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重提通姦這檔事？最近落馬的貌似都是啊

　　最近，官員落馬，凡涉及到搞男女關係的，在通報時，都使用了「與他人通姦」的字眼。

　　當我第一眼看到「通姦」字眼時，被嚇了跳。通姦是指已婚人士自願與配偶以外的異性發生性關係的行為，現在已不是犯罪行為，中國《刑法》及相關法律中都沒有對通姦作出定罪的規定。但是，根據我對歷史的了解，在古代，通姦、尤其是官員通姦是相當嚴重的犯罪，各個朝代都有程度不同的處罰。

　　現在這些通姦的官員如果生活在周代，依照當時的法律，會被「沒收作案工具」——施以宮刑。如果生活在秦漢時代，普通人通姦，男的被罰去為國家修城，女的被罰去為國家舂米，而這些官員通姦，則按強姦罪論處，那基本上是死路一條。

　　這些官員如果生活在比較開放的唐宋時代，也仍然不是那麼好過，普通人通姦男女各判刑一年半，官員則「加奸罪一等」。要是這些官員生活在明清兩朝，就要在唐律的基礎上，再罪加一等。要是遇到朱元璋這樣對官員通姦尤為憎恨的皇帝，說不準臨時命令，沒收官員「作案工具」或是取了官員人頭都是可能的。

　　翻閱歷史我們還會發現，至少從唐代開始，規定官員不僅通姦犯罪，在自己管轄的範圍內與婦女通姦，對不起，罪加一等，降職除名。到了清代更是規定官員和自己部下的妻女有姦情，即「官吏奸所部妻女，加凡奸罪二等」。現在沒有這規定了，常見一個領導被診出性病，整個單位的女人都慌了神，急著去看病的荒唐景象。

　　再有一點，古代鼓勵對通姦者用私刑，捉姦在床的，可以直接打死姦夫淫婦而不負刑責。所以，我們常在影視劇中看到，通姦雙方被家族浸豬籠沉湖，朝廷並無問責。

　　古代為什麼要對官員通姦的要求和處罰比普通百姓嚴格得多呢？因為「君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官員有激濁揚清，帶頭在道德上以身作則和遵紀守法的義務。同時也從對官員兩性關係上更加嚴格的要求看得出，古人很早就明白了「權力是最好的春藥」的道理，所以想方設法杜絕官員以權謀色、權色交易，防止官員通過權力來掠奪「性資源」，才會對官員有高於常人的要求，通過嚴格的法律和道德懲罰，讓官員管好自己的「下半身」，要求他們不能與自己部下的妻女(那時極少女幹部，不然手就伸向女幹部了)，不能與自己治下的民女通姦，官員及其家屬不得在治地納妾。元代更嚴，禁止官員與在押犯人的妻妾通婚，甚至與其治下的民女通婚也不允許。

　　當我們回顧歷代對官員通姦的嚴厲處罰會發現，現在的官員實在是太「性福」了，凡在自己權力範圍之內的女色，他們似乎都可以漁獵，也有人心甘心情地以色奉獻、以性賄賂，甚至有幾個官員共享一個情婦的奇葩之事。試想如果不是因為他們手裡有權力，可以影響他人的利益，可以交換他們手中的利益，誰會願意主動獻身和進貢呢。是權力這副春藥起作用，官員管不好自己的小弟，通姦之事由是屢見不鮮。

　　雖然現在通姦已作無罪處理，法律已奈何不了官員們通姦，《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黨員紀律處分條例》，雖然對官員生活作風問題有認定，也只是作黨內處分，這些都不足以對官員形成有力震懾。於是中共藉助社會道德力量來向官員施壓，使用「通姦」這樣的字眼，意在藉助歷史的、社會的道德力量，來批判官員的不道德行為。

　　這固然表明中共反腐和加強吏治的決心，發出對官員失德零容忍的信號，但是，如果通姦受到的處罰疲軟，詞語的轉換對官員來說，並不能形成質實上的震懾。這種詞語的轉換無非是用一種「強烈譴責」代替另一種「強烈譴責」，實質上並沒有什麼區別。

　　過去，「生活作風問題」在過去是相當嚴厲的定性，一個人有了「生活作風問題」，男的被冠以流氓，女的是破鞋，遊街示眾，開批判會，遭到整個社會的歧視，永遠不能翻身。官員要是有「生活作風問題」，勢必跌到人生的谷底，前途命運就到此為止了，永遠抬不起頭做人。但是現在，有多少人將「生活作風問題」視為天大的問題呢？同樣地，又有多少人會通姦給予毀滅性的道德、輿論打擊？

　　現在反腐重新祭出通姦，已經無法重現當年人們對有「生活作風問題」的人人人喊打的局面，形成可怕的道德、輿論震懾；也不好反文明而行，再將通姦入罪。那麼，企圖用一個空洞的詞語來代替另一些空洞的詞話，效果恐怕有限。當反腐變成一種「文字遊戲」時，說明反腐已缺乏行之有較的手段，或者說，不治本的反腐令治標的反腐黔驢技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