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權延赤 走下聖壇的周恩來

可是，張水池這次糊塗了。心裡算了帳，楞是忘了給錢，追在總理屁股後邊上了車。 還沒坐穩，總理就問：「給了錢沒有？」

「哎呀，」張永池叫一聲，「糟糕，忘給了！」

「快給我把錢送去！」總理生氣了，大聲訓道：「要會算經濟帳，公私算分明，不 然怎麼行？」

類似的批評，我們都碰到過。剛進城時，我記帳交錢還不夠認真，挨了幾次批，認 真了。我們在總理身邊工作的同志們議起這方面的事，人人都能說出幾件例子。我們共 同回憶后，確實敢向全國人民保證：總理一生奉獻，即便日常生活也從沒佔過公家一分 便宜。那個年代，幹部基本都清廉，但未必都心細；總理既廉潔又心細，公私分明，一 絲不苟。1961年，中央辦公廳曾組織專人到各省市自治區調查中央首長身邊的人下來時 有沒有拿過吃過公家的東西而未付錢。調查后，毛澤東很生氣，命令從他稿費中拿出2 萬元退賠他身邊l組吃用的帳。周恩來身邊的3組最清廉，沒有此類問題。

這是總理以身作則又嚴格要求，既清廉又細心的結果。

總理吃飯，二忌鋪張浪費。

記得有次我們隨總理去廣州，他連續工作40多個小時，只睡了4個小時就起床了。 工作與睡眠的時間比是10：1。負責接待的同志怕總理身體吃不消，想叫他吃多吃好， 早餐時多加了幾碟地方小菜。總理剛來到餐桌旁就不高興了，把我們叫去，厲聲批評道： 「我在北京早餐的習慣你們不是不知道，為什麼搞這麼複雜？撤回去！」

我們知道總理的脾氣，在此類問題上歷來說一不二。忙去找服務員。服務員不肯撤： 「這算不得複雜，廣州人吃早茶就是這樣。再說，首長叫端上來的，已經端了還能再撤 下去？」

我們把服務員的話向總理彙報，然後提議：「這次已經端上來了，先吃吧，下次不 搞複雜就行了。」

總理要走：「那好，擺在那裡吧，我可以不吃早飯。」

這下子大家都慌了，服務員趕緊往下撤菜。軍區領導聽負責接待的人彙報后，很難 過。他們都知道總理的作風，難過的是怕總理的營養跟不上，這樣幾十小時連軸轉地工 作，累垮了身體。想了半天辦法，後來決定挑幾樣小菜，每樣取一點，合在一個碟子里 端上去。一碟菜很容易吃完，說不上鋪張，也不會浪費，總理沒再說什麼。

總理曾多次向我們隨行人交待：「一切按標準吃，按標準付錢。」他定有具體要求： 「不準吃山珍海味，不許擺水果擺糖，發現擺了要撤回去。」他還說：「搞複雜了就是 鋪張，鋪張本身就是一種浪費，這種情況一定要杜絕。」

記得有次去長春，我們照例把總理的一貫作風及要求講給了管理員。管理員以為是 說說而已，仍然超標準地上了菜。這下子惹總理生了氣，鄧大姐找來管理員，在他面前 親筆寫了各項要求，並一一作了解釋交待。

當時，管理員和廚師都很激動。廚師跟我們說：「我幹了這麼久廚師，大官見多了， 沒少為他們掌勺。有些人也說這不準吃，那不準上，也只是說說而已。還沒有見過像總 理這樣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絲折扣都不許打的首長。我算真服了。」

總理的不許鋪張浪費，吃飯時處處可以使人感受到。比如吃米飯，他一粒米也不肯 浪費。在那時的條件下，這種不浪費一粒米的精神尤其重要。偶爾灑到桌上一粒米，他 必要撿起來放嘴裡。他拾桌上的米粒與毛澤東不同。毛澤東可以用手拾起米粒放嘴裡。 總理不用手，堅持用筷子。哪怕灑桌上的米粒較多，他也是用筷子一粒粒夾起來，一粒 粒放入嘴裡。我常見這種情況，印象特別深，有時總理連夾幾次才能拾起一粒米，放回 嘴裡去。當他發現我在旁邊看著出神時，便微微笑了笑，點著頭說：「誰知盤中餐，粒 粒皆辛苦喲！」

總理吃飯還有個習慣，就是盤子里剩的菜湯要用開水沖一衝喝掉。即便餐桌上擺了 湯盆，他也要把盤子里的菜汁沖沖喝掉。在他影響下，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也都養成 了這種習慣。家裡吃飯，剩下菜汁總要在飯後用開水一衝，當湯喝掉。這種湯往往比做 的湯還好喝。

現在，我們的這個習慣又影響到孩子們也養成了這種開水沖湯喝的習慣。

總理吃飯，三忌特殊化。

總理愛吃南方各種綠葉蔬菜，越綠得濃越吃著香。記得中央開杭州會議時，當地交 際處的同志發現總理愛吃綠菜，就在我們臨離開的前一天，提來一筐菜請我們給總理帶 上。

「不行不行，」我們在場的人幾乎同時搖頭擺手，「總理對我們有嚴格要求，這種 事討不來好。」

「我們也知道總理嚴，公私分明。」交際處的同志拿出了發票，

「你們給錢不就行了？按市價。」

「那也不行。」我們還是不收，「搞特殊總理也不答應。」

第二天上飛機，成元功發現飛機上放了兩筐菜，立刻急了，趕緊找送行的交際處同 志：「飛機上那兩筐菜是怎麼回事？」

「不是專給總理的，是托你們帶到北京給中央幾位領導的，有發票，讓首長們都付 錢好了。」交際處的同志早想好了對策。給總理一個人是特殊，給中央領導同志每人一 份就不顯特殊了。

我們也這麼想，何況菜拉來再拉回去也不合適，就帶到北京，把兩筐菜交給了供應 處。供應處將菜賣給每位首長一份，按杭州的市價收錢。我們交供應處的菜，我們又拿 了錢去供應處買回一份，這實在是清明廉潔之舉了，理直氣壯交炊事員給總理做了吃。

誰想到呢，總理進餐廳，一眼看見菜，臉色立刻變了，大聲喊：「把成元功給我叫 來！」

成元功慌慌趕來，剛進門就聽到嚴厲的一聲責問：「這菜是哪兒來的？是不是杭州 給帶來的？」

成元功把經過如實彙報一遍。

「我和你們講了多少次，不許往回帶東西，為什麼不聽？」總理聲色俱厲。

「這不是專給我們一家，是帶給中央首長的，每家買了一份，我們又沒搞特殊……」

「北京的老百姓能吃到這樣的菜嗎？」

「……吃不到。」

「你還敢說沒搞特殊嗎？」

「我……沒想全面。」

「我能吃到，群眾吃不到，他們會怎麼說？想事辦事眼光首先要看到群眾，要和我 本人聯繫起來，和我的職務聯繫起來，和政治影響聯繫起來。飛機是接送我辦公事的， 不是拉菜的。我們自己制定出的規矩自己不遵守，讓下面遵守，別人遵守，那不成了只 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了嗎？和國民黨還有什麼區別！」

總理氣得飯也沒吃，給我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教訓。

事後，總理情緒平靜下來，又召集我們工作人員，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說：「你們不 要以為我要求得過分，我處的位置不同。這類事情最搞不得下不為例，讓一步就會開了 口子，開了口再堵就不那麼簡單，你花千倍百倍的力氣也不一定堵得住。一筐菜事情小， 從一筐菜開了口事情就說不清有多大。我在這個位置上決不許開這個口！」

國家進入困難時期，人們都到處找吃的，相當一級高幹也不能不把吃飽飯當作一件 事來對待，都吃不飽肚子。群眾在互助互濟，親友在互幫互救，許多高級幹部也開始互 相關心愛護。非常時期么，有些重災區很有些「活過來就是勝利」的悲壯氣氛，許多過 去所信奉的神聖原則現在都似乎可以靈活一些了。

青海省委書記見總理生活太清苦，心裡很難過，回去后，派人送來一些黃魚。這種 黃魚並非我們平常所說的海里那種黃花魚，是青海湖裡產的一種顏色發黃的魚。這種魚 不太好吃，但在那個困難時期，就格外顯得珍貴了。

周恩來馬上知道了這件事，立刻把管理局局長高登榜叫來，嚴厲下令：一、照價付 錢。二、批評青海，並通報全國各省。今後一律不準送！

實在說，總理也靈活掌握。魚如果退回去，勢必腐爛，在那樣的困難時期，一口糧 能救一條命，無論如何不能把這些黃魚糟蹋了。但是總理說：「一省送，數省就會效法 送；收一份，就會有更多人把東西送來，所以必須有斷然的措施。」

這個措施就是嚴厲批評，立刻通報各省區。

總理外出，無論住交際處、招待所還是賓館，都要求我們不許在小賣部買東西，他 自己當然更不會去買。因為那是清廉的時代，也是物質匱乏的時代。建國后，我們開始 模仿蘇聯的經濟模式，搞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後來又摸索自己的路子，卻始終不能擺脫 物質匱乏的陰影籠罩。直到鄧小平來設計這份藍圖，才終於擺脫這一陰影，走上具有中 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繁榮之路。

物質匱乏的年代，商品分配是個大難題，配發幾十種票證也解決不完這個難題。於 是，各省、市、自治區的交際處都設立了小賣部，賣緊俏商品，將質高價廉的商品供應 首長和外賓。總理對這種小賣部是很有看法的。

記得有次去昆明，總理自己掏錢請我們隨行人員吃了頓炒鱔魚絲，飯後大家說說笑 笑在院子里散步。

「小賣部開了。」有人說，「進去看看吧？」

「你們不要去那裡買東西，那裡面有名堂2」總理皺起眉頭說：「什麼內部價格呀， 你們不要佔這個便宜，要買什麼到街上去買。」

「街上沒有。」不知誰小聲嘀咕一聲。

「有就買，沒有就不買，幹嗎非買不可？」總理指指小賣部，「搞了這種特殊，再 講清廉也是虛假的。人家5元錢買不到的東西，你l元就買走了，你的100元工資就變成 500元了么。你再跟群眾說你只有100元工資，那算清廉還是算騙人？」

總理的不搞特殊自然使我們受感動，受教育。但對我觸動大，感動不已的，還是他 搞特殊化的時候。

周恩來夜間常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接見、處理國際事務或國內大事。按當時制度規 定，夜裡11點以後，可以吃夜餐。夜餐兩菜一場，有夜餐補助，每級幹部補助多少錢有 明確標準，按這個補助標準，夜餐實際上可以不交錢。

不到夜餐的鐘點，在人大會堂就餐都應交錢，並且定有交錢的標準。高級領導人交 8角，我們秘書工資低，交2角5分錢。

可是，總理在人大會堂吃夜餐，堅持照白天的標準，交8角錢。我們不好辦，人大 會堂也不好辦，因為夜餐有補助，明文規定了的，交錢也不好下帳。

我去向總理彙報解釋：「總理，夜餐補助是明文規定的，你不要補助堅持交錢我們 不好辦。你一向反對特殊化，你這麼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點特殊化。」總理點頭承認，「這是因為我的情況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 夜裡辦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么，怎麼能享受夜餐補助？」

「總理，我不能接受你這個道理。」我堅持意見，說：「你睡眠那麼少，一天只有 三四小時。如果夜餐算正餐，那麼白天就餐應該算夜餐了？那以後白天享受夜餐補助。」

「白天怎麼冒出來了夜餐？講不通么。你不要給我搞特殊。」總理揮揮手，「你去 吧，就照我說的辦。」

「就許你搞特殊，不許我搞特殊……」我小聲嘀咕著退出來。有啥辦法呢？只好按 總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隨總理的幾十年中，這是總理唯一一次「強詞奪理」地鬧特 殊。

隨著年齡的增大，總理工作量不減，飯量不減，但是變化還是在悄悄發生……

總理喜歡和群眾一道吃飯。在田間地頭，他與農民一道吃飯；在工廠礦山，他與工 人一道吃飯；在招待所、飯店，他喜歡和服務員一道用飯；在水庫工地，他和民工一塊 啃窩頭鹹菜……

這種故事太多了，公開出來的文章也不少。我這裡講的可能與以上的故事有些不同。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總理陪外賓外出參觀。那幾天他吃飯很費力，吃得慢，吃 得少。我認為這是睡眠太少，過於勞累造成的，心裡很犯急。

記得是在參觀大寨的前後，在一次行動前，我感覺他有什麼事要說，但沒最後拿定 主意。想到他吃飯的費力，我忙問：「總理，你身體不舒服吧？」

「不，我身體很好……」總理說得肯定。但我太熟悉他了，我能感覺出那種看不見 聽不出的異常。

「總理，你有什麼事吧？」

「嗯，」總理略一沉吟，望住我，用商量的語氣說：「這次活動，吃飯要一起吃。 你看，能不能設法把我碗里的飯弄軟一些？」

「可以。飯都是盛好了才端上來么。」

「搞特殊了。」總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澀。他忽然輕輕嘆出一口氣：「唉，我 的牙齒已經全鬆動了……」

總理髮出這聲輕嘆時，我看清了他變得灰白了的頭髮；曾經英氣勃勃的臉孔已經血 肉耗盡，臉孔和脖頸的皮膚鬆弛下墜，並且出現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銳的雙眼也深深 地凹陷下去……

我鼻子一酸，眼前模糊了，趕緊把臉轉向一邊。

「我的牙齒已經全鬆動了……把我碗里的飯弄軟一些，」這就是總理猶豫再三才說 出的「特殊」要求啊！

我沒有忍住淚，慌忙退出屋。

我哭了。一個人悄悄地哭了……

住
1949年毛澤東進京后，為防止敵人飛機襲擊，住在香山雙清別墅。周恩來有大量具 體工作要做，住在城裡。就住在中南海豐澤園裡的菊香書屋。

隨著形勢漸漸穩定，毛澤東可以下山進城住了。總理親自為毛澤東選住處。在中南 海看了各處的房屋，感覺還是菊香書屋的綜合條件好些。於是，周恩來決定自己搬出菊 香書屋，請毛澤東來住。自己再去另找住處。

那天我是跟隨總理一道去選住處的。總理對中南海的建築情況已經很了解，知道有 個西花廳還空著，抽空兒去看看房子。

西花廳，名字不錯，條件卻不好。位於中南海西北角，我跟總理剛進前院，就聽到 一陣隆隆的馬達聲，腳下便鮮明地感覺出地顫。看房子時，不時聽到一驚一乍的汽車喇 叭聲，聽管理人員說，夜靜時連車輪駛過的沙沙聲都可以清楚地聽到。

正說著，玻璃忽然響起來，那是被汽車馬達引起共振的原因。

「周副主席，這裡不行，太吵了。」我和大家一道發表見解。

「我住下吵，別人住下就不吵了？」周恩來邊看房間邊說，末了做個手式：「就搬 這裡了。」

這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式的建築，兩面臨街，隔一道牆就是大馬路，用總理的話講， 隨時可以聽到市聲，感覺上離人民群眾近些。這是西花廳最大的優點。

西花廳分前後院。後院的北屋，有周恩來一間卧室，鄧穎超一間卧室，兩人合用一 個客廳。吃飯時，客廳又作了餐廳。接待內賓在這裡，看電視、文化娛樂也在這裡。

房間質量比較糟糕，主要是年久失修，房子太舊。地是鋪了青磚，年頭多，到夏天 泛潮泛鹼，牆角一圈白鹼花印。

那年代沒有壁紙，牆壁雖然噴了漿，由於泛潮，不到兩年就都變灰暗。房間像一切 老式房屋一樣，都存在一個採光不好的問題，那種陰濕昏暗的感覺就更濃了。天花板也 很陳舊，像上了年紀的老人的皮膚一樣缺少光澤。我們多次提議翻修，他總是說：「我 們經濟還困難，又在抗美援朝，怎麼能為我花這個錢？你們想都不該這麼想！」

剛進城那幾年，總理在這樣的條件下辦公，落下個腿疼的毛病。

那是深秋時節，幾種不利情況全擠到一起：房子潮濕，地泛潮，又逢秋雨綿綿，總 理又是夜間辦公的習慣，我記得他批閱文件時，兩腿總是沒完沒了地上下顫動。那也許 是下意識動作，不少人坐久了有這種習慣，但總理還常常把左膝藏入右膝窩，這樣坐一 陣兒，又將右膝藏入左膝窩。我觀察一段時間后，判定總理不是「翹二郎腿」，這是用 兩腿輪替捂暖膝頭。

於是，我找來一塊小毛毯，輕手輕腳過去，蓋在總理的腿和膝部。

周恩來停下手中的筆，望我一眼，沒有反對，說了聲：「謝謝你了。我這裡沒什麼 事了，你休息去吧。」

以後，每年春秋潮冷之季，供應暖汽前後，值班衛士都要在周恩來夜間辦公時，替 他在腿上蓋塊毛毯。

朝鮮停戰，我忍不住提建議說：「總理，鋪塊地毯吧，其他首長都鋪了地毯……」

「不要，我不需要。」周恩來擺手。

「可是，屋子太潮，你又不讓翻修。首長們到你這裡來開會。坐久了都容易腿腳受 寒受潮，特別是一些老人，會鬧腰腿疼。」

周恩來似有所動，想了想說：「那好吧，辦公室可以鋪地毯，來客人共同得益。卧 室不許鋪，卧室只我一個人住，鋪了浪費。」

這樣，周恩來的辦公室里有了一塊地毯。但是卧室始終沒有鋪地毯。

周恩來的卧室陳設簡陋。他睡一張雙人木板床，上面墊一層棉花套，然後是一條普 通棉布褥子。被子也是普通棉布被子。他不喜歡花布，喜歡素淡。被面是豆綠色的平紋 布，被裡是普通白市布。開始他使用的是養麥皮枕頭，60年代，我們幫他買了個長方形 海棉枕頭，替換下養麥皮枕頭。對於這一新事物」，所費無兒，他接受了。

木板床的兩邊很「熱鬧」。床頭兩把椅子，腳下兩把椅子，「四星望月」一樣圍拱 著大木床。因為卧室里沒有衣服架，腳下放兩把椅子是睡覺放衣服用，床頭兩把椅子是 上床批閱文件時，放置文件用。

前面講過，卧室是總理「第四辦公室」，他每天要在床上辦公3至6小時。躺床上辦 公，吊燈顯然不適合，為了借光，周恩來不得不保持某種躺卧的姿式和角度，這樣是很 疲勞的。


「

我們向他建議：「總理，買個檯燈或是落地燈吧，這樣有利於辦公。」

「嗯，是得搞一個，辦公需要。」

我具體提議：「打電話叫賓館送一套來，他們有儲備，不用花錢。」

「自己用，搞那麼高級幹什麼？」周恩來把手一擺：「不要麻煩賓館，這屋裡也沒 人看你的檯燈樣式。」

「這不是變庫存積壓為有用么。」

「這件事還是按傳統辦；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總理比劃手勢：「一個落地燈， 很簡單，稍微動動手就行。」

結果，他請中南海里的工人用鐵管子自己做了兩個落地檯燈；卧室床頭擺一個，辦 公室擺一個。是30瓦的日光燈，用洋鐵皮打的燈罩。用了幾天，洋鐵皮反光，晃眼晃得 厲害，他讓我們在燈罩上刷了層綠漆。從此，這兩個落地檯燈便再沒有動過地方，一直 陪伴到他住進305醫院，卧床不起。

總理住所最不方便的是上廁所。現在的公寓，從床上爬起來就可以進衛生間。西花 廳當年不行，從卧室到廁所，須出門走一段路。廁所是總理的「第一辦公室」，每天一 離開床就進「第一辦公室」，在外面走一段路，特別是遇上壞天氣，對年齡大的人就實 在是不方便了。

前面講過，我曾利用總理外出視察、開會的機會，組織工人對西花廳進行了一些較 大的維修改建。雖然挨了嚴厲批評，不得不將沙發、燈具、窗帘、傢俱等物統統歸還公 家，不過，廁所總算改建了，一改就不會再恢復原樣，解決了總理上廁所不方便的實際 困難。

1965年，隨著國家經濟形勢逐步好轉，我又動了修修西花廳的念頭。

西花廳的前院有個水池子，有條小長廊。周恩來說：「我們號召人民節約一滴水， 一度電，怎麼能為我一個人浪費一池水？」所以，那水池子從未放過水，成了我們種試 驗田的地方。

小長廊更是破舊不成樣兒。油漆剝脫，木料乾裂。我同幾位同志商量后，找周恩來 彙報說：「總理，西花廳的木建築必須保護，現在就需要修理一下。從愛護古建築講， 也是應該修修了。水池子應該放水，改變環境，增加點空氣濕度，對木建築也能起保護 作用。」

周恩來聽說保護古建築，痛快地點頭答應：「有道理，可以搞一下。但一定要自費， 不準花公家的錢。這裡現在是我住么。」

我很高興總理能同意，馬上與有關部門聯繫。有關部門來看過後，算算帳，說需要 2萬元。

「什麼？2萬元！」

我楞住了。總理和鄧大姐的全部存款只有2干元，差一位數呢！

「總理，人家說維修一下要2萬元呢……」我想提議由公家修，到底沒說出口，改 為請示：「你看怎麼辦？」

「咱們還有多少錢？差不多我可以先找陳老總借點。」

「差一位數，咱們只有2千。」

「嗯，差太多了……」周恩來沉吟一下，說：「我看暫時放放，形勢再好些時再 說。」

但是，第二年就「天下大亂」，並且經濟形勢再沒好過。於是，西花廳也再未維修， 周恩來在那裡住到病重入醫院，院子房屋都不曾修過。

周恩來逝世后，隨著經濟恢復並迅速發展，趙紫陽多次建議鄧大姐修建前廳、水池、 走廊。鄧大姐不同意。趙紫陽反覆勸說，特別提到保護古建築的意義，鄧大姐才點頭： 「可以保護性地修修，但不能鋪張。」

然而，一旦動工便頂不住了。水池用水泥磨地，放水養了魚。長廊油漆一新，繪畫 很漂亮；房屋也修建得氣派多了。大姐多次反對，沒有用。

中南海里，部分同志認為應該修；不僅因為鄧大姐應該有個好的生活與工作環境， 更主要是經濟發展了，已經可以拿出錢來保護好古建築。

但許多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老人，再進西花廳，看到那高級漂亮的庭院，都有些想 不通，接受不了。甚至有人心裡很難過。畢竟這是違背總理生前的願望和一貫作風。將 來一旦對外開放，群眾看到那麼漂亮的庭院會作何感想呢？而實際上，總理何曾住過一 天這麼豪華的西花廳？

且不論兩種意見各有多少道理，畢竟，一個時代過去了，又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但是，我們永遠不能否定歷史，否定過去，否定老一代身上閃爍的理想和風尚的光 輝。

周恩來在家住得儉樸，外出也住得儉樸。他不願住什麼高級賓館，喜歡住普通旅館， 朝人群中「扎堆兒」。

1954年10月，周恩來根據與蘇聯赫魯曉夫達成的協議，去東北哈爾濱接收中長鐵路。 那天的會議和晚會結束后，已是夜裡12點。當地領導給他安排了高級賓館，他不去。他 說：「我不住賓館，太冷清了，見不到人。我隨便找個旅館住好了。」

周恩來乘車開到哈爾濱喇嘛台南邊，隨便看到一個旅館便找上門去。旅館經理不在， 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歐陽欽找到一名服務員，像普通旅客那樣，臨時找一個空房間便住 下來。

第二天一早，經理已聞訊趕來，要特意給總理做飯送飯，總理馬上拒絕，直奔餐廳， 像普通旅客一樣買飯，同群眾一道邊吃邊聊家常。了解人民的生活與想法，了解社會動 態。

1955年周恩來到西安，被安排在過去高桂滋的公館里。他喝了一杯茶，不幹，要去 旅館住。我勸說：「已經安排了，就住下吧。再說旅館里也太亂……」

他說：「我不怕亂，就怕寂寞冷清。」

我說：「你住旅館，我們的安全保衛工作不好做。」

他說：「保衛不是把我和人民群眾分隔開，那不是保衛是傷害，傷害黨與群眾的關 系。別忘了我們黨是靠了人民群眾才有今天。」

結果，他住到西安大廈，和群眾一道在食堂買飯吃，並且感慨地跟我說了兩句話： 「我就喜歡這種生活。進城后總缺少這種生活。」

然而，保衛制度是不允許總理喜歡什麼生活，缺少什麼生活，就去過什麼生活。更 多的時候還是把他保衛在專門的院子專門的樓房裡。

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洪山飯店舉行；白天開會，晚上看戲跳舞。中央首長里有許多 四川人，所以把四川劇團也調來了。演出結束后，興緻勃勃的毛澤東隨口講出一段話： 「這次會議的這種開法很好。過去中央全會都是在北京開，以後要到各省去輪流開，可 以就地處理這個省的問題，可以了解當地情況，聯繫各方面。」

這話一傳出，各省爭相修建賓館，準備中央全會來本省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 局委員、中央委員，不同級別都有一定標準的住宅住房。毛澤東提倡游泳，中央領導們 都喜愛游泳，所以這種供上層專用的賓館都要修游泳池。河南一馬當先修造了水晶宮， 多少年空著用不上，偶爾住一個人就要燒起整個建築的暖氣，所以造成巨大浪費，而且 是不住人浪費，住了人更浪費。這種各省爭相比賽的浪費，連內蒙、青海、甘肅這些邊 遠省份也不例外。許多建築，直到實行改革開放后，才開始派上用場，才開始往回收取 幾十年前的投資……

周恩來曾又難過，又氣憤；說多了不行，不說也不行地批評了一些省市負責人： 「正是國家困難時期，上馬這麼一大批脫離群眾的工程，很不好。人民會怎麼看？對我 們的黨不利啊……」

對於另一種建設，總理就是積極提倡支持的態度了。

周恩來到過陝西、雲南和廣東的溫泉。每到溫泉，總理總要先了解當地居民是否有 洗溫泉的地方？

在昆明，有關同志彙報時，談到溫泉給幹部療養院佔了，老百姓洗不上溫泉。總理 聽后很生氣，把省市負責人找來，嚴厲批評說：「都知道洗溫泉好，能治病，有利有好 處當幹部的就佔過來，祖祖輩輩生活在這裡的老百姓卻沒地方洗溫泉，你們說你們是國 民黨還是共產黨？老百姓會怎麼看怎麼想？我叫你們說！」

這些幹部說不出話，只有趕緊採取措施，解決老百姓洗溫泉的問題。

在廣州從化溫泉，周恩來同廣東省有關負責人談話，也是先問：「群眾有沒有洗溫 泉的地方？」

廣東的同志說：「暫時還沒有。我們考慮過這個問題，主要是經費不足，一時難建 起來。」

「給領導幹部修，經費就能搞到，一給老百姓修，經費就難籌措，你們說這是為什 么？」總理不肯洗了，回到住處派秘書送去200元錢，轉告廣東省生活管理局的王局長 說：「一定要給群眾修建洗溫泉的地方，這點錢是我和鄧大姐一點心意，表示一下我們 對籌措經費的態度。」

管理局的同志覺得這筆錢不好收，不好作帳，又派人送還總理，說：「總理的心意 我們全明白了，一定努力為老百姓辦事，這200元錢還是請總理收回。」

總理不收回，第二次派秘書送那200元給生活管理局，並且轉告他們：「下次我還 要來檢查，看看到底修了沒修，是不是真為老百姓辦事了。」

王局長掉淚了，說：「總理這麼關心人民群眾，叫我很慚愧。我們再修不好，對不 起群眾也對不起總理啊……」

像許多用腦過度的人一樣，總理入睡困難。無論住西花廳還是外出住旅館、賓館， 他基本都離不開安眠藥。

毛澤東睡覺難，為了入睡可以二次三次地吃安眠藥，用藥量比較大。周恩來睡覺難， 卻不敢多用藥，怕吃多了醒不來而影響辦公。他每次睡覺只服用一次安眠藥，服藥后如 果還睡不著，那就苦不堪言了。因為總理壓力大，睡覺時間一般只安排4小時，晚入睡1 小時就少睡1小時，到鐘點就要立刻叫醒，所以有急於入睡的念頭；往往是越急於入睡 就越難以入睡。痛苦厲害時，也請保健護士作作頭部按摩，促進血液循環，也算一種休 息吧。

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最盼過春節。一臨近春節，心裡總有個盼頭，暗暗喜悅。因為辛 苦一年的總理，只有春節能充分睡兩覺。這兩覺可以不存壓力地自然入睡，自然醒來。 我跟隨總理幾十年，可以肯定地說，總理平時幾乎沒有自己自然睡醒的時候，都是到鍾 點就由我們叫醒他。叫不醒就搖醒，搖也搖不醒時，就須兩人一架，把總理從床上攙扶 起來，「強行」在屋裡轉幾圈，直到把他弄醒。那情景至今想起都忍不住要流淚。

他事情太多太多，工作太忙太忙，想多睡也不能啊。我跟隨他的幾十年中，他每天 多則睡4小時，少則幾天十幾天連續工作，然後算個睡眠總帳。根據記錄，平均每天睡 不夠2小時的時候很多很平常。

總理嚴重缺乏睡眠的情況，連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知道。我曾經見到胡主席握住周 總理的手不放，充滿深情又很不安地勸說：「多睡2小時，你得答應我，以後每天多睡2 小時，至少睡夠5個小時。」

周恩來苦笑著搖搖頭，說：「不行，2個小時確實做不到。折中一下，爭取多睡l小 時吧。」

從那樣大量而繁重的工作中多擠出l小時的睡眠時間談何容？可以說基本不可能。

總理一般是在三種情況下被叫醒起床的。

第一種是正常情況。

正常情況下，周恩來抱著文件上床時，值班秘書已把起床后的全部活動項目排列好。 前面講過，活動項目是以分鐘為計算單位，一個接一個，中間沒有寬裕；一件事誤點， 就要影響後面一串的活動項目。所以，叫總理起床必須嚴格按照鐘點，晚叫3分鐘就可 能使一天的活動節奏都受影響，就可能造成手忙腳亂的情況。

總理的睡眠時間大多數是4小時，至於真正入睡的時間夠不夠4小時，那就說不定了。 也許夠，也許只睡著了二三小時，乾脆沒睡著的時候也有。

叫總理起床的那一刻，對總理對值班人員，都是一件痛苦、困難的事情。

一次，我和衛士小高準點來到他的大木床旁，連續輕聲呼喚；「總理，總理，到點 了……」

我們先是站著叫，然後俯身叫，然後輕輕搖晃他身體叫。他先後三次閃閃眼皮，旋 即又合上了，始終沒有醒。總理太累又苦太困了。我和小高難過地對視一眼：

「怎麼辦？」

「豁出去挨頓批吧。」

「我是不忍心了……」

於是，我們兩人眼淚汪汪地退出來，看著手錶守在門口。我們不時交換一下目光； 不忍心……還是不忍心……

就這麼一邊看錶一邊交換目光地拖延了一個小時。我把心一硬，說：「不能再拖了， 叫醒吧！」

我們又來到總理的床旁，連續地輕搖輕喚，總理終於醒過來，兩手用力搓搓臉，像 平日一樣，奮力坐起身，馬上以快節奏開始穿衣。

突然，他怔了一下，看到了表上的時間，臉上陡然變顏色，目光火辣辣地盯住我們。 我們忙低下頭。

「怎麼搞的？為什麼晚了1小時！」

「總理……」我哽住了。

「胡鬧台，這是不允許的！」總理髮脾氣了，把他批評人所習慣使用的兩句最嚴厲 的話全用上了。

「總理，你批評吧。」我流下了淚，「我，我們實在受不了了……」

「唉，」總理嘆口氣，把嚴厲的批評轉為一種柔和的說理：「你們的心情我理解。 不要總想著我怎麼樣，要想到工作怎麼樣，我的工作，時間卡在那兒，到點必須叫。你 們好心叫我多睡會兒，可工作還是那麼多，不幹行嗎？你們除了打亂我的工作節奏，影 響一天的活動，並不能減少我的工作量，這不是好心幫倒忙嗎？我起不來，你們硬把我 叫醒，這是對的；不叫醒，就是錯誤，以後不允許再發生這類事。」

有了這次教訓，以後每到時間，我們就狠下心來強行把他弄醒。有時叫醒，有時搖 醒，好多次都是「殘酷」地把他從床上架起來，攙扶著在屋裡走，直到他完全醒過來， 奮力地振作起來……唉，我們的總理啊：我一直感到世上沒有什麼語言能真正表現出我 們總理的品格和精神。

第二種被叫醒的情況有所特殊。

進城時，總理就向我們規定：如果主席找我，不管我在幹什麼，要立刻報告。

一天，主席親自把電話打到我們值班室，是我接的電話，一聽就聽出是主席的聲音： 「恩來同志幹什麼呢？」

我回答：「睡覺了。」

！

那邊遲疑一下，又問：「睡下多久時間了？」

我說：「剛睡下，不到1小時。」

片刻，毛澤東在電話里吩咐：「兩個小時后你再叫醒他，到我這裡有事。」

兩小時后，我叫醒周恩來，把主席找他的事報告了。

「為什麼不叫醒我？」總理一邊匆匆穿衣，一邊嚴厲批評說：

「我是怎麼交待你們的？無論何時何地何種情況，只要是主席找我，必須立刻報 告！」

「是主席叫我過2個小時再叫醒你……」

「這是不允許的2」周恩來用斷然的手勢打斷我解釋，「今後不論任何情況，只要 是主席找我，哪怕是剛睡下也必須馬上叫醒2」

從此，我們又吸取一條教訓，只要毛澤東主席找，總理睡覺我們也不說總理睡覺， 馬上叫醒總理，向他報告。

第三種叫醒周恩來的情況，是在一次邊境發來的急電未能立刻叫醒他報告，引得他 嚴厲批評我們，宣布了「這是不允許的」之後。從此，凡有重大事件發生，比如邊境沖 突，水火災害，列車出軌，飛機空難，地震驟發等等，都必須立刻將他從睡眠中叫醒。

周恩來逝世前的最後十來天，多數時間是處於昏睡中。我守在他床邊的日日夜夜裡， 不知流了多少淚：

睡吧，他這一生實在睡得太少了……

行
周恩來的行，無論走路、乘汽車、乘火車還是乘飛機，都有其特色和感人的內容。

凡是調到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同志，鄧大姐在介紹情況時總要提醒一句：「恩來同志 走路快哪，你們要跟緊了，小心不要跟丟。」

總理不會走慢步，跟人散步也像搶時間趕急事，他辦公疲勞起身繞辦公桌走幾圈時， 也是快步帶起一陣風，扇動桌上文件能飄起紙頁。從西花廳到春藕齋，到菊香書屋，到 頤年堂，到懷仁堂等處，周恩來那急促輕快的步子時常會出現；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都比他年輕20歲左右，卻走不過他，時時要小跑幾步才能跟上。

總理忙迫而匆匆地快步，與他的少睡一點，再少睡一點，無疑都是在搶時間，摳時 間；多爭取一點工作，再多爭取一點……

每當想起總理快速的腳步，不知為什麼，我總會聯想到一個數學問題。總理活了78 歲，這個78歲就是生命的極限值；總理匆匆的腳步，快一步再快一點；他的睡眠，少一 點再少一點，就是有效的生命序列值；這個序列值在總理那裡是無限趨近於極限值，雖 然最終也不會達到那個極限值，他卻以驚人頑強的毅力和決心，讓這個序列值無限地延 伸下去，無限地接近於那個極限值。

這就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總理喜歡坐汽車，哪怕是在中南海里，路途稍遠他也可能坐汽車，這當然也是要搶 時間，是為了儘可能地接近那個極限值。

周恩來坐汽車有4大特點值得一說。

第一個特點是喜歡坐國產車。

建國之初，他坐大吉斯車，是斯大林送給中國領導人的。那時我們還不會生產汽車。 這部吉斯車老化以後，有關部門準備再為他買一部，他當即拒絕。說：「不能再花外匯 去買，要儘快研製出我們自己的紅旗車。」

紅旗車剛研製出來，他就將這種車定為自己的專車。他說：「別人不坐我坐，我喜 歡坐國產車。」

我曾勸說：「這種車剛研製出來，各方面性能還不穩定，也沒經過實踐檢驗，還是 等產品完全定型后再坐吧？」

周恩來笑著說：「我是試用，不保險才試用，保險了還談什麼試用？我坐上了，可 以促進他們改進，促進我們的民族工業發展。我坐紅旗車就是為他們做廣告。」

這句話我熟悉，他也說過為上海表做廣告。周總理是第一個戴國產上海表的消費者， 也是第一個乘國產紅旗車的中國領導人。

周恩來經常看望一些民主人士。由於紅旗車體型大，張治中、李濟深、齊白石等各 屆民主人士都住在北京市的小衚衕里，紅旗車有時開不進去。在這種情況下，他才同意 保留了一輛灰色吉姆車。據說這種車是以他的朋友，蘇聯原外長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的 工廠所製造，他也只是在需要鑽衚衕時才使用這種車，平時都是用紅旗車。

隨著我國汽車製造業的發展，國產轎車漸漸多起來。除紅旗車外，還大批生產了上 海牌小轎車。從60年代始，凡屬大的活動，周恩來總是要求使用國產車，無論是共產黨 代表大會還是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開會，特別是外交活動中，周恩來總是要求使用國產 車。1990年。國家機關一位開上海轎車的司機說：「周總理在世時，逢上重大活動，最 忙最露臉的是我們開國產車的司機，一出動幾十輛上百輛，在長安街上浩浩蕩蕩風光得 很。到了80年代就不行了，趙總理看不上我們，越是重要活動我們越沒事幹，出風頭的 全是外國進口車，好象我們出來就會丟臉似的……」

第二個特點是，坐車討厭前呼後擁。

周恩來是共產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按規定，他的外出有嚴格的安全保衛制 度。外出路線、所經路口，住地及重點防備地區等等，有一整套安全規定。一般行動， 頭天就做好了計劃，幾點幾分到何地，幾點幾分經何路口或經何路線，事先和警衛部門 打招呼。出動時，前驅車，後衛車都要到位。

周恩來對此很反感，多次反對，甚至嚴厲警告不許前呼後擁跟隨他。

「浪費，沒有必要！」周恩來朝我揮著手說：「你去跟他們講，我不要這一套。像 這樣還怎麼接近群眾？嚇也嚇跑了，影響很不好嘛！」

我沒有動步，提出不同看法：「不要警衛跟著，萬一路上壞了車呢？不說安全吧， 也要耽誤時間，影響工作啊。比如外賓等候接見，你的車壞到半路上怎麼辦？」

「並不是每次外出都有外賓等候，可你們每次都要搞這種前呼後擁。有重大國事活 動搞，這還可以；我去看個朋友你們也搞這種做法就很笨，缺少靈活性。我在重慶時做 過這方面工作，不同的環境、不同的對象、不同的活動要有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比如我 去看望民主人士，我去人民群眾中間了解情況，你們這樣前呼後擁是什麼影響？連自己 的人民群眾都信不過還談什麼為人民服務！」

周恩來在某些活動中，明確警告不許警衛車跟隨。一般情況下只有我和衛士高振普 隨他乘主車外出，警衛車雖然被嚴令不許跟隨，但為了安全，還是悄悄地隱蔽跟隨。周 恩來是非常機敏的，警衛車隱蔽，仍然要被總理從汽車反光鏡中發現。

「你們不要搞這種『盯稍』，我在重慶常被跟蹤，有經驗，你們瞞不過我。」總理 又氣又煩又無奈，「說過了你們就該執行，為什麼還要悄悄跟著？浪費么，沒有必要。」

警衛人員聽著，不急於反駁，但也不說「改正」。畢竟他們有他們的制度要求。

總理也知道他們的難處。為了不叫警衛車跟隨，周恩來有時會突然行動，使他們根 本來不及通知警衛，上車就走。這時，車上除了總理，只有我或小高，加上司機老楊共 3個人。這時周恩來會感到一種自由或愉快，會笑著說：「這樣不是很好嗎？我就是要 擺脫這些形式主義。」

第3個特點就是喜歡坐快車，並且決不浪費車上的時間。坐在車上，或吃飯，或批 閱彙報條，或聽取秘書口頭彙報，交待一些工作。如果沒什麼事，總理會抓緊車上的點 滴時間打個盹。

總理正經睡覺困難，離不開安眠藥；打盹卻有超一流的能力和表現。這主要是在汽 車上，如果沒公事沒陪客，短到兩三分鐘，長到幾十分鐘，他都可以打個盹；而且說盹 就盹，說醒就醒。

我當副衛士長及衛士長時，仔細觀察過總理的打盹。他的打盹主要有三種形式或叫 情況。一種是被動的，就是前面講過的在辦公桌旁疲勞睏乏到極點，身不由己地打起盹； 頭一下又一下失控地耷拉；剛掙扎著抬起來，馬上又垂落，手中的筆也會失控地落下去， 又沉落下去，在文件上留下點狀道狀的墨痕。當他的頭大幅度地垂落時，會突然驚醒， 忙捏捏鼻子，揉揉眉頭，揪揪頭髮，然後抓起清涼油，用手指往太陽穴和額頭上擦抹， 一邊望著文件上跑筆的墨污搖頭。

另外兩種打盹主要都是在汽車上。

一種情況是路程較遠，坐車時間稍長些的時候，比如在京時去機場接客，比如在廣 州，從南湖到小島，總理上車剛坐穩便看一眼手錶，壓壓手勢吩咐：「都不吵，睡覺 啊。」

聽到這聲吩咐，所有人便屏息靜氣，司機楊師傅警惕車開平穩，總理習慣地靠在沙 發座的一側，頭向右一歪，很快就入睡了。這種時候，他不會失控地把頭向前垂，可以 幾十分鐘一動不動，呼吸變得均勻綿長細微，是真正迅速有效的沉睡。

車到站，我們都是一動不動，只把目光投向沉睡的總理。總理像是有第六感官，像 是具備生物定時器，每次都一樣，我們的目光一觸到他，他便微微一震，一下子睜開眼： 「噢，到了。」

說著，用力搓搓臉，便精神煥發地投入新的工作中。

如果路途近，坐車時間短，比如從中南海到人民大會堂，三五分鐘的時間，總理就 不說什麼「別吵，睡覺」之類的話，也無須把頭朝右歪靠沙發座。他會坐正身體，全身 放鬆，眼皮微微合上，像是意守丹田，像是「入定」一般。

總理是會氣功的。這不是那種劈石碎磚的硬氣功，也不表現在各種腹呼吸的運用， 他的氣功是在意念上對靜的追求，由意念導引著全身血液的循環，肌膚神經的鬆弛，腦 筋的高效休息。這種帶有極大調理性的休息，效果是驚人的。我常常感到，在各種緊張， 繁忙，有時激烈有時枯燥的馬拉松式的無休無止的勞作中，當總理精疲力盡地完成一項 工作，乘車去另一個地點繼續另一項工作時，就這短短几分鐘的「入定」，這幾分鐘的 調理休息，就能使他在下車時重新神采奕奕，兩眼大放光輝。

當我們二十幾名秘書與總理經年展開車輪大戰，當全國所有的神經束都導向總理， 源源不斷輸來各種信號，總理永不疲倦地作出及時準確的反應時，當總理常年累月超負 荷運載，令人不可思議地睡眠少時，我便不能不想到總理那汽車上的打盹。沉睡幾十分 鍾也罷，「入定」幾分鐘也罷，正是這見縫插針式的調理休息，維持著總理的精力和思 維活動。

總理的一切生活習慣都是為了適應他的工作。他那超人的工作量，不僅是靠奉獻精 神和頑強意志來保證，也是靠了幾十年艱苦奮鬥所鍛鍊出來的具有科學性的休息方法來 實現的。

總理坐車喜歡提醒司機老楊：「慢點，開慢點。」他喜歡提醒這句話，是因為他喜 歡坐快車。他一生搶時間搶速度，能坐飛機就不坐火車，那麼坐汽車當然希望車能開得 「飛」起來，快一點就能多干一點工作。

基調是快，必要時就須關照司機放慢。

我的觀察，當路上行人車輛多時，總理會關照司機慢；天下雨下雪，地上積水結冰， 總理會關照司機慢。我至今一合眼，就能鮮明如初地看到那一幕；

雨小了，馬路上積了不少水。總理不肯仰靠坐椅，而是前傾著身體，雙手扶著前排 椅背，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視著街上的倩況。馬路兩邊不但流動著雨水，也流動著自行車 和行人。總理一邊觀察一邊不停地念念有詞：「慢點，再慢點，不要濺水，別濺水…… 小心，小心有水濺了人……」

總理就是這麼細心，時刻想著別人。

總理坐車多，遇到的事也少不了。

1959年夏天，我們跟隨總理，乘一輛嘎斯69吉普車去河北平山縣的崗南水庫。汽車 飛快地駛在野外的公路上。突然，前面出現了一輛馬車，一個老農民趕著一輛兩匹馬拉 的大車。那時的牲口見汽車少，馬被汽車驚了，亂奔亂跑翻到路邊的溝里。

「停車，快停！」總理下令。司機剎住車，總理跳下車就奔去搶救人。那個老農民 已經爬起身，看樣子傷得不算重。可是總理不走了，下命令說：「趕快用我的車送老漢 上醫院檢查，我們就在這裡等吧。」

我說：「總理，汛期快到了，崗南．水庫那邊還等您去彙報……」

總理擺一下手：「來得及。你們不要說了。」

一直等到送老漢的車從醫院回來，報告老漢沒什麼危險，總理才上車繼續趕路。

1960年在北戴河，總理的車經過一座木橋時，隆隆的木橋震動聲驚了河對岸一輛馬 車。驚馬朝橋旁的斜坡衝去，把車上拉的一名病號給掀了下來。總理馬上下令，又是跑 去病號旁。那病號長了一身毒痂，觸目驚心，總理卻像父親一樣毫不嫌惡，仔細察看了 農民的病情，馬上命令送醫院。

到住地后，我們后怕的是，如果驚馬衝過來，把總理的車撞擠到河裡該多危險，總 理想的卻是那個病號，一進門就給醫院掛電話，詢問病情傷情……

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比如有次總理外出，車開到府右街時，一個女孩子騎 自行車猛地從臨街衚衕里衝出來，撞到總理的車上。女孩子是自己撞到汽車上，當時總 理的車已急剎住，所以女孩子沒受什麼傷。但是細心的總理髮現女孩子衣服掛破一塊， 馬上叫警衛去買件新衣服給那個女孩子送去了……

然而，總理坐快車也是遇過危險的。

記得那是1961年6月15日下午，淅淅瀝瀝的小雨下個不停。

總理定於下午2點半到釣魚台看望來訪的越南總理范文同，然後陪范文同到人民大 會堂參加萬人歡迎大會。

總理的時間以分秒計算安排，外出都是選最近的路以能夠允許的最快速度行駛。那 天行駛的路線是：府右街——西四——阜成門——釣魚台。

按以往習慣，總理坐右排左側，成元功坐後排右側，我坐前排司機旁位置。司機楊 金明技術一流，兩手在駕駛盤上大幅度地滑來滑去。那時北京城裡汽車不多，我們的車 速很快，箭一般駛出了阜成門城樓。這時，道路變寬，行人更少。視野遠闊，楊金明加 大油門，車像要飛起來一般。

就在這時，突然從路南一個大門裡鑽出一輛大卡車。按理說，這傢伙右拐東行，兩 車各走一邊，互不妨礙，所以老楊並沒減速。誰料到呢，大卡車就像國民黨特務製造暗 殺事件一樣，在兩車即將交會的剎那，突然駛入逆行道，既不開大迂迴指示燈，也不鳴 笛，直向總理座車撞過來，在那間不容髮之際，老楊猛踩剎車，疾向右閃避。不料想， 右前方正是一根粗大的水泥電線杆子，大卡車撞過來將把總理的座車在電線杆子上擠扁。

一切都是在剎那間發生和完成的。老楊驚叫一聲：「不好！」幾乎是在他喊叫的同 時，我扭轉身子想撲過去保護總理，這完全是一種本能，在猛烈對撞中這個動作有多大 意義就不得而知了。但座車是三排座，在我和總理之間還隔了一排活動椅，用不上力。 我絕望地叫一聲：「總理！」

說時遲那時快，成元功側身用自己身體去掩護總理並且用左手護向總理心臟部位。 總理的右手也用力支撐住前排座位的靠背，準備迎接那威猛劇烈的一撞。

也就是楊金明了，換別人簡直不可想象怎麼避開這種比蓄意謀殺還要兇狠的衝撞。 楊金明那聲：「不好」剛出口，方向盤已經快似陀螺地疾轉，車子敏如脫兔地竄向左， 避開水泥桿，駛向左邊的逆行道。

現在的形勢是大卡車沖向右邊逆行道撞我們，我們向右避不開就沖向左邊逆行道， 與大卡車對換了位置，都進入了逆行道。但大卡車似乎不死心，在我們左閃的同時，這 傢伙也又扭頭沖回左邊，還是要撞！楊金明腳下死命一踏剎間，方向盤疾轉，座車猛甩 了180度的大調頭，嘎然停住。這種大調頭產生的離心力，使總理我們3人都摔倒在座椅 上。現在是車后屁股對著卡車，它要是撞，也只能撞著我們一道朝前沖，不會發生致命 的危險了。爬起身看時，那輛卡車在大馬路中間來了個大迂迴，不再向我們追逐衝撞， 不打燈不鳴笛，大搖大擺駛回它剛才駛出來的那個院子里去了。好象什麼事也不曾發生 過一樣，他也根本不在乎他的「謀殺」行動。

這樣重大事件，總理卻平平靜靜說一句：「快趕路，去釣魚台不能誤點。」

汽車又「飛」起來，直衝釣魚台。楊金明臉色蒼白，目光閃閃地警惕著路面，以最 快的速度沖向釣魚台。駛入大門時，總理評論一句：「老楊技術高，處理得好，今天避 免了一場大車禍。」

下車后，總理嚴肅地囑咐成無功：「你去查一查那個卡車是怎麼回事？」

我跟總理去看范文同，成元功去調查那個卡車。他很快查明了原因。

駕車者是電車一廠的一名維修工，既無執照又不懂交通規則，那傢伙是私自偷開車， 跑出來玩的。真是混蛋透頂，差點當一個千古罪人。

總理卻仍然關心這個肇事者，讓成元功轉告廠領導，要加強制度管理，對這位工人 要做好思想工作，按規章制度進行批評和處理，決不許因為是衝撞了總理的車而加重處 分。

不過，人的素質太差時，你就是教育、批評、處分也未必起多少作用。這個肇事者 闖這麼大漏子，仍然不吸取教訓，後來又違反規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電車壓死了。 經調查，責任全在他本人，是他違反了規程制度。

所以，現在我一看到電視和報紙上拿出來示眾的那些交通肇事者，心裡就一股火， 總覺得對這些人處理應該再重些。

第4個特點是公私分明。

那天，周恩來要去人大會堂接見外賓，他乘車由西花廳開至北京飯店，理髮刮臉之 后再驅車去人大會堂。

在北京飯店上車時，周恩來輕輕拍一下司機老楊的肩膀，提醒說：「從西花廳到北 京飯店算私事，從這裡到人大會堂才算公事，你不要又籠統搞錯帳。」

楊師傅說：「總理放心，我早記上帳了。」

周恩來在建國后，一直堅持私人用車要自費。工資發下后，錢歸我管，工資表他一 定要過目，就是檢查是否扣除了用車費和外出用餐費等。他把看戲、跳舞、到公園散步、 到飯店理髮算作私事，把去醫院看病人，到民主人士家拜訪及看望外國朋友這類亦公亦 私的事也都算作私事用車，都堅持自費。他乘車的記帳，先由我記；後來嫌我記的帳有 疏漏，轉交鍾步雲記。老鍾遇空難后，就直接交由司機楊金明本人記帳了。總理說： 「你開車你記帳，這樣不會出現疏漏。」

帳記下了，交通部門如果忘記或沒按時依照帳目從他工資里扣錢，交通部門要挨批， 我們也會挨批評，責任是沒有提醒交通部門扣錢。在這樣嚴格的要求下，自然再不會發 生用私車漏交錢的情況。

周恩來無子女，但侄子侄女及親戚並不少，這些人來看總理，那是坐公共汽車。周 恩來曾明確規定：我的任何親屬都不許派車。

有次，他的一個侄子一個侄女相約來看望，同周恩來鄧穎超，一道吃飯談話。出來 時，已是晚上7點多。我從門前過，見他倆正焦急地小聲議論：「唉呀，來不及了！」

「可能已經開演了，快走吧……」

我心裡一動，停下來問：「你們要幹啥去？」

「到工人俱樂部看演出，來不及了。7點半就開演……」

我看一眼表，說：「來來，我送你們去。」

我們這些人都會開車，我用車把他們送到工人俱樂部，回來正碰上鄧大姐的秘書。 秘書問：「你幹啥去了？」我心知不妙，還是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應付道：「沒幹啥。」

可是這位秘書還是猜到了，報告了鄧穎超。工夫不大，周恩來和鄧穎超一同把我叫 去，像這樣共同與我談話還是少有的，可見問題嚴重了。我不敢說謊，老實承認用車送 人了。並解釋說：「這是特殊情況，不然就要誤了看演出。」

「你以為這是對他們好嗎？」周恩來皺著眉頭盯緊我：「晚到幾分鐘，少看一段有 什麼了不起呀？你是幫助他們搞特殊，助長他們的優越感！」

我不敢回嘴，低下頭，赧顏地悶聲不響。

「記住，這是不允許的。」周恩來乾脆明白地警告一句。這一聲至今響在我耳邊。 我再不曾用車接送過周恩來和鄧大姐的親屬，我自己和我的家人也從未用過公車。我會 開車，卻一次也沒用車辦過一件私事。就是辦公事，只要來得及，都堅持騎自行車，實 在來不及了才開車。現在我離休了，老幹部局定期發給我公里數，但我仍然沒用過。沒 那個習慣。我的習慣是受周恩來影響而形成的——凡事一定要公私分明。

周恩來離開北京去全國各地，按規定都是乘專列。專列由前驅車、主車及後衛車組 成。這是安全部門規定的，不是周恩來個人所能改變得了的。

正因為如此，周恩來極少乘專列，除非視察各地，需要沿途了解情況，否則是不肯 坐專列的。他只喜歡坐飛機。

他曾對我說：「坐專列太浪費，主要是浪費時間，工作不允許。」

周恩來乘專列時，很注意不要隨意停車。毛澤東對這一類事不大注意；專列行駛中， 工作累了休息，並不在意專列行駛在單行線還是雙行線，到站還是沒到站？一旦想睡覺 了就睡。他一睡覺。有關部門便會通知司機停車。有時專列停在單行線上，便會造成其 他列車晚點。

周恩來對這些具體事是非常細心。有個說法不全面不準確，但確實反映了部分實際 情況：毛澤東只想他所關心的大事，周恩來則還要時時想到關心到別人所遇到的事。

比如，他偶爾坐了專列，不到站決不許專列停車。他多次告誡我們：「要保持同司 機和鐵路部門的聯繫，千萬不要因為我們搞得其他列車運行晚點。」

建國以來，周恩來只坐過有數的幾次專列；一般專列行動，容易影響其他列車晚點， 但周恩來乘專列，從未影響過其他旅客列車的正常運行。

總理外出，主要是坐飛機。在重慶時，我就跟隨他乘坐到lOO多次飛機，前面講過， 多次遇險，卻從未因此遠離飛機。建國后，他的專機是一架蘇制伊爾18型飛機，編號為 「208專機」，國內外都知道，很有名。機長是張瑞藹，改革開放后出任中國聯航總經 理，是一位非常有經驗，有技術，有膽量的優秀飛行員。

對於總理的喜歡坐飛機，張瑞靄曾開玩笑問總理：「總理，你是不是崇拜飛機？你 怎麼那麼愛坐飛機呀？」

總理笑著說：「飛機好啊，它快嘛！坐飛機能節省時間，辦事效率高嘛。」說著， 右手在面前輕輕帶過一下：「我喜歡坐飛機，可不等於不支持鐵道部的工作，不等於不 關心鐵路建設喲。他們不要對我有意見喲。」

總理對於他的機長張瑞靄是很感自豪的。尼克松訪華，要坐他自己的專機去杭州、 上海訪問。總理不同意。

「你們在我們境內旅行，應該坐我們的專機嘛。」周恩來堅持道。基辛格深知中國 人的民族自尊感，積極幫助斡旋，說服美國方面接受了總理的意見。尼克松任總統期間， 只乘過一次外國飛機，這就是周恩來的專機。

當周恩來的專機在上海虹橋機場降落時，尼克松對周恩來豎大拇指：「飛得很好！」

總理榮然一笑：「這是我們自己培養的飛行員，我很信任他們。」

基辛格接過話頭說：「總統是第一次乘坐外國飛機，因為中國飛機是最安全的。」

總理乘飛機的故事很多，張瑞靄寫過回憶文章，我在前些章節也寫過一些，這裡不 多講了。我只講這樣幾句話：

總理逝世后，有人計算他操勞天下事，乘飛機所飛距離，可以飛到太陽。當你計算 這段飛行距離時，你是否想過？他那顆偉大的心就像太陽一樣永遠光照著人間

　　09章 休息與娛樂

　　毛澤東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時可以不忙，去休息娛樂。周恩來太忙，而且沒 自由；不想忙時也常常被具體事務纏身而脫不開。我跟隨總理幾十年，他只是在1951年 去大連養病，休息了幾十天，就這麼一次休息。

　　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周恩來當然需要休息娛樂。我的感覺，他對休息娛樂採取 的是積極有效、「公私兼顧」、目的明確的態度。

　　概括起來講，總理的休息娛樂，主要有三種方式和內容：朋友聚會、文娛活動、體 育鍛煉。

　　朋友聚會被周恩來稱作是「最好的休息」。

　　進城后，我見總理不休星期天，曾勸他：「總理，星期天你盡量少安排一些活動， 多休息休息……」

　　周恩來噓我一聲，眯著眼搖搖頭，用這個孩子氣的動作表示。我講的不通，沒道理。 然後才睜開眼望著我說：

　　「你們對我還不完全了解。什麼叫休息？我和文學藝術界朋友談談心，吃頓飯，與 民主黨派的人士喝酒飲茶聊天，這對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總理講的也有道理，這種休息往往比看一台節目還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 幾十年難忘的美好印象。

　　記得1946年在上海，國共談判已經無望，周恩來為爭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 我們都勸他休息一下。

　　我說：「該做的我們都做了，該想的也都想盡了，現在急也沒用，索性休息一下靜 觀形勢變化。」

　　周恩來搖搖頭又點點頭：「該做的都做了，還不能這麼講。永遠有該做的事情，沒 有都做完的時候。不過，急也沒用，講得有道理。我們去串串門，休息享受一下。」

　　於是，周恩來和鄧大姐帶我去了上海靜安寺路廖夢醒的家裡。

　　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間住房也就幾平米，肯定不 過10平米，卻又設施齊備。卧室、廚房、衛生間應有盡有；衛生間可以洗漱也有廁所馬 桶，給人「家」或是叫「窩」的感覺極濃。

　　周恩來到了這裡很隨便，確實象到家了一樣，洗手擦臉，該坐就自己坐，該幫就幫 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個客人需要別人關照。

　　廖夢醒叫周恩來阿哥，叫得親切、自然、隨便。她的女兒叫李梅，文靜漂亮，一看 就是大家庭里出來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響。

廖夢醒請我們吃陽澄湖的螃蟹，鮮美極了。說實話，過去我從沒享受過這樣精美的 食物。不過，也有不適應的地方，就是上什麼飯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張嘴， 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過過癮。到了這樣的小窩兒，面對小碗小碟，特別是見 到周恩來、廖夢醒細嚼慢咽的文明樣子，我不知不覺也就「文明」起來。過去當兵吃糧， 大海碗也不過癮，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飯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現在，我也一點一點朝 嘴裡夾食物，慢慢地嚼，細細地。品；這種吃菜吃飯法，在嘴裡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 幾乎沒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覺。天哪，這得哪一年才能吃飽？

　　周恩來平時吃飯比我還快，可是到了這樣的環境，他卻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樣， 表現得那麼瀟灑、優雅、自然、適宜。我相信，他過去一定過過這樣的生活

　這種吃飯，最適合聊天了。談形勢，談奮鬥，談前途；政治風雲，戰場風雲，在這 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過來，盪過去；有憂愁，有歡樂；有激昂，有憤怒；有 熱血，有溫情，轉眼間2個小時過去了。

告辭之後，我隨周恩來離開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館。

「你吃飽了嗎？」周恩來忽然問我。

「嘿嘿，」我難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滿就吃光了。」

「吃光了還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頭傳出去，說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飯，那多 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來把頭朝上仰去，開心大笑。然後說：「廣東人吃飯是最講究的， 都是小碗小碟。不過，我相信你不會再餓。」

我下意識地摸摸肚子，真的，沒有餓的感覺。

「不餓了。」我說，「可是也沒覺飽。」

「什麼叫飽了？不餓就是飽。」周恩來換上一副略帶憂傷的神色，思考著說：「幾 千年了，中國的老百姓在飢餓線上掙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頓飽飯，這一頓 的標準一定要把肚子撐得圓圓的才叫飽。什麼時候天下百姓再無飢餓，那就不需要吃一 頓把肚皮撐得圓圓的了。撐得太多和飢餓過度一樣，都不利於健康。我們的奮鬥，就為 了有這一天啊。」　

這一頓飯，這一番聊天，給我留下終生不忘的美好記憶，誰能說這不是最好的休息 娛樂？

建國后，廖夢醒又曾請過我和我愛人去吃飯。這種親切宜人的氣氛我又享受過幾次。 雖說每次都不敢大張嘴，放開肚皮過癮，但每次都能感覺到一種休息娛樂的舒適安逸。 於是，我又想起總理的話：不餓就是飽。想起總理的期望：願天下人都能過上這樣放鬆 的生活，不要餓一年，才撐死飽死在春節那幾天。

進城后，廖夢醒常給「阿哥」周恩來送些吃食。東西不多，有點送點，經常送點， 據說廣東人習慣這樣。

宋慶齡也知道總理喜歡吃陽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帶些陽澄湖的又大 又肥的螃蟹來北京，帶來了就給我打電話。

若是宋慶齡親自來送螃蟹，那就是周恩來親自接。但大多數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 接。他們不託人代送，我們也不託人代收，因為這是入嘴的食品。那時受蘇聯影響。蘇 聯對於食品都嚴格要求經化驗之後才能送領導人吃，我們對於食品也有嚴格要求。

總理收到螃蟹，有時同我們工作人員一道吃，有時請陳毅、張茜一道來吃。

周恩來喜歡交友，可以說朋友遍天下；他喜歡與朋友聚會，吃飯、飲酒、品茶、聊 天。

黨內幹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陳雲、董必武、陳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 直接領導下工作的王震、陳郁(曾任煤炭部部長)、喬冠華、王炳南、章漢夫，以及地方 負責人陶鑄、歐陽欽、曹獲秋、潘漢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會來往較多。其中，與 陳毅關係更密切些。

比較而言，與文藝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這種朋友聚會更多些。這種聚會交往的朋友 多得我都數不清，其中，文藝界人士以郭沫若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張治中、傅作義 來往最多，友誼更深些。

周恩來喜歡陳毅的性格，說他剛烈而不失瀟灑，豪俠而不乏文雅。周恩來推薦陳毅 頂替自己擔任外交部長。陳毅講話常常熱血沸騰，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話按照官方 標準來衡量，難免講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來報告，說陳毅講話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來很欣賞地說：「他比我講得 好，大氣勢，很符合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的國威軍威。」

「可是有些話走嘴，講得不很恰當，不夠準確……」

「句句準確，句句恰當，就不會有這樣的大氣勢，也不會這麼吸引人，震撼人了。」 周恩來加重語氣說：「要看整體效果。他講的很好，比我有氣勢，比我講的效果好。」

周恩來不但肯定、支持陳毅，還約請陳毅一道出去遊玩，一道吃飯。這對陳毅是極 大的支持。

那天，陳毅興緻極好，嗓門大、笑聲高。周恩來見朋友高興，自己更高興。

「陳老總，你興緻來了。」周恩來高聲提議：「你能不能來首詩啊？」

「總理來，總理來。」陳毅忙不迭謙讓總理。

「我不行，」周恩來搖頭，「我對詩沒什麼研究。」

「總理是一定要叫我出醜喲……」陳毅作出一副被迫無奈，勉為其難的可憐樣兒， 其實他心裡早就鼓湧起詩情，想找機會「發泄發泄」了。總理再了解他不過，所以根本 不再多說，該走就往前走，該看就往前看。果然，沒多大工夫，陳毅在他旁邊放開了嗓 門，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於音樂色彩的聲調，抑揚頓挫地誦起一篇新作。這種新作，即 席即興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會博得總理喝彩或誇讚，個別地方也有所 提議指正。陳毅回家后肯定會對這種即興之作再來番「細琢磨」，「精加工」，然後寫 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葉劍英等詩友看。

公開發表的陳毅詩選有不少就是這樣一個過程出來的。

總理喜歡陳毅，陳毅也了解總理，並且知道總理喜歡自己。別人不敢跟總理講的話， 不便提的要求，就來找陳毅，請陳毅出面幫忙。

比如我遇到幾次，賀龍元帥想請總理去看看他的體育健兒，不好張口，就去找陳毅。

「主席和總理不是剛去看過的嗎？」陳毅問。

賀龍與陳毅關係深，根本不作解釋，兩個手指捏著陳毅的衣袖，扯一下說一句： 「幫幫，幫幫。晚上見。」

賀龍丟下陳毅就走，不給陳毅叫難的機會。陳毅也了解賀龍。戰爭年代，賀龍是有 名的愛兵如子，當了體委主任，只要他的「兵」想見見毛主席、周總理，他一定想方設 法滿足這些「兵」的願望。自己不好出面請時，就讓陳老總出面。在我印象中，只要陳 毅出面去求請周恩來，周恩來沒有不答應的。

我們也都喜歡陳老總，因為他常能幫助我們做工作。比如陳毅愛看川戲，愛聽音樂， 常來拉總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陳毅的嘴巴又會講，常搞得總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 這就達到了我們做多少工作也達不到的目的。

我們尤其喜歡陳毅的是，他來了常常不談工作，專挑輕鬆愉快的話題聊，常聊得總 理輕鬆愉快，甚至開心大笑。所以，我們都支持總理和陳毅聚會聊天。總理常到陳毅家 作客，陳毅也常找總理來小酌閑聊。

每次這樣的聚會聊天之後，總理都像剛度假回來一樣顯得精神煥發。

有人說，朋友聚會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則很累。

總理則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儘管千人千性，脾氣作風各不相同，他都 談得來，都願意儘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國家主席劉少奇是位勤奮嚴肅、組織紀律性 極強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溫和寬厚，慢條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懷威風 嚴厲又血性十足；陳老總熱烈坦率，經常發個牢騷提點意見；黃克誠不修邊幅卻又只唯 實，不唯上；陳賡、劉亞樓驍勇善戰又大大咧咧，不拘小節；所有這不同性格、不同風 採的人，周恩來都談得來，處得感情深。

有幾次，周恩來迎客時，粲然笑道：「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他那愉悅開心 的樣子使我漸漸體會深一些，就是人有社會性，

所以這種歡聚當然帶了休息娛樂的性質。然而，真正使我認識更深，還是在同志、 同事、朋友遇到困難、麻煩、甚至危難時，周恩來仍然堅持相見、歡聚，這才使我有了 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來的朋友。在重慶地下黨工作時期，他擔任《新華日報》的「老闆」， 被大家稱為「熊老闆」，久而久之，成了專用詞。好象我們共產黨內只有這麼一位「老 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闆兩字也表現出了他為黨所作出的特殊貢獻。他的夫人朱端 綬自然成了「老闆娘」。

周恩來、董必武、熊老闆十幾年堅持鬥爭在國民黨統治區，風雨同舟，友情極深。 比如周恩來父親去世，痛哭而發脾氣時，只有董必武、熊老闆敢去勸說；董必武跟兒子 賭氣，發火打兒子時，夫人不敢勸，就請周恩來和熊老闆來勸，一勸就靈。30年代末， 40年代初，他們朋友相聚的機會最多，次數也最多。建國后，忙裡抽閑，也常有聚會之 樂。

1967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資產階級大老闆」和「資產階級老闆娘」。 就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周恩來沒有忘記友情。

那天，周恩來連續工作30多個小時，體力精力都漸漸不支。。我們勸他：「總理， 該休息休息了。」

連勸幾次，總理停下工作，「昭」一聲，搓搓臉立起身。他沒有繞辦公桌快走，也 沒到室外運動，而是朝台曆俯身伸手過去。

「休息休息。」總理一邊說一邊翻著台曆：「熊老闆該過生日了……」

他朝日曆盯視片刻，掀起眼帘對我吩咐：「你準備兩瓶茅台，我們去看熊老闆。」

東城區大典衚衕，熊瑾玎的門前，除了大字報大標語的殘痕，真是門可羅雀。那時 「抄家」的風潮已過，這裡對紅衛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沒有什麼人對這裡感興趣了。

我們上前輕輕敲門，總理走過來，緊挨院門站好。工夫不大，門被打開，熊老闆夫 婦一前一後站在門內愣住了，痴痴地望著總理。

「這個時候你怎麼還到我們家裡來呀！」熊老闆終於冒出這麼一句，不知是擔心總 理的處境還是為自己的處境感到怨懣。

「同事加朋友，怎麼能不來？」總理像平時一樣親熱隨便，毫無運動中普遍發生的 那種「一覺醒來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進門同老闆、老闆娘握手：「我來看看你們。 順便給咱們老闆過個生日么！」

「過生日？」熊老闆喃喃。

「我沒記錯吧？」總理笑容可掏，「我帶來兩瓶茅台。」

「周公……」熊老闆哽住了。他用重慶時候的稱呼來叫總理，當年的情誼一下子全 在眼前重現，淚花便在眼眶裡閃爍起來。

一向熱情好客的老闆娘激動地不停搓手：「可我們現在什麼都沒有，吃什麼呀？」

「哎，你不是很會煎荷包蛋么，在重慶我們也沒什麼東西呀，老闆娘。」總理興緻 勃勃地說：「花生米，花生米總有吧？」

「有有，你就愛吃花生米，還是沒變。」老闆娘高興得淚水一個勁往下淌，卻又笑 得合不住嘴，腿腳變年輕地往廚房走：「我這就去給你們炒！你們聊，你們先聊……」

總理握住熊老闆的手，含義無窮地望著他點點頭：「老闆，要多保重啊，看遠一些， 很快就會好起來的…；」

熊老闆臉上出現了紅暈，用力地點頭，那雙陰鬱的眼睛重新煥發出光彩。

這次朋友相聚，給熊老闆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帶來了慰藉和歡樂。而總理呢？ 坐上車時，輕輕地舒了一口長氣。他來給熊老闆過生日，本身就是無言的表態，誰再說 熊老闆是資產階級大老闆，就不能不有所顧忌，因為他們必須把周總理和熊老闆加在一 起來考慮分量。

總理坐在車上，始終帶著一種靜溫無言的遐想和憶念的神情，並且為自己做了一件 應該做的事而獲得一些平靜。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詩：使別人歡樂的人自己最歡樂，使 別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於是，我對總理把朋友聚會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娛樂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歡樂和幸 福帶給別人，你自然會得到歡樂和幸福，只有心性溫和、慈愛、善良的人，才會產生這 種感覺和追求。

再進一步想，中國還有句老話是「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隱私，不念人舊惡」。總理 就是這樣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國共談判時，周恩來曾由於梁漱溟的「不講信義」，「對不 起朋友」而聲淚俱下，痛加斥責。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開頂撞毛澤東時，周恩來又千 方百計代為緩頰，保護其過關。

我想起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先生。周恩來在南開學校讀書時，與校長張伯苓關係親 密融洽，星期天總要到張校，長家去請教並長談，張伯苓很喜歡他，常留他吃飯，吃天 津風味的貼餅子，煮稀飯，熬小魚。張伯苓常對親友同事說：「周恩來是南開最好的學 生。」可是，這位最好的學生卻參加了共產黨，而張校長卻以社會名流參加了國民黨政 府。共產黨被罵作「共匪」時，這位老先生把他當校長時的學生周恩來從「同學錄」中 刪除。共產黨坐天下后，他給周恩來寫信，說「正在閉門思過」。周恩來不念人舊惡只 念人舊情，派飛機把張伯苔由重慶接回天津，表示慰問。張伯苓先生去世時，周恩來親 自趕往天津弔唁，悼念這位母校的老校長。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愛使人氣和。

心平氣和就是一種休息，就能帶來快樂。

同文藝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會更多些，因為這種聚會不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 統戰工作的意思，何況聊天時還可以更具體更有針對性地做工作，解決一些問題。

在中央領導人中，周恩來結交的文藝界朋友最多，舉凡有些名氣或雖然名不見經傳 但確有所長或有某種代表性的人物，他幾乎都認識，並且多數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 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漢、陽翰笙、夏衍、白楊、張瑞芳等等文藝界老 戰士，無不與周恩來建立起深厚友誼。

比如張瑞芳，在我記憶里她的入黨都是周恩來介紹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 久，周恩來把我叫去，單獨囑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門接一下張瑞芳，要注意安全還 要保密，決不能帶尾巴。」

我記得張瑞芳當時是住在陵江門一座國民黨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設法甩 掉國民黨特務，確實證明沒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張瑞芳。帶張瑞芳到周恩來那裡， 她高興得不得了，我記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國共產黨了。

周恩來在重慶結交的這批朋友，來往密切，友誼深，彼此很隨便。直到建國后，周 恩來當上總理，與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間的感情和關係從沒因為地位的變化而 變得疏遠或冷淡。

從我的感受，周恩來和鄧大姐老兩口的生活太單調，太寂寞，尤其是逢年過節的時 候。他兩個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說沒有一點空閑時間也不真實。 逢年過節，老兩口有點空閑時，那種單調寂寞就會顯得突出。總理害怕這種寂寞，寂寞 往往會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獨與憂傷。所以；年前節前，只要估計有點空閑時間，我們必 要給總理安排一些活動，不能叫他「閑」。

總理自己也注意不發生「閑」，一得空兒，必要提出名單，請客人到家來聚會，特 別是文藝界人士，他們一來，西花廳就熱鬧起來，活躍起來，總理就會忘掉寂寞，快活 起來。

有子女的首長們，勞累之後巴不得有兩天清閑，與孩子們共享天倫之樂。沒有子女 的首長，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總理。比如彭德懷，在軍營中過慣了硬梆梆、 簡單明確的制度式生活，對於總理喜歡與文藝界人士交往，就產生一點看法。說過一句 兩句難聽的話。不過，他本來就是厲害人，敢罵娘，敢為民請命，也難免敢翻臉把人鬧 個難堪。有些高級領導高級將領因此對他意見大些，周恩來卻從來沒有為個別一句兩句 話生出意見或看法，相反，對彭德懷更加喜歡，常對我們工作人員說：「那才是個好同 志呢，有啥是啥，怎麼想就怎麼說，你叫他裝假他都裝不出來。」

周恩來常去彭德懷住所串門看望，同時也繼續與文藝界廣泛結交來往；他不因為彭 德懷的難聽話而疏遠彭德懷，更不會因為彭德懷的偏見誤解而斷絕與文藝界的朋友聚會。 周恩來是按照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和認識而生活，不是按照別人的議論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為如此，文藝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麼事，發生什麼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 周恩來，請周恩來幫助解難。

記得有次接到一個電話，大聲說要找總理。

「總理正忙，請問您是哪位？」

「我是張治中。請你向總理報告一聲，我找他有急事。」張治中的聲音有些異常。 想起當年軍事3人小組的活動，天天一道坐飛機，想起「不要忘了我張治中3次到延安」， 我決定報告總理。

此類事，只要我們報告，總理是不會不馬上接電話的。

「文白兄嗎？」總理聽到報告，馬上接電話：「我是恩來呀。」

「哎呀，總理啊，」張治中剛聽到周恩來的聲音，立刻像個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樣 叫起來：「請你轉告郭，要筆下留情啊！」

「怎麼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講么。」

「我已經給總理寫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個洪波曲，請他筆下留情！我張治 中罪該萬死，遺臭千年，也還不敢有計劃有預謀地加害恩來兄。我若是這種人，以後還 好見總理嗎？……」

看來張治中是真惱火了，不稱郭老、郭先生，讓轉告「郭」。原因是郭老寫的那部 「洪波曲」，裡面寫到了抗戰開始時長沙那場大火，說這場火是國民黨有計劃有預謀地 要燒死周恩來。燒這把火時，張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說有計劃有預謀，這個計劃者、 預謀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這位地方政府最高長官。

「文白兄，郭先生決不會是要傷害你，他寫的是小說，文學作品，不是史料，不是 作歷史評論。不妥之處，我馬上轉告郭先生，設法補救，文白兄這邊也要息怒，互相多 諒解……」

周恩來放下電話就又給郭沫若先生打電話。郭沫若先生叫屈說，寫這件事時，腦子 里出現的只是蔣介石，並沒閃過一點張治中的影兒。何況書已經出來，無法再改，只能 請總理代為緩頰了。

張治中和郭沫若都屬於總理最親近的朋友這一圈裡的人物，無話不好談。總理便去 張治中家作客，不送東西，送東西就見外了，就是看望，吃頓飯。

飯後，總理說：「文白兄啊，要說有計劃有預謀燒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來討飯 吃。這段歷史還需要多解釋嗎？」

「無須再解釋。」張治中承認。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書，是怕老百姓議論猜測。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 既然書已經出來了，文白兄還是要看其主要內容和思想，個別地方說法不準確不妥當， 容他日後再版時修改，你看可好？」

「我並沒叫他焚書。」張治中終於諒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前，總理到民主人士家裡作客是常有的事。總理自己不過生 日，但很樂於為民主人士祝壽作生日。比如給傅作義過生日，我就跟隨總理去過幾次。

那時傅作義住在小醬坊衚衕，總理去時，不送壽禮，就是看望、聊天、吃飯，與往 日朋友聚會的那種親熱、密切氣氛一樣，只是多兩句加壽的吉利話而已。

這類朋友交往，總理始終保持了一諾千金。所以，只要答應去，哪怕臨時發生了再 大的事，最後還是要趕去。比如前面章節里曾寫到總理答應去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家吃 飯，大家等到晚上10點，總理仍然末到，就沒一個人腦子去想總理可能不來了，只想他 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結果，總理10點多趕到了，原來是被主席叫去了。從毛主席那 里一出來，立刻趕往楊尚奎家。所有人都堅信：「總理只要說過，就絕不會忘，一定會 來。」

總理這一生，答應過的事情忘記了，大概只有過一次。至少我們身邊工作人員在議 論中，只扯出這麼一件事。我從1940年跟隨總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應別人 以後又忘記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體活動的場合，人很多，總理不停地與人招呼，不 停地與人交談，各種信息都朝他這裡匯聚。其中就有傅作義部長，他說：「6月29日是 我生日。總理，想請您到我家裡吃頓便飯，不知行不行？」

「62歲生日，對吧？」總理連連點頭，「好，我一定去。

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義過生日還有兩個星期，到了那一天，總理恰好 忙了23個小時，上床服了安眠藥，睡覺了。

傅作義深知周恩來一諾干金，從認識起，沒出現過失信，所以生日這天作了總理來 參加的準備。工作人員提醒說：「當時只是隨口問一句，這都兩個星期了，總理會不會 忘了？」

「不會。」傅作義充滿自信，「打從我認識他，他就沒忘過事，沒失過信。」

幸虧親屬和工作人員不像傅作義與總理接觸多，他們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 隔兩個星期，總該再問問。就算對方沒忘記，兩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辦事這天還該再 邀請一下才合禮。所以，他們在中午11點給總理辦公室打來電話，話講得很巧妙：「傅 部長今天過生日，總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時間參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曆又看看小黑板，沒有記錄這項活動，也就是說，事先 沒作安排。所以總理連續工作23個小時后就上床休息了，沒有堅持28個小時，再參加一 下傅作義的生日餐，然後才休息……

不過，成元功是細心人，聽對方口氣，分明總理是答應過的，而總理又是一諾千金 的人，所以他沒有因為總理已經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說：「請等一下，我去報告。」

成元功向鄧大姐報告，鄧大姐明白總理一諾的分量，對成元功說：「告訴他們，總 理去，稍晚點兒到。」

11點半，鄧大姐將入睡不足1小時的總理喚醒。

以往，總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國家出了大事。總理眼圈充血泛紅，一邊看錶 一邊問：「有情況？」

「傅作義今天的生日，」鄧大姐問，「你是答應去吃飯了吧？」

「嗅，嗅，是答應了……兩個星期前就答應了。」總理一下子精神起來，匆忙穿衣 服，「哎呀，糟糕糟糕，怎麼會忘，怎麼會忘了呢！」

總理匆匆驅車進往小醬坊衚衕，參加傅作義將軍的生日聚餐后回來，兀自歉疚地喃 喃不已：「我活了這麼大歲數，這還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說：「反正又沒誤。」

總理不自安地說：「答應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記了，就算沒誤也是對不起人家呀，答 應了怎麼能忘記呢！」

總理就是這樣的朋友交往，一諾千金！

總理喜愛的文娛活動很多。他是個愛玩又沒時間玩的人；興趣廣泛又不能不壓制興 趣，甚至忍痛將其窒息掉。

總理喜歡唱歌、跳舞、讀小說、作詩、看電影、看戲劇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會堂，在建設工地，在許多群眾集會的場合，歷史都為我們留下了周恩來 指揮大家高歌的鏡頭。

周恩來喜歡唱歌，也喜歡聽歌。他的聽歌、唱歌有一致之處，也有不同之處。

一致之處是，他喜歡聽喜歡唱民歌，不大喜歡「洋歌」，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美 聲唱法。聽這種歌他從來不跟著唱，也不會像那樣用嗓。

他曾對我說：「這是一種很好的藝術，但不適合我。這種洋嗓子聽著不舒服，洋嗓 子和我們革命的歷史聯繫不大，喚不起美好的回憶。」

周恩來畢竟是一位職業革命家，有他獨自的經歷，當然也就有他自己的愛好和選擇。 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為好妻子，每個人還有其他性格、知識、 經歷、交往等許多考慮。聽歌唱歌也是這個道理。

周恩來喜歡聽信天游，聽到這種曲調便會生出莫名的激動，兩眼閃出濕漉漉的波光， 頭輕輕地點出節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種靜謐無言的喜悅和舒心愜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從東北到雲南，從新疆到台灣，所有的地方小調他都喜愛 聽，但極少放開喉嚨高歌，這就是聽與唱的不一致。

他喜歡高歌的是《我們走在大路上》、《社會主義好》、《長征組歌》、《洪湖赤 衛隊》、《中華兒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熱烈奔放的歌。特別是《長征組歌》和 《洪湖赤衛隊》，簡直可以說入迷上癮，時間久聽不到就難受，疲憊不堪而閉目小憩時， 嗓子里必要哼哼這些歌曲。

他愛看愛聽「長征組歌」，有演出盡量設法去看，獨個兒聽收音機，聽到組歌就會 「入歌」用手輕輕擊拍，或哼曲，或小聲跟著唱。我的記憶中，他最喜歡「毛主席用兵 真如神」這一句。無論是在劇場還是獨個兒聽收音機，聽到這裡便會擊出一個重音，無 限感慨地把頭點一點。

有一次，我見他獨個兒在辦公室聽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體各 部位都隨著音樂的節奏有所動作，彷彿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問：「總理， 這一句有什麼特別之處嗎？」

他睜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經過長征，那是聽不出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經過了長征的，但我在四方面軍，沒有跟中央紅軍行動，自然缺少總理這樣切 身的體會和感受。

對於總理的聽歌和唱歌，有人形容為：「小氣候里遲逐流動，大氣候里震蕩奔放。

對各地民歌小調，總理喜歡沉醉一般悄悄欣賞；全身心地鬆弛，獨個兒追逐體會著 那感情的跳躍，意識的流動，彷彿漸漸走入一個美妙而古樸的童話世界，充滿了花草的 溫馨和泥土的芬芳。這就是「小氣候里追逐流動。」

大氣候里震蕩奔放，那是帶著登高一呼，萬眾響應的氣勢和力量，是一名職業革命 家壯懷激烈，「仰天長嘯」的抒發情懷的表現。也是宣傳鼓動群眾與自己一樣激蕩起豪 情和熱情，團結、奮鬥、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來是位感情非常豐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來工作中的嚴肅、謹慎、 細緻，籠統到整個生活中。其實不這樣；休息時，哪怕是群眾場面，只要不是辦公事， 他都是活潑又活躍。在老幹部中，「活躍分子」是有其特定含義的，往往指革命隊伍中 上下組織，左右聯絡，出頭露面進行宣傳鼓動的同志。在中國的領袖群中，周恩來幾乎 可以稱為唯一的「活躍分子」，再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那樣常常按捺不住地放開歌喉， 甚至要指揮起成千上萬的人一道唱。更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那樣樂於自告奮勇，教同志 們唱「志在四方」，唱「長征組歌」。

過去有許多影視資料和報道文章都記錄過周恩來帶領群眾放。聲高歌的情景，無須 多講。我這裡想講一點的只是他這樣做，絲毫沒有什麼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確實是一種 感情洋溢，需要釋放的再自然不過的表現、

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1965年6月，周恩來出訪坦尚尼亞。這是中國民航第一次走出 亞洲，走向世界。飛越天險喀喇昆崙山時，總理臨窗，放眼遠望：群山綿延，突兀顛連， 好象維繫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樣機妙玄奧，深不可測；又像鑒證著大自然不可思議的 雄偉創造。冰峰林立，白雲徜徉其間；碧空萬里，與皚皚白雪上下輝映，幻化流轉著七 彩光芒。

總理的眼裡像起了驚雷電閃，光彩照人。他的胸脯開始起伏，那是激情進發前的沉 默。他連續幾次長長地嘆息，仍然無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從胸腔里發出了渾厚的低沉 的歌聲：「紅岩上紅梅開……」

他唱的第一聲像呻吟一樣帶著隆隆的胸膛共鳴音，並且馬上停住了，輕咳兩聲，好 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們一掃。我相信他是從陶醉里剛剛醒來，明白了自己是在飛機 上，是在一群隨行人員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時，千仞冰峰在腳下蛻起、躍動； 滾滾而來、層出不盡。於是，那無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噴涌而出，並且一發而不可止。 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總理是徹底放開了嗓門，歌聲縈繞在機艙里，在我們每個人心 頭引起強烈的經久不息的迴響。於是，總理的獨唱自然而然成了我們全體乘客和機組人 員的合唱：

「紅岩上紅梅開，千里冰霜腳下踩。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

總理喜歡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歡京劇及各種地方戲劇，喜歡看各種國產影片。

對於戲劇，我曾問過周恩來：「總理，你喜歡京劇還是喜歡越劇？」

總理說：「都喜歡。」

我問：「比較起來，更喜歡哪一個？」

總理一笑：「比較起來我更喜歡話劇。我在南開學校讀書時，演過話劇。那時學校 還不夠解放，男女分校，我們演劇沒有女角，就由我來扮……我們演得很成功。」

總理天天看報紙，天天必看各劇場的節目預告。無論哪一天，你隨便問總理：「今 天吉祥劇院演什麼戲？」總理肯定可以馬上告訴你。

有一次我問：「總理，你看那些劇場節目預告幹什麼？」

總理笑著嘆口氣：「看戲是享受，想戲也是一種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個總結：「很少有總理沒看過的戲，也很少有總理看完全場的戲。」

總理聽罷哈哈大笑，頻頻點頭。因為我這一句話道出了實情。總理酷愛看戲，沒有 什麼戲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個尾巴， 或者早到，看個開頭就馬上要趕去參加會，有頭有尾地看完一場戲實在太少，有數的幾 場而已。

有的老同志說我有辦法叫總理休息，其實這辦法就是「假公濟私」，「投其所好」。

什麼是「假公濟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線不分。凡有新電影，新戲劇出來， 我們總要找出各種理由原因，安排總理去審查新片新劇，並且盡量「上綱上線」，說這 是對文藝工作者是否關心、重視、支持的大問題，說作者和演員如何如何已經準備聽取 總理的意見，如果不去看就會挫傷文藝工作者的積極性，甚至是不利於黨的知識分子政 策云云。

這樣一來，總理就不審查也得審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幾個小時了。

所謂「投其所好」，就是按照總理對休息的解釋，滿足他的那種「休息」。比如把 作者、演員請到家裡來，同總理一起吃頓飯，聊聊天；自然是聊戲，聊演員的生活。這 樣聚會一次，解決了劇團的問題，也達到了讓總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讀小說對總理也是一種很好的休息和娛樂。總理早在剛剛結束童年步入少年時，就 讀完了《三國演義》、《水滸》等古典名著。他曾對我說：「讀小說和辦公，用的不是 一個腦子；辦公辦累了，看看閑書也是休息。」

總理看電影看戲看小說的故事很多，特別是文藝界人士寫過許多回憶文章。我這裡 只想講兩件事，說明我們的總理，即便休息娛樂，也保持著鮮明頑強的民族性。這對於 剛剛結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運的中國人民來說，是尤其重要的。

記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隨總理趕赴莫斯科，參加與蘇聯的談判時，中蘇正號稱 「磐石般的團結」，也就是鐵板一塊了。像我們這一層的人，單純熱情，一說蘇聯老大 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記得那時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 們就可以前仆後繼，不惜任何犧牲地衝鋒向前。他在蘇聯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國人心目 中也是神。但是，毛澤東與周恩來與我們的心態顯然不同，思考問題遠不在一個層次一 個水平線上。

毛澤東只跟斯大林談，不參加與莫洛托夫，維辛斯基等人的會談。這與其他任何社 會主義國家都不同，是第一個當仁不讓地把自己放在與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國沙文主義表現更突出 了些。毛澤東到莫斯科，離莫斯科，斯大林都沒參加迎送。這樣的結局毛澤東是不能接 受的，他那強烈而鮮明的個性，使他當面向斯大林提出請求，堅持讓斯大林去自己所指 定的地點參加中國舉辦的答謝宴會。斯大林說他從來沒有出去到別人確定的飯店去赴宴。 毛澤東堅持斯大林應該給自己一個例外。

結果，斯大林第一次屈從了別人的意志，這個人就是毛澤東。記得周恩來為此十分 興奮，對宴會作了許多具體指導。我至今鮮明地記得那天的氣氛：歡快、隆重、莊嚴。 來賓非常多，有各國大使和蘇聯的高級將領及部長們。

顯然，這些部長、高級將領、大使們也是輕易見不到斯大林，都激動得不能自己， 焦急盼望著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騰中，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大使們議論中的兩句話：

「斯大林與毛澤東相見，在世界上是開天闢地的大事。」

「毛澤東厲害，能把斯大林請出來；羅斯福和丘吉爾也沒能做到，沒能如此。」

斯大林出現時，那些大使，那些部長、將軍們都像孩子一樣爭搶著一睹斯大林風采， 並不像現在某些作品出於政治原因所描寫的那樣。我當時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發自 內心地歡呼，夾道迎著斯大林鼓掌，拚命擠前一點，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 沒有偽裝和做作，見到斯大林與毛澤東站到一起時，多少人流下了淚。真流淚假流淚， 真歡呼假歡呼，真激動假激動我還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開始一年 后，那種歡呼萬歲已是越來越假，越來越口是心非。豈止我看出來，絕大多數人都清楚， 只是不敢說或不能說罷了。

現在沒有什麼不敢說或不能說的。實事求是講，1950年我見到的所有歡呼者，流淚 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實流露，決無半點虛偽假裝。

就在這樣的中蘇友誼，這樣的熱烈親密中，總理卻沒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 車上，他連續閱讀獲斯大林獎金的小說《旅順口》。一般人讀這本書，一聽獲斯大林獎 金，便盲目跟著喝彩、叫好。周恩來沒叫好，越看越皺眉，最後把書一摔說：「滿紙胡 說八道，這種書居然還獲斯大林獎金，可見蘇聯也並不是什麼都好，什麼都對。」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戰爭緊張進行之際，周恩來的軍事秘書雷英夫擔心敵人在 遼東半島登陸，利用工作之餘讀這本《旅順口》，想從中得到一點在遼東半島設防的啟 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來聽說雷英夫對照地圖看《旅順口》，就問：「你讀這本書感 覺怎麼樣？」

「不怎麼樣。」雷英夫說，「不像外面吹捧那麼好，我是為了研究戰爭參考著看一 看。」

「這本書很糟糕。」周恩來評價說：「很糟糕的書還獲得斯大林獎金，獲得某些人 喝彩，那就更糟糕，簡直是糟糕透頂。」

「總理看過這本書？」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壞極了，有些地方簡直看不下去，真正 的中國人都會有這種感覺，不會盲目地跟著去吹噓。」周恩來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 「第一，這本書是吹噓沙俄侵略戰爭；第二，旅順口陷落時，列寧有篇文章說這是掠奪 性、反動性戰爭，這本書卻仍然大加宣揚；第三，極盡醜化中國人之能事，不是特務、 奸商，就是妓女、騙子。第四，書中歌頌的英雄馬卡洛夫，是個擁護沙皇反動統治制度 及其侵略政策的傢伙。有這4條，這本書是什麼貨色就很清楚了。他們就是改不了的大 國沙文主義！」

在那個「一邊倒」的年代，張口閉口蘇聯老大哥的年代，總理講出這樣的話，確實 給我們發熱的頭腦降了降溫。知道「斯大林獎金」也不能迷信；他們搞大國沙文主義， 搞民族主義，我們也必須堅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來的中國人民再不能有絲毫的奴顏媚 骨。

正像周恩來所說，「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在娛樂中他也從不忘記。

1954年我隨周恩來去參加日內瓦會議，出發前，他特意關照，讓把我們新拍攝的越 劇《梁山伯與祝英台》帶上。

會議期間，我們先放映了紀錄片《1952年國慶節》。這部紀錄片受到熱烈歡迎和贊 嘆，一位瑞士記者在報紙上報道說：「當全副武裝的中國軍隊和手捧鮮花的姑娘們邁著 矯健的步伐，跨進日內瓦的銀幕時，西方和東方的無冕之王們都情不自禁地一起發出輕 輕的讚歎聲。」

影片結束后，觀看影片的記者們紛紛圍過來和中國代表團的人握手祝賀，講了許多 熱情洋溢的讚美話。連英國的記者也承認：「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來看中國 了。」

但是，美國一位記者卻心懷敵意地說：「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們擔心，中國是不是 在搞軍國主義？」

情況彙報到周恩來那裡，周恩來早有準備地說：「他說我們搞軍國主義，我們就再 給他們放一部《梁山伯與祝英台》，看他們還有何感想？」

大家聽了這個決定，心裡都沒譜。前些日子周恩來請卓別林看《梁山伯與祝英台》， 客人都是文藝界或與文藝界有關的人士，這些專門人才都看懂了而且興趣很大，當時演 出效果很好。但現在請政府官員和記者看，效果會怎麼樣？是否會應了那句話——洋鬼 子看戲，傻眼了。

負責這項工作的新聞聯絡官是熊向暉同志，他對這件事有過回憶文章。為了洋鬼子 看戲不傻眼，他請英文翻譯將劇情和主要唱段寫成了一本16頁的說明書，劇名也譯成英 文《梁與祝的悲劇》。

熊向暉興沖沖地向總理彙報他創造性的工作。

「這才是黨八股呢。」周恩來沒有表揚他，反而批評說：「你也不看對象，在那裡 對牛彈琴！」

熊向暉始料不及，被批得發怔發痴。

「十幾頁的說明書，虧你想得出來。」周恩來吁口氣，放緩聲音：「我要是記者， 我就不看你那本說明，又不是上政治課，還要發講義。」

熊向暉眨眨眼，噗嗤一聲笑了：「叫我說，給洋鬼子看戲，本身就是對牛彈琴。」

周恩來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開心，不慌不忙說：「琴還是要彈，不但有政治意義， 也是傳播我們的民族文化么。問題是你怎麼彈這個琴？你用十幾頁說明書去『彈』，那 叫『亂彈琴』，我換個『彈』法就能彈通，你信不信？」

「怎麼彈？」

「你只要在請柬上寫一句話就行。」

「什麼話？」

「請你欣賞一部彩色歌劇影片——中國的《羅米歐與朱麗葉》。」

「噢……」熊向輝似有所動，點點頭又搖搖頭：「這樣……行嗎？」

周恩來把手一揮：「你就這樣辦好了，保你不會失誤。如果失誤了，我送你一瓶茅 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暉打賭似地說。如果總理的話真靈驗，輸一瓶茅台酒是 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國記者早早就都來場了，座位坐滿，過道也站了人。看來，都想看看 中國怎麼也有個羅米歐與朱麗葉？總理這個法子想得不錯，有懸念，吊胃口，可是，成 功不成功還得看過電影才能下結論……

開演幾分鐘后，奇迹發生了。觀眾並沒「大失所望」地離開或不滿地發牢騷，這次 全場靜悄悄，觀眾都如石雕一般紋絲不動，靈魂早巳進入影片劇情之中。看來人類不分 種族膚色，不分地區時代，不分階級信仰，確實存在著某些共同的屬於全人類的情感和 思想。《梁山伯與祝英台》和《羅米歐與朱麗葉》都是循著這種人類共同的情感發展著 故事，所以，無論白皮膚、黑皮膚、黃皮膚，大家都被劇情所吸引，為絢麗繽紛的畫面 所陶醉，為溫馨委婉的唱腔所傾倒，為飄逸裊娜的舞姿所征服，更為人類歷史上，任何 地區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無法躲過的愛情悲劇所感動。當演到「哭墳」和「化蝶」時， 觀眾的情緒也達到頂點，影院里一片抽泣聲……

影片結束后，華燈復明。一個極少見的情景展現在我們面前：如痴如醉的觀眾還沉 浸在梁山伯與祝英台深摯哀怨的愛情悲劇之中，為他們的悲劇流淚不止。這種悲傷的默 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鐘，什麼人鼓了一聲掌，剎那間像起了暴風驟雨，熱烈的掌聲經久 不息，並且伴隨了陣陣的歡呼聲。

英國記者說：「太美了，比莎士比亞的《羅米歐與朱麗葉》更感人！」

比利時一位記者說：—「簡直忘了是在看電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邊。」

一位印度記者說：「中國還在朝鮮戰爭和土地革命中，這種時期就拍出這樣充滿美 好感情的影片，這一點比電影本身更有意義。」

而所有這些對中國戲劇中國文化的認識和理解，確實是靠了總理那一句話。

而這一句話，又說明總理．對我們民族，對世界各民族，對整個人類，有著何等深 刻的認識和理解啊！

在總理的文娛活動中，還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作詩。可以說，從1940年我到他身 邊，直至他老人家去世，總理基本沒有停止過作詩。不過，從我來到他身邊后，基本也 沒見過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詩。

現在公開發表的周恩來的詩作，都是他年輕時的作品。其實，他當總理以後作詩， 遠比青年時期作詩多，特別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詞，並將新詩寫下來。

總理一般是作格律詩，偶爾也作自由體詩。他對古詩詞非常熟悉，無論我們提到哪 首詩詞，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誦下來，當我們為此驚訝時，他總是很動感情地說：「這要 感謝我的母親，4歲時她就教我識字，5歲時已經教我背誦了幾十首唐詩……」

我常想，周恩來的喜歡讀詩作詩，是否與他的母親有關？他在讀詩作詩的時候一定 可以尋找回來那遙遠的記憶，重新感受母親的慈愛與保護，重新從母親那裡得到新的啟 示……

周恩來作詩，或者是對什麼事有感，對什麼人有感，對什麼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 席或陳毅或董必武等戰友的新詩，反覆品味之後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詩，吃飯走路乘 車這種時間就會被充分利用起來，嘴裡偶爾吟出一句。這樣的一天忙裡抽空兒，反覆索 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詩就出來了。

他作的新詩都是一揮而就地寫在紙上，然後獨個兒拿起來欣賞、品味，偶爾也提筆 改幾下。我們只能遠遠看那詩行，偶爾聽他吟出一句，無法拿過來細細欣賞，他就像秘 密地藏著什麼珍寶一樣不願叫外人看。

他把作詩當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無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 許多小碎塊，再將小碎塊一疊疊分別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無法拼對起來時， 才用手弄成雪片飄落一般扔進廢紙簍。

總理心細，作詩極講平壓工對押韻，撕碎時也從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將他的詩作 拼對出來。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這樣，不願留詩給後人。

外出參觀遊覽，所過名勝古迹的工作人員都希望他留下墨跡。他一概拒絕：「找郭 老去，叫郭老寫。」

我很後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詩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紙袋裝好，現在將這上百紙袋的 「碎詩」交有關部門，一定能拼對出來，從中定可以進一步了解總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來會下棋，象棋、圍棋、國際象棋都會下，還會打橋牌，在重慶與董必武等同 志玩過，後來都「戒」了。

總理對「戒棋」「戒牌」的解釋只有三個字：「沒時間」。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減輕一些痛苦，我們拉他玩牌。他 在「戒棋」「戒牌」20多年後又拾起來了。他很會算牌，隨隨便便就能贏了我們這些認 認真真的人。贏了便輕聲一笑，沒有精力多說話。

只有一次，他看看錶，說：「下棋打牌，過時間不覺，有個故事說，樵夫看兩個老 頭下棋，一盤棋下完，身旁的斧頭把兒已經爛了。這盤棋下了多少年？幹事業的年華， 千萬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娛活動中，總理最喜歡的似乎還要算跳舞。我們也喜歡讓總理多跳舞。這項活 動後來被我們稱為「三結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結合，而是：文娛、 體育、工作的三結合。

跳舞本身既是娛樂活動，又能鍛煉身體，這是無須解釋就很明白的事。醫生主張總 理每天跳一場舞，活動活動身體各部的肌肉關節。但他太忙，做不到。

總理跳舞極少去春藕齋，一般是在紫光閣和人大會堂山東廳。50年代在北京飯店也 常跳。到這些地方來跳舞的還有李先念、陳毅、余秋里、何長工、呂正操等國務院及各 部領導。舞會8點開始，總理如果參加，常常10點左右到，跳幾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 瀟灑，會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樣，不像毛主席、朱老總那麼單調地踩點走步。

總理跳舞從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團來的那些女演員，盡量勤換舞伴，滿足盡 可能多的女演員「陪總理跳一圈」的願望。

總理參加舞會，首先是作為社交的場合與機會，不忘結交朋友，不忘調查研究，不 忘討論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來必要同國務院機關和各部委領導打招呼，通報情況。若是有大事 複雜的事，就在舞會休息時將有關領導叫入舞廳旁的小屋裡談話。跳舞時，周恩來換舞 伴勤，也包含有多認時人，多聽到一些情況的考慮。

每次跳舞，對於新舞伴，周恩來必要問姓名、年齡、工作單位，對單位里的領導及 工作有什麼意見？等等。對於認識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藝政策方面的問題，徵求 意見，或者將自己考慮中的有關文藝工作的內容講出來聽聽群眾意見。

總理在跳舞中是怎樣調查研究，怎樣做工作呢？隨便舉個例子。

鄭淑雲是總理的保健護士。她第一次見總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場上。談話是在舞 會休息時開始的。

「你什麼時候來北戴河的啊？」周恩來問過姓名、年齡及家庭情況后，放慢了講話 速度。

「中央異地辦公，從開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們一起過來了。」

「這個地區的地方病是什麼？」

「哎呀，不知道……」

「你是醫務工作者，領導沒給你介紹嗎？」

「光是從安全方面介紹一下，地方病可沒說。」

「沒介紹你也沒調查？這就是問題。安全也要以預防為主。到一個地方就要調查研 究這個地方的狀況，作為醫務人員特別應該查清這個地方的發病情況，這樣才好開展工 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說對不對？」

「對的。」

「那麼地圖你看仔細了？」

「看了，否則找不到首長。在杭州我給羅部長做蠟療就迷了路，摸黑轉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么，吃一塹長一智，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開始了。總理，你去跳舞吧。」

「你會跳嗎？」

「我不會。」

「一次沒跳過？」

「跳過兩次，也是人家帶著我……」

「那好，這次我帶你，我來教你跳。」

「哎呀，我，我會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來把頭稍稍後仰，一邊笑一邊指鄭淑雲腳下：「不要緊么，你穿 的是軟膠鞋。」

鄭淑雲臉紅了，把手遞給周恩來。跳出第一步時，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帶 我跳會很累的。」

周恩來放低了嗓門，小聲說：「放心跳吧，累點正好運動。」

像周恩來那樣的大工作量，若不搞點運動，若不堅持體育鍛煉，是無法長期勝任的。

每周的周末舞會，周恩來去跳幾圈；每天起床后，從第一辦公室出來，做5分鐘的 自編體操；如果只是這一點運動，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來還有其他許多運動方式。

第一種運動是辦公室里的運動。這就是前面章節里寫到的5分鐘自編體操以及辦公 疲勞時，起身繞辦公桌快走幾圈。除此兩項運動外，第三項運動是踢室內足球。

天津人愛踢球。建國初期，天津的足球是很有名氣的。周恩來在天津讀書時就喜歡 踢球，當總理后，醫生和身邊工作人員天天要求他保證運動，他就想到踢球上，買來一 個足球。他沒有時間去足球場踢，他的年齡和工作情況也不允許他去踢比賽，他就想出 了踢室內球的辦法。

這辦法也簡單，就是辦公室的一面山牆騰出一塊空地方，不放辦公用具。他的那個 足球，少打一點氣，彈性不要大，然後放在辦公室內。每天工作累了，周圍人一再勸他 活動活動時，他就起身，兩腳盤帶足球，在那幾平尺的小天地里激烈運動一番，時時朝 牆上射門。球沒氣，彈不遠，每次射到牆上都能及時用腳控制住球，不會碰壞門窗或辦 公桌上的東西。

不要小瞧這種運動，由於動作的迅速，活動量是相當大的，不要說總理那樣的高齡， 就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陪他練5分鐘，也會流出汗來。周恩來有時踢球要個「陪練」， 攔在那堵山牆前，總理盤帶過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輸一分；如果晃閃過對方，把球帶 過人，射到牆上，那就贏一分。

這項運動總理很喜好，堅持很長時間。因為他的運動同他的睡眠一樣，必須圍繞工 作進行。室內足球不受時間空間限制，有幾尺地面就可以運動起來，見縫插針，效果很 好。

除了足球，總理還喜歡玩玩「衛生球」。

總理的喜歡玩乒乓球，同庄則棟、李富榮、徐寅生那批優秀球員為國爭光是分不開 的。這批運動員打出了國家和中國人民的威風，吸引得像董必武這樣古香古色的老人， 也扔下毛筆，去玩了一段時間的乒乓球。周總理這樣更具現代色彩的領導人，當然要比 毛澤東、董必武這些老派些的領導人玩得多些，好些。

總理的不利條件在那條傷臂。由於右臂在延安摔傷后，接骨不正，落下殘疾。他的 右臂彎不到頭，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180度彎臂直臂，他只能在彎曲30度，伸直 到150度這樣的範圍里正常發揮，超過就要活動受限。

總理難得有時間玩玩球，主要在飯前飯後的10分鐘左右，在我們一再勸說下，可以 答應一聲：「好，玩幾下衛生球。」

講「衛生球」，無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總理打球是件高興事，因為我們太愛他了， 我們所有工作人員的自我感覺是超過世上任何一種愛，無論什麼事情，只要對總理有好 處，只要有利於他的休息或健康，那麼，再小的事我們也願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會 產生幸福和愉快。

我們都搶著和總理打球，為了不讓他打著費勁，常常有意將球往他右手附近的檯面 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於重扣或抽殺。球的位置合適時，總理常常能抽殺出第 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總理沒有抽殺，左手將「衛生球」一把撈過來，沖著對家嚷：「不幹不幹， 盡給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顧球，我能夠輸得起。」

總理認真得很，我們只好更認真地對待，既要真打，不讓總理覺得是讓球，又不能 一下子打死，必須給總理一定的招架和還手餘地。這種球打得艱難而又令人興奮不已。

每逢球下網或出界，總理常常顯出一臉的惋惜：「哎呀，輸了，輸了！」如果一記 重扣或一個大力抽殺擊中了，我們未能接回去，總理會為自己漂亮瀟灑的擊球歡呼鼓掌： 「打中了，漂亮！」「你輸了，哈哈，你輸了！」

總理喜歡玩幾下乒乓球，更喜歡看別人打乒乓球，特別是國內外有乒乓球大賽時， 賀老總都要派人給總理送幾份秩序冊。冊子上詳細列出分組情況，誰與誰對陣，怎樣淘 汰怎樣出線。總理看得非常細。

到了比賽開始，那個冊子每天擺在總理的辦公桌上，他每天在辦公桌旁一坐，總要 先問問：「誰被淘汰了？」「誰出線了？」「下一輪誰跟誰比？」

我們隨時將進展情況報告他，幫他用紅筆勾出來。他一邊聽報告，一邊自己也動手， 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對陣關係，那種認真關心的勁頭兒，不亞於處理軍國大事。

偶爾我們也勸總理一聲：「有時間勾他們，不如咱們多打兩下呢，咱們還是以鍛煉 身體為主。」

總理笑著說：「歷來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這也是運動，這樣緊張一下，轉回頭再 辦公，精力特別足。」

總理打球、看球都是圍繞工作運轉，如果影響了工作他是決不答應的。

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之後，全國乒乓球熱升溫到最高，點，西花廳里的秘書們 打球也打到了最高潮。

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書忽然驚叫起來：「哎呀，不好了！把一件 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還是把事情誤了。

這下子惹火了周恩來，將全體工作人員召集一起，狠狠批評了一番。大家心裡都不 好受，挨著做檢查，保證引以為戒，不再發生類似情況。

於是，總理態度緩和下來，望著大家，帶出感慨萬千的語氣：「唉，時間不饒人哪。 你們看，你們年輕輕跟了我，現在都有了白髮。我也老了……記性都衰退了。」他朝我 吩咐一聲，讓把準備好的小筆記本取來，親手發給每個秘書，然後宣布：「以後你們就 用這個本子備忘。我交待的事，外面反映來的重大事情，你們就把它記下來，不要再誤 事。」

打乒乓球之外，總理還曾想增加一項游泳運動。

1954年在廣州，毛澤東每天去越秀公園游泳，都要請總理一道去。總理也下過幾次 水，似乎有了一些興趣。他曾表示態度：「我聽你們的，爭取學會游泳。」

為了教會總理游泳，還為他請來體委一位同志當教員。教員當然積極性很高，很快 教會總理在水中憋氣，並漂起來。可是再往下學，他那隻伸不直的右臂便帶來一些不便。 興趣有點減弱。但並沒停止學習，廬山會議時，有點空閑時間他又下兩次水。

當時北京醫院的院長是周澤召先生。有次總理游泳上來，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長 發現總理腳底出現許多小紅點。他就替總理做了一下檢查，說總理的身體不適合游泳， 以後還是少游，最好不游。否則不利於健康。

以後，總理就放棄了游泳這項運動。雖然這項運動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長多數 都學會游泳，並且熱情很高，總理卻退出了這支游泳大軍。無論在北戴河、廣州還是北 京，他最多不過坐在岸上看看別人游。偶爾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 中南海劃過幾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總理將一切體育鍛煉都停了，只剩了一種運動，就是 從這個「救火現場」趕到那個「救火現場」，這種匆匆趕赴現場的急行，客觀起到一種 體育鍛煉的作用。

但由於「救火」的心焦情急，這種「運動」對身體其實是弊大於利。都說「文化大 革命」如火如荼，這種「救火」沒完沒了，一個比一個急。都說總理是累死的，這話一 點不假。

在我的記憶中，「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總理的休息有時已經是帶了搶救性質。

1967年春天的廣交會上，紅衛兵要砸爛廣交會，總理輪流找各派紅衛兵談話，作他 們的工作，30小時沒離開現場，沒停止談話。勸說完紅衛兵，接著又連續工作70多小時， 前後達100多小時沒睡一覺，沒休息一刻。

他在辦公桌前突然面色蒼白，額上沁出一層冷汗；由於痛苦，臉上的肌肉繃緊，嘴 巴抽縮著想挺過去那難忍的胸悶和心絞痛。

保健醫生張佐良聞訊起來，一摸脈搏，早搏很多。馬上給總理做心電圖。當時301 醫院的一位專家黃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廣州的小島療養，張醫生就拿著心電圖給黃教 授看，確實早搏頻繁。兩個人研究之後，決定給總理用藥和吸氧。

從此，總理每天多了一項幫助他休息並恢復精力的內容，就是睡覺前吸一會兒氧， 改善血液的供氧狀況，以維持他超負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總理仍然發生過幾次缺氧和心臟病發作。比如紅衛兵火燒英代辦處 那次，總理又急又氣憤又過度勞累，心臟病就發作了。醫生進行了搶救。

對於久坐不動或少動的人，洗澡無疑也是一種很好的休息。毛；澤東就是堅持搓澡。 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後，由於年歲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 身血液流暢，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來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衛士侍候，由衛士幫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 從不要人幫忙。

在他發生過兩次心臟病後，大家就都擔心了。總理畢竟年事已高，身體遠不能比當 年，萬一洗澡出了什麼事，外邊不知道，這個責任可不得了。

我們與保健醫生商量后，決定以後不能再讓總理一個人洗澡。第一次幫總理洗澡是 張醫生和衛士小高去的。他們進入衛生間時，見總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幫忙。

「我沒事，你們去，我不習慣，我自己能洗。」周總理不讓外人幫忙。

「總理，你心臟不大好，萬一犯病身邊沒人怎麼行？」張醫生勸說：「我們已經進 來了，還是幫你一把吧。」

說話間，小高已經動手幫總理搓泥。在這種情況下，總理才勉強接受了服務。

從此，我們再沒讓總理一個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張醫生，總要有人陪他進衛生問。 而這時，總理實際上已經患了癌症，在我們開始幫他洗澡前，就已經查出了癌細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總理又是工作30多小時沒休息。我忍無可忍地進去說：「總 理，你必須休息了……」

總理從眼鏡框的上邊望住我，小聲說：「我去休息，這些工作你替我辦哪？」

我站在那裡，一句話也說不出了。

總理終於離開了我們，但他的聲音天天在我耳邊迴響：

「我去休息，這些工作你替我辦哪？」