我說：「戰犯應是主張開戰或決定侵華政策、屠殺中國人者才算，我僅是小小的總領事，怎能算戰犯？若我是戰犯，那麼台灣三、四百萬人是不是都算戰犯呢？」由於審我的檢察官無法決定怎麽處理，遂將我送到日本戰犯收容所。此收容所是日本人建的，故設備較好，在走道上有馬桶，由「犯人」輪流打掃。在這裡關的是濟南的書記官和濟南的總領事，還有一些將軍級的大將。在此約關了一百天。

    我前後被關兩百九十七天，經過多方奔走，國民政府才宣布我以不起訴處分無罪開釋，但我不知道是誰決定的。當時曾發判決書，但已遺失了。和我一起關的，只曉得有個朝鮮憲兵較早判決，已被槍斃，其他日本人的情況則不甚清楚。

    在獄中，我們連洗臉的水都沒有，遑論洗澡，故出獄後，我足足洗了半小時，才將一身的污垢洗凈，衣褲則全部丟棄。

    無罪開釋出來，已是民國三十五年年底，三個女兒已先回台，我帶著兒子坐飛機到上海，準備返台。在上海我們住台灣同鄉會館，是時已是空無一人，全都回台灣了。在等待期間，我們在上海住了四、五天，某次本欲搭飛機離滬，但我和兒子兩個人只買到一張票，所以沒能成行，沒想到這班飛機起飛不久即掉入海里，我深自慶幸，上帝保佑我沒搭這班「死亡飛機」。至民國三十六年正月，我們才坐船回到基隆。


　　五、大陸雜感

    在大陸期間我到過很多地方，屬於「滿洲國」者有吉林、奉天，哈爾濱、滿洲里、熱河、黑龍江；過山海關（越「滿洲國」國境）則到過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在大陸我覺得像是觀光，原本打算做到五十五歲，帶著保險費三萬元，及其他各種津貼、存款大約十萬元即退休回台，當個有錢人，但沒想到日本戰敗，行李又被搶光，自己還被關了二百九十七天，實非始料所及。而在大陸十四年來，對當地的環境衛生不敢領教，所以不喜歡留在那裡。

    到中國大陸的台灣人分好幾種，在廈門、福州這方面的台灣人素質較差，他們詐欺橫領、無所不至。除此之外，都是生意人、跑船的人，為貿易而來來去去。素質好的台灣人則去念大學，如北京大學或是南開大學等。謝東閔者流，在台灣受過公學校教育之後才去，是少部份為追求民主的高級人才，但大部份則是些不入流的人士。

    在滿洲，台灣人和日本人的待遇相同，並無任何差別待遇，在那裡的日本人不似在台灣的日本人般歧視台灣人，比如在台灣的日本人是不會和台灣人通婚的，但在滿洲卻有。不過在滿洲的日本人亦分成兩種，若原本在大陸之日人則對台人有歧視之感，直接由日本來滿洲者則不會。在大陸之日人視台人如在廈門犯罪的台人一般，以為台灣人都是較次等的人民，因此產生觀念上的偏差。

    有個領事即抱此種觀念，我要求他必須改變，因為台灣人亦有素質上的差異。來滿洲者多為大學畢業，通過日本政府的文官考試而來任官的，和廣東、廈門的台灣人完全不一樣，必須明辨，不可有唯我獨尊的精神。被我一說，他頓時面紅耳赤。另有一位新來的課長下村信貞（後來升任外交部次長，為對蘇交涉的專家，戰後被帶往蘇聯槍殺。）知道我是台灣人後，下午休息時間即來找我談天，最後表示他認識文化協會的蔡培火、陳逢源，因此對台人有好感，民國三十二年（昭和十八年），在我遭受喪妻的沈痛打擊時，他親自參加葬禮，並提拔我在兩個月後升任濟南總領事。翌年我帶亡妻的骨灰回台灣，他聯絡時任台灣銀行秘書長的弟弟，及台北市市尹（為其東京帝大的同學）在台北設宴款待我，我非常感激他。

    我對國民政府的觀感亦不好，缺乏法治觀念，到處可見貪污敲詐，所以日據時期到大陸生活過的台灣人都知道國民政府的污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